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为平乱中枢的秦王嬴政，以三方面力量紧急应对兵变。
一方力量，秦王嬴政亲自率领随从护军、内侍宫女等，在雍城蕲年宫抗击乱军。
另一方力量，预先在咸阳部署就绪的王族大臣昌平君、昌文君，秘密调集王族大臣府邸的护卫兵力与精壮人口，以及王城内侍、宫女等为临时兵力，攻杀咸阳乱军。
第三方力量，王翦与蒙恬在外围发动的可能的支援力量。
这场平叛战争，秦国的主力大军究竟有没有以某种方式介入，史料没有记载。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形，秦王嬴政与将军王翦、军旅世家蒙氏家族，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加上又有吕不韦在事实上的支持，我们合理推定，很可能有秦军的一部分以某种形式介入了平乱。因为，这场兵变的平定，没有出现任何波折，嫪毐集团非但很快全面溃败，而且，连逃出关中的可能都没有实现。可见，秦王力量之广泛。
平息叛乱后，秦王嬴政立即下令：活擒嫪毐，赏钱百万；杀死嫪毐，赏钱五十万。
数日之内，嫪毐与乱军将领官员20余人，全部在逃窜中被“秦人”活擒。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范围兵变，就这样被干净利落地平定了。
平定嫪毐兵变，是秦王嬴政走上政治舞台的一场血与火的洗礼。
之后，嬴政“加冠带剑”，收回了标志权力格局的各种秦王印玺，完成了亲政大典。《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将“王冠，带剑”写于“上宿雍”之后，嫪毐兵变之前，只是叙述的方便，而不是说，秦王嬴政在四月先举行了冠礼，再平乱。因为，这里有一个政治逻辑关系是无法逾越的。如果秦王先行冠礼，必然收回印玺，如此，嫪毐的以“秦王印玺”调兵，也就是“矫王玉玺”的事实，就不可能发生了。
平定嫪毐叛乱，是秦国后期最为重大的一次政治转折。
当时的实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举朝大臣丧失权力，连吕不韦这样的强势丞相，也被全面架空。太后赵姬淫乱不休，神智几近愚昧，随意挥洒爵位封地，以河西晋阳地区（今太原地带）全部作为嫪毐封地，使嫪毐势力急剧膨胀。一批秦军将领与官员，也都投奔了嫪毐集团。嫪毐本人粗蠢狂妄，具有赤裸裸的原始性，随时都有发动兵变，搅乱并毁灭秦国的突如其来的危险。历史地看，面对涉及如此深广的一场乱局，任何一个尚未亲政的寻常的年轻君主，几乎都是无能为力的。
只有年轻的秦王嬴政，独能冷静、果决、勇敢地应对，在危急时刻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尚未亲政，而能策划并实现平定兵变，这一政治实践证明，秦王嬴政是一个极其罕见的政治天才，他一出现于历史舞台，就在大乱之局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意志与才华，获得了秦国朝野的一致拥戴。
此后，在秦王嬴政的主持下，嫪毐兵变事件迅速结案。嫪毐被车裂，灭族。参与兵变的将军官员二十余人，全部被判处斩刑，其家族并其余参与叛乱者四千余家，被分别判处流放巴蜀、宗庙苦役等刑罚。
秦国的乱局安定了。可是，更为深刻的政治危机又再次来临了。
承担大一统使命的秦国，注定要经受全面而深刻的历史锤炼。
帝国序幕：诀别吕不韦集团
1 秦王嬴政与吕不韦的鸿沟
接踵而来的政治危机，是年轻的秦王与文信侯吕不韦之间出现了鸿沟。
吕不韦与秦王之间，有两道鸿沟，一道是历史性的，一道是现实性的。
历史的鸿沟，是吕不韦“私进嫪毐”引起的政治灾难。乱国巨奸嫪毐，所以能以假宦官身份进入太后宫“侍奉”太后赵姬，是吕不韦一手策划并操持实现的。背后的原因是，秦庄襄王病逝后，吕不韦与太后赵姬私通。已经认识到少年秦王过人天赋的吕不韦，深恐秦王成人亲政后觉察自己与太后的私情而对自己不利。但是，立即断绝与太后的私情，又怕赵姬因不耐寂寞而迁怒于自己。于是，急于脱困的吕不韦，寻觅到一个有着巨大阳具的市井无赖嫪毐。之后，吕不韦利用摄政权力，假称嫪毐是既成事实的宦官，绕过了王城的宦官检查制度，将嫪毐秘密送入了太后寝宫。
吕不韦曾经的作为，有两个污点，一是与太后私通，一是私进嫪毐。
就第一桩事实来说，在当时并不是多么严重的罪责。整个春秋战国时代，风习奔放，礼教远未如后世那般成为人性桎梏。其时，男女情事很少禁忌，权势大臣与前任国君之遗孀，也就是与太后两相私通，并不少见。甚或，大臣与在世国君的妻子，也就是与王后两相私通，都是相对常见的事，史料也多见记载。虽然，这种行为是违背礼法的。但是，只要不成为公开的丑闻，只要不导致重大的政治灾难，各国都不看做是必须揭露处置的严重事件。包括私进嫪毐，使正在中年的太后满足性欲，本身也是可罪可不罪的事，弹性极大。否则，吕不韦也不会如此设计自己退出太后宫闱的方略。
吕不韦的两桩事实，所以在性质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根基在于后续的政治演变。
嫪毐兵变发生后，吕不韦曾经的两桩事实，就成为自己可能的灾难根源。连带追究，就远远超过了君臣私通而仅仅违背礼法的意义。因为，吕不韦的作为，直接导致了天下最大的宣淫乱国丑闻，非但给秦国王族带来了难以洗刷的耻辱，而且给国家带来了空前的政治动荡，引起了举国不满。嫪毐兵败，举国民众军士出动缉拿，其党羽四散逃亡，最终却无一漏网。这一事实已经充分说明，当时的秦国社会对嫪毐集团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在这样的政治大形势下，依照秦法，吕不韦的连带责任是一定要追究的。
现实鸿沟，是《吕氏春秋》新生的治国理念大冲突。
吕不韦由商入政，是一个非常有独立思想的大政治家。
在整个战国时代，商贾出身的大政治家有两个，一个是魏武侯时期的白圭，另一个就是吕不韦。两人相比较，吕不韦的实际成就与政治理论，都比白圭要高出许多。从政治实践看，吕不韦进入秦国，先在秦昭王病逝、秦孝文王病逝的两次艰难时刻，与当时的丞相蔡泽一起，安定了政局。此后，从秦庄襄王元年任开府丞相，直到秦王政七年被赵姬嫪毐架空，吕不韦实际全面统领秦国政务十年有余。这十余年之中，恰恰又逢两大政治危机相连：秦庄襄王病逝，秦王政少年即位。
除去最后的嫪毐事件，秦国在低谷时期的危机，都是吕不韦引领秦国渡过的。
吕不韦治国方式的独特，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宽和养息，二是有序出新。
从吕不韦领政期间的实践看，吕不韦治秦的着力点，不是僵硬地维护秦法，而是相对注重弥补秦法的疏漏，尤其是执法的过分刻板这一点。譬如，吕不韦时期在奖励耕战之外，也大大发展了秦国的商旅贸易。而且以秦王名义，给有重大贡献的巴蜀商人寡妇清建立了怀清台，给北地郡大商乌氏倮封了比较高的爵位，公开鼓励商业的发展。同时，吕不韦注意了在低谷时期减少用兵，减少征发，使民众在连绵大战之间有所休息。虽然，吕不韦不可能在当时的秦国公开提出“宽和养息”的政略，但是，他的政治实践已经充分蕴涵了这一方向。
所谓有序出新，是两个方面。其一，吕不韦时期整肃了秦国政务，有效克服了自秦昭襄王晚期开始的由于没有出色政治家领政而导致的政务积压，国政混乱，使秦政重新恢复了高效有序的流转。在法度整肃之外，又增添了一种管理意义上的流畅性。
其二，吕不韦在兵器生产等领域，以自己丰厚的商业经验与超一流的管理水准，建立起了统一的标准化生产制度，使秦国的军事工业大大出新，远远领先于山东六国。今天，我们在兵马俑坑发掘出的难以计数的箭镞，都是同一个标准尺度。而且，大型器械上都刻有“相邦吕不韦”与监理者、制造者的名字。这些珍贵的发掘物，就是两千多年前吕不韦时期开创的标准化生产的实物。
看到它们在两千余年之后依旧粲然生光，我们如何不为之惊叹呢。
2 吕不韦主持编撰治国大百科全书
吕不韦的治国方式，植根于他组织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这部大书。
我们得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先看书名——《吕氏春秋》。“吕氏”两字，显然是一种归属界定，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则，这部大书是以吕不韦治国理念为主导的；二则，这部大书是吕不韦组织编撰的。“春秋”这个词，原本是西周时期各诸侯国史官所记录的国史资料的普遍名称，这里只是借用其寓意而已。
古老的史料史书，为什么叫做“春秋”？
就实际而言，其语意起源，在于夏商西周三代以至春秋中期，国家大事，尤其是战争，大体都发生在春秋两季。冬日严寒，百事收敛；夏日酷暑，更兼农忙。许多军国大事在这两个季节都无法进行，或者自觉取消。所以，记载国家大事的史料，或者史官与学者个人撰写的史书，用“春秋”两字概括，既简洁形象，又符合实际。因为这一传统，后来孔子编撰的鲁国史，也使用了“春秋”这一既定名称。就是说，史书以“春秋”命名，并不源于孔子，但却彰显于孔子。自孔子编撰《春秋》之后，“春秋”之名便成为史书的代称了。
但是，吕不韦编纂的著作显然不是某一国史书，为什么要叫做《吕氏春秋》？
这部大书的总体结构与基本思想，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命名秘密。《吕氏春秋》全书20余万字，是中国先秦时代规模最大的著作之一。这部大书的总体结构是3部26卷，其构成全貌为——第一部 纪部，共分12纪，26卷；每卷5节，共60节 第二部 览部，共8卷，称为八览；每卷8节，共64节 第三部 论部，共6卷，称为六论；每卷六节，共36节 三部之中，第一部规模稍大，但大体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结构很整肃。
这部煌煌大书，都在说什么？让我们先看看，每一部的基本点是什么。
先看第一部，也就是纪部。其名称含义，是取“纲纪四方，梳理政事”之意。实际内容，是将一年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所拥有的十二个月，分为十二纪。依据数千年形成的传统与经验，详细叙述每个月应该进行的国家政务，以及每个月必须由官府督导的民生大事。第一部的宗旨，是按月划定国事纲目，以明确轻重缓急。从实际方面说，这是吕不韦为治国理政所制定的一部政治月历表，在当时具有非常巨大的实用价值。
再看第二部，也就是览部。其名称含义，取“天斟万物，圣人览之”之意。实际内容，是从总体上论述为政治国的理念。理念的确立根基，是每卷开首叙述的天地万物的构成与运行法则。围绕这一法则，再对治国理念进行纲要性论述。所以，第二部是全书的根本理念表述，也就是吕不韦政治思想的总纲领。吕不韦诸多根基理念，都是在八览部提出的。
第三部，也就是论部。其名称含义，取“权衡论说，而后立规”之意。实际内容，是论述评判政治核心阶层——君臣之道，以及潜在的政治阶层——士人的立身持节价值准则。针对国君的论述，有《察贤》、《期贤》、《壅塞》、《当赏》等节。针对臣子的论述，有《贵直》、《直谏》、《有度》、《分职》等节。针对士人的论述，有《不苟》、《自知》、《博志》、《士容》、《务大》、《知化》等节。这些做人做事的价值观，当然都同时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纯粹针对某个阶层的。所以，“六论”这一部，可以看做是吕不韦对政治人格的要求，以及对人世风习、做人做事准则的价值评判体系。
全貌之外，必须提及的一点是，《吕氏春秋》独特的论述方法。
无论是“八览”、“六论”，还是“十二纪”，都有一个共同的论述方式，先说道理，再讲此前两千余年以至春秋战国的相关案例，以提供这种立论的历史证据。所以，《吕氏春秋》既包含了吕不韦对治国之道的理论总结，也包含了极其丰厚的寓于无数历史故事之中的个体政治经验。在当时，要达到对此前数千年政治经验的搜集整理，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吕氏春秋》所以能事事举证，没有强大的以门客形式聚集起来的人才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赫赫大名的李斯，当年就曾经是《吕氏春秋》的主要编撰者之一。
如此一部大书，堪称当时的治国大百科全书。而且，开创了以系统的史实佐证系统的理论的宏大风格。至此，我们可以明白，这部大书为什么定名为《吕氏春秋》了。这一书名，实际彰显的是这样一种理论道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论证确立吕不韦的治国思想；吕氏之思想，求证于历史之事实，是为吕氏之“春秋”也。
书中的某些基本理念，已经通过吕不韦的治国实践，在秦国实行了一段时间，并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此一部堪称空前绝后的实用性政治原典大著作，为什么还是遭到了以秦王嬴政为首的秦国主流集团的反对呢？
3 法王之争：两种治国理念的巨大冲突
先让我们以时间顺序，来看看这部书是如何公之于世的。
依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吕氏春秋》完成于吕不韦势力全盛之时，也就是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七年之前。依据编撰如此一部大书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吕不韦的性格因素等情形推断，这部大书编成后，不会立即以公然悬挂于咸阳城门，以“一字千金”征求纠错的方式公开。这部大书之所以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公开，只能是在吕不韦失势之后。更大的可能，是在嫪毐罪案审结而吕不韦的连带罪行即将公开之时。
从文明史审视的意义上，我们没有必要对事件的发生时间作过多纠缠。
事件的进程是，吕不韦的大书，以特异的方式公开了——公然张挂南门，悬赏“一字千金”而征求纠错。应该说，吕不韦不愧具有超凡的商家根底，广告案的策划实施在当时社会远远超前，立即起到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身为首席领政大臣，吕不韦不首先在庙堂公布政见，而是向社会直接公开，显然是要借民众舆论向秦王庙堂最高层施压，也向秦国的主流法治理念挑战。所以要以如此惊人的方式公开政见，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吕不韦与秦王嬴政已经无法正常沟通了，而吕不韦又绝不甘心自己的大政著作被秦国新庙堂的冷漠所埋没，只能向社会公开，以求获得民心支持。
吕不韦的这一举措，加速了与秦王嬴政的诀别进程。
秦王政必须应战，秦国主流意识也必须应战。此时，吕不韦在嫪毐事件中的重大罪责，也已经被清查出来了。以前者为根基原因，以后者为直接原因，吕不韦被秦国主流政治集团所支持的秦王罢免了丞相。但是，嬴政主流集团保留了吕不韦的文信侯爵位，也保留了秦国惟一的一块对吕不韦的实封之地——洛阳封地，责令吕不韦离开咸阳，回到洛阳封地居住。
与“私进嫪毐”的犯罪事实相比，这是很轻的一则处罚。
其间原因，一定有着秦王集团追念吕不韦功绩的因素在内。
可是，移居洛阳的吕不韦，却被山东六国奉为英雄。年余之间，“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嬴政基于政治警觉，顾忌吕不韦与山东势力结盟反秦，故此，特别下了一道王书，指斥了吕不韦，并下令其迁徙蜀郡，远离中原。从政治原则与国家安全的意识出发，秦王嬴政迁徙吕不韦的处置方法，并没有错误。可是，接到王书指斥的吕不韦，却饮鸩自裁了。关于吕不韦自裁的心理动机，太史公的说法是：“自度稍侵，恐诛”。也就是说，太史公认为是吕不韦觉得自己做得过分，怕被秦王诛杀，所以就喝下毒酒死了。应该说，这无疑是接近于真相的方面之一。
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大政治家，吕不韦的非常之死，仅仅是羞愧与恐惧吗？
依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的政治品格，以及两个人毕生的政治实践，吕不韦与秦王嬴政的分道扬镳，其根本原因，应该不在于嫪毐事件。因为，吕不韦私进嫪毐的罪行被清查之后，仍然保留了最高爵位与最大封地，惟一的处罚，仅仅是免去丞相职务而已。这样的处罚，实际上仍然给吕不韦重回政坛，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在此情况下，吕不韦在洛阳居住一年多之后，秦王嬴政再度下书，责令吕不韦迁徙蜀郡，并对吕不韦作出了尖刻地斥责。所以如此，一定是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首先，在秦王嬴政方面评判，吕不韦在洛阳频繁“交通”山东重要人物的行为，是吕不韦政见不可能再有更改的表现。长此下去，很可能成为秦国的某种威胁；其次，在吕不韦方面则由此判定，秦王主流集团已经彻底拒绝了他的治国政见，并对他有了很强的戒惧心理，自己重回秦国政坛的希望已经破灭了。
对于一个杰出的大政治家来说，只有政治目标的彻底丧失，才能导致精神崩溃。
吕不韦的政见与秦王主流集团之间，究竟在什么地方错位了，冲突了？
吕不韦的治国理念与秦国的主流理念，存在着三方面的重大冲突。
其一，吕不韦赞同变法与法制，但却不尊奉法治，违背秦国的惟法是从传统。
其二，吕不韦主张实行封建诸侯制，与秦国实行的郡县制有根本冲突。
其三，吕不韦主张效法古圣贤治国，杂取各家为政之道，与秦国奉行的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的传统，有着巨大的矛盾。
这三个方面，既体现于吕不韦的领政实践，更体现于《吕氏春秋》的系统论述。
第一方面，实质是吕不韦王道人治理念，与秦国法治实践之间的矛盾。
在《吕氏春秋·孝行览》中，吕不韦明确提出：“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这种以孝道为治国根本的政治理念，显然是周代礼治的理念，也自然是人治理念。在这样的人治理念下，吕不韦赞成变法，承认法制，并主张适时修法，实际上不是法家的变法理念，而是将法制看做第二位的国家规范，是以服从于“孝行礼治”这个“本”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的修法，自然是将秦国法制修改为趋向于“孝行礼治”的工具式法制。
吕不韦的领政实践，所以表现出宽和温厚，其主导理念正在这里。与此同时，《吕氏春秋》对在秦国成功实行深刻变法的大政治家商鞅，也进行了政治节操上的抨击。吕不韦认定，商鞅“诱俘”公子卬是“不义”的，是唯利是图的“趋利”行为，是导致逃国无门的根本原因。这一思想，不可能不引起秦国主流意识的警觉与反感。
第二方面，实质是吕不韦的诸侯制理念，与秦国郡县制实践之间的矛盾。
其时，已是战国末期，秦国的郡县制已经全面推行百余年，根基已经确立。但是，《吕氏春秋·慎势览》却提出了相反的理念：“众封建，立诸侯，长治久安。”吕不韦的这一主张，有四个基本点。其一，以慎到的“定分”理论为根基，认为“分天下而治”的诸侯体制是最好的国体；其二，国家太大，难以治理，“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其三，多多分封诸侯，不要怕小国多，要“众封建，多建树”；其四，举凡“圣王治世”，都是封建诸侯制，只有这样的国体才能久远存在。
显然，这种分封诸侯的理论，不但与秦国现实不符，而且与天下七大战国的现实都不相符合。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天下统一思潮已经蓬勃弥漫，而显然的历史趋势，是以集权郡县制为基础的统一。《吕氏春秋》的诸侯制理念，显然与秦国的主流理念相去甚远。
第三方面，实质是吕不韦的价值取向，与秦国法家主流之间的矛盾。
一部《吕氏春秋》，以博采众长为特点，以杂取百家为政经验为理论来源。但是，在博采众长之下，《吕氏春秋》也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根基：以王道礼治为根本，确立组合百家的取舍原则。秦国所尊奉的法家，在吕不韦的百家体系中只居于很不重要的第二层面，甚或更低层面的位置。细读《吕氏春秋》，或涉及法家人物，或正面论述法家理念，或引用法家言论之处，都是很少很少的。这一价值取向，与当时的秦国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就当时整个战国政治理论的潮流而言，也是偏狭落后的。
与“尊法”相对，《吕氏春秋》提出的君臣关系的总纲是另一个理念——义。
在这部大书中，两次集中说到“义”的国家纲纪作用。其一，在《仲秋纪·论威》篇中认定：“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吕不韦的“义兵”说，也正是在这一根基理念下提出来的。其二，在《慎行论·无义》篇提出：“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趋利，固不可忘义也；以义动，则无旷事矣！”正是在这一篇中，吕不韦以商鞅的“不义”为例，对商鞅提出了严厉的政治批评。
从总体上说，吕不韦在君臣政治关系的准则上摒弃了法治，而以诉诸精神道德的“义”为根本准则。其实践结果，显然是将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导向了混乱。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都不是良性的政治法则。
历史地看，我们要明白的基本点是：
其一，吕不韦与秦国主流的政治理念冲突的结局，对秦国影响深远，基本奠定了秦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其二，秦王嬴政与吕不韦两大政治家分道扬镳，与个人恩怨基本无关。秦王嬴政诀别吕不韦，是政治理念冲突的必然性决定的。以私人恩怨解释历史，是一种偏狭意识。
其三，对政治理念冲突，惟一的评判标准，就是历史实践原则。谁脱离了华夏世界普遍的历史实践，谁脱离了秦国的国情实践，谁就必然走向失败。在这一点上说，吕不韦脱离了战国潮流，而将目光投向了“法先王”的历史经验论，是与当时的历史走向严重违背的。
其四，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虽然博大渊深，但在其问世之后，始终未能成为华夏世界的主导性政治哲学。从文明遗产的意义上说，《吕氏春秋》的最大价值，在于系统整理了远古治国的政治资料，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意义。
富国强兵：秦国实力大跨越
1 秦王嬴政面临的历史选择
年轻的秦王亲政了，但是他所面对的秦国还陷在低谷困境之中。
走出这一低谷困境，秦王嬴政所统领的秦国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这八年，是秦国在整个战国时代的大转折之一。但是，从中国统一文明的生成上看，这次转折，秦国再度富裕强大，是中国分治文明实现历史性跨越而走向统一文明的第一步，是秦国由分治大国迈向统一大帝国的第一步。因此，这是秦国历史命运最为重大的一次转折。
秦王嬴政亲政初期面临的可能性选择，具有复杂的多面性。
嬴政初期的秦国，仍然是七大战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年轻的嬴政所面临的国家选择，不是非常紧迫的关乎国家存亡的历史选择。但是，就其面临的可能性走向而言，却要比秦孝公时期更为广阔多样，内涵也更为复杂。就基本方面说，这一时期的秦国要继续向前，至少有四种可能性走向：
其一，守成而无所作为，秦国继续下滑，陷入更深的灾难；
其二，深刻盘整，振兴秦法，富国强兵，使秦国再度崛起，完成统一天下大业；
其三，梳理内政，休养生息，使秦国稳定缓慢地发展，不求在这一代统一天下；
其四，尊奉《吕氏春秋》道路，恢复实力，修改秦法，推行王道义兵，迫使六国称臣，秦国王天下，再次建立夏商周三代的诸侯封建制。
艰危困局与诸多歧路，都摆在了面前，秦王嬴政面临着空前的历史考验。
2 开局首战经济：大修郑国渠
梳理秦王嬴政亲政之后的第一阶段——前八年的活动足迹，我们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后世遗忘的基本事实——嬴政大刀阔斧地振兴秦国，实际是从解决经济困局入手的。从史料的简单记载看，嬴政亲政的第一年有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稳定政局。以彻底解决嫪毐兵变罪案为基础，妥善应对吕不韦集团公开《吕氏春秋》的政见挑战，顺利罢免了吕不韦的丞相职务。罢免吕不韦的政治意义，是秦国统一了治国政见，决意继续奉行秦孝公、商鞅开创的战时法治。
第二件大事，下“逐客令”，对山东六国入秦人士大清理，全面驱逐出境。这就是史书所说的“大索逐客”。逐客事件，是秦王嬴政在政治战略上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这一事件的发生，说明年轻的秦王嬴政此时尚处于政治上的成长时期，还没有真正成熟。
第三件大事，是李斯上《谏逐客书》。秦王嬴政见书悔过，废止“逐客令”，并任用新入秦国的尉缭为国尉，任李斯以重大使命——“李斯用事”。秦王嬴政在废除“逐客令”之后，一举擢升了两个军政大才，重新回到了广纳山东人才的优良传统之下。这一事件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意义——秦王嬴政在急剧的政治风雨中迅速走向了真正的政治成熟。自此，作为伟大政治家的秦王嬴政走上历史舞台，终其一生，错误少见。
上述三件大事中，埋藏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经济决策——郑国渠的上马。
这一决策的引出，直接源于政治事件。因为罢免吕不韦丞相之职的必然清查，发现了吕不韦领政时期任用的韩国水工郑国的“间人”身份与“疲秦计”。秦王嬴政怒不可遏，当即颁发了荒唐的“逐客令”，全面驱逐山东人士。之后，李斯上《谏逐客书》，秦王嬴政清醒悔改，收回成命，再度回到坚持重用山东人才的道路上。至此，引泾工程及其主持者郑国的问题，正式浮出了水面，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们先来将零星闪烁的史料联结起来，推断出郑国渠的前期脉络——
首先，吕不韦有效领政的前七年之内，韩国派遣水工郑国入秦，实施疲秦计；
其次，郑国拜见吕不韦，提出了引泾水利工程的可行性谋划；
再次，吕不韦认定这一工程有利秦国，决定该工程由郑国主持筹划；
第四，工程全线勘察以及渠口修建等初期筹备，在此后两三年内完成；
第五，吕不韦后期，因嫪毐集团乱政，无法征集大量民工修建主干工程；
第六，嫪毐主政时期，种种乱象掣肘，引泾工程事实上成为被搁置的半拉子工程。
上述六个阶段呈现的基本事实是，郑国渠的上马决策，及其渠口开端工程与相应的前期筹备，都是在吕不韦有效主政的前七年之内完成的。但是，从泾水出口东达洛水的四百余里干渠，以及进入农田的大量支渠、毛渠灌溉网，都还没有修建。也就是说，引泾工程最耗费人力的主体部分，事实上还没有动工。实施这一工程最大的困难，就是需要几乎整个关中的全部人力。正因为引泾工程巨大的人力需求，韩国才将这一工程定为“疲秦计”，并且派出最著名的水工，诱使秦国上马这一工程，欲图将秦国拖垮。
以当时的现实考量，摆在秦王嬴政面前的问题很尖锐，也很急迫：上不上引泾灌溉这个“半拉子工程”？用不用郑国这个“间人”水工？工程若成功，自然对秦国有巨大的利益；可是，工程若不能成功，则秦国就此将陷入泥潭。利益与风险，几乎是同样巨大的。况且，这时的秦国，面对的是一个战争多发时代。对于任何一个决策者，要在战时社会下决心动用腹心地带的全部精壮人口去投入一个巨大的工程，事实上都是很困难的。
遗憾的是，史料没有给我们留下当时秦王决策的直接记载。
史料呈现的事实是，郑国得到了重用，成为统率引泾水利工程的重要大臣。紧接着，秦国征发了关中腹地的几乎全部精壮人力，在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引泾工程。并且，正式将这一工程定名为“郑国渠”。
相比于战国初期山东六国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引漳灌邺等水利工程，郑国渠主体工程的完成速度是惊人的。即或从吕不韦的筹备时期算起，有效施工期也只有四年左右的时间。这一不可思议的速度展现出的要害事实是，在罢免吕不韦之后，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秦王嬴政，并没有因人废事，而是敏锐认识到了引泾工程对秦国再度振兴的重大基础意义，正确处置了“郑国间人”事件，毅然决定工程重新上马，从而一举打开了秦国的经济困局。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依据《史记》记载，这时的李斯已经开始被重用了，这就是“李斯用事”。但是，李斯究竟在什么重要岗位上，以至于达到要害位置才使用的“用事”概念，《史记》却没有指明。依据当时的实际，最大的可能，就是李斯与郑国一起领导了引泾灌溉工程——李斯领民政并统辖全局，郑国领专业工程。由此，李斯建立大功，开始进入秦国政治高层。
要了解郑国渠对秦国的重大意义，我们首先得明白战国末期的农耕自然条件。这个条件的基本点，是农耕经济所依赖的水利工程的状况。自远古直到战国初中期，华夏世界水情的基本方面是，水多成灾。无论当时的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是水患连绵，洪水之害远远大于缺水之灾。大禹治水之后的千余年，水情基本格局仍然没有变化。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华夏世界关于水的使用理念，才有了一个总体说法——益水。
所谓“益水”，就是可以被人利用而很少泛滥成灾的江河湖泊。与“益水”理念相适应，流传久远的所谓治水，所谓防川，也都是指治理江河水患灾害的，并不包括对缺水灾难的治理。也就是说，那时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疏导河流，减少、防止或根治水患，预防旱灾的重要性尚未被人们认识。秦昭王晚期修建的蜀郡都江堰工程，就是以治理四川盆地的水患为主要目标的。
农田灌溉这一课题，在战国之前基本上没有进入国家水利工程的视野。
自战国初期开始，由于气候变化，旱灾现象渐渐增多。干旱对农耕的威胁，才引起了一些率先变法的大国的警觉。魏国初期修建的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西门豹、史起先后修建的引漳灌溉工程，秦国上将军白起攻入楚国后修建的四十余里白起渠，都是为解决旱灾问题的。从战国中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干旱现象更为频繁。战国末期，黄河流域的干旱现象一度曾经十分严重，不但覆盖了中原的魏、赵、韩三国，也覆盖了秦国大部分地区。
秦国的旱情，以关中最为严重。
其时，整个关中平原的农耕状况，以对渭水及其支流的利用为区分依据，呈现为三个大块的不同情况。第一大块，以雍城、眉县为中心的关中西部，是秦国在春秋时代与战国初期的根基地带，有秦穆公时期的长期着意经营，就近利用渭水的小型灌溉工程相对充分，受干旱威胁较小。第二大块，关中中部、东部的渭水以南区域，远接秦岭，有源自秦岭的诸多河流北入渭水，水源条件非常好。但是，由于当时这一区域的气候温润，大多被森林覆盖，故此多为王室园林或驻军基地，可耕地很少，无法成为关中的农耕基地。第三大块，自泾水出山口开始，东去直达北洛水的关中中部、东部的渭北区域，集中了当时关中平原绝大部分农耕土地，是秦国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当时秦国农耕经济的支柱地区。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人们通常所说的渭北地区，就是指这一区域。
渭北地区在当时的状况是，灌溉条件最差，受干旱威胁最大。
关中多河流，直至西汉时期，还有九水十八池之说——有9条大河流，18处湖泊。其中的泾水、洛水等，都流经渭北地区，这些大河的小支流更是纵横交织。从水资源意义上说，渭北地区并不是缺水地区。但是，从农田耕耘来说，此时的渭北恰恰又是干旱频发的地区。其要害原因，在于两处。
第一个原因是渭北多塬坡丘陵，大河小河大都从山坡下的沟谷流过，无法上行，更无法引入农田，从而形成了大量的近水旱田。一旦干旱少雨，丘陵塬坡的农田几乎便是颗粒无收。第二个原因是渭北的地势低洼地带，又有许许多多积水湿地浸渍出的盐碱地，荒草遮天蔽日，独独不能生长庄稼，即或开垦出来也无法成为农田。有此两害，当时的渭北地区只能是完全地靠天吃饭，秦国的农耕经济也无法拥有坚实的根基。
郑国渠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恰恰同时解决了渭北地区的这两大难题。
首先，郑国渠修建于高坡山塬，从泾水出山的渠口直到北洛水，四百余里干渠全部行进于高坡地带。如此，支渠水流从高处而下，可以普遍解决近水旱田的缺水问题。其次，泾水清澈，上灌下排，可以普遍改善盐碱地，甚或彻底治愈盐碱地灾害，提供大量可以开垦耕耘的农田。
据今日郑国渠遗址纪念馆的历史资料推算，当时修成的郑国渠，干渠东西全长四百余里，大小支渠、毛渠大约三千余条，“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渭北地区的二十余县直接受益。惟其如此，自郑国渠建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城天府，使秦国农耕经济实现了真正的历史性跨越。
郑国渠的修建，对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关中水利工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有理由对秦王嬴政时期的这一伟大水利功绩，保持最充分的历史尊敬。
3 力拔新人。重整政治格局
嬴政13岁即位，至22岁亲政的10年之内，秦国的政治格局非常混乱。
当时的政治格局是，三驾马车各行其是，大臣将领无所适从。这三驾马车是：其一，以虚位秦王（嬴政）为轴心的王室系统；其二，以文信侯吕不韦、纲成君蔡泽为轴心的丞相府系统；其三，以太后赵姬与长信侯嫪毐为轴心的雍城集团。这一时期的秦军系统，有政治言权的高层主要将领有上将军蒙骜、左庶长王龁，以及曾经先后担任过东出大将的桓龁、王陵、麃公、樊於期四人。其间举兵叛乱的长安君成蹻，属于王族大臣领兵，不是秦军的常任将军。
到秦王嬴政亲政，嫪毐赵姬集团、吕不韦蔡泽集团先后退出秦国的政治舞台。作为最高决策轴心的王室，以及作为秦人族群轴心的嬴氏王族，已经渐渐稳定下来。这时，秦国政治结构中最大的问题，是三个方面：
首先，王族群体还没有形成以新秦王嬴政为轴心的强大的根基力量。
王族大臣长安君成蹻的兵变叛乱，太后赵姬的被囚禁问罪，牵扯诸多王族成员触法戴罪，或被贬黜，或被放逐。昌文君、昌平君等因联姻而进入秦国的高爵外戚大臣，虽然曾经拥戴秦王，但此时也离开了秦国。这一时期的秦王嬴政，只有22岁，尚未有子女成人，不足以构成实际的政治力量。凡此等等都说明，此时的嬴氏王族，还没有凝聚成强大的核心力量。
其次，秦军结构已经严重老化，军队缺乏各阶层人才，尤其是统帅人才。军队的结构老化，主要表现有三个特征：其一，将领阶层老化，缺乏新的将军阶层，更缺乏具有统帅品格的军事家统领全军；其二，因为多次军事失败以及内部兵变、政变等因素，秦军军力已经严重受损，总体规模缩小了许多，急需补充；其三，因连续保持战略守势二十余年，职司秦军总后援与边防要塞防守的国尉府系统，也没有杰出的统御大才，给重振秦军带来很大困难。
再次，最高决策层与国家权力运行系统，更见人才缺乏。
在秦国高层权力中，缺乏具有大政治家品格而能统领国政的开府丞相，国家政事系统难以高效运转；其次，缺乏具有战略家才能的大谋略家，对外大争没有各个方面的统御人才；其三，缺乏总领经济民生的专业大臣，诸多民生难题难以有效解决。也就是说，高层权力的方方面面，都缺乏杰出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但是，这一层面的人才状况，恰恰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这时的秦国，最为紧迫的问题是新的政治架构的建立，是人才问题。
（1）王翦、李斯、蒙恬三大才，最早进入秦国的新政治架构 在嬴政即位的前九年里，王翦、蒙恬、李斯这三个后来的骨干大臣，已经进入了嬴政的视野，并在多头政治的复杂背景下，与嬴政结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同盟。
先说王翦。《史记·王翦列传》对王翦的早期经历，只有一句话：“王翦，频阳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此后，便直接到了嬴政亲政两年后，“王翦为将”，开始对赵作战。《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王翦出场，则直接从嬴政十一年的攻赵开始，没有前期经历。这一简单记载，说明了几个基本方面的事实。其一，王翦在当时是三十岁上下的底层或中层将领，军权不大，但却有将才之名，否则不足以被嬴政知晓；其二，因为某种具体遇合，王翦投入了嬴政阵营，即所谓的“事秦始皇”；其三，王翦对年轻的秦王曾经有过实际的谋划之功，否则，不足以在后来被嬴政尊为“秦王师”。
蒙恬，与秦王嬴政年岁大体相当。其时，蒙恬的祖父蒙骜是秦国上将军，蒙恬的父亲蒙武是秦军大将。蒙恬、蒙毅兄弟，是蒙武的两个儿子，都是少年才士，颇有名望。当时的秦国，正在政治混乱时期。以嬴政的政治智慧，自然会寻求与军旅世家蒙氏的种种接触机会，寻求尽可能的政治结盟。如此背景之下，尚未加冠入官而正在修习“狱典文学”的蒙恬，是秦王嬴政与蒙氏接触并且结盟的最好入口。这，应该就是《史记》所说的“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的缘故了。
李斯，楚国上蔡人，以荀子学生之身入秦，其目标本来就是“西说秦王”。可是，当时是吕不韦领政，秦王嬴政尚在虚位之期。于是，李斯先做了吕不韦的“门客舍人”，官府身份是丞相府“郎官”。由此，李斯得以晋见嬴政，提出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 的战略长策。虽然，当时的秦王嬴政无法重用李斯，但是，李斯由此而获得秦王嬴政的信任与尊重，并在实际上进入了秦王同盟集团，应该是可信的事实。秦王亲政之初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发布“逐客令”，就是因李斯的上书而纠正的。假如，李斯与秦王嬴政没有此前的实际关系，以被逐之客的身份迅速上书并直达秦王案头，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如此历史渊源之下，这三大骨干人才，在嬴政亲政后立即进入了秦国新一代政权的核心，与年轻的秦王一起，初步形成了秦国新政治架构的核心。
（2）很快进入秦国新政治架构的另外一个山东名士——尉缭 尉缭入秦，在《史记》材料中颇具传奇性。传奇之一，是尉缭留下了后世非常熟悉的关于秦王外貌的说法与品格的评价，外貌说法是：“蜂准（高鼻梁），长目（细长三角眼），挚鸟膺（鸡胸），豺声（声音嘶哑凶狠）。”品格的评价则是：“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这一说法，在后世演变为将秦始皇妖魔化的最重要的形象证据。传奇之二，是尉缭在入秦献策之后，又逃亡离秦，被秦王发现，最终留秦，做了国尉。其间因由，不明所以。传奇之三，秦王嬴政强用尉缭之后，突然全部采用了尉缭的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卒用其计策”。原因何在，不明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