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最大问题是，司马迁完全抛开了历史实践的基本面，而只就细节行为评价历史人物。即或是这些细节，也几乎是全部站不住脚的。
其一，商鞅三说秦孝公，前两次未尝说出自己真实的治国主张，这就是“挟持浮说”吗？那么，究竟商鞅的法家主张是“浮说”，还是商鞅先说的王道、仁政、道家无为是“浮说”？抑或商鞅的所有说法都是“浮说”？这种囫囵指责是矛盾的，也是轻率的。
其二，商鞅经由景监推荐而得见秦孝公，究竟有何不妥？即或景监是一个被秦孝公宠信的、有内侍嫌疑的人物，又有何妨？历史上，不乏正直有为的太监人物。果然景监不好，也得列举事实。一个身份便抹煞一切，显然是主观过分了。
其三，刑治公子虔，是商鞅法治精神的典型。此举作为罪责，并无道理。
其四，公子卬是魏国将军，商鞅是秦国统帅。战场交兵，欺敌乃天经地义，正是商鞅才能与职业品格的表现。如果公子卬是商鞅曾经的朋友，则更见商鞅之国家精神，何错之有？
其五，赵良说商鞅之辞，是一篇充满明哲保身萎缩心态的言论，商鞅不听再自然不过。
其六，商鞅的《商君书》，《开塞》、《农战》均是变法名篇，自然与其人行事相类。激励民众，刺激生产，如何便是“刻薄少恩”？
总体上说，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本质上是以绝对精神的标尺在衡量丰富的历史实践，与高端文明视野的历史主义理念，有着很大的距离。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于古人。可贵的是，司马迁留下了商鞅变法的实践记载。作为司马迁个人对商鞅的评价，虽然体现了明显的局限性，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不影响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尺度。
以吴起、商鞅为典型，变法家在战国的悲剧命运放射出悲壮绚烂的历史光芒。
后来的法家理论大师韩非，曾经在《孤愤》名篇中，对战国变法人物的普遍命运作出过非常深刻精辟的描述与概括，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说的——
首先，变法家的政治秉性与现实使命，决定了他们必然与旧势力不共戴天。
韩非子这样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一旦任职），则烛重人（当道权臣）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烛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如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其次，变法之士必然被旧势力视为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韩非子这样说：“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这是最为冷酷的预言：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的利益要求，只可能有两种结局——不死于公法，必死于私剑！
再次，变法之士多坐牺牲；但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
韩非子这样说：“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沿袭旧途而存国，不可得也！”
这就是说，变法不会止息，变法家不会畏缩不前。这就是说，凡变法之士，宁变法而死，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战国法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清醒地、深刻地看到了推行变法的残酷性，也清醒深刻地看到了变法所以残酷的根本原因——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冲突。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勇敢地投身于变法的无畏实践中。
赵国武灵王变法
1 赵国的内忧外患空前加剧
赵国大改革，是被严重的内忧外患逼出来的，是夹缝求生的大爆发。
战国初期的赵国，也曾经有过公仲连的第一次浅层变法，但仅仅局限于吏治整肃、用贤任能的人事层面，并没有给赵国带来根本性变化。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崛起，已经明显地居于超强地位，大国格局由此改变。此时的魏、楚、齐，已经先后经过较大变法，成为三个山东强国，是事实上的第二强国集团。赵、燕、韩三国明显处于山东弱国的地位，可以看做第三集团。
当时的赵国，正处于内忧与外患都很严重的困境中。
赵国内部的基本情形是，贵族以各自封地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根基，各大板块之间争夺激烈，导致赵国君主直领的土地、人口、军力相对弱化，国家整体力量分散于贵族封地，不能凝聚为一。反映于国家权力架构，是赵国的君主权力受到多方面掣肘，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高层轴心集团。同时，潜在的政变危机时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赵国政权一直呈现出不稳定状态。
赵国外患的基本情形，是四个方向的夹击。第一是迅速强大的秦国威胁；第二是好战邻邦中山国的腹地威胁；第三是整个北方的林胡、楼烦、匈奴等游牧族群的强大威胁；第四是北部邻邦燕国时不时发动的战争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威胁，就是魏赵韩三晋集团之间，自魏惠王时期开始公开冲突，时不时就会有相互攻伐。可以说，赵国是当时最为典型的四战之国——威胁多发，没有一面稳定的安全地带。
武灵王赵雍即位之时，赵国的内忧外患已经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赵国的君主权力不稳定，赵国的土地正在日渐缩小，人口正在日渐减少。赵国若不思变革，肯定没有出路。但是，当时的赵国新君与大臣，对赵国的内外困境还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赵雍即位初期就遭遇了失败。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病逝，尚未到加冠之年的赵雍登上了赵国君主之位。
肃侯赵语，是赵国历史上比较有为的君主之一。他在临终之前为了保持赵国稳定，在身后设立了一个7人摄政机构，以丞相阳文君为首，下设博闻师3人、左右司过3人，在一定时段内实行摄政权。也就是说，年轻的赵雍虽然是国君，但却没有政令权。根据赵国史专家沈长云等对《史记》的考证判定：赵雍亲政，在即位3年之后。
据此判定，即位时的赵雍，年龄应当在18岁上下；亲政时的年龄，应该在21岁上下。赵雍亲政后的第一个姿态，就是尊崇实力老臣，对国中三位80岁以上的元老，实行每月拜望致礼，而标志事件，是提高了正当盛年的实力大臣肥义的实际待遇，并向肥义请教政事。由此，赵雍开始了执政初期很有勇气的一连串作为，要为赵国困境打开局面。
可是，近二十年的努力，赵雍的梦想却屡屡破灭。
其一，赵雍亲政当年（前323年），立即响应魏国倡议，参与了“五国相王”会盟。其实际意义，就是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互承认对方君主称王，承认对方为王国。早已称王但却呈现衰落之势的魏国，所以发动此次会盟，其目的是成为五国轴心，借以与秦、齐、楚三大国平衡。从赵国方面看，赵雍所以欣然会盟，首先是自认赵国已经是实力大国，可以由此顺理成章地称王，从而提高赵国的天下地位。后来的事实迅速证明，这一场徒有虚名的邦交盟约，因为与合纵抗秦的整体战略格格不入，引起齐国的强烈不满与干预，不仅没有给五国的任何一国带来好处，反而引起了诸多实际麻烦，很快就宣告流产了。
其二，赵武灵王四年，也就是亲政第二年，娶韩国公主为妻，主动与韩国修好结盟。这件事，表明了赵雍要在中原组建赵国实力集团的强烈愿望。但是，韩国太弱，在战国邦交中又素来摇摆不定，几乎对赵国没有起到相互援助的作用。
其三，赵武灵王八年，赵国出兵与魏、楚、燕、韩组成五国联军，发动攻秦战争。可是，却在战场遭到了重大失败。由此，赵雍深感耻辱，宣布不再参与“五国相王”会盟，也断然取消了自己的王号，下令赵国臣民称自己为“君”。按照当时残存的诸侯名义等级，各国君主的名号主要是王、公、侯、君四等。“君”的名号，通常是百里之内的最小诸侯，譬如战国末期的安陵君，大约只有50里封地。赵雍下令称“君”，实际是将自己的名号贬到了最低等。当时，赵雍有一句著名话语：“无其实，敢处其名乎！”
其四，赵武灵王九年，赵国与魏、韩组成三国盟军攻秦，再次遭遇重大失败，赵国战死将士多达八万。同年，赵国、魏国又与齐国发生战事，在观泽地带被齐军击败。
其五，赵武灵王十年，秦军攻赵，夺取中都、西阳、安邑。
其六，赵武灵王十一年，秦军再度攻赵，击败赵国将军英的军队。
其七，赵武灵王十二年，中山国攻赵，败赵军于长子地带。
其八，赵武灵王十三年，秦军三度攻赵，夺取蔺地（今山西离石西），俘虏将军赵庄。
其九，赵武灵王十六年，开始深入草原游牧族群与中山国边境地带，秘密踏勘两年。
其十，赵武灵王十九年，反击中山国，夺取房子地带（今河北赵州），取得小战胜利。
总体上说，赵雍在即位之后的19年里，也就是亲政的16年里，赵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军事与邦交两方面的连续失败。虽然，其间也有几次像样的邦交周旋，譬如对严重内乱之后的燕国新君（燕昭王）即位的支持，对秦国公子稷（秦昭王）从燕国返回秦国的支持等。但是，从总格局上看，赵雍执政的前19年里，赵国屡战屡败，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邦交声望，都已经只能与燕国、韩国同处第三集团了。正是这种谷底困境，激发了赵雍决然变法的雄心。
2 赵国高层的变法大论战
赵国变法国策的确立，几与秦国如出一辙，历经了艰难而激烈的论争。
在《战国策》与《史记》中，都较为详尽地记载了赵国发动变法时的激烈论争。其基本方面与秦国发动变法时相同，都是究竟要不要变法。但是，赵国的论争又有自己的特殊方面，这就是从围绕是否改变传统服装为切入，引起关于国家发展、文明存亡的深刻争论。在中国古典文明史上，对服饰制度与民风民俗的变革进行如此深刻的争论，是史无前例的。
让我们来看看赵国发动变法的历史脉络，听听赵国上层的深刻论争。
公元前307年春，赵雍秘密视察赵国北方的代郡，召见大将楼缓，第一次秘密商议变法。赵雍的基本想法是，赵国早期所以壮大，正在于“因世求变”的进取性。如今，赵国要避免“无强兵，亡社稷”的艰危之局，就必须推行胡服。赵雍的“欲胡服”，其实际所指就是军事变革，仿效胡人，创建赵国剽悍灵动的轻骑兵队伍。
赵雍的想法，得到了楼缓的坚定支持。
回到邯郸，赵雍立即召见实力大臣肥义秘密商议。这次，赵雍更为深入地说明了赵国的危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胡服骑射”的变法主张，也说出了自己对世族反对的担心。肥义的态度，一是鲜明支持，二是激励赵雍打消疑虑。肥义用历代圣王的变革业绩，说明变法的必要性，其基本思想与商鞅支持秦孝公变法完全一致。这一事实说明，赵国发动变法的思想基础，受到了秦国变法的深刻影响。
在楼缓、肥义的坚定支持下，赵雍作出了第一个惊人决定——亲自改穿胡服，以胡服之身主持召开朝会。事先，赵雍将这一决定告知了最有实力的世族大臣——自己的叔父公子成，也就是赵成。赵雍的告知方法，是书信说明理由，实则是劝告与试探。赵雍的书信阐发了三点希望与理由：其一，希望赵成能在朝会上改穿胡服；其二，希望赵成不以家族长辈态度对待胡服之变，而能以国家大局为重，遵从“古今之公行”，率先响应胡服改制，使国家能做到“行政先信于贵”；其三，说明胡服改制的目的不是“养欲乐志”，而是“利国强兵”，恳切希望赵成辅助自己，以成胡服之功。
赵成的回复书简，却是明确反对的，也是三点：其一，老臣有病，不能参与朝会，也无法改穿胡服；其二，“中国”是文明仁义之邦，是四方蛮夷效法的楷模，今赵王舍中国文明而仿效蛮夷，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不能学；其三，赵王想背离中国文明，要慎重考虑。
赵成的反对，不是一个人的反对。赵成的威胁，也不是一个人的威胁。
赵雍并没有知难而退，反倒是勇敢地走进了赵成府邸。
这次君臣对话，赵雍以商鞅变法的基本理念为基础，论说了历代风俗服饰变异带来的利国利民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赵雍这次详实论说了赵国的四面危机，点出了一个要害事实：赵国东面与齐国、中山国共同濒临几条大河，但却没有水上交通，没有水军；赵国胡患严重，却没有强大的骑兵；没有水军，不能保证水域居民的生产；没有强大骑兵，不能抵御胡患，也无法拓展中原。如果赵国不思变革，不建立水军与骑兵，一定无法洗雪赵国几代人的耻辱。在这一番痛彻分析的基础上，赵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依从古老传统与忽视国耻，厌恶变服之名与忘记国仇，究竟哪个更为根本？
这次，在强大的国家存亡压力下，赵成屈服了，答应追随赵雍的胡服改制。
于是，赵雍在第二天立即举行了“胡服朝会”，向全国臣民发出了“胡服令”。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一大批世族大臣在“胡服令”发出之后，还是来阻止赵雍，劝谏取消胡服改制，理由自然是“敬天法祖，如故法便”的一套。赵雍没有客气，结结实实地对这批世族老臣一番训诫。这次，赵雍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说法——
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
赵雍发出了最后警告——你等不要再反对胡服改制了！
老世族们终于沉默了。胡服骑射在赵国全面推行了。
3 军制改革：赵国变法的核心点
赵雍发动的空前大变法，是以军事改革为突破点的。
胡服骑射的实际目标，是创建剽悍强劲的骑兵，是全面推行新军制。与此同时，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相应变革，而不是停留在“服饰变易”的表层上。就变法的战略而言，军事改革既是突破点，也是核心点。军事改革不成功，连带进行的全面改革也必然失败。军事改革若一举成功，则既能为全面改革创造安定的社会条件，又能有效消除全面改革的阻力。
在军事改革中，军制变革是最大难点。成功的军事改革，其第一要素就是军制改革。军制要改革，旧的队伍就要被打散，旧的军事地盘也要被重新改组，旧军队与封地旧领主的依附关系更要被废除。还有兵员征召的改变，训练方式的改变，后勤支援的改变等全面变革。总之，面对军制改革，军界巨头们的反对声音是很鲜明的。
据《战国策·赵策二》记载，赵雍下令，取消赵国北部原阳城旧有的步兵编制，将原阳建立为新骑兵的训练基地，创建强大的骑兵部队。原阳大将牛赞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两大方面。
其一，“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今王破原阳，以为骑邑，是变籍而弃经也！”牛赞这第一条反对意见，就直指军队与封地领主附属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所谓“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其实际意思就是说，国人有固定的户籍地，兵员有经常的来源地，这些法度传统是不能变的。
其二，牛赞从兵士作战的实际方面提出反对，认为固有兵器战士熟悉，才能勇敢作战；传统军制实行日久，很难改变；放弃成型的军制，熟悉的兵器，会“损君弱国”。最后，牛赞的结论是，“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骑射，臣恐其攻获之利，不如所失之费也！”也就是说，废除了旧编制，解散了旧军队，只怕带来的作战利益，远不如流失的利益大。显然，这已经带有隐隐的威胁意味了。
面对旧军界巨头的阻拦，赵雍的回答也是两个方面。
其一，变法是硬道理，军制一定要变。注重时俗，但不为时俗所制；建立军队，但不能被军队所制。赵雍的实质意思就是，国家不能受制于旧观念，更不能受制于旧军队，该变就要变！显然，这是不受任何威胁的明确表态。
其二，一切具体制度都得服从潮流，一切军制都得服从战争，该变的都得变。赵雍严厉批评了牛赞，说他就知道官府之籍，器械之利，兵甲之用，但却不知道阴阳之宜！“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赵雍明确告知牛赞，今天以旧制扰乱军制变法，这不是你牛赞能承担的损失！
在赵雍鲜明果敢的压力下，旧军界的巨头们终于勉强改变了立场。
当时，改革军制的最基本问题，是军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国家化。战国之世，保留封地制的各个国家，军队组建的基本路径都是以封地领主的人口、财力为根基的。因此，各地军队依附于封地是在所难免的。这就是军队的依附性。要破除军队的依附性，完成军队的国家化，必须涉及的根本制度，就是对封地制的保留或废除。当时，除了秦国的商鞅变法在实质上废除了封地制，实行了虚封制，从而在根本上完全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外，其余国家的变法，都只是相对地削弱了封地领主的权力，而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封地制。
赵武灵王的军制改革也是这样，并没有废除封地制，也没有实行虚封制。
但是，赵国的这次军事制度大改革，其深度与全面性，仍然远远超过了山东任何一国。这一深度，从后来的“田部吏赵奢”强行进入平原君封地催缴赋税，并依法杀死平原君封地抗税官吏的故事可以看出，赵国的封地治权已经缩小了许多，距离军队的完全国家化已经没有多大距离了。因此，胡服骑射之后，赵国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军队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迅速成为可以与秦国抗衡的超一流强国。
4 赵国军事改革大见成效
赵国军制改革推行迅猛，大约一年余，一支精锐灵动的骑兵成军了。
从公元前306年，也就是胡服骑射的第二年秋冬开始，赵国的军事实力便开始猛烈地爆炸了。让我们顺着历史编年，看看赵国的强大攻势吧——公元前306年，赵军同时向中山国与北胡发动两路攻势。中山国战役大胜，向北推进到宁葭（今石家庄市西北地带）。北部对胡战场也大获全胜，推进到河套北部的榆中。
公元前305年，赵国动员五路大军全面猛攻中山国。这五路大军是：步兵分为左、中、右三路，骑兵一路，归附赵国的北方胡族南下一路。战役发动后，连续夺取曲阳（巨鹿城）、丹丘（古邢州）、华阳（恒山要塞）、鸿上塞（古定州）四座军事要塞。赵雍与太子赵章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主力，则连下常山、恒山地带的鄗、石邑、封龙、东垣四座城池。中山国大为惊慌，连忙再献出四座城邑求和。赵武灵王适可而止，停止了攻势。
公元前303年，赵军第三次进攻中山国，获胜撤军。
公元前301年，赵军第四次大举攻陷中山国都城，中山国国君逃亡齐国。
公元前300年，赵军第五次进攻中山国，夺取全部中山国东部地区，中山国近于灭亡。
公元前296年，也就是赵雍改做“主父”的第四年，他第六次亲自率军对中山国展开了灭国大战。历经激战，攻克中山国都城，中山国最后一任君主被流放到肤施山地（今日陕北榆林地带）。自此，占地五百里，号称千乘之国，且一度称王的中山国宣告灭亡。
至此，赵国长期的心腹大患终于除去，赵国的土地与人口大幅度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强国。据《战国策·秦策三》记载，以提出“远交近攻”而闻名天下的大战略家范雎，对赵国吞灭中山国的评价是：“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则天下莫能害。”
在攻灭中山国的数年中，赵雍大军同时北上征战，连续吞灭了林胡、楼烦两国，设立了云中郡、雁门郡、代郡。同时，赵武灵王还发动修建了赵国的北部长城。当时，赵国的实际控制地区，已经远远达到了阴山以北，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北方胡族与匈奴势力对整个华夏文明圈的压力。总体上说，在变法后的短短11年里，赵国连续取得了所有战场的巨大胜利，一跃成为山东第一强国。
5 赵武灵王末期的政治大悲剧
巅峰期的赵国，却突然埋葬了英雄的赵雍，给变法涂上了又一层浓艳的血色。
赵武灵王末期的悲剧，直接原因在于两个儿子的继承权争夺，根本原因却在于赵雍自己的政治幼稚病。这场深重的政治危机，是一步步累积演化而成的。
赵雍即位第四年，也就是亲政第二年，娶韩国公主为妻，生下嫡长子赵章。
公元前311年，也就是赵武灵王即位的第16年，发动变法的四年之前，赵雍巡视北部边境时，又娶了边地官员吴广的女儿孟姚，时人呼为“吴娃”。吴娃深得赵雍之心，很快被立为王后，名号为惠后。不久，吴娃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赵何。
赵武灵王的嫡长子赵章，很有将才，曾在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全面进攻中山国的战役中，做赵武灵王的副手，实际担任中军统帅。因此，赵章很得父亲器重，被立为赵国太子。
赵武灵王二十五年，赵何的生母惠后（吴娃）病逝了。此时，太子赵章已经是年近三十岁的成人了。而此时的次子赵何，尚是十岁以内的童稚小儿。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五月，赵国召开盛大朝会，宣布了三个惊人的决定：其一，废黜旧太子，赵章被贬为边军守将。其二，正式立少年王子赵何为赵王，当即即位。同时，由实力权臣肥义为丞相，实际领政，同时兼领“傅王”重大职责，全面教习督导少年君主的成长。其三，赵雍退位，号称“主父”，专掌军事征伐大权，为赵国开疆拓土。
赵惠文王三年，也就是赵雍做主父的第四年，赵军攻灭中山国。主父赵雍在论功行赏时，又将随军作战的故太子赵章，封为代地的安阳君，并任谋臣田不礼做安阳君的丞相。
赵惠文王四年，邯郸大朝会。秘密观看朝礼的赵雍，看到长子赵章对弟弟赵何跪拜行礼，心生不忍。此后，赵武灵王作出了一个决定，要将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在代地称王，赵何在邯郸称王。这一决定刚刚提出，就遭到肥义等大臣的强烈反对，被搁置了下来。
朝会期结束，时值盛夏。主父赵雍与少年国王赵何、故太子赵章，一起到邯郸东北部濒临大湖的沙丘宫避暑。父子三人，各居一处宫殿。赵雍的本意，是想借此机会说服两个儿子精诚团结，共同壮大赵国。赵雍理想的状况，是小儿子赵何主动提出封赵章为北赵王。因为，此时的赵雍，仍然对两分赵国抱有信心。大约是得到了肥义等老臣的告诫，少年国王赵何始终没有提出这一动议。
此时，久有谋划的故太子赵章，急不可耐，抢先发动了军事政变。
赵章的政变实施方略是以“主父”的名义，派专使到赵何所住的宫殿下达命令，说主父正在赵章处议事，要赵何来赵章所居宫殿拜见主父。赵章的意图，是要以伏兵除掉少年国王赵何，而后由自己继承赵王，再逼迫主父赵雍承认。
也就是说，赵章也不想两分赵国，他要自己做惟一的赵王。可是，这一谋划，被辅佐赵何的丞相肥义看出了破绽。肥义提出，自己先行探看虚实，再做定夺。结果是，先行去察看的肥义被赵章、田不礼的伏兵杀死了。杀死肥义之后，赵章立即率兵围攻赵何所居宫殿，与护卫赵何的将军信期所部展开了激战。不料，在赵章军占据优势之时，拥戴赵惠文王的王族大将赵成，率邯郸外围驻军赶到，战败乱军，杀死了赵章的丞相田不礼。战败的赵章孤身逃奔主父宫，寻求主父赵雍的保护。
短暂激战平定之后，年轻的赵何骑虎难下，只有接受拥戴势力的决定，封赵成为安平君，任丞相，总领国政。赵成的首席谋臣李兑，被封为司寇大臣，专一剿灭这场叛乱。于是，赵成李兑集团，以追杀赵章、护持王室为名，包围了主父赵雍所在的宫殿。
此时的赵雍，已经无法控制赵国局势了。
无论从法度上说，还是从当时的理念与传统上说，赵成集团效忠王室、平定乱党的军事行动，都有着很大的合理性，对赵国臣民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对于赵成举兵，身为主父的赵雍，是无法问罪的。从实际上说，赵雍已经无法走出被包围的宫殿，无法聚集驻扎在边地的大军，对赵成集团实行反击与整肃了。
很快，赵雍交出了长子赵章，并赞同将赵章处死。但是，赵雍仍然无法走出被包围的沙丘宫。此时的赵成集团很清楚，晚年的赵雍，已经变成了凭个人好恶喜怒决定国家大事的昏聩人物，若放出赵雍，赵雍很可能因赵章之死与举兵叛乱两桩大罪，再度整肃赵国。赵成集团与赵何势力，都无法承担全部翻盘的结果。于是，对沙丘宫的包围不但没有撤，反而封锁得更为严密了。
当时，赵雍的护卫与随从，人数至少在千人甚或数千人。赵成李兑下令，除赵雍之外，所有的随从护卫，都必须尽快走出沙丘宫，晚出者诛杀全族——“后出者夷”！同时，赵成集团不派兵进宫，只对沙丘宫断粮，绝水，切断一切外界联系。在这种全面残酷地封锁下，历时将近三个月，沙丘宫中的护卫部众与随从们，终于全部都走了。赵雍在断粮断水、随从流失之后，独自困守沙丘宫，依靠爬树到雀巢，抓鸟与鸟蛋生吞，顽强支撑着。
在冬天来临时，赵雍终于活活饿死了。
赵雍的命运，是战国变法的又一个历史大悲剧。
6 后期赵国依旧强大的原因
赵雍之死，虽然使赵国的强大一时锐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赵国。
根本原因，是赵雍生前已经以连续的巨大胜利，巩固了变法根基。赵国虽然发生了权力争夺的大政变，但是却没有出现全面的复辟倒退。问题的另一面是，变法过程中积累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鸿沟，已经由赵雍自己的鲜血大体填平了。所以，赵雍的悲剧性结局，并没有给赵国带来历史性倒退。新生的赵国，经历了短暂调整，又很快恢复了元气。
这一历史现象，与秦国在商鞅悲剧之后的进程，几乎完全一样。
历史的实践，展示了一种深刻的现象：真正植根于社会深层利益合理化的全面变革，无论发动者与主持者的个人命运如何，变革本身所培植的强大生命力，足以构筑战胜历史倒退力量的最坚实根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变革的生命力，在于变革本身的正义性与深刻性。越是植根于社会利益合理分配的深刻变革，其生命力就越是强大。即或是变革的反对力量，也无法推翻这种深刻变革所巩固下来的历史成果。
赵雍死后，赵惠文王很快地成长起来，以王族大臣平原君赵胜等人才为依托力量，渐渐从赵成、李兑的专权状况下解脱出来。从第14年开始，惠文王赵何亲政。亲政之后，赵何重用能臣名士，多次战胜危机，赵国重新开始强势崛起。尤其是马服君赵奢的阏与之战，赵国首次战胜秦国，使赵国稳定地成为山东抗秦力量的轴心。平原君赵胜、马服君赵奢、大将军廉颇、上卿蔺相如、国尉许历等，都成为这一时期的名臣名将。
赵惠文王在位33年后病逝，太子赵丹继位，就是赵孝成王。
赵孝成王在位21年，是赵国全面对抗秦国的时期。其间，从赵孝成王第4年至第7年，爆发了战国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整个人类在冷兵器时代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赵秦长平之战。此战，赵国惨败，精锐大军60余万被摧毁殆尽，其中40万被坑杀。
长平之战后，赵国开始下滑。此后历经赵悼襄王、赵王迁两代17年，赵国便灭亡了。
赵国变法，连续强盛三代，是仅仅次于秦国的一次成功变法。
燕国乐毅变法
1 变法序幕：燕国的深重灾难
七大战国的变法中，燕国较赵国变法早三五年开始，大体属于同时期。
燕国的变法，发生在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之后。这场灾难，就是燕王哙的“禅让”带来的燕国内战与强国干涉，使燕国全面陷入崩溃局面。制造这一灾难的燕王姬哙，死后没有谥号，史书直接称作“燕王哙”。燕国的禅让灾难，在当时的战国社会产生了轰动效应。
让我们对这一事件的主干过程，做一个简单回顾。
公元前321年，在位12年的燕易王死了，太子姬哙即位为燕王。姬哙当政的时期，正是六国合纵抗秦的高峰期。当时，燕国有个将军，名叫子之，因为率领燕军参与合纵攻秦，成为掌握燕军的主要将领。这个子之，精明强横，主动结好于以燕国为根基的合纵名臣苏秦，从而使另一个战国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成为自己的忠实同盟者。
在苏代、鹿毛寿等大臣的宣扬支持下，子之成了燕国丞相，独揽了燕国大权。燕王哙完全没有政治判断力，迂阔幼稚，几乎近于白痴。他相信苏代等人的蛊惑，认定子之是能推行新政的强臣，相信子之可以使燕国强大起来。于是，在公元前316年，也就是他即位的第六年，将燕王之位正式“禅让”给了子之，也将所有中级官吏以上的官印收集起来，交给了子之。燕王哙自己，则做了臣民。
事实却正好相反。子之成为燕王后，非但没有推行新政，而且因加重赋税，因激化燕国固有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燕国的社会灾难。三年之间，“国大乱，百姓恫恐”。这时，被燕人视为“太子”的姬平，也就是燕王哙的长子，联合将军市被，又秘密联结齐国外援，率先举兵，公开反对子之政权。
可是，姬平势力举事仓促，很快就被子之集团击败了。
姬平势力失败后的第二年，齐国介入了燕国纷争。
当时的齐国，既担心这个大邻邦的混乱冲击自身，又想从混乱的燕国谋取巨大利益。于是，齐宣王以应燕太子姬平相邀，为燕国平乱的名义，大举发兵进入燕国。在燕人完全不抵抗的形势下，经过五十天作战，齐军攻占燕国全境，杀死了子之，也杀死了燕王哙。在此过程中，齐军大杀燕人，大掠燕国财货，使这场本来尚算师出有名的军事干涉，演变成了残酷的杀戮与掠夺，激起了燕人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孟子，曾劝齐宣王“善待燕人”，并在燕国立起新君。可是，齐宣王沉湎于毁灭燕国，没有听从。
混乱与杀戮之下，燕人开始举兵反齐。在此形势下，齐军撤出了燕国。齐国的这次大规模军事干涉，以其残酷的杀戮掠夺，在燕齐这两个传统盟邦之间，种下了极其深刻的仇恨种子。齐军撤退后，燕人拥立了新君，这就是太子姬平，史称燕昭王。
自此，燕国在艰难缓慢的复苏中，拉开了变法的历史序幕。
2 变法前奏：燕昭王发愤强燕
姬平即位国君，三年之后，宣布恢复王号。
依照公元纪年，公元前314年姬平即位，公元前311年为燕昭王元年。
燕昭王即位的头三年，历经了极其艰难的恢复过程。燕国要从满目废墟的灾后状况下站立起来，既需要人才，也需要政治目标。燕昭王在会见第一个贤士郭隗的时候，这样表述了燕国复兴的政治目标：“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
这是又一个活生生的越王勾践，是又一次卧薪尝胆的宣示。
虽然，这个新燕王确实需要复仇，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声音。但是，从社会需要与政治智慧的意义上说，这一宣示也有着强烈的自觉性。也就是说，这是燕昭王有意识说的。其第一意图，是为自己此前联结齐国作出辩解与澄清——燕国弱小，当时不足以抗击齐国；其第二意图，是提出复仇目标，振奋臣民，聚结国人。
从当时的社会传统与价值体系来说，洗雪国耻，强力复仇，是最有号召力的变革振兴思想。以雪耻复仇为直接目的而变法，秦国是这样，赵国是这样，如今的燕国也是这样。甚或，魏、齐、楚、韩的最初变法动机，也是大体相同的。
这是历史实践得出的结论，举凡弱国振兴，无不伴随着洗刷既往耻辱的强烈渴望。
在这一复兴目标下，燕昭王积极求贤，获得了显著效果。
燕昭王求贤的方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则佳话。当燕昭王对老贤士郭隗诉说了复兴愿望后，郭隗提出了一个简单扎实的办法——展示榜样，激励天下能才入燕。郭隗这样说：“王必欲致士，先从我始。如此，贤于我者，岂远千里哉！”这是说，你确实求贤，就先最大限度地敬我，用我。只要作出样子，比我杰出的能才，自会不远千里来投奔。《战国策》的记载更详细，郭隗还讲述了一个五百金买马骨，而千里马一年三至的故事。如此坦率的谋划，是只有战国时代的阳光政治，才能出现的奇迹。
燕昭王极具悟性，立即开始了实际行动。
第一个举动，为郭隗专门改建了一座旧宫室，力所能及地尽量使其华贵。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燕昭王筑黄金台”。宫室建成之日，燕昭王以隆重的礼仪迎接郭隗入住。
第二个举动，将郭隗拜为燕王师，给予最大程度的尊敬。
很快，这连番举动在百废待兴的燕国，激起了强烈反响。消息迅速传开，燕国求贤的急迫与渴望，天下皆知了。数年之间，魏国名士乐毅入燕了，齐国稷下学宫的名士邹衍入燕了，赵国名士剧辛也入燕了，许多名士都纷纷来了。史书的记载是：“士争趋燕”——天下能才争相奔赴燕国。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老牌穷国，这是一大批最为宝贵的财富。
黄金台的天下效应，与此前秦孝公的求贤令，几乎是等同的。
在整个战国时代，以搜罗人才为变法之最必要条件者，唯有秦、燕两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具有极其相似的国情：长期历经战乱劫难，各种人才极其贫乏；变革复兴之大政治家，更是极少在本国历史中出现。因此，向天下求贤，是这两个国家要走复兴道路的必备条件。恰好，这两个国家都成功了。
其余五大战国的变法，虽然不是大规模向天下求贤，但同样是以人才为本的。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齐威王与群才变法，赵国的武灵王与群才变法，无不是以聚结大批人才为推进力量的。这一历史实践，揭示了一则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必须以聚集人才为根本，舍此没有第二条道路。
3 乐毅在燕国推行变法
史料没有明确呈现燕国变法的开始时间。
但是，依据史料提供的相关信息，我们还是可以大体推断出燕国变法的时间表。从当时燕国的实际形势看，最大的可能性是：大批士子进入燕国后，燕国新君姬平才宣布称王，宣示变革复兴的雄心。也就是说，燕昭王元年，即公元前311年，是燕国开始筹划变法的开端。这一开端筹划，比当时的赵国早了四年。
燕国的变法，是以燕昭王任用乐毅为亚卿开始的。
关于乐毅的前期经历，《史记》与当代的战国研究专著的表述，都在时间上多有矛盾。最大的矛盾，是说乐毅在赵武灵王沙丘之变后进入燕国。果真如此，此时已经是燕昭王十七年，乐毅在燕国的变法已经没有时间了。同时，又说燕昭王即位之初“敬郭隗，筑宫室，乐毅闻之而入燕”。这里，我们剔除去这些矛盾的方面，将乐毅的家世与前期经历的主要脉络作以推定性的简要回顾。
乐毅，魏国人，是魏文侯时期的名将乐羊的后代。魏文侯、魏武侯之后的魏国，自恃天下名士汇聚之地，形成了表面敬才而实际不重用人才的庙堂风气。所以，年轻的乐毅在魏国难以施展抱负。于是，乐毅很快离开了魏国，进入了赵国。其时，赵武灵王尚未筹划变法，赵国尚在蛰伏阶段。因此，乐毅没有进入赵武灵王的视野。或者，乐毅判定自己在赵国不会有发展机会。总之是，乐毅又回到了魏国。
此时，才有了《史记》记载的乐毅入燕动机：闻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于是，乐毅谋了一个魏昭王特使的角色，出使燕国。燕昭王对乐毅，先以邦交客礼待之，继而以治国重任委之，动员乐毅留燕施展大才。在燕昭王的诚恳襟怀下，乐毅终于决定留在燕国。
燕昭王在开始阶段任命乐毅的官职，是亚卿。亚卿的爵位不高，但在燕国的政治传统中，却拥有施政实权，如同秦国早期的左庶长。如果以后世职务类比，相当于宋代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的职位主持改革，实际就是主持日常政务的副丞相。合理推定，乐毅开始担任亚卿的时间，应该在燕昭王元年至三年的时间段内，不应该再晚。
也就是说，至少从燕昭王三年开始，燕国的变法正式启动了。
关于燕国的变法内容，史料的直接呈现极其简单而模糊。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已经很简单了。但是，燕国的变法记载更简单。以至于当代的战国史大家杨宽先生的《战国史》，无法将燕国变法列为一节叙述。《史记·乐毅列传》只有一句指向变法的话语：“燕昭王以为亚卿，久之。”这是说，乐毅曾经长期担任燕国亚卿。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也只有关于燕昭王活动及其变法效果的几句表述：“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秩轻战。”在《战国策》及《史记》其他人物的言论中，涉及燕国与乐毅者，关注点又都是乐毅的破齐之战与后来命运，很少有涉及变法内容的。
因此，燕国的乐毅变法，是七大战国中面貌最为模糊的一个。
但是，依据战国变法的普遍内涵，以及燕国崛起的效果信息，我们还是可以合理推定燕国变法的主要内容。这些变法内容，最基本方面是四则：
其一，实行战后灾难管制，恢复国家生气，抚慰破碎家室，招抚流散人口。
其二，振兴经济。主要政策是奖励农耕，开放商业，恢复发展制造业三方面。
其三，政治变革。主要方面是裁汰冗官，整肃吏治，削减封地，限制封主治权。
其四，军事变革。主要方面是确立新军制，训练新军，建立新的军事后援系统。
当然，任何战时变革，都是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利益再分配，肯定还会涉及许多方面的因素。燕国在28年之后，所以能从一贫如洗的战后状态变为“殷富之邦”，士卒能做到“乐秩轻战”——喜欢军功爵位而看轻战事苦难，这些已经充分表明，燕国历经28年的变法，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