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实业思想群。
这一群体，以农家、商家、计然家、医家、水家、工家等为轴心，形成了我们文明体系中以立足实业生计的创造为根基理念的生存价值体系。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些实用学派的社会地位，与其他所有的思想家群体是平等的，其执业者，其研究者，是同样被视为士人阶层的。
可以说，在中国五千年的古典文明史上，只有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实业领域的研究群，获得了正当的社会尊重与价值评判。在秦帝国之后的两千余年里，实业研究群的社会地位越来越沦陷，最终竟被视为“奇技淫巧”的末技之学。自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开始，春秋战国时代的实业研究精神已经被严重扼杀，我们科学思维的精神根基与历史传承几乎被全部斩断，我们有可能的科学创造环境，已经死寂了。以至于到1840年，列强的军舰火炮对准我们轰击时，大清的官员们硬是认为这是“妖邪之物”，要以人粪尿镇妖。
这是中国文明史的又一大悲剧。
文明体系宏观结构的内在均衡性，决定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国家衰弱之时，我们有顽强的变法精神，即或它越来越陷于局部化。国家强大之时，我们有居弱理念，有收敛意识，使我们能够保持相对的清醒。外敌入侵之时，我们有独到的战争理念，有不畏任何强敌的战争艺术水准。和平来临，我们有坚实的实业生计传统，勤劳自立，和平崛起。我们既不畏惧战争，也不欺侮邻邦。
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看，尤其从秦帝国统一文明之后的两千余年历史看，中国文明之所以绵延相续，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其生命根基，正深深埋藏在两千余年之前原典思想大爆炸的那个伟大时代。
秦国政治危机
1 战国末期的华夏世界格局
在对抗动荡的岁月里，战国社会进入了末期阶段。
依据标志性重大事件，战国末期阶段开始于公元前258年，截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历时37年。从前258年开始，秦昭王杀死白起，攻赵连遭三次大败，秦国开始从战略进攻态势被迫转为战略防守态势，进入了商鞅变法后从未有过的低谷时期。与此同时，山东六大战国也进入全面衰落阶段。
在统一战争风暴来临之前，七大战国突然同时跌入低谷，这是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从表面看，这一历史现象似乎只能用“天数”来解释。但是，只要深入其中，解析各国危机的真实内涵，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巨大的“历史巧合”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让我们看看战国末期的开始十年，山东六大战国的各自状况。
赵国，赵孝成王后期，实力大为衰落；悼襄王即位，持续下滑。
楚国，楚考烈王后期，国力萎缩，都城南迁寿春；幽王即位，持续下滑。
齐国，齐王建初期，国力大衰，偏安自保；丞相后胜掌权，政局淤塞。
魏国，魏安釐王后期，政局混乱，国力大衰；景湣王即位，持续下滑。
燕国，燕王喜前期，国力萎缩，又连番挑衅赵国，不断遭致失败。
韩国，韩桓惠王后期，国政混乱，大衰；韩王安即位，下滑更为严重。
从总体上看，山东六大战国在长平大战后的十年之内，都陷入了大衰落。最主要的实际表现，是山东六大战国的政治环境普遍恶化，内政、邦交、军事、经济，都陷入了毫无头绪的混乱淤塞状态，民生艰难，社会普遍丧失活力。从具体因素方面看，这种大衰落有三个最主要的荒诞奇迹：
其一，战国末期前十年之内，山东六国出现了普遍的权力交接。令人惊讶的是，六国继任的新一代君主，竟然没有出现一个明君，齐刷刷一茬昏聩之辈走上历史前台。赵悼襄王、楚幽王、齐王建、魏景湣王、燕王喜、韩王安，一个比一个昏聩，一个比一个偏狭，一个比一个荒诞。这种昏聩君主大集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其二，与庸君大集合同步，山东六国都出现了“恶政”现象，或饭桶当政，或大奸掌权。赵国的郭开集团，楚国的李园集团，齐国的后胜集团，燕国的栗腹集团，魏国的腐朽王族集团，韩国的腐朽世族集团，举凡六国之领政，不是无能腐朽之辈，就是臭名昭著的乱政大奸。这种饭桶奸恶大集合，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其三，山东六国的栋梁能臣，急剧地萧疏零落。或遭杀害，或遭贬黜，或遭排斥，几乎无一例外。赵国后期支柱如名将李牧、庞煖，均遭杀害；楚国的最后栋梁春申君，遭受政变杀害；魏国中流砥柱信陵君，遭罢黜排斥，最终酒色自毁，绝望地烧毁兵法著作自杀式死去；韩国的韩非子，遭韩国世族多方排斥，仅仅被用来做了乞求秦国“存韩”的特使，逼韩非死于秦国；燕国名臣剧辛，遭受排挤，最终死于战场；齐国更是堵塞贤路，能臣名士尽皆被排斥，庙堂全面淤塞。这种能臣名士集中陷落，又是一个令人心悸的“奇迹”。
总体上说，这种普遍性的庙堂昏暗，恶政当国，英才陷落，在战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极其罕见的、几乎是高山瀑布式的大跌落，给我们的探索提出了严重挑战。
2 秦国进入低谷的多维透视
这时的秦国低谷，处于什么样的历史状况？
自商鞅变法开始，到战国末期开端，秦国已经经历了三代四任君主：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历时百年有余。这三代四任的秦国，始终坚持了秦孝公商鞅时期奠定的两大政治传统——尊奉法治，广纳人才，从而保持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长期的政治稳定，实现了国力持续增长。其间，虽然也有过小的交接期动荡，但远不足撼动大局。
在此基础上，秦国在百余年之中，结结实实地完成了三大阶段的历史跨越：第一阶段，秦孝公一代变法崛起，收复河西高原及整个秦东地带；第二阶段，秦惠文王一代推行连横战略，成功突破山东六国的合纵封锁，大出山东，投身于实力大争的天下洪流；第三阶段，秦昭襄王一代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全力发动对山东六国的军事进攻，扎实地扩展了领土，成功摧毁了最强大的赵国军事势力。
秦昭王末期，天下格局已经非常清楚——秦国一强独大，六国全面衰落。
显然，秦国在变法崛起后的百余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上升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从秦昭王末期开始的收缩防守，到秦王嬴政亲政之前的乱象危机，大体二十年上下，是秦国变法崛起之后百余年出现的第一个全面低谷时期。历史地看，也是秦国自变法崛起，直到秦帝国建立的一百五十余年中，惟一的一次强国困境。
这一特异的历史困境，秦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进去的。
第一步，退兵失机。长平大战进入尾声时，丞相范雎接受山东纵横家鲁仲连游说，向秦昭王提出了撤退秦军以养息的战略。秦昭王接受了范雎主张，否定了武安君白起连续攻赵的战略。由此，秦军从上党高地全面退兵，错失一举破赵甚或灭赵的战略机遇。
第二步，刻舟求剑。全面退兵之后，秦军开始了整军养息。事实上，伤亡重大的秦军也确实需要一番大规模的补充休整。若秦昭王、范雎能够坚持养息战略，也是一种不失为明智的决策。但是，情况恰恰相反，退兵之后的秦昭王心血来潮，突兀地提出要再度大举攻赵。丞相范雎也以默认的方式呼应了。此时的武安君白起，从秦军的实际出发，反而坚持军队休整，强烈反对疲兵攻赵，拒绝担任攻赵统帅。秦昭王不听，一力坚持，任命大将王龁统率秦军大举进攻赵国邯郸。结果，遭遇魏国信陵君发动山东六国合纵救赵，秦军遭致空前大败。
第三步，谬杀白起。攻赵失败，秦昭王非但不思决策失误，反而在丞相范雎支持下，以“抗命”之罪，将武安君白起贬黜为老卒，流放陇西。方出咸阳，又迫令白起自杀。此举非但引起了秦国社会的普遍震荡，而且使秦国失去了对山东六国最具威慑力的一位超一流军事家。
第四步，攻赵再败。错杀白起后，秦昭王任命王陵为统帅，再度发动攻赵之战。秦军遭遇赵国名将李牧的伏击大战，再次大败。秦昭王迁怒诿过，罢免了大将王陵。
第五步，攻赵三败。秦昭王失去理性，固执己见，接受丞相范雎的举荐，任命范雎旧交恩人郑安平为大将，率军第三次攻赵。结果，完全不通军事的庸才郑安平，撞进了李牧赵军的埋伏圈，秦军战死两万余。郑安平投降赵国，同年在赵国被杀。此战，首开秦军将领战场降敌的先例，是秦军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次战役，国人情绪普遍不满。
第六步，收缩盘整。至此，秦昭王终于冷静下来，开始盘整国政。首先，查出了丞相范雎举荐的另一个恩人王稽，曾经在长平大战期间私通楚国。秦昭王依法治罪，杀了王稽，开始疏远范雎。此后，范雎称病不出，以举荐燕国名士蔡泽继任为善后，请辞丞相。秦昭王准许范雎辞职，任用蔡泽为丞相，开始收缩战线。
自此，秦国进入了低谷困境阶段。
此后，秦昭王为了挽回尊严，接连对洛阳周室与韩国发动了一些小型进攻，也取得了几次胜利。同时又对赵国发动了边缘战役，也取得了一次胜利。但是，秦国由于连番战略错误，艰难的困局已经很难立即摆脱了。
首先，人才凋零。范雎离开之后，总揽国政者第一次出现了缺乏大政治家的乏力状态，恢复国力一时没有坚实的计划与举措；其次，将领层普遍老化，后继乏人。秦军将星如云的强大气象，一时大为萧疏；三则，军力严重损耗，兵员伤亡巨大，急需补充重建。秦昭王病逝之时，秦军可战兵力一度只有二十余万了。
秦国陷入低谷困境的基础原因，是经济基础还远远不够坚实。
三败而衰，说明秦国的基础还经不起大的震荡，还不够坚实。
截至战国中期，秦国有三块富庶之地，可以看做是秦国的三大经济根基。或者可以说，实际上是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三块平原地带。一块是蜀郡平原（今日四川盆地）；一块是函谷关外的河内郡（今日黄河北岸的平原地带）；一块是秦人的根基之地，西起上邽（今日天水地带），东至函谷关的大关中地域。但是，直到战国中期结束，这三块根基之地，还都远没有后来那般富庶，无法为秦国提供巨大的财富支撑。
先看蜀郡平原。秦昭王在位56年，最大的功业，是晚期痛定思痛之后，任用治水大师李冰为蜀郡郡守，修建了都江堰，成功解决了四川平原的严重水患，使蜀郡成为殷实富庶的经济支撑地之一。但是，秦国陷入低谷困境之前，都江堰还没有修建，整个蜀郡巴郡的粮食财货还需关中支持，距离“天府之国”还有很大距离。
再看河内郡平原。这方土地，是秦昭王初期（宣太后摄政时期）新扩张的领地。在长平大战初期阶段，秦昭王曾亲临河内，以“人各赐爵一级”的重赏，发动河内郡15岁以上民众开赴长平战场，作强大后援。其时，河内郡的粮食财货储存，几乎全部被秦军征发。三次攻赵失败之后，秦军收缩战线，重新以函谷关为防守重镇，河内郡又陷入了半拉锯状态，不可能大举恢复生产。因此，这一方土地，对于当时的秦国是远水不解近渴，难有实际的经济支撑功效。
第三块是大关中地区。历经百年经营，大关中地区已经成为秦国最主要的经济根基。但是，连年大战，秦国绝大部分粮食财货都要从大关中征发。大关中的财力纵然能勉力支撑，储存也是很少的。更有一个实际背景，是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忽视的。当时的关中还不是后来那般富庶，其间要害，是渭水北岸大平原的干旱问题、盐碱地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治理。而渭水南岸靠近秦岭，平原地带相对狭窄，又多有林带，当时主要是王室园林与狩猎练兵之地，耕地很少。在此情况下，关中的农业经济，距离后来的秦始皇时期还有很大距离。所以，此时的大关中，也陷入了经济吃紧的状态。
除此三大平原地带之外，秦国的陇西郡、北地郡、上郡，是森林高原地带，主业是狩猎放牧，除了马匹，基本不能提供粮食财货后援。云中、九原两郡，是动荡不定的边地草原。新扩张的长江中游的彝陵地带、河外南阳郡等，或是相对贫瘠的山林，或是动荡不宁的半拉锯地带，无法成为强大的经济后援地。
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秦国连年大战的巨大消耗所以能够支撑，除了本国解决基本部分外，主要依靠不断胜利所掠夺的巨额战利品。古往今来，扩张讨伐战争的基本目标之一，都是土地扩张与财富、人口的掠夺。当今世界，则演变为不需要拿走土地主权的大规模资源掠夺。任何一个农耕经济时代的国家，只要能保持连续的战胜脚步，经济就足以支撑。一旦连续失败，就既失去了财富掠夺的补充，又额外加大了本土的征发，一进一出，经济必然立即吃紧，立即出现困境。这是战争经济的历史常态。
此时的秦国困境，正是这样的基础原因形成的。
3 秦昭王艰难立储：低谷第一次政治危机
储君问题，是君主制时代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之一。
任何一个国家，权力继承问题解决不好，都是严重的政治危机。长平之战后，储君问题已经成为秦国政局中最为显著、最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了。为了妥善解决这一有可能从根本上威胁秦国国运的问题，秦昭王必须尽最大努力，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最后的精力。为此，只有采取战略守势，以安定大局为上。因此，秦国进入低谷，也有自觉收缩的一面。自觉收缩所以必要，就是要在收缩时期走出权力继承的危机。
秦昭王之储君长期不能确定，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基本事实。战国之世的储君遴选，传统宗法制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仍然是当时奉行的根基理念。但是，由于残酷的实力大争，促使一个国家必须尽可能地遴选出英雄君主。因此，战国时代的国君继承，突破宗法制的现象又远远多于其他时代。这种突破，一般是两种形式，一种是兄弟继承，一种是庶出王子继承。这两种突破，一般来说都是在三种情况下发生：一则，国君正妻（王后）没有生出嫡子；二则，嫡长子先于国君死亡；三则，嫡长子弱智无能，并得到朝臣普遍的确认。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秦国的权力传承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商鞅变法之后，奉行法治，政治稳定。从秦孝公开始的后继储君的遴选，虽然每一代都出现过曲折，但从总体上说一直都是相对顺利的。所谓顺利，就是都在宗法制的嫡长子继承制原则下，解决了权力继承问题，没有出现大的波澜。而且，秦国的继任国君，都是天下公认的雄略之才。
秦国在变法之后的储君遴选，第一次突破宗法制，开始于第三代国君秦武王。
此人性格躁烈，在位只有三年余。在率军进入洛阳王城时，秦武王炫耀武力，与秦军大力士一起力举九鼎之一的雍州鼎，受伤致死。因为正值青年，秦武王此时没有王后所生的嫡子。当时，王权继承人就成了弹性极大、又极为棘手的大问题。但是，这个生性躁烈的秦武王，却在最后关头显示出了惊人的冷静。秦武王遴选的王权继承人，出乎所有大臣的预料，是自己的庶出弟弟嬴稷，而不是与自己同出一母的胞弟。这个嬴稷，就是后来威名赫赫的秦昭王。从出身说，这个嬴稷是秦惠王的楚国妃子芈八子所生的儿子。在秦武王突然死去时，嬴稷还是一个未到加冠之期的少年，大约十五六岁，还和母亲芈八子一起在数千里之外的燕国作人质。
嬴稷既不是嫡子，又不是长子。所以，在即位之初，颇有些许动荡。幸运的是，嬴稷的母亲芈八子，也就是后来的宣太后，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女政治家。儿子继承国王，芈八子自然地成为太后。为稳定儿子的君位，宣太后在初期成功斡旋朝局之后，成了事实上的摄政太后。在她的主导下，楚国名士魏冄做了丞相，青年将军白起成为秦军新统帅。君臣合力，首战大败合纵联军于河外战役，迅速稳定了大局。此后，宣太后摄政的秦国一片生机，开始对山东六国发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强势进攻。
宣太后主政三十余年，秦国获得空前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大政治家。
秦昭王大约在五十余岁亲政，有辉煌的业绩，也有荒诞的错误。在三次攻赵失败之后，秦昭王已经是接近七十岁的老人了，随时可能撒手而去。此时，秦国还没有储君。因此，秦昭王在逼迫地，也是自觉地进入低谷后，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确立国君继承人选。
秦昭王确立储君的历史脉络如下：
秦昭王在一个正妻（王后）之外，先后有8个妃子，共9名“王女”。
这9名“王女”，先后生下10个王子，6个公主。秦昭王正妻，是宣太后主婚的楚国公主，时称芈后。这位“芈后”，婚后不久就生下一个王子，自己却因难产崩血而死。依照宗法制传统，这个王子就是嫡长子，名叫嬴悼。另外9个王子，是8个嫔妃所生的庶出王子。在这9个庶出王子中，以低爵妃子“王少使”所生的一个王子居长，名叫嬴柱，排行二王子。以另外一名低爵妃子“唐八子”所生的王子居次，名叫嬴煇，排行三王子。从当时的综合情况看，这三位年长王子都不出众。嬴悼、嬴柱体弱多病，惟有三王子嬴煇强健英武，性格却很偏狭。
这种状况，一直是秦昭王的心病，也是朝局关注的对象。
秦昭王前期，被特意封为蜀侯并派到蜀郡领政的三王子嬴煇，突然有了反叛迹象。宣太后与秦昭王秘密派司马错为将，平定蜀乱，处死了嬴煇。《史记·秦本纪》对此事的时间记载是秦昭王六年，颇有矛盾——即或秦昭王20岁即位，此时也只有26岁，不可能有一个能独立任事的青年儿子。因此，合理的推定，这件事应该发生在秦昭王前期的20年内，不能确定为秦昭王六年。
这一突兀的王子反叛事件，将册立储君的问题推了出来。之后不久，主政的宣太后促使秦昭王正式册立芈后所生的长子嬴悼做了太子，以示国政安定。可是，到了秦昭王四十年，也就是秦昭王亲政的前一年，体弱多病的太子嬴悼出使魏国，却突然死在大梁了。太子突然死去，储君问题立见紧迫，刚刚亲政的秦昭王大大为难了。
此时的秦昭王，已经将近六十岁了，期待再生王子而慢慢培养，已经很难了。
两年后，秦昭王无奈，只有正式册立此前已经封为“安国君”的庶出王子嬴柱为太子，总算在名义上解决了储君问题，化解了危机。但是，作为储君问题的实质隐患依然存在，就是这位储君能否在身后安定秦国，依然是一个危险的谜团。
4 太子嬴柱立嫡：低谷第二次政治危机
这时的嬴柱，已经年近四十岁了。按照当时的说法，已经是老太子了。
但是，更令秦昭王忧心的，还有后续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则，这个老太子身体状况同样差，自来多病，绝不可能健康长寿；二则，这个老太子历来很少与闻国事，遇事缺乏主见，大事主要靠正妻华阳夫人做主，这种人很难成为明君；三则，太子嬴柱的正妻华阳夫人不生育，没有生下一个子女。太子的一群庶出子女中，只有一个叫做嬴异人的比较出众，还很早就被派到赵国做人质去了。这就是说，老太子嬴柱还没有法定的继承人，若其骤然早逝，局势将陷入极大混乱。
这等情势下，摆在晚年秦昭王面前的实际问题就是，即或老太子嬴柱能够活到继承王位的那一天，也肯定会很快病逝。那时，继承人将再次成为重大危机。届时，依靠老太子嬴柱的才具与精力，肯定不能妥善解决。惟一的办法，就是秦昭王亲自操持，在生前为太子选定一个可靠的继承人，才能确保秦国不会出现连续性的权力危机。
这就是秦昭王最后几年最为棘手的大难题——为老太子嬴柱立嫡。
立嫡，就是在正妻没有生出嫡系儿子，或者所生嫡子因为种种原因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在亲族血统内再选定一个后辈青年作嫡子，承认为自己的继承人。民间说法，这叫做“过继”。按照宗法制传统，重新立嫡的遴选顺序是由近及远：首先在主人的庶出儿子中遴选，再在同胞兄弟的儿子中遴选，渐次扩大范围，直到选出满意的继承人。这种遴选立嫡，在战国并不少见。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田文，就是在丞相田婴没有嫡子的情况下，以才具出色的庶出子身份，经齐威王首肯而被选定为田婴嫡子的。
那么，此时的太子嬴柱，可供遴选的第一序列庶出子有多少呢？
截至安国君嬴柱立为太子，他的女人们总共生下了二十多个子女。按照当时的法度，这些都是太子的庶出子女。经过由秦昭王主导的查勘考校，当时居住在太子府的这些庶出子女，几乎都不具备应有的资质。
这时，嬴柱只有一个庶出子不在咸阳，而在赵国的邯郸作人质。这个庶出公子，就是少年赴赵的嬴异人，也就是后来主动更名的“子楚”。应该不应该对这个庶出子寄托希望，秦昭王难下决断，太子嬴柱及太子府的吏员系统，更是难以评判。因为，这时的秦赵两国已经成了势不两立的死敌，相互封锁，消息难通，这个远在邯郸的王子人质，此时的情况究竟如何？有才具吗？身体正常吗？甚至，在长平大战后有没有被赵国杀死，或者被赵国囚禁？所有这一切，咸阳的相关方面都不清楚。
在此情况下，若舍弃在第一序列选择，则必然进一步影响王族血统的纯正性。但若坚持等候查清这一个庶出子的各种情况，则很可能耽延日久还最后落空，其时秦国政局将更加混乱。这就是太子立嫡所以成为政治危机的要害处。
就在这个艰难微妙的时刻，一个奇特的大商人——吕不韦出现了。
吕不韦的出现及其前期活动，几乎是一个历史的传奇。这个传奇的主要脉络是：卫国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遇见了陷入困境的秦国人质公子嬴异人。吕不韦判定，此人深具利用价值，于是极富创意地说出了一句千古格言：“奇货可居。”此后，吕不韦说服父亲，散财结士，扭转嬴异人困境，并在邯郸组织了一个谋士班子，专一筹划嬴异人返回秦国这件大事。与此同时，吕不韦又深入咸阳探查，掌握了秦国太子立嫡首先取决于华阳夫人，根本上取决于秦昭王的内幕情况。之后，嬴异人按照吕不韦班子的谋划，在两个方向大肆伸展：一则，在邯郸更名为子楚，向华阳夫人的楚国血统靠拢；二则，积极参与信陵君主导的邯郸士林的论战活动，显示才具资质，以求名传天下惊动咸阳。
很快，人质公子嬴异人的种种活动与才具名望，就传入了咸阳。
这样，嬴异人很快就引起了两方面的关注。一则，太子正妻华阳夫人对这个更名子楚的庶出子倍感亲切，有意选择嬴异人为嫡子；二则，秦昭王的国家政事系统，在丞相蔡泽的主持下，通过正式查勘，确认了嬴异人有益于秦国的种种活动与名士声望，以及嬴异人身后吕不韦势力的基本情况。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只要嬴异人能顺利回到秦国，立为老太子嬴柱的嫡子，应该已经没有问题了。
可是，年近七十岁的秦昭王，并没有因为这个重要情况向赵国妥协，以交换让赵国放回嬴异人。当然，更大的可能是，秦昭王判定越是妥协，反而越会促使赵国更为坚决地扣留人质。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进攻赵国，在战胜之后提出条件，解决一切难题。
于是，公元前257年，秦昭王五十年，在迫令白起自杀的同时，以王龁为统帅大举攻赵。秦军再度兵临城下，但却遭遇巨大败绩。按照战国的邦交法则，秦国不守盟约，赵国自然要杀死人质。在这紧要时刻，经过长期准备的吕不韦集团，买通赵国的看守官员，保护嬴异人冒死逃出邯郸。之后，在赵军的追击下，吕不韦、嬴异人在秦赵边界侥幸遇到一支秦军，逃入秦军营地，才告脱险。
王龁攻赵业已失败，秦国以战胜国姿态压服赵国已经没有希望。当此之时，秦昭王最后作出决断：立嬴异人为太子嬴柱的嫡子。六年之后，秦昭王病逝，老太子嬴柱即位，就是秦孝文王。这一年，嬴异人被正式立为太子。秦国相对顺利地完成了权力交接，渡过了这场政治危机。
可是，问题还是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更大的隐患还没有暴露出来。
5 孝文王早逝：低谷第三次政治危机
秦昭王在位56年，病逝之时，已经是七十余岁的老人了。
这次交接，在秦国朝野已经酝酿日久——熟悉的老国王死了，熟悉的老太子继任了，自然不会有什么动荡。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一个突然情况的来临，秦国立即又要再次交接了！原因是，继位的嬴柱——秦孝文王，此时也已经五十余岁了。由于长期多病，他即位当年就病逝了。
这是一个无法预料的变数，也形成了秦国低谷时期的第三次政治危机。所以是一次危机，是因为这样一个跌落格局：秦昭王强势政治所造成的后期真空，骤然越过了秦孝文王一代，要直接由长期做人质而在根本上生疏于秦国庙堂的嬴异人来主持解决。无疑，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是一次隐患很深的危机。
接续的继承人无争议，当然是太子嬴异人。后来的谥号，是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尚算一个清醒者，在吕不韦策划支持下，即位后迅速稳定了政局：尊正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爵文信侯，领国家政事，以洛阳十万户之赋税为其俸禄，对纲成君蔡泽等其余大臣班底，一律不动。
从此，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
事实证明，吕不韦不但是一个超凡的商人，而且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在秦庄襄王基本不问政事的情况下，吕不韦仔细谨慎地处置了秦昭王时期留下的一系列潜在隐患，渡过了财政危机，处理好了孝文王遗孀华阳太后的争权危机，处理好了与蔡泽的丞相替代危机，处理好了与蒙骜等一班元老大将的军政矛盾，使在秦昭王时期已经陷于半停滞状态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也处置好了吕不韦自己与庄襄王之间的特殊关系。凡此等等，都使秦国开始了较快的实力恢复。与此同时，吕不韦还主持发动了对山东的一系列攻势，取得了几次小胜利，吞灭了洛阳王室。
无疑，这次政治危机，是在吕不韦的实际主持下渡过的。
6 庄襄王又早逝：低谷第四次政治危机
如果秦庄襄王能够在位较长时间，也许秦国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可是，这位秦庄襄王在人质生涯中磨损过于严重，在位三年半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247年。此时的储君情况是，嬴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时娶的妻子——王后赵姬所生的惟一一个儿子——嬴政，已经从9岁就被立为太子，此时是13岁的少年。这是君主制时代典型的政治格局之一，称作“主少国疑”——国君年少，朝野不安。这一格局，从来都是典型的政治危机。
这次所有的危机要素，都隐藏在吕不韦与嬴异人的早期活动中。
（1）谜团破解：关于秦王嬴政的血缘问题
所谓谜团，就是传播于山东六国的流言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从而成为后世许多人所认定的历史事实——秦王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纠缠流言，而只需按照严肃的考据辨析，呈现秦王嬴政的生身与少年脉络。
吕不韦有计划地资助嬴异人，开始于秦赵长平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两人结为政治同盟后不久，嬴异人歆慕吕不韦府中一名叫做赵姬的少年歌女，直言不讳地向吕不韦诉说了求婚心愿。依照战国之风，一个大诸侯国的王子王孙，能公然求婚于同道者府上的一个女子，则这名女子一定不会是主人的妻子，也不会是主人名分已定的侍妾。否则，嬴异人的作为，就是一件世风道德所不能容忍的极大丑闻，完全可能导致一个人无法在天下立足。惟其如此，吕不韦尽管也可能喜爱这个女子，但却并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最终，吕不韦还是很爽快地将这名歌女送给了嬴异人。
很快，嬴异人与这名歌女——赵姬，在邯郸完成了婚礼。
嬴异人赵姬成婚后一年，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嬴政。按照当时的说法，这种婚后满年而生，叫做“大期生子”。如果，再加上从吕不韦许诺开始，筹备成婚所必须的一两个月时间，实际上，这个儿子至少是嬴异人求婚后的14个月所生的。
显然，嬴政根本不可能是吕不韦的私生儿子。
《史记》所记流言，在于时间上的巨大矛盾。这则流言的说法是，嬴异人求婚之时，吕不韦已经知道赵姬有了身孕，怀了自己的儿子。按照无论古今中外的常识，依据经验看出或得知女子怀孕，至少得有两个月时间。再则，贵族成婚至少得有些许筹备时间，不会过分仓促，这里又有一段时间。最后，婚后“大期生子”——婚后12个月才生下儿子。
如此，前后历时至少一年半。女子怀孕一年半，还能顺利生产，显然是荒谬的。
从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看，司马迁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所以记载了如此一则自相矛盾的流言，根本原因在于汉武帝时期的反秦理念，已经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司马迁顾忌这一点，必须记载一些普遍流传的“非秦”流言，否则《史记》不能问世。但是，司马迁又有着强烈的历史学家的良知，他没有替流言“圆谎”，而是将流言的矛盾十分明显地呈现出来，使后人很容易在分析之后得出真相结论。对于这部在历史夹缝中写成而遭受到汉武帝多方抑制的伟大史书，我们应该有分析地看。在高端文明时代，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历史目光。
（2）秦王嬴政的少年成长脉络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的一连串历史事实是——秦王嬴政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公元前259年，出生地为赵国都城邯郸。
嬴政出生的第三年，其父嬴异人与吕不韦一起逃回秦国。
孩童嬴政，跟随母亲赵姬隐匿赵国。赵姬之家为赵国富豪，嬴政母子得赵家庇护照应，一直在赵国民间生活了五年。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在位56年病逝，孝文王即位，嬴异人被立为太子。
也是这一年，赵国基于嬴异人已经立为秦国储君，欲谋与秦国邦交正常化，以隆重礼仪送赵姬嬴政母子回到了秦国。时年嬴政8岁。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病逝，嬴异人即位，9岁的嬴政被立为秦国太子。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嬴异人病逝，13岁的嬴政即位秦王。
至此，少年嬴政以13岁少年秦王之身，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3）吕不韦与太后摄政，政治危机埋下隐患
秦庄襄王病逝之时，安排的政治格局是，吕不韦以丞相文信侯身份为顾命大臣，行摄政权，少年秦王尊奉吕不韦为仲父，太后赵姬得与闻国事。也就是说，在吕不韦摄政系统中，赵姬有参政权力。按照秦国法度，这种格局要一直延续到少年秦王举行了加冠礼，嬴政才能亲政，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秦王。
君王在加冠之前不能亲政，在战国时代是一种普遍制度。其间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竞争的残酷性，要求君主必须心智成熟，保证有效理政。秦国自秦孝公开始，除了秦昭王与这个秦王嬴政，其余四代五任君主，都是成年即位。年龄最长的孝文王即位时，已经是五十余岁的老人了。秦昭王少年即位，加冠之后仍然未能立即亲政，一直等到五十余岁时才夺回了亲政权。这段路，秦昭王足足走过了四十年的时间。
而今的秦王嬴政，也要走过亲政之前的这段漫长道路。
因为，秦国的加冠礼，在21岁至23岁之间可以随时举行。也就是说，嬴政的虚位之期，至少要经过8年。在君权制时代，尚未亲政的国王虚位时期，历来是政治上最为多变的危险时期。这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主少国疑”——君主年少，国人不安，政局多变。事实上，大多数宫廷政变，都发生在这样的特定时期。
这一时期的危机演变，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前六年余，以丞相吕不韦总领国政，以上将军蒙骜掌军，太后赵姬与丞相吕不韦关系融洽，基本上不干预国政。这一阶段，在吕不韦相对宽厚的政风与着力恢复经济民生的总政策之下，秦国呈现出一片恢复元气的气象，商旅开始繁荣，经济有所发展。最主要的一件经济业绩，是吕不韦任用韩国治水大师郑国（此时尚未暴露间谍身份），开始筹建渭水北部引泾入洛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为后来这一工程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吕不韦与上将军蒙骜精诚合作，对山东六国重新发动攻势，扭转了秦昭王后期的军事守势。这一阶段的主要军事胜利是：平定晋阳之乱、吞灭东周王室、攻取韩国13座城池、攻取魏国、燕国20余座城池，正式设置了东郡。同时，秦军还有效地以出兵威慑方式，消解了韩、魏、赵、卫、楚五国的一次合纵攻秦。总体上说，吕不韦有效主政的阶段，秦国已经逐渐走出低谷，呈现出全面复苏的状态。
第二阶段，后三年余，太后赵姬与吕不韦摄政集团分裂，与假宦官嫪毐结为畸形同盟，封嫪毐为“长信侯”，并一力支持嫪毐主政。由此，吕不韦政务集团被全面架空，“事无大小，皆决于嫪毐”。秦国政治陷入了空前混乱，各方面迅速下滑，而以军事下滑最为严重。
首先，上将军蒙骜于秦王政七年病逝，秦军一时没有了合适的军事统帅。
其次，蒙骜死后一年，在秦军无大将，又逢嫪毐乱政的情形下，年轻的王族子弟长安君成蹻，自请率军攻赵，但却在晋阳屯兵不进，随之举兵发动叛乱，图谋在秦国乱政中夺取政权。这场乱兵之祸，波及整个河西地区，对当时的秦国局势影响很大。危机之际，吕不韦联结秦国各方力量，艰难筹划，平定了反叛。但是，秦军元气也因此而大有损伤。
其三，在军事出现乱局的同时，政治格局更显危机。长信侯嫪毐在太后赵姬的支持下，权力大为膨胀，封地实力大为扩张，部分朝臣与一批咸阳守军将领，相继投身嫪毐集团。
不可避免地，一场恶性政变已经在秘密酝酿之中。
这时候，挽救秦国危机的力量在哪里呢？
（4）虚位数年里，秦王嬴政的政治力量储备
在吕不韦领政的第一阶段，年轻的秦王致力于自我锤炼，基本上不过问国事。
可以推定的历史事实是，此时尚是底层将军的王翦、尚是少年才子的蒙恬，尚是吕不韦门客的李斯，都是在这一时期与秦王嬴政开始交往，并形成某种早期政治同盟的。也就是说，吕不韦主政时期的少年秦王，对当时的秦国政局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评判，已经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已经开始着意搜求自己的政治力量了。
后来，王翦能被尊为秦王师，蒙恬能成为骨干大将，李斯能在吕不韦集团散去之后顺利进入秦王嬴政的新枢纽，其根基，无疑都在秦王加冠之前将近十年的混乱时期。到吕不韦势力被架空，嫪毐势力突兀出现之时，嬴政已经二十岁了。
此时，秦王嬴政可见的力量结构是：通过王翦联结军中的少壮派力量，通过蒙恬联结军中的元老力量，通过李斯联结幕僚力量（包括李斯本人的某种策划）。除此之外，尚有王族中反对王后嫪毐乱政而站到嬴政一边的王族正统力量——昌平君、昌文君等势力。同时，嬴政还拥有一支强大的同盟力量——坚决反对嫪毐乱政的吕不韦集团。
这时的秦国政局，已经处于丧失中枢、全面混乱的状态了。
丧失中枢，使秦国的王权决策系统、秦国的王族根基力量、秦国的丞相政务系统，全部陷于瘫痪。全面混乱，使庞大复杂的秦国政务，全部决定于政治白痴嫪毐的长信侯府，决定于昏昧淫乱、胡天胡地的太后赵姬的雍城寝宫。整个秦国的军政民生大计，都沦入嫪毐集团的胡乱挥洒与肆意涂抹之中。
7 秦王嬴政力行主导。一举粉碎嫪毐政变
嫪毐赵姬乱政，是秦国历史上，也是整个战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滑稽戏。
但是，这场政治滑稽戏在当时现实中指向的目标，却是非常惊人，而且是非常残酷的。它要杀害秦王嬴政，要颠覆秦国政权，要改变秦国的法治传统，要杀戮大批秦国的臣民将士，要从根本上毁灭秦国！对当时的秦国而言，这是自商鞅变法之后最严重、最荒诞的一次政治大灾难。
白痴嫪毐与昏昧赵姬毫无遮掩的野心密谋，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秘密。
秦王嬴政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吕不韦集团也很快清楚了这一野心与阴谋。因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说，吕不韦集团是嫪毐的直接政敌，而太后赵姬又是被吕不韦抛弃了的宫廷怨妇。嫪毐与太后赵姬结盟，第一个要除去的对手就是吕不韦。作为精明缜密的政治家，吕不韦不可能没有危机意识，也不可能没有基本的消息来源。
对《史记》记载加以排列，司马迁对混乱局面叙述之后，所呈现的第一个事实是：“秦王政十年四月，上宿雍，王冠，带剑。”这就是说，这一年的四月，秦王嬴政住进了雍城，要举行加冠大礼了，要带剑亲政了。这是一个转折点，可是还没有完成。
将秦王的加冠大礼推上法定程序，这是当时秦国的健康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消弭秦国政治灾难的最关键环节。从当时秦国的政治实际，以及简单史料遗留下来的事件要素，我们可以对这一事件的过程进行分析推定，完整呈现如下——公元前238年春，彗星出现，长可径天。依据星象理论，这是国家大凶的预兆。
以“彗星凶兆”为依据，具有极强政治主动性的秦王嬴政，发动王族大臣与吕不韦集团，共同上书太后赵姬与实权嫪毐，请求按照秦国法度，为已经22岁的秦王嬴政举行加冠大礼。因为，此时的吕不韦集团与王族大臣集团，都居于无权地位，若无秦王一方暗中发动，不可能有联合行动的契机。
嫪毐、赵姬集团接此上书，非但没有拒绝，反而将这一事件看做是将预谋政变付诸实施的大好机会。嫪毐集团的预谋步骤是：首先，将加冠地点确定在雍城蕲年宫，也就是秦国的老都城、赵姬的太后寝宫所在地，以利嫪毐势力的铺排与控制；其次，借冠礼之机在雍城发动兵变，攻杀秦王嬴政；第三，同时在咸阳举兵叛乱，攻占王城，攻杀秦国主要大臣；最后，拥立嫪毐与赵姬的私生子即位秦王，嫪毐与太后继续摄政，建立自己的新政权。
秦王嬴政一方，则是将计就计。
当年四月，嬴政进入雍城蕲年宫，等待加冠。
借筹备加冠大礼的间隙时间，嫪毐集团以“秦王印玺”与“太后印玺”，秘密调集已经掌控的各方兵力，向雍城、咸阳集中。这些兵力，主要是五个部分。其一，关中各县的守军，按照当时的秦国法度，这叫做“县卒”；其二，都城咸阳的护卫军，当时叫做“卫卒”；其三，能够掌控的零散骑兵，当时叫做“官骑”；其四，已经事先通联好的秦国西部戎狄首领的警卫兵力，也就是“戎狄君公”的私兵；其五，事先招募的门客、舍人、游侠等组成的临时武装。这五种武装力量，大体在数万人至十万人之间。在加冠大礼之前，他们以各种名义分别进入雍城、咸阳，聚集埋伏，以待兵变号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