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鲧治水的时代，高墙、大堤、土城，几乎是同一功能的东西。从防御水患说，是堤防；从防御战乱与劫掠看，是城墙。在那个时代，在鲧族所在地，大堤防，或者是大城墙，一定比前代修筑得更好更坚固，也比其他族群聚居地修筑得更好更坚固。于是，便有了鲧族发明筑城的说法。
鲧的治水持续了九年，最终还是失败了。
鲧是如何治水的呢？
关于鲧的治水方式，历史文献有两种基本说法，一种写实，一种神话。写实记载，《尚书·洪范篇》云：“鲧，堙治水。”《国语·周语下》云：“崇伯称遂共工之过。”神话说法，《山海经·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共同的：鲧与共工同样，都采用了堵塞治水的方法。
神话中的鲧，没有如共工氏那样费力气，他盗窃了天帝的“息壤”。这是一种可以自动增长的永远不会耗尽的神性土壤，只要撒出去一把，就是一道忽忽长高的山陵，就能堵截住洪水。可是，不知道是息壤的长高速度比不过洪水，还是息壤总有用完的时候，总归是鲧没有用这种神土阻挡住洪水，洪水还是再度泛滥了起来。息壤治水的神话，是我们民族最为美丽、最具创造性的一则神话。那种永远不能耗尽且能无限增高的神性物质，蕴涵了远古先人多么宏大的追求，多么神奇而丰富的想像力！
历史文献的说法，则要现实得多——鲧的堵塞之法，就是给所有族群的聚居地修筑起高大坚固的防护堤，或者土寨子。对于联盟首领们的驻地，则要修起更加高大、更加坚固的山石泥土堤防。联盟首领们原本便居住在较高的土丘上，这就是“帝丘”。现在，鲧还要在“帝丘”四周再度修筑一道高大坚固的土石堤防，使“帝丘”更为坚实。据说，当时的大堤防已经达到了三仞的高度。若按一仞八尺的说法，三仞就是两丈多，足有今天的两三层楼高。可以想见，即或是诸多部族一起动手，在大洪水中要修筑成如此高大的堤防，也是极其艰巨的。肩负领导责任与治水主力的鲧族群，一定为此付出了最为辛勤的劳作，最为巨大的牺牲。
那么，鲧为什么要继续采用共工的壅川之法？
从根本上说，一定是使命紧急，必须立见功效。从个人素质说，鲧没有新思维，一定是认定共工的失败在于堤防修筑得还不够坚固，不够高大，一定是对自己族群能够修筑坚实高大的土石堤坝深具信心，才决然领命治水的。可是，“势若漫天”的大洪水是严酷的，这种万分紧迫而又万分艰巨的堵截劳作，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九年过去，鲧族群的治水大业，还是最终失败了。
《史记·夏本纪》对鲧治水的结局记载是：“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乃求人，更得舜。”这就是说，鲧的治水失败，给最高联盟权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耄耋之年的尧帝已经不堪其累，于是将最高联盟的实际权力，禅让给了正当盛年的舜。但是，因为尧还在世，所以舜即位的头28年，被后世视为“摄行天子政”的时期。
3.舜帝新政：第三度迎战大洪水
舜帝新政，开启了洪水时代的新篇章。
舜帝是一个极有才具、办事果决的领袖。刚刚执掌权力，舜立即定下了五年一巡狩的规则，开始巡行各氏族聚居地。期间，舜接连处置了三方面的基础大事：其一，遴选出各族新首领22人，并立即擢升这些首领做了联盟最高层的重要官员，后来这22人都立了大功；其二，整肃天下秩序，各种民生法度相继建立；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舜立即开始了治水大业的战略铺排。舜帝筹划治水的步骤，即或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智慧非凡、勇气非凡的。
第一步，舜帝公平执法，从速并严厉处置了前期治水的三桩遗留事端：其一，兜举荐共工，有失察之罪，被流放到崇山，也就是今日的嵩山地带；其二，共工治水失败，被流放到幽州山地，也就是今日的河北地带；其三，鲧耗时9年而治水失败，舜帝派出祝融执法，将鲧处死在了羽山。
第二步，舜将反复叛乱的三苗族群，迁徙到西部大山；将尧帝一直不能处置的四凶族，流放到四千里之外的荒僻山地。由此，最高联盟的权力大大加强，族群秩序大大整肃，为治水大业开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第三步，舜帝开始公正地遴选治水人才，使真正的治水英雄登上了历史舞台。
基于上述新政及其之后的连续功业，《史记·五帝本纪》对舜帝有一句总体性评价：“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帝始。”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文明史的意义看，舜帝的最大功绩有两方面：一是为战胜大洪水创造了社会秩序的历史条件；二是为战胜大洪水遴选出了天才的治水领袖，将中国族群战胜洪水劫难的历史道路引上了正确的方向。
对于遴选新的治水领袖，《五帝本纪》的记载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也就是说，禹主持治水，是舜帝亲自举荐的。若非如此，一个治水失败而被处死的族群首领的儿子，是很难走上统领诸多族群治水的领袖地位的。我们真得为近古联盟首领们的胸襟感慨——舜帝亲自下令处死了禹的父亲鲧，却又亲自推举鲧的儿子继续治水，这该需要何等的目光、心胸与勇气！
值得注意的重大史实是：在这次确定治水领袖的最高联盟决策会议上，后来创造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四大族群的领袖，全部都出现了。这四大领袖及其族群是：以禹为首领的夏人族群，以契为首领的商人族群，以后稷为首领的周人族群，以伯益（大费）为首领的秦人族群。这次最高联盟会议的决策是：夏、商、周、秦四大族群全部参与治水，以禹为领袖，以其余三大首领为辅佐，共同构成第三次迎战大洪水的主力族群。
这是一组惊人的历史密码。
在此后的两千年历史之中，治水时代所生成的这一组历史密码，不断在相互组合中推动着历史态势的演变，践行着中国原生文明伟大的、连续的历史跨越，演绎出无数次血火大争的重大历史事变，将华夏文明一浪又一浪地推向了高峰。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组历史密码。
因为，它是此后两千年文明风暴的源头。
4.大禹治水：近古社会走出了洪水劫难
一场历史伟业，在禹的有效领导下开始了。
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夏本纪》说：禹是黄帝的第五代玄孙，本名叫作文命。另有后世《谥法》云：受禅成功，曰禹。综合史料，禹的大体情况是：或姓公孙，或姓姬，或姓姒，名叫文命。禹，有可能是他的名字，也可能是他受禅后的帝号。这一历史记忆的精准程度，大可不必追究，我们还是以今人熟悉的名号——大禹，来称呼他。
透过种种不甚清晰的历史记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的基本事实是：崇地的大禹族群，已经是当时社会的最大族群之一了，它直接分支于黄帝族群，在当时的“天下”是很有影响力的。惟其如此，在人口数量起决定作用的近古时代，鲧、禹两代先后受命治水，才有坚实的根基。
大禹的出生，《山海经》记载了一则神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山。鲧，复生禹。”
这个“复”是“腹”的同声假借字。也就是说，禹是从父亲鲧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则神话更具体的说法是：鲧死后三年，尸体不腐烂，一日腹破，禹破腹而出，乘龙飞去。虽然，这只是一则神话传说，但可以确定地说，大禹的出生一定是很不寻常的。大禹很可能是鲧的遗腹子。也就是说，鲧死之时，禹尚未出生。
如此一个禹，为什么舜帝与大族首领们那么信任他？仅仅基于是黄帝之后裔吗？
文献《夏本纪》这样描述历史对大禹的记忆：“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显然，大禹作为族领，是一个极富魅力，极富创造性，又极富威严感与秩序感的人物。他智慧勤事，亲近大众，出言有信，德行不违规矩。如此族领，一定是深受民众喜爱了。但是，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大禹是一个极具创造天赋的人。他说话的声音，天然地符合音律；他的身形，就是天然的尺度；他的出行举动，都是经过称量权衡的。以身作则的原初意思是什么，不正是禹的“身为度”吗？从总的方面说，大禹是一个勤勉肃穆，堪为天下纲纪的首领。
如此近乎神圣的人格，仅仅是一种传说中的溢美之词吗？
应当是可信的。因为，大禹有形成如此人格的精神根基。文献《夏本纪》云：“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这是说，大禹是在痛苦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治水失败，是崇地族群的巨大劫难。族领父亲因治水而身死，族群先人们则不知付出了多么惨重的生命代价，这些，无疑会在年幼的禹的心灵上，刻下难以愈合的深深的伤口。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在这种族群大劫难的重压之下，都可能或自甘毁灭，或奋发再造。无疑，大禹属于后者。
应该说，无数血的代价，才终于锻铸出了一个超越经验的天才的治水领袖。
大禹治水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且让我们对其最重要的创造先作一个总体概览。
（1）治水新思维：大禹最为重要的革新与创造
今人都知道，大禹治水是将壅川筑堤之法，改成了疏导入海之法。在后世理念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这种改变无异于石破天惊！因为，这是对前人经验的彻底否定，一举颠覆，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极其看重祖先成例的远古时代，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首先，提出这种新思维的基础条件，是需要对天下水流规则有大量的观察，有深刻的理解的。此前的共工氏与鲧，为什么要堵水？一定有着认识上的根源。他们一定认为：遍地流淌的大洪水是无序漫延的，人们无法引导它们的流向，只有水来土屯，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在这种思维惯性下，要得出水流是有规则可循的、是可以疏导入海的结论，该是一种多么艰难的跨越。大禹，一定是一个极具发现天赋的超一流的近古科学观察家。
其次，这一理念的付诸实施，工程量之大是修筑堤防不可比拟的。导水工程的可行性、可靠性，更是一片朦胧模糊，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照。也就是说，在当时，疏导治水的前途究竟如何，是完全无法预知的。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能够将这一方法坚定地在最高联盟的决策会议上提出，禹的勇气与明晰，不得不令我们感佩万分！
最后，即或经过了大量的观察与探寻，大禹已经认定了水可入海这个结论，但是，要拿出来说服联盟领袖，说服各大族群首领，说服也曾经信奉堵水之道的本族群元老们，也是极为艰难的。如此情势下，禹要面对的，实际上是要说服整个社会。后来的事实是，疏导治水的总方略，终于被联盟最高权力认可了，被各族群认可了。那时领袖群的深刻理解力，不得不令我们再次感喟万分！
大禹一定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领袖，也一定是一个意志力极其顽强的领袖。应该说，以舜帝为首的联盟最高权力，拥有大禹、殷契、后稷、皋陶、伯益这样一班深具英雄气质的大才，实在是一个具有非凡决策能力的伟大群体。在我们的近古族群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具有深远的智慧，具有强毅的精神，具有创新的思维，作出了最为伟大而正确的选择。
（2）近古水患遍及古代中国之南北，绝非局部灾难 关于大禹治水涉及的地域，以及近古水患大势，历史的记忆多有不同。
综合对种种史料的交错考据，我们首先将远古水患的形势大体勾勒一番。那时的中国，水源大量过剩，气候普遍炎热。即或今日之黄河中下游两岸，也是接近于亚热带气候的丛林茂密的深绿色山川。其时的淮水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更是水乡泽国，万里荒莽，湿热难耐。这一切，远非今日之人所能想像。由于水流众多，处处冲突交错，且没有稳定水道，于是，在交错冲撞的大小水流之外，更形成了无数的汪洋湖泊。仅仅一个远古云梦泽，便占去了后世长江流域的三分之一强。加之当时气候炎热，雨量丰沛，人群防御水患的能力非常原始，因此时常导致种种泛滥。洪水弥漫之势，几乎是绵延不绝。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说当时的中国处在长久的水患之中，绝不为过。
战国时期的孟子，对上古历史有着精深的研究。他的说法是：“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显然，孟子认定：大禹治水不仅仅是主治黄河流域，不仅仅是将黄河流域的众多水流引导入海，而且也疏导了江淮流域，将淮水、泗水等河流系统疏导进入长江水系。从此，中国才有了稳定的农业耕地，才有了大体稳定的农耕时代，人民才得以普遍存活。
当代的许多上古史专家也认定：大禹疏导治理江淮流域，是可信的历史记忆；疏导黄河水系，是治洪；疏导江淮水系，解决长期的积水泛滥之患，本质上也是治洪。
（3）大禹治水的最艰难处，是创建治水工程所需要的社会组织形式 以大禹的疏导之法治水，是伟大的先祖们绝地求生的胆魄，是真正的背水一战。
依据《夏本纪》，大禹的治水路线是从冀州开始的，也就是从今日的华北平原地带开始的。《尚书·禹贡》记载其过程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至于大伾……至于大陆……入于海。”关于大禹治水的出发地与进行路线，是两个多有说法的历史难题。当代史学家中，对此两大问题最有研究的，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徐旭生先生和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的姚政先生。但凡有兴趣者，可以去看这两位先生的诸般考据。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看，大禹治水的最艰难处，是对治水社会组织形式的创建。
天下治水，是一项规模庞大、历时长久的工程，其中所需要的社会动员深度、各方协调方式、种种社会组织法度、实际施行能力等，即或在今天看来，依然不是轻而易举所能够实现的。那么，大禹治水，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完成这一庞大工程的呢？
依据星散的史料，我们可以将大禹治水的组织情形，大体归纳呈现如下：
其一，大禹成功发动了“天下”各大族群参与治水。
其间最重要的是，大禹将殷契、后稷、伯益三个特大族群作为共同治水的主干力量，实际上形成了治水的轴心。这一点，对动员“天下”其余族群参与治水，起到了最为重要的带动作用。必然的连带结果是：这个具有战略架构意义的四方轴心，一定形成了以大禹为最高领袖，以殷契、后稷、伯益为辅助的领导集团；在治水力量架构上，则形成了以禹族为核心力量，以其余三大族群为主干力量的某种社会组织形式，从而使治水以有序的方式进行。
其二，成功地解决了以粮食问题为核心的后勤输送问题。大规模治水，必然需要大量脱离农耕而专事工程的民众队伍。此中关键，是这些众多的工程人员的食物能否长期保障？诸多工具的打造与输送能否保障？
依据史料归纳，大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五条：一则，各族群力所能及地自带衣食，这是最基础的办法；二则，互相调配物资，富族支援穷族；三则，派遣伯益族组织不直接参与治水的人，开发临时耕地，就近种稻取食；四则，派遣精于农耕的后稷族开发治水民众所需的特殊食物，主要是当时难得的蔬菜；五则，寻觅未被洪水淹没的少数可耕地区，动员该地氏族向治水民众提供粮食物资支援。这五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当时的社会自救力量与社会后援力量。
其三，号令严明，以接近于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树立起了非常有效的权威组织。
天下治水，参与民众必然是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其时人口再少，参与者也至少数以百万计。这里的关键，是严明的组织，是可行的法度。这种组织与法度，完全可能已经接近于军事化管理。甚至可以说，治水管理直接推动了最早的紧急状态法律、最早的常备军的产生。
可是，大禹治水的法度究竟有哪些，历史已经模糊了。在《夏本纪》中，只有一句弹性极大的记载：“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古典注释家认为，这是说禹能够听从左右辅佐人员的建言。但是，我们有理由认定：这则史料的基本面说的是大禹治水时时事事有法度，且能够不违反天时地利而施行的状况。
其四，大禹以身作则，垂范民众。
大禹的个人辛劳，公而忘私，在历史的记忆中已经以动人的传说，留下了普遍而深刻的痕迹。三过家门而不入，妻生子而不知，13年跋山涉水，两大腿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等等。这些极其劳苦的行为，一定对当时的治水民众起到了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再加上大禹的才干、创造性思维、令行禁止的严明法度等，在当时极有可能使禹已经具有了超凡入圣的人格感召力。
没有如上四方面的社会组织创建，大规模治水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5.大禹治水奠定了国家文明根基
大禹治水，历经13年，终于取得了全面成功。
这种成功，不仅仅是洪水消退了。更重要的是，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及治水之后，大规模的创造活动，使当时天下族群的生存格局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基本的变化。依据对种种史料的归纳，这种大变化的基本方面是：
其一，对当时大陆的区域划分有了初步认定，此所谓禹开九州。
确认并划定近古时代的生存地域，是在治水过程中连带完成的。因为，若是治水之后再度重新界定，其巨大的人力成本是近古社会无法承担的。能够在治水中同时完成这一大规模的“国土”资源调查，说明了当时的大禹集团是极具深谋远虑的。否则，不可能随时记录种种资料数据。当时划定的九州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九州的划分，无论多么缺乏后人眼中的精确性，都是一个空前伟大的创造。须知，此前中国大陆的近古族群，虽然已经有了最高联盟权力，各族群也大体有了相对稳定的生存区域，但是，联盟权力对社会的认知与粗简治理，大体只是以活动的族群为依据，尚没有以界定地域而规范生存空间的意识。再者，对广泛辽阔的地理形势，近古社会也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进行专门的普遍勘查。只有大规模的治水，同时提供了全面勘查天下地理的条件。虽然，划定九州地域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经济征发的需要。但是，它同时标志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性的文明创新：最高联盟权力的社会视野，已经超越了既往的经验，出现了全社会分地域、分层级规范生存空间的国家意识。
其二，各地山河都有了确定的名号，各地土壤都有了大体的等级认知。
大规模的“国土”资源调查，带来的是对近古生存环境的系统认知。史书中所谓的行山刊木、众土交正、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等说法，说的都是在13年治水中，大禹他们已摸清了所有的山水情形，而且给它们确立了标记，确立了名号；对可耕土地，则进行了土质的对比与确认。
东汉经学家郑玄，对众土交正四个字的注释是：“众土美恶及高下，得其正矣！”从现代文明的眼光看，这无疑是一次最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大调查。它对中国近古族群认识自己居住的整体环境，并实现文明的历史性跨越，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
其三，出现了最初的贡赋制度。
这种贡赋制度的原初形式，出现在治水过程之中。
不参与治水的族群，向治水权力营地无偿提供各种物资，再由治水权力机构分配给治水族群。这种无偿提供，本来应该随着治水结束而结束。但是，在治水成功之后，人们却发现大量的社会公共问题，仍然有待于治水权力机构去解决。而治水权力机构拥有的官员、军士、工师以及大量的施工人口，事实上无法亲自谋生，依然需要各族群无偿提供谷物与物资。若不能继续提供无偿物资，已经形成的接近于稳定的生存状态，就有可能再度崩溃。于是，经过种种磋商，这种无偿提供的形式就延续了下来。
这种原初贡赋制的大框架是：在考定九州耕地情况之后，将农耕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再将各族群居住地与联盟权力所在地的距离加以形式确认；再依据运输路途的远近，确定各州应该缴纳的物品种类、应付劳役的多寡，并同时建立经常化的缴纳方法。当然，治水时期确立的原初贡赋制，还不完全是后世国家的赋税制。但是，无疑已经具有了国家赋税制的两个最基本特征：无偿性缴纳，经常化缴纳。
其四，出现了平均分配土地的井田制。
井田制，是大禹治水过程中最大的社会创造。
洪水一片片消退之后，众多地区被曾经的大洪水淤漫成了大片的肥沃平原。譬如后世的华北大平原、长江中下游大平原，都是近古大洪水的连带恩赐。在当时的人口条件下，这些肥沃的平原土地，已经足够各个农耕族群居住耕种了。但是，放任各族群自发进入无主的平原土地，则必然形成新的大规模的族群争夺，远古乱象必将再度重演，整个社会秩序必将荡然无存，治水大业也将毁于一旦。
于是，随着治水的进程，以大禹为轴心的治水权力机构构想出一种平均分配平原沃土的新方法，这就是井田制。作为一种对无主土地分配的方法，最大的公平莫过于均平。也只有均平，才能最大限度地消弭当时有可能威胁治水的普遍骚乱与普遍争夺。从洪水劫难中重生的人群，也一定是欣欣然接受了这种均平的分配。
我们必须明白，此前的远古社会与近古社会对土地资源的分配，只有争夺，没有平均分配一说。即或在黄帝平定大混乱而建立初期联盟权力后，五帝时代的初期与中期，对土地资源的占有也大体以自然占有或争夺占有为主要法则。其时，最高联盟的土地分配权力，不能说没有，但不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禹的治水权力机构能平均分配土地，除了临时性、公平性这两个基本点外，治水权力的社会威望与实际威权性，一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经13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战，大禹治水终于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
回望洪水时代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场最大的生存浩劫，它成就了我们民族最伟大文明的母体。具体地说，大禹联合三大族群及“天下”族群第三次治水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它成功地战胜了严酷的洪水时代的生存挑战；其二，第三次大规模治水所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为国家文明的诞生奠定了成熟的条件与深厚的根基；其三，对远古中华族群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探索与整理。
那么，治水结束了，天下就太平了吗？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伟大的治水时代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大变局，从而使我们的近古文明脚步一举跨入了国家时代的门槛？
第二编早期国家文明
夏、商、周在中国原生文明史上独具一格。我们的商战传统，我们的文字结构，我们的兼容理念，我们的工艺传统，我们自由奔放的开拓精神，处处渗透着那个时代澎湃的热血。
夏：国家文明的开端——早期邦联制
1.大禹后期社会的新冲突
治水成功之后的社会总体状况，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想的那种普遍太平。
在《史记·夏本纪》中，对治水成功后社会状况的说法是，“大禹声教播于四海，于是舜帝赐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这种说法，我们只能看做是一种简单笼统的评价，带有浓厚的儒家春秋笔法——为圣王讳，为尊者讳。因为，这种评判与包括《史记》在内的史料记载的大量具体事实，完全不相符合。
事实是：随着治水大见成效，种种新的社会问题纷纷涌出水面，形势空前复杂了起来，社会矛盾与高层矛盾也空前复杂了起来。当时，最大、最普遍的实际问题是：治水期间出现的种种社会新格局，要不要继续维护，能不能继续维护？背后的深层问题是：最高权力层与整个社会，如何看待治水期间的社会创新？大禹治水带来的社会变化，是承认下来，还是当做临时法度适时结束，或者任其自生自灭？大禹们在治水过程中形成的实际权力，是当做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还是按照古老的传统重新作出评估？
战胜洪水劫难的伟大时代风云，造就了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近古社会将如何对待这支社会力量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舜帝后期的最高联盟权力，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
（1）从矛盾复杂深刻的治水“总决算”会议，到最高权力的实际转移 治水完成之后，舜帝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小型会议。
会议做什么？听取大禹和伯益的治水总汇报。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次会议只有四人参加——舜帝、大禹、伯益、皋陶。与会者中，没有另外两个当初确定的治水首领——殷契与后稷。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前面所说的那组惊人的历史密码，我们就可以合理推定：殷契族群和后稷族群，一定是在治水过程中和大禹族群发生过某种相对深刻的冲突，以致后来这两个首领不再是共同治水的上层权力的核心成员了。在后面的辩白中，大禹说到了后稷的功劳，但却只字没有提及殷契。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大禹族群与殷契族群的冲突，应当更为严重。否则，最先举荐大禹并排在治水辅佐首位的殷契，如何竟不能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呢？
所以，这次会议只有三大员与会，就很自然而合理了。大禹在治水中排斥殷契、后稷，或者说，大禹在当时已经将两大领袖中途“罢黜”出局了。虽然，这很可能引起诸多的社会不满。但是，基于大禹的巨大声望与实际力量，舜帝仍然无法举行一场所有当事者都能参与的真正公平的治水“总决算”会议。于是，舜帝特意召来了执掌“司法”的皋陶，也召来了据说五岁就开始辅佐大禹，且始终与大禹共同领导治水的伯益。大禹与伯益，显然是两个治水汇报者；皋陶，则是当时权力很大的最高联盟“大法官”，似乎担负着某种“仲裁”职责。此时的舜帝，权威显然衰落了，只能举行这样向大禹“一边倒”的会议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皋陶与伯益，都是同一族群——秦人族群的首领，皋陶是父亲，伯益是儿子。父与子能够共同与闻极其重要的最高层会议，足见这时秦人族群的力量与重要性，已经仅仅次于大禹族群了。
先让我们听听，这次会议都说了什么。
会议自然是由舜帝主持的。一开始，舜帝便请皋陶对第三次治水作出评判，自己则只听不说话。皋陶的首先评判是：“（禹治水，）信其道德，谋明辅和。”大禹则立即说话，既表示赞同，又提出问题：“然！如何？”皋陶则继续赞美大禹：“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大禹又立即表示了认同：“然。”皋陶又再次高度赞美：“於！在知人，在安民。”这一次，大禹公开表示了某种不满，叹息说：“吁！皆若是（都是这样啊），惟帝其难之（只有帝责难我啊）！”而后又义正词严地说，“（我）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第四次正式赞美大禹治水，“行有九德”，“百吏肃谨”，“五刑五用”等，说了许多话。大禹立即发问：“女言致可绩行？（你的话，可以当作对我业绩的定论吗？）”皋陶大约觉得事关重大，立即表示：“余未有知，思赞道哉！”——自己只是褒扬大道而已，不能作为定论。显然，这是逼舜帝说话了。终于，一直沉默的舜帝开口，允许大禹也可以敞开心扉。
还是在皋陶的配合下，大禹痛心疾首地叙述了自己在13年治水中的艰难奋争：“……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刊木……”以及与伯益率民种稻，才能吃到一口热饭鲜食；与后稷率民种菜，民众才有难得之食；粮食少，就调有余以补不足，还得迁徙民众；决九川，致四海，民众才得安定，万国才得大治等一大篇陈述。
大禹陈述完毕，首先得到的还是皋陶的赞誉。得到皋陶的拥戴，大禹以感喟的语气，对舜帝发出了隐隐的警告：“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总的意思是，要谨慎行权，天下才能安宁。最后，舜帝只有万分感喟地将大禹赞美了一番，请大禹辅佐自己的政事。
显然，这次重要会议，实际上成了皋陶的颂扬会和大禹的申述会。这次质询，意味着最高联盟权力对大禹治水功绩完成了最终形式的肯定。舜帝的寡言与顺势应对，显示出年迈的最高领袖权力已经衰落。其背后的事实是：舜帝统领的“天子”族群，已经不再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了。舜帝只有顺势而为，对既成事实的大禹权力采取承认态度。紧随之后的重大变化是，“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接着的事实是，“帝舜荐禹于天，为嗣”。这就是说，皋陶开始以最高联盟权力的名义下令：全社会必须服从大禹，否则，以刑罚处置！之后，舜帝举行了祭天仪式，将禹的功业告知了上天，并正式举荐禹为自己的最高权力继承人。
这一重大变化，意味着大禹已经由一个族群首领升格为最高权力继承人；大禹族群，也跃升为社会轴心族群了。其连带的后果是，治水期间形成的新的社会格局，以及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必然要以新的形式固定下来。整个近古社会，开始出现了向一种崭新的秩序转化的可能。但是，这个转化过程，必然是艰难而残酷的。
（2）民心不古：大禹后期社会的阶级分化
西汉刘向的《说苑·君道》，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大禹车行出巡。一老年罪人拦路高呼，要见大禹。大禹出车，恭敬沉痛地询问老人家何事。白发老罪人愤愤然高声：“天下不公！”大禹无言，泪流满面。随行官吏错解大禹之心，说：“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大禹摇头说：“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哉！”
引人关注的，是大禹的最后一句话：“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哉！”
什么是各以其心为心？就是各想各的利益，再也没有了民众对最高联盟权力的无条件拥戴了。请注意，这是大禹后期社会变化的一个根本点：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带来的利益冲突的尖锐化，最终表现为“天下”民心的离异化。当时的相关事实是：整个社会非但有对治水事业的种种流言非议，而且有殷契族群、后稷族群、皋陶伯益族群与大禹族群在治水中积累的种种矛盾与利益的多样冲突。
更为严重的是，曾经潜藏的不满，爆发为公开的权力挑战。
有两件大事最为典型：一则，是在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禹曾在会稽山下举行过一次大祭群神的大规模庆典，其实质意义，当然是借诸神的名义，树立新秩序的威权。可是，在发出大祭号令后，防风氏族群的首领却迟迟不来与会，表示了对大禹新权力的极度轻慢。另一则，是三苗族群又再度作乱，公然以武装力量大肆掠夺中心区域的土地，向最高联盟权力发动了实际的挑战。其实质目标，当然是对准大禹权力来的。
就认识水准与创造力而言，大禹无疑是一个空前的英雄领袖。他与最高权力层的同盟者们，一定也意识到了这种世情人心的根本变化。但是，大禹的权力机构却没有以五帝时代的传统安抚之法平息矛盾，而是打破传统，采取了强硬应对的新方式。大禹的第一个强硬举措，就发生在那次极其重要的最高小型会议之后——派执法的皋陶威慑民众：必须服从大禹！明确地以刑杀的方式来维护大禹的威权。
应该说，这是中国近古社会在政治上的第一次强制服从。自黄帝开始的近古社会，虽然有大争夺大战争，但在非战争时期的经常性社会治理中，还是非常看重以道德声望服人的，这就是所谓的“圣王德治”。大禹权力却破天荒丢弃了这一传统，其实际意义，是宣告了中国近古社会土壤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利益的冲突已经不可能通过磋商的方式来解决了。时势使然，以强迫性力量来巩固社会新秩序的需要，已经形成了。
但是，距离国家权力的出现，这里还缺少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
2.大禹后期创建的威权政治
大禹在治水完成之后，最基本的作为，便是创建了具有强制性的威权政治。
首先，大禹后期创建了以常备军为轴心的政治强制力量。
黄帝时期形成的“师兵”，实际上是时聚时散的民兵性质。大规模长期治水的特殊性社会群体活动，使得治水权力机构必须拥有一支稳定的“师兵”，才能有效维护治水的法度。这给常备军的出现，奠定了第一个坚实的社会条件——社会需求条件。常备军出现的另一个社会条件是，生产能力与生产规模的发展，已经能够承担部分人脱离生产而专事武装行动的巨大社会成本了。事实是，为维护新的社会格局，治水中形成的稳定“师兵”，已经继续保留了下来。
接踵而来的重大事变，又给创建政治强制力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第一个重大事变，是大禹成功举行了涂山大会盟。
治水完成的初期，大禹立即以在治水中形成的巨大威望为基础，大会天下族群首领于涂山。这是大禹最为成功的首次会盟，未见任何抵制。顺利会盟的根源是，此时天下洪水初退，贡赋、田制、部族居住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需要立即确定，这牵涉到每个族群的实际利害分割，故此人人踊跃前往。
文献的说法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古人凡以“万”之大数描述事物，一般的表意就是该来的都来了，全部族群首领都来了。这次大会盟的成功足以说明：此时大禹的声望与实际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近古时期前四任最高盟主——黄帝、颛顼、尧帝、舜帝，而具有了普遍的具有威权性的号令力量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史无前例的“大会诸侯”，竟然没有最高盟主舜帝参加。这显然不是寻常的以最高联盟权力名义召开的天下会盟，而是以大禹治水权力机构名义召集的首领会盟。在整个社会意识还处于相对朴实甚或蒙昧的近古社会，这是极其反常的政治事变。应该说，大会涂山，是正面奠定大禹权力基础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事变。
第二个重大事变，是大禹与皋陶、伯益两大势力结成了高层政治同盟。
在舜帝时代的权力结构中，大禹与皋陶、伯益、殷契、后稷等，都是政治地位等同的高层“大臣”，相互之间并没有超越权力传统规范的实际关系。但是，在大禹治水的13年里，殷契与后稷都与大禹产生了矛盾冲突，都淡出了大禹的治水权力框架。治水中枢留下的他族领袖，只有忠实追随大禹的伯益了。依据后来在最高小型会议上的相互呼应，我们完全可以推定：至少在治水的中后期，大禹已经与伯益结成了相对牢固的政治同盟。
这一结盟，首先使大禹成功地遏制了最高权力阶层对治水大业的种种非议；其次，使大禹能够借助皋陶之力，以强制手段有效消除了反对大禹的社会阻力，使大禹成功走上了最高权力继承者的地位。这种空前的政治谋略的实施，是又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变。
第三个重大事变，是大禹以特殊的胁迫方式，确定了自己的特殊名号。
据史书记载，大禹做摄政元首之后的第17年，舜帝病逝了。在舜帝的三年葬礼之后，大禹避开了居住在联盟中枢的舜帝的儿子商均，离开了联盟权力所在地，搬到嵩山地带的阳城老家去住了。大禹的实际意图很明显，是利用这样一个重大机遇，迫使天下各族群在自己与舜帝的儿子之间，作出明确的权力归属的选择。
结果是，所有的族群首领，都没有去朝拜居住在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的商均，反而都赶到阳城来朝拜大禹了。所谓朝拜，其政治上的实际意义，就是表示愿意服从大禹号令，尊大禹为最高领袖。如此巨大的实际力量，舜帝族群的继任者——商均是无法对抗的。
于是，在接受首领群的朝拜中，大禹正式继承了联盟最高权力。若仅仅是继承最高权力，自然无所谓胁迫。毕竟，大禹是功业第一人，同时又是舜帝明确承认的权力继承人。所谓特殊胁迫，是因为大禹在称帝的同时，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举动，明确宣布了自己与自己的权力机构的名号——夏后。
依据当时的语汇，夏者，权力名号也；后者，帝也；夏后者，夏之帝也。
以现代国家理论解析，这个“夏”，已经是明确的国号了；这个“后”，则已经是明确的元首名号了。也就是说，大禹破除了近古五帝社会长期的政治传统——权力机构无名号，最高盟主惟帝号，而一举使新兴权力机构有了特殊的名号，使新盟主有了只属于自己的特殊名号。这种重大变化，必然会引起各族群首领的疑惑议论，甚或质询反对。大禹集团必然是预谋在先，必然是以种种方式斡旋。而所有“说服”的后面，都是以强大的武装集团为后盾的。所以，这种胁迫，既是特殊的、隐形的，又是事实的、明确的。
第四个重大事变，是讨伐三苗，公开镇压敢于挑战新权威的最大族群。
按照历史的逻辑，这件大事应当发生在舜帝病逝之后，大禹执掌最高权力的最后十年之内。因为，只有这时大禹才有充分的权力条件进行武装征伐。从根源上说，这个三苗族群，在尧帝、舜帝时期也曾经多次作乱。此时再度作乱，自然是更不得人心。
总之是，大禹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征服战争，顺利地平定了三苗族群。由此，大禹正式确立了最具强制性的社会威权。必须注意到的是，大禹能够顺利征伐三苗并取得战争胜利，说明此时由大禹掌控的武装力量，事实上已经很强大，并且已经经常化了。
第五个重大事变，是诛杀防风氏，以树立威权政治。
大禹在最后一年南巡，以大祭天地群神为名，下令会盟各族首领。
在这次大会盟中，防风氏族群首领迟到了。大禹断然下令，在会盟当场杀死了迟到的防风氏。在当时社会，这一杀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做法。事实是，在近古社会的权力活动中，会盟天下族领从来都不是强制性的，一个大族群的首领迟到几日，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次的防风氏，仅仅因为没有如期而至，就被大禹诛杀了，岂能不引起巨大的震撼。从政治意义上说，大禹在最后时期的这次诛杀，实际上是向天下宣告：夏后氏新政权是有强大力量的，是必须服从的，是不允许挑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