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朦胧断裂，所以颇具传奇性也。
我们先来看看，尉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关于尉缭的背景，《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有一句话：“大梁人尉缭。”就是说，尉缭是魏国都城大梁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以及后世军事史家之考证，战国中期与后期，各有一个“尉缭”。战国中期的尉缭，是个军事家，著有《尉缭》31篇，被《汉书·艺文志》录入“兵形势家”流派。战国后期的尉缭，也就是入秦为嬴政所用的尉缭，也是个军事家，因其任职国尉而得名尉缭。这个尉缭也著有兵书——《尉缭》29篇，被《汉书·艺文志》录入“杂家”流派。宋代辑录的兵书《武经七书》中的《尉缭子》，军事史家一般认为，应该是前一个尉缭子。
依据历史的逻辑分析，这两个尉缭，应该是血统传承关系，祖孙关系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尉之为姓，源出于春秋时期的武官——尉。到了战国时代，尉的设置在各国普遍化，各国尉官或其后人，以尉为姓者开始出现。尉缭能以平民之身，有兵法之学，其最大的可能性根源就是家传。当然，无论这两个尉缭是不是血统传承关系，都不影响我们对后一个尉缭的评判——这个尉缭是个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并且具有出色的总揽军政事务的才能。
尉缭进入秦国高层权力框架，是不是《史记》所说的那样异色传奇呢？
只要从基本方面分析事实，朦胧断裂的说法就会呈现出历史的原貌——
其一，身为名士的尉缭，真心入秦，又与秦王多次会谈，阐发了自己统一天下的策略手段。并且，秦王嬴政对尉缭是极其尊重的。尉缭自己的说法是：“我布衣，秦王见我，常身自下我。”也就是说，秦王每见尉缭，都要下拜。以战国名士的磊落，国王以对待国士的隆重礼遇待之，又倾听了自己的长策大略，当以国士节操报之。
此等战国名士，不可能在对某个人的谈话中将秦王的面貌丑化一番，然后再加上极其低劣的评价。事实上，只有一种可能：尉缭在对李斯转述山东六国舆论对秦王嬴政的形貌想像，以及人身攻击。尉缭的描述与评判，不是自己的结论。否则，尉缭终生留在秦国，便成了一出人格分裂的滑稽戏。
其二，尉缭逃亡，秦王“固止”。这件事背后的原因，在当时最大的可能，就是魏国势力对尉缭留在大梁的家族采取了威逼手段。若是尉缭真心离秦，以当时秦国求贤若渴的襟怀与开放国策，秦王是不会强固制止的。秦王发觉并且要强固制止，究竟是发觉了什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发现了尉缭的逃亡是违心的，是不得已的。而秦王“固止”，是以什么方式“强固制止”了事态恶化的？显然，必须是两方面的行动。一则，是铲除了进入秦国秘密威胁尉缭的间谍势力；二则，是以秦国强大的压力，通过邦交手段解除了魏国对尉缭家族的威胁。否则，尉缭不会安心留在秦国，更不会在秦国担任国防部长这样的重要角色。
其三，尉缭担任国尉后，秦王采纳了尉缭关于统一天下的两手策略，尤其是花费巨额黄金而分化收买六国权臣的秘密行动策略。从此，君臣相得，为统一中国拉开了序幕。尉缭进入秦国并担任国尉，标志着秦国新一代权力架构的大体成型。
（3）进入秦国新政治架构的两个邦交大谋略家——顿弱、姚贾 要明白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秦国在郑国渠建成之后，统一天下的决心已经日渐清晰。李斯、尉缭、王翦、蒙恬等，都在这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方略。王翦、蒙恬是整军强军方面的方略。李斯、尉缭先后重点提出了邦交战的战略策划与策略手段，当时便被秦王嬴政认同了。可是，要将邦交战提上日程，首先需要的就是出色的外交大才来统领针对山东六国的邦交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顿弱、姚贾出现了。
顿弱，战国名家的山东名士之一，当时在咸阳游学论战，其性格桀骜不驯，才思敏锐过人，颇有士林声望。据《战国策·秦策四》记载：秦王闻顿弱才名，欲召见并与其会谈。顿弱却对使者说，我向来没有参拜王者的习惯，秦王若能许我不参拜，可以见。否则，我不会见秦王。嬴政听了禀报，立即准许了。两人会见，顿弱竟然首先借着“名实论”之说，以囚禁太后之事讥讽秦王“无其名，又无其实”，激怒了年轻的秦王。
但是，嬴政还是冷静了下来，请教顿弱，山东六国是否可以兼并？顿弱这才开始论说自己的长策，慷慨提出了可行性谋划：“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则天下可图也！”年轻的秦王听罢，居然幽默地回答了一句：“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顿弱才智过人，当即以幽默对之，并借此进一步论说了邦交战的重要性：“天下，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虽有万金，弗得私也！”——若秦国统一天下，楚国黄金再多，也不能说是他的啊！秦王考验了顿弱的邦交才智，立即欣然赞同，拜顿弱为邦交大臣，总领对山东邦交战。为此，《战国策》评论顿弱之功绩云：“秦王乃资万金，使顿子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必从，顿子之说也！”
姚贾，是魏国大梁的布衣名士，父亲是大梁城的一个守门小吏。
姚贾所以被重用，是因为在邦交战实践中表现出的杰出才能。
姚贾入秦之初，很可能在秦国的外交部——“行人”署任职，做寻常官吏。据《战国策·秦策五》记载：当时的山东四国谋划合纵攻秦，嬴政召集群臣宾客六十余人会商对策，所有人都一下子拿不出办法。这时，姚贾奋然请命，“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秦王嬴政欣然认可，当场将自己的衣服脱下，穿在了姚贾身上，并用姚贾的佩剑为姚贾跳了一支冠舞。同时派给姚贾一百辆车，千金邦交经费，隆重送姚贾出使。结果是，姚贾实现了诺言，使四国攻秦流产。由此，姚贾一举封千户，做了上卿。
颇有意味的是，后来韩非子入秦，在秦王面前攻击姚贾。一说姚贾出身贫贱，并且曾经是“常盗于梁”的大梁城的小偷；二说姚贾在邦交活动中私吞黄金，结交外邦大臣以经营私人势力。按照这两条，姚贾必得死罪无疑。
可是，秦王却只是将姚贾召来询问了一通。让我们听听《战国策》记载的这两个人奇特而发人深思的对话吧——
秦王：听说你用国家钱财结交诸侯，有没有？
姚贾：有。
秦王：既然如此，有何面目来见我？
姚贾：王听谗言，今无忠臣矣！
秦王：你是忠臣？你是监门子，大梁盗贼，被赵国驱逐者。
姚贾：太公、管仲、百里奚、中山盗，四才皆有垢丑，天下诽谤之，而明主用之。明主不取其污，知其可与立功。故此，虽有外诽不听。秦国正道，人纵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不赏。是故，秦国群臣才从来不敢以虚名寄望于秦王。
秦王：你说得对。
结果是，秦王重新重用姚贾，任用姚贾、顿弱统领山东邦交战。
对顿弱、姚贾的重用，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后世罕见的用人风格。
4 重建一支新锐秦军
秦国振兴的第三个重大步骤，是全面重整秦军，建立一支强大的精锐新军。
秦国全面整军的细节事实，在现今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中已经无从了解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全面涌现的新一代将领；其二，秦国新军整训扩充的结果。让我们分别看看这两方面的事实。
首先，从对《史记》等基本史料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秦王嬴政亲政后的数年之间，秦军中几乎是齐刷刷地涌现出了一茬年轻将领。这些人的姓名，我们是从对此后十余年统一战争的记载中排列出来的。自最高层的统帅层算起，这些将领分别是——
王翦 蒙恬
蒙武 王贲 李信 杨端和 辛胜 冯劫 马兴
冯去疾 屠雎 内史腾 章邯 羌廆 赵佗 蒙毅
以上共16位高级将领。
这里，我们还没有将统一战争后期以及后续反击匈奴、进军岭南、镇压复辟等重大战役中涌现的更年轻将领，以及山东六国投诚秦国的将领包括进来，譬如王离、阮翁仲、召平、杜赫、王陵等人。在这些将领中，除了王翦、蒙武两人在五十岁上下外，所有的将领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其中的大部分则都是二十多岁的英发之年。正是如此整肃的一批年青将领，撑起了秦国新军的脊梁。
其次，就总体结果而言，秦国新军在扩充整训之后，主战兵力已经达到了六十万的规模。也就是说，大力整肃后的秦国军力，能够开出作战的主力军，就已经达到了六十万。如果再加上都城咸阳与郡县官署的守护兵力，以及重要关塞的常驻兵力等，秦军总兵力应该已经达到一百万上下了。
以比较保守的推算，当时的秦国人口，最低应该在一千余万。以“成军人口”，也就是适龄男子的人口为三百万计算，其征发比例是三比一。如此，秦国的军队规模应该已经达到了相对饱和的状态 与此同时，秦军在兵器制造、后援基地建设、边境要塞防守等方面，在秦王亲政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也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改善。尤其是在阴山草原南部的“河南地”，也就是河套地区的对匈奴防御作战地带，加强了常驻兵力，做好了充分准备，已经真正做到了有备无患，保证了此后统一中国的十年大战中，匈奴始终不敢大规模南下侵犯。
迄今为止，秦国已经充分做好了统一天下的各种准备。
伟大的新时代的统一战争，即将拉开历史大幕。
目录
第五编秦帝国时代
秦帝国最基本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在统一中国之后，又统一了中国文明。秦统一中国文明，相比于统一中国疆域，是更具本质性的统一。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是它创建了中国的统一文明，而不是其他时代。
统一首战：灭韩之战
1.统一之战为什么从韩国开始
2.秦韩新对抗的历史脉络
3.韩非入秦的悲剧命运
4.韩国无抵抗灭亡
□“间谍”韩非之死的历史公案
□韩国的“疲秦计”，反倒使秦国拥有了当时最为强大的后援能力 两强终决：灭赵之战
1.秦赵关系的发展脉络
2.秦王嬴政时期的秦赵对抗
3.灭赵战役的战略部署
4.赵国的迟滞应对
5.李牧被害。赵军瓦解
6.赵国灭亡的深刻历史原因
□秦赵同源，为何性格南辕北辙？
□赵国灭亡的独特历史根源：赵人族群性格——烈而乱 □李牧被赵国阴暗政治所吞没
和平岔道：灭燕之战
1.秦燕关系之历史脉络
2.大军压境。燕国的尴尬应对
3.惊心动魄的暗杀：荆轲刺秦
4.刺秦效应：秦国放弃和平统一方式
5.灭燕战役的实际进展
□燕与秦、赵的国家关系：无理性之复杂与荒诞
□荆轲不是一个神勇高明的剑客
□燕国的灭亡，是长期固守迂阔的贵族政治传统的必然结果 沉闷死亡：灭魏之战
1.秦魏对抗的沧桑变化
2.灭魏之战提上日程
3.王贲灭魏的具体进程
4.魏国灭亡的历史解析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秦魏两国格局的历史性颠倒 □水灌大梁：秦统一战争中惟一的水战
□魏国式的人才意识：敬重迂腐虚名，排斥真才实学 分治绝唱：灭楚之战
1.灭楚之战的先期筹划
2.李信第一次灭楚之战的大失败
3.秦王嬴政清醒纠错
4.秦国六十万兵力之历史透视
5.王翦大军的第二次灭楚之战
□第一次灭楚之战：项燕大败李信
□楚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推行变法浅尝辄止，始终没有解决封地治权问题 忘战灭国：灭齐之战
1.统一战争最后阶段的秦齐两国态势
2.齐国末期畸形政治场的历史透视
3.灭齐之战的实际进展
4.齐国灭亡原因的传统评判
5.齐国灭亡原因的新解析
6.秦灭齐之后尚未纳入统一的华夏政权
□齐国的古典绥靖主义政策，酿成了举国上下的软骨病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秦帝国整合民生
1.秦帝国统一初期的社会效应
2.秦帝国的整合民生大建设
3.秦帝国的人口土地新政策
□夷险阻，定地势：对整个华夏世界生存环境的大修复 □秦帝国全面推行重农不抑商政策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系统政策，是推翻秦暴政说的最基本事实 秦帝国创建统一文明
1.统一文明之序幕：依法封赏功臣
2.创建统一政治文明：中央集权制大系统
3.创建国家礼法规范：典则统一
4.关于诸侯制与郡县制的大论战
5.全面推行统一法治
6.创建统一经济制度
7.文明旗帜：创建统一文字
□秦帝国具有自觉的文明整合意识
□任何进步新政权的反复辟政策，都有其残酷的一面 □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全面推行土地私有制
“三南”之忧：秦帝国统合岭南
1.中国“三南”地区的历史走势
2.秦帝国统合“三南”的战略实施
3.秦军在“三南”地区的统合政策
4.秦军“三南”地区重回中国文明海洋
□开凿灵渠，确保秦军后勤大输送
□赵佗率领的秦军是最早的岭南客家人
□统合岭南，使南中国滑过脱离华夏文明圈的险境
胡患之战：秦帝国草原大反击
1.帝国大反击的战略准备
2.蒙恬大军的草原大反击
3.翁仲神威：西部战线大反击
4.秦帝国修筑万里长城
□蒙恬秦军北击匈奴，可能远达今日之贝加尔湖地区 □长城是秦帝国时代一项伟大的士兵工程
□修建长城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反侵略战争的正义选择 铁血风暴：秦帝国反复辟政治战
1.帝国之前历代政权的反复辟策略
2.秦帝国的先朝政策检查
3.秦帝国面对复辟势力的历史选择
4.分封制大论战后秦帝国的铁血反击
5.铁血政策之尾声
□秦始皇在对待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旷古绝今的骄傲 □张良：六国贵族复辟的精神旗帜，一个逆向的历史符号 □以刑治方士为重点的坑杀事件，被简化讹传为“坑儒”
[结语]前三千年文明历史之反刍
1.连续大跨越：前三千年文明史概貌
2.我们的文明方向在哪里
3.文明史反刍的基本法则
4.前三千年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
[跋]微木填沧海
第五编秦帝国时代
秦帝国最基本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在统一中国之后，又统一了中国文明。秦统一中国文明，相比于统一中国疆域，是更具本质性的统一。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是它创建了中国的统一文明，而不是其他时代。
统一首战：灭韩之战
1.统一之战为什么从韩国开始
秦统一中国的战争，是从公元前231年开始的。这场历时十年的统一战争，第一个目标是山东六大战国之一的韩国。统一战争所以从灭韩之战开始，从总体上说，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因。
其一，自范睢在秦昭王时期提出“远交近攻”的对外战略，秦国就一直坚定自觉地将其作为对外大争的战略原则。依据“远交近攻”原则，韩国距离秦国最近，地处中原腹心地带，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从军事层面上说，首先灭韩，具有为后续的统一战争提供关外根据地的战略效能。这是军事战略层面的直接原因。
其二，此时的韩国，已经沦落为最弱小的山东战国。在秦国既往东出作战中，韩国已经早早丢失了黄河北岸以上党郡为轴心的绝大部分土地，所剩无几的零星飞地，更是无法获得实际控制权。在黄河南岸，韩国也只剩下都城新郑地带、南阳郡两大区域。即或这两大区域，也是人口流散，军力衰微，无法提供有效的战争支持。从国力评判看，韩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奄奄待毙之国，灭韩之战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兵力，减少消耗。
其三，就秦国自身而言，统一天下的灭国之战，必将是一场艰苦漫长的战争，需要谨慎行事，从解决弱小国家入手，取得统一战争的新经验。虽然，山东六国都进入了沉沦时期；但是，毕竟六大战国都是在铁血大争中锤炼出来的曾经的强国，都有着相对坚实的历史传统，也都有着曾经显赫一时的战胜业绩，与中小诸侯们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如此六大战国，秦国需要谨慎开端，取得一系列以统一中国为目标的新型战争的相关经验，寻求关于战后处置、安定局面的合适道路。此时，能够有把握顺利实现统一的第一个目标，无疑是此前已经对秦国“称臣”的韩国。
2.秦韩新对抗的历史脉络
从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一个十年开始，秦韩之间就开始了种种形式的较量。
第一次较量，嬴政即位第三年，秦国上将军蒙骜率兵攻韩，夺取韩国13座城池。
第二次较量，嬴政即位第六年，韩国发动五国合纵联兵攻秦，夺取秦国寿陵地带。这时，秦国出兵应战，韩国发动的合纵阵营立即退兵，结束了这次攻秦之战。
第三次较量，嬴政即位第七年，韩国发动水利工程“疲秦计”的实施。几年后，韩国的预期目标，倒是具有讽刺意义地完全实现了——治水工程确实吸引了秦国腹地绝大部分的精壮劳动力。可是，秦国却没有疲软，反而更加强大了。假如，其间的韩国足够强大，能够趁机发动大规模攻秦战争，或者能发动六国合纵攻秦，其结局也许是另外的情形。可是，历史无法假设。韩国依旧衰弱，山东六国也没有能力合纵攻秦。最终结果，韩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国公然建成了一项庞大的水利工程，一举解决了渭北地带的旱灾威胁，使关中成为秦国号称“金城天府”的巨大粮仓。
由于郑国渠的建成，秦国拥有了当时最为强大的后援能力，为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条件。而统一战争的第一个目标，恰恰就是韩国。这是人类古典文明社会一则具有世界意义的黑色幽默。
第四次较量，水工疲秦失败后，韩国策动了更见新奇的“弱秦存韩”计。
郑国渠修成之后，秦国整军经武，韩国已经切实感到了亡国的危机。在巨大的危机面前，韩国君臣的权术癖好依然如故，心思只在谋划如何使秦国上当，如何使自己悄悄活下来。对战国时代的变法强国理念，韩国上层充耳不闻，竟然再一次隆重推出了一则名为“弱秦存韩”的庞大权术自保谋划。
关于这一谋划，当时的韩国君主韩安及其亲信构想的实施方略是，派遣一个大才名士，进入秦国，完成两大任务：一则，离间秦国君臣，以可能的诬陷与攻击手段，使秦国杀掉对山东六国进行外交攻势的大臣姚贾、顿弱，引发秦国的政治动荡，使秦国对山东六国的外交攻势搁浅。
二则，以韩国向秦国“称臣”为理由，将秦国的东进兵锋，转移到山川广袤的楚国，或者财富殷实的齐国，或者强兵善战的赵国，或者城高墙厚的魏国，或者寒冷偏远的燕国。总归是，不能使秦国对韩国开战，从而使韩国得以喘息，再图谋长远之计。
这一谋划的总体目标是两个方面：其一，引发秦国政治动荡，并将秦国的巨大兵力引向泥沼困境，从而削弱秦国力量，这就是“弱秦”。其二，保全韩国王族社稷，免除韩国灭国灾难，这就是“存韩”。这种削弱敌方以求自救的谋略，春秋战国时代的说法，叫做“用间”。灭韩战役发动之前，由于一个偶然的事件，韩国借势推出了法家大师韩非来担任这个“间人”角色，进入秦国实施“弱秦存韩”目标。
3.韩非入秦的悲剧命运
什么叫做“用间”？那个时代的“间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间谍吗？
简单说，间人者，用间之人也。用间者，能够以谋略使敌国出现裂痕之人也。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其中有一篇名为《用间》，其篇名释义正是：使用“间人”，达到使敌方出现裂痕的目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我们可以作简单化的理解，间人就是间谍。但是，认真考察则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说的间谍，更多的接近于古典时代的另一种职业人群——斥候，一种专门从事敌情搜集与传递的职业人士，或特定军人。而春秋战国时代所说的“间人”，除了刺探军情的职能之外，则更偏重于进入敌国完成重大使命的特殊人物，一种几乎完全脱离了具体的情报搜集行为的专业人才。
《孙子兵法·用间篇》，对使用这样的间人，有特别重大的说明：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孙子兵法》所以能将伊挚、吕尚这样的治国大才看作“间人”，其实际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杰出的大才，就不可能进入敌国上层，也不可能使敌国出现裂痕并削弱敌国。所以，“间人”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大才名士，否则不能完成“用间”的使命。
春秋时期，这样的“间人”，以越国大谋士范蠡为典型。范蠡主动追随越王勾践进入吴国，做了战俘。在吴国期间，范蠡多方谋划越王勾践的种种活动，与越国本土留守力量的种种活动相呼应，多方离间吴国君臣，得以使吴王沦落，使吴国衰弱。最终，范蠡的“用间”大获成功，勾践回到了越国，并大败吴国，成为一时霸主。
在整个战国时代，这样的“间人”，先后有三个。第一个，是纵横家大师苏秦。第二个，是韩国水利大师郑国。第三个，是韩国法家大师韩非。这三个人的使命，有惊人的相似。苏秦进入齐国，是为了“存燕弱齐”——保全燕国，削弱齐国，为燕国引开兵祸。郑国入秦，是为了经济“疲秦”，拖垮秦国以减轻韩国威胁。韩非步苏秦、郑国之后，则是要在秦国实现“弱秦存韩”——削弱秦国以保存韩国的目的。
颇有意味的是，这三个使命完全相同的“间人”，其个人命运却完全不同。苏秦，是“间人”正剧——使命完成了，生命牺牲了。郑国，是“间人”喜剧——自身暴露了，赖以疲秦的工程却给敌国带来了巨大利益，自己竟因此而成为敌国的大功臣。韩非，是“间人”悲剧——非但使命没有完成，自己的生命也牺牲了。
韩非子是如何走上悲剧性的“间人”道路的呢？
（1）法家大师韩非子入秦之前的特殊经历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王族的庶出公子。他先天口吃，言辞不便。韩非好学深思，秉性不群，孤傲冷峻。求学之年，大约在幼学之后，韩非作为王族子弟，没有留在韩国都城接受王室为王族子弟专门开办的官学教育，而是选择了私学道路——赶赴楚国兰陵，进入荀子大师开办的私人学馆修学。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之一，同时又是以私学教育闻名天下的大师。
就对社会伦理规范的主张而言，荀子推崇儒家，主张教化民众，主张遵守礼制。但是，就政治实践与治国理念而言，荀子则尊崇法家。他所提出的人性本恶论、法后王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构成了战国变法的三大基础理论。其中的“人性恶”理论，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法治之后，仍然具有不朽的基础意义。这就是2300多年以前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荀子。他既是法家，又是儒家，既不是法家，又不是儒家；说到底，荀子是最具有独立品格的一个理论大师，一个在政治哲学领域具有超越时代眼光的深邃思想家。
韩非进入荀子大师的学馆，是历史的幸运。
荀子晚年开办的兰陵学馆，学生中涌现了许多出色的人才。最出色的是两个，一个是来自韩国的韩非，一个是来自楚国的李斯。此后不久，荀子的这两个学生，都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巨星。就这两个人在修学期间表现出的才能看，《史记》中有一句记载：“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自己曾经说过，他不如韩非。这则史料可以说明，韩非的思想与学术才华，在荀子的学生群中是出类拔萃的。
请注意，这是韩非子命运的第一个转折——放弃官学，选择私学。
兰陵修学多年，韩非终于出山了，结业了。作为同学的李斯，选择去了秦国，要“游说秦王”而建功立业。可是，韩非却坚持回到了韩国，而没有选择去其他国家。当时的名士，尤其是修习法家的名士，无论是王族公子，还是出身庶民的布衣之士，几乎都是选择一个大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去推行变法，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普遍道路，也就是李斯所走的道路。韩非回归韩国，在当时显然是一种特殊选择。
依据当时的实际，山东六国的任何一个其他战国，都比韩国的境况好出许多。以韩非的深思与洞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明显的大形势。韩非所以选择回到韩国，说明了三个方面的事实：一则，韩非忠于韩国，忠于韩国王族；二则，韩非对韩国上层还没有丧失希望，认为还有挽救的余地；三则，韩非相信自己的政治才华，相信自己能扭转韩国的危局。后来的实践说明，韩非的生命悲剧，始终在这样的精神轨迹上运行着。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二个转折——舍弃他国，出山归韩。
回到韩国，韩非立即开始了变法强韩的努力。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安，请求在韩国实行变法。其具体的实施方略是：“修明法制，富国强兵，求人任贤，去除浮淫。”这是已经被战国变法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当的强国途径。但是，以韩安为首的韩国上层势力，根本不听韩非的变法主张。他们畏惧变法强国的遥远和艰难，他们只醉心于权谋政治，只醉心于以“奇术”鼓捣秦国，企图以极低的成本削弱敌人而保全自己。
历经反复努力，没有丝毫功效，韩国王室始终不理睬韩非强烈的变法主张。
终于，韩非愤怒了，也绝望了。于是，韩非离群索居，开始了发愤著书的理论家生涯。历经多年，韩非终于完成了对法家学说的系统化概括。在韩非发愤著书的过程中，他的《孤愤》、《说难》、《五蠹》等著名篇章，已经在天下流传开来了。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三个转折——放弃政治，发奋治学。
不知是必然，还是巧合，总归是韩非子的书被秦王嬴政看到了。据《史记》记载：嬴政看到的韩非子的文章，正是《孤愤》、《五蠹》两篇。从基本内容上说，《孤愤》一篇，是对变法过程艰难酷烈所进行的论述，是对法家人士的悲剧命运所作的深刻反思。《五蠹》一篇，则是对危及国家的五种人群所作出的概括与分析。这两个方面，都是尊奉法家理念的秦国所长期关注的基本问题。
所以，年轻的秦王在读到如此两篇文章的时候，对作者激赏有加，拍案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知道了，便对秦王介绍说，“此，韩非所著之书也！”年轻的秦王由此得知，韩非子这个法家大才竟然就在距离最近的韩国。于是，这位秦王采用了强势索才的方式——发兵攻韩，逼韩国送韩非入秦。
可是，秦国大军还没有开出，韩国就已经答应了。
原来，骇恐之极的韩王安这才惊讶地发现，韩非竟然还有如此之大的名头，如此之大的用场。于是，这个醉心权谋政治的韩国君主，立即紧急召见了韩非。在一场极其秘密的计议之后，韩王很快作出决定：任命韩非为韩国特使，进入秦国“用间”，推行弱秦存韩计。《史记·秦始皇本纪》对这一事实的记载，是一句话：“韩王思之，与韩非谋弱秦。”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四个转折——变身“间人”，离韩入秦。
（2）韩非入秦之后的“间人”活动
韩非入秦的时间，是公元前233年，秦王政十四年，亲政的第六年。
这时的秦国，郑国渠虽然已经建成，但仍然处在大举盘整的重新振兴时期。这时的秦王嬴政，只有27岁，对韩非入秦显然抱有极大的希望与寄托。这种寄托，至少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期待：一则，期待与韩非共同谋划秦国的振兴道路；二则，期待与韩非共同谋划秦统一中国的应有战略；三则，期待韩非成为秦国庙堂的栋梁重臣，为即将起步的统一大业同心奋争。也就是说，秦王嬴政的“得见此人，虽死不恨”的感喟，绝非是对私人情谊的期待，而是一种基于国家使命的功业期待。可是，韩非入秦后的基本作为，距离秦王嬴政的期待，却是太大了。
韩非以大师之身“用间”，其进入秦国后的作为，主要是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韩非首先对秦国的外交分化战，提出了猛烈的攻击。
韩非的方式，首先是针对秦国外交大臣姚贾进行全面诬陷，力图促使秦国杀掉姚贾，从而消除秦国外交攻势的威胁。姚贾、顿弱，是统领秦国外交的两位大臣。从史料记载的实践活动看，姚贾主要负责对魏、韩、楚三国的外交分化战，对韩国威胁最大。顿弱则主要负责赵、燕、齐三国的外交分化战。其间时有穿插，姚贾也曾在北方的燕国活动过。
韩非以固有的贵族意识，对姚贾进行了三个方向的攻击与诬陷：一则，攻击姚贾的卑贱出身，图谋使秦王鄙视姚贾；二则，诬陷姚贾有政治野心，图谋使秦王怀疑姚贾；三则，诬陷姚贾接受外国大臣贿赂，私吞外交经费，图谋使秦王仇恨姚贾。以当时山东六国的政治通则，如此三个方向的罪行指认，秦王必杀姚贾无疑。但是，这一事件的发展结果，却是讽刺性的，我们已经在姚贾被重用的故事中看到了。这次攻击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暴露了韩非，也损伤了韩非。
第二件大事，韩非对秦国“先取韩国”的战略，正面作出了否定。
这次的具体方式，与攻击外交战的方式基本相同——直接瞄准该战略的提出者，对其主张提出正面驳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此前提出“先取韩国”战略的，恰恰是韩非的同学李斯。虽然如此，韩非要完成存韩使命，便别无选择。这次，韩非不是当面向秦王进言，而是以更为郑重也更为擅长的方式，正式上书秦王，驳斥李斯的方略。
这次上书，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则，韩非对“先取韩国”的战略提出了正面否定，罗列了诸多不利方面；二则，韩非提出了自己对秦国用兵方向的谋划，罗列了诸多有利方面。
关于第一方面，韩非的批评有三个方向。首先，霸权道义方向。韩非指出，韩国已经事秦三十余年，与秦国郡县没有区别。以战国邦交语言论，所谓“事秦”，就是向秦国称臣，承认秦国的霸权地位，并向秦国纳贡。在上书中，韩非将韩国的地位说得很是卑贱，“出则为扦蔽，入则为席荐”——出门是你的扦子雨伞啊，归来是你榻上的枕席啊。同时，韩非又将韩国说得非常忠顺，秦国每次出兵，韩国必追随其后。结果是，韩国结怨于山东，战果却全都归了秦国。即便如此，韩国每年还要向秦国纳贡，实在与秦国的郡县无异。韩非的所有这些描述，实际上都在表达一种潜在的抨击：以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形成的霸主道义传统，霸主国对已经称臣的附属国，历来只能保护，不能灭国。秦国若要灭掉奴仆一样的韩国，是有悖于霸主道义的。
其次，战事得失方向。韩非指出，韩国虽小，但对战争是有准备的，秦国不可能很快灭韩。对此时的韩国状况，韩非的描述是：“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战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最后，韩非得出结论：“秦国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也就是说，从战事得失方面说，秦国不可能很快灭韩，至少一年不可能灭韩。依据战国实践，一年不能打赢一场战争，其后果有可能就会非常严重。
再次，后患方向。韩非在上述设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出了灭韩之战诸多方面的不利。第一种不利，若不能很快灭韩，而只是拔一座或几座城池退兵，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秦国的霸权威望就会大大受损，天下会因为轻视我们而摧毁我们的兵力。请注意，韩非很讲究论说方式，他是以秦国臣子的身份说话的，用的是“我”这个称谓，而不是“秦”这个称谓。所以这样做，是韩非着意要表现出一种自家人立场的真诚，使秦国不怀疑自己的动机。第二种不利，韩国必然抵抗，则魏、赵、齐三国必然救援。如此，秦国将多面受敌。第三种不利，秦国只有两万乘兵车的战力，进不能胜赵，退不能灭韩，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秦必为天下兵质矣！”这是对秦国的严重警告：秦国军队会成为山东战国的战争人质，随时可能覆灭！
上述三个方面，是韩非对秦国灭韩之战的后果推演。
依据当时的实际形势，韩非的描述与各国实际状况差异很大。对于韩国，韩非是夸大过甚，尤其是夸大了韩国的备战状况，更夸大了韩国的政治状况。对于天下大形势，韩非则夸大了山东六国的实际状况，尤其夸大了山东六国的相互救援能力。对于秦国的国力军力，韩非则是严重估计不足。后来统一战争的实践表明，灭韩之战真正开打，几乎是一次小战就结束了。六国相继灭亡，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合纵救援。
这种很低劣的错误，是韩非只能如此，有意为之吗？抑或是韩非长期蜗居，对天下大势确实已经很生疏了？也许，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
但是，韩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在上书中依然继续着既定的脚步。
既然灭韩不利，那么秦国怎样做才是有利的呢？按照这样的论说逻辑，韩非提出了自己制定的对秦国有利的谋划。转折的方式，是以卑贱的说辞开始的——“今，贱臣之愚计”，而后提出这则谋划。在战国名士的上书中，以“贱臣”自称，是十分罕见的，甚或是绝无仅有的。如此非常方式，只能说明韩非是有意为之。韩非对自己谋划的秦国东出方略，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的——
首先，是正面谋划。要求秦国派出特使进入楚国，以重金收买楚国权臣，使楚国相信这样的事实：赵国向魏国派出了人质，联合魏国欺压秦国；秦国准备与韩国合纵，讨伐赵国；楚国应当进攻魏国，否则便是与秦国为敌。韩非进一步分析，指出了这则谋划的有利后果是：“我一举而二国有亡形，楚、魏又必自服矣！”至于韩国，韩非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也就是说，韩国迟早是秦国的，等最难的国家解决了，一封王书就可以平定韩国了。
其次，是反面分析不这样做的严重后果。韩非首先指出了一个事实：秦国与赵国相抗衡，但赵国有齐国这个盟友。若秦国再背叛韩国，又没有与楚、魏两国同心，如此，则秦国力量不敌。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韩非指出了严重后果：“若一战不胜，则祸构矣！”
最后，韩非以论说谋略的方式，指出李斯的《平韩书》是危险的，劝诫秦王要警惕那些出谋策划者。这里，韩非的关键说辞是：“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今见二疏，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愿陛下幸熟图之。攻伐大计，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也！”韩非上书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冷冰冰的“用间”精神——为达目的，无所忌讳。
对于韩非的这件上书，秦王嬴政没有直接反应，而是立即下发给了李斯。
作为政治家的李斯，既明白韩非用心，也明白秦王意图。李斯的做法是，与韩非一样，也郑重上书秦王，直接驳斥韩非的《存韩书》。这件上书论断鲜明，毫不含糊。从论述结构看，分作了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李斯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总体看法，“臣斯甚以为不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坚决不同意韩非主张。其次，李斯从总体上指出了韩国的存在对秦国的危害：“秦之有韩，若人有腹心之病也；韩虽臣于秦，不可信也。”所以，应该先除去这个心腹之患。
第二层面，李斯针对韩非为秦国谋划的“先下楚赵”方略，进行了具体剖析，严厉驳斥。李斯认为，按照韩非的谋划，秦国将陷入不可预测的泥沼之中。因为，韩国不会服于秦国的道义之举，而只会服于强力手段。韩非所以如此谋划，根本在于，韩国表面向秦国称臣，实际则与楚国有密谋。同时，赵魏齐等国也必有呼应。届时，韩国这个腹心病将必然发作，鼓动合纵，秦国将重新陷入退缩崤山与函谷关的困境。
第三层面，李斯指出了韩非的动机，是恶意迷惑秦国。李斯的说法很犀利：“（韩）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夫秦、韩交亲，则（韩）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李斯对韩非个人动机的攻击，也许有些不那么准确。但是，李斯对韩非上书目的的揭露，却显然是符合实际的——韩非以实现韩国之利为目标，而试探秦国。接着，李斯着意提醒秦王，必须对韩非的言论与文章提高警觉，“臣视（韩）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韩）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查事情”。
第四层面，李斯为了最终证实“韩国事秦”的虚妄，也为了最终证实韩非的虚假谋划，对秦王提出了两个针对性的验证方式。
其一，验证“韩国事秦”之真伪的方式是，李斯自请担任赴韩特使，召韩王来秦晋见。如果韩王不来，“事秦”之说自然虚假；如果仅仅派遣一个臣子来，也是虚假，则秦国可以“深割”韩国之地；如果韩王与臣子都不来，则韩国无疑应当讨伐。
其二，验证韩非谋划的虚假性的方式是，派蒙武统率东郡之兵，进驻中原地带，但不宣明目标。若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都不动，则证实韩非所说的秦国进军的后患完全虚假，也证实山东六国自顾不暇，不可能有哪一国来救韩。届时，可以立即惩罚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