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能的历史假设是：假如魏惠王在位的五十余年，能始终坚持魏文侯、魏武侯两代的明智战略——联结三晋同盟而全力保持对秦国的强大攻势，秦国根本不可能出现二十余年大变法的历史机遇。而以魏国的文明发展程度，则很可能继续强大并进而统一中国，成为代替后来秦帝国的历史候选人。可是，魏惠王一代的魏国决策层，却根本不是这样做的。
沧桑巨变，正是从这样的历史缝隙中生成的。
总结上述历史，大的态势是：魏国对秦国的强大压迫，一直持续了一百年左右。
魏惠王中期，秦孝公末期，两国格局发生了历史性颠倒——秦国崛起，魏国衰落。
秦国在变法大成后，一举收复了河西与关中东部。魏国慑于秦国新军的强大压力，从安邑迁都大梁。从此开始，直到战国末期，大体也是一百年上下。在这个百年之中，魏国实力每况愈下，秦国则蒸蒸日上。秦赵长平大战之后，秦国实力远远超过六大战国，形成了一强独大的天下格局。
令人不解的是：在后一个百年之中，山东六国的战略重心一直是合纵抗秦。但是，作为对秦作战最有资历的魏国，却从来没有成为过对抗秦国的中心力量。请注意，魏国公子信陵君盗窃魏王兵符，诛杀魏王心腹大将，从而调动大军救赵的那一次壮举，只是信陵君的个人行为，并不是魏国的国家行为。为此抗命之罪，信陵君客居赵国多年而无法回到魏国。也就是说，在整个的百年合纵抗秦中，魏国除了加入合纵阵营，几乎没有过发动合纵或领袖合纵的实质性作为。作为大国的魏国，既远远不如赵国、齐国、楚国，甚至，不如启动合纵的燕国，也不如多次发动小合纵的韩国。
这个历史谜团，我们留在最后再来破解。
魏国后期十分阴暗软弱。
以《史记》记载，秦魏关系的转折性标志，是魏哀王时的“太子朝秦”事件。关于这件事，《史记·魏世家》的记载是：哀王“十二年，太子朝于秦”。《史记·六国年表》亦将此事系于哀王十二年，即公元前307年。《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则是：“武王三年，魏太子来朝。”又将此事记于公元前308年。与《魏世家》和《六国年表》的记载相差一年。不论怎样，魏国派出了太子“朝拜”秦武王，而且秦武王接受了。
这件事所以具有标志性，在于它表明了这样一种邦交格局的确立——魏国以此“朝拜”为开端，正式承认了秦国的霸主地位，并承认了自己的从属国地位。尽管，在战国大争之世，这种“朝拜称臣”完全可以在实质上看做是魏国的权宜之计。但是，在秦魏关系的历史上，它却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因为，此前的魏国无论在军事态势上如何退让，其大国地位与大国意识，还是很自觉、很明确的，不可能派出国家储君对秦国称臣朝拜。
需要说明的是，魏哀王这一代君主是否存在还是有争议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历史纪年表》就未列哀王，而包括在襄王纪年之下。《史记》“集解”“索隐”对此却都有辨证。《索隐》认为“今此文（指《史记·魏世家》）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纪事甚明，盖无足疑。”“《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我们在这里不必去做细节的考据甄别。我们要说的是，无论这一时期魏国的国王是谁，魏国“太子朝秦”这件事都是确凿无疑的。因为，《秦本纪》、《魏世家》和《六国年表》的同时记载，印证了这件事的真实性。
从秦武王之后，秦魏两国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此前一百年的颠倒重演。
秦国不断地进攻魏国，魏国不断地丢城失地。信陵君曾经对魏安釐王痛陈这一历史，愤激之情跃然纸上——
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
信陵君是基于劝说魏安釐王坚持合纵抗秦，而痛陈秦国对魏国扩张蚕食的危害的。这段痛陈之后，信陵君解说分析了魏国不结盟韩国的危险，也分析了秦国将来灭魏的战法。后来的历史实践，以惊人的准确性，一一印证了信陵君的预言。
但是，魏国上层集团却始终沉溺于另一种策略——以秦国为后盾，抗衡其余国家。这一国策，在秦昭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现。当时，齐、楚两大国联兵攻魏，魏国连番派出使者求救于秦国，秦国却迟迟不发兵。最后，魏国派出已经九十多岁的贵族名臣唐睢为使臣，求救于秦昭王。唐睢的核心说辞，充分表明了魏国的联秦国策——
夫魏，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事秦，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以秦之强足以为与也！今齐、楚之兵，已合于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约纵，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失一东藩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王何利焉！
与信陵君的说法相比较，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联秦策略。
历史的困惑正在这里：面对秦国的不断扩张蚕食，魏国不是以抗秦为国策，而是以联秦为国策。其沉溺之深，虽大才强势如信陵君者，不能挽回也。这里，根基原因究竟何在？我们在最后再来分析。
公元前247年，魏国获得了一个历史性机遇。
这一年，信陵君魏无忌自赵国返回魏国，发动五国合纵，并率领五国大军在河外战胜秦军。以信陵君的巨大声望与杰出的兵家才能，这本来是魏国再度抗衡秦国的一个有可能的历史性转折。但是，在战胜秦军之后，魏国以安釐王为首的联秦派，却因顾忌信陵君夺取君位，再次解除了信陵君的兵权，并再次罢黜了信陵君的政事权，迫使这位合纵抗秦的最后柱石，在形同软禁的闲居中酒色自毁而死。
自此开始，魏国几乎完全放弃了对秦国的抵抗。魏国联秦而秦国攻魏的奇异状况，自此开始，一直延续到秦王嬴政领国亲政。吕不韦摄政时期，秦国的对魏攻势几乎年年进行，主要有6次进攻战——
嬴政二年，秦以麃公为将，发兵攻魏，斩首3万；
嬴政三年、四年，秦将蒙骜接连攻魏，夺13座城池；
嬴政五年，蒙骜再度大举攻魏，拔河东地区20城；秦国将此20城与已经夺取的卫国都城濮阳合并，设置了东郡。并逼迫卫国迁徙到了野王小城，成为秦国附庸。
嬴政七年，秦军再攻魏，夺取3城；
嬴政九年，秦军再攻魏腹心地带，夺两城；
此后，秦王嬴政亲政，专心整肃国内，秦军攻势暂时停顿，再没有对魏国发动蚕食作战。但是，到了秦王政十六年，魏国又和韩国一起，主动向秦国割地，以求自保。此后，直到灭魏之战，秦魏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这就是说，截至秦王亲政，秦国对魏国的强大优势已经完全确立，魏国基本上完全放弃了反抗，而是完全地听命于秦国。灭魏大战开始之际，这种态势更为明显。
公元前225年，也就是灭魏大战启动之际，魏国的国王是魏假，即位刚刚三年。
灭魏之战的秦军统帅，是年富力强的大将王贲。王贲灭魏的兵力，以及谋划过程、战争过程，史料皆语焉不详。根本原因，是灭魏之战没有遭遇强大抵抗，而水战灭魏又进行得非常顺利，几乎是没有大事可以载入史册。但是，灭魏的具体过程，我们依然可以从史料记载的种种事件的交汇中，合理推演出灭魏之战的大体脉络。
就战争形式看，灭魏之战是一场连带作战的顺势产品之一，而不是全力筹划的重点战争。因为，当时的魏国事实上已奄奄待毙，成为远远衰弱于楚国、齐国的最小战国。秦军灭燕之师回卷之时，顺势灭魏，是水到渠成的事。灭魏之战所以提前发生，是一个偶然事件引起的。
2.灭魏之战提上日程
公元前226年，秦军灭燕之战已经奠定胜局。
这时，中原地带却正在酝酿一场陡然事变——已经灭亡了的韩国的残余势力，以救出被俘的韩王为目的，正在策划一场反秦复辟事变。当时的秦国上层，已经准确掌握了韩国残余势力的动态，于是决定，从王翦的灭燕大军中抽调一支秦军快速南下，以作平乱准备。王贲率领的这支秦军，正是从灭燕大军中抽调出来的一支南下力量。合理估计，王贲部数量当在五六万之间，最多不会超过十万。
王贲部南下，第一战是奇袭楚国北部十余城。所以如此，是因为韩国残余势力的活动根基，正在楚国北部的淮水流域。秦军奇袭楚国，其实际意义是警告楚国不要支持韩国遗民的反秦复辟之乱。
王贲部的第二战，是平定韩国遗民的反秦复辟战。
平定韩乱之后，王贲部驻屯河外，进入了灭魏之战的准备。所以形成如此顺势而为的进程，根本原因是，这时的秦国决策层已经从韩乱的发生认识到一个事实：魏国地处中原腹心，若不灭魏，中原难以真正平定。中原不定，则统一六国无法获得稳定的根基。
基于这样的评判，再来看灭魏之战的可行性。此时魏国实力已经大大萎缩，灭魏之战事实上已经不需要主力大军。当此之时，有王贲这支数万人的精兵在大梁旁边，顺势灭魏水到渠成，何乐而不为也。惟其如此，灭魏之战提上日程——不增兵，仍以王贲部对魏作战。
王贲是一个什么样的将领？
在后来的秦帝国功臣表中，王贲爵封“通武侯”，职任第一任帝国太尉，位列三公，是仅次于其父王翦的统一中国的最大功臣。就是这样一个赫赫名将，《史记》中却没有专门列传，而与其子王离一起，依附于《白起王翦列传》之中。王氏三代统帅，俱在一篇列传之中，史迹太过简约模糊，多有语焉不详。尤其是关于王贲，《史记》的这篇列传中几乎没有几句话。
依照常理，司马迁与王氏父子几乎可以说是同乡，时间相距也不过百年。司马迁能听到的故事，能看到的史迹留存，在当时应当还是很丰富的。因为，直到民国初期，王翦王贲陵园遗址的规模还很庞大，王氏后裔还聚居在陵园地带。若前推两千余年到汉武帝时期，王氏族人甚或秦军老兵的后裔，一定还有大量遗存。司马迁若要落实王氏父子的事迹，应该是不困难的。但是，司马迁笔下的王贲，却比记述远古时代的尧舜事迹还要模糊。王翦稍好，但也同样失之过于简单，连死于何年都没有。而同样依据民间踏勘所记载的同时代的信陵君的事迹，却要详尽得多，死亡原因也很清楚。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依据历史事件的基本内涵，推断出王贲的大体风貌。
秦王嬴政时期的秦军，是整体重建的一支规模庞大的新军。所以是新军，主要是统帅与高级将领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新锐人物。除了当时的王翦、蒙武已经五十余岁外，绝大多数高级将领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王贲，也是这一时期涌现的高级将领之一。在前三次统一战争中，依据史料记载的作战结果，王贲与李信，是独立承担远距离奔袭战最有成效的两人——李信追击燕军残部于辽东，逼杀太子丹；王贲南下奇袭楚国北部十城，又成功平定韩乱。由此，两人崭露头角，并相继担任灭国战役之统帅。王贲由此成为灭魏之战的统帅，其后的李信则成为率二十万大军第一次灭楚的统帅。
但是，从实际方面说，截至灭魏之战开始，王贲还是处于崭露头角而初当大任的阶段。其后的李信也一样，截至第一次灭楚大战，也是初当大任。这时，他们的统帅风格、作战特点，还都没有最充分地体现出来。
那么，让我们具体看看王贲之部是怎么样进行灭魏之战的。
3.王贲灭魏的具体进程
各种史料对灭魏之战的记载都极其简单。《史记·魏世家》的记载是：“魏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水经注·渠水注》的记载是：“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断故渠，引水东南出以灌大梁，谓之梁渠。”这三则史料，详略不同地表述了同一个史实——王贲军灭魏是一场水战，是掘开了连接黄河的鸿沟大渠，水淹了大梁。
其中，《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基于专业考据的事实，记载得相对具体：王贲秦军截断了原来的鸿沟老渠，修筑了一条新大渠，将黄河水引向东南，淹没了大梁。后世，便将这条引水淹没大梁的新渠叫做“梁渠”。
鸿沟，是战国中期魏国开凿的沟通黄、淮两大河的一条人工运河，以通联黄河为水源，南下经颍水流入淮水，既航运，又灌溉，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这里的大河南岸，是由当时的广武、荥阳、敖仓构成的一个极其富庶的三角地带。这一地带，既是当时魏国最大的粮食储存基地，也是当时魏国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但是，这时最重要的是，这一地带的广武城外，是鸿沟通联黄河的引水渠口。鸿沟从广武开端，流向东南，经大梁城外之郊野南下，流入颍水，再南下进入淮水。
老鸿沟流经大梁地带，正在大梁城西北方向的数十华里之外。
在大梁西北的鸿沟上游段，选定一个有利于向东南行水的地点，先行修筑一条直接通到大梁城下的大渠。然后，再截断鸿沟之水，使其流入新渠，再涌入大梁城下，必然也就淹没了大梁。
以上路线，是郦道元的专业考据。至少，它明确了一个基本事实：秦军水淹大梁，不是任意掘开鸿沟，造成漫无边际的洪水灾难淹没大梁，而是将鸿沟老渠改道，另开一条流向东南大梁城下的新渠。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定向淹没”大梁城。
秦军王贲部能顺利实施水攻作战，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
其一，大梁西北区域事实上已经被秦军有效控制，否则不可能实施引水工程。
秦国攻魏的历史已经很长。截至王贲灭魏之前，非但魏国的河内地区（黄河北岸地区）基本上已经被秦军占领，就连河外地区（黄河南岸）的军事重镇，也几乎全部被秦军占领。上述大梁西北的广武、荥阳、敖仓三角地带，自然也已经成为秦军的势力范围。事实上，若不能有效占领这一区域，筑渠引水的大工程就不可能实施。
其二，鸿沟之水必须能够控制在大梁地带，而不能无边际地蔓延为洪水灾难。
王贲灭魏之后，李信当年就率二十万主力秦军南下灭楚，其进军路线的必经之地正是大梁地带。若王贲水战的方式，如同后世之民国大军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挡日本大军南进一样，则洪水灾难造成的黄泛区，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几个月内消失。据此可以明确判定，王贲修筑新渠，水淹大梁，已经具备了对水之流量、水流方向等有效控制的能力，能够做到只以“大梁城坏”为目标，而不会导致无边无际的洪水灾难。要做到这一点，当时的水家大师必然参与了水战，并且勘定设计了可行的方案。
王贲的水战灭魏，是秦统一战争七大战役（其中灭楚两战）中惟一的水战。
这惟一的一次水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王贲的突发奇想，而是包括王贲在内的秦国决策层，在对魏国作战环境，以及对三晋历史与魏国政治深切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决断。
关于春秋水战及水战灭魏曾有过预言。
春秋战国时代的陆上水战，有过一次先例，虽然没有成功，战法却是首创。
这就是发生在春秋后期的晋国六卿之战。当时，晋国势力最大的知氏集团，已经吞灭了范氏、中行氏两大集团。之后，知氏首领知伯又联合韩氏、魏氏两大集团，要吞灭对抗知氏的赵氏集团。三大集团的兵力包围了晋阳，之后的战法是掘开晋水（今日汾水北段）淹没晋阳。大水灌城数日，已经浸坏了晋阳的六七成城墙，赵氏依靠仅存的三分城墙做最后的顽抗，城中已经饥饿到了互相换着吃对方子女的危境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知伯面对汪洋大水，傲慢地发出了感慨：“吾始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也！今日知之。”——我过去还不知道水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啊！今天，我知道了！这一傲慢的感慨，使站在知伯旁边的韩氏、魏氏两大领袖蓦然惊觉——汾水可以淹没魏氏的中枢安邑，绛水可以淹没韩氏的中枢平阳。知氏有此水战之心，两国危矣！由是，韩、魏两大集团立即接受了赵氏派来的秘密使者的动议，韩赵魏三大集团骤然联手，反而攻灭了知氏。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陆上水战，是第一次以水为兵的战争。此后百余年，华夏大地再没有出现过陆地决水的战争。
可是，却有两个人早早就预见了魏国的水战灾难。
第一个预言者，是战国纵横名士苏代。在《战国策·燕策二》中，苏代为了劝阻燕昭王与秦会盟，向燕昭王分析了秦国可能攻灭山东六国的各自战法。其中，分析到秦国攻灭魏国的战法时，苏代是这样说的：
（秦）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决荥口，魏无虚、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
苏代这则预言，说的战略步骤是：秦国先吞灭两周——东周、西周政权，再顺夏水（黄河）以水军轻舟进军，分三段实行水攻。最西面决开荥阳黄河口，就会淹没大梁；中段决开白马津黄河，就会淹没济阳地带；东北段决开宿胥（今河南浚县）黄河口，就会淹没顿丘（今河南濮阳地带）。苏代认为，秦军的总体战略将是：陆战必然攻占河内——黄河北岸地区，水战则必然决河淹没大梁。显然，苏代的战法预言是符合魏国情形的。
但是，苏代的预言时间稍早，又是对燕昭王讲的，可以假设魏国不知道。
第二个预言者，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
信陵君的预言，是对魏安釐王直接说的。信陵君的这则预言，明白记载在《史记·魏世家》中，原文是这样的：
夫韩亡之后，（秦）兵出之日，非魏无攻……（秦）临河内，河内……必危；（秦）有郑地……决荥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使秦无韩，得郑地，（与魏之间）无河山阑之，无周、韩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
就战争的具体进程来说，信陵君的预言比苏代更具体，更准确，更明白。根本之点，是这时的信陵君已经身处魏国晚期，对灾难来临的次序、方式与路径，都已经看得非常透彻了。韩国灭亡之后，秦国必然攻灭魏国。而秦国只要占据了河内与韩国，就有了开决荥泽之水，也就是鸿沟之水淹没大梁的条件。那时，秦魏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险要，也没有任何事实存在的力量阻隔，秦军距离大梁不过百里之地，大梁必然灭亡！
这样明确的警告，这样明确的预言，魏国决策层的任何人都可能明白。
可是，魏国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水战准备。
于是，大梁城在三个月之后瘫痪。
最后一任魏王魏假请求投降，做了俘虏。至此，魏国宣告正式灭亡。
如此一个曾经率先变法的新锐国家，一个曾经“繁昌忠正”的文明风华大邦，一个曾经长期居于天下霸主的超强战国，却如此毫无波澜地寿终正寝了。除了在大水之中硬挺了三个月，魏国的最后时期没有任何秘密，没有任何抵抗，没有任何最后的回光。相比于此前灭亡的韩、赵、燕三国，相比于此后的楚国，魏国的灭亡是最没有悲壮感的。
4.魏国灭亡的历史解析
简单平实的消失过程，隐藏着魏国平静灭亡的巨大秘密。
这个秘密，同样简单平实，这就是：长期地缓贤忘士，彻底丧失了生命力。
什么是缓贤忘士？简单地说，就是怠慢人才，无视人才。这一思想，当时的墨子大师阐发得最为透彻。墨子大师将国家的人才战略，确定为三个基本点：
第一个基本点，是对人才要有强烈的自觉需求理念。这就是“亲士急贤”，就是求贤若渴，主动地亲近人才，积极地搜求人才。国家没有自觉的人才需求，怠慢人才，见贤而不急，就是“缓贤忘士”。墨子大师痛心疾首地说：“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第二个基本点，是国家要广纳人才。这就是众贤厚国理念。墨子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能仅仅只有个别人才，而必须广泛容纳人才。
第三个基本点，是国家要将崇尚贤士确立为根本理念。墨子云：“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纵览战国历史，秦国的不断强大，正是国家人才战略获得极大成功的典型。
魏国不断衰落，以至最终毫无波澜地灭亡，恰恰是国家人才战略失败的典型。
自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起，魏国一时人才济济，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四个大政治家；有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有故旧能臣翟璜、魏成子等。当时的秦国要进攻魏国，有人便劝阻说：“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可是，魏文侯开创的这种“众贤厚国”的风气，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就渐渐变形了。
魏武侯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有着浓厚的贵族“骄人”心态，曾经因遭受名士田子方冷遇，愤然讥刺说：“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富贵者可以骄人，贫贱者怎么也能骄人！这种贵族式傲慢，遭到了田子方的有力驳斥。在贵族式的傲慢心态下，魏武侯自然不会像魏文侯那样求贤聚贤，而是对人才采取了类似于放任自流的态度。其间，最大的人才失误，是逼走了吴起。
吴起离开魏国的直接原因是两个：其一，没有被重用，既没有做成上将军，也没有做成丞相；这两个职务，都是吴起公开追求的。结果是，吴起在魏国一直只是个战无不胜的河西守，无法施展才华，无法实现变法志向。其二，吴起没有接受魏国公主嫁给自己，引起魏武侯猜忌疏远，吴起因此辞官去了楚国。
第三代魏惠王，在位51年，前期虽然也曾经短暂任用了白圭这样的政商能臣，但更主要的方面，则是以非常特异的精明敬贤的方式，开始了魏国的人才大流失。自魏惠王开始，魏国流失的超一流人才先后有：孙膑、商鞅、乐毅、张仪、范睢。流失的大量实用人才，更是不计其数。
这种现状一直在魏襄王、魏昭王、魏景湣王三代持续着。直到魏王假的灭亡时期，魏国都始终没有涌现过一个大政治家执政。仅有的王族天才巨星信陵君魏无忌，又被反复猜忌，反复排斥，终究自杀式地毁灭了生命，空留下对魏国的亡国预言。魏国的人才大流失，要害是敬迂腐虚名，排斥真正的人才。魏惠王所奠定的国家人才传统是：敬重享有名望的学问大师，但却排斥猜忌真正的有用人才；对于潜在的尚未成就功业的年轻人才，魏国更是一律拒绝。也就是说，魏国君主决策层既没有自觉发掘人才的意识，也缺乏发掘人才的辨识能力。这种敬贤，实际目的是博取自己的为政声望，而不是基于国家的真实需要。
魏国式的人才意识，具有历史的迷惑性，是最值得警惕的国家人才误区。
分治绝唱：灭楚之战
1.灭楚之战的先期筹划
公元前225年，秦国的统一战争开始向南中国发展，灭楚之战提上了日程。
在秦统一中国的六次战争中，见诸史料的具体筹划决策过程，只有灭楚之战这一次。筹划决策所针对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基本方面是确定战争次序的先后。
韩、赵、燕、魏四国统一战争结束后，山东战国只剩下齐、楚两个国家。关于对两国进军的次序，《太平广记》引严尤的《三将论》，记载了一则未曾在《史记》中出现的史料：灭燕主战场胜利之后，燕国残余势力逃奔辽东，燕国战场基本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了。这时，秦王发动了对下一战役的筹划，首先征询群臣意见，“齐、楚何先？”——齐国楚国，先打哪一场战争？大将李信回答：“楚地广，齐地狭；楚人勇，齐人怯；请先从事于易。”李信将两国的国土与士气作了比较，认为灭齐容易，应该先对齐国用兵。
虽然，这则史料没有呈现其他大臣将军的意见。但是，依据后来的实践，秦国事实上是先对楚国用兵。这就是说，秦王嬴政与秦国决策层，这次没有采纳李信先灭齐国的意见，而是采用了另外的意见——先灭楚国。合理推断，这一意见的提出者，应当是王翦，或者是王贲。因为，后来的大朝会商讨表明，秦军老统帅王翦即或不说话，秦王也要点名征询王翦意见。李信说话之后，很可能王翦就直接提出了不同看法，或者在秦王征询之后说了看法。王贲，则是秦军高级将领中几乎与蒙恬齐名的具有冷静思考的统帅之一，后来也是灭齐主将，对灭国战役的思索必然相对自觉。
先南下进军楚国，是秦国庙堂朝会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后来的实践证明，灭楚之战结束后，巨大的震慑效果，对压迫齐国很快投降具有直接意义。先下楚国，事实上起到了一战两胜的巨大效用，是非常具有洞察力的一个战略决断。
第二个基本方面，是确定灭楚之战的用兵数量。
关于每次灭国之战的用兵数量，其余四次战争，并没有举行大朝会商。从战争实践看，灭韩之战大约在十万兵力之内，灭赵之战大约在四十余万兵力，灭燕之战大约在三十余万兵力，灭魏之战大约不超过十万兵力。这四次灭国之战的用兵数量，应该是按通常的法定程式决定的——统兵主帅提出，秦王批准实施。
但是，灭楚之战的重要性，却使用兵数量问题提上了朝会共商的层面。
据《史记·王翦列传》记载：朝会之上，秦王嬴政征询意见，第一个对象是李信，第一个问题是用兵多少。“吾欲攻取荆（楚），于将军度，几何人而足？”——现在，我下决心要攻灭楚国了，以将军谋划，需要多少兵力才够呢？李信自信满满地回答：“不过用二十万人！”——不多，二十万人够了。或许秦王有些疑惑，又或许秦王基于朝会共商的必要，也或许王翦的威望资历使然。总之，秦王又回过头来问了王翦同样的问题。王翦的回答是平静的，但却渗透着不可动摇的坚持性：“（灭楚，）非六十万人不可。”
显然，这两个基数的差距太大了。于是，显然已经骄傲起来的秦王嬴政，大笑着感慨起来：“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王将军已经老了！胆子小了。李将军果然壮勇，他的说法可行！在秦王大笑感慨之后，其余的大臣将军没有不同主张。王翦素来明智，也不再说话了。于是，在一个接连胜利的历史时刻，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决策作出了——以二十万兵力进行灭楚之战。
第三基本方面，是确定灭楚之战的统帅。
以统一战争在此前的进行过程看，秦军此时备选的主将至少有六个：王翦、蒙恬、王贲、李信、辛胜、杨端和。其中，王翦、蒙恬自不待言，几乎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层面人选。可是，严守九原预防匈奴，是秦统一中国的战略决策之一，此时的蒙恬无法替换。王翦则由于要求兵力过大，也就不在备选之列了。辛胜、杨端和两人是第三层面人选。因为，这两人在此前的赵、燕两场大战中都曾经担任过副统帅，但都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才具。所以，这两人在两战之后，事实上已经退出了秦军正选统帅的层面。
王贲、李信两人，可说是第二层面人选。具体说，王贲、李信已经在此前的燕赵大战中崭露头角。李信追击燕军辽东残部，逼杀太子丹，剽悍勇猛，声誉大增，几近名将之列。王贲奇袭楚国、平定韩乱、攻灭魏国，更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赫赫名将。就实际状况而言，灭楚统帅以王贲最为合适。
但是，秦王仍然选择了李信。为什么？
以秦王嬴政大政治家的素质，其间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政治原因，要保持战功的相对平衡。在整个战国时代，秦国最崇尚军功。在如此大环境之下，王翦王贲父子已经连灭三国，其功勋之大，无人可比。当此之时，作为秦王的嬴政，不可能不考虑到政治上的全局平衡问题。在此前事实已经证明了李信将才非凡的情况下，任命李信为灭楚统帅，是一种妥当的政治抉择。
另一个原因，坚持大胆启用新锐，是秦王嬴政的一贯风格。自嬴政亲政开始，其文武大员骨干几乎全部是新锐发轫。从军事方面说，秦国新军将领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此前三次灭国大战，秦王嬴政更是先后启用了辛胜、杨端和为副统帅，启用了王贲为灭魏统帅。在这种一贯风格下，秦王大胆任用李信，力图为秦国再锤炼出第四个出色的军事统帅，没有任何的突兀之感。秦国的大臣将军们，所以在朝会上未见任何人反对，也是基于大胆任用新锐的做法已经成为秦国创造性的用人传统，没有人觉得不合适。
于是，秦王作出决策，以李信为统帅，蒙武为副统帅，率军二十万南下灭楚。
也许是心有一丝疑虑，也许是确保万全，秦王派出了老将蒙武为副统帅。这个蒙武，是曾经的秦国上将军蒙骜的儿子，蒙恬的父亲，与王翦年岁大体相仿，此时已经六十岁上下。在秦国的战争实践中，蒙武并没有太多显赫战功，但却具有稳健细致的特点。以蒙武为副统帅，显然是要弥补李信有可能因猛勇作战而出现的粗疏之处。从后来的第二次灭楚仍以蒙武为副统帅的事实看，这一配置在人事结构上是非常合适的。
2.李信第一次灭楚之战的大失败
公元前225年，李信蒙武的二十万大军南下了。
李信南下作战的时间很短，大约不超过三个月。因为，王贲灭魏，以及此后的王翦重新出山筹划大军第二次南下，三件大事都在当年。以此推断，王贲灭魏之战，应当是春季准备，夏季结束；李信灭楚之战，则当在夏末秋初，大体两个月有余；王翦出山筹划，则已经进入冬季了。
面对李信大军的攻楚之战，楚国以世族大将项燕为统帅，率军周旋抵御。此前已经在楚国成为名将的项燕，堪称战国末期的天下名将之一。项燕用兵，既慎重周密，又善于果敢决战。这次，项燕所采取的战略是，以节节败退的方式，引诱秦军深入。而后寻觅合适的条件，再突然发起反击，力图最终战胜秦军。
对于两次灭楚之战，史料基本没有从楚军视角的记载。故此，我们只能从史料显示的秦军视角，来看看李信秦军的失败过程。李信的第一次战役，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进军淮水北部地区，兵分两路猛攻楚军。
李信部署的两路南下路线是：其一，李信率主力秦军，沿颍水、汝水一路南下，目标是进攻淮水北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平舆（今河南省南部的汝南县、平舆县地带）；其二，蒙武率偏师一部，沿东部的鸿沟南下，目标是进攻颍水西南地带的重镇寝城（今日河南省南部的临泉县地区）。两军的东西间距，大体在百余里，都在楚国淮北的腹心地带——陈郡。
因为楚军主动后退，两路秦军在陈郡北部地带攻占顺利，均未遭遇大型作战。楚军在退至陈郡南部时，开始防守作战，这就是对平舆、寝城的两次防御战。这两战，秦军都迅速击溃了楚军，分别占领了两座淮北重镇，获得了很大胜利。
第二阶段，秦军再度兵分两路，虚实配合，直接进逼楚国都城。
占领两大重镇后，李信仍然将秦军分为两路：其一，李信自率主力，从平舆向东南的郢地（楚国都城区域）进攻；其二，蒙武仍率偏师一部，从寝城向鄢陵进攻。
关于焉、郢两地的具体所指，历史多有说法。据已故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考证，楚国六次迁都，都城均叫做郢。这个郢，就是楚国在淮水南岸的新都城寿春（今日安徽省寿县地区）。焉，则是颍川郡的鄢陵城，也就是今日河南省的鄢陵县北部地带。
依据两地的方向与距离，我们可以推断出，李信军南下，直接猛攻楚国都城是实际目标。蒙武军向西北进发数百里，攻取鄢陵地带，则是虚张声势，转移楚军注意力。从战略意图上说，这是虚实结合——将楚军注意力吸引到远远的西北方向，精锐主力却在东南猛攻。
这次作战的实际结果，史料只有“破之”两字。
依据战事的实际发展，这里的“破之”，应当是破军，而不是破城。也就是说，李信军在楚国都城之外的某地，攻破了楚军一部的营垒。但是，没有攻破楚国都城，甚或还没有进逼到寿春（郢都）之下。而蒙武军北上鄢陵，所遭遇的不是楚军主力，而是世族封地的留守兵力，有可能一度攻破了鄢陵，而后又南下与李信会和。
第三阶段，是转移城父，合兵休整的阶段。
不久，“李信引兵而西，与蒙武会城父，荆人因随之。”
这则记载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三件互相关联的军情大事。其一，李信固守快速作战之法，以十余万兵力迅速南下，携带的大型攻坚兵器必然很少，无法攻克寿春（郢都）完全在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信只能另行建立驻扎基地，以谋求再战。从“引兵而西”的进军方向看，李信南下遭遇楚军并攻破楚军营垒的地区，应当在郢都的东北地带。否则，不可能西向进军。
其二，李信主力与西北方向的蒙武军取得了联络，约定在涡河流域的城父（今日安徽涡阳县地带）会和，以重新建立作战基地，使大军获得暂时休整，而后决定再战方略。
其三，项燕派出楚军一部，秘密尾随于秦军之后。
请注意，“随之”不是追击的意思。因此，与后边的“三日三夜不顿舍”，是两个行动阶段。依据战争实践，尾随而不攻击，一定是在等待更大范围之内的楚军同时发动总攻，而尾随一定是隐蔽的。这支楚军隐蔽尾随秦军，其任务很清楚，就是在总攻击发动时能够立即紧紧咬住秦军，不使其脱身。显然，至少在李信、蒙武兵分南北的时候，楚将项燕的反攻部署就开始了。而秘密尾随李信部的楚军，只是其中的一支力量。
从后来的战争实践看，李信蒙武两军第一次大败楚军，无疑是真实的。但是，第二次进逼寿春（郢都）外围的战胜，以及蒙武在北边鄢陵的战胜，就未必是真实的胜利了。最大的可能，是楚军在纵深腹地采取了有意退让的策略，以形成更大范围的秘密包围圈。
直到这时，李信依然没有对楚军的诸多秘密部署有丝毫警觉。
在第四个阶段，楚军完成秘密集中，突然发动总攻势。
李信秦军的灾难，突然来临了。
第一个突然事件是秦军两部堪堪会合，构筑壁垒尚未完成之际，秘密尾随的楚军在秦军造饭的时辰，或者在午夜，或者在黎明，突然发动了猛烈袭击，导致已经趋于骄傲轻敌的秦军发生了极大的混乱。
第二个突然事件，周边地域隐蔽的楚军主力，全力以赴开来参战，以优势兵力猛攻秦军。秦军缺乏准备，无法有效抵挡。于是，李信只有下令撤退。
第三，大失败与大撤退，楚军乘胜大追击。两个方面的突然攻势发动之后，两军进入正面作战，这才进入了史料的简单记载：“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这个阶段的基本事实有四个方面：一则，秦军仓促接战，迅速被楚军连续冲破两道营垒，开始大败溃退；二则，楚军开始大追击，连续追击三日三夜，一顿饭的耽搁都没有；三则，楚军追击战大获全胜，杀死七名都尉——秦军中级将领；四则，李信秦军伤亡惨重，余部逃回秦国。
项燕楚军的第一次抗秦之战，筹划之周密，攻势之强大，堪称战国末期整个山东六国对秦作战的最大胜利，也是最经典战例。
3.秦王嬴政清醒纠错
这场空前的大败，在秦国引起的普遍反响，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可见的踪迹仅仅只有六个字——“始皇闻之大怒”。从事实上说，这次巨大失败必然会引起秦国社会的普遍震惊。否则，秦王嬴政“大怒”何来。但是，以秦国久远的耕战传统，以此时秦国的深厚实力，以及连续统一四国所锤炼的强大自信心，这种震惊不会是恐慌性的畏惧感，而是一种大大出乎预料的意外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失败，对于秦统一中国的精神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给这个即将成型的强悍而骄傲的帝国，及时敲响了一个警钟——即或是具有正义性的统一战争，也是残酷的，广袤的楚国更是不能忽视的。这一影响，从秦王嬴政的迅速反应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秦王嬴政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是立即赶赴频阳，会见已经归隐的王翦。
请注意，以当时的急迫形势，以秦国的法度，以君主制时代的基本礼仪，秦王若能在此时下令紧急召见王翦商讨，就已经是非同寻常的明君了。可是，秦王嬴政没有停留在寻常明君的地步，不是下令召见，而是立即亲自赶赴王翦家乡。这一行动的实际内涵，是明确地向王翦认错，以实际作为检讨自己。
秦王嬴政的第二个实际行动，是向王翦坦诚会商。
这次会商谈话，基本内容有两方面：一则明确检讨自己，二则动员王翦出山担任灭楚统帅。检讨自己，嬴政是两句话：“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我没有采纳将军的谋划，任用李信，果然使秦军遭受了辱没。动员王翦，则是从说明形势开始的：“今闻荆兵（楚军）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楚军已经步步进逼了，将军纵然有病，能忍心丢下我不管吗？显然，秦王嬴政的反省与决策，这时都已经很明确了。
王翦的反应，分为两段，很有大政治家的风范。
首先，王翦基于此前的称病归隐，过渡性地婉言谢绝，请秦王另外遴选贤才。秦王自然明白王翦称病的真实原因，立即一句话揭过：“已矣！将军勿复言。”——过去的事了，将军不要再说了。这一反应的潜在含义是：我从来没有将你的称病归隐，看做是真正的老了病了，你是出于国事歧见归隐的，现在只说国事。
其次，王翦坦诚地坚持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在秦王已经明确要任用王翦的情况下，身为重臣名将的老统帅，王翦自然不会置国家困局于不顾，再三迂腐推辞。王翦只申明一点：“大王必不得已用老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嬴政立即回答：“为听将军计耳。”——我来，为的就是听你的谋划啊。潜在意思很明确：我不可能不听你的。
至此，君臣两人心照不宣，王翦再度出山，担任秦军第二次灭楚战役的统帅。这次，副统帅仍然是蒙武。对蒙武的再度任用，透露出三则背景事实：一则，王翦主张任用蒙武。否则，秦王嬴政不可能将第一次战败的副将再派做王翦副手。二则，蒙武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有重大缺失。甚或，曾经对李信的作战方略提出过反对意见。三则，蒙武在第一次对楚作战中的经验，对秦军具有重要意义。以持重作战闻名的王翦，不可能忽视第一次失败所隐藏的有用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