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秦国六十万兵力之历史透视
自王翦受命领军，到秦军再度大规模南下，至少有三个月的筹备期。
此时，冬天已经来临。秦国利用这一传统的休兵季节，进行了紧急筹划。第一要务，便是重新调集兵力。因为，李信失败之后，秦军主力至少战死三分之一甚或一半，加上重伤不能作战者，二十万人至少减员三分之二。可编入王翦部再度南下者，应该不超过七八万人。如此，秦军要再度集中六十万大军，纵然有兵可调，也是一件很艰巨的事情。
当时秦军的总规模构成，有五大部分：
其一，秦王嬴政亲政后十年整军强国，训练成的主力新军大约四十余万人；
其二，传统的各关塞守军，以及后来增兵的九原守军，总数大约三十万上下；
其三，都城咸阳守军，以及各郡县官府的地方防卫军，总数大约十余万人；
其四，秦王直领的王室防护军，以及王城的宫廷警备军，总数大约三五万人；
其五，分布在巴郡长江上游与函谷关外的水军，总数大约在十万之内。
也就是说，统一六国时期的秦军兵力总规模，应当在一百万上下。
依据以上总构成，在李信军战败之后，秦国的主力新军大体上只有二十万左右了。秦国要在来年春暖之前，重新调遣三十余万人马集中于函谷关外的基地，并进行必要的整训与重新编制，可以想见，这是非常艰巨繁难的。请不要忘记，在当代高科技条件下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前，美国花了大约半年时间，才集中了三十万大军到海湾地带。可是，当时的秦国竟然如期实现了目标。来年开春，秦国六十万大军就南下了。由此可见，当时秦国的战争动员能力是后世任何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秦国的土地与人口规模，决定了秦国的军队规模。
先说土地规模。
依据《商君书·徕民篇》记载：“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五个方千里，大体是今日的125万平方公里，大体占当时中国的四五分之一。即或，这一记载是后来者的增补之说，那么，至少在战国后期的秦昭王时期一定是达到了。其后，在吕不韦时期与秦王政亲政前期，秦国又吞并了大洛阳地区的西周、东周，还相继攻占了韩国、魏国、楚国、赵国的诸多土地，同时又接受了多次割地、献地，比秦昭王时期有很大扩张。
对这些土地，秦国都设立了新的郡县。到秦国发动统一战争之时，秦国领土的总规模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了“五个方千里”，至少达到了七个或八个“方千里”以上。以今日目光考量，大约拥有两百余万平方公里的规模，占当时中国的三分之一多。
再说人口规模。
对于战国人口，历来史家都是大体的合理估算，不可能有精确数字。一般认为，战国人口大体在两千余万，或者稍多一些。我的看法是，这种普遍看法，大大低估了战国人口的数量规模。我的评判，是依据一个基本的历史数字为参照，进行最基本的计算而得出的。
这一基本方法为：以史料记载的当时各国军队的数量，与“成军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推算出当时的人口总数量。这一方法，用相对明确的公式表示出来是：
战国总人口＝军队数量×10.＋不能征发的老人儿童数量 我们先来简单说说军队数量与成军人口的比例关系。
所谓“成军人口”，是指可以作为兵员征发基础的适龄人口总数量，无分男女人口，都计算在内。成军人口的年龄界限，古典社会一般在18岁上下到50岁上下。战国时代战事连绵，可能在某些国家两头都会有所延伸——15岁上下到60岁上下。秦赵长平大战，秦昭王赶赴河内征发后援力量，就是15岁之上人口尽数征发。虽然，那不是典型的兵士征发，但也可以看做年龄标准的一个参考指数。
成军人口的征发比例，一般是10∶1上下。也就是说，大体上是十个人征发一个男丁；具体到男子比例，则大体上是五个人征发一个。征发过多，则诸多生产领域无法支撑，社会生计会陷于瘫痪。成军人口再加上不能征发的老人与儿童，就大体接近于一个特定时期的总人口数量了。
在中国历史上，估算战国人口者，有南朝梁人刘昭，他在注释《后汉书》时引用了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然考苏秦、张仪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戍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上千余万。”依据这一则资料中的“口数”之说，后世以至当代的诸多史学家、经济史家，都将战国人口判定在一千万上下，或两千万上下。
这一判定，来源于将“口数”这一用语，误解为实际的人头数量。
依据历史的实践，刘昭所引《帝王世纪》的“口数”，不是人头数，而是户口数——户主数量。先秦时期的料民，也就是人口登记，历来以登录户主数量为基本方法。官府所以无法掌握诸多豪强世族所依附的人口数量，正是基于登记户主的方法弊端而来。商鞅变法所以要大力推进成人分家立户制度，而不允许数代人同为一户的大家族，其根源既在于人口登记相对简便准确，也在于以户主为单元的赋税征发制度的需求——扩展税源。
所以，这里的“口数”，实际是户口数，而不是人头数。“口数千余万”，就是一千余万户。以正常的平均数推算，每户平均五人。那么，刘昭资料所说的千余万户，就是五千余万人口。
若以军队数量与成军人口为基础推算，再加上老人儿童的数量，如此，则战国总人口应当在六千万有余。成军人口与军队数量的关系，是古典社会的基本常识。若刘昭引用的口数指的是人头数，那么战国的五百余万军队，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半人口——所有的男子人口都进入了军队！显然，这是绝然不可能的。若《帝王世纪》所言的是人口数量，作为学者的刘昭一定不会引用，或者，引用了也一定会特别说明。刘昭引用这则资料，证明他是相信这一估算的。反过来则说明，刘昭依据《帝王世纪》所说的是军队数量，推算出来的是户口数字，而不是人头数字。
只有以六千余万总人口为基数，才能征发五百余万军队。这是历史实践的合理逻辑。
战国有五百余万军队的依据，在《战国策》中也有记载。我们将《战国策》中纵横家们对各国军力的评估开列如下，已经达到了五百三十万的总数量。
秦国：“带甲百万，战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在一百万之上。
楚国：“带甲百万，战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也在一百万之上。
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接近或达到一百万。
魏国：“武力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总兵力七十余万。
齐国：“带甲数十万”，参照纵横家的齐魏相当之说，总兵力当在六十万上下。
燕国：“带甲数十万，战车七百乘，骑六千匹”，总兵力也在六十万上下。
韩国：一云“见卒不过二十万”，一云“带甲数十万”。总兵力当在四十万上下。
这就是说，战国时代的总人口在当代意识中已经大大缩小了。
秦国能够出动六十万大军，其军队总规模无论如何在一百万左右。因为，任何时代的任何战争，除了濒临灭亡的特殊抵抗，一个国家绝不会将所有的守城军士、官署护卫等全部军事人员都集中到战场上去。
5.王翦大军的第二次灭楚之战
公元前224年春，王翦统率的六十万大军南下，对楚国展开了第二次灭国大战。
这时的楚国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李信第一次攻楚的时期，楚国是极其谨慎的，楚军主将项燕所采取的也是弱者打法——在防守撤退中寻求反击。但是，一战大胜之后，楚国上下明显地膨胀了，开始蔑视秦军了。《史记·王翦列传》的记载是：“荆闻王翦益兵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
这就是说，楚国在得知秦军增加兵力——益兵，以强于李信兵力三倍的规模向南压来时，非但没有采取更大纵深的撤退诱敌，反而完全抛弃了第一次的防守反击战略，采取了强大的攻势战略——立即大举出动全部兵力，正面迎击秦军。
在整个战国时代，楚国的兵力总数弹性最大。在合纵抗秦时期，楚国兵力总数很长时期超过秦国、赵国。从秦昭王后期开始，与秦国不相上下，长期是“带甲百万”的大国之一。但是，楚国军队与秦国军队的构成基础不同：秦国没有封地私兵，秦军全部是国家军队，全部归秦国“庙堂”指挥。楚国军队，则是由王室直领的国家军队，以及大量的封地私兵共同构成的。封地私兵基本上不听国家调遣，只效忠于封地世族。只有在大战来临之时，世族封主才会服从王室的征发而派出私兵参战。此时的楚国已经长期衰落，王室直领的国家军队，合理估算，大体应在三十万上下。楚国封地的私兵数量，则是难以计数的。
至此不难明白，所谓“悉国中兵以拒秦”，就是国家王师与所有的封地私兵，都出动参战了，数量难以计算。如此，参战楚军的总兵力，完全可能超过秦军的六十万兵力。也就是说，这场战争的双方总兵力，大大超过了一百万，比长平大战的规模还要庞大，堪称战国大战之最后绝唱。战场在平原，军营壁垒连绵不断，其浩大声势已经很难为我们想像了。
王翦第二次灭楚之战，经历了五大阶段，历时一年有余。
第一阶段，是楚军攻势，秦军守势。
秦楚两军一开始的战略态势，与第一次战役恰恰相反：楚军居攻势，秦军取守势。
据《史记》的记载，这一态势也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开始阶段是：“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就是说，秦军开到逼近淮河时，只是构筑壁垒驻扎了下来，没有寻求与楚军作战。其次阶段是：“荆兵数出挑战。（秦军）终不出。”楚军见秦军坚守不出，就开始连续挑战了。但是，秦军一直坚守壁垒，始终不出战。这种攻防倒置的局面，一直延续到秦军反攻之前。合理估算，至少在整个春季、夏季与初秋的几个月里，两军一直对峙着。
为什么王翦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采取守势，仅仅是躲避楚军锋芒吗？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看，“避其锋锐，击其惰归”的兵法原则的运用，只是王翦采取守势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秦军自身必须完成真正大战来临之前的有效整合与战力提升。
一个必须注意的背景事实是：第二次南下的这六十万大军，一大半是从秦国分布在各地的守军中集中而来的。在正常情况下，这样庞大而相对松散的力量，是不能立即开赴战场决战的。可是，为了在战略上不给楚国喘息的时间，秦军又必须尽快发动第二次战役，必须尽快南下。所以，这支在数千里范围内紧急集中的大军，事实上没有重新整合的时间。但是，以秦军的战力与传统，只要不急于总体进攻，依靠远远超过楚军的精良装备，依靠强大的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这样的秦军在一段时间内完成拖住楚军并与之对峙的任务，还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基本点，决定了王翦敢于率六十万未经重新整合的大军迅速南下。
但是，无论如何，秦军的重新整合是必须完成的，这个阶段是必须的。否则，不足以承担在广袤的楚国连续作战的使命。而整合的时间，只能在与楚军对峙的阶段里挤出来。从战争实践过程看，秦军的内部整合与战力提升，恰恰发生在第一阶段的这八九个月里。让我们具体地看看，在应对楚军挑战之余，秦军营垒里究竟在做些什么？
王翦在做什么？
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
这是两大类活动。一类对军官：几乎每天都要召集各级军官沐浴，并大吃大喝，抚慰他们，循循善诱地与军官们谈话。另一类对士卒：经常和士兵们一起吃饭。可以想见的是，这两类活动所以要长期进行，必然是秦军各部存在着许许多多相互生疏的关系，也存在许许多多要相互沟通、重新调整的具体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抚平这些沟壑，使各部将士相互熟悉起来，都是激发一支大军战斗力的必须环节。作为一个天下名将，作为一个全局在胸的政治家，王翦的凝聚疏通能力，在这一阶段发挥到了极致。
士兵们在做什么？
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
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
事实的逻辑告诉我们，王翦一开始坚守，必然作出了明确部署：除应对挑战，各部都要“善饮食”——大力改善伙食，“戏投石”——大力加强体力训练。在此部署之下，秦军大营简化为三件基本大事：一则轮番应对挑战，二则军官经常聚会幕府，三则各部士兵强化训练。长时间不打仗，军营难免单调躁动。于是，王翦派人到各营查看有没有游戏现象。查看者汇报说：士兵们都在玩投石游戏，人人都超过距离了。王翦大为感慨，很踏实地感叹了一句：士卒们可以作战了啊！
“投石”，是什么游戏？
至今，关中仍然流传一种民间游戏“打官”——用石头或砖头瓦片，击打数十步之外耸立的一排砖头，能准确打倒中间最高大者为胜。考察民俗之源流，这种游戏的久远根源，显然在于“投石”。投石的根源，则在于更古老的“击壤”游戏。也就是说，投石游戏是一种抛掷石头击打目标的游戏。士兵们能将石头轻易地掷出目标之外，说明身体力量已经大大增加了。对于一支六十万人的大军，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寻常将领忽视的细节。可是，王翦偏偏抓住了这个细节，将其看做一个重大标志，宣布秦军已经可战了。
第二阶段，楚军长期不能攻克秦军营垒，向东部地区转移撤退。
关于楚军东撤，史书记载很简单：“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
这则简单的记载背后，隐藏着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楚军多经挑战，但却无法攻破秦军壁垒，也找不到更好的破秦军之法；其二，经长期对峙，楚国高层与楚军内部已经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导致楚军无法继续对峙。
楚国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三个方面：一是楚王负刍及老世族集团，对项燕集团开始怀疑猜忌，既怀疑项燕作战不力，又顾忌项燕势力坐大。二是世族封地与楚国王室的后勤支援不能保障，或有意掣肘，或有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总之，导致了楚军粮草缺乏。三是楚军中的各个封地私兵集团，对项燕产生了种种严重质疑，导致楚军号令难以统一，使项燕统帅部无法坚持长期对峙。
在这样的重大变化下，项燕若要长期抗秦，只有退兵另谋出路。后来的事实证明，楚军统帅项燕部署大军东撤，其目的正在于退至淮南发动政变，拥立新楚王继续抗秦。从后来的事实看，项燕的“乃引而东”，实际是设定了这样一条退兵路线：
楚军从与秦军对峙的淮北平舆、寝城地带脱身——向东部转移——经蕲县（大泽乡所在县，今日安徽省蕲县地带）向东南——再进入寿春（郢都）地区——发动政变解决楚国政权问题——再退至江淮之间或江南山水间，与秦国继续周旋。
从对峙状态退兵，历来是兵家大忌，必须秘密进行。
所以是大忌，在于撤退一方必然招来另一方的大举进攻。强势一方的撤退，尚且可能混乱战败，弱势一方更是危险。惟其如此，能从胶着对峙的状态下安全撤离，是一种很难掌控的军事艺术。实践证明，项燕的撤退未能逃脱难以避免的厄运。
第三阶段，王翦大军强力追击，大败楚军，杀项燕。
一直耐心等待战机的王翦，没有放过这一战机，立即发动了猛烈进攻。
背后的事实是，秦军所以没有被秘密撤退骗过，是秦军的斥候侦查力量一直在严密监控着楚军的动态。从进攻实践看，秦军在全部出动猛攻的同时，王翦还部署了一支精锐力量专一追击项燕主力，这就是史料记载的“令壮士击”。所以如此，在于王翦深知，放走项燕，平定楚国后患无穷。
结果是，追击到蕲南地带（蕲县以南），这支秦军精锐包抄了项燕统帅部的残余力量，并最终杀死了项燕。《秦始皇本纪》提供的另一种说法是：项燕从战场突围而去，进入淮南，拥立昌平君为新楚王，继续抗秦之战。直到第二年王翦大军攻破郢都，并追击这支最后的楚军，杀了昌平君，项燕才自杀。
分析对比两种不同记载，《王翦列传》应相对可靠。因为，若项燕突围，不入寿春发动政变，则无法拥立新楚王。新楚王（昌平君）与郢都楚王负刍同时存在，是所有集团不可能接受的。昌平君被立为楚王，即或是事实，也可能是项燕余部在寿春（郢都）陷落之后，以项燕名义拥立的，最后也被秦军击杀了。
项燕被杀，宣告了秦军在主力战场上的全面胜利。
第四阶段，秦军乘胜进军，占领楚国全部城邑。
这一阶段没有大战，但是时间却历经大半年之久。
这说明，秦军对地域广袤的楚国各山地、河谷、城邑隐藏的残余军事力量，采取了与解决赵国、燕国不同的方略，是一城一地清理的，是认真对待的。与此同时，秦国政治盘整也紧随其后，立即在楚地设置了新的郡县。耗时虽久，却给后来进军岭南平定百越，创造了稳定的根基。
第五阶段，俘获楚王负刍，最终平定楚国。
公元前224年，王翦蒙武大军才开始包围寿春（郢都），发动进攻战。也就是说，王翦大军在主力战场获胜之后，采取的进军方略是：先地方，后都城。当然，必备的条件是郢都已经被分割包围，楚王的残余力量不可能突围而去。
公元前223年，寿春（郢都）被攻破，楚王负刍被俘，宣告了楚国的正式灭亡。
之后，王翦大军继续进军岭南，平定百越。秦军进军岭南，是中国创建统一文明时代的最大历史事件之一，也是历来被忽视的历史事件之一。故此，后面的统一文明部分将专门展现其历史过程，这里暂且略过。
楚国灭亡的原因值得重视的有：
楚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推行变法浅尝辄止，始终没有解决封地治权问题。
楚国世族分治的两大基本权利——私兵制，独立赋税制，导致国力不能凝聚。
楚国末期的世族力量，至少还有五大集团：昭、屈、景、黄、项五大族群。
楚国的巨大潜力，隐藏于封地分治。楚国的长期衰弱，根源于封地分治。
灭国灾难当前，楚国庙堂政治多头化，阴谋、分裂与混乱交织；封地私兵作战效能极低，大军派系林立，军力不能有效凝聚。这两个方面，是楚国灭亡的直接原因。
分治与集权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古典社会最主要的政治矛盾。只有秦国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创建了中国统一文明。
忘战灭国：灭齐之战
1.统一战争最后阶段的秦齐两国态势
公元前223年王翦灭楚之后，统一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1）秦国的战略部署：四路并举
其一，政治跟进。在故楚之地立即落实政权建设，主要是全面设立郡县官府，迅速建立战后社会秩序，安定民生。随着战事进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秦在江淮流域的故楚之地先后设立了四个郡——陈郡、九江郡、会稽郡、长沙郡，并有效建立了郡县官署。也就是说，除了岭南、闽越广大地区还无法立即建立有效政权，楚国所能实际控制或者松散控制的地区，都建立了有效政权。这是重大的政治同步战略，它有效地稳定了社会，保证了军事胜利的成果，是秦统一六国进程中的长期战略之一。
其二，立即分兵一部，北上燕、代之地，彻底肃清燕、赵两国的流亡势力。这一路秦军由王贲统率，先攻辽东燕王喜流亡残部，再攻赵国流亡政权（代国）。大约半年时间，王贲部顺利完成北部攻势，俘获燕王姬喜、代王赵嘉，安定了辽东地区与代郡地区。
其三，王翦的灭楚主力军，在平定老越国（今日浙江地区）北部地区众多“百越”自治政权的同时，周密筹划进军岭南。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统一华夏南国的战略进军，我们在后面将专节展现。
其四，立即筹划灭齐之战，由秦军王贲部与北方蒙恬部配合完成。
（2）齐国的大混乱局面
这时的齐国，富庶安乐又夹杂着恐慌混乱，几乎是举国陷入无序状态。
一个最大的背景是：山东各大战国相继灭亡之后，大量的贵族流亡人口纷纷涌入齐国，既给齐国带来了巨大的流亡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混乱与政治动荡。当时的齐国庙堂，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乱象，一直没有拿出安定大局的方略。历经数年，直到王贲大军压境，这种混乱状况非但在依然持续，而且日趋激烈。
据《战国策·齐策六》记载，齐国的即墨大夫，曾经在秦军灭楚之后，对齐王建提出过一则气势很大的策划：利用齐国有“数百万带甲之士”的优势，将进入齐国的流亡力量组织起来，支持他们恢复各大战国，使齐国趁势成为天下霸主。这则策划的具体实施方略是：其一，组织在阿城、甄地一带避难的百余家三晋贵族势力，交给他们一支“百万人”的大军，出动收复魏赵韩三国旧地；其二，组织在临淄城南避难的百余家楚国贵族势力，也交给他们一支“百万人”的大军，出动收复楚国旧地；其三，齐军再以“百万之众”，从三晋的临晋关地带与楚国北部的武关地带攻秦，“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
显然，这是一则大而无当的盲目策划。其荒谬之处，一是神话般夸大了齐国军力，认定齐国有“数百万军队”，与齐国现实距离太大；二是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实际，似乎只要有流亡贵族鼓呼，复辟六国便弹指可成。从可行性上说，这个即墨大夫的策划，完全是一个迂腐书生的大话而已。惟其太过离谱，这则策划很自然地泥牛入海了。
但是，齐王建没有接受这样的策划，绝不意味着齐王建很有主见。
恰恰相反，当秦军压境时，齐国高层陷入了完全失措的境地。
一个曾经的大国，在危急存亡关头丧失反应能力，原因隐藏在既往的历史之中。
（3）田氏齐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脉络
战国之齐国，是春秋中期开始形成的田氏集团，持续在姜氏齐国推行新政而不断壮大起来的新政权。田氏私家势力的壮大，到春秋末期的齐平公时期到达高峰——公元前476年，田氏在齐国占据的土地与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姜氏公室的领地。这一事件，是春秋诸侯社会崩溃的基本标志。这一年，也被后世史家确定为春秋时代结束的一年。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田氏政权取代姜氏而建立新齐国，是战国新文明的曙光。
进入战国初期，田氏政权继续壮大，历经田常、田成子、田庄子三代，至太公田和时期，田氏政权继魏赵韩之后，成为东周王室认可的又一个新诸侯国。之后，经过桓公田午时期，田氏齐国的总趋势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进入战国中期，齐国历经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三代，都曾经是有力量改变天下格局的第一流大国。齐湣王前期，还曾经与秦昭王分称“东帝西帝”，使齐国一度成为与秦国并称的超强大国。
在整个战国时代，齐国还有一个最大的文明功绩，就是创建了稷下学宫。这座当时华夏世界的最大学宫，一直延续到齐襄王时期，历时一百余年。这座伟大的学府，是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圣地，对中国统一文明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田氏齐国的沉沦性转折，发生在与燕国的那场漫长战争之后。
公元前284年，燕国上将军乐毅率五国联军攻齐。在大破齐国主力军之后，其余四国如约撤军了。乐毅率燕军继续进攻齐国，连续占领了齐国全境七十余城，只剩下即墨、莒城两座城池坚持着最后的抵抗。这场残酷的战争一直延续了六年多，齐国几乎所有的财富都被燕国掠夺一空，数以万计的精壮劳动力，也被押送到燕国去了。六年之后，燕国政局变化，燕军统帅乐毅被罢黜了。由此，即墨城的守城将军田单，率军趁机发动了反攻。胜利之后，田单率领齐军对燕军展开追击，齐人全境呼应，大破燕军，收复了齐国全境，并承认此前在莒城即位的新国王——齐襄王为齐国新君。
自此之后，田氏齐国进入了每况愈下的衰落时期。
复国之后，齐襄王拜田单被为安平君，职任丞相，总领政事。原莒城守将貂勃擢升大夫，协助田单主政。田单、貂勃，都是齐国历史上罕见的从残酷抗战中磨炼出来的大才。可是，两人却饱受齐襄王猜忌。在田单磕磕绊绊主政的十余年里，齐国有所恢复，但整体实力已经远远衰落了。从用兵频率上说，齐国在这十余年里只打了三场小仗：一仗是收复几座边境小城的对狄族之战，一仗是抵御秦国，一仗是援助赵国。三次小战，对齐国的实力增强几乎没有什么作用。最后一战刚刚结束，在位19年的齐襄王就死了。
此后田建即位，直到齐国灭亡。
齐国真正地衰落沉沦以至于麻木不仁，发生在齐王建即位后的四十余年里。
2.齐国末期畸形政治场的历史透视
这个齐王建，是战国末期庸主群里最为孱弱的一个。
要了解这个严重依赖母亲而又孱弱平庸的末期齐王，还得回到那场战争中去。
（1）一则曲折传奇的婚姻，决定了齐国末期的政治格局 公元前284年，乐毅率五国联军破齐。齐湣王逃出都城临淄，被前来援救齐国的楚国将军淖齿，鼓动齐国逃难民众杀死了。当时，临淄王城宫廷一片大乱，齐湣王尚是少年的儿子田法章，在混乱中逃出临淄，随难民进入了貂勃部坚守的莒城，隐名埋姓地流浪着。后来，这位狼狈的王子为了谋生，就在一座府邸做了一名仆役。这座府邸，是齐国退隐大臣太史敫的家。太史敫有个小女儿——我们姑且称她为“太史女”吧。此女聪敏非常，总觉得这个突然飞来的仆人很令人惊讶，纵然一身粗麻布衣，却总是渗透出一种特异的气息，一定不是一个平常人家的落难子弟。于是，在衣食紧缺的战乱时期，聪敏的太史女常常从父亲那里偷出一些食物衣服，送给这个英挺年轻的仆人。
很快，太史女就瞒着父亲，与这个年轻的仆人相爱了，私通了。
就在这时，淖齿率领的楚国大军撤离了齐国。之后，坚守莒城的貂勃与流亡而来的大臣们商议，决定公开寻找齐湣王的儿子，将其拥立为新齐王，以凝聚齐国军民的抗燕士气。可是，查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王子的踪迹。
实际上，在太史敫府做仆人的田法章，早已经知道了齐军寻觅王子的消息。可是，他不知道齐国军民是不是要杀他，因此迟迟不敢露面。后来，大约由于太史女有意无意的解释说明，使这个年轻人相信了不会有灾难，一定是好事。于是，仆人便对太史敫父女承认了，自己是齐湣王的儿子，是齐国王子田法章。很快，田法章被拥立为新齐王，这就是齐襄王。
在新王的坚持下，太史女被立为王后，史称“君王后”。
这个君王后，很快生下了一个小王子，就是被史书称为“齐王建”的田建。
齐襄王在莒城度过了五年，重新回到临淄的时候，小王子田建已经四岁了。对于这桩婚姻，君王后的父亲，古板的老“太史敫”是深感羞愧的。在齐襄王派人迎接这位老臣岳丈回临淄的时候，太史敫坚决地摇头拒绝，并痛切地说：“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汙吾世。”——女子不经媒妁而自己嫁人，这不是我的种，污我一世啊！由此，这个古板的老人此后再也不见他的这个王后女儿了。
可是，如此激烈的斥责言辞，太史女居然毫不计较，照样按照礼仪回莒城探视父亲，奉行着永不见面的孝道。为此，太史公在史书中大加赞扬：“君王后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君王后是贤女，她不因为父亲不见她而失人子之礼啊！
很快地，10余年过去了，齐襄王死了，19岁的田建做了新齐王。
（2）君王后摄政时期，齐国奉行孤立于山东六国的事秦政策 田建对母亲非常依赖，用今天的话说，这个年轻的国王有严重的恋母情结。
所以，田建即位后，齐国事实上是君王后摄政，齐王只是个虚位而已。在君王后摄政的16年里，齐国一直奉行着一条“事秦谨，与诸侯信”的邦交方略。所谓“事秦谨”，就是以附属国的地位，谨慎地听命于秦国霸权。所谓“与诸侯信”，就是在对山东诸侯的邦交中恪守盟约，讲求信用。
可是，在战国末期剧烈的兴亡沉浮中，君王后摄政的齐国，可以做到“事秦谨”，但根本无法做到“与诸侯信”。因为，这两则方略恰恰是矛盾的，是针锋相对的。请看一则最重大的事例——齐王建六年，秦赵对峙的长平大战开始了。最初阶段，齐国与楚国一起，都准备按照合纵盟约出兵救赵。这时秦国发出了警告：齐楚两国若想与秦国结好，就退兵。否则，秦国将发兵进攻两国。于是，齐国与楚国一样，都因畏惧秦国而退兵了。不久，赵军被秦军包围于长平谷地，断粮四十余日。赵国紧急求救于齐国，请求粮食支援。可是，齐国的君王后母子政权，却不听大臣周子力主救赵的慷慨陈词，最终拒绝了援救赵国。
自此之后，齐国与秦国的关系便稳定了下来。
这种稳定，是一种非常特异的格局：秦国只对中原五国用兵，而不进军齐国；齐国则在秦军进攻他国的问题上保持不救援立场。这是“事秦谨”的要害。其余的邦交事务，齐国都很守盟约，此谓“与诸侯信”。也就是说，齐国以在国家兴亡中的“事秦”立场，换取了与秦国的相安无事。同时，又以在邦交实务中的信用，换取了“与诸侯信”的天下虚名。
从根本上说，齐国的这种以“事秦”为邦交根基，而对山东五国的战争危难一律不救援的对外方略，是一种孤立于既往同盟阵营的自杀政策。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齐国庙堂沉湎于没有战争的安定岁月，对这种孤立主义的危险没有丝毫警觉。
在《战国策·齐策六》中，记载了君王后的两个故事。
其一，秦昭王派出特使，给齐国送来了一副玉连环，请齐国拆解。临淄王城无人解得。君王后拿来了一把铁锤，砸断了玉连环，对秦国使者笑云：“谨以此法，解矣！”秦国特使一时惊讶无言。
其二，君王后老病将死，齐王田建守在榻前流泪。君王后说：“群臣之中有几个人，还是可用的。”田建惶恐地转身高声道：“快拿笔牍来，我要写下！”君王后一笑：“写下，也好。”可是，当田建从侍女手中接过毛笔和竹简的时候，君王后却说：“老妇已忘矣！”
如此两件事，一见君王后之聪明，一见君王后之心机。第一则故事，锤断无解之玉连环，君王后是聪明的，也是果敢的。因为，这实际上是以特殊的邦交语言，向秦国表明了一种意向：真将齐国逼上绝境，我只有“碎玉”了。也许，果真是这种聪明果敢的邦交举动，起到了一些震慑作用，终归是秦国在君王后母子当政时期，几乎没有过进兵齐国的战事。
第二则故事，对于最重大的人事善后，主动提起，又主动忘记，君王后是心有所虑的。这种临时变化的心机有两方面：一是维护自己的贤名，最后大事不落“王后干政”之名；二是平常早对儿子说过了，此刻不说也许反而更好。
历史的价值评判法则是：天赋与性格，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当一个人被镶嵌进国家机器，甚或成为这台机器的决定性部件时，他（她）的天赋与性格就会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元素之一，就必须接受历史的评判。君王后的聪明与心机，假如是建立在大力推动富国强兵的基础之上，最终保全了国家，激发了国民精神，自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可是，君王后摄政16年，未见任何富国强兵与激发国民的变法举措。相反，君王后的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周旋妥协政策之上。这种由君王后明确下来的“事秦”政策与孤立于山东六国的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以追求独家安乐为根基，而左右逢源于剧烈兴亡时代的古典绥靖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在齐国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极大地弱化、扭曲了齐国的社会精神，使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家在面临灭亡的时候，竟然沦落到没有一个人敢于抵抗的境地。
君王后的所谓“贤明”，造成了天下烽火浴血而风景这边独好的怪诞格局。
在山东五大战国与秦国日夜征战的漫长岁月里，只有齐国一家安居大海之滨，远离战火作壁上观。这样的贤明，最终酿成了举国上下无可救药的软骨症，直接导致了国家灭亡。从根本上说，君王后的贤明，只是一种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伦理与政治细节方面的聪明应对而已，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在那个时代大是大非上的贤明。
（3）齐王建时期的昏暗政治综合征
君王后死后，齐王建还有28年的王权时间。
如此之长的时间里，齐王建只用了一个丞相。这个丞相，名叫后胜。
后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史书对其人之出身，以及做官经历，皆无明载。我们也无须考据这些细节。但是，后胜执掌齐国相权之后的作为，在《史记·田世家》中却记载得很明确。这位领国丞相，28年间都做了些什么事？
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纵）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六国。
这段记载明确了两点：其一，后胜多次接受秦国的贿赂，事实上变成了为秦国做事的间谍；其二，后胜又将门下宾客大量派往秦国为使，秦国随即收买了这些人，使之都成为秦国的“间人”，这些人就向齐王大力散布“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的舆论，从根本上导致了齐国的混乱。于是，太史公得出概括性结论：“秦以故得灭六国。”
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兴亡历史都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个国家灭亡的最深刻原因，绝不仅仅是“间人”干扰了君主或领袖的决断。同样，秦灭六国的根本原因，也绝不会是“间人”力量与“反间”力量起了主导作用。但是，从直接意义上说，秦国利用金钱收买齐国权臣和使者等人作为间谍力量，已经从内部瓦解了齐国的抵抗意志，从而给最后时期的齐国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严重干扰了齐国的决策。也就是说，从实质上看，在秦国大军压境之前，齐国已经从根本上崩溃了，则正是“间人”力量与“反间”力量的综合作用。
3.灭齐之战的实际进展
公元前221年春，王贲大军从燕南之地向齐国西部边境开进。
面对大兵压境，齐国两个决策人物的反应，是非常矛盾而混乱的。
综合史料的不同记载，灭齐之战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齐国准备抵抗秦军，发兵扼守西部边界。在刚刚得到秦军南下的消息时，齐国就派出了数量不详的兵力，扼守在齐国西部边界。而且，同时与秦国断绝了邦交。这就是《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发兵守西界，不通秦。”后来的突然崩塌证明，这只是齐王建与后胜不得不作出的一个姿态而已，与真正的挽救危局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阶段，王贲大军快速南下，对西界齐军进行了第一次进攻。这就是《田世家》记载的：“四十四年，秦兵击齐。”这是灭齐之战中惟一的一次战场作战，规模不大，结果只能是齐军溃败，秦军完全突破了齐国的西界防线。事实是，正是这一次不大的作战，给齐国的后胜集团提供了投降秦国的理由。
第三阶段，后胜主张不要再战，军队应该投降。孱弱无能的齐王建，立即听从了后胜的主张，决定投降。之后，残存的西界守军全部放弃抵抗，投降了秦军。这就是《田世家》记载的：“齐王听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
第四阶段，王贲率秦军东进，突然兵临临淄城下，齐王建出降。此后，秦军开进临淄，全城军民没有发生一起抵抗事件。这就是《田世家》记载的：“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
第五阶段，王贲部善后，齐王建被押送至秦国，囚禁于秦国的共地。
据《水经注》记载，秦国随即在齐国故地设置郡县，建立了齐郡、琅琊郡两郡。另外，依据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考证：囚禁齐王建的“共地”有两处，一是《诗经》中提到的曾经被周文王灭掉的“共”，在今甘肃泾川县地带，也就是秦国的陇西郡内；二是西周大臣共伯封地的“共”，在今河南辉县。齐王建被囚禁之地，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所言，“今在河内也”，应该就是中原共地。
至此，灭齐之战落下了帷幕，齐国宣告正式灭亡。
4.齐国灭亡原因的传统评判
后世对齐国灭亡的原因，有三种代表性说法。
第一种说法，齐人追忆历史时提到的原因——“客亡齐国”。
齐国灭亡之后，齐国遗民中流传着一首歌：“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松树啊，柏树啊，你们可知道，将齐王建送进共地的人，是那些宾客啊！齐人的这首歌，是遥望共地的苍苍松柏唱的。这是一首哀伤怨恨的歌——齐国遗民将齐王建被俘，也就是齐国灭亡的原因，归结到了那些成为秦国间人的宾客们身上。
对齐国在灭亡时期的民众状况，太史公还记载了另一则史实：“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也就是说，当秦军开进临淄城时，民众没有发生一起抵抗事件，没有人敢于反抗。对这一史实，不能进行简单的判定。
至少，在不抵抗的背后，隐藏了三方面的基本事实：其一，齐国民众已经对这个国家政权绝望了，反应麻木了，没有保卫国家的激情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之气消失殆尽了，已经无法抵抗秦军了；其三，民众的实际领导者——各族群的头目们，已经在四十余年的富庶生活中丧失了精神勇气，再也涌现不出抗燕时期田单那样的舍家保国的民间领袖了。无人组织，无人激发，散沙一盘的民众必然本能地趋于消极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纵然有心抵抗，也是没有力量支撑点的。
第二种说法，神秘文化的预测之说。
据《史记》所载，关于田氏齐国的命运占卜，主要有两次，都是惊人地准确。
第一次占卜，发生在田氏祖先陈完身上。这则占卜，是因为当时陈国君主陈厉公生了一个儿子陈完，陈厉公便请路过的东周王室的太史对陈完的命运吉凶占卜。卦象出来之后，周太史的解卦之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