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具法。这是依据犯罪的实际情形，酌情加减罪行的规定。所谓“以其律，具其加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时的立法理念，已经意识到了法律在实际运用中可能的缺陷与必要的灵活性。
从总体上说，李悝的《法经》具有前所未有的两个方面的特质。其一，它第一次突破了法在官府的历史定式，而由庶民士人整理出体系化的法典；其二，它第一次突破了既往法律公开的局限性，不是仅仅公开法律，而是由专门的法律家整理，并向社会传播的实用法律，具有最为前沿的社会实践意义。惟其如此，李悝的《法经》，成为战国法家的开山之作，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以李悝的《法经》及其在魏国的第一次变法为标志，战国法家宣告正式破土而出了。自此之后，这个学派便以空前的历史高度，主导了战国变法潮流的历史走向，使中国原生文明的内涵得到了决定性扩展，决定性提升。
多年之后，商鞅入秦变法，携带的法典蓝本正是这部《法经》。因此，李悝《法经》的历史作用，某种意义上已经贯穿了整个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虽然，商鞅变法在法律内容的创造性、在变法的全面性与彻底性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法经》，已经远远超越了李悝本人的第一次变法。但是，李悝及其《法经》，永远都是战国法家的第一座里程碑。
（3）李悝变法的实际内容
关于李悝在魏国的这场大变法，史料断裂太多，我们只能大体呈现其主干面貌。
李悝变法的第一个方面是整合并创造魏国的新政治制度。
关于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通常在涉及李悝变法时是被忽略不提的。但是，这恰恰是魏国大变法最为要害的一个方面。魏文侯即位后，魏氏虽然距离成为正式诸侯国还有41年的时间，然其政权形式已经在长期地磨炼中完全的国家化了。尽管如此，魏氏政权如同赵氏、韩氏政权一样，都还带有天子诸侯制时代的特质。
所谓诸侯制的特质，其基本方面是：一则，国家政务的实际处置权与国君最高权力的囫囵化，既使国君过分陷入具体政务，又使国家缺乏处置政务的体系化官署；二则，官员职能太过笼统，不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领域；三则，官员具有承袭性，没有大臣任免制度，而是由既定的贵族阶层产生并承袭，使国家官吏队伍很容易凝滞僵化。
这些基本缺陷，在战国初期所有大国与中小国都普遍存在。另外一个因素，是历经近三百年的春秋动荡，各个诸侯国都或多或少地对本国旧官制进行过一些变革，但都很不全面。由此，各国以官制为轴心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从名称到体制都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
李悝变法对政治体制的设定，就是第一次在魏国创造性地建立了趋于中央集权制的新型权力体制。这一体制，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国君最高权力与国家政事权相对分开，设定国君权力与政务权力两个系统。国君系统由既往的各个公室事务官署组成，再新设立秘书长性质的“长史”机构，负责协助国君处理国家大政，保证君权对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君权的核心是官职任免权与国家荣誉赏赐权，以及对军队的掌控权。
其二，政务系统由相国（丞相）统领，为百官之首。丞相府下辖诸多属官，处置各个领域的专门问题。丞相权力运行的基础，是实行“开府”制。开府制，就是有权在丞相府邸独立处置政务，以保证国家政务的高效运转。
其三，全国军权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统帅军队作战的“上将军”系统，一是防守要塞关隘及保障军队后援的“国尉”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运转，其主要方面都由国君以兵符的形式直辖。
其四，官员遴选的基本点，由承袭制变为任免制。
其五，地方治理权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旧诸侯制时代的封地私兵权、司法权、官员任用权、民治权等全部统归国家，由国家设置“守”来治理。封地的主人，只保留赋税征收权。总体上说，这是对分封制基本面的废除，但还保留了相当殷实的经济权力。这时，在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体制上，系统完整的郡县制还没有出现。
虽然，李悝变法在政治体制上尚有不彻底性。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作为第一次探索性的大变法，已经创造出了战国初期最为先进的国家政权模式。此后的列国官制，大体上都以魏国为蓝本而加减。包括后来的商鞅变法，也是以魏国开创的政权模式为基础向前推进的。
李悝变法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尽地力之教”。
所谓“尽地力之教”，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在激发农耕者的积极性上做文章，全面实行私田制经济，以达到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潜力的目标。从历史逻辑说，这肯定是具有体系化性质的一整套新经济政策。但是，史料只给我们留下了其中关于督导耕作的几个斑点：
其一，关于推行私田制经济的总体原则——尽地力之教。
其二，督导农民治田勤谨，精耕细作，提高产量的三项办法。办法一，“必杂五谷，以备灾害”的多元种植法。也就是说，要每家土地同时种植谷子、高粱、麦子、大豆等多种农作物，以防备自然灾害对某种单一作物的摧毁。办法二，“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的耕耘法则与抢收抢种法则。耕耘法则是：大耕要深翻，中耕除草（锄地）要频繁。收种法则是：抢种抢收，如同应对寇盗抢劫一样紧张。办法三，多元经营法。具体法则是：“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苽，殖于疆埸。”也就是说，住宅周围要栽树种桑，菜园里要种多种蔬菜，田垄上也要多种瓜果，要充分利用空闲土地。
其三，国家实行平粜法，保证应对饥荒灾害。李悝发明的平粜法，是后世常平仓、均输制的基础。其核心，是以公平的价格在丰年收购余粮的方式，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再在灾年以相对低的价格进入市场，以平易粮食价格。这种方式，在春秋末期许多新兴集团的封地内已经实行，但是都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范蠡的老师计然，曾经在越国提出过推行。但是，计然的目标是“农末俱利”，要使农民与商人都得利。如此目标之下，国家对粮食价格事实上是允许保持较大的浮动价格的，大约在三十钱到八十钱之间。
李悝平粜法的根本不同点，是要通过“使民适足，价平而止”的平粜法，达到“使民无伤，而农益劝”的目标。这种平粜法的惟一目标，是保护与激励农耕者的积极性，自觉抑制商人阶层的利益，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最终目的。相比较于计然的平粜法，这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农本位的制度体系，而不是农商并重的制度体系。显然，这是更适合战国时代的新的经济制度。
李悝变法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放弃礼治，推行法治。
春秋时代两百余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变革。但是，在国家治理总体方式的选择上，依然大体是西周礼治的基础。此时，各诸侯国虽然都普遍公开了法律，但法律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王道，礼治，德治，人治，以及不成熟的局部法治，都是当时各种政权形式交错使用的混杂方式。
自李悝变法开始，魏国以《法经》为法律蓝本，普遍推行了相对全面的法治，取代了以往混杂不清的治国方式。这种最初的法治，其基本点是：第一，法律体系在全部国家制度体系中开始居于最重要的位置，而不再是王道礼治的手段。第二，法制体系取代了礼制体系，成为社会生活中惟一的强制性规范。礼制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被自然抛弃，其中适合社会发展的保留部分，只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起作用，而不再具有强制性。第三，法律对国君权力的规范开始发生作用，但还只是局部的规范和限制。第四，由于战争不断，这种最初的法治带有明显的战时特点，其表现形式就是相对重视刑法的实施，重刑色彩很鲜明。
虽然如此，李悝的《法经》六法，第一次以全面的社会规范的形式，将法治文明推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取代了奉行两千余年的王道为本的人治、礼治的治世规范。无论这种最初的法治体系具有什么样的缺陷，它的文明生发意义都是无可估量的。
（4）李悝个人命运之谜
在《史记·魏世家》中，没有关于李悝变法的记载，而只有李克的两则言论记载。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李悝变法记成了“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即或是司马迁误将李悝、李克当做了一个人，对于这场变法的记载也显得太过简单。
李悝变法及其《法经》，只星星点点地见诸《吕氏春秋》、《韩非子》、《汉书·艺文志》、《汉书·食货志》等的简单记载。因此，李悝的个人归宿，就成了一团模糊的云雾。依据历史逻辑的推断，李悝只能有三种结局：其一，居高位而善终；其二，被迫离职隐居；其三，变法到一定阶段遇害身死，魏国社会及魏国史书均对其讳莫如深。从后来战国法家人士主持变法的普遍命运看，最后一种结局的可能性极大。
否则，我们难以解释这一奇异现象——战国初期这一场伟大的变法，为什么会在历史的记载中如此残缺粗疏？
5 变法后魏国之大举扩张
任用李悝变法，是魏文侯第二阶段的功业，也是毕生最大的功业。
依据魏国的实力增长时段，李悝变法大体应当在公元前403年之前完成，也就是在周王室正式承认魏为诸侯国之前完成。这时，魏文侯应该即位二十余年。变法完成之后，魏国一举成为七大战国中的超强大国，魏文侯也成为最负盛名的战国君主。
恰在这一时期，在鲁国失意的卫国布衣名士吴起到了魏国。魏文侯先是任用吴起为西河守，统率对秦军事行动，取得了不少小胜利，但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变法之后，魏国实力大增，吴起随即为魏国训练出了一支装备精良、战术素养极高的大军，天下号称“魏武卒”。随后，魏文侯以吴起为统帅，发动了大规模的对秦作战。
公元前408年，也就是魏文侯即位的第38年，魏国连续作战，全部攻占河西高原与关中东部地带，将秦国压缩到关中的华山以西。两年后，魏国又以乐羊为统帅，一举攻灭中山国。紧接着，魏国联合赵韩两国对齐国大举进攻，斩首三万，俘获兵车两千辆。公元前400年，魏国又联合赵韩两国大举攻楚，战胜楚军。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病逝。魏武侯魏击即位，魏国依然对秦国、楚国、齐国等大国，以及对郑国等中等诸侯，保持了强劲的连续攻势，并获得了一连串的巨大胜利。这种攻势，一直保持到公元前390年。这一年，名将吴起被排挤出魏国，魏国的大国攻势战争陷入低潮。
吴起离魏的第二年，秦国便对魏国发动了反攻。第六年，秦国雄强君主秦献公即位，将秦国都城东迁到栎阳前沿，对魏国展开了大规模反攻。此后，魏国对秦国的绝对优势战争，渐渐转化为一种胜负互见的拉锯战。虽然如此，魏国在变法之后的超强实力，一直是其余六大战国所不能企及的。魏国对秦国的强大压力，魏国的战争优势，也一直保持到商鞅变法成功之后。
6 魏国变法的连锁激发效应
魏国变法的连锁效应，就是引发了战国初期的第一波变法浪潮。
战国之世，七大战国事实上一直都在进行大大小小的改革与变法。尤其是四大新兴战国，其对变法的敏锐程度，保持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到战国晚期才稍见衰退。如今，持续实行新政的魏国，推行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大变法，一举成为超强大国。如此强烈的成效，岂能不引起强烈的天下效应？
战国时代的第一波变法浪潮涌现了。
率先仿效魏国变法的，是赵国的公仲连改革。当时的赵国，是赵烈侯在位，公仲连是相国。在周王室承认魏赵韩三家为正式诸侯的这一年，也就是魏国变法有成之后，公仲连在赵国推行了一场政治改革。这场政治改革的诱发点，是源于热爱音乐的赵烈侯，要对他所喜欢的音乐人士进行重大赏赐。赵烈侯征询公仲连的意见，可以对他所喜欢的人“贵之”吗？公仲连回答，对这种人，“只可富之，不能贵之”。公仲连的实际意思是，爵位官职与相应的礼治待遇，是国家的荣耀，只能以功业换取，而不能以虚名换取。于是，赵烈侯只有赏赐给两个乐师田各一万亩。可是公仲连依然拖着不办，说是找不到合适的地产。赵烈侯再催问，公仲连就索性称病，不去上朝了。
紧接着，有个人称番吾君的人从代地归来，向公仲连推荐了三个人才：牛畜、荀欣、徐越。公仲连将这三人都推荐上去，赵烈侯任用牛畜为国君老师，任用荀欣为执掌军队建设的中尉，任用徐越为执掌都城的内史。很快地，赵国的政治就清明起来了。赵烈侯立即解除了前面应允的对两名乐师的赏赐，同时赐给公仲连两套名贵的衣冠。
显然，赵国的改革还只是一次尝试性的吏治整顿，与魏国的全面变法尚有很大距离。因此，此后赵国的国力虽然不弱，但却一直不能与魏、齐、楚三国相比。这种局势，一直延续到赵武灵王的第二次深度大变法。
与此同时，楚国、齐国也先后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第一次变法。
在此期间，秦国也推行了浅层的新政，其主要方面是赋税改革。
总体上说，第一波变法浪潮的核心是两个国家：一是魏国，一是楚国。总结魏国变法及战国第一波变法浪潮，中心点有三个：其一，变法运动的空前性意义，在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法治文明的曙光；其二，战国法家的破土而出，将中国政治文明推上了最高峰，具有不朽的意义；其三，魏国变法的局限性，在于没有真正废除封地制，没有实现真正的治权归于国家。因此，魏国变法没有能够提供统一中国的基础。
楚国吴起变法
魏国变法完成之后，楚国的压力骤然增强了许多。
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中心地域始终在江淮之间，伸展方向则主要向着北方三个大国——魏国、齐国、秦国。即或在战国中期的开端，楚国攻灭越国而包容江南江东之后，大局仍然如此。其间根本原因，一在于当时长江流域的开发还很不充分；二在于岭南百越地带山重水复，交通阻隔，与楚国只保持一种松散的臣服关系而已。这两大区域，在当时都不足以成为楚国的实力根基。只有富庶的淮水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中间地代，才是楚国能够伸展的根基。战国初期的楚国，所以屡次向泗水流域发展，相继攻灭蔡、杞、莒几个中等诸侯国，并几次对与三晋相邻的郑国、卫国发动攻势，其根本点正在这里。
但是，如今魏国变法成功，实力骤然强大，再加上赵、韩两国与之结盟，楚国的北上就必然遭遇到强大的阻力。事实上，魏文侯后期已经加强了对楚国的攻势，其后魏武侯的对楚攻势也是有增无减。这一时期，楚国的战胜次数显然是越来越少了。强大的中原压力，使楚国产生了非常现实的变法需求。
这时，楚国的在位君主，是即位刚刚十年的楚悼王。
不知是楚国的有意策反，还是魏国的内讧。总之，公元前390年，魏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吴起离开魏国，来到了楚国。之后，楚国就发生了一场历时十年的变法，楚国声威大震天下。楚国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与历史转折，几乎全部都聚焦到吴起这个人身上。
1 吴起入楚之前的生命坎坷
吴起，是一颗有着太多的历史关联，内涵又极其复杂的煌煌巨星。
吴起所以复杂，一则，在于他不同于所有布衣大家的曲折奋争经历，在于他正当盛年所绽放的绚烂血花；二则，在于他涉及专业的多样性——早期是儒家子弟，后来是天下名将，又是历史罕见的大兵学家，再后来又是主持大国变法的大政治家，成为力行实践的法家名士之一；三则，吴起的一生背负了太多太多的流言中伤，其铮铮风骨与沉沉底色，始终笼罩在流言攻讦的迷雾里，非但当世之时误解多多，纵然在后世也有诸多的莫衷一是。吴起的命运，实际上就是战国初期社会的缩影。
吴起，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谤言风行当时，功业彪炳千秋。
简单而直接地叙述吴起在魏国的沉浮生涯，再展示他在楚国的变法过程，这种方式，难以揭示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也无法展现当时新旧竞争的残酷性，以及法家学派特殊的历史命运。对于其中蕴涵的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也失之于缺乏血肉感。
我们将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楚国的变法，纳入到吴起的生命历程中来叙述，从而使我们对这个极其具有命运特殊性的法家名士，有一个形象化的了解，也对战国变法的历史精神，对主持变法的法家名士的真实人生，对当时文明形态的具体内涵，有一种真切的全貌认识。让我们怀着冷静客观的心态，走进吴起的生命历程。
（1）吴起的家世
吴起生于风华卫国，少时即有军旅志向。据史料记载，“鲁人或恶吴起。”也就是说，鲁国人很厌恶吴起，有许多关于吴起的流言。流言之一说，吴起的家庭曾经“家累千金”，有过一段富裕时光。按照这一流言，吴起当是富家子弟。但是，认真审视真实的历史元素，这其实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卫国，是一个特殊的诸侯国。特殊之处，在于卫国庶民主要由殷商遗民七大族群构成，而卫国国君却是周天子的嫡系王族。这是周王室为分治殷商的残存实力而强力设定的一个诸侯国。真正的殷商王族后裔，则被另外分封成了另一个诸侯国——宋。所以，真正的殷商国民遗风，在卫国，而不在殷商王族后裔的那个宋国。
殷商遗民的最大特质，是驾牛车奔走天下的商旅之风。此等风习之下，卫人多闯荡，多见识，多人才，一直是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风华之邦。尤其是布衣名士之盛，卫国远胜当时的宋国。一个战国时代，卫国便出了吴起、商鞅、吕不韦三个足以成为中国文明史坐标的巨星式人物。如此三人，人人有赫赫功业，人人有煌煌论著，其才具之全面，其节操之出俗，无不居于战国布衣大政治家的超一流水准。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特殊中等诸侯国的最大奇迹。
我们要说的是，由此可以推断，即或吴起之家真的是“家累千金”，也绝不会是贵胄之富，而是商旅生计之富，如同后来的吕不韦之家一样。在那时候，贵和富，不是完全一致的。贵，是国家认可的一种社会地位，它可以自然地包含富。富，更多却是社会化的一种财产水准，它不能自然地包含贵。
战国初期，商人虽已不受歧视，但却不是国家政策的重点激励对象。所以，商人之家即或“多金”，社会地位也仍然是平民。作为商家子弟，个人仍然是布衣之身。要参与到国家政治层面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没有任何特权，仍然必须奋争。惟其如此，才有了少年吴起的种种奋争行为。
（2）少年吴起的第一个重大事变：游仕不遂，破家杀人，落猜忍恶名 大约在幼学之后，吴起离家游历，寻求仕途去了。也许由于幼稚，也许由于社会羁绊，总归是，第一次游仕不遂，吴起茫茫然回家了。此时的吴起，很可能是准备以举家之财再度闯荡。否则，不可能有后来的流言，说吴起“破家”。据鲁人的流言说，吴起“破家”之后，邻里乡党多有嘲笑诽谤。吴起秉性“猜忍”，竟然因此一口气杀了“谤己者”三十余人！
猜忍是什么意思？猜忌多疑，残忍狠毒也。可是，即或少年吴起当真杀人，这一事实也完全经不起推敲。一个失意愤懑的中学生，既不可能有随从帮凶，又不可能有超凡的技击术，何能一气连杀三十余人？对于一个少年，太难太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合理推断，流言多传，很可能是将打伤或杀死三人的事实，大大地渲染夸大了。这件事的第二个疑点是逻辑破绽。后来，吴起做了儒家名士曾子的学生。以儒家收徒的相对严格及其对道德的重视，少年吴起如果当真一气连杀三十余名乡亲父老，曾子岂能不知？岂能将吴起收为学生？
虽然经不起推敲，司马迁还是写进了《史记》。
杀人之后，吴起连夜逃亡，母亲追到了濮阳城的卫郭门外。吴起与母亲诀别，咬破手臂发誓说：“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吴起的母亲，一定是不敢大放哭声，万般悲伤地回去了。据此，合理推断其后果：吴起家人很可能由此全部被杀，或死于官府问罪，或死于群体报复。母亲则很可能在送走儿子之后，逃离濮阳匿居他乡了。因为，在史料中，吴起的家人始终只出现过少年时期的母亲和后来的一个妻子，没有其余家人的任何记载。
（3）吴起人生的第二重大事变：母丧不归，绝于师门，落不孝不仁恶名 逃离家乡，吴起开始了求学经历。大约深感自己学问不足，吴起投奔到当时颇负盛名的儒家名士曾子的门下求学。这段时间一定不短，至少当在五六年之间。因为，直到母亲死，吴起一直在曾子门下修学。后来，母亲死了，不知何等原因，吴起竟然没有归家奔丧。曾子知道这件事后，对这个学生“薄之，而与起绝”。就是说，曾子不但很冷漠地疏离了吴起，而且将吴起开除出了学馆，不承认吴起是自己的弟子了。
虽说礼崩乐坏，但不孝不仁之名，在那时仍然是杀伤力极大的。以吴起的特殊秉性，一定是觉得老师太过迂腐，满心愤懑地离开了曾子学馆。很快，只有继续寻求出路的吴起，流落到了当时的文华大邦——鲁国。此时的吴起，已经是勃勃雄心的青年了。合理推断，其家人父母均已不在，孤绝的年轻人又背负着“不孝不仁”与“猜忍”的恶名，很可能还没有举行加冠大礼。因为，加冠礼是个人融入群体的成人仪式，是要族长、社长等公众领袖主持的。吴起背负恶名，逃出家乡，谁来发动给他的加冠礼？
但是，吴起我行我素，不顾“加冠始得成婚”的旧礼制，自己给自己成婚了，娶了一个齐国女子做妻子。在鲁国的几年里，吴起摒弃了儒家之学，立志改修功业之学。史料的记载是：“改学兵法，以事鲁君。”就是说，从这时起，吴起走进了军旅生涯。吴起的兵学老师是谁？史料未见蛛丝马迹。合理推断，应当是吴起自己发奋攻读兵法之学，是自学成才的。
（4）吴起人生的第三次重大事变：杀妻求将，落贪而好色恶名 当时，齐国发兵攻鲁。由于吴起的军事才能已经在鲁国崭露头角，于是，鲁国国君很想用吴起为将，抵抗齐军。可是，鲁国的一班臣子却大有疑惑：吴起会不会通联齐国，出卖鲁国？理由就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女子。当时的吴起，深感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第一步，很想做这个带兵将领。可是，攻击的理由如此荒诞，吴起不禁大感愤怒。《史记》的记载是：“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
这一说法，同样令人深感怀疑。因为，这种说法正好与鲁人流言中的“起之为人，猜忍人也”的说辞一致。恶者，中伤也。因此，“杀妻求将”的说法，很可能与事实有很大距离。合理的推断，最大的可能是，吴起愤怒无由，在家发泄。妻子深感连累夫君，遂羞愤自杀。在今天看来，为此而自杀，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是战国，以生命之死而明其内心愧疚，正是那时的社会风尚之一。轻生赴义，此之谓也。如果吴起真的杀妻求将，则无论如何不是那时的名士精神，更不是那时的社会风尚。后来在魏国，吴起对公主婚姻的拒绝，说明吴起完全不是名利熏心之徒，不会丧失人性良知去如此杀戮。
不管原因如何，总归是，吴起的第一个妻子死了。由此，鲁国君臣甚为尴尬，立即任命吴起做了鲁国将军，一战大败齐军。按说，吴起的妻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夫君的功业之路从此该当平坦，鲁国从此也不当再度怀疑吴起了。可是，迂腐的鲁人还是心有戚戚，揪住有战胜之功的吴起不放。此后，鲁人攻讦吴起的两个理由，更是荒诞得令人惊讶。
第一个理由：“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
第二个理由：“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
依第一理由，吴起的战胜之功，竟然给鲁国带来了灾难。
依第二理由，兄弟之邦的人才我邦不能用，用了便是抛弃兄弟盟邦。
颟顸迂腐的鲁国君主，居然深以为是。于是，“疑之，谢吴起”。也就是说，教吴起走人，鲁国不会用你了。这次事变之后，吴起获得了第三个恶名——贪而好色。贪，是说吴起贪功，不顾人伦。好色，是说吴起喜好女色，没有大义。
至少，后一个罪名很令人困惑。如何吴起的妻子死了，还要给人加上一个好色恶名？合理推断，只有一种可能，第一个妻子死后，吴起又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比吴起的前妻更为美丽，于是，吴起被人看作好色了。
卫、鲁两国的经历，是吴起一生最黯淡的泥沼期。史料所展现的这一段，几乎全部都是鲁人讲述给鲁国国君听的、图谋赶走吴起的流言中的故事，其真相如何，大值得怀疑。解析这些流言，倒是吴起的奋争精神与不合世俗的叛逆秉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不是流言传播者所要达到的目标诋毁。
背负着累累恶名，吴起离开了奄奄一息的鲁国，又开始了奋发闯荡。
（5）吴起人生的第四次重大事变：大功拒婚，遭疑离魏 鲁国不容，吴起来到了变法前夕或正在变法的魏国。自此，吴起的足迹进入了主流期，相对清晰简单了许多。吴起进入魏国，大臣李克向魏文侯如实禀报了从鲁国传来的种种流言，明说了吴起“贪而好色”。但是，李克也如实禀报了吴起的用兵才能：“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司马穰苴，是春秋晋国名将，留有在战国时期已经很著名的兵法著作《司马法》。将吴起与此人相提并论，足见吴起的军事才能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当时的魏国，正在李悝变法之中或之后的蓬勃兴盛时期，急需取得对秦国河西高原的作战胜利。于是，魄力过人的魏文侯不计流言，一举任命吴起为西河大将，统兵对秦作战。
第一战，吴起率军力拔五城，大败秦军。
由此，吴起开始了在这个超强战国的赫赫功业之路。几次大战下来，魏文侯终于了解了吴起。魏文侯的评价是：“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于是，吴起被拜为西河守，也就是魏国河西战区的军政一把手。在当时的魏国，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军政大员。
可是，没有几年，雄明兼具的魏文侯死了。魏武侯继位之后，开始阶段，吴起仍然是魏国的最重要大臣之一，曾经一度做了上将军。这一时期，除了战无不胜的数十次战役，吴起还留下了与魏武侯的一段著名对话，化成了“固国不以山河之险”的治国格言。总之是，吴起在这一时期名声大振，成为天下著名的兵政大家。
但是，魏国始终只看重吴起的战场才能，没有重用吴起领国继续变法，而用了一个平庸的老臣田文做了丞相。生性坦荡的吴起很感不平，与田文发生了一场“论功争相”事件。但是，一听这位丞相的话语方式，吴起最终还是忍耐了，默然良久，对田文服输说，丞相该是你的了。田文公然说出的理由，非常的不靠谱：“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应该由他这个虽然没有能力但却有老资格的人做丞相。
事实是，魏文侯在位五十年死去，武侯魏击即位时，至少也是三十余岁的中年人了，如何能是“主少”？更重要的是，太子魏击很早就是领兵征战的将军，襄助政务的大臣，在魏国声望很高，如何能是“国疑”？可是，对方大睁着眼睛说出了“主少国疑，百姓不信”这样的荒诞理由，是摆明了要胡乱编造，要一心占据丞相职位的权臣。如此情景，吴起还能再去论说谁的能力强吗？
这次事件之后不久，年老的田文便死了。可是，魏武侯又用了“公叔”为丞相，还是没有用吴起做丞相。
这个公叔丞相深得魏武侯信任，并娶了魏国公主为妻。尽管如此，公叔还是忌惮吴起争相。于是，在门客的策划下，设定了一个驱赶吴起的匪夷所思的阴谋。大体说来，这个阴谋的过程是：首先，说动魏武侯将公主许配给吴起，以试探吴起是否愿意长久留在魏国；此后，公叔邀吴起来丞相府赴宴；再后的宴席之间，公叔夫妇合演了一出公主“怒而轻君”的小品。也就是说，公主虐待蹂躏公叔丞相，使吴起深感公主刁蛮，不可与婚。
果然，吴起对公主大起反感，婉言拒绝了与这位公主的妹妹——小公主成婚。由此，吴起引起了魏武侯的猜疑。君臣同心，已经不可能了。此后，多经流言杀伤的吴起，已经深感魏国庙堂对自己失去了信任，于是愤然辞官，离开了魏国。
对于吴起离魏，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魏国大臣王错排挤吴起，而不是《史记》记载的公叔丞相。我们不去斤斤计较这些细节，我们只要明白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何人排挤，如何排挤，吴起都在魏武侯时期离开了魏国。这是吴起一生的第四个重大事变——盛名之下落入阴谋，被迫离魏。
当时，魏国是天下最强大的新战国，是一个布衣名士最有可能将文治武功推向巅峰的理想之国。显然，没有非常的不可忍受的理由，吴起是不会离开魏国的。这一事实也说明，吴起在一个国家的去留，是以能否达到君臣同心并实现为政理念为原则的，而不仅仅是权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吴起能做西河守多年，就是明证。
当然，魏国也由此失去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军政巨子。
请注意，这是魏国厄运开始的一个最重要信号。
2 吴起入楚。力行变法
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390年。当时，楚国是楚悼王在位的第12年。
关于吴起这段最重要的经历，我们先甄别两种历史说法。
其一，关于吴起担任楚国令尹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史记》的说法。吴起是“至则相楚”，一到楚国便做了令尹。也就是说，公元前390年，吴起就担任了楚国丞相。二是《说苑·指武》的说法。吴起先做了一年的“宛守”，也就是今河南南阳的郡守，当时是楚国的北部重镇；一年后，吴起才做了令尹。这一差别，不是重大历史事实，无关根本。
其二，关于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时间，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韩非子·和氏篇》的说法：“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期年，在先秦时代是整整一年的意思。《书·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左传·襄公九年》的同义说法是：“行之期年，国乃有节。”都是一整年的意思。按照这种说法，吴起的变法只有一年时间。
第二种，是《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的不明确说法：“吴起去魏入楚，而西河毕入秦。”据战国史专家杨宽先生考证，这段时间应该是十年。另一重要文献《史记》，对吴起变法的时间则没有提及。这里，我们依据最基本的事实给予判定，吴起于楚悼王十二年入楚，楚悼王在位21年死，同年，吴起被旧贵族杀害，时间正是10年。这10年，楚国并未发生变法之外的其他重大事变，正是楚悼王支持吴起变法的10年。因此，我们确定，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时间是10年。
（1）老世族反变法：吴起与楚国世族屈宜臼的对话 吴起初到楚国，先任宛守一年。其间，吴起曾经专门拜访了楚国屈氏集团的屈宜臼。此公是何身份，史料没有信息。根据史料的“屈公”称谓，此人至少应当是屈氏集团的首领，并在楚国担任或曾经担任过重要大臣的职位，是楚国旧贵族的名人。可是，这个屈宜臼，第一次根本没有理睬当时只是一个郡守的吴起。一年后，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赶赴郢都途中，吴起不计上次冷遇，又去拜访了这位世族名臣。
这次，屈宜臼说话了，而且说得很多，很深。让我们将这篇远远早于商鞅变法大论战的第一次反对变法的言辞，全文录之如下：
吴起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
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佚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
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
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处而笃行之。楚国无贵于举贤。”
这场对话的要害，是屈宜臼的全部台词。
这位老世族首领之一的屈公，第一层是劝诫吴起不要变法，应该守常不变；第二层是教导吴起，不该有战胜功业，不该有血气争心，这是最为大逆不道的两样东西；第三层是威胁吴起，变法是“祸人而成祸，不利于行者”；第四层是赤裸裸地斥责楚悼王“数逆天道”，并刻薄而又幸灾乐祸地预言，灾祸必将等待着吴起；最后一层，是给吴起的政治诊断，同时开出了政治药方。政治诊断是“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已经受了刑的犯人，是无法改变的。政治药方是“敦处变法，贵在举贤”。潜台词，自然是要敦爱贵族，任用贵族人才。
屈宜臼的用心、立场，是再明白不过的。在战国变法史上，这是为数众多的反对变法的言论之一，本不足为奇。但是，就其言辞猖獗的程度而言，却是惟一的——竟然直面即将主持变法的令尹，并一力斥责楚王多次违逆天道，诉说对“楚王无祸”的不理解，满心期盼这种灾祸落到吴起头上。如此极端性地仇视变法，仇视用兵，仇视人的血气争心，最为张扬也最为刻毒地诅咒图谋革新的国君与大臣，确实是历史上仅见的一例。由此可以说明，楚国的旧贵族势力是何等的强大。楚国的变法在战国历史上只有吴起这一次，而且是血流成河的代价，这绝不是偶然的。
屈宜臼的台词，也透露出另一则历史信息，楚悼王在旧贵族眼中，是一个“数逆天道”的君王。这就是说，楚悼王多年以来一定以某种形式，在努力地寻求变革，努力地搜求人才或者推行新政，只是没有成功。有屈宜臼这番论断，可知楚悼王任用吴起，也绝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楚国变法，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吴起领政：在楚悼王支持下开始迅速推行变法 吴起变法的具体过程与基本内容，已经被后世把持修史大权的保守理念过滤稀释，几乎无从辨认了。但是，历史的残简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依稀可辨的踪迹，使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吴起在楚国大变法的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主要是：
第一方面，吴起变法实行“损有余，济不足”的总原则。
吴起认为，楚国所以“贫国弱兵”，根本原因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说，楚国大臣的特权太多，拥有封地的贵族太多。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对楚国社会结构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历史的实践证明，吴起对楚国的根基缺陷把握得非常准确，直到百余年后楚国灭亡，封地分治都是掣肘楚国抗秦的主要原因。
基于此等判断，吴起推行的基本政策主要有：
其一，削减贵族大臣的封地数量，并尽量减少以封君方式赏赐功臣。
其二，对封君的世袭制加以限制，“三世而收其禄”。
其三，对现行贵族封地，尽可能地改封到荒凉偏僻的地域去。此所谓，“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楚国幅员广大，地广人稀，将实力雄厚的旧贵族封地转移到未开发的荒僻地域，客观上有利于地域开发，也有利于减少贵族政治势力过分集中都城而对王室带来的威胁。
其四，精简官员，“裁汰不急之官”。也就是说，虚设的没有实际执掌的职位一律取缔。
其五，减削大臣的“禄秩”。禄，就是俸禄工资；秩，就是各个等级的特权待遇。
其六，削减封地的收入，全部归入国家，作为建政强军费用。在变法的同时，组建一支由“选练之士”组成的精锐军队，其所需财政费用正是从变法中整合出来的成果。
第二方面，吴起整肃吏治，总原则是“强公室，塞私门”。
当时，楚国的官场规则与习俗，完全受旧贵族政治势力的主导，比吴起所熟悉的新兴的三晋国家要混乱腐败许多。为此，吴起推行了三项政策。
其一，奖励公正而忠于职守的官员，树立“行义之风”。《战国策》记载，稍后时期的秦国丞相范雎，对吴起此举有一则评价：“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也就是说，吴起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一个基本点：私事不能妨害公务，对谗言要认真查核，使其不能伤害忠于职守的官员。
其二，杜绝私风干扰政事。还是《战国策》，记载了后来的秦国丞相蔡泽对吴起这一政策的评价：“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体现为吴起变法的具体政策，一定是对因私人活动升官者，对社会广为流行的贿赂公行、私交主宰公务的堕落风习，给以严厉惩罚。
其三，禁止纵横之士游说于私家势力。此时，战国纵横家虽然尚未形成气候，但是其游说于大国私家政治集团之间的风气很早就已经出现了。知氏与韩、赵、魏三家主宰晋国时，知氏曾与韩、魏结盟进攻赵氏。正在三军围赵的关键时刻，早期纵横策士张孟谈为赵氏秘密游说韩魏两家，导致韩、魏两大集团转而与赵氏结盟，一举吞灭了势力最大的知氏。这说明，纵横策士游说于大国之间的私家势力，是大国发生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吴起变法，在楚国限制纵横策士游说，其实质目的正在这里。客观地说，这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禁止言论，有着本质区别。《战国策》记载，蔡泽对此的评价是：“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从实际政策上说，一定是吴起取缔了楚国修习纵横之学的根基之地，而且严格限制了这些人的活动。
以上所列，只是吴起变法在史料中的斑斑点点而已。就最根本的限制封地看，吴起变法比较于此前魏国的李悝变法，内容要深广了许多。可以说，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是战国变法走向深化的第一步。
3 吴起变法的当时成效
吴起变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表现出了巨大的成效。
战国之世，能够不顾战争威胁而一力变法的机遇，太少太少。吴起变法的历史实际，也是一边变法，一边应对战争。吴起在短短数年之间，率领楚军南征北战，为楚国同时在三大战场获得了巨大胜利。
第一战场，吴起率军平定了楚国东南的云梦泽地域，此即后世所谓的洞庭、苍梧之地，使这一地区的百越族群有效地融入了楚国。这一胜利，为楚国消除了岭南以北的长期乱局，为增强楚国实力作出了巨大贡献。此所谓吴起“南平百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