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传统历史意识中，春秋战国往往被看做一个大时代。
但是，从文明发展史的理念看，显然这是两个时代。春秋时代，类似于西方社会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代；战国时代，类似于后来的启蒙运动时代。尽管，作为连续崛起的中国原生文明的三大高原——春秋、战国、秦帝国，它们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个整体。但是，在文明史演变的意义上，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帝国时代，无疑是三座具有递进意义的文明高原。在它们之间，发现联结地带与联结方式，是有特殊意义的。
田氏根基确立，到魏赵韩三家政治加冠，这73年，正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联结时段。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说，就是历史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性质不确定，主导力量也相对模糊的时段。无论研究家们将这73年划归春秋，还是划归战国，都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只要我们的历史意识不那么教条，不那么老化，我们就会看到：将这73年的时段看做历史过渡时期，是最为妥当的。
真正的战国时代，应该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魏赵韩三家完成政治上的成人礼，获得正式的诸侯之冠。所以，以魏赵韩三家获得诸侯名号为战国开端，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5.过渡时期的社会风貌与社会精神
春秋晚期的社会风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基本的方面是，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实质方面，是整个社会开始从王权国有制的统一管制束缚中解放出来，普遍开始以相对自由的私有生产为基础，开始寻求一种空前活跃的生存方式。这种新的生存方式的实际体现是：私田经济日益活跃，私人的自由生产权利日渐扩张。由此产生的新政治理念不断发展，导致官府对民众生产与生活的干预日渐减少。人的个性伸展，获得了空前的社会空间，家庭及个人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余地大大拓宽。
在这样的生存方式下，春秋晚期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无论是官府奴隶，还是农耕奴隶，都开始随着私家经济势力的增长，及其对自由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程度不同地被破除了人身枷锁，获得了自由平民的身份。
其次，占人口绝大部分的自由民，则大量地从日渐崩溃的井田制中被新兴政治势力解放出来，或主动地逃脱出来，归附到新兴势力的政治保护圈里，投身于土地私有的生产大潮中，开始了自由谋取生计的生存方式。
第三，商业一律国营的旧制，在各个诸侯国纷纷被打破。西周时代“工贾食官”的旧传统，迅速崩溃了。官府工场的技师工匠，官府商肆从业的吏员，纷纷放弃了几乎静止不变的官府待遇与高等国人身份，变为直接从事商旅交换活动的私人商贾。与此同时，平民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迅速致富，也纷纷投身到私人商贾行列。由此，私人商人迅速增加，形成了稳定的商人阶层。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当时弥漫社会的商贾之风作了最为传神的描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在如此普遍浓厚的商旅风气之下，理论化的商业思想也出现了。这一时期出现的“计然”学派，就是推崇商业经济的代表，其核心主张是：国家应该以发展商业、周流货物为本，从而使农末俱利，国家富裕。计然派的经典表述是：“平粜齐物，官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货殖列传》还记载了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就是子赣，也就是端木赐，经商而大富的故事，很有典型性。子贡“鬻财于曹、鲁之间”，应该是很有实力的大商人。端木赐不知如何经营，竟然成为七十多个优秀学生中的“最为饶益”者，也就是最富有的人。子贡的商旅规模很大，“结驷连骑，束帛这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夫使孔子名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三也！”也就说，孔子名望的传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子贡的大力宣扬。司马迁用以作为对比的，是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原宪。由于没有参与商旅活动，所以只能“不厌糟糠，匿于穷巷”。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春秋晚期的商旅活动已经非常发达，商人阶层的社会影响力也已经很大了。
第四，随着知识的传播、法律的公开、私家教育的出现等社会变化，庶民阶层中开始纷纷涌现出各种技能型士人和思想型士人。他们奔走天下，或传播思想，或入仕治国，或教授学问，或扶危济困，或投身治水、行医等公益事业，或从事种种实用性研究并提升农工商活动的水准。
从总体上说，士人阶层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社会涌现出了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不但大大激发了社会活力，而且使整个社会的变革运动摆脱了盲目性，从此进入了自觉的探索阶段。从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说，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涌现，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巨大意义，是无法用语言叙述的。
新生存方式下的社会精神与人的生命状态和之前有很大不同。私田经济打开了新的生存天地，使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族与族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展开了真实的竞争。这种真实竞争的深入发展，彻底摧毁了诸侯时代“小国寡民”的公田世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静穆图景，很快便被呼啸的竞争潮流所淹没。一切或美好或丑恶的灵魂，都被召唤到生存竞争的战场上来了。春秋晚期凝聚成的时代精神，当时的政治家用了两个字概括——争心。
这就是春秋时代大政治家晏子的一句概括：“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这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因为，在旧官府统一管制的王权体制下，人们只需要听从安排，只需要统一行动即可。人们不需要争，也不可能争。如果说，在公田体制下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一定是想方设法的偷懒者居多，主动为公田奉献力量者少。这就是西周后期井田制生产中，之所以出现普遍的大规模怠工现象的深层原因。而私田经济的涌现，恰恰建立在个体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基础之上——你不积极努力，你就没有好的生活。所以，以家庭与个人为基点的私家生活方式、个人生活方式的普遍确立，必然带来激烈的社会生存竞争，必然使各个层面的竞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体现出来。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不竞争或懒于竞争，后果都是很严重的。国家不争，就要落后，就要灭亡。族群不争，就要陷入困境，分崩离析，传承断裂。家族不争，则必然沦落潦倒，门庭屈辱，家族蒙羞。个人不争，则业无所成，家无所依，衣食无着，饱受歧视。
《战国策》与《史记》都曾经记载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名士苏秦第一次挫败，乞丐一般归家，遭遇到空前冷漠，“妻不下机，嫂不为炊”，几乎没人理睬这个失败者了。苏秦家人的理由是：当今之世，治产业，力工商，是正道根本，你却舍弃根本而事口舌，这很不合适。这个故事说明：春秋战国之世，对个人竞争的最根本要求，就是“治产业，力工商”，改变生存状况。你失败了，或者你走偏了，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最主要的情绪表现是蔑视你，而不是无原则的同情你。
如此社会精神之下，各个层面的全力竞争是必然的。这种竞争，表现于整个社会精神，表现于人的生命状态，就是两个字——争心。这种“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普遍精神，在此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若干年后的战国时代，大法家韩非子以几近相同的词汇，概括了这种社会精神——“大争之世，多事之时。”这里，只有规模化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不同。这足以说明，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所以辉煌，所以不朽，是因为那是我们中国民族在跨入国家文明阶段后，第一次爆发出全面竞争精神的时代，是第一次鼓满了生命的风帆全力前进的时代。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厚的文明创造，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遗产。在进入战国之际，我们不能忘记的，首先应该是这样一种时代精神。
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与时代精神的强力激荡下，整个社会风貌焕然一新。
6.过渡时期形成的普遍的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进入文明状态后对武事的自觉追求。
从根本上说，所谓武事，就是一切用于强力打击的技能、装备与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武事的普及性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递减的。越是远古社会，武事就越是趋于直接的生存目标，涉及的人群范围也就越广。远古人类可以做到每个成人，甚或少年儿童都具有基本的搏斗本领，否则无法生存。人类文明越是发展，武事的打击手段越是发达，武事也就越趋于专业化，武事的普及性也会越来越弱。
但是，这一递减现象绝不意味着另一则理由的成立：人类文明越发展，尚武精神就越没有意义。恰恰相反，人类文明越是发展，武事活动群体越是专业，社会就越是需要依托尚武精神来滋养民族精神，从而形成培育优秀的专业武事阶层的社会土壤。没有尚武精神作为社会土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不会拥有一支第一流的军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需要自觉的尚武精神。因为，武事已经超越了依靠生存本能激发的阶段，更需要依靠精神的自觉来完成。
这是人类历史的精神逻辑，它适用于今天的我们，也适用于春秋晚期的当时社会。
春秋晚期社会，距离华夏族群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已经有近两千年了。在漫长的夏商周三代里，随着国家常备军的越来越体制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国家统管制度的越来越严密化，武事活动也越来越聚集于军队与国家。社会民众的武事活动，则越来越受到限制。在西周礼治文明建立后，兵器的日常持有权，军士的遴选权，兵器的打造权，已经大体上限制在贵族阶层与少数“国人”之间了。也就是说，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庶民，已经失去了从事武事活动的权利，只能作为碌碌耕耘的劳作群体存在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崇尚武事是少数人的事情，作为一种风气弥漫于社会，是没有条件的。
面对不甚严重的戎狄侵掠，西周王权表现出的疲于应对，其根源在哪里？
面对严重许多倍的四夷戎狄海洋，春秋时代却能强力反击，其根源又在哪里？
不同的社会土壤，滋生培育国家力量的强度差异，是极大的。这种社会土壤的主要成分，就是弥漫在社会各个阶层以至流散于穷乡僻壤的尚武精神。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生命状态，必然弥散出强烈的尚武之风。
让我们先来看看《史记》、《汉书》等古典文献，对当时各国尚武风习的记载：
晋国（魏赵韩）：“俗刚强，多豪杰侵夺；上气力，悲歌慷慨，高气势，报仇过直。”
北地边民：“迫近胡寇，剽悍，少礼文，好射猎。”
宋卫两国：“其俗刚武，上气力，好气任侠。”
燕国：“地卓远，人民稀。民雕悍少虑，敢于急人，轻疾而易死。”
齐国：“武勇者长。地广民众，兵强士勇，多技击之士，贪粗好勇。”
楚国：“天下之强国也……其俗剽轻，易发怒。”
吴国：“君皆好勇，其民好用剑，轻死易发。”
越国：“文身断发。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
岭南：“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簇。”
秦国：“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闻战则喜。”
凡此等等，只是春秋末期社会尚武风气的部分记载。历史的实际情形，应当比文献记载更为厚实浓烈。普遍的尚武精神的形成，在当时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大体说来，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
其一，个体自卫意识、财产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普遍的武备需要。
从最根本的方面说，在私有经济尚未最终定型的春秋时代，保护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职责，首先就落在了私有者个人身上，其次才是推行新政的新兴政治势力，再次才是日渐倾向于保护私田经济的官府。无论这些私有者是归附于新生政治势力旗下，还是以家族氏族为单元，抑或自发结成群体以对抗官府，首先需要的，都是一种精神勇气与最基本的个人兵器。无论是农民、商人、工匠，还是出游天下的士子，基于防身与保护财产的需要，都有持有兵器的迫切需求。这一点，是尚武精神蓬勃生发的最深刻原因。
其二，国家政策的奖励与引导。
在连绵不断的霸权争夺战争中，无论大国小国，无论是否推行新政，都有强烈的进攻或防御需要。当诸侯国扩大军队的权力不再受到王权制约时，征召民众入军的需要急剧增加，仅仅是贵族子弟成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扩张或自保的实际需求了。故此，各国都不约而同先后开放了兵器禁令，不但允许民众持有兵器，而且下令官吏在政事场合也必须携带兵器。这就是春秋官吏的“各得带剑”。
事实是，春秋晚期，各国官吏、士人、民众，已经普遍性地佩剑行走了。《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当时邾国的许多民众逃亡到鲁国，鲁国执政大臣季武子，下令赏赐给逃民每人一套衣裳和一口短剑。在各大国中，恰恰是尚武之风最浓烈的秦国，下令官吏“带剑”的时间稍晚，是在秦简公六年，也就是处于春秋战国过渡期的公元前409年。
其三，国家君主与大臣阶层尚武精神的激发。
与后世有很大不同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尚武并亲自征战的国君，数得出一大群。小国君主如鲁庄公、郑武公、宋襄公等等。大国君主如齐桓公、齐庄公；晋国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厉公、晋悼公；楚国的楚武王、楚文王、楚共王、楚庄王；秦国的前五代君主，以及春秋中晚期的秦穆公、秦康公、秦景公、秦厉共公、秦简公等；吴国的寿梦、阖闾、夫差；越国的允常、勾践新生魏国的历代领袖及魏文侯、魏武侯；新生赵国的历代领袖及立国君主，韩国的历代领袖及立国君主，等等。几乎是代代皆好勇，举不胜举。
可以说，那时的君主与大臣，凡是能才者，都是文武两通的杰出政治家，很少没有上过战场的大臣。这种普遍的君王亲征现象，普遍的大臣征战现象，一直延续到秦帝国建立。西汉之后，君王亲征与大臣上阵，就日渐稀少了。再后来，终于减少到凤毛麟角了。
从总体上说，尚武精神是春秋时代迈向战国时代最为坚实的精神根基。
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
目录
第四编新文明爆炸时代
战国时代是一个文明大爆炸时代，诸子百家、商旅贸易、技术创新……我们今天赖以前进的统一文明框架，我们熟悉的社会生存方式的基本传统，我们最主要价值观体系的历史根基，都产生于战国时代。
战国社会鸟瞰
1.战国时代的文明史地位
2.总图景：战国时代的四大阶段
3.冶铁工业：战国时代的生产力跃升
4.铁器应用的普及
5 农业水利的发展
□魏、楚变法之后，求变图存是当时强大的社会思潮 □合纵连横的邦交对抗，是战国时期国家对抗的基本方式 □六国合纵是最早的国家共同体；《战国策》是多极力量抗衡的百科全书 魏国李悝变法
1 三晋集团强势崛起
2 政策并进：战国初期的大国新战争
3 变法直接动因：魏氏大国战争的失败
4 魏文侯李悝变法
5 变法后魏国之大举扩张
6 魏国变法的连锁激发效应
□三晋集团强势崛起，同一阵线中不同集团的竞争是文明发展史上最大常数之一 □魏、赵、韩三国“互不开战，各自对外”的行动原则具有区域性国家集团特点 □法家主导战国变法潮流的历史走向；而儒家主张全面复古，不受新势力欢迎 楚国吴起变法
1 吴起入楚之前的生命坎坷
2 吴起入楚。力行变法
3 吴起变法的当时成效
4 贵族复仇。吴起惨死
□吴起变法瞄准了最要害的封地分治问题
□吴起变法经历的曲折，是战国改革派与保守势力惨烈交锋的缩影 韩国申不害变法
1 韩国变法史料辨析
2 申不害早期档案
3 申不害术治体系的根基
4 术治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变形
5 申不害的韩国变法
6 申不害变法在大国战争中流产
□商鞅的法治理念与术治派深刻对峙：个人行为是否以法律为准则，是国家或治或乱的根本界限 □韩国战时变法的悲剧：术治之下的阴谋化政治导致国家灾难 齐威王驺忌变法
1 田氏齐国的治国理念
2 齐威王田因齐的人才理念
3 整肃吏治：齐威王驺忌变法
□齐威王以重视人才闻名，可是齐国人才被任用为政的却很少，齐国的大政治家也极少发挥主导作用 □一直停留于局部变革的水平、变法始终具有人治色彩，是齐国变法的历史缺陷 秦国商鞅变法
1 秦国变法大出天下意料
2 秦国在战国初期的内乱穷弱
3 秦孝公集团力挽危局
4 商鞅第一次深度变法
5 商鞅第二次深度变法
6 秦孝公在秦国变法中的历史地位
7 商鞅命运的历史大悲剧
□求贤令彰显秦国强国之决心，也是强国者必要之选 □秦国变法出乎意料。大国对峙的夹缝，变成了敌对国家崛起的历史机遇 □大政在野不在朝。商鞅变法一开始就确立了“法以爱民”的方针 赵国武灵王变法
1 赵国的内忧外患空前加剧
2 赵国高层的变法大论战
3 军制改革：赵国变法的核心点
4 赵国军事改革大见成效
5 赵武灵王末期的政治大悲剧
6 后期赵国依旧强大的原因
□赵雍的政治幼稚病直接导致了他的灭亡
□赵雍死后赵国依然强大。社会深层利益合理化的全面变革，其本身的生命力是战胜历史倒退力量的最坚实根基 燕国乐毅变法
1 变法序幕：燕国的深重灾难
2 变法前奏：燕昭王发愤强燕
3 乐毅在燕国推行变法
4 铁血幻想：乐毅的灭齐之战
□燕昭王的变法说明，举凡弱国振兴，无不伴随着洗刷既往耻辱的强烈渴望 □燕国灭齐打破了山东六国联合抗秦的合纵格局，形成六大战国联手对齐作战 □燕昭王为变法积极求贤，为郭隗筑黄金台。黄金台的天下效应，与此前秦孝公的求贤令，几乎是等同的 战争文明之巅峰
1 战争文明的历史内涵
2 战国：人类古典战争水准的最高峰
3 战争文明的历史巅峰
□战国时代十四次大会战，五大系统兵器装备，战争方式大进展，几百部兵学著作——战国时代的战争文明，是整个人类古典社会的最高峰 原典思想大爆炸
1 战国思想大潮的总体气象
2 春秋战国原典理论的多元化大体系
3 原典思想大体系是我们的文明根基
4 春秋战国原典思想大系的历史特征
5 百家同构：华夏文明的多元均衡特质
□战国时代涌现了四百余思想家与实业学问家，原典著作一千卷上下。战国原典思想大爆炸的特质在于创造性 □百家同构，百家争鸣。文明体系的内在均衡性，决定了民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秦国政治危机
1 战国末期的华夏世界格局
2 秦国进入低谷的多维透视
3 秦昭王艰难立储：低谷第一次政治危机
4 太子嬴柱立嫡：低谷第二次政治危机
5 孝文王早逝：低谷第三次政治危机
6 庄襄王又早逝：低谷第四次政治危机
7 秦王嬴政力行主导。一举粉碎嫪毐政变
□战国末期庙堂昏暗，恶政当国，英才陷落，七大战国突然同时跌入低谷 □秦国的权力继承问题解决不好是四次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 □奇人吕不韦的出现改变了历史
帝国序幕：诀别吕不韦集团
1 秦王嬴政与吕不韦的鸿沟
2 吕不韦主持编撰治国大百科全书
3 法王之争：两种治国理念的巨大冲突
□《吕氏春秋》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秦王嬴政诀别吕不韦，是两种治国理念的巨大冲突 富国强兵：秦国实力大跨越
1 秦王嬴政面临的历史选择
2 开局首战经济：大修郑国渠
3 力拔新人。重整政治格局
4 重建一支新锐秦军
□秦王嬴政大刀阔斧振兴秦国，从解决经济困局入手 □郑国渠的修建最初竟是韩国实施的疲秦计
□秦国准备一统天下，从人才储备开始
第四编新文明爆炸时代
战国时代是一个文明大爆炸时代，诸子百家、商旅贸易、技术创新……我们今天赖以前进的统一文明框架，我们熟悉的社会生存方式的基本传统，我们最主要价值观体系的历史根基，都产生于战国时代。
战国社会鸟瞰
1.战国时代的文明史地位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是一个文明大爆炸时代。
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是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土。在这三大时代中，战国时代是轴心，是承前启后而生发一系列巨变的中枢时代。正是战国时代的大争精神，催生了层叠林立的原典，造就了接踵比肩的巨人，生发了深刻壮阔的变法浪潮，锻造了令人目眩的古典战争的最高水准，推动了超大型工程领域的绝顶登攀。所有这一切，都汇成了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直接推动秦帝国实现了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跨越。
从历史遗产的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赖以前进的统一文明的框架，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生存方式的基本传统，我们最主要价值观体系的历史根基，我们在整个古典文明时期所达到的民生工程领域的最高峰，我们赖以筑成精神支柱的民族经典之林，都产生于战国时代。没有战国时代，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跨越，既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完成。从总体上说，战国时代是当时中国实现统一文明跨越直接的历史平台。
如此伟大的一个时代，历史的烟雾却将它扭曲得狰狞变形。
自西汉开始，各个王朝的历史意识对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扭曲，越来越偏离真相。唐宋之后，更是迅速趋于全面否定。历代史书中，凡涉及这三大时代的总体性评价，几乎是千篇一律地不加论证，只有贬斥。对战国时代在各个方面的成就与价值，都简单贬低。这一时代的英雄名士，或被描述成“天资刻薄”的酷吏，或被描述成寡廉鲜耻的游说名利之徒，或被描述成屠夫，鲜有被历史意识公认的英雄伟人。这一时代所诞生的原生经典之林，这一时代所诞生的伟大而均衡的多元思想架构，也被砍伐得遍野萧疏，使我们的文明开始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我们暂且不去一一澄清。
我们的义务，是以当代文明价值观为基准，正面审视战国时代。
2.总图景：战国时代的四大阶段
从社会变革与国家对抗的意义上说，战国的总体图景表现出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战国初期：第一波变法浪潮与战争普遍化。
自公元前403年，也就是魏赵韩三家被正式承认为诸侯国的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战国时代。所谓初期战国，是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360年秦孝公即位求贤而商鞅进入秦国筹划变法这一时段，大体43年。这一时段的核心事变，是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与此同时，各个诸侯国也都在酝酿或进行着程度不同的变革。事实上，这是战国的第一波变法浪潮。
魏、楚变法之后，大国对抗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中心点，是大国之间的战争迅速普遍化，传统的地区盟邦关系迅速松动分裂，各个大国形成了各自面对诸多敌人而独立作战的态势。魏文侯之后，三晋集团的解体与相互攻伐是这一变化的典型。也就是说，在战国初期，魏、赵、韩、楚、齐、燕、秦七大国，相互之间很快演变为错综复杂的敌对关系，只有临时的战争盟约，没有相对稳定的国家集团。
大国对抗方式的变化，必然引起天下竞争态势的深刻变化。这一时期，所有诸侯国都普遍面临强大的战争压力。贫穷弱小就会灭亡，成为当下残酷而紧迫的事实。为此，各个国家的生存危机意识骤然强化，国家竞争精神也空前强烈起来，求变图存迅速弥漫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韩非子所说的“大争之世，多事之时”，正是在这一大转折下迅速形成的社会风貌。
第二阶段，战国中期之前段：秦国崛起，并突破山东六国遏制。
这一时期，从公元前360年开始，到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的赵国大变法，大体是53年。这一时期的核心事变，是商鞅在秦国的大变法。由于商鞅变法的彻底性与深刻性，以及在战国变法中绝无仅有的长期性与连续性（20年之间两次变法），西部秦国一举崛起为空前强大的战国。这一时期，东方战国也先后发生了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齐威王驺忌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都取得了鲜明的成效。这是战国时代的第二波变法浪潮，也是战国变法的高潮时期。
秦国的强势崛起，直接而深刻地改变了天下格局。以商鞅率军收复河西、大败超强魏国为标志，秦国的整体国力，深深震撼了东部六大战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战国社会出现了“山东六国”这一说法。这一说法的大背景是，秦国实力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战国，六大战国已经普遍感受到秦国的威胁。为此，天下格局由七大战国纷争，演变为两大板块对峙——秦国为一方，崤山以东的六大战国为一方。所谓的“山东六国”，实际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共同体。
这一阶段，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邦交对抗，将人类世界在古典社会的外交艺术推到了巅峰状态。这一对抗的实际意义，是山东六国的遏制战略，与秦国突破联合遏制之破交战略的对抗。这两大邦交战略的对抗演进，是这一时期国家对抗的基本方式。
新潮流的需要，使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个崭新的战时外交学派——纵横家。其中，以苏秦为代表的“合纵家”名士所推动的“合纵”战略，推动山东六大战国成功实现了抗秦联盟集团，一度对秦国构成了空前强大的全面压力。六国合纵，是世界外交史上最早的国家共同体。另一面，以张仪为代表的“连横派”所推动的“连横”战略，使秦国成功地实现了对山东六国的分化，也成功突破了六国集团的强大遏制。这是世界外交史上最早也最为成功的新兴国家的破交战。
合纵连横的邦交大战，贯穿了此后整个的战国历史。这一邦交战略体系的思想与实践，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它所留下的历史结晶——《战国策》，是世界外交史上最为古老、最为辉煌的有关多极力量抗衡的百科全书。
第三阶段，战国中期后段：赵国崛起，秦赵全面抗衡时期。
这一时期，从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大战结束为止，大体47年。这一时期的核心事变，是赵国崛起与秦赵大决战。赵武灵王在赵国的大变法，实质上是以军事改革为突破口的一次全面变法。就其全面性与深刻性而言，虽不如此前秦国的商鞅变法，但却大大超过了山东六国此前的变法深度。在赵国变法的同时，东方其余五大战国，也都曾经谋求推行第二次变法，甚或第三次变法，以更大程度地增强国家实力。其中，作出最大努力的，有齐国、楚国、魏国、韩国。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些变法集团的努力都没有成功。事实上，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一次变法浪潮，也是战国时代的第三波变法浪潮。
赵国的变法与崛起，又一次直接改变了天下大争的总体格局。变化的基本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七大战国的“合纵连横”发生了复杂变化，由山东六国的合纵抗秦格局，发展为不断变化而相互组合的战争同盟，秦国也开始成为“合纵”攻伐的一方。其典型事件，是燕国乐毅发动的燕、秦、赵、楚、魏五国联合攻齐。大胜之后燕军单独作战，历经六年战争，几乎吞灭齐国。其二，东方六大战国的抗秦轴心，从不断转移的魏、楚、齐三国，稳定地转变为赵国。强大的赵国，成为山东六国抵御秦国风暴的屏障，两大强国的直接碰撞开始了。
秦赵大决战，发生在公元前263年至公元前260年的长平大战。这次战争历时三年有余，双方参战兵力总计超过一百万，是世界古典社会大型化战争的最高峰。这次战争的结局是，赵军战败，余部投降，被秦军坑杀降卒二十余万（《史记》之说是四十万）。同时，秦军也死伤过半，遭受严重损失。
长平大战后，天下格局又是一变——秦国独大，六国衰落。这一格局演进的基本方面是：首先，秦国因欲图灭赵，轻躁地连续攻赵，遭遇了东方六大战国的最后一次合纵阻击，军力大损。由此，秦国进入了秦昭王末期的低谷时期。但是，低谷时期的秦国，依然对东方战国保持着强大的威慑力。短暂整肃之后，秦国在吕不韦执政时期，又再度恢复了对东方战国的攻势。其次，长平大战后赵国大为衰竭，东方六国也普遍衰落，进入了纷纷各自谋求生存方略的对秦妥协阶段，合纵抗秦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
第四阶段，战国末期：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期。
这一时期，从公元前260年的长平大战后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止，大体是39年。这一时期的核心事变是一场场连续性的历史风暴。首先是秦王嬴政亲政后立即整肃内政、组建新军、推行大规模水利建设的全面变革。从实质上说，这是战国秦发动的一次新的具有富国强兵意义的再度变法。这次变革，使秦国的腹地关中，变成了一座空前殷实的粮仓，与都江堰所在的蜀地平原一起，为秦国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同时，秦国的战时法治有了新的跃升，吏治清明，拥有了一支数量超过六十万的精锐大军，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大战国的任何一国。
紧接着，秦王嬴政发动了向东方六国进军的统一战争。
这一历史进程是——公元前230年，也就是秦王政十七年，秦国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王政十九年，秦国灭赵，六年后肃清赵国王室残余势力。
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二十一年，秦国破燕，四年后灭燕，肃清燕国王室残余势力。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国灭魏。同年，秦军第一次攻楚失败。
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秦国灭楚。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国灭齐。
至此，战国时代结束，秦帝国时代开始。
3.冶铁工业：战国时代的生产力跃升
战国时代的基础变化，首先是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战国时代的生产力，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铁器时代。所谓成熟，主要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冶铁技术的高水准化，一是铁器应用的普遍化。就冶铁技术方面说，主要进展在五个方面。
首先，是鼓风手段的发展。
春秋中期，炼铜的鼓风设备，是在固定的炼铜竖炉的炉缸部分设置一到两个鼓风口，由人力扇风，或由一种规模相对较小的皮囊送风。进入春秋末期与战国初期，皮囊鼓风很快成为炼铁送风的主要形式，鼓风的皮囊不断增大并成排使用拉杆；故此，送风力度大增，炉膛温度大大升高。这种大型化的拉杆牛皮囊，已经在战国时代普遍使用，使当时的冶铁技术获得了大幅度提高。
这种大型皮囊的形状，犹如骆驼峰，囊内有木条框架支撑，并延伸出粗大的长杆把手与大皮囊固定连结，这就是送风管。如此，外部由人力拉动长杆把手，大皮囊就随长杆把手不断大幅度地胀大或收缩，强大的风力便被送入炉膛。炼炉内的燃料随之充分燃烧，温度大大增高，熔化金属的能力与速度较前则大大提高。
这种鼓风设备，因为是由特大的牛皮囊制成的，所以当时社会就给它取了一个原本是大口袋的名字——橐。又因其送风管是数量不等的长杆把手，类似于当时一种多管的管乐器——龠，它又被合称为“排橐、冶橐、橐龠”。其中，“橐龠”之名因大思想家老子的使用，普遍地流传于后世。老子将整个天地之间的大呼吸状态比喻为橐龠，说：“天地之间，岂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后世有清代学者魏源，对“橐龠”的解释是：“外橐内龠，机而鼓之，致风之器也。”
第二大进步，是铸铁冶炼术的发明。
铸铁，就是后世所说的生铁。与生铁相对的，是原来的熟铁。此前，由于炼炉小，送风设备小，炉内的木炭火温度不够，铁矿石便不能充分快速地熔化。去氧还原的铁料出炉后，是一种表面粗糙、夹杂大量渣滓的成块的海绵状物体。古人大约以为，出炉的红彤彤的铁与蒸熟煮熟的食物相似，于是呼之为“熟铁”。这种熟铁，需要经过长时期的锻打，才能得到较纯的铁块。这种炼铁方法，因出炉铁料呈现块状，后世称为“块炼法”。
进入到春秋时代的晚期，由于鼓风设备的改变，以及炉体的扩大，铸铁技术出现了。铸铁术的基本点，是能够使出炉的铁料直接熔化，成为渣滓很少的液体状的铁水。如果将铁水直接浇灌进铸范，铁器就一次成型了。这种改变，大大提高了冶炼行业的生产率，对于铁器的普遍使用，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伟大发明，比欧洲早了1900多年。在欧洲，块炼法一直延续到14世纪水力鼓风炉的出现，才有了铸铁技术。
第三大进步，就是铁器铸造工艺的大幅度提高。
铁器铸造，是将所需铁器按照实用要求高质量完成的技术实现能力。在此前的夏商周三代，中国已经实现了高水准的青铜铸造工艺，留下了许多令我们惊叹不已的大型青铜礼器，以及无数的兵器与实用物件。进入春秋战国之交，铁器铸造工艺直接继承了青铜铸造工艺的优秀传统，并且实现了很大的突破。
铸造工艺的突破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铸范原材料的发展。铸范，就是预先制作好的器物模具。铁水浇进这一模具，便铸成了一件铁器。青铜时期的铸范，一般都是陶制的。进入战国时代，不但保留了陶制铸范，还创造出了铁制铸范，当时称为“铁范”，是用一种熔点很高的白口生铁铸造成的。它既是一个铸件，同时又是铸造铁器的模具。铁范的优势，一是因原材料的质地硬度高，而且洁净，能够使铸件形状稳定，并达到细部的精致；二是可以反复使用，不像陶范一次性使用后便要毁坏废弃。
其二是铸范形式的发展。青铜时代的铸范，大体都是“单合范”。这是一种要依托平板的铸范。其实际的使用方式是：将立体的铸范放置在一块平板上，然后浇铸铜水。如此，其产出成品的一面便是平板的，无法完成立体形状。进展到春秋战国之交，创造出了“复合范”。这是一种子、口拼合的全立体模具。其实际使用方式是：先行铸造两块都是立体的模具，分别各自呈现器物的一半形状。而后，将两块立体模具箍紧固定。再后，从模具口浇铸进铁水。于是，物事的立体形状就全貌呈现出来了。复合范的优势，一是能够精确呈现器物的立体全貌，二是能够铸造庞大而复杂的礼器、兵器或大型工具。
1953年，河北兴隆发现了一处燕国冶铁遗址，其中有大批的铁范，而且大多数都是复合范。还有六角梯形的锄范、双镰范、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其制作之精美，形制之复杂，都令我们惊叹不已！
第四大进步，是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
铸铁柔化，就是增强生铁的韧性，克服其脆硬易折的缺陷。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复原分析，这种技术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
一方面，对生铁铸件进行可锻化热处理，也就是重新烧红并进行反复锻打，达到氧化与一定程度的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这样的产品，因折断后呈现略近白色的质地，被称为“白心铸铁”，其韧性比原先的铸铁要强很多。后来，这一技术继续发展，战国晚期已经出现了韧性更强的“黑心铸铁”。这一技术，就是长时间地加热、锻打、淬火，柔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更强。
另一方面，对生铁件加热、氧化，使其大幅度脱碳或完全脱碳，从而形成两种产品：一则，脱碳不完全时，铁器件成为外层是钢而内在是铁的复合组织；二则，脱碳大体完全时，白口组织消失，铸件全部由铁变钢，但还保留了原有的气眼、缩孔等特点。
第三个方面，利用控制淬火程度的方法，创造出表面软而内在硬的复合铸件。这一技术的实质，是器物的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却是硬度很高的钢。在实践应用中，这种铸件适合于打造兵器——磨去表面低碳软铁，以中间层作为锋利的刃口，成功解决了兵器既要坚固锋利又要质地柔韧的双重需要。
中国生铁柔化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比世界其他国家早了两千余年。欧洲直到18世纪，才有了白心可锻铸铁；美国直到19世纪，才有黑心可锻铸铁。
第五大进步，是固体渗碳制钢技术的发明。
依据春秋战国时代的兵器遗存，尤其是剑器遗存，经中外当代科学家的鉴定分析，春秋战国之交，已经发明了固体渗碳制钢技术。据考证，这种技术在春秋时代的剑器里已经体现出来，其基本环节是：将块炼铁放进炽热的木炭里，长时间加热，使其渗进碳成分，而后反复锻打，成为碳钢片。然后，又将碳钢片对折锻打，再多层折叠锻打。打造成兵器后，再以淬火、正火等热处理工艺处理，以更好地改进钢材性能。战国史专家杨宽先生考证，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说的秦王嬴政佩带的“太阿之剑”，就是用这样的工艺打造出来的优质钢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