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威王驺忌变法
1 田氏齐国的治国理念
齐国变法，是第二波变法浪潮的显赫点之一。
齐国的这次变法，发生在齐威王时期。这时，距离齐国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的公元前386年，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齐国已经是一个殷实强盛的东方海滨大国了。这时的齐国，是新齐国，也就是田氏齐国。由于地域关系，也由于新齐国诞生成长的历史道路，新兴的齐国，有特殊的国情与政情。这种特殊的国情与政情，必然形成特殊的治国理念。
在春秋变革大潮中，齐国的田氏集团一直是推动新的私田经济的代表性力量。其规模之大，其成效之显著，在当时是超过了晋国“六卿”集团的。依据历史的标志，在公元前476年，田氏集团以封地为根基的全面实力，已经超过了齐国公室，成为齐国的主导性力量。虽无诸侯之名，却已经有了国家力量之实。此时，距离韩赵魏吞灭知氏集团而三分晋国，还有二十余年。距离韩赵魏三家成为正式诸侯，还有七十余年。
田氏集团的历史崛起，虽比不上中原各大集团崛起过程中的残酷性、戏剧性与复杂性，以及巨大的政治声势和天下冲击力，但在变革实践的意义上，田氏在齐国的推进，却具有不间断攀高发展的特点。也就是说，田氏实力不断地快速壮大，其根本点，是其一直对私田经济的着力推进，是其一直对经济制度的着力改革。如果从田氏的田厘子在齐景公时期的赋税变革开始计算，到田常集团的综合实力超过齐国公室，田氏集团的私田经济变革与权力变革，一直持续了将近一百年。
也就是说，田氏集团的崛起是小步快走式的，是社会改良式的。这样的集团，这样的历史，在其建政立国之后，必然形成特殊的政治理念。
依据史料与后来的历史实践，我们可以推定，齐国政治理念的基本点是，尊奉田氏集团长期形成的政治经验，在国家治理上遵循渐进式变革的方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避免楚国吴起那样的全面变法与激烈震荡。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这一事实说明，齐国进入战国中期之初，已经开始有了惰性，已经出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全面危机。齐威王所以在九年之内“不治”——无所作为，显然是认定齐国没有什么大事值得去做。
齐威王田因齐，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既有杰出的人才理念，又有用人不能彻底的弊端，同时还有早期曾经的惰性。从齐威王开始的战国时代的齐国变法，也具有这样的矛盾性。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应该隐藏在上述根基之中。
2 齐威王田因齐的人才理念
从人才认识论上说，齐威王是很值得称道的一个战国雄主。
（1）一次不朽的“人才国宝”谈话
战国初期，魏齐两国曾经有过一次逢泽（中原地区已经消失了湖泊）会盟。在会盟之后的大猎场狩猎中，两国君主的车队马队不期而遇了。在大臣与军士们的欢呼期待中，魏惠王提出要与齐威王比一比两国财宝。魏惠王的本来用意，很可能是借比宝之机展示魏国的国家实力以震慑齐国。所以，魏惠王亮出的国宝，是一辆镶嵌了可以在夜间大放光明的海珠王的大车，赢得了魏国将士大臣们久久的欢呼。可是，在魏惠王催逼下亮宝的齐威王田因齐，却平静地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大意是，国家之宝是人才。齐国没有这样的珍宝，纵然有，也应该用之于民，藏于府库的财宝绝不是真正的财宝。可是，齐国有镇守边陲与都城的四大能才，他们使齐国平安，使君主无忧，这才是真正的国宝。
这是一则铭刻青史的不朽对话，也是战国人才理念的最出色总结。齐国所以能兴办稷下学宫，其根基正在于这样的人才理念。可是，令人困惑的是，稷下学宫人才济济，被田氏齐国任用为政的却很少。同时，齐国出现的大政治家也极少发挥主导作用。纵览田氏齐国历史，后世熟悉的四个大政治家，王族大臣孟尝君田文，纵横家苏秦，始终以民间身份活动的纵横家鲁仲连，从战争中打出来的安平君田单，这四个大才，在齐国却都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在齐国，推动变法的主导者往往是国君本人，而不是著名大臣。一个历史的悖论，有待我们深入地探讨原因。
（2）齐威王任用驺忌为丞相
在九年无所作为之后，齐威王任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音乐家丞相。
当时的齐国，有一个琴师驺忌，善于琴技，请见齐威王。齐威王听了驺忌的弹奏，很高兴，就将这个琴师安置在了王宫右手边的庭院，作了王城的高级奏琴师。一日，齐威王自己操琴演奏，驺忌闻之，从右室破门而入，大赞：“善哉鼓琴！”齐威王勃然发怒，拔出王剑厉声呵斥：“夫子见容未察（刚进来还没听），何以知其善也！”驺忌没有恐惧，还侃侃讲出了一番道理：“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齐威王仍然不悦，说：“善语者（一个能说的家伙罢了）。”驺忌回答说：“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齐威王又不高兴了，“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于是，驺忌又说了一番方才的比喻，最后说：“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治国家而弭人民，无若乎五音者。”
由此，齐威王激赏驺忌。三个月后，驺忌便成了齐国丞相。
之后，稷下学宫的名士淳于髡求见驺忌，大赞驺忌：“善说哉！”同时，淳于髡以“微言”的神秘方式，对驺忌提出了自己的为政之道。当时的“微言”，就是只说出谜语一般的比喻句子，要求听者悟出真正的行动方式。驺忌聪明异常，即说即答，全部悟出了淳于髡的五点意见。其一，要紧随君主，不离开都城王宫；其二，谨慎对待君主的左右亲信；其三，要自附于万民，处置好民治，树立民众威望；其四，要在同僚中谨慎结交，不能交小人；其五，要明修法律，督责奸吏。淳于髡说罢立即就走，并在门口对驺忌的仆人预言：“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
果然，一年后，驺忌便封了成侯。
3 整肃吏治：齐威王驺忌变法
驺忌封侯，是因协助齐威王进行了齐国的吏治大整肃。齐国的这次吏治大整肃，直接起因于内政乱象与外敌攻伐的危机。但是，这次被后世史家视为战国中期变法之一的“整肃国治”，其全面性与深刻性，都与真正解决齐国危机的本质要求，有着较大的距离。这次大整肃，是以齐威王对人的认识开始的，全过程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铁血性与诗一般的哲理性。
让我们对这次大整肃中最典型的一次铁血行动，做一次情景再现——临淄王宫前。市人潮水般涌进。广场中央立一口一丈多高的大鼎，鼎下熊熊火焰，热气蒸腾。鼎内沸水翻滚。王宫廊柱下站满矛戈甲士。大将田忌抱着红色令旗，伫立在中央王案之前。午时刚到，王宫东廊的大铜钟轰然撞响。内侍长喝：“齐王驾到——！”长声方落，齐威王与丞相驺忌从王宫大殿从容走出，肃然站立在平台中央。左右亲信吏员与内宠、侍臣在齐威王身后站成两排，兴奋地望着场中大鼎。大臣们在平台下方的两侧列队等候，惴惴不安地望着国君。驺忌对齐威王微微一点头。
齐威王大袖一摆，走到王案前，“宣阿城令、即墨令。”随即，内侍尖锐悠长的声音响彻广场：“阿城令、即墨令晋见——！”阶下大臣的队列中走出一个大红长袍、高高玉冠的白皙中年大臣。大臣疾步走上高台，长躬及地：“臣，阿城令田榫参见我王——！”随后的即墨令，一身布衣面色黝黑且风尘仆仆：“臣，即墨令晏舛参见我王。”齐威王面无表情地说：“二位站过，本王自有发落。”
齐威王走到王案前，开始高声演说：“齐国臣民们，朝野皆知，在齐国二百余名大臣中，有两个最为人瞩目。一个是阿城令田榫，王族大臣。寡人之亲信宠臣与诸多臣子，都说他政绩卓著，勤政爱民，阿城富庶，万民受惠。”广场上人群骚动起来，纷纷叫喊，声若潮音。吏员队伍中许多人点头微笑。齐威王身后的亲信宠臣们嘴角抽搐，眼睛放光。田忌令旗挥动，高声道命令：“切勿喧哗，听我王宣示——！”终于，场中平息下来。
齐威王依旧面无表情：“另一个，即墨令晏舛。寡人之亲信、朝臣，都说他不理民事，残苛庶民，贪赃枉法，民众深受其荼毒！”场中再次骚动，轰轰嗡嗡，愈显怒色。田忌再次挥动令旗，人群又渐渐平息了。
齐威王高声道：“为此，寡人派出正直士子秘密查访，本欲晋升阿城令为上卿，欲治即墨令死罪。然则，查访实情正好相反。阿城令，用国库钱财大行贿赂，博取政绩，致令田野荒芜，庶民怨恨。即墨令则勤政爱民，田野开辟，民众富庶，东方以宁！”
广场人海鸦雀无声。齐威王继续高声宣示：“齐国有阿城令此等奸吏，有公然蒙骗国府之朝中吏员，寡人深感痛心！为重整吏治，广开言路，本王晓谕：封即墨令万户，自即日起晋升为齐国司寇！”
广场民众欢腾，纷纷脱下衣衫摇动欢呼。即墨令双泪长流，深深拜谢。
阿城令和齐威王身后的亲信们吓得瑟瑟发抖，嘴角真正地抽搐了起来。
台下吏员大汗淋漓，惶惶不安。
齐威王冷冰冰下令：“为惩治恶吏，根除口舌杀人之歪风，将阿城令投鼎烹杀！”
田忌令旗一挥。四名力士大步上前，叉起面如死灰的阿城令，一声号子，骤然发力。一道红光，阿城令被抛向广场大鼎之内。一声尖利的惨呼，顷刻之间，大鼎翻滚蒸腾的沸水中泛起了白骨一具。场中骤然欢腾雀跃：“万岁——！”内侍、宠臣与官员们，吓得软成了一堆肉泥，黑压压一片瘫跪在地，哀求饶恕。
齐威王冷笑：“寡人将尔等视为亲信耳目，尔等却将本王视作木偶。若饶恕尔等，天理何在，国法何在！本王划定之人，一律烹杀！”
田忌左手一张羊皮纸名单，右手挥动令旗。田忌喊出一个名字，力士便向沸腾翻滚的大鼎发力抛进一个……片刻之间，连续烹杀二十余名侍臣官员。烈火浓烟，热气蒸腾，大鼎内白骨翻翻滚滚。
次日清晨。临淄城大街两旁，张挂起了《许民诽谤令》。
齐国郊野的道路两侧，树立起与人等高的谤木。谤木之下，民众纷纷写画。
旁边吏员高声宣示：“但有国事建言，俱可书画于谤木，我等进之也！”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这次由大鼎烹杀阿城令及连带官员开始的整肃吏治，使得“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虽然，这一说法很可能有夸大嫌疑。但是，齐国经由这次吏治大整肃之后，面貌焕然一新，国力大为振作，则是真实的。否则，后来的齐国多次战胜超强魏国，并最终由齐国摧毁了魏国从战国初中期以来的霸主地位，就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齐国变法具有历史缺陷，主要在于两个基本方面。
其一，齐国一直停留于局部变革的水平。对通行于庶民的土地制度，虽然基于历来推动私田经济的传统，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对于构成新兴国家最实质性障碍的贵族封地制度与封地治权，齐国却始终没有触动，而是一直推行实封制，治权也相对完整。这样，新贵族又重新变成了旧贵族，封地与国府的治权矛盾便处于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之中。
一个典型的对比是，孟尝君田文两次被罢黜丞相后，都匿居在封地薛邑以拖待变，齐国王室无可奈何。但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之后，商鞅在老世族与秦惠王势力的双重逼迫下，也曾一度进入封地商於郡，据说也曾经准备造反；但是，不久又很快出了封地，被秦国国府逮捕车裂。两种结局所以不同，便在于大臣在封地的根基不同：孟尝君封地拥有以自己的赋税建立的职业军队；商君封地却既无军队，又无征发赋税的权力。由此，秦国变法后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国力，齐国却无法做到国力的长期凝聚。
其二，齐国变法，始终具有鲜明的人治色彩。法家的早期大师慎到，很长时间里一直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是齐国法家最重要的人物。齐国变法，不可能不受到慎到“势治”学说的影响。而法家的“势治”学说，其本质走向就是君主集权，最终趋于人治。
战国变法的实践证明，这两个历史缺陷是普遍性的。
秦国商鞅变法
1 秦国变法大出天下意料
在韩齐两国变法的同时，西部秦国开始了悄无声息的裂变。
秦国变法，是当时华夏世界最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当时的天下目光，都关注着几个实力雄厚的大国，都关注着长期领先天下潮流的中原诸侯群。对发生在中原腹心地带的韩国变法，对东海之滨田氏齐国的吏治变法，天下诸侯既不感到意外，同时又有着高度地警觉。因为，中原诸侯群与几个强大战国的动向，历来是天下变化的第一征兆，也是当时华夏世界剧烈变化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进入战国，第一个开变法先河的，也是中原的魏国。跟进变法的大国，则是长期与中原争雄的楚国。目下的第二波变法浪潮，则是韩国、齐国。接踵而来的会是谁，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赵国与燕国。对于西部的秦国，天下漠视已久，谁也不会想到，变法这样的新思潮会在这里爆发。
春秋时代一度的霸主荣耀，早已在秦穆公之后的长期内乱中销蚀了。在天下的记忆中，秦国曾经的荣耀与功业，在连绵激荡的历史大潮中，已经被冲刷得几乎没有了踪迹。战国初期，除了魏国对秦国了解稍多之外，大国与中小诸侯以及天下的士人阶层对秦国的认识，大多是知道而已，不甚了了。在东方诸侯群的政治意识中，秦国依然是一个与戎狄没有多少差别的穷邦大国，有武无文，治情混乱，习俗野蛮落后。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风华文明，秦国与中原大国都不能同日而语。聚集生发天下思潮的士人阶层，则更是对秦国因为不了解而保持着疏远。所谓“天下士子不入秦”，所谓“孔子西行不入秦”等，都是这种疏远的表现。
这种漠视，是有理由的。
战国初期的秦国，陷入了一种亢奋而穷战的奇特困局，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
2 秦国在战国初期的内乱穷弱
三家分晋之时，天下已经在实际上进入了战国发端。
此时的秦国，正是秦厉公末期。秦厉公之后，秦躁公即位，执政14年后死去。这个秦躁公，大约没有儿子或儿子太平庸，将死之时立其弟弟继位，这就是秦怀公。这位新君刚刚即位4年，便发生了战国秦的第一次政治灾难——实权大臣庶长嬴晁发动政变，包围宫室，逼秦怀公自杀。接着，政变势力拥立了秦怀公已经死去的太子昭子的儿子，也就是秦怀公的孙子即位，就是秦灵公。这个秦灵公，即位10年就死了。此时，秦灵公的儿子嬴师隰尚在幼年。灵公的叔父悼子发动软性政变，放逐了嬴师隰及其母亲，自立为秦国君主，这就是秦简公。这是秦国进入战国后的第二次政变，形式虽然不甚激烈，但却埋下了巨大后患。
这位秦简公，执政15年便死了，其子即位，就是秦惠公。
13年后，惠公也死了，其子出子继位。出子的母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太后，开始与闻政事。但是，这个出子即位的第二年，当时的实权大臣庶长嬴改第三次发动政变，将新君出子及其母亲杀死，并沉入水中，迎回了被流放30年的秦灵公的儿子嬴师隰继任秦国国君。这个嬴师隰，就是秦献公。
也就是说，自三晋分立而进入战国时代的公元前453年，至秦献公即位的公元前385年，在这将近70年里，秦国历经6次权力传承，发生了3次政变，国家一直处于疲弱涣散的骚动状态。这就是《秦本纪》所说的：“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乘乱。”
从中国古典社会独有的谥法意义上看，战国初期秦国六任国君的谥号都很反常。
什么是谥号？就是国君死后由大臣们依据其生平作为而议定追认的一个称号。春秋战国之世，还没有后世无端逢迎的恶风。国君的谥号，还大体可以看出这个国君的政绩与性格作为。从这一角度看去，战国初期秦国六任国君的谥号分别是：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其中，执政时间太短的出子，应该是本名，或是一种表示轻蔑的另类谥号。躁公、灵公两个谥号，是显然的贬义谥号，一为多言轻举，一为神秘无常。怀、简、惠三个谥号，则都是对平庸而又颇多缺陷的君主的谥号。也就是说，仅仅从谥号看，也没有出现后来秦国的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那样正面彰显其功业宏大的谥号。当然，谥号只是一个小小的折射角度，不能代替基于历史事实的评判。
（1）秦献公即位后，秦魏两国的战略与政策变化
秦献公即位时，魏国已经趁着秦国连年政变混乱，占领了秦国的整个河西高原，以及秦国关中的东部地区。正当魏国气盛之时，久经磨砺的嬴师隰即位为秦国君主。由此，两国的攻守态势很快地逆转过来。所以如此，是因为两国的内部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秦国方面，这位秦献公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初步整肃，巩固了权力。之后又着手推行新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秦献公的实际目标，就是为收复河西失地的战争做准备，要以战争方式来振作秦国。秦献公推行的新政，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秦献公元年，废除人殉制度，也就是史书说的“止从死”。人殉制度，曾经在春秋秦国长期存在，《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民众悼亡殉葬大臣，并宣泄对殉葬制度不满心绪的歌谣。当代发掘的陕西凤翔的秦公大墓群，其中的秦景公大墓，发现了大量被活体杀害的殉葬奴隶与殉葬贵族的尸骨。
这些残酷的殉葬事实，既说明秦国文明在当时的野蛮与落后，也说明秦国奴隶阶层的存在，要比当时的中原各国更为完整。废除人殉制度，在秦国是一件很重大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它改变了秦国奴隶阶层的生存状况，也一举结束了人殉的野蛮政治制度，有利于凝聚国人，激发国人。
其二，秦献公二年，都城东迁。秦国将都城从关中西部的雍城，迁到了关中中部偏东的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内）。迁都之举，不仅仅是一次转移权力中心的政治变革，就实际作用而言，更是秦献公最为重大的战争准备行动。因为，当时的关中东部，事实上已经成为魏国的军事控制区。新都栎阳，距离东部魏军控制的华山地带，只有百余公里路程。距离魏军建立的河西重镇少梁邑，也只有两百余公里路程。
在如此态势之下，秦国这座匆忙修建的新都城，显然是对魏国战争的前沿阵地。从政治意义上看，秦献公迁都东部，既昭示秦国死战之志，借以凝聚已经涣散的秦人族群。同时，又借权力中心转移之机，成功摆脱了雍城老世族阶层的种种掣肘。一举两得，显示了秦献公作为政治家出色的应变才能。
其三，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这是秦国在秦简公时期的“初租禾”之后，推行的第二次经济变革。不过，三十年前的“初租禾”，是对农耕人口的减税政策。这次的“初行为市”，却是秦国的第一次商业改革。
在整个春秋时代，以管仲在齐国的商业改革为先导，东方诸侯国大体都已经先后完成了商业的私营化。也就是说，东方诸侯国大体都实现了官营商业与私营商业并举的商品贸易形态。只有秦国，还处于相对的经济封闭状态，还相对完整地保留着官营市场制度，规模很小的商品市场仍然由官府统一经营。
所谓“初行为市”，就是第一次打破了商品市场的国营垄断制度，开放商旅，开放市场，既允许外邦私营商人进入秦国市场经营，也允许本国庶民经营商品交易，以私商身份进入市场。这样，既往由官府垄断的“官市”，就不再是惟一的市场形式了。
上述新政举措，无疑凝聚了秦国族群，扭转了秦国物资严重匮乏的状态，使秦国的政治、经济有了新的生机，国人士气也很快蓬勃了起来。
在魏国，则由于魏武侯病逝，魏惠王即位，魏国内外政策发生了另一种变化。
魏国新君魏惠王，是战国时代在位最长的君主之一。纵观其一生，魏国由盛转衰的要害转折，全部发生在魏惠王执政的51年之内。这个人物，除了夺取最高政权时期在内战中短暂的英雄时段之外，从一开始执掌最高权力，魏惠王就暴露出志大才疏、外宽内狭、虚荣心极强又刚愎自用的缺陷。
魏武侯死后的第一个变化，就是魏惠王在事实上放弃了魏文侯、魏武侯两代所坚持的连续进攻河西高原，并蚕食秦国关中，最终吞灭秦国的战略。魏惠王认定的急务是什么呢？首先，是报复赵韩两国曾经支持自己政敌的积怨；其次，是东方霸权。如果说魏惠王君臣还有战略的话，那么战略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对赵韩发动挑衅战争，以实现报复愿望；二是对东方其他国家作战，以争夺天下丰腴之地。对秦国的战争，魏惠王在事实上已经大大淡化了，至少，已经将对秦战争置于次要的位置了。
魏武侯死后的第二个变化，就是魏惠王开始了率先破坏三晋国家集团传统的同盟关系，实际搁置了对秦战事，首先发起了对韩国的攻势。从此，魏赵韩三国进入了长期的相互攻伐，天下最强大的轴心集团不复存在。
可以说，假如没有这样一个魏国君主的出现，假如魏国的对秦战略没有发生改变，秦献公时期的对魏国战争肯定不会取得哪怕一次的胜利。即或延续到后来，秦孝公初期力图避战的种种妥协与邦交周旋，也同样是都是无济于事的。
历史不能假设，魏国偏偏就出了一个魏惠王，魏国的战略偏偏就改变了。
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大国对峙的夹缝，变成了敌对国家崛起的历史机遇。
（2）秦献公发动的狂热的对魏国的复仇战争
魏韩战端一开，秦献公立即对魏国展开了大举反攻。
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魏惠王六年，秦国数十万大军突破了魏军的秦东防线，一直将魏军压迫到石门战场决战。石门，在今日山西运城西南地带，已经很接近当时的魏国都城安邑了。是役，秦献公亲率秦军大破魏军，仅斩首就达六万之众。在魏国突然面临危机的时刻，赵国出兵救援，秦军才撤兵西归了。这是进入战国之世后，秦国对东方的第一次大胜利。当时，仍然保持着天子名义的周王室都被惊动了，周天子以对待地区诸侯首领的礼节，派出了特使，向秦献公颁赐了一件华丽精美的战袍，表示了祝贺。
次年，秦献公又亲率大军，大举进攻魏军在黄河西岸修建的军事重镇少梁邑，也就是今日陕西韩城地带。此战对魏国压迫极大。紧急时刻又是赵国救援魏军，秦军再度撤退了。
第三年，秦献公第三次亲率大军，再度大举进攻魏军占据的少梁邑。是役，秦军一度大破魏军，俘获了魏军统帅公叔痤。可是，秦献公也在这次大战中身负重伤，救治无效，当年便死了。应该说，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从根本方面说，秦国损失更为惨重。
此时，秦献公的次子嬴渠梁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秦孝公。
（3）少梁之战后，秦国陷入了严重困境
虽然，三次大战都获得了胜利。但是，对于国土相对狭小、人口相对稀少、经济规模也很小、农工商生产水平又很落后的秦国而言，这种不间断的进攻战，事实上是一场竭泽而渔的战争。魏国则不然，土地广阔，经济发达，财富雄厚，兵员基础广泛，军队装备精良，即或连续三次败于秦军，依然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丝毫未见捉襟见肘之困境。
秦国陷入了困境，秦孝公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困境。
这是被秦孝公执政后的实际作为所证明了的——秦孝公元年，秦国又在陇西地带对西豲打了一仗。事实上，这是安定后方的一仗。此后八年，秦国再未对魏国开战。
奇怪的是，魏国连遭三次进攻，居然一直没有对秦国展开报复作战。这种令人迷惑的停战，一直延续到魏惠王二十年的魏军反攻定阳为止。定阳，就是今日陕北高原的延安地带。在战国时代，这是不可想像的异常停战。尤其是魏惠王，报复心极强，居然对一个显然弱小的敌人容忍了下来，实在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谜团。
虽然史料中没有关于这段谜团期的原因记载，但是，合理的战国历史逻辑还是有的。依据这一逻辑推定，只有一种可能：新君秦孝公全力周旋邦交，向魏国妥协割地，从而避免了魏国大规模的报复战争。秦国做了哪些妥协，也是一个谜团。依据中国史书纪事的传统，若有称臣、纳贡之类的政治屈服，一定会载入史册。史书没有记载，事实上就是没有称臣、纳贡之类的政治妥协。那么，实际的妥协必然只有一种方式——割地。基于魏秦之间的强弱态势，这次割地一定不会少。合理推定，应该是秦国全部退出了三次攻占的胜利成果，两国土地恢复到了战前状态，魏国重新占据了河西高原与秦国东部。对于秦国，这当然是巨大的损失。可是，如果不是如此巨大的土地人口补偿，魏国能停止战争吗？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休战后的大局势，依然是非常险恶的。这种险恶的大环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秦国僻处雍州，四面皆有强大的压力。当时，楚魏与秦接界，魏国占据了自洛水以北的河西高原，设立上郡，还在秦国边界修筑了魏长城，成为压在秦国东北部的一座大山。楚国，则在西南面占据了汉中、蜀地、巴地、黔中，对秦国西南部的商於之地，形成强大压力。秦国西部，则是汪洋大海般的戎狄世界。当时秦国的土地，只有陇西一部分、关中西部、西南商於三块，这三块土地连成了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三块之中，除了关中西部稍好，陇西与商於都是贫瘠地域。在这种地理环境格局中，秦国几乎被挤压成了三点连成的一条细线。而且，三块地域之间的联系还很不稳固，随时都有被濒临的大国军力切断的可能。
其二，“诸侯力政，争相并”的大潮流，使秦国随时都可能面临突如其来的战争威胁，随时都有被吞灭的可能。所谓“诸侯力政，争相并”，是说各国都推行强力政策，争相扩张，争相吞并弱国。如此大环境下，即使秦国与魏国达成了妥协，也不能保证楚国等其余大国对秦国不发动战争。
其三，“诸侯鄙秦，不与秦国会盟”。历史证明，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任何国家都会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成为盟友。没有盟友的国家，便在事实上陷入了完全孤立的险境。当时的秦国，恰恰就是这样的。所谓“不与秦国会盟”，其实际涵义便是拒绝与秦国交往而结成同盟。如此，秦国的现实处境便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作为危难之时相互援助的力量。而愿意与秦国交往的少数戎狄邦国，其实力又都是比秦国还要弱小的游牧族群，很分散，很难迅速聚集为有效的军事实力。
地理上被包围，政治上被孤立，战争的危险又随时可能袭来。
秦孝公承接的秦国，实在是狂涛巨浪中的一叶小舟。
那么，在这将近十年的休战时间里，秦国这一叶小舟是如何漂荡的呢？
3 秦孝公集团力挽危局
面对如此险境，秦孝公轴心层并没有坐以待毙。
秦孝公轴心层的第一个作为，是推行新政以稳定危局。
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初期推行的新政，主要方面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这四个方面政策的实际推行方式是：其一，布惠。实行普遍的惠民政策，减少赋税，赈济穷困等，使庶民从穷困的战争生活中稍有喘息。其二，振孤寡。对战争造成的孤儿、孤老、寡妇等弱势群体，由官府实行救助政策，以确保其生存与振作。其三，招战士。补充兵员，以防止不期而来的战争。其四，明功赏。对既往立功的将士给以爵位彰显，并实际赏赐。
如果不是后来的商鞅大变法，秦孝公的新政完全可以被视作一次变法。至少，它与齐威王的吏治变法比较，没有什么差距，甚或要更为全面深刻一些。后来的燕昭王、齐襄王等，都是因为仅仅如此这般的作为，成为了一时明君。我们要强调的是，秦孝公的初期新政，充分说明了当时秦国的领袖层已经有了强烈的变法欲望。这种欲望，不是凭空生出的个人主张，而是现实危难激发的深刻的社会需求。否则，无论后来商鞅的个人才具如何特出，秦国社会都不可能承受如此前无古人的剧烈变革震荡。
秦孝公的第二个大作为，是向天下发出“求贤令”，宣示浓烈的强国愿望。
从黄帝时期开始，中国远古政治中就产生了悠久的求贤传统。梦贤、访贤、遇贤、思贤、任贤、选贤、尊贤的传说故事与现实故事，不绝于中国史书。春秋战国之世，国家竞争剧烈化，对优秀人才的需求大为紧迫，各国君主都在或强或弱地强调着、彰显着自己对贤士的渴求。尤其是战国时代，无论各国实际使用人才的程度如何，都在高调宣扬“尊贤”。这一方面的思想与现实，《墨子》的《尚贤篇》有集中的论述。
战国君主中，大有实际不用贤士的君主，但几乎没有一个敢于在行动上、语言上不尊贤的君主。也就是说，各国至少都要在舆论上显示自己是重视人才的。譬如魏惠王，也称梁惠王，就是一个很喜欢大作“尚贤”文章，而实际上却很忌惮贤士的典型。所以，在那样的时代，国君“求贤”，并不是令人惊讶的举措。
但是，以“求贤令”这种特定方式搜求人才，却实在是空前之举。
什么是求贤令？就是向天下各国都发出文告，宣示自己搜求人才的决心，宣示自己的强国愿望，诚恳邀请列国士子进入秦国建功立业。关于这一“求贤令”的下达与发放范围，《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是：“下令国中。”也就是说，这是对国内的文告。但是，商鞅能在魏国看到求贤令而进入秦国，这说明，它虽然在性质上是国内文告，但其发放范围却是面对天下诸侯的。这一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举。
所谓创举，不仅仅在于它第一个开创了这种搜求人才的方式，更为根本的，是其思维方式的突破。它打破了此前两千余年有针对性的个体求贤的经验主义传统，第一次以文告征召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向社会普遍地搜求人才。此后两千余年，直到当代社会，这种面对社会征召政治人才的方式，依然是最主要、最通行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秦孝公嬴渠梁，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大政治家的创造性政治才华。
对于这篇引发历史裂变的千古雄文，我们全文录之如下：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则求贤令，是一篇极富精神力度的空前文告。至少，它的几个基本方面，是此前任何一个大国君主的文告都不敢涉及的。
其一，它集中回忆了春秋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的功业高度。政治上东平晋国之乱，确立了秦国的天下影响力。疆域上确立了东部以黄河为界，西部兼并戎狄12国，成为地广千里的大国。这是此前秦国最辉煌的时期，“甚光美”——多么光荣多么美好的岁月啊！显然，这是秦孝公君臣此时的梦想——恢复穆公之世的“光美”伟业。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也对天下贤士提出了一个邀约：秦国的目标就是如此，愿意入秦的贤士，就是要以强大的秦国为目标。
其二，它历数了秦国几代昏君的乱政。除灵公、惠公两人没有提及外，其他四个先代君主都提到了。《求贤令》对四任君主造成的危害，归纳了三点：一是导致政治动荡不宁；二是导致国家内忧重重；三是导致秦国长期对外封闭。在具有悠久的“尊天敬祖”传统的华夏族群领袖中，敢于如此痛陈先辈君主过失与罪责的，秦孝公此举实在算得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个案了。
其三，明确宣示重赏功臣的政策——“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尊官分土是什么？就是与强秦功臣分治秦国，使这个功臣，达到事实上拥有土地与民众的诸侯地位。这一重赏政策，在此前近三千年的历史上，是空前未见的。到了后世，“分土”于功臣更是一种明确的政治禁忌。西汉首任皇帝刘邦，在死前曾与功臣们约定，非刘氏不得封王。就是一则绝对禁止臣下拥有封地的强制性盟约。
如此目标，如此胸襟，如此政策，可见秦孝公“求贤令”的超越意义。
秦孝公的第三个大作为，直接推动了震撼天下的商鞅变法。
让我们暂且抛开一些细节，先对这次变法的大阶段作一番历史情境的直击。
这次变法的正式开始，是秦国高层展开的关于秦国要不要变法的大论战。也就是说，统一认识是在序幕性的核心筹划之后，是秦国变法的真正起点。
请注意，秦国这次关于变法的论战，在战国时代的各国变法中是最为深刻、最有公开性的一次实质性论战。这次论战，涉及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参与论战的保守派与变法派，都提出了最具有历史经典性的理念。
其一，关于要不要变法的问题。
以甘龙为首的保守派提出的核心理念是：变法不利于国家。“不易民而教，不变法而治；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提出的理念是：国家强大的希望，只存在于变法之中。“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其二，关于对秦国旧法的作用评价，以及新法的作用与意义问题。
保守派的主张是：旧时秦法“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成，不当改变；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商鞅提出的主张是：“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也就是说，无论秦法曾经如何，为了强国，为了爱民，秦法都不应当因循旧法，而应当推行变法。
其三，关于如何对待天下舆论的问题。
依据史料，这场大论战发起的缘由，是秦孝公顾忌天下舆论而举行的。也就是说，这是秦孝公为了应对天下舆论，而主动发起的一场为变法正名的论战，既有对外宣传战的目标，也有对内统一认识的目标。这就是“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后来的《商君书》，将此次论战称作“孝公平画”——由秦孝公亲自策划的一场对变法风险的评估论证的高层会议。
显然，保守派充分估计到了寻常君主对身败名裂的畏惧，将“天下议君”当做变法的最大不利后果提了出来，并郑重警告：“愿（秦孝公）熟察之”，要达到阻止变法的目的。
商鞅则坚定地提出了两点主张：一是不怕天下的批评、攻击与议论；二是变法成功的事实可以改变舆论。“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也！”——这是不怕。“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这是舆论可变。最后的结果是，秦孝公拍案决断：“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之不疑矣！”——浅薄轻狂者高兴的事，有见识的人就要担忧了；拘泥于世俗偏见议论的事，我再也不因为它们疑虑了。
这次大论战取得了显然的成功。之后，商鞅任左庶长，立即开始推行变法。
4 商鞅第一次深度变法
秦国变法，是从秦孝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59年正式开始的。
商鞅入秦之时，距离变法开始还有至少两年时间。作为一场君权制时代的变法，连同秦孝公自己即位初期的新政，酝酿了三年时间，应该是相对充分的准备了。商鞅受命担任左庶长，其所以能立即颁布第一批法令，其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是在这两年之内完成的。
作为一场空前深彻的变法，秦国变法的整个过程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就在第一批法令全部完成而即将颁布之前，商鞅作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行动——徙木立信，取信于民。
徙木立信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大政在野不在朝”这样一个道理。
一场改变国民整体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如果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无异于空中楼阁。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秦国变法的全面性与彻底性，曾经在这个封闭的西部国家激起了普遍的不满，甚或某种形式的反抗。可是，秦国社会很快理解了变法，并最终心悦诚服地实现了举国再生。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商鞅变法在一开始立定的方针——“法以爱民”，变法以取信于民为本。假如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官府抱有深刻的疑虑，任何社会变革都将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
（1）商鞅第一次变法，颁布第一批法令
第一部法令：奖励军功法。
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奖励军功的法令。秦国奖励军功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全面性与系统性。所谓全面性，第一，取缔了传统的爵位世袭制，确立了军功是获得国家爵位惟一来源的制度；第二，彻底打破了此前只有贵族与国人子弟才能获得军功爵位的传统，将军功爵位扩大为面对全体秦国人口的普遍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实际意义是：举凡入军子弟，无论其出身贵贱如何，皆以军功大小赏赐爵位；举凡贵族子弟，不能世袭爵位，同样得以军功立身；即或是国君宗亲子弟，若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公族簿籍，不能享受宗族待遇。从总体上说，就是一个目标：“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系统性，是确定军功与赏赐方式的系统性。
首先，是实行二十等爵位制。
这二十等爵位，由低到高分别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十级）、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列侯。
其次，规定授爵之法。以军士斩敌首级的多少为依据赏爵。开始阶段，这一规定是斩首一颗，赏爵一级。后来，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标准肯定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