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明内部架构的深刻矛盾性正在这里——因为将政治文明的价值体系根基，建立在了德治规范的高尚性之上。所以，对国家权力的正义性造成了极大的侵蚀，极大的限制。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对于正当的国家权力行为，构成了一种基于自身文明结构所形成的政治陷阱。这一陷阱，使周人政权跌入其中，不能自拔。西周历时近三百年，周王权在这种自我矛盾中一直呈现出不断疲软的下滑趋势。东迁之后，周王权更是愈陷愈深，以至于名存实亡。
周室的特异沦落所蕴涵的历史经验，永远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发掘与反思。
4.小诸侯的霸权争夺
在东周第二任天子周桓王即位的第13年，发生了一场奇特的战争——。葛之战。
这场战争，是资历很浅的小诸侯郑国对周室王权发动的进攻战，典型的“下克上”，典型的“畔”（叛）罪。起因是：周桓王即位后，决意恢复王权尊严，惩罚郑国在父亲周平王时期“擅自征伐”的罪行。在大臣虢公林父、大将黑肩的主持下，周桓王首先罢黜了郑庄公的“王室卿士”之职，而后联合虢、卫、蔡、陈四个曾被郑国侵扰的诸侯国，对郑国发起了联合进攻。郑国君主郑庄公没有丝毫犹豫便率军应战“王师”联军。在 葛开战之后，郑国主将子元以“鱼丽之阵”攻击王师联军；郑国将军祝聃一箭射中周桓王肩部，导致周军惊慌大败。所幸的是，郑国军队没有追赶，周桓王侥幸不死。
在当时，这是一场惊世骇俗的大叛逆、大挑战，宣告了王权的彻底沦落。
葛之战，距离周平王东迁洛阳仅仅过去64年。这场战争意味着王权衰落的序幕已经过去，有实力的诸侯已经开始争夺地区霸权了，已经敢于直接挑战王权了。历史地看，这是春秋霸业文明的第一阶段。这些地区霸权争夺者，史称“小伯”，也就是小霸。虽然是小霸争夺，但相比较于后来的大国争霸，这时的小霸主们对待既定权力秩序的挑战性，尤其是对王权的叛逆性，都远远强烈于后来的大国争霸。
周平王之世的半个世纪，放任诸侯乱政，天下格局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地域势力圈。这种地域势力圈，大体可以分为五大板块：
第一大板块，王畿地带，主要是郑、卫、虢、陈、蔡、申、许等诸侯国；
第二大板块，泗济两水，齐、鲁两大国及薛、邾、莒、滕等“泗上十二诸侯国”；
第三大板块，秦晋地带，秦、晋两大国及中山国、西部戎狄族群势力；
第四大板块，燕蓟辽东地带，主要是燕、蓟两国及辽东诸胡族群势力。
第五大板块，江淮地带，主要是楚、吴、越三大国及众多的族群自立政权。
从初期争霸的实际进展看，其时的霸业政治，主要波及前两个大板块，也就是中原腹地的诸侯群，尚不具有后来大国霸业时期辐射整个华夏的天下影响力。后两个大板块，当时还相对疏远于霸权争夺，而致力于向霸权薄弱地带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一时期的霸业政治，是整合局部权力秩序的地区霸权。因此，这一阶段的社会变革具有主流影响力的，是地处文明腹心地带的小霸政治。
这一时期的区域性霸权，主要是四个先后具有霸权影响力的中等诸侯国：郑庄公时期的郑国，宋殇公时期的宋国，齐僖公时期的齐国，鲁庄公时期的鲁国。
第一位小霸主郑庄公，在位43年。
郑庄公成为地区霸主的主要功绩，有四方面：其一，平息内乱，整顿经济与政务，继续推行自郑武公开始的早期改革。在这一时期的改革中，郑国建立了超越周礼规范的规模较大的战车军队，使国力持续增强。其二，南征北战，扩张土地与人口，先后对卫、宋、陈、许四国开战，并取得很大胜利。其三，挑战王权，战胜了以天子王师为轴心的五国联军，射伤了周桓王。其四，会盟诸侯，主持中原诸侯群的利益扩张与分配，使郑国声望大涨。
郑庄公死后，郑国势力有所衰减，但仍然是春秋时代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后期的子产当政时期，郑国率先实行法律公开，一时成为早期变法的代表性阵地，对春秋后期与战国初期的列国变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位小霸主宋殇公，在位十年。
宋国地处淮水流域，根基是殷商遗民，文明相对发达，国力相对殷实，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特异诸侯国。从精神层面看，宋人对周室有先天的不满，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最多惊人行为的诸侯国之一，也一直是最富挑战性的诸侯国之一。面对发端于中原诸侯群的扩张争夺潮流，宋国自然不甘寂寞。宋殇公在任不长，其惊人之举，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全力强兵，频繁打仗，在位10年，发动了11场扩张战争。其中，多次与强盛的郑国作战，一度攻取了郑国的长葛，逼迫郑国主动和解。
其二，敢于对抗王室，公然宣称不做王室官职，也不向王室纳贡，成为春秋早期抗争王权的最强硬诸侯国之一。
虽然，宋国没有郑国那般相对全面的小霸功业，但是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宋国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在稍后的大国争霸阶段，宋襄公时期的宋国，一度几乎成为天下的霸权大国。在更后来的战国时期，宋国也在很长时期内保持着准战国的实力地位。
第三位小霸主齐僖公，姜齐的第13任君主，在位33年。
齐僖公成为一时小霸的主要功绩，不在征战扩张，而在利用齐国的老诸侯、大诸侯地位展开外交斡旋，八次会盟诸侯，成为当时主持各方利益分配的著名斡旋者。齐僖公的八次会盟是：
第一次，与郑庄公在庐地会盟；
第二次，与郑庄公在石门会盟；
第三次，在瓦屋之地与宋、卫会盟，主持两国与郑国和解；
第四次，与鲁隐公会盟于防地；
第五次，主持齐、鲁、陈、郑四国，会盟于稷地；
第六次，与鲁桓公会盟于嬴地；
第七次，与卫宣公会盟于蒲地；
第八次，邀集齐、卫、郑、宋四国，会盟于恶曹之地。
客观地说，齐僖公的小霸功业，虽然有流于形式之嫌，但是，在王权缺失的背景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稳定天下格局的作用。可以说，其后的齐桓公之所以非常重视会盟诸侯，与其父齐僖公开创的先例是分不开的。
第四位小霸主鲁庄公，鲁国第17任君主，在位32年。
鲁国是正宗的王族大诸侯，是周室长期倚仗的三大屏藩势力——齐、鲁、晋之一。鲁国的国君族群，是圣人周公的后裔。从精神层面看，鲁国与宋国恰成两极。宋国争霸，是挑战与叛逆；鲁国争霸，则具有辅助中央王室安定天下的特质。不管鲁国在事实上是否达到了这一效果，从国家行为动机的层面上说，鲁国是以安天下自命的。这一点，在春秋初期表现得最为鲜明。
鲁庄公本人，是鲁国历代国君的一个特异人物。此公勇武善战，是周室王族诸侯中一位罕见的能征惯战的君主。鲁庄公的长弓，名为“金仆姑”，与此前小霸郑庄公的战旗“蝥弧”齐名，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武勇象征。以致千年之后的唐代诗人卢纶，在《和张仆射塞下曲》一诗中尚有“鹫羽金仆姑，燕尾绣蝥弧”的赞叹。
鲁庄公最有影响的业绩，是四次战争：第一次，齐鲁长勺之战，大败齐军，打破了强大的齐国对鲁国霸权的遏制；第二次，反击齐、宋联军的乘丘之战，以“金仆姑”射伤宋军主将，大获全胜；第三次，再度反击宋国，大败宋军；第四次，反击戎人侵犯，战胜后追杀戎军于济水之西。
除战绩之外，鲁庄公在邦交斡旋中也颇具谋略与胆识。鲁庄公有两件事，在春秋时代影响很大。一则，是在宋国发生严重洪水灾害时，鲁庄公马上派出了慰问使节，一时大获邦交道义之美名。二则，是在大败齐军后，邀即位不久的齐桓公会盟，使强臣曹沫当场劫持了齐桓公，迫使齐国归还曾经侵夺鲁国的土地。
总体上说，鲁庄公时期，是鲁国在整个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中最以武功强盛著称的一段历史。鲁国在鲁庄公时期的显赫，只有大约15年的时间，那已经是春秋小霸的尾声了。
齐桓公与管仲时期的齐国已经迅速崛起了，大国霸业即将席卷天下。
5.大诸侯国的实力扩张
这一时期的另一政治现象，是几个大诸侯国的迅速扩张。
扩张最大者，是秦、楚、吴、越四个诸侯国。截至大国霸业开始之前，也就是齐桓公开始称霸的公元前679年，“政由方伯”的诸侯扩张历时101年。在这段时期里，秦、楚、吴、越四国，都对中原诸侯群的争霸保持着相对的疏远。主要原因，一是地缘差别，二是实力差别。就地缘大势说，这四个诸侯国大体都处于当时的边陲地区，远不如中原地区风华富庶。以当时秦国为例，其所在的关中地区原本是周人王畿，天下第一发达区域。但是，在镐京政变战争中，关中被戎狄烧杀掳掠一空，周人绝大部分东迁，土地荒芜，戎狄割据，那里已经沦为半农半牧的西部贫瘠地带。其地域虽与中原距离不远，但却是两重天地。楚、吴、越三国，更是当时的蛮荒地带了。就实力来说，这四个大诸侯国，当时还都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水平，抑或是以打造战车能力为标志的军事基础实力，都与中原诸侯群有很大差距。如此背景之下，这些边缘诸侯国的主要目标，便是趁中原诸侯群全力争霸而无暇顾及远事的机会，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
让我们分别看看这四大边陲诸侯国的早期扩张。
首先是秦国的扩张。
秦国初期扩张的主要方面，是夺回周天子封给自己的全部名义土地，驱逐占据关中与河西高原的戎狄族群，使自己变成真正具有实力基础的大诸侯国。秦襄公被正式封为诸侯后，秦人大本营从“西犬丘”，也就是今日甘肃礼县的西汉水上游河谷地带，东迁到关中西部山地，建立了“西畤”作为临时大本营。历经五年准备，秦人开始了对戎狄的大举进攻战，并获得了初步胜利。继任的秦文公时期，秦人再向东迁，在汧、渭汇合处，建立了第一座像样的城邑，叫做“鄜畤”。之后，秦人继续进攻戎狄，并收拢了没有随周王室东迁的流散周人，实力有所增强。
第三任秦宁公之世，秦人继续进攻关中中部的戎狄，大败“荡社”（今西安东南部）地带的“亳王”族群。之后，秦人再向东攻“芮”，也就是今日陕西大荔县朝邑地带，遭遇第一次败绩。第四任秦出公，在位六年，秦人因内部政变，进入了短暂低潮。
第五任秦武公再度奋起，向东进攻戎狄至华山，大败“彭戏氏”族群。其后，秦军回师西向，进攻邽、冀的戎狄，也就是今日甘肃天水地带，大胜，设置了邽县、冀县。此后，秦人再灭关中西部的小诸侯“西虢”，实力增长很多。
正当秦人扩张顺利之时，在位二十年的秦武公死了。这一年，是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称霸的第二年。从总体上说，在大国争霸之前的一百年里，秦国历经五代君主，基本上肃清了陇西地带的戎狄，以及进入关中及河西高原的戎狄势力，建立起了一个真正拥有一定实力的大诸侯国，给后来秦穆公时期的秦国霸业，奠定了根基。
其次是楚国的扩张。
从政权根基上说，楚国是一个先行自立，而后取得西周王室勉强认可的特殊诸侯国。在西周王权强盛的时代，天下诸侯国几乎全部都是王室分封的，像楚国这样被王室被迫承认的诸侯国，没有第二个。因为，吴国虽然也是承认式诸侯，但那是周人王族的先祖贤哲建立的，与楚人政权不可同日而语。为此，周王室及中原诸侯群，始终将楚人政权看做另类，看做蛮夷，对其蔑视戒惧之心，远远强于对西部秦人的蔑视与戒惧。后来，有一则著名言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周室大臣针对楚国崛起说的。正是因为当时南北文明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相互隔膜，楚国从来没有真正听命于王权，一直在谋求自己的实力扩张。
进入春秋社会，楚人在江汉地区加快了扩张，并同时向北发展。
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的第三十年，恰逢楚人的强悍领袖熊通发动政变，自立为楚国国君。其后，楚国便开始了迅速地扩张。周平王三十七年，熊通效法成汤，自号“武王”，在天下诸侯国中第一个宣布称王。此后，楚国占领了江汉以南的“濮人”之地，又打败了追随周王室的随国。其后，楚国又大败邓国，有效占据了长江中游的襄樊地带。然后再败陨国、绞国，实力在长江中游地带大为加强。
楚武王死后，继任的楚文王继续扩张，将都城迁移到郢城，即今日湖北江陵。次年，楚国向北部淮水流域进军，先后击败申国、蔡国。在齐桓公称霸之前的十年，楚国又吞灭了邓国，并向当时的中原强国——郑国发动进攻，气势很大。
《史记·楚世家》评述这一时期的形势说：“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说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楚国扩张。楚国在这一时期的扩张，为其后来在大国争霸时期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条件。
其三是吴国的扩张。
吴国，是当时长江下游的一个古老诸侯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中期的周太王时期，也就是周文王爷爷的时期。当时的周太王，想立少子季历做继承人，目的是寄希望于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以光大周人基业。季历的两个哥哥，一名太伯，一名仲雍。二人得知了周太王的意思，便以采药为名，逃到了当时号为荆蛮之地的长江下游，变成了与当地原住民一样的“断发文身”者，表示永远不再进入政治。当地原住民感动于太伯的大义，遂拥立太伯兄弟为领袖。此后，太伯给自己的政权所在地取了个名号——句吴。从此，天下有了“吴”的名号。太伯死后，其弟仲雍继任为吴政领袖，从此父子传承。
到了吴政第五代时，恰逢殷商末世。周武王灭商后，分别将太伯、仲雍的后裔，封了两个诸侯国：太伯之后为虞国，迁回中原封地；仲雍之后为吴国，仍留长江下游地带。到了春秋时期，中原的虞国衰落，后来则被晋国吞灭了。而江南的吴国，则不断缓慢地发展与扩张着。吴国实力的真正增强，还要等到春秋后期，即公元前584年开始的寿梦称王，并学习中原车战时期。
在春秋大国争霸之前，吴国尚处在缓慢兼并江南山水间诸多自治族群从而自发扩张的阶段。虽然，吴国在这一阶段的扩张，并没有留下具体的历史记录。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不久的将来，它将崛起为春秋后期的天下霸主之一。
最后是越国的扩张。
越国是一个更为古老的诸侯国。据《史记》及其正义所引文献的粗线条记载，越国的历史脉络大体是这样的：因大禹葬于古“大越”的“会稽”之地，夏少康时期，担心禹陵与夏宗庙的祭祀断绝，夏王少康便正式分封自己的庶子无余为诸侯，名号为“越”。此后，这个越国历经了夏、商、周三代，一直在自发状态中存续着。
殷商与西周两代，并没有见到王室承认越国的记载。但是，依据常理推断，古老的越国应该是得到了殷商与西周承认的合法诸侯。因为，越人族群是大禹的后裔，完全符合确认为诸侯国的传统。到了春秋末期的周敬王时代，古老的越国已经经历了三十余代的存在发展，其国君名曰“夫谭”，名位是“越侯”。夫谭之子“允常”，已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扩张，宣布称王了。应该说，这是天下的第三个王——越王。大约从此时开始，越国才真正进入了中原诸侯群的视野。
春秋初期的越国，与吴国一样落后于中原诸侯群。但是，吴、越两国毕竟是当时华夏文明在江南地区的真实发展，其在华夏文明史上的意义，在于他们以不断成长的国家文明，引导了当时的东夷族群向华夏文明不断靠拢，有效地促进了华夏文明的融合发展。
在春秋争霸的尾声阶段，古老的越国以在春秋时期的不断扩展为根基，在与吴国的对抗中爆发出了灿烂的光华，一时成为春秋末期与战国初期的大邦之一。
6.大国争霸之前的华夏格局
自公元前679年开始，周王室东迁后大体百年，春秋社会拉开了大国争霸的序幕。
小霸时期，天下格局的基本框架是：处于中原腹心地带的诸侯群，以率先挑战王权的形式，掀起了天下变革的思潮。这一地域的老牌中小诸侯国，利用其率先扩张的优势，特别具有活力。当时，诸如齐、晋、楚、秦、燕等新老大国，尚都在储备积累实力的阶段，对中原的小国争霸相对保持了疏离。周室王权虽然不断衰落，对天下大势不作为，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小霸末期，天下格局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变化元素，这就是戎狄与蛮夷势力四面侵扰华夏，从各个方面渗入了当时中国的腹心地带，或建立政权，或抢占适于放牧的河谷地带，或突然袭击富庶的城邑，对各个诸侯国都形成了或大或小的威胁。
在这种大形势下，王权衰落，中小诸侯涌现的小霸又不足以组织与号召天下。故此，华夏文明圈在这时处于事实上的混乱无序状态，各相自保，大局开始了真正地动荡。也就是说，华夏文明在夏商周三代之后，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存亡危机！
当此之时，大国霸业拉开了序幕。
虽然，我们不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都有必然性，机械得如同机器一般。但是，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社会所以能出现貌似突如其来的大转折，一定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的。这里，偶然性与必然性交织在一起，往往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复杂性，甚或是戏剧性。但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构成大局底色的基础事实。正是这种普遍的基础事实，构成了历史发展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织。大国霸权的适时出现，正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的体现。
齐国崛起，是大国霸权开始之前华夏大格局中出现的最主要变数。
齐国，是周武王灭商后分封的第一批最主要的诸侯国之一，是第一号功臣大诸侯。齐国的始封君主，是太公姜尚。其时疆域，大体包括今日胶东半岛、河北南部、河南东北部、江苏北部等地区，是个一等一的东海大国。这个齐国，从一开始受封建政，便是周王室镇抚天下的主要力量之一。无论是周公东征，还是后来对江淮东夷的战争，齐国与晋国、鲁国，都是辅助王室的三方最主要力量。
为此，在周成王时期，主政的王族大臣召公，曾经代表周成王赋予齐国一则带有永久性意味的权力：“（天下）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今淮北），北至无棣（今辽西），五侯九伯，（齐国）实得征之。”这就是说，齐国拥有“代天子行征伐大权”，而且是对整个天下，其地位与权力，远远超过了“伯”一级的地区诸侯领袖。在这一点上，西周时期的齐国地位，高过了晋国与鲁国，是天下头号诸侯大邦。
到春秋大国争霸之前，齐国的姜氏政权，已经传承了13代。在将近四百年的历史上，姜氏齐国已经形成了在王权之外斡旋天下的大国传统。正因为如此，齐僖公才能在各个大国都置身事外的时期，独自介入了中原诸侯群的前期争霸，多次会盟诸侯，平衡利益格局，不依靠武功实力却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小霸。
当然，这时的齐国，由于全面实力尚无大的突破，其国虽大，其传统优势虽强，实际影响力却只能与郑、鲁、宋等小霸比肩，始终未能由邦交层面的影响力发展成为真正左右天下格局的大国霸业。但是，在华夏陷入内外交困的文明危机的时刻，深具大国传统的齐国，不期然迎来了一代雄主，一代强臣。由此，姜氏齐国迅速地崛起了。齐国的崛起，迅速地改变了天下格局，成为春秋社会进入大国争霸时期的第一推动力。
迎接我们目光的，将是波澜壮阔的大国霸业文明。
大国霸业文明：政治变革之深化
1.齐桓公与管仲登临历史舞台
春秋齐国的历史转折，发生在齐襄公十二年的连续三场政变之后。
齐襄公，是小霸齐僖公的长子，名叫诸儿。此公职业道德极差，平庸，酗酒，又好色，对国事与邦交几乎是随心所欲。尤其是对待传统盟国鲁国，其荒唐作为使人咋舌。在他刚刚即位的第四年，鲁桓公携夫人访问齐国。齐襄公便趁机与自己的妹妹——鲁桓公夫人乱伦私通。鲁桓公知晓实情后，齐襄公又邀鲁桓公聚酒，借酒醉，使武士杀死鲁桓公，至此与鲁国结下了很深的仇恨。其余国事与政策，此公也是轻率臆断，从来不计后果。如此一个国君，当政12年便引发了不可思议的连续政变，激起了巨大的国家动荡。
第一场政变。大臣连称、管至父不满齐襄公的“屯戍”政策，遂与齐襄公的堂弟无知秘密联络，策动政变。这年冬天十二月，齐襄公外出游猎摔伤了脚，回到宫中，无知等人“率其众袭宫”，杀死齐襄公，无知被拥立为齐国君主。不料，这位无知新君，人如其名，残忍、平庸而昏聩，几近白痴。因曾与齐襄公在少年时期有内斗之恨，非但欣欣然即位，而且没有任何警觉防范意识。刚刚即位两三个月后的春天，此公竟然离开都城，到大臣雍林的封地去作踏青游了。就在这次踏青游中，发生了第二场政变。
这个无知春游雍林封地，已经忘记了他与雍林族群曾经有过的旧怨。这一旧怨是什么？史料没有具体说明。依当时齐国的实情推断，大体当是土地人口一类的大利益摩擦。否则，不可能引起民众普遍怨恨。为此，这个大夫雍林的族群，对春游的无知君主发动突袭，在某个景点杀死了醉心游乐的无知。之后，大夫雍林立即将此事通报了都城主政的大臣，宣称无知弑君自立，是叛逆大罪，雍林人已经“诛杀无道之君”，请大臣们赶快“议立新君”，雍林人唯命是听。
紧接着发生了第三场内乱与政变。无知新君被杀的消息传出，此前因齐襄公乱政好色而逃出都城的两位公子，闻讯立即开始了秘密筹划，都要赶回齐国争夺君主之位。这两位公子都是齐僖公的儿子，齐襄公的弟弟，一个叫姜纠，也就是公子纠，当时逃往鲁国；一个叫姜小白，也就是公子小白，当时逃居在齐国西南部的莒城。
由于地利之便，公子小白在大臣鲍叔牙、高傒等辅助下，准备立即从莒城秘密返回都城，径自宣布即位。恰在此时，鲁国一支军队也在公子纠的谋士管仲的率领下，进入了齐国，要阻拦公子小白，公然宣称要公子纠继任齐国君主。公子小白不理会鲁国通告，仍然按照原计划北进都城。不想，却在半道遭遇了管仲率领的鲁军拦截。两军相遇，管仲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带钩。小白当即落马，佯装被射死。在齐军将士的慌乱呐喊中，管仲也误以为小白果真死了，便派出特使报告了鲁国，同时率领鲁军撤回。这时的鲁国君主，是赫赫大名的鲁庄公，即位已经第九年。也许是轻敌大意，也许是筹备环节过多，也许是公子纠决断力迟缓，总之是，鲁庄公与公子纠集团都共同犯了一个大错误——听说公子小白已死，便放缓了进入齐国的进程，一直延迟了六天。恰恰这六天的时间，使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混乱之中，公子小白被鲍叔牙等拥进了一辆有车厢的辒车，公子小白的军队随后立即撤军，但却没有退回莒城，而是继续秘密前进，直接回到了都城。次日，在国内实力派大臣的拥戴下，公子小白宣布继任齐国君主，并立即开始了对鲁国的紧急备战。
及至鲁国得到消息，已经是六天之后了。按照事件需要的起码时间，此时已经是夏天了。也许是冬夏不用兵的古典传统，也许是鲁庄公与公子纠的意见没能很快统一，总之，鲁国没有立即出兵，而是一直到了秋天才发兵攻打齐国。此时，经过至少三个月准备的齐国，已经缓过气来了。在鲍叔牙、高傒等实力派的策划辅助下，公子小白当即兴兵对抗鲁军。在乾时之地，齐军一举战胜了鲁军。
之后，公子小白一鼓作气，立即派出特使，以兵围鲁国相威胁，逼鲁国杀死了公子纠。同时，迫于齐国压力，鲁国连辅助公子纠的两位谋臣也要处置。当此之时，召忽自杀了，管仲自请囚禁，被鲁国关进了牢狱。至此，公子小白成功继任齐国君主。这位公子小白，就是雄才大略的齐桓公。这一年，是公元前685年，周庄王十二年，距离周王室东迁已经八十余年了。
齐国命运的转折，开始于齐桓公任用管仲主政。
关于管仲走上政坛，历史上有许多传奇故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管仲与鲍叔牙那种基于精神理解的友谊。可是，“管鲍之谊”并没有构成后来齐国改革的实际节点，所以，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只需明白三个基本事实：首先，齐桓公有不计仇恨而重国家大义的用人胸襟，这是最重要的启动点。其次是大臣鲍叔牙出于公心的坚持举荐。再者是管仲敢于率先变革的历史勇气。管仲出身平民，曾经是一个家境平困的布衣之士，他的知识构成与改革思想，来自于对当时社会变化的切身体会与深刻洞察。也就是说，这种切近社会深层脉搏的改革思想，在当时，既不可能来自贵族阶层的鲍叔牙们，也不可能来自其他与管仲一道主政的大夫们，而只能来自管仲这样的布衣名士。
齐桓公任用管仲，是阳光政治的典型之一。发动改革之前，管仲对当时齐国落后穷困的评估很严重。这段记载在《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话，用当代语言表述大体如此：“齐国弊端丛生，国家穷困、治情混乱、兵力弱小、民众贫穷。要想强盛，只有修齐国政，一体大变。舍此，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齐桓公接受了管仲的形势评估，特命管仲立即任职主政大夫，与鲍叔牙、隰朋、高傒三大臣一道，“修齐国政，富国强兵”。
值得注意的是：管仲推行的改革，在当时既不叫做变革，也不叫做变法，而是叫做“修齐国政”。依据历史语境，这四个字，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概念，“修齐”是动词，“国政”是名词，“修齐国政”是一个整体性的合成概念，在当时的语意是“整治提升”之意。修与齐，都有整治意涵，齐，又有提升意涵。“修齐国政”，就是整治提升邦国实力。后来，儒家创立“修齐治平”之说，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简称，其意涵也大体相近。
需要注意的是，后世的中国佛家人士翻译佛经，借用了许多先秦经典的语汇，譬如《吕氏春秋》中的“执一”、“不二”等，其中也借用了“修齐”这个概念，转意为聚集信徒于某地大作佛事。于是，后世学人多有人以为“修齐”为佛家语汇。实际上，这是个大大的误解。如上简单考据，是想说明：这场春秋社会最早的全面改革，是以“修齐国政”的名义开始的，其语意包含的实际目标是整治并提升邦国实力，并不如何激烈。
历史大变革，往往都是从有意而不经意的探索开始的。请注意，这是非常高明的变革策略。
当时的历史大趋势是：天下已经经过了近百年动荡，旧秩序已经基本上消解崩溃了。可是，各国的经济政治变革，尚都处在自发的摸索阶段，尚没有一个诸侯国出现整体性变革，没有涌现出一个足以为天下方向的新发展模式。所以，各诸侯国对于社会变革的前景，还处在一种相对混沌的状态。从另一个角度说，历经近百年动荡变化，社会已经涌现出了制度化变革的普遍需求，哪个国家能够率先实行变革，那个国家就领先了历史潮流。
2.管仲全面“修齐”
要了解管仲的“修齐”改革，必须对齐国的历史传统及当时的国情有基本的了解。
齐国，是西周灭商之后最早封建的一个特殊的诸侯国。其特殊之处主要在五个方面：其一，齐国是最大的功臣诸侯国，政治地位极高，享有所有诸侯国所没有的“代天子征伐天下”的大权。其二，齐国初期荒蛮落后，又有东夷莱人族群的袭扰。因此，齐国具有拓荒并与东夷争夺土地的历史，其独立治权远远大于其他诸侯国。第一任国君姜尚，曾经制定了许多特殊的经济政策，使齐国以相对快的速度，得到了相对充分地开发。其三，齐国的风俗、政令、农耕、商业交易等基本社会经济活动，具有不同于中原诸侯群的诸多特点。譬如农事节气，当时的华夏诸侯国都实行夏历，分为二十四节气，只有齐国的历法，是三十二节气，而且对于每个节气期间的农事活动，都以官府政令的形式安排得极为详尽。究其根源，便是早期齐国民众开化不够，因此，国君姜尚便以细化节气的方式规范农事环节，使农人在官府督导下有序地耕作。此所谓“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其四，齐国地处海滨，渔业、盐业、丝织业是广泛涉及民众利益的三大领域，也是齐国官府重点开发的三大传统领域。首任国君姜尚，“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给齐国的渔业、盐业、制衣业奠定了发展传统。其五，齐国民众开放而强悍，武风浓厚，有相对坚实的强兵传统。
但是，齐国虽有良好开端，却并没有成为一个连续发展的大国。大约从西周中期开始，齐国的地位便渐渐衰落了。到西周末期的镐京事变时，齐国已经没有实力勤王靖难，对戎狄进行反击作战了。周平王东迁洛阳，当时的主要护卫力量是秦人武装与晋、郑、鲁三国，齐国已经沦落为地域性诸侯国了。东周开始，至齐桓公即位的近百年之间，齐国迭遇昏庸君主，内乱政变不断，国内累积的经济、民生问题日益严重，民众纷纷逃往郑、鲁、燕等国，实力大为减损。齐僖公时的齐国，只能跻身小霸之间，依靠斡旋邦交保持些许尊严了。
齐桓公即位初期的齐国，困境更甚，政局混乱，民众贫弱，国力大为衰减，比相邻的鲁国要贫弱许多。正是这种严峻的长期乱局之后的困境，构成了齐国变革的巨大压力。但是，当时天下的变革，只有几个中原小诸侯国的局部浅层改革，大国的全面变革，此时尚无先例可循。齐国要率先推行大国改革，实在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者。基于这一实际情形，齐国君臣议定的改革纲领，只是“修齐国政”。其确立的实际目标，也只是提升国力。其所选择的改革突破口，仍然只是整改国政。
这就是说，管仲主持的齐国改革，开始带有明显的谨慎试探的性质。请注意，这是我们理解管仲改革的最重要历史背景。
基于上述背景，管仲推行改革的总体思想，在《国语·齐语》中是这样记载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用今天的话说，这个总体思想就是：对传统法度进行适当修正，选择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方面进行改良，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推行。在“修齐国政”的实践中，要奉行培育社会、使民富裕、尊重社会利益的原则。
在这种背景与总体思想之下，管仲的改革体现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特点：立足古老的国有经济传统，对固有的统一管制方式作出符合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实际的适当修正，使已经被百年动荡颠簸得支离破碎的社会，以新的管制方式得以全面整合，使社会先行稳定下来，使国家与民众先行富庶起来，使齐国社会力量凝聚起来，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
显然，与后来以开掘、激发私有经济活力为基本特点的战国变法相比，管仲的早期变革无疑是相对浅层的。但是，正是这一场相对浅层的全面“修齐”，开了春秋大国变革的先河，成为春秋大国霸业文明的序幕。此后不久，中国历史便进入了浩浩荡荡的变法大潮之中。
让我们具体地看看，管仲的“修齐”改革，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管仲改革的第一层面，是实行新的统一的人口居住与管辖制度。
新的人口居住管辖制度，被称为“国野分治”。
国，指都城内的人口，也就是国人。野，指山林渔猎人口与在乡间井田常住的为数不多的奴隶劳动力或附庸人口，笼统称之为“野人”。但是，管仲改革只是借用了传统称谓，实际方面却大为扩展。其实际内容是：对都城区域的人口实行一种居住管理制度，对其余地区的人口，实行另一种居住管理制度。因为前者在传统上称为“国”，后者在传统上称为“野”，所以叫做“国野分治”。
对于都城区域的人口，主要实行三个层面的制度：
第一层面，固定居住区制度。除了官吏之外，所有人口都按照所从事的职业，分开为士、农、工、商四大区域固定居住，“勿使杂处”。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使人群的职业有固定的延续性，使“士之子恒士，农之子恒农，工之子恒工，商之子恒商”。
第二层面，乡治制度。将士、农、工、商4大区域，划分为21个乡。其中，工商人口6乡，士农人口15乡，每乡为一个治理单元。
第三层面，君臣分治制度。全部21乡，其治权归属是：国君直领11乡，老贵族大臣国子、高子，各领5乡。也就是说，全部都城区域的人口与土地，绝大部分属于国君直辖。少部分人口土地，划归原先有封地的老贵族。
对于齐国其余城邑乡野的人口，实行5级统属的居住管理制度。
从最基层的居住开始，这五级分别是：每30家为一邑，治吏为有司；10邑为一卒，治吏为卒帅；10卒为一乡，治吏为乡帅；3乡为一县，治吏为县帅；10县为一属，统领者为大夫。据《国语·齐语》记载，当时齐国编了15个县，分为五属，由5个大夫分领；齐国朝廷又设立了5个大臣，命名为正，分别监管五属治理。
都城实行乡治，其余地区实行属、县、乡、卒、邑5级治理，这就是“国野分治”。
管仲改革的第二层面，推行了兵民一体的制度。
这一制度，有三个基本方面：
其一，统一军事编制。将全国民众按照军事组织统一编制，实行军政合一体制。管仲的具体方式是：以车战实践为根基，每5家编为一轨，设轨长；10轨为一里，设司里；4里为一连，设连长；10连为一乡，设良人。这种军事编制基础上的成军方式是：每轨五家各出一人，成军一伍，由轨长为伍长；每里50人，成军一小戎，由司里率领；每连200人，成军一卒，由连长统领；每乡2000人，成军一旅，由乡良人统领；5乡10000人，成军一军，由帅统领。全国编成三军，分别由国君齐桓公、大臣国子、高子统领。
其二，强化战力制度。编制固定之后，居住人口必须固定居住，不得自由迁徙。每伍的五家，必须紧密融为一体。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每年春、秋两季，国家都要以狩猎方式大规模训练军队，所有成军人口都必须参与实战狩猎，达到“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的备战目标。请注意，这种五家一体的制度，实际上已经逼近于后来商鞅变法推行的连坐制了。也可以说，商鞅的连坐制度，实际上正是管仲编民法的推进，而不是凭空产生的。
其三，以兵赎罪制度。为了推动兵器制造，推行以兵器或兵器原材料赎罪的制度。臣民重罪，可以一幅犀牛皮甲，并一支战车长戟赎罪。轻罪，可以一面皮制盾牌，并一支战车长戟赎罪。轻度违法，可以缴纳铁料，或铁制品赎罪。发生诉讼，则要缴纳十支箭（一束）做听审费用。
管仲改革的核心，是以国家统管制度刺激农工商全面发展。
管仲的经济改革有一个基本思想：以富民为基础，提升民众素质，并将此看做国家强大的根本点。管仲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表述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用今天的语言归纳这一思想，就是：经济发展是民众素质提高的基础，国家法令要以民众实际需求为转移，合乎民心，顺乎民意，国家才能走向强大。
在这一基本思想下，管仲在经济领域推行了新的全面的国家管制下的刺激政策。
第一方面，管仲在农耕领域实行了一整套新管制政策，基本点是三方面。
其一，有限度地废除旧井田制时代的土地国有制度，改变为把耕田分配到户。实行农人虽不能自由买卖土地，却可以自主耕作的个体经营制。
其二，废除旧井田制时代的公田，将公田分配给农人耕耘。同时废除以公田耕耘及收获物替代赋税的旧制，实行由农户以耕耘土地数量之多少为根据，向国府缴纳赋税的新制度。
其三，废除旧井田制时代官府统一组织农事劳动的统管制度，禁止官府干预农耕活动，保证农户对土地耕作的自主权。禁止在农耕时节征兵打仗，保证不误农时。
其四，将旧井田制时代官府对农耕的统管制，改变为指导制，对农耕户的作物品种选择、农耕技术等基本方面，采取因地制宜的官方引导，以弥补农户耕作经营水平的不平衡。
据《管子》一书记载，在这些相对宽松的制度刺激下，齐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
第二方面，管仲在工业方面，也推行了一系列新政。
其一，在重要的一些手工业领域，继续维持国家的统一管制，设置工正、工师、铁官、三服官等官署，专门统一管理铁矿开采、铁器生产、兵器打造、工程建设、丝锦制造等重要的生产领域。
其二，根据齐国近海而多鱼盐之利的实际情形，允许在官府统一经营之外，民众可以适当从事渔业、盐业的生产与交易，以利沿海民众脱离贫困。
其三，对冶金制造的生产原料进行严格的管理，规定上好的金属材料与铁器，只允许打造兵器；较差的金属材料与铁器，用来打造农具与其他器物。
第三方面，管仲在商业交易领域，也推行了一系列新政。
其一，商业新政的基本面是维持国家对主要交易领域的统一管制权，对不适应实际情形的旧制度作了大幅度修正。对关乎民生而又不影响富国强兵的日用品商市，则相对放宽管制，允许民间商人进入。
其二，由官府在各个城市的枢纽地段，统一建立固定的交易市场，使商贾群体与民众交易能够相对集中，使货物能够形成一定的周流规模。这就是管仲主张的“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的商市模式。
其三，由官府设立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市场，防止商人暴利盘剥百姓，保持物价准平。
其四，减轻商业税收，采取五十而税一的轻税政策，鼓励外国商人进入齐国。
上述改革政策，是管仲“修齐”改革的基本面。管仲改革，历经六年迅速见效，齐国国力大大提升，管仲也一举成为天下名臣。与后来的战国变法相比，管仲的改革堪称平稳而顺利。其个人命运也要幸运得多，权倾朝野，名动天下，一生始终都是大权在握的重臣。其间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发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改革的深度与广度不同，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更不同。在以后的战国变法中，我们将充分看到这种种不同所展现的广阔而残酷的历史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