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说：“也就是说，此前你我推出全国粮食调查与管理两大纲，在蒋公眼中，全都不过是——无政策无办法的局面！”
张群望着手令上日期说：“今天是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距离最后期限，只剩十日。”
卢作孚看定张群，张着嘴，不说话，默默点头。
张群问：“作孚兄，正好你今天到了，我们便马上召集各机关，切实会商核定蒋公制定的办法，如何？”
卢作孚不语。张群苦涩地想开句玩笑，让老友宽松些，“阁下以为如何？”
卢作孚艰涩地吐出两字：“几何？”
“我是问阁下——如何？”
卢作孚说：“几何。”
张群这才发现，卢作孚一直望着的不是他，而是望着他身后，那张先前被卷成轴、不知几时又自动摊开了的地图。地图上可见，划分为几何图形的各个产粮区……
卢作孚任粮食局长期间患病。医生诊断，双肺均已有结核病灶，并且伴随严重的脉搏跳动间歇症。
这天，卢作孚坐在病床上，将那张曾向张群展示的地图铺在膝上，正用黑笔画着类似几何图形的线条，图上原已划下的六个大区，被他分得更细，他换了支红笔，标明数据“450万”。他停下，一阵咳嗽。似乎这才感觉到有目光注视，抬眼，是一直在病床边陪着他的蒙淑仪。
“病床前，每天开会不得超过一次。”蒙淑仪说。
“看着看着，月亮又圆了。”丈夫顾左右而言他。
这天圆月下，陪都不知多少户人家透过贴着防空纸条的窗玻璃望着夜空，为明天的米发愁。愁心最重的有两个人，除了成立不到半年的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还有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重庆南岸的黄山，委员长窗前伏案写下：“四川军阀之无知与自扰，与粮价之继续高涨……”
警报声起。委员长知道，对岸主城区百姓又要遭轰炸了。最近，暴日飞机不光白天来炸，还加强了夜袭。直到炸弹冲击波将贴有防空纸条的窗玻璃震裂，委员长才知道，今夜的日机，是冲着他的黄山别居而来。委员长接着写完这篇日记：“亦足使精神不愉，此种不生不死之环境与局势，诚令人忧闷无已也。”两个高大的侍从武官破门而入，此时还顾不上查明委员长的秘密办公地点是由哪一渠道泄密而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两人立即关了台灯，关了屋内顶灯，不容分说，挟持委员长出门，借着树影，避过月光，一路疾走，刚把委员长塞进屋后的防空洞，一队轰炸机的黑影遮没了月光，那屋子，被炸弹震垮。
几十年后，打开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还能看到委员长这一夜的字迹。蒋体毛笔字照例写得中中正正，一笔不苟。
月亮残了，入夜，照不进大巴山。
山中，有人将一枝火把点燃。这一把火依次点燃无数火把。一大队火把照亮了头顶上通天绝壁，绝壁顶上戳着个残月，壁上新刻大字：“撼大巴山易，撼中国军难！”
孙恩三站在路口，被火把照红了脸，他一眼望去，一队火把在夜幕下的山中穿行，恰似泼墨写意画中搏击川江的一条小船，他一声赞叹：“简直是川江闯滩的一条木船！”
一边的文静不语，却指向更开阔处——一队队火把在大山中穿行，从不同山头、不同山路，向这大路口涌来，恰似一支浩大的船队在大海中集结。
孙恩三道：“进了大巴山，居然也看到——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
大巴山中，火把下，全是四川农民，精壮汉子推着鸡公车，妇幼老人相帮着，推拥着，筐中，满是谷米粮食。无数双穿草鞋、打赤足的脚踏在山路上。卢作孚穿虎头草鞋，正在大路口粮食集中处来回奔走。
“卢作孚一生的第五个职务是1940年担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其在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的奇迹相等。并且是以同样引人注目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卢先生用了几个不眠之夜来思考粮食的运输问题，然后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几何计划’……仅在巴中专区，就曾经在同一个时候运用了30万人运输粮食……”四年后，孙恩三发表在美国《AsiaandAmerica’s》1944年6月号杂志上的英文文章，题目正是：《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
史载：重庆大轰炸高潮的1940年，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卢作孚在上任到年底的4个月内，在四川102个县共征购军粮450万市担，对于稳定战时军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翻过坎，眼看就到春节。这天，李果果与文静把四川省军粮采购运输方案（万源县部分）公文送到万源县县政府，县长李回见以官场礼数相送。
县府大门两边聚了一堆人正在张贴对联：
“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
送毕公文，走出大门，文静回头望去，见李县长已经回到办公室埋头读公文，文静满意地点头，上了车。
李果果驾车正驶出，迎面驶来的一辆军用摩托车和一辆卡车，车上站着一排宪兵。李果果赶紧避主道边，错车后，才重新上路。刚出城，向大巴山中驶去，听得车后有急促喇叭声，李果果再次避让道边，正是刚才迎面驶来的军用摩托车与卡车，此时已反向驶回。文静偶抬眼看去，一惊，军车后车厢，掀开的车棚下，刚才还笑容可掬的李回见，此时被宪兵按跪在地，反绑着，一脸痛苦抬眼望着车后的滚滚烟尘。
文静想了想，说：“果果，倒车。回县府。”
李果果闷声应了，便倒车，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筋，只听吩咐。车开到县府门口停下，大门前先前贴春联的人群，此时一片哄闹慌乱。文静也不问，穿过众人，直接去了李县长办公室，一看，刚送到的公文摊开桌上，上有亲笔批示：“传各保甲照去冬采粮运粮例办。”
最后，“李回见”签名，却被毛笔拖了长长的一道，毛笔落在青石板地上，墨汁四溅。
“今年初，国民政府为配合蒋中正严厉取缔粮食囤积居奇的措施，公布制定‘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对违反者，从重论断。被从重论断者，有安县县长江东、万源县长李回见、綦县县长邹明光……”次日，田仲在青草坝江边《重庆大公报》读道。紧挨这条新闻的是另一则消息：“蒋委员长去学界演讲抗战。”
田仲大为不满，“老师，我的情报，是意大利前驻华大使透露的，绝对可靠，这位委员长他就在这座山——黄山。可是W不知怎么炸的！”
“我的情报，他在另一座山头——大巴山，不是黄山。”升旗道。
“老师说的是你的老对手，我说的是我的老对手。这一段，军方命我盯紧了蒋。”
“101计划大轰炸以来，我的对手与你的对手似乎成了对手。”升旗正在钓鱼，渔具是现成的，那年民生公司在柴盘子打捞万流轮，升旗与田仲去实地观察进程，为掩护，买下的。升旗盯着浮漂，道：“蒋委员长手令一道接一道，卢局长软磨硬拖，我行我素。”
“说到粮食，他们君臣二人倒真是各行其是。老师你说，委员长会不会像最近收拾这几个不听话不守规矩的县长那样，收拾卢？”
“你太低估你的对手的吨位！你更小看了我的对手的排水量！”升旗摇头，刚才田仲说话太大声，惊跑了眼看上钩的一条鱼。
田仲望着南岸黄山方向说：“W今夜要是一举结果了我的对手……”
“但愿。不过……”升旗又向钓钩上换了一根蚯蚓，“要是W的轰炸机结果了你的对手后，再绕个弯，捎带着到我的对手头顶上也丢下几颗……”
升旗笑出了声：“我的老对手不满三十岁时就说过，他不做炸弹，要做微生物。”他抬起头，敛了笑容，压低声对田仲：“贵军方武库中，除了能爆的炸弹，该还有爆过后能……”升旗轻描淡写地做了个火焰燃烧的动作。
田仲看懂了：“燃烧弹。”
“便请捎带着向重庆城来上几颗……”
“老师的意思……”
“不容蒋委员长有认识到卢局长的粮食办法确实能够解决战时粮荒的时间。”
“碰上老师这着棋，卢作孚会如何应对？”
“以他的棋力，自有应对妙着。不过，面对委员长的这一着，我实在想不出卢局长如何应对。”升旗道，“全国大粮荒，不比得宜昌大撤退。宜昌大撤退，他要跟川江枯水和日本军队抢时间，全国大粮荒，他却要跟委员长抢时间。偏偏解决全国粮食问题，按照他的办法，需要的是一环接一环理顺产粮、供粮、销粮关系，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升旗道，“这些日子，他想得最多的应该是如何赶在委员长沉不住气之前把全国粮食的难关打破。”
“是吗？真想听听他自己说说陷入这样的困境，他是怎么想的。”
“我也是。战后，升旗第一个打算去的地方是战俘营，去见卢作孚，问他——当时你是怎么想的？田中君肯同行否？”
“太肯了。”
“提前告诉你，他不会说。我敢跟你打赌，他一个字也不会说。他这样的人，内心是不会向人说的。永远不会。说出来，人要么不懂，懂了的人，会吓一大跳，甚至跳江跳河。他也不会写，所以日后你休想从他的回忆录中看到他的内心想法。这世上，有一种人，他知道自己的命，他一生就是实施这天命，完事，该回哪儿回哪儿去。哪怕他曾经出任英雄、扬名立万、写就青史，他也只会默默无闻老死家中。命。”升旗说完，再无多话，盯着冬日荒江中那一根细细的鱼线。
这天，一份报告送到蒋介石案头：“日军101大轰炸计划实施以来，对重庆派出飞机数千架次，投掷炸弹过万，且近日所投大多为燃烧弹，导致重庆大火连连，房屋及粮食等贸易物资损失严重……”
“穷一周之力，研究粮食管理办法，此为近月来最焦虑之问题，”这天夜里，蒋介石写下这样的文字，“今始获得一方案，无论将来之成效如何，终比过去无政策无办法者胜一筹也。”
这天夜里，炸弹同时炸灭了蒋介石与卢作孚书案上的灯。两人都在黑暗中面对着外面的山城重庆熊熊燃烧的火光。
1941年，中国抗战进入防御、相持之持久阶段。前方各战区与大后方成渝两市粮食供应艰难……
史家述评：“1941年2月召开的全国粮食会议，与会人士充分交换意见后，一般认为：‘去年7、8月间重庆粮价的高涨，实为大轰炸所致；10、11月粮价再一波的高涨，则为1940年粮食歉收又大量收购军粮为最大原因。’一改蒋中正所表示‘四川不缺粮，粮价高涨是囤积居奇所致’的说法。然而经蒋中正采取严厉川粮管理措施的搅局，也等于将川粮管理打上了死结。”
“全国粮价高涨，不宜一举强令其骤平，不宜强用行政手段，必须信任托付于全国粮食主管部门，遵循市场自有之规矩，次第进行，中途偶有波折，更不宜朝令夕改。现在求治太急，形势困难，作孚因此，拟辞去粮食局局长。”这天，卢作孚告诉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当晚，翁文灏在日记上记下这事，笔有些滞。
“蒋介石一定料不到卢作孚居然真敢不干了。”卢作孚去送辞职书，目送他的背影，何平对何北衡说，“卢作孚自己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料想到没有呢……”
“这谁知道？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这棋，不想好后着，他绝不会落子……”
“局长是何平此生所见最敢断之人。”
“决断担当，他敢拼性命。决断不担当，却等于要了他的命。作孚平生所做大事，一旦决断要做，从来善始善终。唯有这一回，他是半途而废。”何北衡平白无故也咳了两声。
何北衡所说，是事实。不过，只是截至1941年春季以前的事实。若真要论到“卢作孚平生所做大事”半途而废者，共有两回。下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半途而废”，对卢作孚来说，比这一回的“半途而废”更加要命！不过，那要等到十一年后的春季，才能看到——那时“半途而废”的，竟是卢作孚一辈子生死以之的“生民”、“民生”，甚至生命……
史学家简笙簧述评：“卢局长对四川粮食的管理，在蒋中正的掣肘及横生枝节下，可谓功亏一篑。”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往今来，多少贤臣名将，苦心孤诣打开一个局面，却为何往往毁在遥遥京都传送来的一纸“君命”？
“蒋中正此种作为，导致1937年7月对日抗战以来，物价涨幅尚称平稳的中国，自1940年开始，随着川粮价格高涨，全国趸售物价指数，每年约以2.5至3倍的高幅度骤涨，且每况愈下，把人民的生活逐渐推入痛苦深渊绝境之中，最后蒋中正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大失民心，不得不于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政权。可说重庆大轰炸导致粮价高涨的处置失当，实为蒋中正及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政权的重要滥觞。”简笙簧最后甚至引出这样一段结论。
这结论又让人联想起当年卢作孚写在合川会馆白木桌面上的一个词：“民不聊生”。
还有另一个从中提炼出来的词：“民生”。
咱们国家这一部历史，无论谁来说，无论说谁，说何事，怎么都万变不离其宗，离不开这两个词。
1941年4月2日黄昏，蒙淑仪手把栏杆，望着吊脚楼下小路。山崖边生出的那一树槐，逢春枝叶显得绿油油地充满生机，重新掩映了小楼的栏杆。透过枝叶，小路上，蒙淑仪远远看到卢作孚小小的身影，正缓慢上山。更远处传来卖报声：“看报看报，看抗战民生大计，看民以食为天，看全国粮食管理局升级，看国家粮食部成立，看卢局长婉谢出任粮食部长，推徐堪代替。”
隔得老远，蒙淑仪一时看不清久别的丈夫是什么模样。
抗战几年中，卢作孚很少留下照片。要描画卢作孚的模样，不大找得到依据。不过，“委员长侍从第三处”就在这一年，奉命作了个“中央机关科长以上干部调查”，调查结果填写表格上报，表格分“人”、“事”两项。关于卢作孚的那份表格，几十年后，在台北“国史馆”找到，是这样描写的：卢作孚年四十八岁四川合川县人曾充小学教员民生公司总经理四川省建设厅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现任交通部常务次长人：短小精干品性坚毅工于谋划善用人其办法为经考验后继以实地训练来回管束并保障其生活使能安心发挥所长系其特点其所主持之民生公司为国内有数之大企业亦即卢氏之一杰作与张岳军氏关系密切并为张岳军氏与张公权氏间之沟通人事：处事勤劳切实富有研究精神年来不到交通部办公亦无政绩但对民生公司及川江航运仍时注意盖彼之毕生事业即于是报告人：袁公信
眼看着丈夫登上石阶，来到屋前，眉眼都看清了，蒙淑仪放心了，开了门，冲着丈夫嫣然一笑，多少有些神秘地向阳台上一指道：“有朋友！”
卢作孚走向阳台。
蒙淑仪正要关门，门被碰开，儿子蹦跳着进屋，同时奔向放收音机的柜子前，顺手要打开收音机。这才发现，收音机没了。
儿子四下寻找，蒙淑仪说：“别找了，叫你爸送到公司去了。叫职工听新闻！”
明达问：“爸爸，田汉叔叔来过没有？”
卢作孚答：“昨天刚走。”
明贤又问：“爸爸，老舍伯伯最近来不？”
“怎么啦，明贤明达今天不问田汉，就问老舍，有事吧？”
两个儿子同时拿出手头的剧本，说的是一回事。
“中央大学演抗战戏剧，我演远征战士，想请老舍伯伯指教！”
“中学排了新戏，我演流亡学生，想请田汉叔叔指教。”
卢作孚转头与身后的那位朋友相对大笑：“卢作孚的儿子运气真好！”说着，他闪开身，亮出阳台上那位朋友。
那朋友爽朗一笑道：“不知明贤明达二位小兄的事情，在下郭沫若，能不能帮上点忙？”
为了第二天赶船方便，当晚，卢作孚留郭沫若在红岩村家中住。
次日清晨，卢作孚送郭沫若去嘉陵江边，上民生轮。
分手时，卢作孚笑道：“你养病，去苏俄。我养病，上歌乐！”
“作孚，你这一路走的！哪一天，让我给你写本传记吧。”
“我的传记不好写，哪一天，还是我自己写吧。”卢作孚默默摇头。
一声汽笛，船离岸。郭沫若在卢作孚、卢子英资助下，去了苏联。
卢作孚望着轮船没入晨雾。只一人时，他的眼睛又显得孤独苍凉，不知是想到孤帆远影的朋友，还是想到留在岸边的自己？卢作孚自知，自己的传记还真不好写。卢作孚不知——几时才去写这部自传？
逼宫
“成败关键，在山部队、鹿部队要置一切于不顾，像一头活脱脱的山鹿，不，应该像一头受伤的野猪那样，认准敌人心脏直冲。这心脏，就是支那的陪都重庆。”升旗看上去，真像一头困境欲斗的野猪，认准了仇敌就要冲上前去。田仲第一次看到儒雅淡定的老师还有这样一副面孔，也是最后一次……
这年，卢作孚上了歌乐山，因患脉搏间歇症和肺膜破裂，借金城银行房子疗养。最让卢作孚受煎熬的，是失眠，自述头内轰响雷鸣。蒙淑仪彻夜陪着丈夫，说：“他脑壳像跟枕头两个有仇一样……太用心了，光晓得用，不晓得歇。”
冬天的歌乐山，远没有夏天热闹。泉流变成细细的一股，远了听不见声，近了听，像女孩子说悄悄话。知了不叫了，蛙鼓不打了，蟋蟀不闹了。只剩下两种声音陪伴空山，松涛和鸟鸣。这说的是往年冬天，今年立冬，歌乐山多了种声音，每天清晨黄昏，松涛鸟语中，都会遥遥传来有人背诵英语单词声：“木船，轮船，长江，海洋，空中，作战，……”这声音一开始有些生涩，时断时续，像这个季节歌乐山中几欲断流山涧中石头窝里一小洼一小洼的积水。到了“大雪”时节，一个个单词开始串联为句子，渐渐像冰雪融化后的春水：“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大海大洋上作战，我们将在空中作战，愈战信心愈足，愈战力量愈大，直到新世界集天时地利，使出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旧世界……”懂英语的人，当能听出这声音是在诵读一年半以前，结束敦刻尔克大撤退当天，1940年6月4日，“发电机”计划的总策划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议会上那篇震撼世界的演讲词的结束语。
这天黄昏，山中更热闹了。一群孩子说说笑笑沿着弯弯曲曲石板路上得山来，是卢作孚的儿女们。礼拜六，从沙坪坝的大学、中学、小学，相约着上山来看父母。
收音机里传出悠扬的美国音乐。儿女们只要一进屋，就忘不了打开它。一家人听着音乐吃饭，难得的和美轻松。
“摆点山下的事给爸爸妈妈听。”爸爸说。
“过节了，三婶给我们每个人一块钱。”毛弟说。
“这钱做什么用？拿给乞丐吗？因为他们非常可怜啊！”女儿说。
“你说乞丐可怜吗？前方将士比他们更可怜，更痛苦呢！”毛弟说。
“爸爸上山养病，还要指挥民生公司的轮船，给前方将士送军粮，所以说，爸爸也在前方。”女儿说。
“那我们就把每个人的一块钱加起来，买一架飞机，送到前方去。炸日本鬼子。”毛弟说。
“爸爸能不能摆点家里的事给我们听听？”毛弟说。
“可以啊。”
“爸爸为啥学英文？”
“这个问题，你们上个月回家问过爸爸。”
“当时爸爸说，”儿女们笑道，“Thisisa秘密。”
“因为当时爸爸还不会说Secret，”爸爸脸一红，“还是你们提醒爸爸的。”
儿女们没在意，收音机音乐戛然而止，换成了英语新闻，播音员语调远较平时急促……
蒙淑仪发现，卢作孚不说话了，似有点走神，她便说：“吃饭吃饭。这么大一海碗珍珠丸子还塞不住你们这五张嘴！”妈妈夹一个珍珠丸子给爸爸。
“爸，问您呢！”嘴里塞满珍珠丸子，儿女们照问不误。
“珍珠……”爸爸皱着眉头说。
爸爸依旧盯着桌面以外，大家跟着望去，这才发现他望着壁炉上的收音机。
妈妈也发现爸爸所说的不是丸子，“珍珠？”
“珍珠港。”
“珍珠……港？”
“大轰炸！”
儿女们这才看出，爸爸一直在听收音机中的英语新闻。
“谁轰炸谁？”蒙淑仪刚问出，见卢作孚起身，望着收音机，说：“罗斯福演讲！”
收音机中，播音员预报的声音，换成罗斯福的声音。
卢作孚听了，告诉蒙淑仪：“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是臭名昭著的日子，美国受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突然袭击！”
卢作孚停了停，收音机中，罗斯福的声音变得高亢：“我请求美国国会宣布，美国和日本帝国已进入战争状态！”
“美国对日宣战了！”卢作孚告诉蒙淑仪，“这一来，中国打赢日本，就会快些！”
“早就巴心不得了！”妈妈说。
“爸爸，你的英语，几时学会的？”儿女们大为惊喜，同声问道。
一个月后，1942年初，卢作孚病初愈，即向国民政府提交辞呈，辞去交通部次长公职。
1944年，大后方喊出一个口号，让千百万青年热血沸腾：“十万青年十万军”。
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这口号是写在横幅上，悬在参军报名处的上空。明贤挤进报名队伍，却被一个人硬生生抢在他前面，还笑道：“明贤，你就免了吧，你想想，你是谁的儿子？”
明贤一愣，被更多的后来者挤出队伍。明贤想了想，买下一份报纸。报纸头版有张照片，参军青年正在游行，队前打着横幅：“十万青年十万军”。
明贤回到家中，隔窗望见，爸爸正在书房灯下读报，妈妈扶着爸爸的肩膀听着，爸爸说了句话，妈妈点头，爸爸看妈妈点过头，提笔在报纸上写下一行字，妈妈看爸爸写的字，又点头。明贤进了屋，跟妈妈打过招呼，进了爸爸书房，将报纸头版摊开在桌上，刚好压住爸爸的报纸，说：“爸，今天的报纸。”
“唔。”爸爸看着报纸，随口读出：“十万青年十万军。”
“今天，中大教育长朱经农在学校传达了征调文件。”
“唔。”
“儿子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唔。”
“儿子知道这是一项艰险的工作。”
“唔。”
“却又是报效国家、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唔。”
“儿子想参加远征军！却……”
“却……什么？”
“怕爸爸妈妈不批准。”
“爸爸说不了么？”
“爸爸、明贤，出来吃饭了。”妈妈来到门口。
“妈妈说不了么？”爸爸回头望着妈妈。
妈妈摇头。
爸爸从明贤的报纸下抽出他先前看的报纸，放在明贤的报纸上。明贤看清了，正是与他带回家的完全相同的报纸，在“十万青年十万军”横幅下，爸爸写着一行字：“明贤若志愿从军，父母完全支持。”
“北碚的豆花土沱的酒”，小三峡乃至重庆府，这句老话无人不知。自抗战大撤退，北碚成为大后方重镇以来，更是传遍四方。
土沱酒，非浪得虚名。土沱全称水土沱，是嘉陵江小三峡一带水土俱佳的好去处。当地盛产红高粱，“过赤如桑椹，光亮过之”，最是酿酒的好料。更有一股好水——“九龙山泉”。料好水好，皇天后土所赐，自古好酒的川人，自然不会辜负！便有杜康的弟子，泸州老窖的传人在此建酒厂，于是捧出这与北碚豆花齐名的土沱酒。
宜昌大撤退过来的一个化学家孔右工，自身就是个酒类爱好者，他投在西部科学院门下，亲自去土沱化验了，又是去源头取水，又是向地底挖泥，忙活了几天下来，郑重其事宣布科研结论：“九龙山泉微酸，最宜发酵糖化造酒，又检验出土沱酒窖泥中富含各类有益微生物达数百种……”孔右工说得满嘴里白泡子翻翻，酒厂师傅徒弟听得恍眉恍眼。孔右工不得不解释微生物，“莫看它小，它在酿酒中的作用可是比鬼子大轰炸扔的炸弹还大。”酒厂的人就开始打瞌睡。孔右工偏是个说话从不看人脸色的角儿，非要把学术论文念完，最后一句是：“土沱酒窖中微生物含量，几乎可与1573年建窖的泸州老窖相比，因此……”还不等孔右工将因此说完，下面黑压压跪倒一大片，酒厂老师傅带着大小徒弟磕起响头来，连呼：“化学！全国最好的化学！先生光挖了酒厂一小坨泥巴放在小瓶瓶里头就看出酒厂来路！”原来这土沱酒当真得过泸州老窖真传，中国酒业于酿造技术一门上，从来是不著文字，口口相传，土沱酒师傅更是向外人隐瞒了自己来路，“却不料被化学化出来了！”酒师傅一叹，当即聘孔右工为本厂化学顾问。孔右工大喜过望，当场说断：“聘金分文不取，终身喝土沱酒管够不拿钱。”后来孔右工在这厂里，人称“孔化学”。
最受用土沱酒的未必是孔化学。傅抱石撤退北碚，画兴更浓。大师无酒不画，铺纸之前，每每命还是个娃娃的小公子傅二石出家门拐个弯去金刚坡沽酒。多年后再读傅抱石当年画作，须是他自己满意的画作，往往能见到一方闲章“往往醉后”。傅二石多年后作文还说，“我对父亲的‘最大贡献’就是到店铺里给他打酒。”不用说，打的是土沱酒。
丰子恺三餐离不得酒，胜利后离渝回浙江老家，最记得的还是“渝酒”，称“熏熏然乐而忘忧”。
五千年一路数下来，中国文人，几个无酒？至于打抗战年头，文化人撤退到陪都到北碚，原以为有个安身之所、能与国人共谋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足矣，谁料想，这西部边鄙小乡镇，居然还出酒。
西人喝酒每每无菜，国人无菜不大喝酒。大撤退回来的人，发现北碚有“土沱酒”，已是出乎意外。接下来，发现北碚不光有酒，而且有菜，更是喜出望外。打抗战，尤其是遭遇大轰炸，米都吃不上，哪来的下酒菜？现成的，北碚豆花。北碚豆花与土沱酒，共有一个好处——便宜。管你有文化无文化，囊中羞涩，也敢买醉，自然成了寻常人、文化人一同追捧的爱物。
常人酒后多话，谓之“酒话”。文人酒后多话，谓之“酒文化”。酒话谁不厌烦？酒文化却能说得来天花乱坠，听得人云里雾里。譬如说酒的好孬，酒话说：“这个酒不麻舌头，不刮起喉咙管”——是说好。“老板，你那坛子头冲了好多水哟？”——是说孬。“酒文化”则说：“苦为上，酸次之，涩犹可，甜斯下矣……”一听就有文化，听得来刚下肚的酒也有了文化。于是，名不见经传的土沱酒献身在前，先自过了四方文化人的瘾，文化人却也饮酒思源，投桃报李，让它在文化中扬名四方。一部抗战文化史，说严肃的，唤醒民众、共御外侮，杜鹃泣血，声泪俱下！不过，掩卷遐想，知当年细节者，或能从青史中嗅出一缕淡淡的红高粱土沱酒气。
严格说来，“苦为上……甜斯为下”之类，还够不上“酒文化”，顶多算有文化的人评酒。乐大年便是这样评酒的。卢作孚无酒，不谙其中苦酸涩甜，更何论上中下，听了，却冲着乐大年揶揄一笑，说“斯为下矣”。被他这一笑一说，乐大年晓得了，自己这样说话，不算一个真资格的文化人，在老友眼中，充其量是个美食家。头一样，自己一开腔不离之乎者也，便落了俗套，合川举人、大足举人那个时代的俗套。抗战中国的文化人，为唤醒四万万同胞，早就满嘴大白话。满嘴大白话，还能透出有文化，这才叫抗战文化。
还回到一个“酒”字上，前天在“永远长”豆花店中喝酒吃豆花，邻桌一个穿西装的青年，端起一碗酒，脱口而出：“藏在坛中，你比水还静，一碗下肚，你燃烧起火一样的激情。”说罢，一饮而尽。听他那北国口音，抑扬顿挫，铿铿锵锵，像京剧武生的念白。那青年隔桌一个穿长衫的长者，慢慢地啜着自家碗中的酒，染了川味的老北京口音，说出一句话来：“豆花酒，好朋友。”长者把“北碚的豆花土沱的酒”更加简化，虽只六字，却听得那青年慨然泪下，当即移樽就教，端酒碗坐向隔旧，与长者攀起话来，酒没喝完，青年与长者交了朋友。乐大年当下明白过来，人家一句大白话中，就包藏了两层意思，其一：国难当头，往日最便宜易得的豆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成了好朋友。其二，同是天涯沦落人，寄居北碚，凭这豆花下酒，相逢何必曾相识，何妨做个好朋友？后来长者与青年喝干了酒，连同豆花窖水一同干了，把手同行，出了“永远长”，那青年借着酒性，有一句无一句唱出一支歌来：那一天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豆花土沱酒啊好朋友
我仿佛闻到故乡二锅头的芳香
乐大年便也借着酒劲胡乱猜想——那青年莫不是端木蕻良，那长者只怕就是老舍先生了？早知如此，也该端了酒碗拼到那张桌上，跟二位交个豆花酒好朋友，下回再见卢作孚，也显见得自己有点酒文化……
昨天乐大年碰上卢作孚和蒙淑仪，乐大年果真把这话讲了。卢作孚听了又是揶揄一笑，说：“大年兄当真不满足当美食家，要研究酒文化，明天一大早，民众体育场就有酒文化！”闲话两句，乐大年道一句：“魁先、蒙小妹，走了。”卢作孚笑笑，蒙小妹还跟当年一样软语款款地说：“大年哥哥慢走。”乐大年就走了，几十年来，他对这两口子一直不改当初称呼，在他眼中，这两人一直是当初自己搓合他们成亲时那个样子。看这两人散步，不像新生活的那些人挽着腰牵着手，蒙淑仪总是有意无意落后卢作孚半步，却又亦步亦趋从不挪下三步之远。乐大年每回看着都乐，常调侃说：“魁先，从我们蒙小妹下嫁给你，你们小两口就是这么夫唱妇随。”卢作孚每每一笑，蒙小妹照旧是遇上丈夫与人说话，她便默默退后一步，侍立丈夫身后。
明天一大早，民众体育场怎么可能有什么“酒文化”，乐大年怎么也想象不出来。不过，这卢作孚从来不打诳语，他说有，就有。那年他敢把全北碚的人喊拢一堆，也在体育场，说是看飞机，他当真叫飞机在天上刹了一脚。
与卢作孚分手，乐大年去渡口，赶收班渡船过小河，去对门子夏坝亲戚家投宿，路过民众体育场大门，顺便望了一眼，见大群学生，正在老师带领下，清扫场子。看来明天当真要在场子里做出个啥子事来。第二天，乐大年起了个大早，来到渡口，不料遭遇多年不遇大雾，封了渡。生怕错过“酒文化”盛事，乐大年沿河上寻，找了半天才找到条小船，多给几文船钱，冒了点风险摆渡过河，径直奔向体育场。一路上纳闷，打抗战以来，这北碚便成了早起的城镇，往日里，天刚亮，火焰山平民公园前，便有人舞刀弄棒，街心花园便有学生背诵古文、操练英语。卖早点的，早已开张。出远门的，也见上路……今天早晨却静得不见一个人影，不闻一点人声。人们今早为啥全体一致地睡懒瞌睡去了？乐大年一脸困惑走向体育场，从大门口外远远望去，体育场像个大黄桶，桶里装满了冬天早晨的雾。场子里听不到一点声气。乐大年云里雾里，捉摸着，到底是自己没有文化，还是今早此地并无酒文化？正这么想时，晨风微动，恍兮惚兮送来一抹酒香。初闻恍如梦中，乐大年还以为是自己心理作用。但这酒香不绝如缕，且越来越浓，乐大年长长地吸了一口，于摇曳雾幕中，辨察香源，扭头看时，通体育场这条街，游移的雾流上，大个大个的酒坛子，结成长长的一队，向眼前漂来。于是听得脚步声，由远而近，沙沙沙沙，来得轻盈又整齐，看清了，酒坛子是被人用托盘捧着的，一个个圆鼓鼓的坛肚上，贴了一方方红纸，每一方红纸当中，都用墨笔写着一个酒字。真草篆隶，众体俱全。乐大年虽不喜诗书，但多年与士绅为伍，耳濡目染，哪有不识得书法的？一望便知，这各体书法，无一不出自名家之手。却又非一名家所书，仿佛每一个酒字都出自不同手笔。那带三分书卷气的“酒”字，属文人书法。那看着就似一幅画的“酒”字，属画家书法。那古朴似拙的“酒”字，肯定是吃书法这碗饭的专家所书。更有无数个“酒”字，虽不是十足的书法味，却一个个站得住，坐得稳，蹦得起，呼之欲出，或喜或怒或笑或骂，皆自成一体，一看便知是那虽未习书、却喝了多少瓶墨水在肚内自成一大家的文化人所书。乐大年一想便知，这一百酒字定是请了今在北碚的一百名人所书。如今，要请名人写字，实在不是难事。你只要想好了词儿，当然必须是打抗战的词儿，敲开随便哪户名家的门，人家保证二话不说，提笔就给你写下。若是你想的词儿不够分量，人家还会帮你另想。可是，今天，哪个有恁大本事，约齐了一百名人在这一百坛子上写这一个“酒”字？这个搞酒文化的人，面子真大！乐大年再看时，一百托盘中，每个酒坛边上，又拱卫着一个大钵，钵中盛物，冒出钵沿，不看则已，一见此物雪绵嫩鲜冒着腾腾热气，美食家便馋涎欲滴，来者正是北碚豆花，伴着土沱酒。豆花酒，好朋友，一盘里托着，捧坛端钵的，却是足数一百个女学生，一百张脸笑得灿烂，叫人一看便想起青春季节小三峡中盛开的山花，叫人看一眼当下便能懂得，为何老祖宗偏爱用花来形容她们？女学生与豆花酒对对直直送到乐大年眼前，又袅袅婷婷一百八十度一个直角拐弯，拐进了民众体育场大门口。乐大年不由自主亦步亦趋踩着女生们的节拍跟在她们队后，入了场。此时，雾幕随着人流涌入自然拉开，乐大年这才将全局看在眼中。这民众体育场，始建于卢作孚当峡防局长任内，当年便是合川、璧山到巴县、乃至重庆资格的体育场，所谓资格，那是完全参照国际建制，四百米跑道，数千人座位，篮球打得，足球也打得。此时，偌大的场子里，摆满了席。横十竖十，好数，刚好百桌。百个女学生捧出的百坛酒百钵豆花转眼摆满席面。
证得卢作孚所言非虚，其实过之，美食家乐大年心头一阵狂喜，幸好一早赶来，才赶上这“酒文化”！
可是一大清早，这一百席豆花酒，是谁摆的？摆来谁吃？乐大年心头再生疑问。第一问好解，这北碚的事，无论小事大事，但凡出新的，有品位的，多半出自老朋友卢作孚的主意。第二问却好生叫人困惑，这豆花酒摆来谁吃？只见女生们已经将每张席面摆上八个大海碗，八双筷子。乐大年有自知之明，知道八百副碗筷当中无一副是为自己摆的。便放眼看去。只见百席之外，围聚万人，将场子周边椭圆形跑道围得来铁铁实实密不透风水泄不通让人想起北方那边的万里长城。乐大年单挑当中熟面孔数下去，合川举人到场，坐在傅抱石身后。扶着“九条命”百岁老儿旁立的，像田汉先生。一百女生也退到场边，顺势站在一群女子身边，簇拥着白杨、张瑞芳……一百张花儿朵儿般光鲜的脸蛋当中，顿时星光闪耀。
乐大年认得出的明星、名人不少，可是眼前这场合，乐大年却认不全，认慌了又怕认错。
其实，乐大年便认错也错不了哪里去，大约如彼，其实过之——如果要统计抗战时中国文化界知识界学术界艺术界电影界戏剧界有多少位名人、明星曾与北碚结缘，不如统计各界明星名人中还有多少位未与北碚结缘……
1938年，中国典学馆创办者杨家骆在大撤退途中至宜昌给卢作孚写信，就中国典学馆所藏“盖与二十史同其量”典籍史料及各书版片撤退事说：“现图于入川之后，在北碚觅一地点，使一部分工作得以恢复。”多年后，杨家骆忆及此事：“骆以抗战避地入川，卢作孚、子英昆仲为接运‘中国典学馆’之书籍百余箱至北碚。时子英方任‘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主任。时学术机构多已迁川，而不得恢复工作之地址。骆建议子英，应尽力助之使来北碚，子英谬采骆言，于是在抗战中北碚遂有文化城之称。如中央研究院之气象、动物等研究所，经济部之地质调查所，农业实验所，教育部之编译馆、礼乐馆、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中山文化教育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新设之中国地理研究所，以及复旦大学，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均先后设于北碚。”就在这天的公宴之前，撤退内迁碚四十家文化单位、学术团体联络北碚各界，倡修《北碚志》，顾颉刚担任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傅正伦为修志馆馆长。北碚，十几年前卢作孚前来开发时才不过是一个乡，此时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区，而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史上罕见。
人道是：大撤退后，中国的大学集中在西部四坝，中国的科学文化精英同样集中在西部，除了延安县，便是北碚乡。不过，1944年雾季之最的这一天，北碚这个抗战“文化城”的民众体育场中，名人明星密集度，趋于饱和，达到顶峰。
乐大年恍恍然间，觉得对面有紫光一缕，直冲天空，一眼望去，人群中有一人，着灰袍，一双眼睛无嗔无喜，乍看与平民全无两样，和光同尘，却令乐大年肃然起敬，咋舌低叫：“他老人家也下山步入红尘啦！”这一回他相信自己绝不会认错——是抗战打响，来缙云山上创办佛学院的太虚大师。前两天乐大年才上山听过开示，讲的居然是四万万同胞爱国，人间佛教。结语一句：“这北碚，真是一方人间净土。”既是净土，上座大和尚上山下山，等无差别，上下一如，理所当然。只是，佛门中人，莫非也来赶这豆花酒，弄这“酒文化”？
“稀客稀客！”忽听得有人大声招呼。体育场虽是站满了人，却无一人大声喧哗，这一声叫唤，引起乐大年注意，却是大师傅丁小旺刚指挥摆定席面，白围腰才脱下，抬头看见对面并排几人，赶紧在围腰上揩了手，伸出去，挨个找人握手，还把一张脸笑得稀烂，语无伦次：“欢迎你，大千先生……”他握住一个美髯过胸的人的手。“悲鸿先生，你也来了？”接下来又握住一个眉清目朗男子的手。“这才叫稀客哟，丁小旺的豆花今天才叫三生有幸哟！快请，快请！”
对方或不苟言笑，或微笑点头，却无一人移步场中。一百钵北碚豆花冒着热气，一百坛土沱酒冷香四溢，全场万人，无一人向那一百张席桌上伸手端起碗筷。上座嘉宾、名人明星，无不到场，却无人举杯动箸，今日这酒，就算被抬举得有了文化，却也还等着人喝啊。乐大年直性子，肚里有话，就想问，一时间却找不到人问。满场名人民众，一片肃穆，好像今日来此，自己不过是做东或陪客，全都眼巴巴望着体育场大门——难道，真正的主宾还未入场？场子中这些人都够不上主宾，今日这百桌酒的主宾，还能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