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孔明性格上的一丝不苟,不仅体现在处理公务上,即使是在他的日常琐事之中,这种特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便常使人生出难以亲近之感来。他的府第门前时常铺有干净的沙砾,使得当时的蜀人皆有所顾忌,总感到在沙砾上留下足迹,有冒昧造次之嫌。
总而言之,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亦犹如八门遁甲一般,严谨缜密,不留一丝常人可安然与其接近的缝隙。这或许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短处,与魏国、吴国相比,蜀国之所以未出现多少人才,似也与他的这一短处大有关系。
在举出孔明短处的同时,不妨循此再来探讨一下,蜀军远征伐魏,屡战屡胜,为何最终却仍以失败告终?自刘玄德兴兵以来,蜀军始终在“复兴汉朝”的旗帜下征战,我不能不怀疑这一口号是否妥当,不能不怀疑这一所谓的大义名分,是否足以让中国的亿万民众所接受,这或许是蜀军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因为中国帝位与王室的传承交替,虽则最理想的是依循王道来进行,但正如历史所展现的那样,这种改朝换代,一直是以霸道之间的更迭来得以实现的。
以汉朝为例,后汉光武帝奋起讨伐篡夺前汉帝位的王莽,使天下重归太平,“汉朝”的威德在那个时代尚深植于民心之中,但到了蜀帝、魏帝兴起之后,后汉便已威信扫地,民心已完全背离汉室而去。
刘玄德开始号召复兴汉朝的时期,时值汉末,他或许想仿效光武帝,然而就结局而言,民心一旦背离了汉室,便成覆水难收之势,无论如何以大义名分呼唤征召,也已无济于事了。
因此,刘玄德尽管深负人望,但苦战恶斗多年直至离世,依然无法获得成功,究其原因,盖因其虽然收得部分民心,但天下大多数民众并不由衷欢迎汉室复兴之故。
刘备死后,孔明将该大义名分作为先帝遗业继承下来,人心不思归汉的根源自然也殃及到了他的身上。不妨如是说,他的理想最终以失败告终及蜀中人才不济的根本原因,都是缘于不思归汉的天下民心。
后蜀三十载
《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中经常可见对孔明风采的这种描写:“身着鹤氅,头戴纶巾,手持白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这种极富神韵的诗化文字说得直白些,便是“总是戴着麻布帽子,身穿白棉或白麻衣衫,坐在裸木制成的乘舆或四轮车上”。如此描述,不难使人窥见其生活简朴之一斑。
他初时未得子嗣时,曾将其兄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收为养子。诸葛瑾身为吴国重臣,将儿子送去蜀中过继给弟弟,自然事先获得了主君孙权的首肯。
诸葛乔兼具叔父与父亲各自的优点,不孚众望,官至蜀国驸马都尉,亦曾随养父孔明出征,只可惜二十五岁时竟病死了。
孔明家中从此又复归寂寥冷清,直至他四十五岁时,才得了嫡子诸葛瞻。晚年得子的孔明何等欢欣喜悦,当不难想见。
诸葛瞻幼时便才气横溢,孔明于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致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曾写道:“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唯嫌其早成,恐日后不为重器。”即使对于年方八岁的儿子,他也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进行观察审视的。孔明于写此信的当年病殁于征魏疆场,其留下的遗墨中,亦有一封给诸葛瞻的《诫子书》。
此后,诸葛瞻于十七岁时与皇妹结婚,被任为翰林中郎将。父亲生前的德行一直庇护着诸葛瞻,以至当时蜀廷但凡施行善政,国人便说乃诸葛瞻所为。然而,这种名声似对其过于溢美,孔明生前便对其下过定论:“此子恐日后不为重器。”其父此言一语道出了诸葛瞻的真实资质。蜀国灭亡时,诸葛瞻战死沙场,时年三十七岁。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当时年仅十六七岁,也长驱深入魏军阵中,奋战而亡。
尽管孔明的儿孙皆未成为国家栋梁,但他们共殉国难,并未辱没先人的英名。
相传诸葛尚的下面还有一个幼弟,但迄今未见此人的传记。又有一说孔明尚有母系亲属,但此说真伪难辨,今日已无从考证。
孔明一族原本隐逸于草野庶民之中,到了三国鼎立时代,诸葛氏一门便出了三位将相,且分别仕于蜀、魏、吴三国朝廷,可谓一大奇观。
除了孔明仕蜀、其兄诸葛瑾仕吴之外,尚有一位仕于魏国的堂弟诸葛诞,此人较少被人言及。《世说新语·品藻》中对其曾有记载:“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其中对诸葛诞的评语似过于苛刻,其实诸葛诞出身于诸葛氏另一分支,早已仕魏,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因为他与两个堂兄之间不如孔明与诸葛瑾那样亲近,故《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他的着墨不多。只因其在司马氏夺取魏国天下代之以晋之后,曾起兵反叛,最终战败逃逸,故在晋人笔下遭此恶评。
关于诸葛诞的事迹,其实值得一书的不少,只是因为过于偏离正题,本文不再详述。至于孔明死后蜀国的变迁,容笔者后文再行略说。值得一提的是,孔明死后三十余年间,蜀国之所以并未遭到别国的侵犯,笔者以为即使将此全部归功于孔明遗法余德的荫护,想必也不为过。
赖山阳在其《题仲达观武侯营址图》一诗中写道:“公论莫如出自敌仇。”此语实为至理名言。据说司马懿曾站在蜀军撤走后的营地,赞叹孔明道:“此人真乃天下奇才。”赖山阳的诗自是对此有感而发,更不啻向世上专擅对孔明信口胡言之人下的封口令。
然而,如能容笔者略陈管见的话,我则想说:司马懿赞叹孔明是天下奇才,我却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凡人。世上鲜有像他那样忠贞实在之人,他绝非孔孟般至圣至贤的完美之士,亦非特立独行的血性硬汉,只不过他的平凡与世俗的平凡有着天差地别。
相传每当他移师驻防异地时,必于建筑营舍的同时,令人在附近空地上播撒芜菁(又名蔓菁)的种子。这种芜菁不拘春夏秋冬,四时皆能生长,且对土壤并无甚要求。其根、茎、叶均可生吃熟食,是取用方便的绝好副食品。
对如此细小琐事考虑得如此周全,那些所谓豪放英武的大人物是绝对做不到的,只有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人,才会想到这一点。远征营地通常缺少绿叶蔬菜的营养,种植芜菁无异于极大地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当人马向前推进时,舍弃田野中的芜菁不会令人惋惜,来到新营地后,也可再行种植采集。如此一来,蜀军在各地种植芜菁,以致其不断繁殖,成了地方百姓的日常食品。据说在今天蜀中的江陵一带,人们仍喜好食用芜菁,当地民众称其为“诸葛菜”。
另一则有趣的故事,说的是蜀亡于魏之后,东晋桓温又入蜀中征讨成汉。来到成都后,他听说有一位年逾百岁的高龄老翁,熟知后主刘禅时代的世事,于是将老翁唤来问道:“听说你已百岁有余,既然如此高龄,想必知晓诸葛孔明生前之事。你可曾见过其人?”
老翁一听,颇为自豪地答道:“见过,当然见过。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吏,自然记得相当清楚。”
“哦?我且问你,那孔明究竟是一何等样人?”
“这个嘛……”
老人被问得面露为难之色,桓温见状,遂历数从孔明当年直至今日之英杰伟人之名,接着又追问道:“孔明像谁?他与这些人中的何人较为相似?”
老翁答道:“我记忆中的诸葛丞相,与旁人并无甚不同之处,亦不如您左右诸位大将那般英武。只是丞相辞世之后,我总觉得世上再无他那样的人了。”
或许司马懿之言乃是对孔明的最佳褒奖,赖山阳的诗句更是至理名言,而我总觉得这位老翁的话才道出了真正的孔明形象。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人歌颂孔明的诗作虽多,但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杜甫的这首《蜀相》。相传沔阳诸葛武侯祠前的槲树为后主刘禅所植,直至唐代仍颇为繁茂。杜甫睹物思人,遂吟咏出这首感人的诗篇。
以下简述孔明辞世后蜀国三十年的历史演绎。
总体而言,在孔明辞世之前,即使说是他一人在独立承担蜀国的沉浮,也绝非言过其实。他的辞世,不能不说意味着蜀国将走向覆灭。
孔明深知自己的死将会对蜀国今后带来何种影响,他自责无法恪尽全忠,暗地里一直为身后之事忧虑不已。
因此,为了保证自己死后蜀国的稳定,他对所有想到的事宜,均一一交代于遗言之中。
蜀国在孔明死后依然维持了三十年之久,不能不说完全是虽死犹生的孔明一直在庇护着它。
先前蜀军从五丈原撤兵时,杨仪曾领兵诛杀野心家魏延于险峻栈道,孔明殁后翌年,即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他也被削去官职,流放汉嘉,最终于汉嘉自杀身亡。
魏延原本便对杨仪视若仇敌,杨仪也从不对魏延正眼相看,早在孔明去世之前,此二人便已势如水火。孔明将二人的品格看在眼里,表面不露声色,只是巧妙地利用他们的长处。此二人其实当时各有自己的打算,都在为了孔明死后争当丞相而明争暗斗。
吴国君主孙权曾问过蜀国使节孔明左右有何重臣,听到使节回答后,孙权不无同情地嗟叹道:“哎呀呀,孔明既以魏延与杨仪为左膀右臂,想必打起仗来至为艰难。”话语之中不乏对魏延与杨仪二人的讥评。
而在蜀营之中,此二人也确实为孔明添过不少麻烦。孔明生前曾慨然自语:“延矜高,仪狷介。”因此未将后事托付与他们之中任何一人,而是将诸多事宜嘱托给了稳健实在的蒋琬与费祎。
杨仪的削职流放,归根结底是自己的野心所致。他率领北征大军回到成都后,颇为自负,满以为朝廷必会对自己委以重任,不料受到重用的却是蒋琬,自己只不过被任为中军师。从此以后,他愤懑不已,怨言频发,更不时露出不轨的企图,因此蜀廷才先发制人,断然将其削去官职,放逐到汉嘉。
这是孔明死后成都发生的最大事件。无论一个国家抑或一个家庭,支柱倒塌必会导致内争发生,这类事件蜀国自然也不例外。
却说蒋琬回成都之后,先被任为尚书,负责处理一切国事。他兢兢业业,处事得当,人们评论他道:“此人虽然才不出众,但升官之后并不傲慢张狂,举止一如往常,实为难得。”
看来孔明生前之所以举荐他,或许也是欣赏他这没有特色的特色吧。
建兴十三年四月,蒋琬晋升为大将军、尚书令,其原职由费祎继任。蜀廷还任命吴懿为车骑将军,督统汉中军务。
蜀国的北征人马虽已大部撤回,但汉中依然是重要的前卫基地,因此仍有大量兵力在此驻守。吴懿前去汉中,自然是为了整固这个前卫基地的防守。
这个时期,本为同盟的吴国,出现了改变国策的迹象。随着孔明死讯的传来,吴国对蜀国的觊觎之心变得更为露骨。
“如今若不及时援救蜀国,魏国势必会将蜀国一举吞并。”
吴国打着道貌岸然的幌子,调动数万兵马,开到了蜀吴边境的巴丘。面对这支声势浩大的“援军”,蜀国一边立即派出大军,对其摆出对峙阵势,一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感谢贵国好意相助,所幸敝国此地并无危险,贵军还是请回吧。”
吴国眼见趁火打劫无法得手,不久也只能怏怏然将人马自国境撤了回去。
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蜀国改元为延熙元年。
这一年,蒋琬发动讨魏大军,首先来到汉中,暗中窥测魏军动向。
虽然孔明已经亡故,但蜀汉的诸多老臣,仍未忘记当年跟随刘玄德立下的“振兴汉室”誓言。
蒋琬因深知当年粮道不畅给孔明带来的困扰,故建议此次改由水路发兵攻魏。但蜀廷之上有人反对说:“利用北流之水发兵,进攻固然便捷,然而一旦到了撤兵时,必会遭遇逆流而上的艰难。”
蒋琬的提议终于未被采纳。此次廷议不仅否决了他的作战计划,也显现出朝中百官已不愿再进行远征。
“应该坚持防守?抑或主动进攻?”几年之间,蜀国朝臣们一直在这二者之间犹豫不决。
转眼到了延熙七年(公元244年)三月,魏国认定蜀国此时已经不堪一击,遂命曹爽为统帅,引领数十万人马离开长安,期望经骆口(今陕西省周至县)一举突入觊觎已久的汉中。
然而,蜀军并未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一触即溃,反而在途中主动伏击,使魏军顿时陷入了被动苦战之中。
由于费祎的援军及时赶到,加之涪州(今四川涪陵县)地区兵力充沛,蜀军不久便在各处利用险峻地势痛击来敌,将魏军打得狼狈不堪。
“不好!看来蜀军还能按照孔明的策略作战。”
曹爽无法破敌,只得领兵退回了长安。
翌年,蜀国大司马蒋琬亡故。
犹如转瞬即逝的拂晓晨星一般,蜀国的良将就这样一个个悄然而去,仿佛茫茫苍穹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每每使得蜀国流年不利。
蒋琬虽然最终未能成为蜀国丞相,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恪守孔明遗嘱的忠贞之士。
同年十二月,尚书令董允也故去了。董允是仅次于蒋琬的重臣,以刚直不阿著称,他的离去,比蒋琬更令人惋惜。
随着这二人的死去,另一股势力活跃起来,那就是以宦官黄皓为首的一帮谗佞奸臣,他们满心以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时机已经来临。黄皓一贯仗着蜀帝宠幸趾高气扬,此时更乘机开始干政。正直廉明的忠臣相继辞世,这类谗佞小人纷纷取而代之,把持了内政外交的重要职位。蜀国政局发展到这等地步,此后的运势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在佞臣横行的蜀廷之上,为国图强的正气并未完全湮灭,那就是仍然健在的费祎与姜维二人。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锐意改革,励精图治,苦苦支撑逐渐衰败的蜀国,为达成孔明的遗志尽心尽力,其精神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动。
虽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不能不说的是,姜维因其自身错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明知自己并不具备孔明的雄才大略,亦不及孔明足智多谋,却未能量力而行,而是勉为其难,急于求成,以致最终心余力绌,反而加速了蜀国的崩溃。
然而,退一步讲,作为一名武将,作为孔明嫡授兵法的唯一传人,当胜利与玉碎两种可能并存之时,姜维也只有义无反顾地拼命一搏,方能显出生命的价值。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他制订了大胆进攻魏军的计划。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凉州地区的羌族采取怀柔政策,此次他决意借用羌族的兵力,来实施对魏军的进攻。
延熙十年(公元247年)秋,姜维的这一计划得以实现,他率领蜀军攻占了雍州。
魏将郭淮、陈泰率魏军迎战姜维,两军在各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蜀军虽然攻破了魏国几座城池,最终却因被魏军断了后路,加之众多士兵脱逃,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了蜀中。
恰在此时,蜀国又失去了一员良将——大将军费祎不幸身亡。
在蜀国朝野的心目中,费祎乃是继承孔明衣钵的不二人选,正因为如此,骤然听到他的死讯,蜀中上下无不为之震惊哀叹。
起初朝廷对他的死因秘而不宣,很久以后人们才逐渐知道了他死去的经过。费祎那天夜晚在宴席上正与诸将欢谈,冷不防遭到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不幸当场身亡。
费祎死后,蜀国的命运终于落在了姜维一人的肩上。
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八月,姜维与魏将王经战于洮西(今甘肃临洮县一带),获得了暌违已久的重大胜利,一举斩杀万余魏兵,据说当时洮西的山河尽被染成了红色。后主因此将其晋升为大将军。
然而,紧接着与魏军名将邓艾的一场大战,蜀军却一败涂地。
姜维虽然年轻时便跟随孔明,然而他对孔明只是模仿,并未参得孔明真髓,他与孔明在人格、能力以及先天资质上的差距,每逢战阵便鲜明地显现出来。
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姜维挥师攻入秦川(泛指今陕西、甘肃的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带)。他是探得魏军从秦川向关中调走人马,因此才来乘虚而入。
魏军邓艾、司马望所部避开他的锋芒,并不与其接战。姜维无论如何叫阵诱敌,魏军只是置之不理,任其空耗精力。姜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从魏到晋
就在他遵循孔明遗志,不断积极进攻的同时,成都内廷中的黄皓之流,却在日甚一日地煽动反战情绪。
在这种形势下,姜维更加无法在前方放开手脚与敌作战,蜀国已经开始面临空前的危机。
蜀国的延熙年号,在沿用二十年后改元为景燿元年。后主渐渐厌倦国政,开始日夜沉溺于觥筹交错的欢宴之中。不言而喻,将胸中本无大志的后主引向安逸享乐的正是黄皓一帮宦官佞臣。
“唉,国将不国了!”
“如此下去,蜀国就如夕阳一般,没有多少余晖了!”
有识之士禁不住扼腕嗟叹,但却敌不过有恃无恐的后主宠臣黄皓。
只有姜维不顾冒犯龙颜,几次直言进谏,企盼后主能够迷途知返,铲除误国害民的宦官佞臣。
然而,一筐烂水果中找不出新鲜不腐的好果子,后主身处谗臣环绕之中,白日游玩,自有绝色美妾为其拂去肩头柳絮;晚间欢宴,更可端着盛满佳酿的琉璃酒杯,陶醉在丝竹管弦轻歌曼舞之中。他早已听惯了甜言蜜语,忠臣苦口婆心的铮铮谏言,只能使他徒生嫌恶。
姜维屡次进谏无果,只能仰天长叹:“蜀国已成风前残灯,寿数将尽了。”
魏国果然也看出了蜀国的端倪,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天赐良机。景燿六年(公元263年)秋,魏帝命邓艾、钟会领兵数十万,一举攻入蜀中,以图彻底摧毁蜀国政权。
魏军滚滚而来,蜀军的前卫顿时土崩瓦解。
国难当头,姜维毅然挺身而出,率军凭借剑阁天险殊死防守,未让魏军由此前进一步。
但此时邓艾引领另一路魏军人马,却已绕道突破阴平险隘,席卷汉中,不久便逼近到成都城外。
昔日繁花似锦的蜀国京畿,转瞬之间变成了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
百姓做梦也不曾想到魏军会出现在这里,直至魏兵杀到眼前,他们才狼狈不堪地四散逃窜,口中仍在将信将疑地喃喃自语:“这难道是真的吗?”
由于魏军来得突然,成都守军竟然毫无防备,所见皆是魏兵在凶残地烧杀掳掠,满眼是老弱妇孺在哭号着四下奔逃。昔日美轮美奂的豪宅,绽放异彩的华章,此刻尽皆黯然无光,只能在魏兵肆意蹂躏的淫威中战栗。
蜀宫之中此时已是一片混乱,后主一筹莫展,只顾与嫔妃抱头哭泣,失魂落魄的宦官们更是不知所措。
魏军高唱着“蜀国已亡”,迫近城下,只等着蜀帝打开城门跪伏在魏国军旗之前。
后主半晌才说出话来:“事到如今,如何是好?汝等有何良策为朕化解灾祸?”
重臣们彻夜商议至现在,却仍然议不出可行之策。人人脸上呆滞惨白,不见一丝生气。
“去向吴国求助吧。臣等护卫陛下的御辇,一同投奔东吴,将来定有东山再起、重返蜀都的一天。”
“不可。吴国本无心为了蜀国与魏国交恶,孙权罔顾蜀吴同盟条约,正等着蜀国被魏所灭,丞相孔明辞世之后,这种企图越发明显,岂可去投奔吴国?”
“南方民风淳朴,丞相孔明当年曾广布王道圣德于蛮地民众,如今那里最为安全,不如到南方去暂避一时。”
群臣议论纷纷,后主听得一片迷惘,莫衷一是。
最后,重臣谯周终于操着沉痛的口吻说道:“任何事物均有其开始、终了,都要经历中途阶段。倘若事变发生在开始或中途阶段,尚可设法努力挽回局面;今日之变,却是丞相孔明逝世之后国家万事的归结,此乃天数,非人力可左右。投奔吴国实为下策,去南方避难也只会更加凸显穷途末路的丑态。微臣唯望陛下切勿玷污先帝御德,勿使蜀国最终徒遗笑柄于后世。”
“如此说来,你是要朕开城向魏国投降?”
“微臣不忍口出此言,但陛下若愿顺从天命,则只此一途,别无他法。”
众臣尽皆不语,无人敢妄言是战是降,不料后主出人意料地立即答道:“那就按此行事吧。看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后主说完之后,反而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大气。
众臣纷纷失声痛哭起来,但没有一人觉得谯周的意见不妥,满朝文武只能在绝望的深渊里保持沉默。
关于谯周,有一段尽人皆知的逸事。
他初进蜀宫是在建兴初年,那时孔明尚健在。由于早已听说他的学识与卓见,孔明将这个农家出身的学者推荐给后主,谯周因此被录用为劝学从事。岂料首次进殿谒见后主,因他原本其貌不扬,加之木讷口吃,尽管满腹经纶,答起话来却颇不得体,故而惹得文武大臣失声嗤笑。
蜀廷监察吏见朝纲遭人懈怠,当日来到孔明丞相府中,向其弹劾嗤笑的官员:“那等大臣不知自肃,竟然如此亵渎朝廷仪礼尊严,应否严厉惩戒嗤笑之人?”
孔明并未同意惩戒诸臣,反而安抚监察吏道:“我尚且难以忍住不笑,更何况左右众人?”
孔明虽然并未失声笑出声来,但心中确实也在忍俊不禁。他对监察吏说的话,意思很明白,自己尚无法做到之事,却要拿来对众人治罪,岂不有悖法理?
谯周在听到孔明逝世的消息后,曾连夜私自离开成都,千里迢迢去途中迎接孔明灵柩。后来那些前去迎灵的官员皆因擅离职守被问罪,唯独最先离开成都的谯周却被法外开恩。
不为众议所拘,力劝刘禅开城投降的谯周,就是如此特立独行的人物。
一得到后主开城投降的消息,魏军阵中立刻沸腾起来,震天动地的鼓号与山呼万岁的呐喊响彻成都城外。蜀宫顶上升起降旗,后主带着众多嫔妃臣下徐徐走出城门,来到魏将邓艾营门前屈辱地投降。
至此,蜀国终结了自成都建国以来,历经二世四十三年的历史。
这一天,昭烈庙森森松柏的深处,阵阵凄风比往日更为悲愁;定军山上浓浓的乌云,像是要将孔明失望的眼睛蒙住;关羽、张飞,几多人父人子,多少忠胆英魂,此刻在九泉之下,又何以安然瞑目!
曾几何时,为了这片土地,多少男儿舍弃生命,埋骨黄土,又在冥冥中祝愿大蜀的江山能够世代永传。而今,蜀中的土地上,到处轰响着魏兵的足音,成都的天空中,四处翻卷着魏国的军旗。
蜀中单纯朴实的百姓无人不在嗟叹,这究竟是谁的罪过?
然而,有一个人始终反对逃难或投降。他的身上流淌着刘玄德嫡传的血液,此人便是后主的第五位王子,北地王刘谌。他竭力主张:“哪怕将蜀宫变为坟墓,也要与魏军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但无人倾听他的豪言壮语,更无人愿与他一起舍身赴死。愤然之下,他来到祖父刘玄德的昭烈庙中,先将妻儿杀死,随后毅然自尽。
这位王子以自刎保留了自己心中的美好愿景,也为行至穷途末路的蜀汉保住了一丝尊严。
却说姜维扼守在剑阁险地,正与魏将钟会对峙,却听到成都开城投降的消息,随后接到后主的敕命:“放下武器,投降魏军。”
身旁将士一听命令自己去当敌军的俘虏,莫不愤愤不平地拔剑猛劈山石,痛心疾首地叹道:“一夕功败垂成,只能饮恨终身了!”
由此不难看出,蜀人的斗志并未荡然无存,毋宁说,孔明离世三十年来,他们坚持“以攻为守”的积极战略,以无畏的气概连续与外敌争战,其精神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姜维等将领的英勇求战精神固然令人钦佩,但不能否认,由于不听费祎忠告,自露破绽,以致被敌人乘虚而入,反而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费祎在世时,曾经恳切地对姜维说过:“我深知自己哪怕再有作为,也远远不及故去的丞相。一想到丞相那样非凡的英才尚且未能平定天下,就不能不痛感我等平庸之辈又能有何作为。看来自己力所能及的,只是守住疆土,整肃法令,使国内安定,国家富强而已。至于对外征战、一统天下的功业,唯有期待日后由如同孔明丞相那样的贤人来达成。以侥幸之心贸然与强敌一决胜败的战法,我等必须极其慎重,绝不可轻易采用。”
这番话可谓推心置腹,句句都是金玉良言,然而姜维始终不忘自己的远大抱负,一直坚持对外积极进攻。
若要论及主战与主降孰是孰非,后人似乎大都认同谯周最后对后主的那番劝谏。
若从史诗的角度回顾蜀国走过的四十三年,姜维的澎湃激情仍可视为一段灿烂的华章。他作为一员武将,不堪长期忍受屈辱,奋起反抗魏将钟会,最终被其逮捕,与妻儿族人一同被斩首。似乎命中早已注定,他的热血最后必会染在魏国的刀刃上。
据魏军占领成都后蜀朝交与邓艾的人口资产文簿记载:共有户二十八万,男女人口九十四万,带甲武士十万两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两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在库,不及具数。
在册资产如此之丰,其余珠宝财富可想而知。
然而蜀国的国力相当疲弊,军队将士的斗志也已不可与孔明在世时同日而语。昔日受人山呼万岁的后主,不得不率百官出城跪于魏军营门前,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任何国家一旦覆亡,其凄楚景象令人不堪忍睹。
若论招致蜀国覆灭的原因,似可举出以下几点:后主刘禅的愚昧懦弱,杨仪的削职去官,董允、蒋琬的相继去世,费祎的飞来横祸。凡此种种原因叠加起来,便最终造成了蜀国不可逆转的命运。
到了蜀国末期,后主的亲政与宦官黄皓的专横,使本已每况愈下的朝政雪上加霜。大凡王朝到了行将灭亡的末期,均会出现宦官干政,以及随之而生的暴政苛役、廷臣内斗、骄奢淫逸等现象。蜀国行将崩溃的末期,自然无法超脱其外。
而最为削弱蜀国战力的,乃是蜀中学者思想的分裂。尽管孔明制定了通过三国鼎立走向一统天下的国策,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此丝毫不感兴趣,生发出一种代表了一股厌战、反战的思潮。
杜琼等人阖门自守,假冒清高,却搬弄《春秋谶》中的词句肆无忌惮地放言:“代汉者,当涂高也。”
因为“当涂高”乃“当道高台”之意,而“魏”字亦可解释为“高台”,故杜琼引用此语,实际是在宣扬“取代汉朝者,必为魏国”。杜琼虽食蜀国俸禄,却公然以此等谶言蛊惑人心,可见当时蜀中思潮之一斑。
而学府中还有人在散布更为耸人听闻的言论:“先帝名备。备者,准备之意也。后主讳禅。禅者,禅让之意也。由此看来,后主只做得禅让之君,刘氏帝业不会长久,后日定准备禅让与他人。”
蜀国养了如此一批学者,其实早已病入膏肓,注定了最后覆亡的命运,只不过这种病症平时隐于体内未被发觉罢了。
却说后主投降魏国之后,被迁至魏都洛阳,后被封为安乐公,度过了平凡的一生。蜀国旧臣也转而投魏,均被魏国委以官职,开始心甘情愿地侍奉魏帝。
当时有一魏人同情后主的境遇,特意造访他的府第,试探道:“您来魏之后,日常可有不便之处?想必有时睹物思情,也会想起昔日蜀中岁月,难免感伤悲叹吧?”
哪知庸碌的后主欣然答道:“哪里!哪里!魏国四时气候宜人,每日佳肴美味,我在这里早已乐不思蜀了。”
不思故土若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淡泊无求,倒也令人肃然起敬,但后主的乐不思蜀是贪图物欲的本性流露,只能令人感到可悲可叹了。
魏国直至孔明死后才终于能够高枕无忧。
不知不觉之中,朝野上下忘却了连年的外患,到处洋溢着安逸和乐的气氛,天下太平逐渐助长了奢华享乐之风。这种征兆发端于魏国上层,洛阳率先以魏帝的名义大兴土木,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建造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除了这些大殿、高阁之外,魏国又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资财,兴建了崇华殿、青霄阁、凤凰楼、九龙池等林泉、宫苑,据说为此动用的天下工匠有三万余人,人夫更达三十万之众,这自然是不折不扣地滥用国帑。
曹睿这样的明君为何也会堕入大肆挥霍的浊流?这或许应该归咎于他向人性弱点的回归,抑或解释为文化的自然循环。
这些新建殿堂楼阁的雕梁之美,华栋之妍,壁瓦之灿,金砖之丽,无不使人眼花缭乱。其豪奢雄伟,更是无法比拟。然而奢华的背面,社会底层正在传出人夫疲惫的喘息,街头巷尾也在蔓延着市民埋怨的阴霾。尽管如此,魏帝犹嫌不足,他催促官吏修缮芳林阁,诏令各地上送巨大石木建材,征用耕牛运输土方石瓦,无止境地滥用百姓血汗。
虽有公卿向他进谏:“即使武皇帝(曹操),当年也不曾如此奢华无度,役民不止。”但魏帝丝毫不予理会,有人不断劝谏,反被他问罪斩首。
既然上有所好,臣子之中自然也就不乏阿谀奉承之人。
“人若能取日精月华之气,便可永葆年轻,长生不老。现在可遣人于长安宫中建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承露盘,每日三更时分,接储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浆,又曰甘露。取此露水混以美玉之屑,每天清晨调和服之,陛下寿龄便可延长百载,亦可保持少年之颜泽。”
魏帝变得益加喜好此种荒诞言论,其前途如何,不言自明。
魏国的运势依然昌盛,或许是得益于谋士良臣众多。自曹操以来,魏国就始终人才济济,民富国强。
司马懿此时已是魏国元勋之首,司马氏家族自然也随之显赫无比。他于延熙十四年,亦即魏国之嘉平三年谢世,魏廷以大礼对其进行国葬厚祭,遗职与勋爵之位由其子司马师继承。然而未过多久,司马师也相继亡故,其弟司马昭又继续承袭爵位职务。司马昭不仅就任大将军,权倾一时,威震四海,还获封晋王九锡,其势力直追魏帝。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继承爵位,魏国此时已进入魏元帝时代。司马炎终于迫使魏元帝退位,自己称帝,创立了新王朝,他便是晋朝的武帝。
魏国自曹操以来历经五世四十六年之后,终于灭亡。事实上,魏国只比蜀国多存在了三年。
晋取代魏之后,之所以未立即吞并吴国,是因为一时对其还无从下手。当时孙权虽然已经去世,但在继位的孙皓实行苛政引起南方各地暴动之前,建业城中仍有诸多善谋忠勇的群臣健在,吴国尚可凭借长江天堑与江东丰饶之地与晋抗衡。
但吴国一俟开始溃败,也如同长江流水一般迅疾。由于孙皓十余年的残酷暴政,吴国四世五十二年的基业在其手中毁于一旦。
水陆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南挺进,望不到头的人马举着无数旌旗,旌旗上书写着一个新的国名——晋。
曾经三国鼎立的天下,终于统一为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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