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明白：任何时代的文明脚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逐步前进的。子产新政虽不彻底，但却点燃了未来变法的希望，具有铺垫文明阶梯的历史意义，具有建立新国家根基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正是文明历史在转型时代的复合性。站在高端文明的视野，我们必须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6.鲁国：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二
在春秋时代的动荡变革大潮中，鲁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辐射源与阵痛点。
在西周建立的诸侯体系中，鲁国是轴心框架的四大支柱之一。这四大支柱的最初排列次序是：鲁国第一，齐国第二，晋国第三，燕国第四。这四大支柱所处的地域，也恰到好处地扼守在当时华夏文明圈的要害：鲁国控制中原腹地，齐国镇守东部海滨，晋国控制中央高原，燕国镇抚北部诸胡。在这四大支柱构成的轴心框架中，西周王室则居关中、辖洛阳，以广阔雄厚的王畿力量统御天下。历史地看，在长江流域尚未充分开发、楚国又尚未进入西周核心诸侯圈的西周时期，周人设计的这一四大支柱框架，确实构成了大局稳定的轴心体系。
当然，鲁国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是以周公为始封君主的最重要诸侯国。对于西周文明的创建与稳定，周公的作用与意义，无论怎么肯定都不过分。这里需要清楚的是，周公之后的鲁国是否真正起到了四大支柱的作用？也就是说，春秋之前的鲁国，对于西周文明的发展与稳定，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春秋时代的鲁国动荡及其变革，具有基础的意义。
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21年之间，周公死了。因为周公的特殊功绩与特殊死因，鲁国获得了惊人的荣耀与权力。最为显赫的是，鲁国拥有了使用“天子礼乐”的巨大权力。在当时，天子礼乐的核心点，是直接以周文王为祖先，建立宗庙供奉，并定期举行祭祀的权力。按照周礼，即或是王族诸侯，也不能直接以周文王为祭祀祖先，此所谓“诸侯不得祖天子”。所以，鲁国在周公死后得到的这一天子礼乐权力，实在是当时天下诸侯中的惟一光环。可是，自实际的第一任君主伯禽死后，西周时期的鲁国便在巨大的光环下沉沦了。
第四任君主鲁幽公十四年，鲁国发生第一次政变，幽公弟弟弑君自立，破坏立嫡制度。
第六任君主鲁厉公三十七年死，鲁国再次破坏立嫡制度，贵族拥立鲁厉公弟弟即位。
第八任君主鲁真公三十年，鲁国贵族第三次破坏立嫡制度，拥立真公弟弟即位。
第九任君主鲁武公九年，当时的天子周宣王再次破坏宗法制的立嫡立长制度，以王命形式册立鲁武公最小的儿子“戏”为鲁国太子。这件事，遭到了周室大臣樊仲山父的强烈反对。他发出的警告是：“废长立少，不顺。……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
第十任君主鲁懿公即位九年，鲁国发生大动荡。事件的过程是：那位被周宣王册立的太子即位，是为鲁懿公。他即位九年，便被其兄长的儿子伯御发动政变杀死，伯御被鲁国贵族拥立为君主。周宣王发怒，发兵讨伐鲁国，诛杀了伯御，重新确立了鲁懿公的弟弟，这就是鲁孝公。史料的记载是：“自是后，诸侯多畔（叛）王命。”
第十二任君主鲁孝公二十五年，镐京事变爆发，西周宣告灭亡。
检索西周时期的鲁国大事记，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周时期，鲁国的作用与地位每况愈下，非但没有在西周王室多次讨伐戎夷的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也未见在王室政治事变中有任何重大作为。尤其是在镐京事变爆发后，鲁国的作为始终乏力——既未发兵勤王，又不能在护送周平王东迁中全力以赴。
与此相反的是，鲁国作为创建西周礼制的周公后裔，连篇累牍地破坏宗法制，侵蚀西周政治根基。最后，竟至于与周天子联手发昏，对诸侯体系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连锁破坏效应。凡此等等，都意味着一个事实：西周时期的鲁国，已经逐渐沦落为一个迂腐沉闷的超级诸侯，空有其名，未见其实。
（1）西周初期周公对鲁齐两国的政治预言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当年初封诸侯，各国君立即赴任。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代理就任。不到半年，齐国君主姜尚回镐京向周公述职。周公很是惊讶，以为东夷作乱了。太公却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此后过去三年，鲁国君主伯禽才回镐京述职。周公问其为何如此迟缓。伯禽回答的大意是，儿臣入国，变其俗，革其礼，梳理政事。丧三年，然后除之，再施行大周新政，是故迟缓。周公不禁长叹：“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伯禽大为不解。周公回答的大意是，为政治国，贵在简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简政，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礼治繁冗，民必远之也！这是周公关于政治简繁的一段著名的历史言论。
周公、伯禽之后的鲁国，已经丧失了承担大国责任的清醒意识，已经堕入了陈腐偏狭的内部争斗漩涡，沦为了一个随波逐流的地域诸侯国。其间根源，是多方面的。但是，上面的故事，至少也使我们觉察到了鲁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伯禽当政，其开局作为很是隆重，也很是繁冗。
首先，伯禽就任伊始，立即着手制定了详尽的新礼法，对殷商时期的旧俗旧政进行了彻底翻新。其次，举行了一场为期三年的埋葬殷商旧政的政治丧礼，这便是“丧三年，然后除之”的真正意义。之后，才开始推行新政。再之后，才来进京述职。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伯禽将这三年调整期宣示为“丧礼”，实际是埋葬旧政的意思，而不是因为某人的丧礼使他这个国君服丧三年而延迟了政事节奏。
从后来的实际作为看，伯禽的确是一个很看重权力程式，很看重威仪宣示的国君。在起兵响应周公东征时，在鲁国都城郊野的肸地，伯禽举行了盛大的出师典礼，并仿照夏启、商汤、周武等圣王天子的格局，发表了阵前演说，被称为“肸誓”。在西周所有诸侯国的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做派。此时，周公尚未死去，周天子还没有明确授予鲁国“天子礼乐”的大权。伯禽所以能如此，所以敢如此，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强势，又非常看重威仪的君主。伯禽的开局作为，奠基了鲁国的政治传统。
与姜太公在齐国的开局作为相比，两者显然奉行了不同的治国理念。姜尚是“简其礼，从其俗”。所谓“简其礼”，实际意义便是取缔与周人价值观相冲突的旧制度，只保留与周人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所谓“从其俗”，便是不触动封地原住民的习俗，使民众依然生活在熟悉的社会氛围里。伯禽的做法，则是“变其俗，革其礼”。其实际意义，便是重新规定社会习俗，彻底废除旧时制度，重新在鲁国建立完全符合周人价值观的礼治文明。
从根本上说，这无疑是符合周公理念的。但是，周公却对伯禽表示了否定，对太公表示了肯定。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伯禽缺乏严酷的政治磨炼，虽然强势，却有相对迂腐的一面。具体说，伯禽不理解治理天下与治理地方之间的差别：统率天下诸侯并创建天下文明体系，必须建立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但是，治理一方民众，却必须简便易行。以治理天下诸侯群之法去治理一方民众，事实上是不得要领的。据此进行预测，周公发出的鲁国未来不如齐国强盛的感叹，几乎是必然的。伯禽在鲁国播种的政治文明，不是实用精神，而是刻板的礼治秩序。这种趋于消极保守的守成传统，一直左右着鲁国的历史。
（2）春秋时代鲁国的阵痛与动荡
伯禽在鲁国开创的礼治，与整个礼治体系一样，很快就千疮百孔了。
进入春秋之世，除了鲁庄公时期短暂的小霸一时，在其余大部分时段，鲁国都陷在乱象之中不能自拔。令人深思的是，鲁国的社会震荡很激烈，其声势规模与频繁程度，甚至超过了齐国与晋国。但是，鲁国却始终没能滋生出齐国田氏、晋国六卿那样的新政集团，没能在变革潮流中获得新生。与同样是嫡系王族诸侯的燕国相比，鲁国在春秋时期的辐射力远远超过燕国。但是，从整体新生的意义上看，鲁国却未能进入战国序列，且越来越趋于弱小保守，远远不如战国时期的燕国。
让我们来看看鲁国在春秋时期的激烈动荡吧。
鲁国上层的分化，最早开始于春秋初期的鲁桓公末期与鲁庄公初期。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死了，其子即位，是为鲁庄公。其时，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友。在鲁庄公在位的32年间，这三位公室人物的族群都成长为实力雄厚的公族集团了。因为这公室三族都是鲁桓公的子孙，故此，后来被称为“三桓”。这时，一个偶然的因素，引发了鲁国的政治动荡。
鲁庄公虽是一个强势君主，但其正妻却没有生下嫡系继承人。是故，鲁庄公将死之时，确立继承人就成了鲁国公室的核心难题。依鲁庄公个人之意，是想立一个爱妾的儿子“斑”继承国君，但却顾忌三个弟弟反对。于是，鲁庄公先行对各方势力进行了试探。结果是：叔牙主张立鲁庄公的大弟弟、自己的亲哥哥庆父继承国君；季友附和鲁庄公，坚定地主张立庄公爱妾的儿子斑；庆父始终沉默，没有表态。当此之时，鲁庄公选择的处置方法是：与季友合谋，逼杀了叔牙，将善后政事权交给了季友。此后，鲁庄公很快便死了。季友拥立了鲁庄公爱妾之子斑继承君位，但却使其在另外一个城邑即位，暂时没有回到都城。
这时，最有实力的庆父发动了政变，攻杀了新君斑，拥立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庶出公子姬开为国君，是为鲁湣公。这里的重要背景是：鲁湣公姬开是鲁庄公的美妾哀姜所生，而哀姜则与庆父有长期私通的秘密关系。庆父所以发动政变，拥立姬开，其与哀姜的关系是直接原因。自此，鲁国开始了著名的庆父之乱。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此之谓也。
其后大动乱的主要脉络是：鲁湣公第二年，庆父与已经成为太后的哀姜继续私通，且更为笃厚，终于结为政治同盟，图谋杀死鲁湣公，由庆父自己做君主。为实现其野心，庆父先行派人谋杀了鲁湣公的儿子，以示斩草除根。当时，逃亡于陈国的季友集团闻讯，立即联络鲁湣公势力，秘密发动鲁国公族捕拿庆父。庆父觉察到危险，与哀姜分头逃亡了。庆父逃亡到了齐国莒城，哀姜逃亡到邾国。季友集团闻讯，立即回到鲁国，拥立鲁庄公的另一个小儿子即位，是为鲁僖公。此后，季友集团又重礼收买齐国，押回了庆父，逼其自杀。当时的齐国是齐桓公在位，齐桓公利用霸主威力，从邾国解回了逃亡的哀姜，并立即将其杀死，并将哀姜尸体送回鲁国。鲁国公室举行了盛大仪式，割碎了哀姜的尸体，以表示惩戒。
这场大动乱结束后，鲁僖公为安定鲁国，对“三桓”势力作出了善后安置：封汶阳、费邑两地给季友集团，是为季孙氏；确定公孙敖为庆父之后，封于郕地，是为孟孙氏；确定叔牙的第三个儿子为叔牙继承人，封于郕地，是为叔孙氏。自此，“三桓”成为鲁国三股具有深厚根基的政治势力。三桓势力的壮大，是鲁国新兴势力滋生、成长与社会动荡的开端。
鲁国新政势力的滋生，应该从季孙氏的季文子当政开始。公元前591年，鲁宣公死了。当政的季文子集团，成功驱逐了掌握军权的政敌东门氏集团，独揽了军政大权。季文子当政初期，鲁国虽未明确宣布实行新政，但是其实际的政策方向，却向着有利于私田的方向发展。季文子不限制私田的扩张，也不保护由公室直辖的井田制公田。数年之间，由于公室的井田收获物不断减少，季文子便以鲁宣公名义实行了新政改革，推行了“初税亩”。
这是一种新税制，其实际政策是：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不论公田、私田，一律由国家按照亩数收税。“初税亩”的政策逻辑是：既然私田与公田一样，都对国家纳税，当然也应当同样获得国家的保护与支持。这样，私田的发展就由秘密转为公开，由非法转为合法。客观地说，“初税亩”将当时不合法的私田合法化，促进了旧井田制的瓦解，是春秋社会最早的具有真正创新性的经济变革之一。
与此同时，“三桓”在各自的封地上也程度不同地推行了新的税制：季孙氏的封地全部采用新税制；叔孙氏的封地听其各分支首领自便；孟孙氏的封地，一半土地实行新税制，一半土地实行旧税制。因为季孙氏的新政相对彻底，所以民众乐意归附，很快发展为三桓之首。
季文子死后，孟孙氏、叔孙氏相继领政，都实行了程度各异的新政，鲁国的私家势力便越来越壮大了。三十余年后，到了公元前562年的鲁襄公时期，三桓合力，将一度衰落为只有“两军”的鲁国军队，恢复扩建为“三军”，同时又扩充进了三家的私兵，由三家各自掌控一军。自此，鲁国公室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
春秋末期，三桓势力再次分割鲁国：将鲁国土地与军队分割成四份，季孙氏独占两份，孟孙氏、叔孙氏各占一份；公室既不能占土地，也不能掌军队，所需财货用度全部由三桓分摊供应。这就是“卑公室，三桓分割鲁国”。到了吴越争霸的春秋末期，鲁悼公在位，三桓势力已经彻底巩固了，鲁国君主的势力已经大大萎缩了。《史记·鲁周公世家》是这样记载的：“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至此，鲁国几乎成了第一个向新兴国家迈进的传统大诸侯国。
可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鲁国的新政集团始终未能发生本质的跨越。
（3）鲁国旧势力对新政势力的全力抵制
三桓势力壮大并推行新政之后，鲁国以公室力量为轴心的旧贵族集团，便以各种方式抵制新政，与私家势力进行较量。这种较量，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武装对抗，公开地以军事方式剿灭三桓，主要有南蒯氏、郈氏、子家氏、阳虎等集团，于数十年间发动了四次军事进攻；
二是请求外邦力量干预。鲁宣公之后，鲁国曾先后秘密请求过齐国、晋国、越国以武装力量剿灭三桓，但都没能成功。
第三种是政治对抗，以公室力量公开发动对三桓势力的取缔，同时毁灭其封地城邑。
在这三种方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
公元前501年，是鲁定公即位的第九年。此公歆慕孔子学问，也推崇孔子的政治主张，于是在这一年，鲁定公任用孔子作了“中都宰”。这是执掌都城政务的显耀大官。自此，孔子开始了短暂的政治生涯。
鲁国重大的政治较量，发生在鲁定公时期，主持人正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孔子。孔子介入政治的过程及其结局，是春秋末期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一个典型。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其个人的现实命运，都隐藏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内涵。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正当天下变革大潮方兴未艾的春秋晚期。身为没落的中小贵族的后裔，史料对孔子的生身环境有三个字的概括：“贫且贱”。也就是说，孔子是当时比较典型的贫贱布衣之士。按其社会地位要求，按其实际利益所在，孔子本都应该如同春秋战国的无数布衣之士一样，成为变革思潮的推动者。可是，人群的复杂分化就在这里——实际社会地位与其所产生的目标追求，未必总是一致的。贵族阶层有走向平民社会的叛逆者，平民阶层也有走向贵族立场的叛逆者。孔子的人生道路，是后一种叛逆——努力脱离自己“贫且贱”的平民地位，走向了本不属于自己群体的贵族立场。
春秋中后期社会的实际变化，使孔子这样的贫贱布衣得以读书成长。不清楚是尚未加冠，还是刚刚加冠之后，孔子便开始了仕途奔波，先后当过委吏（仓库保管员）、乘田（畜牧管理员）等小吏。大约仕途无望，孔子很快便放弃了小吏生计，开始了游学生涯。孔子的游学，没有固定的老师，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学成才。从中年开始，学问有成的孔子开始了收徒办学，开始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反对当时的社会变革，主张全面回复到西周礼治社会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等，是孔子对自己政治主张的典型表述。与此同时，孔子率领弟子群开始了长时期独立的政治传播活动。渐渐地，孔子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声望。
终于，在孔子五十岁的时候，命运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
中都宰之后，孔子又被擢升为司空，执掌工程事务，进入了国家大臣的序列。很快，孔子又由司空转为更重要的大司寇，执掌国家律法的实施。在56岁这一年，孔子的权力地位达到了人臣巅峰——鲁定公“以孔子摄相事”，也就是以大司寇的身份代行丞相权力，成了实际上的鲁国丞相。担任实际丞相后不久，孔子便离开了鲁国，再次周游天下做政治传播活动了。直到年届七十岁，孔子才重新回到鲁国。三年后，孔子死去。这就是孔子一生的主干脉络。
在为政近六年余的时间里，孔子顽强地推行旧政治，为鲁国做了两方面大事：
第一，正面发动政治决战，力图摧毁三桓新兴势力。
这场政治决战，发生在鲁定公十二年，当时称为“堕三都”。其实际含义是三点：其一，拆毁“三桓封邑”的城垣，进而推行对私家城邑的正式取缔政策。其二，收回“三桓”封地的私兵，恢复军队归公室统领的制度。其三，废除“三桓”对封地的独立治权，推行公室全面治权。从实质上说，这是孔子代表公室权力与私家权力的正面较量。在当时发达活跃的诸侯国中，这是非常罕见的，几乎是惟一的一次新旧势力的正面较量。所谓正面较量，就是不以任何其他原由为借口削弱对方，而是直接地制度取缔，直接地权力废除，直接地政治诉求。应该说，在具有深厚礼治传统的鲁国，孔子占有政治上的相对优势。
这次重大事件的主要过程是：季孙氏坚决抵制，在将要毁城时，对鲁国公室发动了军事进攻。孔子率军击败了季孙氏，并一举拆毁了季孙氏的城垣——费邑。孔子乘胜追击，又成功拆毁了叔孙氏城垣。最后的孟孙氏集团却不屈服，举兵防守，拒绝拆毁城垣。鲁定公与孔子率军围城，却又始终无法攻克。之后的事件发展，各种史料互有矛盾。总之是，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变化，“堕三都”决战不了了之了。其政治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三桓势力在暂时低潮后，很快又强大起来。
第二，诛杀少正卯，遏制变革思潮蔓延，遏制新生言论。
鲁定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496年，56岁的孔子“摄行相事”。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了著名的新言论传播者少正卯，发动了遏制新思潮的政治攻势，一时震动天下。《史记·孔子世家》对这一事变的记载过于简单。相对具体的史实记载，是西汉刘向的《说苑》。后来的《说苑疏证》，又征引了《荀子》、《孔子家语》、《尹文子》等文献记载，佐证了这一事件。我们不妨将《说苑》对这件事的全文记载录之如下：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辩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智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阯，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为其昼则攻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也！
这段记载的核心，是孔子对这群愚气很重的弟子们的严厉训诫。而这段训诫辞的核心，则是孔子杀少正卯的五大理由，以及杀少正卯的重大意义。五大理由是：“心辩而险，言伪而辩，行辟而坚，志愚而博，顺非而泽。”重大意义则是，与古今圣贤诛杀奸人是同等伟大的。孔子的最后归结是，少正卯这种人是“倾覆之徒，是奸人之雄”，是必须诛杀的。
孔子这段自我辩护，没有一句依法行刑的话，全部都是依据自己维护旧制的政治信念所作出的主观评判与类比。在春秋末世，法律已经开始公开化的时候，孔子奉行了典型的人治诛心方式。弟子们所以急匆匆赶来，所以都不满，所以都不懂，所以都迷惑，其根本点，实际是一种矛盾心理——既对新的变革潮流有所歆慕，又对传统王道杀人方式有所依恋；既不满于老师，又力图解惑于老师。
孔子诛杀少正卯，是春秋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与同时期子产不毁乡校的作为相比，孔子是极端化的复古派。西汉之后，对这一重大事件的争议却越来越多。一种意见认为，这个事件是编造的，事实上孔子没有杀过少正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一事件是真实的，早期史家与学者不可能凭空对孔子编造出如此重大的一起杀人案，更不可能编造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事件。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以当时环境的政治逻辑，这一事件具有基本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孔子杀少正卯，对天下诸侯群震动极大。鲁国的最大邻国是齐国。齐国的新兴势力，尤其深感不安。齐国人认为，孔子“为政必霸”，鲁国再由孔子执政，将来必然会严重威胁到齐国。于是，齐国开始为驱逐孔子做起了文章。第一步，先与鲁国国君交好。齐国选派了一支八十人的女子乐团，外加三十辆由四匹马驾拉的精美车辆，隆重地送进了鲁国，陈列在鲁国都城的南门外。可是，大约慑于孔子的威势，鲁国竟没有官方表示。这时，处于蛰伏之期的“三桓”之首的季桓子出现了。季桓子的活动是：首先便装出城，察看了一番齐国礼物。回城后，季桓子面见鲁定公，说动鲁定公接受了齐国的女乐宝马。之后，鲁定公沉醉其中，竟至三日不理国事。对鲁定公的沉沦与妥协，孔子深感失望，于是离开了鲁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政坛。就实际而言，与其说齐国攻势奏效，毋宁说鲁国公室觉察到了新势力的强大，不敢再用孔子了。
自此，鲁国新旧势力的正面决战大体宣告结束。
鲁国的新兴势力越来越强大，但鲁国却始终没有进入新的战国序列。
7.宋卫：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三
春秋时期诸侯群的变化热点，还有宋国、卫国这两个老牌诸侯国。
宋、卫两国，都与殷商遗民有关。宋国是殷商王族后裔的封国，国君族群是殷商王族，主体人口却是中原原住民。卫国是周室王族诸侯，国君族群是姬氏周人，国人的主要部分却是殷商遗民，也就是殷商七大族群。这是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对殷商后裔的分化治理政策，将殷商王族与殷商王畿的遗民分而治之。由周室王族诸侯统领殷商遗民，由原住人口做殷商王族后裔的封国人口，在事实上将殷商王族后裔的势力尽量削弱，尽量架空。
所以，就政风看，殷商遗风在宋国。就民俗生计看，殷商遗风在卫国。就整体发展程度而言，这两个国家都地处于肥美平原，经济殷实，国人素质较高，习俗自由奔放，是春秋社会与战国初期的富庶风华大邦。宋、卫两国的求变作为及其引起的阵痛动荡，对春秋时期华夏文明的融合，曾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宋国的求变思潮与权力斗争
宋国求变思潮的活跃及其新政现象，出现得很早。
春秋中期，宋国的戴氏、乐氏、皇氏、向氏相继当权。这四大势力，都是宋国国君庶出后裔的繁衍分支。西周末期的镐京事变时，宋国的在位君主是宋戴公。宋戴公死后，其嫡系长子继承国君，其余庶出公子便开始了独立的繁衍发展。到春秋中期，宋戴公的庶出后裔们发展出了三个最主要分支：一支是戴氏，其首领人物是执政大臣华元；一支是乐氏，其首领是后来的执政大臣司城子罕；一支是皇氏，其首领人物是皇瑗。另一股向氏势力，则是宋桓公的庶出后裔。这些由“公族”而演变为“卿族”的大臣集团，长期占据着宋国的主要权力。
在戴氏、乐氏当政时期，正逢齐国田氏、晋国六卿等新兴势力蓬勃生长之时，宋国也弥漫出浓厚的求变思潮。当时，主张恢复西周礼治的孔子与弟子们游说诸侯，曾经路经宋国。宋国的新势力大臣司马桓魋要杀孔子，逼得孔子换上老百姓衣服，匆匆离开了宋国。这件事，是宋国社会新思潮强烈涌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戴氏、乐氏集团都在自己的封地内，对民众推行与齐国田氏相差无几的新政，救济百姓，减轻赋税，一时颇得人心。
戴氏、乐氏新政之后，宋国的变化中心转向了权力争夺。先后当政的各大卿族集团之间，都曾经与公室权力展开了较量。在宋元公时期，戴氏首领华亥、华定联合向氏首领向宁，发动政变，向公室夺权，结果遭致失败。宋元公虽然战胜，却因此遭受到强大压力，谋求避居鲁国，结果走到半路就死去了。宋景公末期，宋国又发生政变：公子特攻杀太子，自立为君，是为宋昭公。自此之后，宋国出现了三大卿族——皇氏、乐氏、灵氏共同执政的局面，一直到进入战国。
宋国未能在春秋中后期发生蜕变，也未能进入战国序列，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点：
其一，新兴势力只看重政治权力的争夺，而没有完成封地内的变革，缺乏雄厚的社会根基。这一点，与晋国的魏、赵、韩三大势力以及齐国的田氏集团，有着很大的差距。
其二，新兴势力的构成过于狭小，几乎全部是公室贵族集团，难以衍生出真正具有新政特质的政治势力。对此，《左传》有一句评价，“春秋之世，诸侯唯宋事其君。”这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原诸侯群中，只有宋国公室还能掌控局面，得到卿族的尊重与支持。进入战国时代，戴氏集团终于夺取了宋国政权，其首领子罕自立为君主。
但是，宋国很快就被齐国吞灭了。
（2）卫国的政治动荡与变革
卫国的政治动荡开始得很早。周室刚刚东迁洛阳，卫国便连生内乱政变，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动荡信号。齐桓公称霸时期，曾几次帮助卫国平息内乱。到卫文公时期，卫国推行了“减赋平罪”的新政，也就是对平民减轻赋税，同时清理全国冤狱，以求司法公平。这是宋国第一次整合破碎的局面。
可是，这一新政很快就流产了，卫国又重新陷入了卫献公时期的政变与内乱。到春秋后期，卫国出现了执政的南氏集团新势力，盘踞封地自立，与公室抗衡。南氏集团挫败了卫出公取缔封邑的行动，逼卫出公外逃。而后，南氏集团拥立了新的君主，基本上控制了卫国。可是，卫国依然没有发生蜕变，没有进入新的战国序列。
卫国未能蜕变的原因，在于与周室王权体系的渊源太深，距离太近，其国又在中原腹心，几乎始终处于政治风暴的激荡之中，无法保持相对广阔的回旋余地，因而也难以产生相对稳定的社会变革势力。过于频繁而又没有任何新政追求的政治动乱，几乎打碎了这个中等诸侯国滋生任何新兴集团的可能。虽然，卫国在后来涌现出了诸如商鞅、吕不韦那样的大政治家，其政权形式也一直延续到秦帝国末期。但是，由于卫国在春秋时代的阵痛变化缺乏实质内涵，所以始终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卫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深刻变革，都不能寄希望于单纯的政治折腾，而应该着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基础变革。也就是说，社会与国家的文明新生，绝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所能替代的。只有基础性的社会变革，才是文明发展与国家新生的根本出路。
两大时代的过渡
1.春秋末期华夏文明圈的大格局
进入春秋末期，华夏文明圈的大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主干是三大块。
其一，小诸侯国纷纷被吞并或融合，数目锐减，只剩三十余个了。
西周开始分封的小诸侯，大则二三百里，小则数十里。一直存在到战国末期的安陵国，仅有五十里之地。由于地域狭小，几乎没有回旋空间。这些小诸侯国不可能滋生出新生势力，或产生大的动荡。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大国列强与地区霸权的夹缝中生存。
当时，这些小诸侯的普遍生存方式，是围绕于大国列强或地区霸主国周围，加入某一势力圈，力图不被大国鲸吞。可是，随着霸权大国的不断转换与不断扩张，小诸侯国还是纷纷消失了。这种消失，主要是两种途径：一是被大国或中等强国以直接战争的方式吞并；二是在长期臣服纳贡的过程中，被强大的宗主国和平融入。整个春秋时代，吞灭融入小诸侯最多的，主要是五个大国：晋国、楚国、秦国、齐国、燕国。到春秋末期，这五大国吞灭或融入诸侯国的数目分别是：
晋国吞灭融入12国，成为当时华夏中部最强大的诸侯国；
楚国吞灭21国，成为当时华夏南部最具实力的大国；
秦国吞灭16国，成为当时华夏西部最具实力的大国；
齐国吞灭4国，成为当时华夏东部海滨区域最具实力的大国；
燕国吞灭蓟国，又吞灭北部胡人政权若干，成为当时华夏北部实力最强的大国。
除去这五大国之外，吴、越、宋、郑、鲁等地区霸主国，也曾先后吞灭融入了不少小诸侯国。基于随时有可能被鲸吞的现实，也基于土地太狭小，人口太稀少，春秋末期残存的三十余个小诸侯国，已经成为一批基本上不保留军队的城邑小邦。它们散布在各个大国与中等诸侯国之间，已经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大国列强的巨大吸附力之下，身不由己地旋转着，舞动着。它们无法有效作为，也没有实力成为大国的盟邦，而只能成为大国的附庸。从性质上说，他们已经成为一群事实上的无为政权体，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力，已经变得很小很小了。
其二，仅存的中等诸侯国越来越趋于疲软。
西周初期以及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西周王室曾经分封了一大批中等诸侯国。它们的土地大体都在数百里至千里之间，大体都在相对殷实的区域。但是，春秋晚期的中等诸侯国，与西周时期的中等诸侯国，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春秋晚期的中等诸侯国，主要由五种诸侯国构成：
一是自西周以来大体没有发生变化的圣王后裔诸侯国。主要有：神农氏后裔的焦国、黄帝后裔的祝国、少昊后裔的莒国、尧帝后裔的蓟国、舜帝后裔的陈国、大禹后裔的杞国、祝融后裔的邾国、四岳后裔的许国、夏少康后裔的越国等。
二是由王族大诸侯国沦落的中等诸侯国。大国沦落的典型，是周公的鲁国、吴太伯的吴国。其次是西周末期分封的王族诸侯郑国、康叔的卫国。
三是竞争乏力的一群王族诸侯国。毕公高的毕国、叔度的蔡国、叔振铎的曹国、叔虔的霍国、虢仲的西虢、虢叔的东虢等，都是这样的姬姓之国。此等中等王族诸侯国，西周时期先后共分封了40个。所谓“周之子孙不狂悖者，皆为诸侯”说的就是这种因为王族血统而分封的一批诸侯国。它们数量众多，且封地大多都在数百里之间，位置都在较为富庶的华夏中心地带。纵然如此，在春秋时代的大变化潮流中，抱残守缺的它们还是不可避免地纷纷消失了。到了春秋晚期，王族诸侯国的残存者已经寥寥无几了。
四是由进入华夏腹地的游牧族群建立的国家。主要有中山国、义渠国。
五是殷商后裔的诸侯国——宋国。
上述五种诸侯国，总体上都属于中等诸侯国。它们或由于根基深厚，或由于土地相对广大，或由于战斗力相对强大，很难被大国骤然鲸吞。但是，进入春秋末期，这些中等诸侯国也渐渐失去了活力。最根本的一点是，它们都不再努力变革，不再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点。在它们的群体中，再也没有出现春秋前中期郑国、鲁国、宋国那样领先天下潮流的变革国家。它们的天下影响力在迅速衰减。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国家的土地不断被蚕食，人口不断逃亡，国力每况愈下。虽保得国家不灭，但昔日引领天下的文明辐射力，却已经不复存在了。
其三，七个大国崛起，成为天下主导力量。
在春秋中后期的霸业争夺与社会剧烈变化中，几个根基深厚的大诸侯国，在不断吞并融合小诸侯国的过程中，土地、人口与军事力量都有程度不同的大幅度增长，成长为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中小诸侯的超强大国。其间，最主要的历史现象，是由晋、齐两个大国蜕变出的四个新兴大国。
随着内部新兴势力的稳步崛起，晋、齐两大国的旧政权逐渐瓦解，几个新兴势力集团逐渐形成了坚实的根基。到了春秋晚期，它们已经各自建立了完备的政权，开始以实际上的新国家形式，从旧的母体中腾飞出来。其中，最大的晋国分作了三个新兴的诸侯国——魏国、赵国、韩国。东部的大国齐国，则由姜氏政权变成了田氏政权，新齐国由此诞生。
至此，新生的四大诸侯国如同巨大的山峰崛起，渐渐浮出了华夏诸侯海洋的水平面。它们与其余三个老牌诸侯大国——楚国、秦国、燕国一起，开始成为主宰天下大局的主要力量。此后不久，社会便对它们完成了政治加冠，赋予它们一个新的名称——战国。
被称为“战国”的这七个国家是：魏、赵、韩、齐、楚、秦、燕。
春秋末期，上述七大国中的四个新兴大国——魏、赵、韩、齐，已经完成了蜕变与新生，只等残存的天子王权给他们戴上一顶诸侯国的桂冠了。而另外三个大国，也已经在此前的实力扩充中完成了历史的积累，要进入更为激烈的大争了。也就是说，在春秋末期社会，未来的七大“战国”都已经站在了历史的起跑线上，只等待那一声昂扬的号角了。
2.周室王权的全面空洞化
西周王权在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历史命运，是一个历史异数。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现象：五百余年之间实力每况愈下，但却始终保有整个华夏世界最高的名义王权，以致残喘至战国末期。仅此一点，便是世界古典文明史上惟一的案例。对此，中国传统历史意识的解释是：周政修德，国祚绵长。以现代文明理念分析，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历史意识，只能烟雾化对中国文明史的深刻解析。历史的事实是：历经近三百年的求变与争霸潮流，到了春秋晚期，周室王权已经完全地空洞化了，对于天下文明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了。
具体说，有两方面的基本事实。
其一，周王权对天下诸侯的统率权，已经被历史过滤得只剩下可有可无的形式化职能了。这种职能形式化，仅仅局限于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以天子赏赐的名义，赋予各种各样的战胜者以各种各样的荣耀名号，以及象征性的王室用品。二是以天子正名的名义，为强大的新兴政权加上诸侯国的桂冠。这两种主动上门的锦上添花式的活动，与其说是行使权力，毋宁说是讨好大国以寻求自保。
其二，周王室的天下政事权，已经被历史过滤得只能在不断缩小的洛阳王畿内，不断地折腾残余王族的利益分割了。不能分封天下诸侯了，便不断小块分封王畿的剩余土地，以求维护礼治封建传统在自身范围内的苍白延续。到了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周王室内部各分支势力的争斗，已经完全地剥下了德治的光环，其赤裸裸的程度，犹过列国诸侯。
至此，作为礼治文明创建者的周室王权，已经彻底沦落，不再成为华夏文明的动力之一了。其曾经统率天下诸侯群的至高无上的王权，也已经彻底空洞化，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了。揭示这一点，是提醒我们，在观察春秋战国大局变化与重大事件的时候，不要将周室王权的名义活动看做是一方实际力量的因素。
3.华夏文明圈与周边落后文明的交错态势
春秋晚期，整个华夏文明圈已经基本趋于稳定。但是，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
自西周中期开始，华夏周边处于落后文明状态的渔猎游牧族群的势力迅速滋长。以西周末期的镐京事变为爆炸点，四夷之患弥漫中国，华夏文明陷入岌岌一线的危急境地。当此之时，以齐桓公霸业的“尊王攘夷”战略为转折点，当时的中国诸侯群放弃相互争夺，全力驱赶强行嵌入华夏腹心地带的夷狄势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成果。
此后，经晋国、楚国、秦国、齐国、燕国等大国的不懈努力，强行嵌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政权已经基本上被肃清，只保留下了竭力接近华夏文明形态，又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两个政权——中山国、义渠国。但是，国家利益与文明形态的冲突，不可能一次性地彻底解决。这时的夷狄势力，仍然是华夏大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力量。
在春秋晚期，这种力量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周边地区的戎狄、诸胡势力，仍然在不断聚合，新生的匈奴势力正在成长，突然袭击华夏腹地的危机仍然时时存在。秦、赵、燕、齐四大国，仍然承受着第一线压力。
其二，东南方向的东夷问题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岭南以“百越”族群为主体的各方势力，仍然对楚、吴、越三大国构成强大的袭扰压力。此后，直到吴、越两国先后灭亡，楚国独大南部中国，岭南“百越”势力的袭扰压力，始终没有相对彻底地解决。也就是说，在春秋晚期，南部三大国面临的威胁，依然是清晰可见的。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此后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此后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强大实力基础上的长期镇抚政策，初步稳定了岭南；第二阶段，秦灭六国后五十万大军南下，建立岭南三郡，百越族群才有效纳入了华夏文明。
其三，在西周晚期与春秋初中期渗入华夏腹地的东夷、戎狄族群，仍然没有全部撤出。其留存的族群，势力单薄者，大多归附了某个诸侯国。势力强大者，则以建政立国的方式强行嵌入下来。最大的两个代表，就是中山国、义渠国。这一现实，给区域内的大国小国都带来了一个普遍问题：如何有效化解戎狄族群？如何对待戎狄政权的攻伐？
综上三方面，春秋晚期的诸侯国无论大小，在内外事务上大体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的两个侧面——外部异族的侵扰势力，内部遗存族群的融合。也就是说，各国内外事务的方针大计，都得受这个因素某种程度的制约。因之，四夷、百越、戎狄、诸胡、匈奴等问题，便成为春秋晚期天下格局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4.过渡形态的时期确定
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403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春秋晚期，也可以称之为战国初期。但是，更为适当的定性，应当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联结段。也就是说，这73年，是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过渡时期。公元前476年，是齐国的田氏实力超过姜氏公室的标志性年份。公元前403年，是魏、赵、韩三家新兴势力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的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