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斯与章邯的配合
〈前言〉章邯的政治掘起和军事胜利，其背后的支柱是李斯。这时候的章邯和李斯，是将相两翼，内外一体。将相和，天下安，李斯与章邯间的信赖合作，是秦军顺利平定叛乱的政治基础和安定条件。
钜鹿之战结束，王离军被歼灭，章邯军震恐。章邯指挥部队步步为营，向河内郡方向收缩，在漳水南岸一带，深壁高垒，作固守待援的准备。
章邯是长于防守反攻的名将，形势不利，坚壁固守，集结待援，一旦时机成熟，突袭一举破敌。消灭周文军，他用的是这种战术；击溃项梁军，他也是用的这种战术。现在，他故伎重演。不过，这一次，他所面临的内外局势要严峻得多。二世元年，周文军突然出现在咸阳郊外时，朝廷上下一致，调动一切能够出动的力量，全权委任章邯，终于将周文军击败。二世二年，章邯与项梁军拉锯苦战时，朝廷内部已经有重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尚未波及于前线，章邯军得到王离军和河东、河内军的增援，一举将项梁军击溃。钜鹿之战结束的二世三年十二月，王离军被歼，章邯孤军失援，面对的既不是如同周文军那样的临时纠合起来的乌合之众，也不是骄兵懈将的项梁军，而是血战大胜之后毫无鬆懈、步步紧逼过来的项羽统领下的各国联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秦王朝政局变化的结果，章邯在政府内部已经失去了依靠和后援，开始受到怀疑、猜忌和指责。
二世政权的建立，基于皇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三人政治同盟的结成和夺权成功。政权建立以来，皇帝胡亥、丞相李斯和郎中令赵高是新政权的核心，一体同心牵引秦帝国的三驾马车，共同执政。执政之初，胡亥以幼子僭越即位，既缺少政治经验，又缺少政治资本，为了清除帝位的觊觎者，埋头于和兄长之间的骨肉之争。赵高以中车府令超升郎中令，外不能服公卿大臣，内不能服郎中宦者，如何有效控制宫殿内卫，协助二世掌握宫廷权力，是他专注的急务。丞相李斯是先帝老臣，德高望重的公卿首席，政绩卓著，富有执政经验，得胡亥信任，受赵高敬重，在三驾马车的二世新政权核心当中，唯有他能够沟通新宫廷和旧政府，协调二世皇帝和先帝旧臣们间的政治关系。新建的秦王朝二世政权，施政治国的主角，无疑是李斯了。
章邯是李斯信赖的先帝旧臣。始皇帝陵园工程，名义上的总负责人是丞相李斯，举凡上奏汇报，由李斯领衔署名，真正负责具体工作、亲临现场监督工程的人，则是少府章邯。少府是九卿之一，相当于内务大臣，负责帝室的财政和宫廷内务，是政府的主要阁僚之一。这时候的李斯和章邯，上下一体，同心协力。周文军进入关中时，身在骊山的章邯建议赦免刑徒编入军队，协助京师军抗击敌军。他的建议因为李斯的支持而得以实行，章邯由此取得秦军的指挥权。击退周文军以后，章邯得到帝国战略后备部队的补充，组建帝国中部方面军出关作战，成为秦军的主力。出关以后的章邯，源源不断地得到帝国政府的后勤支援，军事进展顺利，战功卓著，被任命为负责镇压叛乱的帝国秦军的总帅，统一协调各部秦军的行动。大将章邯，手握重兵，一举一动，足以影响到帝国的存亡，成为继二世皇帝、郎中令赵高和丞相李斯之外的又一政治势力，秦王朝政权的外在支柱。
章邯的政治掘起和军事胜利，其背后的支柱是李斯。这时候的章邯和李斯，是将相两翼，内外一体。将相和，天下安，李斯与章邯间的信赖合作，是秦军顺利平定叛乱的政治基础和安定条件。然而，就在章邯军顺利进军关东、逐一平定各地叛乱的时候，二世政权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政治裂痕，丞相李斯和郎中令赵高陷于权力斗争，二世皇帝最终站在了赵高一边。
二、二世皇帝的苦恼
〈前言〉受到叛军兵临城下的重大刺激，生来没有政治才能、也无施政兴趣的胡亥，完全丧失了对于权力和人生的安全感，及早享受人生，满足行乐的欲念，成了他至上的追求，如同查知死期濒近的绝望者，时限越是紧迫，行乐越须及时。
周文军攻入关中威胁首都，是秦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秦王朝君臣上下震动极大。首都地区的威胁解除以后，追究责任的言论动向，开始出现。
李斯是政府首班，施政的主要负责人，又是沟通皇帝和大臣的枢要，上上下下的各种指责非难，自然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李斯儘管年迈自保，毕竟执掌秦王朝国政多年，政治经验丰富，通过陈胜叛乱骤起、急遽扩大蔓延的事件，他认识到先帝晚年以来的急政是事件的原因。先帝统一天下以后，北逐匈奴，修筑长城，南征南越，屯戍五岭，通驰道连接各地，筑直道通达边境，骊山陵园尚未竣工，阿房宫又开始修建，所有这些工程，都徵发百姓服役承担。徭役过重，贻误农耕，民生不能安定，逃亡犯法增多，帝国法制严密，有罪必罚，又引来避刑抗法的蔓延。陈胜、吴广之乱，就是役重法严之下人民铤而走险的结果。为了迅速平定叛乱，安定帝国，在坚决实施军事镇压之外，帝国的施政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减轻徭役，缓弛刑法。
李斯的看法，代表了二世政权内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方面的意见，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先帝老臣都支持李斯。由于事关帝国安危，三人决意向二世皇帝呈情上书，上书由李斯起稿。李斯不仅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也是第一流的文章家，他在上书中分析形势，辨明利害，委婉地表达宽刑减徭、转换政策的必要。对于二世，他也从先帝顾命老臣们的立场，希望年轻的皇帝以古代圣王尧和禹为榜样，夙兴夜寐，励精图治，在危难之后，重振帝国万世江山。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李斯的上书，不但没有促成二世对于转换政策的认同，反而招来了二世的严厉非难。二世不仅不同意宽刑减徭的政策转变，而且对李斯以尧、禹要求自己的提法极为反感，提出尖锐的质问。
二世下书李斯说：「对于丞相所言，我有自己的看法。韩非子说，尧统治天下的时候，殿堂只有三尺高，栎木的椽子不作雕饰，茅草的房顶不作修剪，即使是驿站客房，也不至于如此简陋。冬天披鹿皮，夏天穿麻衣，吃粗粮，喝菜汤，用土盒盛饭，用土碗装汤，即使是里监门房的饮食，也不至于如此粗糙。禹穿凿龙门，开通大山，疏浚九河，筑堤九曲，引涝水通于大海。然而，禹自己腿胫掉毛，手足生茧，面目黝黑，最终死于都外，葬身于会稽，即使是俘虏奴隶，其劳作也不至于如此酷烈。这种行为举事，是愚戆不肖之人的勉强所为，不是聪明贤达之人的自然行事。贤人拥有天下，重在贵有；贵有之要，在于使拥有的天下适用于自己。所谓贤人，必定是能够安定天下治理万民的人，若是连自身都不能安逸得利，如何能够统治天下？出于这种考虑，我愿肆志广欲，长享有天下之利而不受有天下之累，难道不可以吗？」
二世皇帝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抱负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帝室公子，他年方二十出头，敏感早熟而神经质。多年来，目睹父亲一生汲汲于政务，宛若尧王禹帝般劳苦，而当天下伟业大成时，却面临病痛的折磨，苦于生命的短暂，寻药求仙，苦苦期求得不到解脱，终于违愿逆情，撒手葬身于暗黑冷澈的地下。贴近父亲一生的真相，特别是亲临父亲垂死的阴冷，胡亥早早地生出生命苦短的强烈感受。
即位之初，胡亥曾经私下将他的这种心境向老师赵高透露过。他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宛若乘坐六马快车驰过缺隙，转瞬即逝。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希望能够穷尽耳目之所喜好，享尽心志之所欲望，同时也安定宗庙国家，使百姓和乐，如此长有天下，享尽天寿，办得到吗？」
赵高是善揣人意的人，他顺应二世的心思，肯定二世的想法是唯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够实行的两利良方。赵高又是心机深刻的人，他诱导二世不安和享乐的心思去消灭政敌。在赵高的诱导下，二世将兄弟姊妹们几乎杀了个精光。二世骨肉相残，目的是消灭帝室中可能的竞争对手，求得在位的安心，为享乐创造条件。兄弟姊妹们斩尽杀绝，孤身一人承继父业以后，在亲情的孤寂之外，似乎一时得到某种安心，可以寻父亲的足迹，驱车外游，安享天下之利。殊不知骤然间晴天霹雳，天下大乱，叛军兵临城下，不仅个人生命，连带整个帝国基业毁于一旦的寂灭突然出现在眼前，受此重大刺激，生来没有政治才能、也无施政兴趣的胡亥完全丧失了对于权力和人生的安全感，及早享受人生，满足行乐的欲念，成了他至上的追求，如同查知死期濒近的绝望者，时限越是紧迫，行乐越须及时。
这时候的李斯，已经七十有馀，相对于刚刚二十岁出头的胡亥，如同爷爷辈。李斯身处宫廷之外，军国政务缠身，无法与胡亥朝夕沟通。他从政近五十年，人生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施政的行动，对于他来说，当前政治的要务，就是危难之后重建帝国的安稳。对于胡亥明确表明的纵情逸乐的强烈愿望，他感到意外和惶然；对于他来说，二世的心境宛若天外的玄音。
我整理历史到这裡，戚戚然感到李斯与胡亥之间有难以逾越的代沟。这种代沟，不仅是二人之间年龄的差异所至，更是不同时代间精神的错乱所由。秦汉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经过诸子百家知识启蒙的汉民族，刚刚步入壮年，大丈夫轻生重义，鲜廉寡耻，精神外向于国家社会，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实实在在地追求高位富贵，正是时代风气，也是人物时尚。李斯其人，正是如此英雄时代的模范。至于英雄迟暮，生命觉醒，个人在内向自省的反归中，感受到时间流逝、生命速朽的虚玄精神浪潮，还远在四百年以后的魏晋时代。然而，迟暮未来有前期预告，往往出现在早熟而衣食不愁，养尊处优的王室侯门中。二世皇帝胡亥，当为其先知先觉。
胡亥的感悟，这种生命苦短的烦恼，如果绝世出家，流布有道，可能创立解脱的宗教；如果宣洩于个性表现，辞章文字，可能成为哲学家和诗人。然而，胡亥与时代错位，他生长在秦汉时代，从小接受法律教育；胡亥又与人生错位，他被错误地安置在与他的天性气质完全不相适合的位置上，被决定的人生是皇权高位。他没有宣洩内省感悟的通道，他没有同鸣共感的友人，他被压抑的心境，一步步转化成了及时行乐的欲望和行动，他的感悟和先觉，一步步走向了疯狂和破坏。
三、李斯重读《韩非子》
〈前言〉李斯懂得，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高于政见，与道德无缘。在权势利害和政治主张衝突的时候，权势利害优先；在权势利害与道德伦理不合的时候，抛弃道德伦理。
李斯不能理解二世的烦恼，无法作适宜的引领疏导。李斯是实干的政治家，长于权衡利害的政客，他在二世的下书中更多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不安。二世皇帝在下书裡有如下的质问：「身居三公高位，何以致盗贼如此？」谴责的矛头，已经直接指向他了。李斯紧张了，他感到杀伐的危险。李斯再次仔细阅读二世皇帝的下书，开始体会和揣摸。
二世皇帝下书引用韩非子的话展开。《韩非子》一书，在秦王朝宛若政治教科书。始皇帝在世时，读《韩非子》爱不释手，嚮往讚誉之情，竟然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始皇帝冷峻严厉，深藏不露，从不轻易流露内心，然而，他却曾经在朝议时引用《韩非子》，当著群臣面前动情感慨道：「啊，寡人如果能够面见作者，亲身同他交游，愿遂事成，死也无所遗憾了。」俗话说，楚王爱细腰，天下多饿死。有先帝的推崇，王侯公子，将相大臣，人人诵读《韩非子》，捨《韩非子》不能议政，捨《韩非子》不能施政，庞大的秦帝国，宛若成了韩非子法家主张的实验场。
二世皇帝引用韩非的话，出于《韩非子‧五蠹》篇。为了体察二世的行文，李斯再次打开《韩非子》。韩非子说，古代和当今习俗不同，新政和旧政措施有异，如果想用宽大缓和的政策来治理急世乱民，等于是不用缰绳和鞭子去驾驭烈马，实在是不明智的毛病。上古时代，以道德高下较量胜负；中古时代，以智谋多寡较量胜负；当今时代，以实力强弱较量胜负。因此之故，仁义宽政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当今时代，臣民慑服于威势而不心服于仁义，贤君明王必须严刑峻法，诛杀无赦方能治理。字字句句，都是李斯熟悉的话，重温之下，他不禁有寒冷僵硬之感。
李斯与韩非，关系非同寻常。两人同是荀子的学生，荀子在楚国时，两人一起在荀子门下学习，成为荀子最为赏识的两位高足。李斯出身下层平民，精明干炼，能言善辩，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施才从政，追求出仕成功和荣华富贵，是他的人生目标。韩非子出身韩国王族，口吃不善言谈，孤僻内向，思想深刻，文辞犀利，是战国晚年第一流的政论家。自从荀子去世以来，对于韩非子的思想文章理解得最深刻的人，对于韩非子其人其事知道得最透彻的人，怕就是李斯了。
韩非子对于人性和权力的分析，冷峻而近于苛酷。在韩非子的眼裡，至高无上的是国家权力，君王就是国家权力的绝对体现。君王的意志是公益，臣民的愿望是私欲，二者的逆反相悖，君王为了支配和统治臣民，必须掌握和使用法、术、势三件神器。法，就是治国治民的法律和章程，必须公开；术，就是支配臣下的权术，必须隐秘；势，就是强制臣民服从的政治强权，必须独擅。韩非子说：「权术，深藏于胸中，外面应对物事，暗中驾驭群臣。」施权术驾驭群臣时，可以「握明以问所暗」，「宣闻以通未见」，就是利用已经掌握的情况去查问尚未显露的隐秘，宣布传闻的材料去追究尚未暴露的奸私。询问臣下时，不妨预先设定隐藏的目的，叫作「挟智而问」。「挟智而问」时，可以摆明臣下的过失，诱导臣下的暴露表白，叫作「举错以观奸动」，「明说以透避过」。经如此权术考核，君王手握赏罚两大权柄，封赏功劳，诛伐罪过，致于大治。重温《韩非子》到这裡，李斯不寒而慄，禁不住感到脖子上刀刃的冰凉。
「身居三公高位，何以致盗贼如此？」皇帝言辞激烈，指斥的对象，明明白白，无所掩饰地指向自己。举过明说的后面，必有急于查询的阴奸；预先设定的目的，隐藏著诱导的圈套。李斯已经了解到，章邯军消灭张楚政权后，二世皇帝的监察使者分部出巡，开始调查叛乱各地的地方长官，追究玩忽职守、导致叛乱急遽扩大的政治责任。出任三川郡守的长子李由，首当其衝。在御史的调查中，李由遭到严厉查询，受到严重的警告，呈报到朝廷的报告书中，指责的矛头和追究的线索，已经指向李斯。
李斯紧张了，他感到事情后面有看不见的危险和恐怖。李斯在秦国政界沉浮多年，深明政治的底细。他懂得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高于政见，与道德无缘。在权势利害和政治主张衝突的时候，权势利害优先；在权势利害与道德伦理不合的时候，抛弃道德伦理。权势利害优先的原则，贯穿李斯的政治生涯。当年，在门主吕不韦的教化恩遇和秦王嬴政的权势之间，李斯选择了后者；在扶苏即位的正统和胡亥篡夺的利益之间，李斯也选择了后者。对待同学韩非子，他出于权势利害的计量，全面接受韩非子的政治主张，坚决阻止韩非子参与秦国政治，直接策划了迫使韩非子自杀的冤案。往事如烟，要在当前。如今的李斯，儘管明白当前安定国家之要在于宽政抚民，及时作政策的转换，然而，为了避祸解脱，他再一次算计求全，做了权势利害的选择。
四、李斯的邪恶美文
〈前言〉这篇文章，以政治道德而论，几近邪恶；以文学成就而论，堪称先秦散文的名章；以功效结果而论，二世政权之不可挽救，李斯自身之诛灭，皆可以由此查验。
李斯彻夜不眠，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再次修书呈送二世。李斯上呈的这篇奏书，被称为〈奏请二世行督责书〉。这篇文章，行文老到深峻，论理紧凑有序，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全文巧妙引经据典，高明顺意曲解，以铿锵的气势，将白说黑，将黑说白，有理有据地为最高统治者提出一套兼顾个人享乐和专制独裁的督责方案。这篇文章，以政治道德而论，几近邪恶；以文学成就而论，堪称先秦散文的名篇；以功效结果而论，二世政权之不可挽救，李斯自身之诛灭，皆可以由此查验。由于此文不仅关系历史动向，也堪为千古鑑戒，我不惜笔墨，将司马迁记载于《史记‧李斯列传》的这篇邪恶美文，通俗转述如下：
贤明的君主，一定是道法周全而能行督责之术的人。君主督责臣下，臣下就不敢不竭尽全能以事君主，君主臣僕的名分可以由此确定，君上臣下的地位可以由此分明，天下无论贤达还是不肖，也就没有人敢不殚精竭虑地服从君主了。如此而来，君主独断制控天下而不受任何限制，穷尽享乐的境地至于无极。贤明的君主，对此不可不体察洞明。
申子说：「拥有天下而不能放纵咨肆，可以说是以天下为桎梏。」之所以这样说，没有别的理由，由于不能行督责之术驱使臣下，只能以身替代，不得不为天下之民受苦受累，宛若尧和禹一样，自入于桎梏当中。如果不能修炼申子和韩非的权术，不能施行督责的道法，不能制控天下以适应自己，反而去劳累身体，苦痛精神，徇身百姓的话，只能说是黔首的僕役，而不是奴役天下的主人，毫无可贵之处可言。
使他人适从自己，自己尊贵而他人低贱；使自己适从他人，自己低贱而他人尊贵。所以说，适从他人者，低贱也；被他人所适从者，高贵也。古往今来，没有不是这样的。古来凡是被尊贤的人，是因为他高贵；古来凡是被鄙愚的人，是因为他低贱。尧和禹，是以自身适从天下，为天下所奴役的人，竟然被流俗尊贤为圣人，真是失去了尊贤之所以尊贤的根本真义，可以说是大谬大误。尧和禹的为人行事，是宛若桎梏般的为人行事，以自戴脚镣手铐比说，当是再贴切不过了。尧禹的自贱愚行，归结为一句话，都是不能施行督责之术的过错。
韩非子说：「慈母膝下有败家之子，严父之家无逆子悍奴」。之所以如此，是严惩必罚的结果。所以商君之法规定，扬弃土灰于道路者，处以黥鼻之刑。扬弃土灰是轻罪，黥鼻之刑是重罚，商君仰赖明主在上，所以能深行督责重罚轻罪。犯轻罪而有重罚，何况犯重罪？威慑之下，庶民哪裡敢稍许有所触犯？
韩非子又说，丈馀布帛，庸人不愿放手；千两黄金，盗蹠不去攫取。之所以如此，不是庸人贪心重，盗蹠欲望浅，也不是布帛利益大，黄金被轻贱，而是攫取黄金必有斩手之刑，入手布帛未必有处罚相随。城壁高五丈，勇士楼季不敢轻易冒犯；泰山高百仞，跛羊牧食践踏其上。之所以如此，难道是因为楼季困于五丈城壁而犯难，跛羊反而以百仞泰山为平易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丈城壁峭峻难以攀登，百仞泰山和缓可以援行，取决于艰险之势的不同。同样的道理，明主圣王之所以能够久处尊位，长执大权，一人独擅天下之利，没有别的道理，只是因为能够独断专行，精审于督责之术而使用重罚之刑，使天下不敢有所冒犯。如果不致力于防止冒犯的要事，而是纠缠于慈母之所以导致败家子的琐事，则是没有体察到圣人所论的精髓。若不能专断行圣人之术，反而捨身服事于天下，当是何等悲哀。
俭节仁义的人立于朝廷，荒唐放肆的欢乐止息；谏说辩理的诤臣近在身旁，散漫疏懒的心志收敛；烈士死节的行为彰显于世，淫逸康乐的期待废失。唯有明主能够离弃这三种人，独操主上之术以御控顺从之臣，明法严察，所以能身位尊而权势重。大凡被称为贤主的人，必定是能够迕世变俗、废其所恶、立其所欲的人，在世有尊重的权势，死后有贤明的諡号。由是之故，明君独断，权不下臣，然后才能灭绝仁义之道，堵塞谏说之口，困阻烈士之行，绝听无视外界，专听独视内心，既不受仁义烈士之行的影响，也不被谏说争辩之辞所左右。如此才能茕然独立，畅行咨肆享乐之心而无人敢于违忤，如此才可以说是修明了申子、韩非的权术，商君的法令。法令修、权术明而天下乱的事情，古往今来没有听说过。
所以说，王道简约而易于操作，唯有明主能够实行。督责专精则臣无邪心，臣无邪心则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则主上尊严，主上尊严则督责必成，督责必成则所求必得，所求必得则国家富强，国家富强则君主丰乐。所以说，督责之权术设定，则欲求无不可以求得。督责设定之下，群臣百姓救过不及，哪裡还谈得上图谋不轨？帝王之道如此齐备，则可以说是君臣之术明瞭，纵然申子、韩非复生，也不能超过于此。
二世皇帝读了李斯的这篇文章以后，大为高兴。老师赵高的理解，特别是丞相李斯引经据典、有理有据的肯定，消除了他对于自己追求咨肆享乐的疑虑和不安。二世是胆大妄为、行动鲁莽至于蛮干的人，他于是比照丞相提供的方案，肆无忌惮，有理论有纲领地实行督责之术，穷尽耳目之所欲。离宫别馆、阿房宫工程，益发抓紧进行；赋税不减，徭役加剧，兴作不已。对于臣下，厉行督责，对于官吏，严加训示，对于反抗叛乱，则一律诛杀无所宽免。如此施政的结果，转化政策以消除秦帝国过于紧张的内外关系之最后机会消失。天数未尽，事在人为。满身疮痍、战事四起的秦帝国，如果中止高速宾士，在缓行中作彻底的检修调整，并非没有复兴的机会。然而，在肆情纵欲的皇帝胡亥、保身阿谀的丞相李斯、残忍嗜权的郎中令赵高三驾马车的牵引下，巨大的秦帝国继续狂奔疾走，因为失去了刹车制驭，其车毁人亡已经难以避免。
五、赵高的胜利
〈前言〉二世皇帝自即位以来，兄弟姐妹尽被诛杀，亲情已经断绝了个乾淨，满朝都是先帝老臣，人人功高位重，威压如芒在背。举目人世间，亲切又爱护自己、唯一可以信任和依赖的人，就是老师赵高了。
上〈奏请二世行督责书〉以后，李斯与二世的关系，得到了缓解；对于李由和李斯的追究，一时也平静下来；李斯家族的禄位，无害而得以保全。事态的发展，似乎在李斯的算计掌握当中。不过，机关难以算尽，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二世行督责之术享乐人生，从此深居宫中，再不出来会见群臣。从丞相李斯而下，大臣们见不到皇帝，一切大小政务通通由郎中令赵高居中内外转达。事态的如此发展，则是出于李斯的算计之外。郎中令赵高，成为沟通皇帝和政府、左右帝国政务运行的枢纽。二世政权的权力一步步向赵高偏移。伴随于此，公卿大臣们对于二世皇帝和当前政治的不满，开始集中到赵高身上。
赵高是对政治动向极为敏感的人，大臣们的举动都在他的眼中。赵高专程来见李斯说：「形势严峻，关东地区盗贼不止，眼下皇帝加紧徵发徭役修建阿房宫，收敛聚集狗马珍玩等无用之物。臣下忧虑，希望有所劝谏，因为职卑言轻，皇上听不进去。丞相位高权重，当下国政错乱不安，正是奋身极谏的时候。丞相为何不面见皇帝，劝谏直言？」李斯说：「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劝谏皇上的愿望，一直挂在我的心上。眼下皇上深居宫中，不上朝，不见大臣，我是有话无处说，欲谏无门。」赵高说：「如果丞相能够劝谏皇上，入宫面见的机会，由我来安排。」李斯同意了。
赵高有赵高的算计。赵高的算计，是李斯始料不及的。赵高回到宫中以后，他选择二世饮酒作乐、与妇人调情燕乐的时候，派人告知李斯：「皇帝无事休閒，可以前来奏事。」李斯匆匆赶到宫门，上谒求见二世，弄得二世尴尬扫兴。同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出现，二世大为恼火。他对李斯的败兴行动，愤然不满，抱怨说：「我閒暇有空的时候多的是，丞相不来，我刚刚入情享乐，丞相就来奏事。丞相究竟是欺我年幼无知，还是有意想败我的兴，现我的丑？」赵高见时机成熟，趁势说道：「臣下也有危险不祥的预感。沙丘之谋，丞相参与其事有功，陛下即位后，丞相没有升迁益封，如今怏怏不乐，意图或许在于裂地封王。陛下不问，臣下也不敢说。丞相是楚国人，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守，楚国盗贼陈胜等人都是丞相乡里邻近各县的人，他们在楚国故地公然横行，经过三川地境时，郡守放行而不出击，导致盗贼周文入函谷关逼近咸阳。臣下听说李由与楚国盗贼间有文书往来，因为尚未查明其详细，所以没有上闻于陛下。丞相在宫廷外主持政府，大权在握，威重于陛下，望陛下有所警觉。」二世皇帝将信将疑，同意由赵高追查李由与盗贼往来的事情。
李斯是各处有眼线的人，他知道了这件事。这时候，李斯才知道上了赵高的圈套，大为震怒，顾不得多虑，他通过内廷的关系，绕过赵高，直接上书二世，陈述赵高专权的危险，比之于宋国丞相子罕擅权弑君、齐国权臣田常专权篡国，请求二世及早清除赵高。当时，二世皇帝正在咸阳郊外的甘泉宫游乐，观赏摔跤游戏。他读过李斯的上书后，非常不安，他不相信赵高有篡夺之意，也不愿看见内外支撑自己的两位大臣决裂。他希望李斯和赵高和解，回信极力为赵高辩护说：「擅权生变的危险从何谈起！赵高是仕宦于宫中多年的旧臣，心志不以安稳而鬆懈，不以危难而变易，行为廉洁，处事干练，凭藉自身的努力，以忠诚上进升迁，以信义称职守位。朕甚为看重他，而丞相甚为怀疑他，究竟为何如此？朕年少痛失先父，人事上识知甚少，行事上不习治理，丞相年老，来日不多，不知何日撒手天下，朕不属依赵君，还有谁人可以托靠？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世事人情，上能尊君适朕，丞相不要多疑。」
李斯收到二世的回信后，对赵高矇蔽皇帝的疑虑加深。他再次上书二世皇帝，明确指出赵高出自低贱，不识义理而贪权求利，营筑权势而威胁国主，危殆之极而不得不除。同时，他开始行动，联合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政府大臣，策划对赵高採取非常手段。
二世皇帝自即位以来，兄弟姐妹尽被诛杀，亲情已经断绝了个乾淨，满朝都是先帝老臣，人人功高位重，威压如芒在背。举目人世间，亲切又爱护自己、唯一可以信任和依赖的人，就是老师赵高了。对于二世来说，赵高不仅是九卿阁僚，是负责宫廷内卫的郎中令，二人间有公的君臣关系；同时，赵高也是老师和亲友，既指导自己的人生又可以倾诉内心的烦恼，二人间有私的师友关系。正如他在回李斯的信中所说，自己年幼失父，人事上没有基础，能力上又不习政事，登帝位不是本心，即位后更感到与天性不相容。经历了周文军兵临城下的危机后，他对于执政完全丧失了自信和兴趣，他由自卑到自暴自弃，他不愿上朝，他怕见群臣，他只想躲在深宫自在，他年纪轻轻却充满了对于岁月流逝、生命苦短的恐惧，他怕死，感到在死的面前，人生毫无意义，他只求在眼前的享乐中忘怀。二世的心境，只有老师赵高能够入微体察和妥善安排。赵老师建议说：「陛下富于春秋，对于政务未必精通，身坐朝廷，举措若有不当，难免被大臣们看轻，不是昭示圣明于天下的恰当行事。如果陛下深居禁中，让臣下以及侍中等熟悉法令者接受奏章、据文处理政务的话，大臣们就不敢以疑事上奏，天下都会称陛下为圣主了。」真真是与二世皇帝的心境丝丝入扣，投合到心坎儿尖上。
李斯请求罢免赵高，二世皇帝不能接受。他在给李斯的信中，一方面是极力为老师申辩，一方面已经是近于哀求了。当李斯联络诸位大臣联名请求清除赵高时，二世皇帝害怕了。他害怕大臣们杀掉赵高，便将李斯和大臣们的动向通知了赵高。赵高千恩万谢皇帝的恩情。赵高是为人积极行动的类型，遇事往往先发制人，他反守为攻，以李斯攻击自己的罪名反套李斯。赵高对二世皇帝说：「丞相权倾天下，已成田氏篡齐之势。之所以未发，是因为顾虑臣下尚在；一旦臣下死，丞相将为所欲为。」于是二世做了决定性的选择，他下书谴责李斯及诸位大臣，下令逮捕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主张清除赵高的大臣们，通通交付郎中令赵高处置，追究谋反的罪名。
二世二年七月，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在狱中自杀，左丞相李斯等一大批大臣被诛杀，始皇帝以来的功勳老臣几乎完全被剪除乾淨。二世任命赵高为丞相，全面託付军国大事，重新组建帝国政府。赵高出任丞相以后，首先对新政府的人事作全面的变动和安排。新政府人事调整的基本原则就是打破论资排辈、看重功劳业绩的传统，越级提拔新人，使贫贱者富贵，拔下位者高官，全面清除始皇帝以来秦政府的大臣阁僚，尽可能选用自己的亲信侧近。对于最关枢要的大臣职位，二世即位以来一直由自己担当的郎中令一职，他任命弟弟赵成接任，便于继续控制宫廷和皇帝，其他大臣阁僚，也都一一做了相应的安排。由内而外，由近而远，咸阳朝廷的政治变动，不可避免地开始影响到各地和前线。
章邯是先帝老臣，李斯的亲信，旧政府的阁僚。李斯被杀，以李斯为首的老臣政府被赵高新人政府取代，章邯在朝廷内部失去了依靠和后援。赵高新政府建立之初，忙于中央政府的改组和政权的巩固，无暇顾及将兵在外的异己。叛乱尚未平息，只要军事进展顺利，新政府当一如既往地使用和支援章邯；然而，一旦前方军情不利，咸阳政变的后果，就在新相和老将之间显露出来。钜鹿之战，王离军被歼灭，身为平叛军总帅、统领中部军掩护王离围攻钜鹿的章邯，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受到朝廷方面的指责。钜鹿之战以后，在项羽所统领的诸侯联军的攻击下，章邯军又连连失利，步步后撤，朝廷方面的督促和责难，与日俱增。
不过，章邯毕竟是坚忍的宿将，他在内外不利的形势下完成撤退收缩，稳住阵脚，从二世三年一月到六月，一直坚守河内一带，迫使项羽所统领的诸侯联军滞留漳河地区达半年之久，与章邯军对峙而不能前进。就在这个期间，楚军别部的刘邦部队，开始西向关中方面进军，开闢了攻秦的第二战场。
六、刘邦的第一个大挫折
〈前言〉刘邦大难不死，病体不久得到康复，事业也重振旗鼓。经历此事以后，他不仅经受了挫折的磨练，增添了韧性顽强，他更体验到世上人事的反覆多变，学会了忍耐和容忍。
史书称刘邦大度能容人，是他能够成功取得天下的要素之一。刘邦的大度，并非是天性宽厚仁慈，而是为了最终的目标，能够自我克制，容忍待人。他的这种克制容忍的肚量，既有天生的素质，也是苦难磨练的结果。他起兵不久，就遭遇了部将雍齿和生地丰邑的反叛，大病几乎不起，堪称人生和事业上第一道苦痛失败的磨练。
二世元年九月，刘邦由芒砀山回到沛县，起兵夺取沛县政权出任沛公以后，马上部署军事，对沛县周边地区展开攻势。
二世二年十月，刘邦领军北上，进攻薛郡的胡陵县和方舆县（今山东鱼台西）。就在这个时候，秦泗水郡的监察长官平带领一支军队往丰邑方面移动。刘邦军迅速南撤，退守丰邑，击退了包围丰邑的秦军。故乡丰邑的威胁解除以后，刘邦加强了丰邑的守备，命令部下雍齿留守，自己带领主力部队向薛郡薛县方向进发。十一月，刘邦军抵达薛县，与秦泗水郡郡守壮统领的秦军交战，秦军被击败，退向薛县和沛县之间的戚县（今山东枣庄市薛城东），被刘邦军追及，郡守壮被刘邦部将左司马曹无伤生擒斩杀。
戚县之战后，刘邦军声威大振，军锋折向西北，攻击薛郡亢父县（今山东济宁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反秦军的西北部战线不断有不利消息传来，关中方面，章邯军大举出关，击杀周文于曹阳，周文军被歼灭。章邯军进而东进解除荥阳之围，假王吴广被杀，大将田臧和李归战死，围困荥阳的张楚军几乎全部溃灭。北部战场方面，王离军渡黄河东进，入太原郡，封锁井陉关，兵威震摄邯郸，赵将李良叛变，武臣赵国政权被颠覆，形势急转直下。受大局的不利影响，刘邦军开始往沛县方向撤退。当刘邦军抵达丰邑北部的方舆县时，得到消息，部下雍齿叛变，故乡丰邑已经改换旗帜，归属于魏国了。刘邦军大为震动。
沛县是泗水郡的北部边县，北邻薛郡，西邻砀郡，是三郡交汇之处，古来是宋国的领土，地处魏国、齐国和楚国之间。西元前二八六年，齐国灭掉宋国以后，这一地区先后在齐国、魏国和楚国间多次争夺易手，最后归属于楚国。秦灭楚国后，沛县统辖于泗水郡。秦帝国各郡的区划，大体基于军事攻占时的状况设置，泗水郡和薛郡基于攻占的楚国领土设置，砀郡基于攻占的魏国领土设置。陈胜、吴广起兵反秦以后，战国六国政权纷纷复活，蜂起的各地也大体归属于战国旧国的旗号之下。不过，战国各国间的领土归属，本来就多纷争，各国相邻地区，更是因时因事而多有变动，始终是争议不断。
陈胜建都陈县以后，陈胜部下周市受命进入魏国地区，攻城略地，以魏国旧都大梁北部的临济为都城，拥立魏国王族魏咎为王，复兴了魏国。秦的东郡和砀郡，本是魏国的国土，自然成了魏军攻略的对象。魏国复国以后，周市领军攻占魏国旧土，一直进军到沛县地方，包围了丰邑。周市派使者带信给丰邑守将雍齿说：「丰邑，过去是魏国的领土，魏末国难时，魏人又曾经迁徒于此。魏国如今已经复国，故土旧城纷纷反正归属。丰邑如果回归于魏，魏国将视丰人为魏国臣民，一切从优，赐雍齿列侯爵位，继续受命驻守丰邑。如果丰邑抵抗不下，魏军将攻城，城破以后，施行屠城。」雍齿是沛县人，地方的游侠类人物，在沛县地方豪杰的兄弟座次中，排名在刘邦之上。雍齿亲近王陵，与王陵一样，本来看不上刘邦，沛县起兵以后，怏怏屈居于刘邦之下，心中始终没有服气。魏国大军围城，城中守兵单薄，雍齿在周市的威胁利诱之下，接受了周市的条件，撤消楚国的旗号，改换门庭，以魏将的名分，为魏国据守丰邑。
丰邑是刘邦的出生地，是沛县境内的第二大都邑。刘邦和丰邑出身的将士，其家室都在丰邑，失去丰邑，等于失去了根据地的一半。刘邦领军由方舆火速南下，与雍齿交涉不果，不得不武力进攻，攻城失利，只得带领军队回到沛县城。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船迟偏遇打头风。大局不利，后院起火，忧虑忿恨攻心，刘邦大病一场，身心两面，受到生来从未有过的打击。
刘邦大难不死，病体不久得到康复，事业也重振旗鼓。经历此事以后，刘邦不仅经受了挫折的磨练，增添了韧性顽强，他更体验到世上人事的反覆多变，学会了忍耐和容忍。后来，丰邑又回归刘邦阵营，雍齿也再次回到刘邦麾下，成为刘邦军团一位有名的将领，战功累累。刘邦儘管对往事刻骨铭心，多次恨不得找藉口杀了雍齿，但是，为了维护丰、沛故人核心集团的团结和稳固，显示对功高将士的恩德和怀柔，他始终自我克制。在取得全国政权、部下们对分配权益出现不满时，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用重赏厚封雍齿的方式消除了内部的不安，化消极为积极。对于生地丰邑的背叛，刘邦攻下后没有任何报复的行为。他做了皇帝以后，选取沛县作为自己的个人领地，给予永远免除徭役和租税的恩惠。同样的恩惠却没有给予丰邑。当沛县的乡亲们请求给予丰邑同样的待遇时，他才吐露了对于当年的怨恨：「丰邑是我生长之地，何尝能够忘怀？我不免除其徭役和租税，为的只是丰邑当年为了雍齿的缘故背叛我而投靠魏国。」看来，耿耿难平的往事，他终身隐忍在心中。经沛县父老再三请求，刘邦抹不下情面，比照沛县待遇，永远免除丰邑的徭役和租税，最终了结了这桩多年的心事。
七、邂逅张良
〈前言〉张良超凡出俗，长于智慧谋略，是第一流的参谋人材；刘邦大度自信，强干而善于用人，是帝王型的英雄。他们二人的结合，成为正确决策和强力推行的典范，引导了尔后的刘邦集团度过重重难关，最终取得夺取天下的胜利。
刘邦沛县起兵，大义名分是响应张楚陈胜，复兴楚国，推翻暴秦。儘管刘邦没有见过陈胜，没有直接从陈胜的张楚政权得到过任命，也没有直接的统属关系，但是，刘邦起兵以来，自认为是楚国楚军的一部分，他和部下们也自认为是楚人，著楚衣，唱楚歌，归属于楚国文化的心情，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丰邑反叛属魏，刘邦身心遭受重创，事业跌入了起兵以来的低谷。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反秦运动也陷入低潮。这一切，都发生在二世二年十二月，刘邦沛县起兵后第四个月。
这个时候，秦军由防守转入全面进攻，章邯军收复颍川，攻入陈郡，陈胜兵败，下落不明，张楚政权瓦解。进攻南阳的张楚军宋留部队，投降秦军，宋留被传送到咸阳处死。北部战场方面，王离军已经收复上党郡，军锋正向邯郸方向压迫过来。
二世二年正月，陈胜部将秦嘉等人得到陈胜死讯以后，拥立楚国旧贵族景驹为楚王，继续复楚反秦的大业，来到了沛县南面的邻县留县（今江苏沛县南）。陷入困境的刘邦，为了结束孤军作战的不利，从沛县前往留县面见楚王景驹，请求加入景驹阵营。在由沛县前往留县的途中，刘邦邂逅张良。
张良自博浪沙刺杀始皇帝不果以后，一直隐身于东海郡下邳县。下邳县是东海郡的西部边县，西南两面邻接泗水郡。下邳县的东边是泗水郡彭城县，南边是泗水郡下相县，彭城是楚国的旧都，下相是项氏一族东迁的聚居地，张良与项氏一族的交往，可以追溯到这裡。下邳县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隐居下邳的张良，依然是任侠使气，结交宾客游士，藏匿亡命不法。项羽的伯父项伯曾经在下相县杀人犯法，逃亡到下邳，就一直隐藏在张良家裡，二人由此成了生死之交。
听说陈胜在大泽乡起兵，眼见关东大乱，张良也趁机在下邳聚集了百馀人起兵响应。陈胜死后，各地的反秦武装重新组合，张良听说景驹被立为楚王，驻扎在留县，就带领部下前去投靠。在前往留县的路上，与刘邦相遇。张良和刘邦的这次邂逅，对于他们二人来说，甚至对于以后历史的演变，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张良超凡出俗，长于智慧谋略，是第一流的参谋人材；刘邦大度自信，强干而善于用人，是帝王型的英雄。他们二人的结合，成为正确决策和强力推行的典范，引导了尔后的刘邦集团度过重重难关，最终取得夺取天下的胜利。张良有窥听天声神语的聪明，他自度一生中两大奇遇，一是沂水桥上遇见黄石公，得到《太公兵法》的启示，再就是留县遇刘邦，《太公兵法》得以运用实行。功成名就后的张良，自感不过是天意的工具，他选择的封地是回到留县，他选择的归宿是追随黄石公仙去。这些都是后话了，不管怎麽说，留县的邂逅，开始了他们二人终身完美的天作之合。
刘邦与张良一起到留县见了景驹，正式成为楚王景驹的部下。自从雍齿反叛以后，敌对的丰邑始终是刘邦的心腹大患，他投靠景驹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希望从景驹那裡得到增援部队，攻下丰邑。不过，刘邦到了留县以后，形势紧迫直下，已经来不及马上考虑丰邑的事。当时，章邯军主力继续在陈郡一带扫荡陈胜军，章邯部下的一支军队，在司马的统领下，由泗水郡南部北上，一路进攻过来。司马军进攻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遭到相县军民的顽强抵抗。城破后，秦军实行了屠城。屠城后的司马军西至砀县，稍作休整，再西北方向开拔，准备经过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进攻留县。秦军压境，景驹迅速派遣将领东阳宁君和刘邦领兵南下萧县阻击。在萧县西部，秦、楚两军展开了激战，楚军不利，退回留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