不过，盛宣怀早已看出李鸿章是强弩之末了。即便他宝刀不老，依然能迅速化解危机，完成议和任务，也必定会大损国威。毕竟，洋人在义和团手里吃了亏，这笔账肯定要问朝廷讨回来的。李鸿章纵使再过资深，但处在如此弱势的地位，不答应他们一些要求，议和必定是难以达成的。事实上，李鸿章在北上赴职途径上海的时候，就密会了盛宣怀，当时就已经向盛透露了自己的绝望：“和局定，我必死。”
因此，盛宣怀一早就开始物色一个能够接替李中堂的铁腕人物以继承李鸿章倒下之后的空缺。而同出一门的袁世凯，与他“交情甚笃”，他们在有关时局的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也基本相同；而且袁世凯经营山东数年，在实力和声望方面积累了相当的资本，仅他掌握下的山东各地的旧军以及新练的武卫右军就已有近两万众，这在当时已是一支不小的力量。看来，这个人非袁世凯莫属了。在李鸿章北上还没几日，他就在给袁世凯的一封信函中明明白白写道：“合肥老矣，旋乾转坤，中外推公。”
事实上，当八国联军紧逼北京时，朝廷惊慌失措，直隶一篇混乱。盛宣怀就已经带头提倡议，并由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联名致电袁世凯，请他率兵北上进京，以“清君侧”。但袁世凯不想冒得罪京城里的顽固派的风险。在他看来，与其孤注一掷，插手乱局，不如暂时拥兵济南，坐观成败，等待时机。于是，他借口“恐中途先败，实难照搬”，推托了过去。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缔结。两个月后，李鸿章果然走上了自己预言中的道路，他一病不起，最终在全国一片唾骂声中吐血而亡。就在李鸿章临死之日，盛宣怀电告袁世凯：“傅相昨日两点钟不能言，神气恍惚，病势甚危，北门锁钥，微公莫属。”所谓“北门锁钥”，指的就是北洋大臣的位子。同一天（1901年11月7日），他又致电王文韶，向朝廷推荐袁世凯：“直督一席，慰庭颇负众望。”
当时朝廷正在为是否与俄国签约头痛，盛宣怀也就这件事上指出了袁世凯的优势：现在“俄约未定，天津未还”。“商约亦吃重……西人最势利，商务大臣既出缺，若再另简，势必难办，外而轻视，内而掣肘，皆可虑也”，而袁世凯既熟悉洋务，又握有重兵，只有让袁世凯继位直督，才能一举达到既拒签俄约，又能要回被联军占据的直督所在地天津的目的。
这个时候，慈禧和光绪帝正行进在“西狩”回京的途中。天下还不太平，八国联军还在天津耀武扬威；直隶的义和团也还在闹腾；大批溃散的淮军游勇处于直隶各州县，群龙无首。朝廷也知道直隶不可以一日无督，所以就在李鸿章去世当天急不可待地让袁世凯上了位。
但袁世凯不是一个愿意乖乖受人摆布，人家想把他搁哪儿就能搁哪儿的人。虽然能够坐上直隶总督的位子是一步登天了，但对于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东，他是不想放手的。思前想后，他还是表示自己“断难”接受直督的重任。跟他深交这么多年，盛宣怀立即摸到了袁世凯的小九九，马上从中通融斡旋，让朝廷既满足袁世凯要的直督权力，同时又不卸掉他在山东的权力。朝廷果然服软，同意让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大权之外，还握有山东巡抚的实权。
虽然把袁世凯推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绝不是盛宣怀一个人的功劳。当时的德国公使穆默曾专程跑到武汉，敦促张之洞为此事上奏朝廷。而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亲贵集团也早就对袁世凯的才干多有好感，而李鸿章临终前又有“环顾守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口授保荐遗书。但是，如果没有盛宣怀在李鸿章死前就大造直督一位“中外推公”的舆论，然后又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为“袁继李位”穿针引线，推波助澜，做了大量工作，造成直隶总督“非袁莫属”的共识，那袁世凯的继任未必有水到渠成那么简单。
强大的北洋新军
光光是直隶总督的位子，也毕竟只是个政治上的位子，没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坐着既不安稳又不舒服，受人牵制是难免的。李鸿章因为手里有北洋的军事实力，所以坐着这个位子游刃有余，而荣禄坐着就有点不那么瓷实了，而王文韶在这个位子上更是感觉有点苍蝇套豆壳的感觉。轮到袁世凯的时候，他当然不想当个空架子。军队，对他这个本来就崇尚武力，继承了北洋军脉的人来说，那是必不可少的。
1901年1月29日，还在西安的慈禧太后终于体会到老那么顽固不肯变革，那这样的逃亡永远不会停止。她或许有点后悔，当年康有为他们的那些事，虽然讨人厌，但如果照他们的法子搞下去，说不定还真能避免如今的难堪。痛定思痛，最后，她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朝廷也陆续颁布了整顿吏治，改革官制，改定刑律，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办理警务，准许满汉通婚，奖励实业，改革军队等多方面的法令。于是，戊戌那年的改革又重新启动了作为洋务主心骨李鸿章培养起来的人，袁世凯对于近代化改革当然是一贯赞成的，其实，早在当山东巡抚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些有点激进的改革事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省城济南设置大学堂。没想到吧，袁世凯还是一个教育家。不仅如此，袁世凯没有中国士大夫阶级都有的浓厚的重农轻商观念，他认为商业发达可以富国裕民，所以他在山东农商并重，首创了商务总局，并任命自己的老助手唐绍仪任总司局务。
当然，袁世凯在山东并没有待太长的时间，所有的新政举措都只是开了个头，他真正大刀阔斧的改革事业是在当上直隶总督之后干起来的。而其中，对袁世凯而言，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是编练新军。
1902年年初，袁世凯这个直隶总督正式兼任督办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负责新式军编练工作。没过多久，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对袁世凯而言，“新政”无疑又是一次扩充实力的机会！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袁世凯，对于“新政”最重视的当然还是军事改革，编练新军。
朝廷在庚子年的战争中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实力是有点绝望了，所以，为了拯救社稷，从1901年开始，清廷就已经再三下令各省对原有旧军队进行整顿，汰弱留强，编练适应近代化战争的新军。朝廷的这个大政策背景给了袁世凯扩充自己袁家军的机会，何况他又是练兵大臣。
当年在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再到武卫右军，规模都不大，还都只不过是荣禄手下的一支军队而已。但谁曾想到，经过庚子年这么一闹，他的武卫右军竟成了帝国中唯一可以依赖的精锐。如今，位高权重的袁世凯自然可以用心去打造一支更强大、更凶悍的军队！
1902年2月，袁世凯命人在当年小站新建陆军的募兵章程基础上，参考了德、日军队制度，制定了一套更科学的士兵招募、训练办法。
他对兵源的素质非常重视，他需要的是精壮的青年男人，病夫统统回避。不仅重视士兵的身体素质，他对士兵的出身是不是“根正苗红”也是很看重的，毕竟打仗不是请客喝茶，而是要操家伙杀人的，万一招进个神经病，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他要求新招募的士兵必须有固定的户籍，溃勇、游民一律不要。
清代的士兵，尤其是绿营兵，长期以来工资就很低，社会地位也很低，他们的家属也是连同着吃苦受累。袁世凯对此也非常重视，他明白一个道理：只有真正提高士兵待遇，才能让他们真正为你卖命。
按照他设定的制度，头目（班长）每月的饷银为五两，正兵每月四两二钱，但每个月要扣留头目一两五钱，扣正兵一两，每半年派人发给家属；他还要求地方官对士兵家属也要妥善保护，不能让土豪地痞欺负他们，如果有军属要打官司，地方官应该予以优待；而且，每名士兵还被准许免掉三十亩的差徭。
袁世凯的这套方案，基本上是仿照了西方的征兵制度，这样可以让士兵同过去那种雇佣兵身份划清界限。提高士兵的待遇，保证军属的地位，有了这样得人心的政策，袁宫保手下的兵对他当然死心塌地，他的新军练不好那才怪！
练兵得花钱，袁世凯等兵一募集整齐，他马上上奏朝廷伸手要钱。看着这六千条保家卫国的精壮汉子，刚在洋人那里吃过亏、急于要振兴军事的朝廷能拒绝吗？于是，清廷立即下令有关部门给足袁世凯军饷，如果不够的话，各地的督抚也得帮着凑点。
有兵有钱，接下来练兵的事就全看袁世凯自己的了。1902年6月，袁世凯在保定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军政司”，这是整个直隶新军的治军领导机关，他自己就是督办。他命令幕僚参照德日以及欧美的制度，制订了一整套制度，把军队分成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类。他改变了以前清朝军队的编制一般以营为单位的做法，他的常备兵的编制以两镇（镇相当于师）为一军，每镇辖步队二协，马队一标，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全镇官兵共12512名。所谓镇、协、标、营、队相当于现在的师、旅、团、营、连。两镇为一军，统率这一军的名叫总统或军统。另外还有一种混成协，是由不同兵种混合组成的一个旅，其规模比普通旅大。
因为袁世凯把自己的这支新军称为“北洋常备军”，从此“北洋军”的名称开始广为流传。北洋常备军可以算作中国正式陆军的开端，袁世凯计划先编成北洋常备新军左镇和常备新军右镇两个军制。
1902年当年，北洋常备军左镇首先练成，袁世凯的翅膀终于硬了！
到1908年被倒袁派逼迫下野之前，袁世凯一直占据了清廷的机要位置。这段时期他做了许多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保定编练的这支北洋常备军，这支军队是后来纵横中国几十年的北洋陆军的基石，拥有了这支军队，袁世凯对于中国的支配能力完全上了另一个台阶。没有这支军队，他能在辛亥年的动乱中，成为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的关键性力量？能够对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其次，1905年，两次科举不第的大官——袁世凯和张之洞——一起废除了代表着一千多年来文官制度的科举取士，让天下读书人一下子都失去了前进的目标，进而在难以排遣的苦闷中，他们慢慢与通过读书求功名来取得荣华富贵的热望以及与此相辅相成的忠君顺服的意识渐行渐远，转而向革命的意识形态索取个人名利或治国平天下的真经。相比这两项变革，袁世凯后来开办武备学堂、建造京张铁路、引进无线电报以及1907年进入军机处后的种种作为似乎显得有些渺小了。
这7年中，袁世凯让整个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像辛亥年那样剧烈而震撼，但他主导的这些变化对辛亥的那场变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较之辛亥年再次被盛宣怀推上台后为中国的命运做出的抉择，袁世凯在这七年中的所作所为具有更深刻和更重要的意义。如果他在这7年中一事无成，那1911年的时候，他也没有机会再次上台，也没有实力替中国决定她的命运。
的确，1911年袁世凯的上台直接导致了清廷的倒台，但这次变动的根基却是1901年盛宣怀第一次推袁上台时打下的。
兄弟阋墙
盛宣怀这么推崇袁世凯，当然觉得自己作为他平步青云的幕后推手，一定能够得到袁世凯日后的报答，尤其是在他搞实业方面的支持。在他的眼里，袁世凯应该是嬴政，而自己，则是吕不韦。对于“奇货可居”的袁世凯，盛宣怀是打算栽培到底的，他估计自己的经济掌控能力不亚于吕不韦，应该能够培养出一个不亚于嬴政的中国主宰者。
但“奇货”总是奇在他让你永远想不到他的真实想法，总会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让你惊奇万分。“奇货”奇到后来，基本上总会变成“棘手货”。嬴政是如此，袁世凯更是如此。
袁世凯上了位之后，他的权力欲就更被挑拨地肆无忌惮地熊熊燃烧起来。他的确已经控制了清朝的军政，但是，财源呢？没有钱，什么都是空的。要真正掌握中国的命运，盛宣怀手里的洋务企业是必不可少的。
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项事业，虽然没有铁路或者银行那样之于全国经济和政治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但它们却是盛宣怀经营得最久，也是最有“生利”把握的两家企业。尤其是考虑到盛宣怀为了兴办这两家企业并取得控制权，花费了多大力气，那他视着两家企业为掌上明珠的钟爱是可以理解的。他在轮船招商局中可谓是受尽了排挤，几番折腾之后，总算登上了督办的位子。而电报局，更是他千辛万苦从胡雪岩和左宗棠口中夺下来的。事实上，他一向把这两家企业视为自己的根基。
但这两家企业毕竟名义上是“北洋”办的，盛宣怀也是要唯北洋大臣马首是瞻的。前面也讲到，对于洋务和经营十分在行的李鸿章在位时对于这几家企业的监督让盛宣怀很不舒服。但随着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失势，盛宣怀已经逐渐把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毕竟，接替李鸿章的王文韶、荣禄无论在业务上还是手段上，远远没有达到李鸿章的级别。当轮到袁世凯上台时，名义上官督商办的轮、电二局实际上早与“北洋”脱钩，成了盛宣怀的囊中之物。而袁世凯在得到盛宣怀的帮助，登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商务大臣的权位之后，在经济方面的关注要远远多于以前在山东经营一方军政的时候。他需要钱，需要能生利的机器，能下“金蛋”的母鸡。名义上应该为北洋大臣管辖的轮、电二局，自然首先蹦入了他的眼中。
轮船招商局
一个有钱，一个缺钱。俗话说“谈钱伤感情”，但这对本来要好得不得了的兄弟俩，注定要为这么俗的一件事搞得感情破裂，分道扬镳。
1902年10月24日，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在上海病逝，老头活了80多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算高寿了。按当时的惯例，盛宣怀应该主动请求朝廷“开去”他的本兼个差，以便安心“守制”，为其父居丧27个月。古代人的确是孝顺，父母死了要请那么长时间的假。对于一般的官员来说，这段时间是调养生息、韬光养晦的好时机，但对身上背负着无数肥差的盛宣怀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一旦离开岗位20多个月，那等他回来的时候，这些重要位子早就被那些虎视眈眈的人瓜分殆尽了。事实上，早在1898年，他的密友郑观应就曾经提醒过他要防备有人在打轮、电二局的主意。不过，在当时，除了掌握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商务大臣，一般人还不足以对盛宣怀构成威胁。
清廷中枢其实也早就在觊觎轮、电两局了，如果能够把这两家企业的钱拿来补贴国库，那是很划得来的。但因为盛宣怀功劳大，水平高，要剥夺他在这两家企业的主导权，清廷也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这下好了，你老爸过世了，你可不能违背了“开缺守制”的规矩啊。这样吧，铁路督办的职位朝廷给你保留着，其他各差，包括轮、电两局你就不用费心了，朝廷会派人打理的。朝廷的算盘是可以拿两局的钱“归入户部筹饷”之用。王文韶在10月26日还安慰盛宣怀，“以忧去官，心安理得”，示意他听从朝廷安排。
盛宣怀一听，当然要坚决反对了。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好哥们儿袁世凯替自己撑腰。事实上，就在老爸去世的第二天，盛宣怀就已经给亲如兄弟的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倾诉丧父之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把袁世凯列为了李鸿章之后的自己生平第二号“知己”：“宣怀遭此事变，万死莫赎。生平知己，文忠而后莫如我公。”
他的确是把袁世凯当做了自己亲兄弟在看待，绝对地对他倾诉衷肠。为了能在朝廷上得到他的支持，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盛宣怀还在电报里说道：“现在商约尚未竣事，铁路、商务责任重大，均宜遴派贤员迅速接办，伏乞密电政府主持，叩头感泣。”虽然他说得冠冕堂皇，好像的确要退隐一般，但袁世凯哪里会不知道盛宣怀心中难以割舍的情怀，他当天就回电答复盛宣怀。他先是对盛父的去世表达了哀痛之情，接着又以“知己”的身份劝盛宣怀要节哀，“务望为国自重，勉相抑制，是所至祷，商约、商务、铁路诸务，均关重要。即公自揣，亦复难得替人”。
看看，话说得多有水平啊。明明知道盛宣怀不想放手，只是故作让贤的姿态，袁世凯马上表态，坚定地支持他干下去，因为没有人替得了他。听了这话，盛宣怀应该踏实了很多。
所以，当朝廷打算派张翼去督办轮、电二局的时候，他又立刻去找袁世凯商量：“轮、电发端于北洋，宣怀系文忠所委，并非钦派。甲申马建忠将轮局卖与旗昌，宣怀收回后，公款全数还清，患归商办。电线则因英丹侵入，内地与各国订立合同，庚子南北音断，借款特造海线，并托大东北代造京沽陆线，现已议收回。二十余年不过坚忍办事而已。至于利息盈亏，皆股商所受。局外不知，辄以独揽利权为诟病。时局如此，亦愿藉此卸肩。公督办商务，此为中国已成之局，公既意在维持，愿勿令其再蹈开平覆辙。伏乞主持公论。”
盛宣怀在电报里首先为自己的身份和功劳诉说了一通，然后又说自己付出了这么多辛苦，得利的是股商，说他自己一人独揽利权，是别人给他扣的屎盆子。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把两局收归“官办”。他所说的“卸肩”，当然不可能是真实意思，只不过是发发牢骚之而已。这封电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求袁世凯这个好哥们儿要及时站出来，为自己主持正义。既然你袁世凯在我的抬举下当上了北洋和商务大臣，你就应该维护商务不致受损，就应该制止重蹈“开平覆辙”。所谓“开平覆辙”就是指张翼把开平煤矿的利权拱手出卖给英国人的事。盛宣怀在这里揭张翼的老底，就是挑明了让张翼这种人来督办轮、电二局，最后他还是会把这两家企业卖给外国人的。
看到这么多人都争着抢着要轮、电二局，袁世凯即使原先没这打算，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得不掂量掂量这两家企业的价值了。他当然不同意由清廷把两局收归官办，让张翼来接管。但是，要他如盛宣怀所希望的那样站出来“主持公论”，也是不太现实的。不过盛宣怀的那句轮、电二局“发端于北洋”一语却说到了他的心窝里了。两局既然是从北洋“发端”的，那么现在仍归发端者北洋，是名正言顺的事。他随即回电盛宣怀说：“留侯（指张翼）接局，鄙人断不谓然。在津伊曾劝北洋收回，辞以不暇兼顾，因而自谋亦在意中，然内未必予之。因而当电京阻止。”
这段话再次显示了袁世凯高超的语言技巧，一方面，他让盛宣怀放心，他对张翼接管的事绝不答应。但另一方面，他又暗示盛宣怀，轮、电二局完全可以由北洋“收回”，只不过当时他忙不过来就没有答应下来。他的潜台词是：北洋收回轮、电二局本是理所应当的，当初因为“不暇兼顾”而没有收回，现在张翼竟然要趁机夺取，那只好由北洋出面接管了。在跟盛宣怀通气的同时，袁世凯又电告主持招商局事务的沈能虎，表达了“商局创自北洋，拟奏请仍归北洋维持”的意向。
盛宣怀接到袁世凯的回电，当即倒吸一口凉气。原来真正的危险不是张翼，而是被他寄予“主持公论”厚望的袁世凯。在他的掌控下，轮、电二局要被张翼夺走似乎不太可能，但“仍由北洋维持”却真的是极有可能的。但他对袁世凯还是抱有希望的，但愿袁所说的“仍由北洋维持”，只不过是仍然如以前一样由北洋大臣委派一个名义上的总办来走走过场，而具体事务仍然由自己主持，且并不改变商办体质，一切都仍然由股商自行经营。1902年12月，在给王文韶的电文中他请王中堂主持公论：如果袁世凯一定要将轮、电二局收归北洋，那也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北洋仍然如同从前，“不过会委总办，毫不掣肘”。
但他还是失算了。在袁世凯看来，两局由北洋收回维持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轮、电两大企业对于他攫取利源、掌握洋务企业权力有着重大的意义，而要让他对其经营“毫不掣肘”，那就等于只让他搭个花架子，什么都做不了，什么利益都收不了，那怎么成？1902年底，袁世凯母亲病逝，他趁回项城奔丧的机会，到南方走了一遭。他先抵达了武汉，同湖北总督端方会了会面，参观了一下汉冶萍铁厂和兵工厂，然后又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去了南京，会见了两江总督张之洞。最后，他又去了上海，当面与盛宣怀商讨轮、电二局的事情。
盛宣怀本来是盼望袁世凯到上海来商量时候阻止张翼接管两局的办法，但当袁世凯抵沪时，议题却不知不觉转化成了两局将以何种方式“归北洋维持”了。盛宣怀这才如梦方醒，原来当初自己一手推上最高权力中心的袁世凯一直都与自己同床异梦，一直都在想怎么胳膊肘往外拐来掏自己的家底。现在，拜自己所赐，袁世凯的位子已经坐稳了，根深蒂固了，已经动他不得了。轮、电两局归北洋“维持”看来是已成定局了。现在他所能争取的，是让袁世凯仅仅保持一种名义上的管辖，而督办大权仍旧能操在自己手里。所以，在与袁世凯商谈中，盛宣怀虽然提出“船宜商办，电宜官办”的看法，但是他还是暗示袁世凯：当前还不具备“官办”的条件，还是让我来继续替你看着轮、电二局吧，只要北洋方面不多干涉，我可以向你袁世凯负一切责任。
对于袁世凯来说，你什么弦外之音我不管，我只要得到你“船宜商办，电宜官办”的口供就行了，我的目的达到了。所以，他在盛宣怀面前不动声色，但一回到北京后，就立即开始了整顿轮船招商局和收回电报局官办的具体措施。
盛宣怀受到这个消息后，总算是完全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栽培的，竟然是这样凶狠的白眼狼，盛宣怀恐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他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1903年1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透露：“项城过沪，力劝解去利柄，到京即有收回电线、整顿招商之举。在制本应去差，但以后华商恐更寒心。官办电线尤不利军务。勘矿应请各省自办，以后恐无力相助。”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第一个回合
袁世凯这个人的能力是无可厚非的，做事效率奇高，他的将电报局收回官办、对轮船招商局采取整顿的办法很快就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同时，朝廷还让盛宣怀“去差”，另外换了一个督办。
不过好歹是同门，盛宣怀也对自己有恩，袁世凯也想留点余地，不打算太过招惹他。在大刀阔斧夺去轮、电两局的大权的同时，袁世凯也不断地给盛宣怀发电报，“开导”他，希望他乖乖就范。南方之行归来后，袁在给他的一封电文中说道：“此行察看内情，公受病惟在船、电，人注意亦在此。谋者尚不止留候……以公才资，久当开府。困于庶事，实在可惜。果能趁此摆脱清楚，亦同志之幸也。”这段话，开口闭口“公”、“同志”，一副知己模样，袁世凯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和盛宣怀做着如此激烈的争夺，而是在无微不至地悉心劝慰。你盛宣怀天赋异禀，应该去弄个高官做做的，老窝在轮、电这种是非庶务之中，太暴殄天物啦。该收手啦，我会替你收拾后事的。
一番话，说得貌似全然为盛宣怀考虑，完全没有私心和利害冲突在里面。但袁世凯可能还觉得没说到点子上，于是在同一天他又发了封电报给盛宣怀，说：“请公襄助化商为官，公免受累诽谤。”瞧瞧，这话说的。我袁世凯可都在为你着想啊，你这么多年来受的劳顿、诽谤之苦，我帮你一朝解除之，而且还功在朝廷，不是两全其美吗？
盛宣怀当然不是傻子，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再被袁世凯的糖衣炮弹打倒？袁世凯虽然权势熏天，但盛宣怀这么多年来也没白忙活，绝对不可能乖乖束手就擒的。于是，一场表面看起来温文尔雅，暗地里却是针锋相对的暗战在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最高层面开始了。
盛宣怀虽然政治权力不及袁世凯，但是他还是有两个法宝可以拿来对付袁。
他的第一个法宝就是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在19世纪90年代创办的。1896年，张之洞委派盛宣怀接办。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高峰，轮、电二局经营初见成效，铁路总公司也轰轰烈烈地办了起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才敢接办已经走入了困境的汉阳铁厂。有了招商局和电报局做后盾，汉阳铁厂的资金就有了保证。张之洞当初同意让盛宣怀“招商承办”汉阳铁厂，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盛宣怀来搞厂子，资金上至少不会太窘迫，不至于又要跟铁路那样老向洋人去借债，导致“外人执权”。
基于这种论调，在袁世凯要把轮、电二局夺走之际，盛宣怀开始大造轮、电二局与汉阳电厂不可分割的舆论，他把轮、电二局比作“肥壤”，而铁厂是“瘠土”，他说铁厂的股商同时也是轮、电公司的商人，铁厂与铁路“互为济用”，而轮、电资本又与铁厂“相为钩连”。如果袁世凯把“肥壤”都夺走了，而单单留下了“脊土”，断了“轮、电两局接济之路”，那铁厂“何能久支”，迟早是要挂的。袁世凯如果你一定要夺走轮、电二局，那也请你好人做到底，连那早已债台高筑的汉阳铁厂一块儿拿去“同归官办”吧。
接着，盛宣怀吓唬道：汉阳铁厂迄今为止已经赔了140多万了，已经到了“非筹借千万巨款，加增机炉，扩充制炼，断难自立”的地步，如果铁厂还想继续生存下去，只能通过大借洋债，别无他路可走了。而大借洋债正与汉阳铁厂的缔造者，连袁世凯都惹不起的朝廷重臣、洋务元老张之洞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盛宣怀电告袁世凯说：“船、电、铁三事俱蒙大力维持，国家之幸，亦宣之幸也……场借十兆，南皮（指张之洞）未必不愿，但借款不能无抵押，此实为难。”这等于是告诉袁世凯：如果铁厂与轮、电二局分离而只仰赖借款存活的话，张之洞未必不同意，但借款需要抵押，以前可以拿招商局的财产来抵，现在只能以铁厂自身财产作抵了，但如果仅仅以厂矿作抵押，又不准外人侵夺权利，那是不可能的。要是铁厂因为借洋款而发生了利权被外人侵夺的事，那责任就应该由那个把铁厂与轮、电分开的人来负了。
可能是怕话没说明白，盛宣怀第二天又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短电：“顷据局员而商，铁厂不难在抵借，难在抵借而权不外侵。恐公与南皮皆不愿外人执权，容再细酌。”他这样是先给袁世凯戴顶高帽，你袁公是一位“不愿外人执权”的民族义士，对于铁厂面临的外人侵权的危机，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
袁世凯当然不愿意承担铁厂“外人执权”的责任，但他也不想就此收手，把眼看到手的轮、电二局送还盛宣怀。在收到盛宣怀来电的第二天，他就回电说：“铁厂必须全力维持，又须就铁或就煤扩充新厂，已在官枢前谆切陈明。但借款以矿厂作押则可，由外人执权则万不可。现应先与南皮商明，愿否借款扩充，再议办法，公意如何？”他这么一说，就是让盛宣怀先跟张之洞商量清楚，到底是不是愿意借款扩充铁厂，然后再讨论具体办法。如果愿意借款来办厂，那就又把皮球踢回给了盛宣怀。他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张之洞都同意借款办了，那也只能“以矿厂作押”了，要是出了什么后果，那是张之洞的事情了，责任也不能怪到我袁世凯的头上了。
这么一来，盛宣怀拿铁厂作“杀手锏”的打算在袁世凯高明的太极拳那里，失去了力道。他只能眼看着袁世凯的亲信杨士琦戴上了轮船招商局督办的顶戴，他除了借用外人之言，讥讽袁世凯“以卵压石”之外，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到了这个时候，盛宣怀心里已经明白，轮、电归北洋管辖是在所难免了。招商局毕竟还是商办，只是换了一个督办，他虽然满心不乐意，但也还能勉强接受。可电报局是要官办的，这个问题虽然他已经“首肯”，但总归是不大情愿的。电报局也是他经营地最久的企业之一，他本人持有的电局股票就有900股之多，而且从行情来说，电局的股票还是很有升值空间的，股价一直呈上升趋势，所以即使从个人利益得失而言，一旦“改归官办”，巨利顿失，也是盛宣怀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给袁世凯添点绊，他暗地里找到荣禄那里，说电报改归官办的事，讨论了很长时间了，但迟迟未能实行，这是因为商办电报于国于民都有利，特别是当外国人打进来的时候，官办的电报局一定会被敌人占夺，而商办的电报线却可以照常营业，“如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尚能设法通电”，而英、法等国也曾试图设置侵犯中国电线权利，都被盛宣怀以“商力坚拒”。至于轮船招商局，“纯是揽载与洋商争利，各国确无官办者，似应仍听商办”；商办轮局应“隶入商部”，不能归于北洋管辖。盛宣怀这种意见陈上去，摆明了是要拆袁世凯的台。如果议定了电报归商办，轮局归商部管辖，那袁世凯就只能两手空空了。
盛宣怀想要借荣禄之手阻止袁世凯的手，但他也知道，袁世凯在荣禄那里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所以，他同时又祭起第二个法宝，他提出：如果电局收归官办，一定能够要付现款，这样商人们才不会有太多反对。
为了达到电报依旧归商办的目的，盛宣怀以商民代表和商民利益捍卫者自居，他给左都御史陆伯葵写信说：“从前下走办理轮、电，股份皆我招，日与华商周旋，名为商人之督办，实为公司之首董。气脉息息相通。”他自命为“公司之首董”，既然是首董，那自然要替商民说话了。他说：“众商二十余年之股业，先十余年息甚微，后十余年余利均作造本，亦未将公积悉数分派。”在那艰苦创业的年头，都是商人们在支持投资电报局，他们应得的利润现在还未得到完全的体现。现在情况不同了，利高息厚，公积又多。官家瞅着眼红，就想要收归官办了，这不是“攘商民之利”是什么？好！如果你袁世凯一定要把电报局收归北洋官办，那必须好好补偿商人们，至少要按股票市价加上利息来算。
按照当年的估计，21省的电线总价值为250万两，100元面值股票的市价当时已经达到了150～160元，而且还在上涨之中，中外购买者络绎不绝。盛宣怀把总账当面交给了袁世凯，要他按这个数目付款。他还继续煽风点火，说商界精英们听到电线要收归官办的消息都很着急，那些从150～180元高位入市的人比那些老股民更着急。要是收买的价格不按股票当时市价另加利息付款，那商人们怎么会答应？
这一招，盛宣怀打得妙，直接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袁世凯也新官上任不久，掌握的又不是经济要权，哪里去弄这么多现金。要是按照盛宣怀的这种收买套路，袁世凯只能把这快煮熟的鸭子给放飞走了。所以，他决定不被盛宣怀牵着鼻子走。他需要排除盛宣怀舆论的干扰，不按照市价，而是按他所确定的比较低的官价收买，于是，他电告盛宣怀说：“电事承嘱二百四十万收回，内意嫌太多，故有估计之命。”至于如何“估计”，三日之后，他又发了一电，详述了估价的办法：“应由杏公（指盛宣怀）先将线路里数、局数、料物产业存数、各线修理年数、商股新旧各若干、各省协拨公款若干，详细示知，以便南北会委查估，至各局员衔名，请开示，均令照旧办事。”
这封电报表明，袁把电报局收归官办的决心已定，而且不打算按照你盛宣怀的办法来收股，而要“估计发价后再行收回”。
盛宣怀应该也料到了袁世凯不可能乖乖就范，所以他又进一步警告说，现在“洋商觊觎，颇想从中攘夺”，如果不按股票市价另加利息付给现款，恐怕股票会被外国人所得，那电报局的权力将要落入外人之手啊。为了加大威胁力度，他还特意电告袁世凯说：“已摘录尊电估定发价，三月结账派利后再行收回，并无抑勒之意，谕令股商毋庸情急，不得将股票售与外人，并札沪道照会各国领事，禁止洋商收买股票矣。”
这下子，把袁世凯郁闷得够呛。姓袁的他纵使有通天野心，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电权外落”的事来。于是，他同时给盛宣怀和张之洞发了一则电报，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估定发价自非急切所能了，三月结账派利后收回，似尚可行。但为时稍久，应须奏明。如香帅（指张之洞）允可，祈即复以便会名电枢。闻商股多有不愿抽回者，愚意收回后，仍准其搭股数成，另换新票。但不准过官本之数，亦不准洋人附股。两公于意如何？”
在盛宣怀的顽强抵抗下，袁世凯不得不让步了。尽管他仍在坚持电局收归官办，但也不得不承认此事“非急切所能了”，“为时稍久”。因此提出允许股商在电局收归官办后可“搭股数成”，官、商合办，只是“搭股”不能超过“官本”，同时也不准洋人附股。这样，既可化解筹款不足的问题，又可以排除“电权外落”的嫌疑，可谓一举两得。
盛宣怀一看有望，急忙乘胜追击，紧抓袁世凯没有足够现金的要害，穷追猛打。1903年1月底，他电告袁世凯说：“嗣闻尊处筹款难足，愿令附股一半。当即将钧电摘要行之总董，谕慰股商……闻签名不急四分之一，其中愿领回票价者居多。其说曰，官办之后，一虑多提报效，一虑不能如商办时股票可随时押卖当做现银用也。”也就是说，你要用“附股一半”的办法欺骗股商，以摆脱困局，利用“商本”实行“官办”，股商们可不买账，同意的人四分之一都不到。他们之所以不相信你袁世凯，一是因为电局“官办”以后，因“多提报效”，再也拿不到过去那么多的红利了，二是因为“附股”的股票不能自由买卖，不能像在“商办”时那样“可随时押卖当作现银用”。总之一句话，电报局要“化商为官”不成，“官本官办”没钱，“商本官办”人家也不答应。
与此同时，盛宣怀利用各种关系，打通中枢关节，联络地方督抚，大造舆论，四面围攻袁世凯。王文韶致电盛宣怀称：“电线归公，户部恐难筹款，时局翻腾，尚不知伊于胡底也。”济南周馥在致盛宣怀的电函中，则干脆将“电线归公”一事提高到关系“商民心”的高度，明确表示了对提议“商电归官”之人的不满：“商电归官，不知谁创此议，请公与袁、张二公妥议，以顾大局，勿失商民心。”甚至连主持轮船招商局局务的沈能虎也从上海发来电报，把他的一些“观察”体会上报袁世凯，并向袁世凯密陈平息“远近滋议论”的良策：“电局一切事权专归督办之员已成多年局面，不过以股商资本，不得不以商线为名。实则大权早已在官，只在遴派大员，即是收管其事，亦合命意。倘可约略敷陈，则转圜无痕，远近自滋议自息，并请俯察。”
沈能虎是袁世凯的人，他在提醒袁采取迂回路线。既然电局收归北洋官办招来了这么多的非议，说明条件还不成熟，特别是张之洞也站在盛宣怀这一边，袁世凯不能不在朝廷里多有忌惮。张之洞提出，筹措解决电报局事宜的办法，应该以“不失商权，不夺商利”为原则，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正是与这种原则南辕北辙。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袁世凯不得不再退一步。他当即回复沈能虎称“卓见甚佩”。三天之后，也就是1902年12月29日，他正式电告盛宣怀：“香帅（指张之洞）来电，不以官收为然，议由商办。电事太烦，断非疆吏所能兼顾，北洋万难主持，将来必须设电政大臣，方免遗误。”表面上看，袁世凯是认输了，承认电报局的事情复杂，北洋是“万难主持”了，放弃了将电报局收归“官办”的企图。但实际上，他是耍了一个新花招，迂回到盛宣怀背后抄袭。因为如果朝廷专设一个“电政大臣”，那肯定非袁世凯莫属了。他这么做是退一步进两步。电报局还能归他，只不过是控制的方式换了一下而已。
果不其然，1903年1月15日，袁世凯就被委任为“电务督办大臣”。他随即就派遣他的亲信、原来的直隶布政使吴重熹为驻沪会办电政大臣，正式接管了电报局。这样一来，盛宣怀在与袁世凯的电报局争夺中又败下阵来。加上前面招商局已经被杨士琦掌控，至此，轮、电二局终于都被袁世凯拿到了手里。
第二个回合
第一个大回合，盛宣怀是输了。但是，他怎么能甘心服输？他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的轮、电二局怎么可能就这样拱手送人？这个回合，他错在一开始就认错了袁世凯的意图。所以当后来袁反戈一击的时候，他有些措手不及。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一直在窥伺时机，等待有朝一日，把这两家如自己亲生娃儿一般重要的产业夺回来。
1906年11月，机会来了。慈禧太后在一帮对袁世凯很不待见的少壮派贵族的怂恿支持下，决定改行新官制，袁世凯手头的兵权被削弱了，而他的各项“兼差”也变得有名无实。朝廷新设了邮传部统一管理全国的邮电路政，袁世凯的旧差“电务督办大臣”自然也就被撤销了。
盛宣怀一看形势有利，急忙站出来揭露袁世凯控制下的轮、电两局经营混乱、挥霍严重的问题。并向邮传部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官本商办”，仍旧让两局商办，否则就应该“发还商本”，干脆实行“官本官办”吧，别人也没话好说。
1908年初，邮传部拟将轮、电两局从北洋控制转为真正的国家所有，随后又决定按照每股170～175元的价格收买电报局的股票。同年3月，盛宣怀因为对铁路、电报、轮船等交通、邮电业务比较熟络，因此被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分管电报局。而这个时候，恰好是袁世凯落魄之时，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每况愈下，虽然当上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却被剥夺了军权，实权是明升暗降。
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改变了“商办电线”的立场，开始主张“电宜官办”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变化了，他现在是管电报局的邮传部侍郎，代表着官，而“官办”就等于是他在办了。
但是，朝廷要收买电报局的股票来搞官办的决定受到了股商们的反对，其中粤商领袖、盛宣怀的老友郑观应等人的反对尤为强烈。他们一是要求坚持商办，“联名公禀邮传部，准其遵照商律注册，永归商办，以维商业”；二是提出如果一定要收归官办，股价连利息每股不能少于200元，他们电告盛宣怀说：“电股买价不顾将来利益，商情震骇……乞宫保维持咨部查照泰西办法，大局幸甚！”
身为官人的盛宣怀这时已经完全站到了他的商人老友的对立面上，他当即回电说：“电报归官，根于二十八年。今因推广边线，势难中止。部文规定给价连息一百七十元。初六，沪商先来筹议大概，仍候二十日股东大会议再行决定。弟系首创之人，国计商情，自当兼顾。承示查照泰西办法，容再酌核代请部示。”一个是“电报归官，势难中止”，看来商办是不可能了；一个是“国计商情，自当兼顾”，每股200元的收买价，是否办得到，现在还不能预决，大家伙儿先等等，少安毋躁。
郑观应（1842—1921）
那么股价究竟多少比较合理呢？盛宣怀是算过这笔账的：按当时账册，电报局存有资本银370万余两，合计银元530万元，按总股份220万股科派，每股应为240元；或者按照票价每年派息20元，以常年7厘计算，股票价格要290元。290于170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点大的。盛宣怀于是折中说：“其有和平之论，则谓照上年票价每股二百元，万不可再减。”对盛宣怀这位手头持有900股的大股东来说，股价自然是多多益善了。但按照他的说法，他也有自己的难处：“若为商股请益，必有嫌疑；如竟照一七奏定，迹近抑勒，实于朝廷兴商之美意稍有窒碍。”从多方面考虑，盛宣怀倾向于按每股200元收赎。于是，他一方面给股商们“定拟给价二百元”的暗示，希望他们按这个数目进行要求，另一方面，他又将了袁世凯一军，说：“电政归官，根于项城（袁世凯）二十八年原议，此次非项城开口，终不能加至二百元。”这是要拿袁世凯当挡箭牌，价格低，商人们骂的是他，价格高，朝廷责怪下来，负责的还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