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这种处置政策，快速有效地安定了战后赵地。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赵国故地始终没有出现乱局。逃亡代地的赵嘉政权，因为无法得到赵国故地民众的支持，五六年之间便迅速枯竭，变得不堪一击了。
战后安定举措，几乎每一方面都需要军事行动的配合。只有在冬天到来之前，秦军主力才有条件移师北上，一边整修，一边筹划灭燕之战。
秦燕关系，是战国时代一对比较特殊的国家关系。从两国根基上说，燕国是西周的开国大诸侯，是一等一的老牌贵族大邦；秦国则是东周的开国大诸侯，是典型依靠自身血战立国的后起实力之邦。
王族血统的燕国，素来以周室王族嫡系诸侯自居，贵族做派十足，除了与周公旦的鲁国、太公望的姜氏老齐国，以及后来由周成王分封的王族诸侯老晋国保持着传统的盟邦关系，燕国与天下其余诸侯国都是淡漠而疏远的。
秦国，则因为直接崛起于西部戎狄区域，素来被中原诸侯视为另类。即或秦国努力向中原诸侯群靠拢，也难以被中原腹地的老诸侯群完全认同，难以做到邦交和睦。正因为如此，春秋时代的秦、燕两国，便始终以不同原因的奇特姿态落落寡合于天下。秦、燕两国之间，也是水油不沾，疏远而陌生。
从各自的实力发展看，在春秋中期，秦国曾经在秦穆公时期称霸一时，实力扩展略强于燕国。但是，进入春秋末期与战国初期，燕国向东平定东胡，向南吞并蓟国，其发展势头又远远超过了与魏国苦战的秦国，跻身于山东六大战国。从战国时代的天下大格局来说，当时的燕国，是周室王族大诸侯中的仅存之邦，其进取精神远远超过了其余的王族诸侯。论战国初期的国家实力，燕国超过了秦、韩两国。在赵武灵王变法之前，燕国实力与赵国不相上下，甚至在国土纵深、成军人口数量方面，还略略强于赵国。否则，燕国不会在秦国崛起之后承担合纵发起国的角色。
直到秦国崛起之后，秦、燕两国的关系，才有了种种戏剧性的转折。
面对秦国崛起的强大攻势，山东六国产生了合纵锁秦的战略合作。最初的合纵发起，恰恰就是燕国。这就是说，燕国已经自觉地将秦国看作强敌了。秦国则恰恰相反，为了打破孤立，推行了“连横”战略。苏秦创立的“合纵”战略，其核心主张是将南北六大战国连成一片广袤的国家同盟区，从而封堵、遏制，直至摧毁秦国。张仪创立的连横战略，其核心主张则是在东西之间结成定点盟约，实施破交战，分化并突破六国封锁。
如此大形势下，遥远的燕、齐、楚三国，自然成了秦国推行破交战的重点国家。从此，秦国打破了与遥远的燕国的疏远，开始了主动结好燕国。秦惠王中期，由张仪主导，秦惠王之女嫁于燕国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燕易王。
秦惠王末期，秦惠王幼子嬴稷与惠王之妾芈八子，进入燕国做了单方人质。所谓单方人质，就是燕国不派出人质作为交换，而只有秦国一方向燕国派出人质，以保证秦国不侵犯燕国的盟约效力。显然，这时的秦国，必须依靠与燕国的邦交盟约打破孤立。
秦昭王初期，秦国又接受了燕国乐毅提出的合纵破齐战略，出兵助燕攻齐。
从总体上说，在秦惠王、秦武王，直至秦昭王中期的数十年之间，秦燕两国的关系，是秦国主动结好燕国，而燕国则摇摆不定，时而加入合纵，时而与秦连横。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秦昭王后期的秦赵长平大战结束。
长平大战后，秦国居于超强地位，天下格局为之大变。秦燕两国的关系，也因此而颠倒过来——燕国开始主动结好秦国，以争取最大限度地排除秦国进攻燕国的可能性。并以秦国牵制赵国，使赵国不能威胁燕国。基于这样的战略目标，秦王嬴政即位初期，也就是吕不韦领政时期，燕国派出了太子丹作为单方人质进入秦国，以保证秦燕盟约的实现。而秦国则派出张唐入燕，做了燕国丞相，掌控了燕国的政事权。
可是，秦强燕弱的基本格局，决定了两国关系必然向着不利于燕国的方向变化。
此后，因为连续四件大事，秦燕关系急剧恶化了。
第一件事，吕不韦领政时期，秦国接受了少年名士甘罗的谋划，以甘罗为使臣，说动赵国攻燕而秦不为援；其后，赵国攻取了燕国30座城池，秦国分得了其中的11座城池。这是秦国明显的负约行为，由此开始，燕国仇恨秦国了。
第二件事，秦王嬴政亲政初期，秦国大将樊於期对赵作战失败，逃亡到燕国。燕国收留了樊於期，拒绝了秦国的遣返要求。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三件事，由于樊於期事件，两国中断邦交，秦国软禁了燕国人质太子丹。
第四件事，秦王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太子丹秘密逃出咸阳，回到燕国。
上述史实，便是秦燕两国五百余年之间的关系演变脉络。
2.大军压境。燕国的尴尬应对
到太子丹逃出秦国而回到燕国的时候，燕国已经是风雨飘摇了。
王翦大军压境之时，燕国是燕王喜二十八年。这时的燕国政事，由太子丹主持。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此时刚刚过去了五年。这位燕国太子在秦国做了十余年人质，这时已经三十岁上下了。燕王姬喜的为政秉性，看似胸襟开阔，实则心地狭小，此所谓外宽内狭。后世三国时代的袁绍，与其颇为相似。惟其如此，太子丹在名义上执掌国事，实际的军政财大权却仍然掌控在燕王姬喜手中。
面对秦国大军压境，燕国庙堂一片恐慌。《史记》记载的当时情形是：“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在如此举国惶惶不安的形势下，太子丹的焦虑是双重的：既忧秦国大兵压境，又忧庙堂惶恐而没有对策。此时的燕王姬喜，在史料记载中几乎销声匿迹了。依据燕国历史推理判断，燕王姬喜一定是持续着他的迂阔，持续着他的自负，耽于享乐，根本没有意识到亡国灾难的来临。
燕国的应对之策，是在太子丹主持下完成的。太子丹集团的抗秦谋划，有两则基本对策。其一，军事对策。燕国与赵嘉的代国联手，组成燕代联军，合兵抗秦；其二，秘密对策。以政侠名士荆轲为献地特使，秘密刺杀秦王嬴政。
（1）燕国军事对策的实施：燕代合兵抗秦
在军事历史的背景上，燕赵两国悬殊很大。
在七大战国中，燕国的军事实力大体只能居于三流，仅仅略强于后期的韩国。赵国，则是与秦国并称的超一流军事强国。在一百余年的战国大兵争中，赵国已经成为山东六国的抗秦屏障。对于燕国，赵国尤其是直接的保护屏障。因为赵国的存在，燕国非但极少遭受秦国的进攻，而且还得到秦国着意结盟的巨大邦交利益。即或在秦燕关系恶化之后的数十年间，秦军也很少直接进攻燕国。这也就是说，燕国军队几乎从来没有与秦国大军正面交过手。燕国的安全，十有八九是因为躲在赵国这座大山的背后。
这里，历史却表现出一种无理性的复杂与荒诞。
燕国最喜欢反复纠缠的国家，这恰恰是赵国。燕国的对中原战争，除了燕昭王时期的乐毅破齐之战，几乎全部都是背后鼓捣赵国的战争。可是，燕国的纠缠与进攻，每次都被赵军打得惨败。赵国方面，只要能腾出手来，总是要发动进攻战，狠狠教训一下燕国。虽则如此，赵国却始终不能吞灭燕国。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又因为秦国的存在——秦国需要赵国背后有一个敌人，因而绝不会坐视赵国灭燕。但是，如今赵国已经灭亡，燕国的大灾难也就迫在眉睫了。
当此之时，燕国与代国的赵军残部联合抗秦，不失为太子丹集团的明锐谋划。
但是，两军联合作战的具体实施，却无法保证战略谋划的有效性。根本的原因，在于燕国军队虽然数量远远大过代赵势力，但却无法在这场关乎存亡的战争中居于主导地位。因为，即或此时的“代军”只是残部，其实际战斗力，其将帅的统御作战能力，也远远强于燕国军队。另一方面的事实是，燕国在与赵国的长期纠缠中，稍有作战实力的精锐大军，都已早早被赵军摧毁殆尽了。此时的燕国，能够集结的军力，只有仓促赶来的辽东地带的边军，以及都城地带与要塞地带的防护军。
如此形势之下，即或代国赵军愿意将联军指挥权交给燕国，燕国庙堂与燕军将帅也对与秦军作战完全心中没谱。故此，关于燕国发动的燕代联军抗秦，《史记·秦始皇本纪》反而是以赵军的视角记载的：
王翦尽取赵地，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
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大饥。
而以燕国史料为蓝本的《燕召公世家》，则根本就没有记载燕代联军抗秦之事。
应该很清楚，燕代两国联军组成之后，代国的残存赵军是居于轴心地位的。这支联合大军的部署是：全军驻扎于燕国都城西北部的上谷（今河北怀来地带），先行整训磨合，再图抗秦作战。恰恰在这时，代国、燕国都发生了大饥荒。显然，这一灾难对燕代两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后来的战争实践看，此时的燕代联军还完全没有成熟的作战计划，以至来年春天的战争开始之后，两军很快就被各个击破了。
这就是联军组成后的战略态势——秦军强大，而燕代联军隐患多多。
（2）太子丹的秘密对策：荆轲刺秦的策划与筹备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列了《刺客列传·荆轲传》，至为详细地记述了荆轲刺秦事件的策划、实施过程，以及余波。应该说，这是《史记》中罕见的完整纪事篇章。如果说，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中渗透了过多的文学因素，那也是因为这一事件直到百余年后的司马迁时代，仍然在广泛地绘声绘色地流传着，而不会是司马迁的个人附会。
让我们按照《史记》所载之事实，先来看看这一暗杀事件的策划与初期筹备。
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大体分为七个阶段。其中，策划筹备三个阶段，实施过程四个阶段。
前三个阶段中，首先是提出并预谋。这一阶段的史料缺乏，但可以明确推定，刺杀秦王政是太子丹的主张，当时处于绝密状态。因为，太子丹熟悉秦国，具有产生杀死秦王政才能制止秦军攻势的动议基础。
第二阶段，发现刺客人才，并将其确定为刺秦使命的惟一人选。
太子丹在焦虑之下，找到老师鞠武求教——实际上就是寻觅刺客人才。鞠武举荐了“智深而勇沉”的隐士田光，太子丹立即秘密拜会了田光，询问抗秦大计。田光以年老精力衰竭，举荐了朋友荆轲。临别之时，太子丹叮嘱田光不要泄密，田光笑着答应了。之后，田光迅速见到了荆轲，告知了自己向太子丹举荐荆轲的经过，以及太子丹的叮嘱。末了，田光自诉太子疑惑自己，自己深感羞愧，就在荆轲面前自杀了。
自此，荆轲这个人物正式出场了。
事情在继续发展。荆轲又立即晋见了太子丹，告知了田光的死讯。太子丹大是感愧欷歔，诚挚地向荆轲诉说了燕国的亡国危机，又向荆轲吐露了自己设想的秘密刺秦计划，恳请荆轲担任这个献地特使，以完成刺秦使命。但是，荆轲却以才具不堪，明确拒绝了。之后，太子丹不屈不挠，反复叩拜，坚定请求，荆轲终于答应了。至此，荆轲正式成为秘密刺秦的不二人选。
第三阶段，是太子丹集团秘密而紧张地准备。
从荆轲答应刺秦之日起，焦虑不堪的太子丹，就立即着手秘密实施前期准备。这些准备与铺垫，主要是六项具体事宜。
其一，正式拜荆轲为燕国上卿，为荆轲的重臣特使身份预先正名。
其二，刻意雕琢太子丹与荆轲形象，以迷惑秦国。所谓刻意雕琢，是三方面的有意作为：一则，有意夸张性地厚待荆轲，以国家礼器铺排与荆轲聚会的礼仪；二则，刻意满足荆轲的各种小喜好，以赠送千里马马肝、美女玉手等惊人之举，以求名闻天下；三则，纵容荆轲铺排张扬，挥霍享受，有意做出“以金弹打渔”等惊人之举，以求流传列国。如此这般刻意雕琢，只有一个目的，使天下皆知燕国太子丹与上卿荆轲，是一对着意享乐的昏聩君臣，绝然没有死战抗秦之心，从而使秦国高层相信燕国献地的真实性。
其三，精心制作出燕国督亢地区的古地图，一力使其繁难复杂，无从辨认，非详细解说不足以明白。这一要求，是为荆轲能够与秦王面对面创造条件。
其四，搜求天下著名匕首。结果是，重金搜寻到了著名的铸剑大师赵国人徐夫人锻造的锋锐短剑——“徐夫人匕首”。精工淬毒之后，太子丹亲自试验效力，确认能够见血杀人。
其五，荆轲亲自出马，激发在燕国隐居的秦国逃将樊於期的复仇之心，并许诺其代为复仇，从而使樊於期自杀。这一作为之目的，是以樊於期头颅作为献地之外的另一个诱饵，吸引秦王一定面见荆轲，以实现行刺。
其六，精心遴选行刺助手。荆轲坚持以自己的一个知己同道为刺秦助手，却因时间紧迫，其人不能如期抵达。最终，太子丹选定了曾少年杀人，有勇士之名的秦舞阳做了助手。
上述六项秘密准备完成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之时了。
秦国已经大举屯兵燕国边境，燕国太子丹已经没有时间等待了。
3.惊心动魄的暗杀：荆轲刺秦
公元前227年秋天的某一日，荆轲的特使车队终于南下了。
易水河畔，太子丹与所有参与密谋者，及荆轲的同道故交，都来送行，人皆白衣，悲凉哀痛如同送葬。荆轲慷慨悲歌，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悲壮之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现场是高渐离击筑，荆轲临机唱和。这则名唱，有三个声部：第一声部，先为一阵没有歌词的悲声长吟——“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第二声部，“荆轲前而歌曰”——荆轲大步向前，唱出了那两句流传千古的悲壮歌词；第三声部，“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就是说，两句歌词之后是高亢入云的悲壮长啸——羽声慷慨。慷慨悲怆地长啸，深深激发震撼了现场送行者，每个人的眼睛都要瞪裂了，每个人的长发都飞扬起来淹没了头上的高冠。
之后，“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荆轲一句话也没说，登上轺车就绝尘去了，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1）荆轲到咸阳之后的先期预谋活动
荆轲使团进入咸阳，先以重金与珍宝财货，收买了秦王嬴政的宠臣中庶子蒙嘉。
蒙嘉替荆轲疏通，先行禀报了秦王嬴政。蒙嘉的说辞，翻译成现代话大意是这样的：燕国是真的恐惧秦国之威了，不敢举兵作对，愿意举国为秦国臣民；燕王愿意比照着做个郡县一般的小诸侯，向秦国纳贡，守住先王宗庙。但是，燕王不敢自己前来陈述请求，只有恭敬进献已经斩下的樊於期头颅，并献上燕国督亢之地；樊於期人头与督亢地图，已经封函装妥；燕王特意派特使前来献给秦王，期盼大王认可。
这则史料，除了说辞之外，事实部分的疑点很大。
疑点一，以秦政之清明奉法，小吏不可能承担疏通国事的重担。
这个蒙嘉，只是一个低阶层书吏——中庶子，相当于现在的文秘办事员。以当时秦国的政治结构，邦交事务必须知会的是三个大臣：一是用事的李斯，其职务是长史——国君秘书长；二是顿弱、姚贾，两人统管邦交事务，下辖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当时秦王的生活事务，则由随行内侍赵高掌管。蒙嘉这样的底层吏员，连上述四个重要人物的任何一个都很难见上，更不可能轻易见到秦王嬴政，并承担如此重要的沟通。
疑点二，秦王嬴政的私生活向无荒诞，不可能有超越公事的“宠臣”。
在《史记》的语汇谱系中，“宠信”是一个政治语汇；宠臣，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语汇，除了喜爱的直接含意，大多指向是同性恋。在《史记》的战国记载中，明确的秦国“宠臣”是两个：一个是秦孝公宠臣景监，一个就是这个秦王嬴政的宠臣蒙嘉。即或对后世知名度很高的内侍赵高，《史记》中也没有“宠臣”两字的说法。考察秦孝公毕生作为，宠臣同性恋之说，显然是很荒诞的流言。考察嬴政始皇帝一生作为，其宫廷事务的警觉重点一直是严防后党、外戚等势力干预国家政治。为此，始皇帝没有设立皇后，也没有预立太子。这样一个长期保持政治警觉性的君主，不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文秘人员作为“宠臣”，更不可能允许其涉及国事。而始皇帝的个人生活，除了任用方士求仙之外，未见任何荒诞。以同性恋“宠臣”加于始皇帝，显然是后世流言进入了史书。
疑点三，此时的荆轲，正当身份是燕国特使，没有必要收买疏通。
燕国的献地、献头及举国投降的请求，对秦国而言，是一件非常有利的大事。作为燕国特使的荆轲，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正大光明的外交途径，不经行人署——秦国邦交机构的上达，而费力地走收买小宠臣的秘密路径。太子丹长期在秦国做人质，不可能不了解秦国的法治之严。荆轲是政侠名士，为行刺秦王做了最周密的准备，也不可能对秦国政治的基本状况如此无知。因为，这种收买宠臣的做法，只能使这件名正言顺的邦交事务显得十分诡异，反而有可能使秦国警觉。这种愚蠢荒诞的举措，不可能出自荆轲。
综合上述疑点，小宠臣蒙嘉疏通之事，应当是一则虚妄的史料。
荆轲入秦之后的预先活动，其正当途径应该是很简单的：荆轲约见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申明特使请求；接待荆轲的行人署某长官，向秦王禀报了燕国使节来咸阳的事，请示秦王定夺；秦王很高兴，决定接见荆轲，并接受燕国投降。后来，山东六国以讹传讹，衍化出了荆轲重金收买秦王宠臣蒙嘉的故事，以神秘其事。再后来，太史公又依着传说蓝本，变成荆轲的实际作为，记入了史书。
（2）秦国以最高礼仪接见荆轲，决定接受燕国投降 对于特使荆轲带来的燕国将举国投降的重大请求，秦国显然是非常重视的。
为此，秦国以最高礼仪接待了荆轲——“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一最高礼仪，是按照天子接见诸侯的规格设计的，其基本要素有三个：其一，地点是咸阳宫，秦国的最高政治殿堂；其二，秦王与所有大臣，都是“朝服”——正规礼服出席；其三，设置象征天下诸侯大会的“九宾”——九方诸侯席位，以表示天下盛会。在这样的基本规格之上，礼乐钟鼓、护卫仪仗、车马迎送、典礼仪式等方面，自然都是相应的最宏大铺排。在礼仪已经大大简化的战国时代，这样的盛会显然是最为盛大的典礼了。
秦国的盛大应对，透露出一则重大的历史信息。
秦国对燕国特使的真实性，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燕国的举国投降请求，及其提出的三个条件——保留相当的土地人口，保留诸侯国资格，保留宗庙祭祀权，秦国是准备接受的。也就是说，与后来历史发展所展现的以战争方式统一六国的进程相比，这里出现了一个可能的转折——秦国准备接受一种和平统一的方式，准备以保留诸侯国为条件，实行有可能的非战争统一。
请注意，此前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两个国家——韩国、赵国。其中的韩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燕国的请求，但是秦国拒绝了。后来的实际进展，也是以战争的方式兼并了韩国。那么，对于燕国的有条件投降请求，秦国为什么却接受了？
历史的直接答案，已经因为秦帝国文献的整体毁灭而无从考察了。
但是，依据战国历史所表明的兴亡逻辑，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真实答案。这就是，秦国对于统一战争的残酷性，也是力图避免的。对于赵国那样互相知底的长期对手，非战争不能统一，只有采取战争方式。对于韩国那样有长期摩擦的对手，秦国深知其称臣投降是假象，也只有以战争方式统一。而对于遥远的、接触也相对少的燕国，秦国对其国家性格的了解则是有限度的。因此，秦国相信燕国的举国投降是真诚的，没有必要非经过战争不可。
可以继续的推论是：假如燕国真的投降了，当时中国的统一，无疑就多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和平统一的模式。果真如此，秦帝国后来的统一文明则可能是另一番模样——只能实现局部郡县制加局部诸侯制。那么，文字统一，以及各种具体制度的统一，是否能够全面而彻底地实现，也就无法预料了。由此建立的中国统一文明，是否具有后来那种强大而坚实的生命力，同样也就未可预料了。可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被一把淬毒的匕首彻底刺穿了。
历史，依然在冷酷的现实逻辑中运行着。
（3）政侠行为：荆轲的咸阳宫行刺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的故事，在后世中国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我们要说的是，荆轲不是一个神勇高明的剑客，他只是一个具有浓烈兴亡意识的政治游侠——政侠。在战国时代，他们就是以墨家士子为代表的特殊团体——政侠群落。这种群落的人物，皆以挽救弱势政治派别或弱势国家为信仰，平民意识浓烈，人民性极强，敢于慷慨赴死，天下名声极大。历史主义地看，这样的政侠群落，无论其所维护的国家或派别，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烈士勇士。因为，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中，有着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风骨节操——锄强扶弱，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亡，最富牺牲精神。在后面，我们还可以多次看到，在秦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山东六国涌现过大量的救亡勇士与众多的殉国烈士。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齐国灭亡后的田横八百壮士跳海殉国。
历史的多面性与价值观的多元性告诉我们，作为统一中国的秦帝国，是一种正面的历史进步力量。作为挽救行将灭亡的祖国的烈士群落，同样也是一种正面的文明价值力量。同样正面价值的文明历史元素所构成的历史冲突，才是历史悲剧的灵魂。
我们不能因为肯定了太阳，就否定了月亮，它们都是人类宇宙的不同侧面。
（4）荆轲行刺的具体过程解析
虽然，荆轲怀着必死的勇气。但是，他平庸的搏击术与剑术，却使他无法完成使命。
我们来看看，《史记·刺客列传》所描述的荆轲刺杀秦王的详细过程。
第一环节，展开凶器。“荆轲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第二环节，直接行刺。荆轲“左手把秦王衣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
请注意，这个“揕”字，是刺的意思。但是，史料却没有用“刺”这个字。太史公有意用“揕”字，而不用“刺”字。合理推断：有可能这个“揕”是淬毒匕首的一种特殊的刺杀技法，而后世失传。故此，这个字所表示的实际方法，我们已经不知其详。这个环节是说，荆轲抢到匕首，直接就揕了过来。但是，在没有刺到秦王的时候，变化就发生了。
第三环节，秦王快速反应。“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固不可立拔。”
这个环节，是秦王嬴政的一连串应急动作：瞬间大惊，瞬间突然站起，竟一下挣断了材质一流的精制衣袖，可见速度之敏捷，力量之强大。再后，秦王立即去拔只有盛大典礼才佩带的长剑。此所谓冠剑及身，是王者的最高威仪。但是，由于秦王是手抓剑鞘中间——操其室，剑筘又很严密，惶急之下一时无法拔出。
第四环节，荆轲追逐秦王。“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
这个环节，荆轲的方法未见任何特异技能，只是寻常的追逐不舍而已。秦王的反应倒是非常专业，不是径直乱窜，是“绕柱而走”，也就是依托粗大的殿柱，和荆轲兜圈子。
第五环节，群臣惊愕混乱，徒手乱打荆轲。“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
也就是说，在一片惊慌中，大臣官员们只有追着荆轲乱打。随行太医夏无且，用随身药囊打到了荆轲。这里，太史公特意交代了秦国的殿堂法度：其一，群臣上殿，不能携带任何兵器；其二，装备全副兵器的护卫郎中，陈列于殿外廊下，不奉命不得上殿。在这两条法度之下，一时没有人想起提醒秦王下令武士进殿。在大混乱的时间段，荆轲的徒手搏击术仍然未见任何特异之处，以致自己都无法摆脱徒手人群的围攻。
第六环节，秦王拔剑反击。“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
这就是说，秦王虽然惶急，但却仍然保持着灵敏的耳目反应。在左右高声提醒下，秦王立即将长剑竖在背后，一举拔出剑来。拔剑之后，秦王立即反击，一剑就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虽有短兵器在握，却既未能反击，又未能躲过长剑一击。如此结果，只有两种可能：或者，秦王的剑术与力量都是一流的；或者，荆轲的本领实在平常。
第七环节，荆轲的最后反击失败，及其最后自诉。“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擿（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荆轲，轲被八创；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荆轲掷出匕首，以做最后的反击，但却掷到了铜柱上。秦王很恼怒，连续砍了荆轲八剑，但荆轲依然活着。按照嬴政一剑砍断荆轲左腿的力量，八剑若全力砍下，荆轲早已经是大卸八块了。荆轲所以在八剑之下尚能不死，只能说明秦王仍要留着活口，有意控制了击剑力量。这时，荆轲表现出最后的勇气与精明。最后的勇气，是满身剑伤而能张开大嘴谈笑；最后的精明，是为自己的平庸身手作出了似乎周到的辩解。
但是，荆轲的最后辩解，却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如果真的一开始就不想杀死秦王，而要绑架秦王以订立书面盟约，并献给太子丹，那为什么还要给匕首淬毒，并且拿起淬毒匕首就直接刺杀？难道荆轲敢保证自己既能刺伤秦王，而毒性却不会置秦王于死地？以此后实践的展现，荆轲似乎还没有这样的神异技能。荆轲的说法，显然是摆脱难堪的辩词。
第八环节，荆轲之死。“于是左右既前，杀荆轲。秦王不怡者良久。”
乱局之下，已经上殿的武士杀死了荆轲。为此，秦王忧郁，很长时间里都不高兴。
秦王嬴政不高兴的是什么？仅仅是荆轲的死吗？
4.刺秦效应：秦国放弃和平统一方式
刺秦事件，宣布了和平统一中国梦幻在事实上的彻底破产。
秦王嬴政的心情沉重而忧郁，其症结只能在这里。因为，荆轲的刺杀事件，道出了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即或在同一根基的华夏文明圈，想要一个已经成型的王国政权基于天下潮流，放弃统治权或大幅度缩小统治权，而自觉归于统一政权，这只能是推进统一的强大力量的单方愿望。无论这种愿望的出发点具有何等的正义性，也无论这种愿望的实现可以减少多少流血牺牲，独立分治的政权都是不可能妥协的。
从黄帝、炎帝开始，天下从来都是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实现联盟政权统一的。即或是夏商周三代千余年，天子王权诸侯制的松散统一，也是在大规模“汤武革命”式的战争中实现的。至少，从黄帝到战国的将近三千年里，还没有不经过“汤武革命”式的战争而能统一天下的先例。实现松散的王权诸侯制的统一尚且如此，今日的秦国，要以秦国的法制推行于天下，实现新的统一，又岂能出现不经战争的自动归降？假如说，在荆轲刺秦事件之前，这种“盟约统一”的方式似乎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在荆轲事件之后，盟约统一的方式，则显然已经是荒诞的梦幻了。
从另一面说，春秋之世历经近三百年的天下动荡，华夏世界的诸侯分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再历经战国之世两百余年，七大战国形成的国家割据，已经趋于大体定型了。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些许小诸侯，已经可以忽视不计了。事实上，此时的七大战国，都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本制度与礼乐文字。原本具有松散统一文明的华夏世界，已经出现了分为七大板块进而渐行渐远的文明分裂趋势。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要想有效地统一六大战国，并重新回到华夏统一文明的大道之上，已经不可能以非战争的盟约形式实现了。
秦王嬴政是否想到了这些，史料没有直接记载。
但是，后来的历史实践表明，从荆轲事件之后，秦国全力以赴于战争统一，再也没有过接受某个战国有条件的盟约投降的事例了。请注意，最后的齐国投降，实质上是大兵压境下无条件的战场投降，而不是有条件的盟约投降。对齐国的政权处置，以及对齐王的处置，都同战争灭国后的其余五国没有差别。所以，统一齐国不是和平统一，仍然是战争统一。
从历史效果看，后来的秦帝国所以能雷厉风行地创建统一文明，遭遇的阻力相对小，尤其是顺利地创建中央集权制，以及覆盖整个华夏世界的全面郡县制，全面、完整、有效地统一文字等，并能够真正推行且彻底巩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战争统一所打下的坚实根基。
5.灭燕战役的实际进展
在这年秋冬之交发生荆轲刺秦事变之后，燕国的灭亡命运也就无可挽回了。
同年，王翦大军正式发动了对燕国的统一战争。
战争的进程没有丝毫波澜。燕代联军的大阵，在易水西岸被秦军一举击溃。次年，燕都蓟城被攻破，燕王喜及太子丹，分别率领残余兵力，各自逃到辽东去了。秦军大将李信，率部连续追击燕军残部，直到辽东。此时，代王赵嘉为了保留仅存的燕国盟军力量，给燕王喜写了一件书札，说秦军所以急追燕军不舍，原因是仇恨太子丹，燕王若能杀死太子丹，并将头颅献给秦国，秦王必然会停止追击。
昏昧平庸的燕王喜，终于显示了冷酷的本性。
这年冬天，燕王喜派出秘密特使，率兵寻觅到太子丹藏身的衍水河谷，杀了太子丹。之后，燕王喜便要将太子丹的头颅献给秦国。可是这一次，代王赵嘉与燕王喜的谋划都落空了。秦国李信部根本没有理睬太子丹被杀事件，而依然追击着燕王喜的辽东残部。可是，这一年的冬天，当时的中国北方气候骤然寒冷——“大雨雪，深二尺五寸”。若不是这一突然的天灾阻滞了大军行进，李信的秦军骑兵当年就能平定辽东。
四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22年，大将王贲在秦军主力南下灭楚的同时，率领一支秦军进入辽东，一举俘虏了燕王喜，彻底解决了燕国的残余势力。同时，王贲部又西进代地，平定了代郡，俘虏了代王赵嘉，最后解决了赵国的残余势力。
至此，燕赵流亡势力被根除，两国宣告完整进入统一。
燕国的灭亡，是长期固守贵族政治传统的必然结果。
所谓贵族政治传统最主要的表现，是政治上的迂阔性。迂阔政治的基本特质，是不识时务，漠视潮流变化，以老旧的贵族意识决策国事。燕国历史的四个基本转折，都充分表现了这种迂阔政治。其一，燕王哙的复古禅让，导致了燕国长期内乱；其二，燕国长期与自己的屏障国赵国对抗，屡屡遭受惨败而不改弦更张；其三，燕国破齐，大肆攻杀掠夺之后，又企图推行王道化齐方略，致使战争长期化，导致最终失败；其四，灭国关头，以假投降为掩护发动荆轲刺秦事件，导致燕国最终灭亡。
沉闷死亡：灭魏之战
1.秦魏对抗的沧桑变化
秦军大破燕代联军之际，秦国庙堂还没有自觉的灭魏筹划。
从战争形式上看，灭魏之战是因为中原局势的陡然变化而生出的一场顺势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进程。这一点，与灭韩、灭赵、灭燕三次统一战争都有区别。其间根本原因，则是由秦魏两国长期形成的战略态势所决定的。
这种战略态势是什么？它又是如何长期形成的？
在对魏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秦、魏两国的历史关系，从而对这场独特的顺势战争背后的历史根基，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历史地看，秦、魏两国关系的变化极富沧桑巨变之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民谚所揭示的历史角色互换，恰恰在这里形象地体现了出来。
从地理环境看，战国时代的秦、魏两国，是接壤漫长的邻邦。若按照秦国在春秋时代形成的传统领土，两国的接壤边境近似于一个L形，全长千里有余。南北线：以从云中郡南下的黄河中段的离石要塞开始，向南分为东西领土——秦国在西，魏国在东。东西线：沿当时中原地区的东西黄河走向，从当时的黄河东折处（今日风陵渡地段）向东延伸大约数百里，接近于当时的渑池（今日河南省三门峡市），大体分为南北领土——秦国在西南，魏国在东北。在战国时代的很长时间里，秦魏边境都是天下最长的大国边境。
这种大幅度的国家地理咬合，形成了两国之间独特、深刻而又漫长的历史恩怨。
在春秋时代，这一环境是秦、晋两大诸侯国之间地理关系的一部分。
在整个西周时代与春秋时代的前中期，晋国都是天下最大的诸侯国，大体包括了今日的山西省、河南省，以及河北省南部、内蒙古南部、山东省西部。在春秋开端时期成为诸侯的秦国，地理环境则相对简单许多，接壤的大国只有两个：东南面与楚国接壤，东面与东北面与晋国接壤。与晋国接壤的领土，几乎占去了秦国边境的五分之四。可以说，春秋时代的秦国，被庞大的晋国以巨大的扇形包围着。
可是，从春秋大国争霸开始，秦、晋两国却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过很为天下称道的友好盟邦关系，尤其以秦穆公时期为典型，史称“秦晋之好”，以至于流传后世。秦晋之好，结为秦晋，已经成为美好婚姻与友好盟邦的代名词。后来，秦、晋之间虽然也有过战争，但基本状态一直是睦邻关系。
春秋末期，长期称霸的最大诸侯国晋国，成为天下求变思潮见诸实践改制的中心，更成为新政新法诞生的最大基地。晋国的深刻变化，是先后催生出了六个强大的新兴政治集团——中行氏、范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这六大集团，同时推行着程度不同的新政新法，也同时进行着复杂而残酷的联合与竞争。历经将近百年的实力大争，中行氏、范氏、知氏三大集团先后覆灭，韩氏、赵氏、魏氏三大集团不断壮大，又联合瓜分了晋国，同时成为三个强大的诸侯国，又迅速地同时成为三大战国。因为同出于晋国，韩、赵、魏这三个国家，通常被天下称为“三晋”。
从老晋国的地域看，初期的魏国主要继承了以安邑为轴心的晋国中部（今日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北部、东部）。初期的韩国，则继承了老晋国东北部与南部的土地（今日河南郑州以东，及黄河北岸包括上党高地一部分在内的区域）。初期的赵国，则继承了晋国的西部、北部与东北部（今日山西中部、北部，河北南部，及内蒙古南部区域）。
从当时的经济开发程度与文明发展程度看，三晋之中的魏国所占据的地域，从总体上说是最具优势的——傍大河两岸，居天下腹心。这一地理环境，对魏国在整个战国时代的特殊影响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战国初期，魏国率先任用李悝推行变法，一举成为当时的超强大国。之后，魏国立即开始了长时间的大力扩张。魏国的扩张对象主要是两个：西面的秦国，北面的中山国。在这两个扩张对象中，秦国是显然的重点。对于中山国（今日河北平山地区）的扩张，主要集中在魏文侯以乐羊为上将军的时期。其后，中山国化入赵国势力范围，魏国基本放弃了对中山国的争夺。所以，秦国是战国初期魏国最主要的扩张对象。
魏国的对秦战争，开始于魏文侯即位的第六年。魏国扩张的初期方式，有两大步骤：其一，先在黄河西岸的秦魏拉锯地带——少梁地带修筑城池，建立魏军的攻秦基地；其二，再以新建城池为根基，对秦国发动连续不断的军事进攻。总体上说，魏文侯在位的整个38年里，魏国以这种方式对秦国频繁交战，获得了大幅度的领土扩张，大大压缩了秦国的河西地带。魏武侯时期，以名将吴起为上将军，继续对秦国进行了长期的攻势战争。
吴起一生与诸侯的七十余战，其中大多数，都是这一时期的对秦作战。历史记载，吴起终生没有打过败仗，只有两次是平局。这就是说，吴起统率的对秦作战，没有过一次失败。截至吴起离开魏国，及魏武侯病逝，秦国已经在对魏战争中全面失利，非但丢失了整个河西高原，而且丢失了关中东部。魏国的进攻锋芒，已经逼近关中东部的华山地带。秦孝公即位时，秦国的土地已经被压缩到仅仅剩下三个小块：东南的商於地带，关中平原的中西部，以及老根基陇西地带。
其后的魏惠王时期，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首先是魏国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专一对秦扩张战略变为三面作战的战略。魏国战略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四个方面：其一，魏惠王忌恨韩、赵两国曾经支持公子缓与自己争夺国君之位，决意开展报复作战；其二，魏惠王图谋扩张中原霸权，决意对中原诸侯开始作战；其三，魏国实力在长期的对秦扩张中进一步增强，军力强大远超各国，也确实具备了同时作战的某种条件；其四，魏惠王志大才疏——雄心勃勃而才具平庸，排斥能才名士，无法确立更为明智的战略决策。
由此，魏国改变了文侯、武侯两代专一对秦扩张的战略，陡然转变为三面作战。首先，是对三晋同盟的韩、赵两国进行报复性作战；其次，是对齐国、楚国、宋国等中原诸侯展开霸权作战；再次，继续维持对秦国的扩张战争。如此三面同时开战，必然导致魏国对秦战争的力度大为减弱，频率也大大减缓。
恰恰在这一时期，秦魏战争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秦国的秦献公执政后，矢志收复失地，率军与魏国死战。石门之战，秦军歼灭魏军二十万，取得重大胜利，震动天下，连当时的周天子也向秦国表示了隆重嘉勉。后来的少梁之战，秦军又俘获了魏国丞相公叔痤。也就是说，在秦献公执政的二十多年里，秦魏攻守之势一时逆转，秦军保持了较长时期的攻势。少梁大战后，秦献公就因伤病死去了。
虽然，秦献公时期的短暂胜利，并没有改变秦魏之间的力量对比，魏国依然远远强大于秦国。甚至，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更见艰难。但是，对于魏国来说，秦军的两次大胜利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全力对秦作战的战略，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即或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推行三面同时作战的战略也是非常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