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还是让我们回到管仲改革后的齐国霸业吧。
3.齐国霸业
齐国霸业，是从桓公即位后的第七年开始的。但是，在管仲改革的六年里，齐国始终没有停止对外小规模用兵。从实际情形看，这时的齐国应该尽量减少用兵。可是，此前积累的邦交争端，却使齐国无法停止小规模战争，哪怕是败多胜少。在改革同时进行的前六年之内，齐国的对外用兵有四次：
第一次，齐桓公二年攻鲁，在长勺之地败于鲁军。
第二次，联合宋国再次攻鲁，因宋军先败，齐在乘丘之地撤军，事实失败。
第三次，同年冬天，出兵吞灭与鲁国相邻的小诸侯谭国，成功。
第四次，三年后，齐桓公五年，出兵吞灭鲁国另一邻国——遂国，获胜。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齐桓公在开始阶段对齐军的衰弱还没有自觉意识，及至一年两败于鲁国，才以吞灭一个小国为台阶，停止了轻率用兵。管仲改革五年之后，齐国的军事实力有了显著提高，齐桓公才开始了重新用兵，也就是第四次的灭遂之战。这次用兵不同以往处，是齐国基于试探会盟效力而发动的惩罚性战争。齐桓公五年，齐国以平定宋国内乱为名义，尝试性地发动五国会盟。其中，长期与鲁国交好的遂国，没有出兵与盟。齐桓公就断然起兵，吞灭了遂国。显然，这次用兵是齐国大举争霸的序曲。
但是，齐国的传统盟友，又是齐国劲敌的鲁国，没有放松对齐国的警觉。就在齐国吞灭遂国之后的当年冬天，鲁国邀齐国在柯地，也就是今日山东东阿西南地带，举行两国君主会盟。在这次会盟中，鲁庄公使猛士大臣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威逼齐国归还曾经侵占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对此时能否战胜鲁国，心下还没底，便以“守信于诸侯”为公开理由，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两个大国在形式上重新恢复了正常邦交。
齐桓公六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齐国以宋国违背前次会盟之约为理由，邀集陈、曹两国与周王室会盟于鄄地，要讨伐宋国。当时，非但陈、曹两国出兵，连近百年很少举兵的周王室，也派出大夫单伯率领王师与盟了。宋国在三方军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表示屈服，表示接受齐国号令。这次会盟，因有天子王师应邀参与，所以被历史看做是继小霸郑庄公之后，齐以大国实力第一次“挟天子以令诸侯”。自此，齐国正式迈出了大国霸业的步伐。
齐国霸业历时36年，主要业绩在两大方面：对内调停争端，对外抵御夷狄。
当时，华夏社会的大格局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王权沦落，天下处于无中心状态，旧有的王权秩序已经崩溃，新的天下秩序尚未以任何形式出现。其二，诸侯之间纷争不断，强国欺凌小国，小国也相互攻伐。各诸侯国之间，在水流利用、资源开掘等基本经济民生活动方面缺乏共同准则，民众生存状态受到极其严重的普遍影响。其三，外部野蛮族群四面侵袭，渗透中原腹地，尤其以北部、西部的戎狄族群为祸剧烈，对中原诸侯国进行频繁的掠夺战争，使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处于严重的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齐桓公君臣所以能成就大国霸业，根基在于全面改革之后的强大实力，其次在于切中实际的操作策略。从历史实践看，国家实力是基础，策略原则是生命线。所谓强大的国家实力，主要在齐国全面改革后的经济、军事、民生三大方面。齐军所以能在后来的内外争端中频繁地大规模出动，南征北战，驰骋天下，没有强大有效的资源保障与兵员输送，不可能应对长时期内频繁发生的大小战争。
（1）切中实际的策略原则：“尊王攘夷”的总方针 如果将这个方针的实际意涵换成今日的语言，就是一则可以明确表示实际内容的政治纲领：一致尊奉天子王权，共同抵御戎狄蛮夷。从历史实践看，这一策略原则是齐国霸业的生命线。因为，只有这一策略原则，找到了齐国与天下诸侯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抵御蛮夷外患，挽救华夏文明。同时，也开辟了重新以天子王权成为精神中心而凝聚天下力量的可能性，从而能够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从历史传统所能提供的政治智慧来说，当时可供齐国选择的霸业道路，至少有两条：
其一，汤武革命式。直接攻灭周王室，重新建立新的联邦中央政权；
其二，攻灭周边中小诸侯国，抵御外患并成就地区霸权，再图谋取天下王权。
可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这两条道路都很难实现。“汤武革命”的前提是，天下面对的是昏聩残暴的末代政权。但是，当时的周王室却没有多少“恶政”，而只是无为自保，向天下诸侯退让，既没有成为天下公敌，也没有成为制约诸侯国扩张的阻力。此时的周王室，实际上是一方谁也没有太过关注的力量。如此，基于“吊民伐罪”的“汤武革命”，也就丧失了正义性根基，既无法获得天下诸侯的响应，也无法成为扩充力量的最佳途径，更无法成为一举继承天下最高权力的有效源泉。其次，成为地区霸主，则只可能使天下更加混乱，甚或最终也连带淹没了齐国。
无论从当时的大形势看，还是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这两条霸业道路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实现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如果不能有效抵御四面汪洋的蛮夷戎狄外患，即或建立了新的中央政权，也是无法存在的。所以，齐桓公君臣选择的“尊王攘夷”的策略原则，是充满智慧的历史抉择。
（2）调停诸侯争端，是齐国霸业的基础方面
从公元前679年，也就是齐桓公七年开始，齐国以“尊奉王命”的名义，开始调停诸侯争端，并整合天下秩序。12年后，齐国的行动得到周王室的理解与主动配合。周王室派出特使召伯廖，赐齐桓公为“侯伯”，也就是统领诸侯的霸主。至此，黄河中下游的诸侯群都承认了齐国的宗主国地位。在此后的国家行动中，齐国一直致力于重建被诸侯国共同遵守的某些基本社会规范。齐桓公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齐国举行了九国参与的“葵丘会盟”，终于达成了华夏诸侯言归于好的总盟约。在此总盟约之下，又达成了若干共同规范。依据《春秋榖梁传》与《孟子》的记载，这些规范主要是六个方面：
其一，不可壅塞河流、泉水等水源；若有必要堵水，必须得通报下游诸侯；
其二，不可有意囤积粮谷，不可遏制粮谷市场；
其三，诛杀不孝子孙，不可更换嫡子，确保继承制有序；
其四，不可以妾为妻，不可让妇人参与国政；
其五，敬士尊贤，不得妄杀大夫；
其六，敬老慈幼，敞开道路关卡，以利旅客。
葵丘会盟，是齐国霸业在整合华夏纷争中的最大贡献，也是齐国霸业的高峰。
（3）攘夷——抵御四夷入侵，是齐国霸业的最大历史功绩 春秋初中期的四夷外患，本质上是落后文明对华夏先进文明的侵犯。
据《礼记·王制》的总体记载，当时的四夷情形是：“中国（之）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很清楚，这种生存状态的差别，构成了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差别。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侵扰与毁灭的几率，要远远高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的时代。
我们对比较详尽的几部《中国历史年表》作了统计，从西周末期戎狄大举进入中原的镐京事变开始，四面边患接踵而来。到齐国称霸时期，戎狄大规模侵袭中国腹地，并将所占领的发达农耕区变成荒芜粗放的畜牧区，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最大的文明灾难。到齐桓公病逝，齐国霸业结束之后，戎狄的大规模侵袭与滞留，则显著减少。具体说，仅仅是齐桓公称霸的36年间，因戎狄而起的战争，就有近30次之多。
史料留下的记载，是触目惊心的——“自平王东迁，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伊、洛，往往有戎！”
“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
用今天的话说，四方夷狄连续不断地入侵中原，已是常态，当时社会的惊骇感叹，意味着对野蛮势力的战争已经成为挽救华夏文明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若不是这样的深重危机，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在王权已经崩溃的时刻，“尊王攘夷”的政治纲领不可能迅速被已经开始寻求历史新出路的华夏诸侯群所接受。
面对如此严重的外患，齐国以霸权实力发动“攘夷”，可谓洞察深远。
据《韩非子·说林上》与《左传·闵公元年》记载，在戎狄大举攻掠邢国的时候，齐国的鲍叔牙与管仲在行动方针上发生了分歧。鲍叔牙主张：此时发兵太早，为齐国利害计，“救危望轻，复国望重”，当在戎狄灭亡邢国之后，齐国再发兵驱逐戎狄，恢复邢国。届时，齐国将“望重天下”——显然，这是单纯的齐国名望说。管仲则主张：为天下文明计，戎狄豺狼成性，不可放纵！华夏诸侯一家，不可丢弃！坐等邢国灭亡，无异于一剂鸩毒。齐国与邢国一样，都受戎狄之恶，应该相互援手，立即发兵，这才符合天下大道。结果是，齐桓公接受管仲主张，立即发兵救邢。
上面的故事，是史学家晁福林先生在《霸权迭兴》一书中对相关史料相互考订后认定的一段史实。它说明，春秋初期与中期的戎狄灾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而如何对待这种文明危机，在当时也是有争论的。一种态度如鲍叔牙，是策略主义的，是惟齐国利益为根基的。另一种态度如管仲，是以挽救华夏文明为根基的。
很清楚，齐国发动攘夷，是自觉承担了历史责任的，而不是盲目的。
晚年的齐桓公，曾不无骄傲地回顾说，“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具体说，齐桓公的大国霸业持续了36年，共会盟诸侯22次。而其中最主要的，也是齐桓公本人引以为荣的9次会盟——九合诸侯，都是基于驱逐戎狄灾难而举行的。在后来的历史理念里，所以有孟子的“五霸，桓公为盛”的历史评价，其基本点正在于齐桓公霸业挽救华夏文明的特殊意义，而不是其他。而孔子，更发出感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春秋齐国的改革与大国霸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晋国霸业
齐桓公死去后的第七年，晋公子重耳在晋国即位，史称晋文公。
晋文公时期的晋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第二个霸主国。这个晋文公，因在43岁时开始政治逃亡，其后又历经近20年的长期颠沛流离，在60余岁的高龄才最终成为大国君主，因而颇具历史传奇性。从总体上说，晋文公的霸业活动继承延续了齐桓公的既定模式，基本方面仍然是“尊王攘夷”。晋文公即位时，齐国因管仲已经病逝，桓公也随后悲剧性地死于一场畸形政变，导致齐国发生内乱，齐国霸业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延续。而晋国的实力，则在此前晋献公时期一定程度的改革之后，有了相对大的发展，给刚刚即位的、人到高年、因长期逃亡于列国而富有政治经验与一定政治声望的晋文公，提供了大国争霸的基础。
与齐国霸业相比，晋国的霸业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由于夷狄之患相对减轻，晋国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对抗楚国北上中原。
历史地看，楚国始终是南方诸侯中对抗落后文明族群——蛮夷的主力，始终是华夏文明的基本构成之一。但是，由于楚国是惟一一个不经王权分封而自立成长的大诸侯国，西周时期与春秋时期的正统理念，便对擅自称王而且融合了许多南蛮族群的楚国，长期抱有浓厚的歧视与偏见，将楚国看做一种异端威胁力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便是当时针对楚国的代表性歧视言论。这种偏见与歧视，在战国时代对楚国已经基本消失，而转移到了对秦国的歧视与偏见上。但是，在晋国开始霸业活动的时期，对楚国的偏见仍然弥漫于中原诸侯群。所以，楚国要向北伸展，就遭到了中原诸侯群的强烈抵制。而晋国霸业的最主要作为，就是在“城濮之战”中大胜了楚国。
其二，晋文公在位九年，两次会盟诸侯，调停了中原诸侯群的利益争端。
其三，晋文公作了两次军事制度的改革，分别设立三军、五军，军力增加较快。
晋文公死后，晋国霸业又时断时续地延续了两三代，是维持大国霸业最长的大国。在晋国的后期霸业中，对戎狄的局部反击，是其基本功绩之一。但是，由于四夷外患的形势与齐桓公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故此，晋国霸业在捍卫华夏文明圈方面的功绩，也不能与齐桓公时期的齐国相比。
5.秦国霸业
秦穆公之世的秦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第三个霸主国。
对于秦穆公霸业，或者说春秋五霸中有没有秦穆公，传统史学有不确定的说法。其中一个原因，是秦穆公执政的主流时段，是齐桓公与晋文公相继称霸的时期。若认定秦穆公霸主地位，似乎有同一时期天下两霸的矛盾。因此，史学界的一种主张，便将秦穆公定位为称霸西戎的地区小霸。但是，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秦穆公当之无愧地实现了霸业文明所要求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无疑是大国霸权之一。
首先，穆公之秦用贤强国，改革国政，使秦国实力大幅增长。
秦穆公具有自觉的强国意识，有一定的改革业绩。秦穆公非但搜求并重用能才百里奚执掌秦国政务，又先后任用了蹇叔、丕豹、公孙支、由余四位能臣辅佐，整肃内政，并推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使秦国实力大增。
虽然，秦穆公君臣的改革内容，史料记载严重缺失，我们已经无法再现其具体内容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秦自立国以来百余年，只有从秦穆公时期开始，才真正具有了大国实力。若没有励精图治与相对全面的改革，国力不会有如此大幅度地提升。
其次，穆公之秦对强大晋国的盟约与战争，改变了当时的天下格局。
秦穆公积极东出中原，始终坚持以对晋国关系为轴心而开展邦交，大大扩充了秦国影响力，使秦第一次具有了大国地位。《史记·周本纪》的基本评判是：平王东迁之后，出现了四个强大的诸侯国——齐、楚、晋、秦。其中，秦国的强大，就是从秦穆公霸业活动开始的。具体说，穆公之秦在中原地区的重大活动主要有8次，分别是——
第一次，公元前651年，秦穆公联络齐桓公，两国共同安定晋国内乱。
第二次，公元前649年，戎狄势力突袭洛阳，秦穆公联络晋国，共同出兵救周。
第三次，公元前647年，晋国严重饥荒，秦以大规模船队络绎不绝地从渭水运粮，成为春秋战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邻国救援行动，史称“泛舟之役”。
第四次，公元前645年，晋惠公拒绝救援秦国饥荒，秦穆公大举攻晋；战于韩原，大破晋军，生擒晋惠公；一举占领全部河西高原，并设置正式官署进行有效治理。
第五次，公元前641年，秦国攻灭政局混乱的梁国，也就是今日陕西韩城地带；次年，秦国再次出动，攻灭相邻的芮国，也就是今日陕西大荔县地带。
第六次，公元前638年，秦穆公与晋国联合，将原本生活在瓜州，也就是今日甘肃敦煌地带的戎狄族群陆浑氏，迁移到今河南的伊川居住；同时，又将西北边陲的姜戎族群，迁移到晋南的河东地带居住。这是以和平方式融合戎狄族群的重大举措，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七次，公元前636年，晋国再度发生内乱，秦穆公派兵护送长期逃亡的公子重耳回晋即位，是为晋文公；之后，秦军又应邀帮助晋国平息内乱，再次安定了晋国。
第八次，公元前624年，秦穆公后期在三次败于晋国之后发动复仇之战，大举攻晋，渡过黄河后焚烧战船以示死战，获小胜之后撤军。
从总体上说，秦国对中原的活动始终以对晋关系为中心，初期是联合并安定晋国，后期是冲破晋国封锁。在强大的晋国断续称霸的时代，秦国能对晋国三代君主造成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客观地说，是一种罕见的霸业成就。
再次是穆公秦国抵御戎狄、融合戎狄的巨大功绩。
在齐桓公开创的尊王攘夷的救亡潮流中，秦国是抵御野蛮文明入侵的最主要力量之一，攘夷的实际成效也最显著。史料记载：“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所谓益国十二，就是打败并吞灭了十二个西戎族群的政权，占据了方圆千里的土地与人口。在整个春秋时代，这是抵御戎狄取得的规模最大的胜利。
从根本上说，这一巨大胜利的获得，与秦人族群在西周近三百年间始终处于西部戎狄海洋的血战历史相关。自周灭商，秦人族群在西汉水上游的河谷山陵地带（西陲犬丘）拓荒生存，在西部戎狄包围下长期奋战，积累了丰富的对戎狄作战的经验。此后，自西周末期镐京事变的勤王之战开始，到秦帝国时代的对匈奴大反击，五百余年间，秦国在对戎狄、匈奴的反击战中几乎没有过败绩。在中国文明史上，连续保持五百余年的对落后文明的战胜历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在整个春秋时代的“攘夷”潮流中，秦国取得的空前巨大的胜利，安定了中国西北。
在春秋大国霸业中，秦穆公的秦国霸业活动具有独特的文明历史内涵。
6.楚国霸业
楚庄王时期的楚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第四位霸主国。
关于楚庄王的奋起，有一个“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故事。《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即位后三年无所作为，大臣伍举以隐语劝谏：“有鸟于高岗，三年不飞，不鸣。敢问，此何鸟也？”楚庄王慷慨回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此鸟也！”此后，楚庄王又以大臣苏从“死谏”为转折，任命伍举、苏从为主政大臣，整肃国政。
从历史实际看，并非楚庄王故弄玄虚，而是当时楚国的老世族分治势力非常强大，这个新即位的楚王根本没有实际处置国政的权力。在各种势力纷纷崛起的春秋时代，世族分治而不断壮大，并最终取代旧有的君权，是一种普遍而持久的现象。在此背景下，每个诸侯国的君权族群，都有着与分治世族抗衡的一面。诸如齐国、晋国、楚国、燕国这样的老牌诸侯大国，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这就是春秋时代呈现出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大国蜕变。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会看到大国蜕变的具体历史形式。
所以，楚庄王的初期蛰伏，必然是察觉到了深刻的政治危机所致。
在这三年之中，楚庄王一定是在紧锣密鼓地秘密准备反击力量。所谓“三年荒淫，禁止谏言”，只不过是对外示形的伪装而已。否则，楚庄王起飞之后一连串雷厉风行的政治大动作，就是一场毫无根基的荒诞闹剧了。从后来的实践看，楚庄王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所主持下的楚国崛起以及大国霸业，对于中国文明在这一时期的融汇聚合，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楚庄王的第一个功绩，是整肃内政，重新树立楚国君权。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因为楚国建立政权的特殊历史道路，楚国具有不同于北方诸侯国的特殊国情——以盟约方式兼并了诸多山地族群，楚国形成了特大世族分治的传统。在楚庄王之前，楚国王室的权力，一直受到世族分治的很大遏制。楚庄王要树立楚国王室的威权，其轴心便是遏制世族分治。
楚庄王确立王权的政治战役，主要阶段是两个。
第一阶段，大杀、大用并举的策略，先行整肃中小世族。大杀：楚庄王听政，所诛杀者数百人。大用：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具体地说，诛杀的数百人，一定是疏远王室而依附特大世族的中小族群首领；晋升的数百人，一定是拥戴王室的各族群首领。伍举、苏从领政，说明伍、苏两族群已经成为楚国王室坚定的同盟力量。
第二阶段，集中力量解决最大的分治势力——若敖氏。
整肃中小世族之后，楚国王权一度推行顺利，开始了北上争霸的初期阶段。但是，楚国的内部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公元前605年，也就是楚庄王亲政的第六年，楚国内部矛盾总爆发——最大的老世族若敖氏族群举兵发动政变，大举进攻楚国王室。当此之时，楚庄王毅然发兵作战，战场历经几度艰危，终于一举消灭了若敖氏势力。
历经这两大阶段之后，楚国的王室君权第一次真正具有了相对巩固的根基。此后直到战国末期的数百年里，世族分治虽然一直是楚国的痼疾，但也始终维持在以王权为中心的状态下，再没有发生过世族举兵与王室开战的大内乱。应该说，对于整合楚国这样一个特殊大国的政治文明，楚庄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楚国霸业的第二个功绩，是抗击蛮夷族群的侵袭蚕食。
春秋时代的华夏攘夷，南方的主要力量，当之无愧属于楚国。
当时中国从淮水流域、东海之滨，直至岭南地带广袤的山地丛林，尚有大量处于落后生存状态的流动族群。以当时的名称，主要是东夷、南蛮、百越三大群体。他们分作无数氏族政权，或自发成兵，或拥有固定的武装力量，四处侵扰劫掠各个诸侯国，对华夏文明的生存，构成来自南部的重大威胁。当时的楚国，虽然遭受中原诸侯群的歧视，但楚国政权却有相对宽广的文明胸襟，不但长期主动靠拢周王室与中原大诸侯国，而且在抗击蛮夷势力的围攻中多次与齐、晋、秦等大国联合作战，成为华夏文明的南部屏障。
楚庄王亲政二十年，楚国抗击蛮夷进攻的重大行动有三次：
其一，公元前611年，也就是楚庄王亲政的这一年，楚国内忧外患同时爆发。内忧，是发生了大饥荒。外患有两方面，一是西部戎狄势力攻楚，已经进逼到楚国的腹心地带，也就是今日湖北的荆门、枝江地区。二是原先归附楚国的南部蛮夷势力，在湘水流域的庸国策动下，同时举兵大举反楚。当时，楚国的形势极为严峻，大多数臣子都主张迁都避难。楚庄王却接受了大夫蒍贾的建议，决然起兵，先行攻击南蛮叛乱势力。历经月余艰难作战，获得了初步胜利。之后，楚庄王又联合秦国、巴国共同出兵，对南蛮余部势力展开反击，并取得了最终胜利，消灭了庸国。
其二，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大举反击戎狄入侵楚国的根基势力——陆浑之戎，一直北进作战到洛水一带。在这次胜利之后，楚庄王陈兵洛阳郊野，向周王室发起挑战，发生了著名的“问鼎中原”的故事。
其三，公元前601年，淮南的蛮夷势力——舒、蓼两大族群又发动叛乱，楚庄王再度起兵，灭掉舒、蓼两族群的政权，一直进兵到“滑汭”，也就是今日安徽合肥地带。这次进军的连带成果，是楚国与吴、越两国会盟，重新划定了疆界后，楚军才撤兵归去。此后，楚国的影响力大大加强，蛮夷群起攻楚的战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楚国霸业第三方面的功绩，是北上中原争霸。
楚国向北扩张霸业，也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故事——问鼎中原。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北上击退陆浑之戎后，驻军洛阳郊野。周王室派出特使王孙满犒劳楚军。宴会上，楚庄王挑衅地发问，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在德不在鼎。”楚庄王昂昂然逼问：“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只好说了一通九鼎的历史，而后以天命之说婉转搪塞：“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国争霸有一个鲜明特点，只说攘夷，不说尊王。问鼎中原的故事，算是楚国“攘夷不尊王”的一个典型。考察根源，应该在于楚人精神层面上对周王室的长期疏离。殷商之世，楚人已经拓荒自立。在西周时代屡经奋争，屡经斡旋，周王室才勉强赐予楚人头领以最低等级的诸侯封号——楚子。到楚庄王时，楚国已经是第五代称王了，可周王室与中原诸侯的文书史书，依然将楚国君主称作楚子，不肯承认其大国地位，甚或将楚国视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另类势力。历史地说，这是中原诸侯群与周王室无视天下潮流的文明歧视与地域偏见。楚国的挑战是必然的，也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楚庄王的“武功七德说”，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经典之一。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一则故事。以现代语言情景再现，大体是这样一番对答——楚军围猎。楚庄王君臣纵马驰骋，立于高岗。将军潘党颂扬云：“楚王克敌，又埋敌军尸骨，当刻石以记，使子孙不忘武功！”楚庄王马上遥望远方：“此间道理，非你等所能知晓也。”众将拱手：“愿闻我王教诲！”于是，楚庄王高声道：“好！说给你等。何谓武？止戈为武也。武王克商，作《武》《恒》之乐，其诗云：绥万邦，屡丰年。此之谓也。何谓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富者也。此为武之七德也。今我无一德，何以示子孙哉！”
正是楚庄王的武功七德说，在其身后推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休战盟约。
楚国霸业与晋国霸业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第一任霸主死后，仍然在较长时期里时断时续地维持着相对霸权。楚庄王死后，由于楚晋两大国的长期对抗，卷进两大集团对抗的众多诸侯国都不堪其累，晋楚两大国也深感疲惫。尤其是晋国，由于新生势力崛起，内部矛盾加剧，已经不堪争霸之战的重负。因而，当时社会滋生了罢兵思潮。这一罢兵思潮的源头，就是楚庄王武功七德之说中的“戢兵论”。戢者，收敛也，止息也。在楚庄王之后，“戢兵”思潮叫做“弭兵”——消弭兵戈之意。
由于楚晋两大国的和解意向而实现的弭兵盟约，有两次：
第一次，公元前579年，也就是楚庄王死后的第12年，由宋国大夫华元、楚国令尹子重、晋国大臣栾武共同推动的“弭兵盟约”，在宋国西门外达成。关于这次弭兵盟约的内容，《左传·成公十二年》的记载是：“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显然，这是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盟约。
第二次，公元前546年夏，在宋国大臣向戍、楚国令尹屈建、晋国大臣赵武的推动下，以楚、晋两大国为首的14国，在宋国西门外郊野歃血为盟，达成了第二次弭兵盟约。此后，天下对抗争霸的局面减缓，一度平和了10余年。这一阶段的楚国，在实际实力上超过了晋国，成为主导天下格局的大国。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罢兵言和是空前的，是第一次在交战各方之间自觉达成的休战盟约，具有非常重大的文明意义。此后，弭兵反战思潮依旧时起时伏。这一思潮，对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出现有着基础的意义，是中国原生文明最可贵的遗产之一。
7.吴国霸业
中原大国的霸业相继衰落之后，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的吴国兴起了。
吴国的真正崛起，是在吴王阖闾时期。这个吴王阖闾，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富传奇性的君主之一。阖闾原名姬光，是吴王诸樊的儿子，以当时国君嫡系成员称名不冠姓的传统，社会称谓是公子光。诸樊死时，因公子光年幼，欲立其颇有贤名的幼弟季札。因季札坚辞不受，遂立大弟余祭为吴王。17年后余祭死，又立其弟余眛为吴王。余眛即位，当时便将已经成人的侄子公子光立为太子。时间不长，却又废黜了公子光。吴王余眛在即位四年后死去时，终于立了自己的儿子姬僚继承王位，这便是吴王僚，史称王僚。此时的公子光，应当已经是三十岁上下了。
自王僚第二年开始，公子光终于连续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识胆略。
此时，楚国遏制吴国，吴国的主要作战目标便是打破楚国封锁。因此，王僚在即位第二年率吴军攻楚，水战失败，连王船“余皇”号都被楚军夺取。随军出征的公子光，率部夜袭楚军，奋勇作战，不但夺回了王船“余皇”号，而且打败了楚军。此后王僚第八年，吴国以公子光为统帅率吴军攻楚，战胜后又北征陈、蔡两国，取得很大胜利。次年，公子光再度统率吴军攻楚，又夺取了居巢、锺离两地。
自此，公子光在吴国树立起很高的声望。公元前515年，也就是吴王僚即位的第12年，公子光终于发动了一场政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专诸刺僚”的故事。
吴国霸业的主要功绩，是对楚对越，以及北上中原的三方用兵。
吴王公子光，也就是阖闾，即位后修筑了“阖闾大城”作为都城，也就是今日苏州。同时，立即开始了富国强兵的争霸准备。从阖闾第三年开始，吴国出兵，首先攻灭了邻近的徐国，并以伍子胥与兵家名士孙武为将，组织三支劲旅专门对楚国展开军事袭扰，使楚军疲惫不堪。其后，吴国在阖闾时期的对外用兵，集中于对楚、对越，还曾经多次远途奔袭楚国，并获得重大胜利。其中最著名的“柏举之战”，大破楚国囊瓦军，并攻入楚国都城郢，迫使楚昭王逃入云梦泽，极大震慑了楚国。若非秦国出兵援救，吴国很可能彻底击溃甚或吞灭楚国。此战之后，吴军又两次败楚，迫使楚国迁都。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在进攻越国的战役中负伤致死，吴国的霸业稍有顿挫。
其后，吴王夫差即位，发动对越复仇之战，一度攻灭越国，俘虏越王勾践。
此后，吴国又连续北上，进攻陈、蔡两国获胜。再后，吴国继续北上进攻鲁、宋两国，迫使两国屈服。后来数年，吴国又三次进攻齐国，最终大胜，俘获了齐军主帅国书。一连串胜利之后，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2年，在黄池大会诸侯，周王室与晋定公都参与了会盟。
正在吴国霸业有可能一举成势的时刻，历史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
8.越国霸业
越国的突然崛起，是一个历史传奇。吴国与越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及其戏剧性转折，更是一个历史传奇。
当时的越国，地处今日浙江、福建北部地区，是以夏遗民为轴心的一个古老的诸侯国，其在春秋前中期的扩张活动，我们已经在此前有所了解。越国政权，传承至二十余代的越王勾践时期，越国的势力逐渐壮大了。当时越国的接壤近邻吴国已经崛起，勾践的父亲——第一位自行称王的越王允常，欲图进一步向北扩张，恰恰遇到了正在强势时期的吴王阖闾当政，双方反复征战，均不能大胜对方，仇怨便越积越深了。
允常死后，吴王阖闾立即大举攻越。越王勾践愤然起兵应战，在隽李之地，也就是今日浙江嘉兴地带大败吴军，使吴王阖闾负伤致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加紧练兵欲图复仇，遂先发制人，大举攻吴。吴国大举应战，在太湖之地的水陆大战中，吴军大败越军。越王勾践仅仅率五千人逃到会稽一带，又被吴军紧追包围。
此后，便有了那个勾践成为战俘奴隶、历经屈辱回国、卧薪尝胆的故事。
勾践复国后的第12年，越国开始对吴国发起挑战。第一次时机就选择在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诸侯的要害关口，攻入吴国都城，俘获吴国太子。吴王夫差匆匆回军，被迫向越国求和。勾践复国第14年，越军第二次攻吴，在笠泽之地，也就是今日上海吴淞江地带大败吴军。勾践复国的第21年，也就是公元前473年，越军趁吴国饥荒，最后一次大举攻吴获胜，迫使吴王夫差自杀，越国终于灭了吴国。
一举吞灭一个南方大国，这在整个春秋大国霸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此，越国声威震于天下。越王勾践趁机率大军北上，直抵淮北，与齐国、晋国会盟于徐州，并向周王室纳贡，表示尊王敬意。周元王也特意派出特使，赐勾践以王室祭祀后的“胙肉”，并给勾践冠以“伯”号，也就是诸侯领袖名号。自此，越国霸业终于完成了全套仪式，相比于吴王夫差霸业仪式的磕磕绊绊，要壮阔顺利许多。但是，越王勾践并不满足传统的伯号，而是自创了一个赫赫名号——霸王。由于当时的越兵横行江淮流域，对中原诸侯群造成很大威胁，所以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向越国祝贺示好。
越国霸业的实质成就，主要是对整合南方蛮夷族群融入华夏文明，与吴国、楚国一样具有深广的影响，起到了特殊积极作用。历史地看，越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最后一个霸主。但是，由于越王勾践的病逝，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时的潮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越国最后的霸业，很快便被新的时代大潮所湮没。越国的历史命运，也因为沉醉于最后的霸业而忽视了再造新生，所以很快就在进入新时代的入口处，走完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道路。
越国霸业的灿烂晚霞，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大国蜕变与阵痛效应
1.大国蜕变的历史趋势
在春秋争霸的百余年历史浪潮里，各个大国的内部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变化的轴心，是新兴势力在各个诸侯国的逐渐崛起，及其随之带来的国家权力的重新整合。所谓新兴势力，说的是原先在旧社会架构各个层面处于附庸地位的阶层，在社会的剧烈动荡与年复一年的变化中，渐渐成为各个社会层面的主导力量。在整个华夏文明圈的大结构中，这种新兴力量是诸侯国；在各个诸侯国中，这种新兴力量是臣子阶层，当时的名称叫做“陪臣”；在各个大臣的势力圈里，这种新兴力量是“家臣”与“布衣之士”；在整个社会的职业架构中，这种新兴力量是各领域游离出来的自由民。
从总体上说，春秋时代的新兴力量，是普遍诞生于各个社会层面的一种新的人口阶层。他们的生命与力量，形成于社会变化的潮流之中。所以，他们必然向往着社会的进一步变化，并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推动着这一变化。
在所有这些新兴力量之中，最重要的群体是各个诸侯国的臣下阶层，也就是处置各种具体国务与政事并承担日常民治事务的管理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居于轴心地位的，又是大诸侯国中的国家管理阶层。因为，他们的崛起，引发了旧权力框架的深刻裂变，直接催生了新的政治文明浪潮，从而激荡起整个社会潮流的全面变化。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当代文明的高度来审视这段历史，审视当时的世界文明发展状况时，一个客观的评价是：当时的中国文明，以整个人类前所未有的精神力度步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在当时世界各个地域独立发展的区域文明中，没有一个区域文明的发展能够达到当时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在如此辽阔的区域、如此众多的人口条件下，实现如此大规模的、自觉而深刻的文明转折与提升。
这一切，都是从文明内核的裂变开始的。
这就是大国蜕变。这就是大国蜕变的文明史效应。
2.齐国蜕变：田氏势力的崛起
大国蜕变的第一个关节点，是古老而强大的齐国。
公元前672年，也就是第一位大国霸主齐桓公在位的第14年，淮水流域的陈国发生了一场内乱政变，一个政治避难者逃亡到了齐国。这个人，是陈国国君陈宣公的堂弟，自称田完。以当时的习俗，人称公子完。陈国公子而称田姓，自有一番原由。陈国的国君族群本姓陈，后因追念祖先在一个叫做“田”的地方以农耕立足，所以宣布改姓为田。在当时的读音中，陈、田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从此开始，陈即田，田即陈，陈田两姓便并行不分了。这位政治逃亡的公子，不想在一个新地方使用过于显赫的国别老姓氏，所以坚持自称田姓。
从此，这个公子完在齐国的族人及其后裔，天下便皆称“田氏”了。
公子田完颇具个人气质，齐桓公很重视他，很快就任命田完为上卿。可是，田完却坚辞不受，只要求做一个实业官吏。于是，齐桓公便任用田完做了“工正”。在今天看来，工正这个职务就是国家的工业大臣，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上卿。可是，在农业经济为主的当时社会，在天下争霸连年征战的历史条件下，实业管理官员的重要性，是远远不能与军事、外交、政治领域的高级别大臣相比的。春秋社会“工正”、“市曹”之类的管理者，大体都是官尾吏头，是不能进入大臣序列的。
从后来的发展实践看，田完的这一选择，奠定了田氏在齐国立足的根基。
当时的神秘文化，为田完后裔的发展留下了两则惊人记录。
第一则说的是，田完刚刚出生时，适逢周王室的太史路过陈国，其父陈厉公便请周太史为田完的前途占卜。周太史对卦象的说明是：“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意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然则，这是取代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身，而是应在其子孙身上。若在他国，其主当是姜姓，是四岳（尧帝时的四位大臣）之后。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
第二则是说陈完因陈国内乱而逃奔齐国之后齐国有个叫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田氏齐国遂告灭亡。
在历史事实的意义上，我们没有必要深究这两次占卜的准确程度。这两件事只能说明，当时的一大部分人对田完这个人是看好的，认为他是大有作为的。我们的连带话题是，神秘文化既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世界任何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矛盾性所决定的。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否定它，也不能盲目地信奉它。从历史事实说，即或在原生文明时代，也是这样的两种价值观。当时的神秘文化理念是：国家命运如同个人命运一样，是由天意与当事人作为的交互作用决定的。其间因素的动态联结与最终结局，是可以被神明昭示的，是可以以人不可直接感知的手段预测的。
当时的另外一种价值观则是：正道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表现，是西周姜尚踩碎龟甲的故事。《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