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臣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翻译成当代语言，这段解卦辞说得是四层意思。其一，总体判定：卦象显示，此卦关乎国运，有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建国。其二，具体判定：这是取代陈国吗？不是，这是成于另外的国家。其三，再具体判定：此卦不应在你身，而应于子孙。所成之国，必姜姓之国，也就是四岳后裔的那个国家——姜氏齐国。其四，判定时间：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只有在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齐国兴盛。
这次占卜，使太史公司马迁大为惊叹。《田世家》之后的太史公曰，是这样感慨的：“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
据太史公惊叹之言，另外一则占卜也是同样地准确。这就是第二次占卜——懿仲之卜。懿仲，是当时姜氏齐国的一个官员，想将女儿嫁给田完，便请齐国的卦师占卜。卦师的解卦辞是——
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解卦辞的意思是：这是一则有凤凰腾飞之象的婚姻吉卦，两相和睦，锵锵悦耳。这则婚姻所衍生的后裔，将在妫水一带成事。五代之后，可为正卿地位。八代之后不妙，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请注意，八代之后正是齐湣王时期，其后齐国抗燕六年，齐湣王被流亡民众所杀，举国流散，齐襄王流落数年不能回临淄。如此占卜，如此准确，实在是令人惊叹的神异。
类似这种始终隐藏在神秘烟雾里的评判，在中国原生文明时代始终存在着。
这一现象说明，在我们曾经的原生文明时代，以阴阳家为轴心的神秘学派的学说，也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认识论体系之一。他们对国家命运的预测及评判，有其认识论基础，这就是“命定论”。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命运如同个人命运一样，是由不可知的天意决定的，人只有顺从天命，而不能改变天命。
历史主义地看，要了解中国原生文明时代，就必须了解那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成之一。——神秘文化。至于它的历史局限性与不可继承性，早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明，无须我们在这里多说了。
第三种说法，西汉《盐铁论》记载的齐国灭亡原因。
在西汉末期的经济改革讨论会——盐铁会议上，有儒家士子们对齐国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与总结，他们的归结是：
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包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荀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纵亲，以亡国，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首先回顾了齐国在战国中期的强大兴盛，以与末期对比。其后对齐国灭亡原因的归结，与齐国遗民及太史公的评判并无多大差别，同样将原因归结为齐王田建的三大缺失：“听流言，信‘反间’，不与诸侯合纵。”
由此可见，后世的主流评判，大体上都将齐国灭亡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
应当说，这都是事实。但是，却不是最接近本质的根本原因。
5.齐国灭亡原因的新解析
齐国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是齐国所长期奉行的古典绥靖主义与孤立主义。
古典绥靖主义，是古典社会出现的一种长期对强敌姑息容忍，以至最后导致投降主义的国家意识。这种古典绥靖主义，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曾经反复地导致巨大的民族灾难。可以说，古典绥靖主义是整个中国古典文明史的一个顽固毒瘤。就其发生根源的典型性看，战国末期的齐国，堪称中国古典绥靖主义的源头。
齐国的古典绥靖主义，具有古往今来所有绥靖主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个基本特征，它基于自觉认识而产生，有一定的理念支撑。
第二个基本特征，它对强大的敌国采取明确地妥协政策。
第三个基本特征，它对受强敌进攻的盟邦灾难视而不见，孤立一方，偏安一隅。
（1）齐国古典绥靖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这种古典绥靖主义，表现为一种长期而自觉的国家政策，而不是个别行为一时一事的妥协。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短期策略，而是一种长期政策。审视战国末期的齐国，从实际生成的意义上看，抗燕复国之后的齐襄王时期，齐国就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进取锐气，一种以休养生息、怀柔外邦，尤其是对强秦的恭谨和畏惧为基础，而处处收敛的国家政策，已经初现端倪。
据《战国策·齐策六》记载，田单解衣，救助饥寒老人。齐襄王很厌恶，认为这是收买民心想夺王位，便将自己的想法说给一个贯珠之人听。贯珠之人很聪明，给齐襄王出了个主意。于是，齐襄王依法行之，下书国中嘉奖田单。王书说：“寡人忧民之饥也，田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田单解裘而衣之；寡人有劳百姓，而田单亦忧之。称寡人之意。”过了几天，齐襄王又下令田单，专门收容饥民，以谷物救济之，获得了民众赞誉。
《齐策六》中所谓的“贯珠子”，宋人姚宏注：“《元和姓纂》引《战国策》‘齐有贯殊’，则贯姓殊名，非贯珠者。”当然，此是何人，并不重要，但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抗燕战争结束之后，齐国确实陷入了很严重的民生凋敝。
应对这一局面的基本思想和作为，也可以从史籍中看出端倪。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
（齐王建六年，正是秦赵长平大战的前夕，）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谋臣）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
君王后贤，事秦谨。
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唯齐作壁上观。）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
《战国策·齐策六》：
即墨大夫入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齐王不听。
以上资料，显示了作为齐国国家政策的绥靖主义。
这一政策，形成于齐襄王时期，成熟于君王后时期，泛滥于齐王建时期。
包括君王后摄政在内的两代三任的63年时间里，齐国曾经出现过许多次的阳刚声音，但是都被这种日益浓郁的绥靖理念湮没了。到了君王后时期，齐国虽然已经在事实上度过了艰难时期，国家已经日渐富庶了，这种绥靖政策却反而堕入了不可变更的运行轨迹。到了齐王建与后胜时期，则更加滑入了投降主义。
历史在那个时代便已经证明，国家的抗争精神，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国家的绥靖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也同样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绥靖主义无论出现在哪个时期，都一定是国家政策理念发生了变化。战国末期的齐国如此，后世宋王朝更是如此。
（2）古典绥靖主义严重瓦解了整个国家的抵抗力
这种瓦解，是武备长期荒废，是国家忘记了战争，是贵族沉沦于奢靡，是军队丧失了战心，是民众消散了兴亡意识。抗燕复国之后，齐国在长达63年的时间里只有3战，而且都发生在田单领政的时期。其后将近50年，没有发生一次战争。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战国时代，一个曾经左右天下格局的大国，竟能50年无战，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所以是异数，基本点在于两个方面的大背离。
其一，战国时代的战争意识最自觉、最浓烈，各个国家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整个古典社会的最高峰。最高水平的兵书都涌现在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兵家统帅也都涌现在这个时代。而齐国，恰恰又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司马穰苴兵法》的诞生故国。齐国的人口构成，更是滋养了稷下学宫文武兼备的文明族群。就是在这样的国家，竟然五十年孤立于战争之外，眼睁睁走向灭亡，异数一也。
其二，田氏政权历来都是进取精神极强的政治集团，单以国家实力来说，曾经成功地结束了魏国的霸权时代，更曾经长期成为超一流强国。如此显赫的历史实践，却突然完全松弛溃散，异数二也。
战国兵书《司马法·仁本第一》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这一格言之所以传之千古，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峻的历史真理：一个国家，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举凡耽于幻想的国家与民族，无一不导致最终灭亡。齐国将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和秦国的一则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惊雷风暴之外，偏安一隅，其最终灭亡的结局，其实在这一政策的开始就决定了。
齐国灭亡，是一个国家错误应对天下大局而导致灾难的历史典型。国家时代的战争，是人类竞争的最残酷形式。我们反对战争，可是我们无法不面对战争。对战争的高度警惕，是一个民族生存意识的最底线。
6.秦灭齐之后尚未纳入统一的华夏政权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实际有效地统一中国的道路，这时候还没有走完。在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之后，中国大地还有若干政权的存在。从总体上说，它们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秦帝国有意保留的名义诸侯——卫国政权。
卫国在中原腹心（今日河南省濮阳地区及其周边地带）。这个卫国的国君，是西周分封的王族诸侯，但其国民却是殷商遗民。到战国末期，卫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都城濮阳及其周围地区已经被秦设置为东郡。残存的卫国政权，被迁徙到了大河北岸的野王城。秦统一中国后，将卫国国君的爵位定为“君”，在当时的实际意义，仅仅是保留了姬姓国君的社稷祭祀权。直到秦二世时期，卫国国君才被废为庶人。那么，如果以政权生命的延续计算，卫国就存在了900年，历经了44代国君，是古今中外血统传承最长的政权了。
为什么要在统一天下之后，保留卫国的名义诸侯地位？
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其原因，但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形，完全可能是两种情况的综合：其一，为姬姓保留一个祭祀平台，以表示对周王室的一种尊重；其二，卫国出了两个对秦国贡献最大的政治家，一个是商鞅，一个是吕不韦，秦帝国因此感念卫国，所以保留了卫国的诸侯名义。从实际层面看，这种名义诸侯的存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种，岭南地区、吴越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
战国时代，广袤的中国南部地区，惟一国家层级的发达政权只有楚国。但是，楚国的实际控制地区，也就是能够有效治理的地区，一直局限在淮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岭南地区，楚国的实际影响力都很小。这三大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楚国只能以盟主的身份接受象征性的经济利益——纳贡，享受象征性的政治权力——接受称臣。对这些族群自治政权，楚国的实际作为，只能是一定程度地协调某些族群政权的冲突，而没有实际治权。在当时，这种宗主国与名义称臣的政权的关系，通常叫做“王权遥领”。
当时，东南吴越地区与岭南地区的族群，泛称为百越，有纷纭林立的众多部族政权。当时西南地区的族群，主要是滇人，以及被称为“西南夷”的众多族群。史有明载的，是一个由滇人建立的大政权，其头领的名号是“滇王”。这就是《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秦灭诸侯，惟楚尚有滇王。”滇人政权之外，当时西南夷的各族群，也建立了众多的部族政权。从实际层面看，南部广大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是统一中国进程中遗留的最为重大的一个历史性问题。
第三种，异族入侵占领地所形成的特殊政权。
当时中国的西部、北部、东北部，还都存在着异族占领地及其政权。
当时的西部，主要是与秦国故土陇西郡相连的西边的羌中地区（今日甘肃西部、青海省东部地区）。这一地区，被当时的羌人游牧族群、戎狄游牧族群、西匈奴游牧族群混合蚕食占领，有不断变换的异族政权存在。
当时的北部，主要是被北方匈奴长期侵扰。战国末期，匈奴实际占据的北方草原地区已经很大，它们原本分别属于秦国与赵国的北方边地。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将防线收缩于河南地。所以，此时的河套地区、阴山地区及其以北广大地区，实际都被匈奴占领了。
当时的东北地区，主要是东胡、林胡等诸胡族群在实际占领区建立的政权。这一地区，原本属于燕国驱赶诸胡后恢复的领土。但是，战国末期的燕国无力防守，诸胡族群又卷土重来。秦军平定辽东，只是俘获了燕王喜势力，还没有力量集中兵力驱赶诸胡，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秦统一六国。
上述三种状况，第一种可以忽略不计，最实际的问题是后两种政权的存在。
后两种政权势力，南中国的族群自治政权，是内忧；匈奴、戎狄、诸胡等入侵势力的占领地政权，则是外患。虽然两者情形完全不同，却都是有效统一中国的最后障碍。
从总体上说，公元前221年灭齐之后，秦有效统一的地区，只是当时中国的核心地域，还不是当时华夏文明圈的全部地区。秦统一中国的路程，事实上还有一大截路没有走完。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当时以秦王嬴政为轴心的秦帝国决策层，对于这种统一未了的状况，认识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的脚步并没有就此中止。
惟其如此，秦灭齐国之后，立即作出了四个方面的战略部署：一则，以王翦大军进军岭南，有效统一南中国；二则，以河南地蒙恬大军为主力，在北部九原、阴山地区大举反击匈奴；三则，以陇西李信大军为主力，向西反击羌人、戎狄与西匈奴之联合势力；其四，以王贲为太尉，统一集中各关塞守军，肃清东北部诸胡势力。
但是，毕竟已经完成了基本统一，等待这个新帝国的，首先是安定民生问题。
秦帝国整合民生
1.秦帝国统一初期的社会效应
秦灭六国，在当时的华夏世界获得了极其热烈而广泛的拥戴。
这种天下归心的历史情形，曾经被后世的非秦烟雾长期遮蔽，以至今天在许多人的历史意识里，秦帝国统一给社会带来的只是灾难。但是，至少在两汉时期，这种统一新生的盛况还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让我们听听这些发自历史深处的声音。
西汉著名政治评论家贾谊这样说：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兵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这样说：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变异，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史记·六国年表》
西汉政治家主父偃这样说：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西汉政治家严安这样说：
五霸既没……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修守，合从连衡，驰车毂击，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诉。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
——《汉书·严安传》
以上史料记载，还仅仅是两汉部分政治家、史学家对秦帝国建立之初社会反应的记忆，大量对秦帝国统一文明之功绩，及其后世影响的评价，尚不在其中。所有这些被后世非秦烟雾所湮没的历史记忆，都深刻地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天下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个最为天下民众称道的基本事实是：秦的统一，消弭了连绵战乱，给天下带来了安定的秩序，使每个人都有了新生活的希望，这就是当时“人人自以为更生”的天下大多数人的心态。
秦帝国的建立，也在周边文明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造成这种历史影响力的根本原因，是秦帝国创建了当时人类世界最大的统一国家。
统一的秦帝国的疆域究竟有多大？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陌生了。以《史记》之记载为基础，综合种种历史文献，略去那些形容为主的诗性描述不计，我们可以大体对秦帝国的疆域作以界定：东部陆地边界，达今日之辽东，其实际控制地区直至今日朝鲜；东部及南部的水域，囊括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皆为中国内海；西部陆地边界，达今日甘肃西部之临洮以西，直至青海东部之羌中地带；北部陆地边界，达阴山以北之广大草原，反击匈奴之后的实际控制区一度达到今日之贝加尔湖地区；南部陆地边界，达今日之广东最南端，以及越南大部分地区，并实际控制南海水域。
如此广袤辽阔的疆域，仅以陆地面积看，大体应当在六百余万平方公里。
在两千多年前的地球上，在西方文明还处于一个个城邦政权的时期，华夏世界就已经建立了如此广袤辽阔的东方统一帝国。这无疑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奇迹。
秦帝国的巨大影响力，使周边文明将秦帝国名号看做中国标志。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秦帝国的周边文明，直至两汉，都将东方华夏世界称为秦。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中，都有这样的记载。
清代顾炎武解释这一现象说：“彼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犹今言汉人也。”当代已故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在他的大型史料汇编《秦始皇帝传》中，对中国的古典外文称谓做了诸多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各种古代文字中的中国名号，都发源于“秦”称号。他所列举的古代主要外国文字的以“秦”称谓中国者，有八种：
古印度的梵文，称中国为支那或支那斯——秦，发音为 Cina Chinas；
希伯来文，称中国为西尼姆——秦，发音为 Sininm；
古代康居国文，称中国为秦斯坦——秦国，写作 Cynstn；
罗马拉丁文著作，称中国为秦国，发音Jhin；称秦都城为秦尼，发音Jhinae；
希腊文，称中国为秦尼国Sinae；或秦尼策国Jzintza；秦尼斯达国Jzinista等；
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那斯坦——秦国，发音Zhinastan；
中世纪阿拉伯文，直称中国为秦，三种发音为Cyn，Syn，Jhin；
波斯文，称中国为支那，与印度同，发音 China。
除此之外，马非百先生的另一个考证结论是：战国秦的西部本土、巴蜀两郡，以及云南地区，与西域及外部世界，有更为频繁的通商，比当时中原地区的外部联系要更多一些。是故，以古代西域传播为基础的世界其余文明地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是基于对秦的了解而实现的。秦统一之后，这一状况更为明显，影响十分久远。
2.秦帝国的整合民生大建设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帝国及时有效地整合民生，整个华夏世界保持了有序状态。
（1）郡县官署的跟进设立，是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第一战略举措 若不对灭亡之国的故土立即做出有效控制，民生无着，那么即或灭了六国，天下动荡也会此起彼伏，甚或会引起更为普遍的大混乱。但是，在秦灭六国的战争过程中，除了韩国故地的贵族势力发动了一次复辟事变，其余五国故地之民众，都没有发生任何动荡。根本原因是秦国在大军之后政权建设的紧密跟进。在统一战争的十年中，秦每统一一国，都立即在所能控制的领土上设立郡县，建立官府，安定民生，监督贵族。
所以，在秦灭齐国之后，山东六国所能实际控制的区域，都先后建立了郡县政权。中国腹心地带的社会秩序，始终保持着基本的稳定。虽然，战争期间的郡县设立，这时还没有与统一政治文明的创建有机整合起来，但是，作为满足社会民生需求的先行步骤，绝大部分郡县政权，在统一战争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了。36郡或者48郡，在公元前221年，绝大部分已经都有了。
先行在统一战争中普遍跟进郡县政权的建设这一战略举措，对保障战时社会的安定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历史作用。事实上，这一战略举措，也是秦帝国整合民生大计的第一个步骤。它的实际意义，在于使秦帝国在之后的所有政策实施中，拥有了一支强有力的政策推行力量。
（2）第二个战略举措：销毁天下兵器，还社会以和平康宁史料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这件大事，是在统一六国的当年——公元前221年立即实施的。显然，这是一则事先谋划好的重大战略举措。
这一政策，在天下民众热诚拥戴中国统一，“莫不虚心而仰上，人人自以为更生”的时候实行，其首要目标并不是防止人民反抗。从当时天下痛恶长期战争的社会心理来说，收缴并销毁天下兵器，其首要的自觉目的，是要建立和平康宁的社会秩序，以消除六国贵族复辟势力再度掀起战争风浪的基本条件。连带的目标，才是防止民众反抗动荡。
依据后世史书，以及后世史学家对《史记》的不断补正与注释，收缴、销毁兵器这件大事的脉络，及其后续事件，是清楚的。
公元前221年秋，秦始皇帝下令收缴并销毁、重铸天下兵器。以当时秦帝国令出必行的执法力度，应当是基本上收缴了除秦国军队之外的天下所有兵器。当时的山东六国，有军队四百万上下，以每人3件兵器计算，再加上战国时代民间普遍拥有兵器这一事实，当时天下的兵器数量，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至少，兵器总数量超过了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时期。这些兵器被冶炼销毁后，铸成了两样东西：一是连带钟架在内的若干口大钟，二是12座巨大的金人——铜人。这些金人，以西部抗击匈奴的秦军大将“翁仲”为原型，每尊高约5丈6尺，重达34万斤，矗立在咸阳宫前的广场上。
有汉一代，这12座金人依然矗立在长安城的未央宫前。据《水经注》记载：东汉末年，“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当指陕县以北的黄河），于是金狄灭。”
至此，12座金人从历史中最后消失。
（3）第三大战略举措：推行“定地势”大建设政策 这件大事，《史记》引用的秦代碣石门石刻是这样记载的：“皇帝奋威……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服；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分并来田，莫不安所。”秦代石刻是三句一节，上述四节十二句，集中讲述了秦帝国统一之初推行“定地势”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效果。
从内涵上说，“定地势”，就是整治地理环境，平整自然险阻与人为构筑的种种障碍。
从整体上说，这一政策包含了四个方面的普遍工程：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疏浚漕渠。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方面包含的具体内容。
其一，堕坏城郭。请注意，依据《史记》正义对这四个字的考据辨析，坏城郭，是一个单独的名词，是指年久失修已经自行毁坏的城池。堕，是动词，夷平毁去的意思。四个字连起来的意思是：拆掉已经老旧毁坏了的城池，夷平地势。
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在大变法中全面发展，一方面是诸侯分治，霸权迭起，刀兵连绵，城池要塞构筑如林。及至战国中后期，七大战国中除了韩国，每个大国有军队驻防、有人口居住的大小城池，大体都在一百座上下，秦、楚两大国的城池更多。有许多封地领主基于分治需要，也在自家封地上建造了许多小城小邑。也有许多中小诸侯国基于盘查商旅或军事防守，建造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要隘关塞。种种城邑与要塞关隘，都因为种种自然灾难，或者战败失守而遭受大火焚烧等原因，成了事实上废弃的城池。这些已经丧失了功能的废弃城邑关隘，矗立在原野，矗立在交通要道，矗立在河流码头，既占农田，又碍交通，有百害而无一利。
拆毁并夷平这些废弃城池，恢复大量农田，并使水陆交通畅通，从而便利民生，是一件重新规整大地环境的实实在在的好事。
其二，决通川防，疏浚漕渠。
这两件事互有关联，在实践中也是一体化实现的，故而连在一起说。
自春秋动荡开始，至战国分治天下，各国在江河湖泊各自修筑堤防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尤其是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周、韩、魏、赵、燕、齐六个政权，都曾“壅防百川”，也就是用土石修筑大型堤坝，各以自利，同时危害他国。
据《汉书·沟洫志》记载，赵魏齐三大国的大河堤防战，曾经很是惨烈。
大河东岸，赵、魏两国地势高，齐国地势低。为防止赵魏河段的洪水淹没本国农田，齐国在距离河岸25里处，修筑了一道大堤。从此，只要河水大涨，遇到齐国大堤便倒卷回来，反而淹没了地势高的赵魏农田。赵魏两国大是不满，会商之后，也在离河25里处的齐国大堤对面，共同修建了一道大堤。
如此一来，只要大河涨水，便在两边堤防间冲击游荡。汛期一过，积起厚厚一层淤泥，渐渐隆起成为肥田。于是，三国民众纷纷进入堤坝区耕耘，争夺激烈，并迅速盖起了巩固土地权的一片片庄园房舍。但是，一遇洪水冲毁堤防，每次都死人无数。于是，赵魏齐三国便从原堤防处后退，在距离城池已经很近的地段，再度建起了更高大的堤防。后来，大河洪水在两道高大堤防夹击下没有出路，非但淹没了所有农田，还冲进城池，淹死了三国大量人口，造成了巨大灾难。
这就是战国之世的堤防战。地势低者不愿让地给洪水出路，地势高者不愿低处筑堤而洪水倒卷，各以堤防堵截洪水，造成经常性的洪水大泛滥，致使生灵涂炭。这种共享水流但却没有系统规划的堤防，以各种相互阻碍的方式建了续作，是战国时代危害民生的重大灾难之一。夷平这些相互冲突的堤坝，只有统一的大国，统一的利害筹划，才能有效做到。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人道大政。
疏浚漕渠，是决通川防这一大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漕、渠，都是指人工开凿的水道。漕，是以行船为主的水路交通大道，就是后世所说的运河。渠，是以灌溉为主的行水之沟。战国之世，各国修建的漕渠很多，水利的发展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其中，最大的漕——运河，是以魏国为主所修建的沟通黄河、淮水、济水、汝水、泗水五大流域的鸿沟运河水系。后来，秦帝国修建的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灵渠，是鸿沟之后另一条最大型的运河。
另外，由楚国修建的，有沟通汉水与云梦泽的运河、沟通长江与震泽（太湖）的运河、沟通江南五湖的运河；齐国修建的，有沟通淄水与济水的运河；还有魏国西门豹修建的，沟通漳水与邺水的漕渠兼顾的水道。
战国时代，各国修建的以水渠为轴心的灌溉农田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很多。最著名者，是秦国的李冰渠——都江堰、郑国渠，以及秦帝国在疏浚漕渠的同时，新开的会稽郡的通陵渠、长沙郡的汨罗渠、陇西郡的秦渠、陈郡的琵琶沟等大型灌溉工程。
但是，这些漕渠在战国末期的数十年中，由于山东六国不断地衰落以至濒临灭亡，几乎完全没有人力物力以及国家的动员能力去维护了。漕运水道多有淤塞，农田灌溉渠道更是损毁严重。当此之时，帝国将决通川防、疏浚漕渠当做“定地势”的轴心工程大力推动，对于恢复水运交通，恢复农耕经济，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人道大政。
定地势的另一项大工程——夷险阻。
险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交通与商旅构成巨大障碍的自然地势；一种，是在交通要冲地带人为构筑的地形障碍。前者如关中到九原的山梁沟壑，后者如各国在山口要道或江河主要渡口所构筑的壁垒、山梁、堑沟等军事阵地。夷平前一种险阻，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交通建设。同时动工修建的秦直道，其最主要的工程量就是“堑山堙谷，夷去险阻”。夷去后一种险阻，最主要的意义，则是消除人为的交通障碍，使民众交往、商旅贸易更加便捷。
凡此等等大型工程的实现，等同于对整个华夏世界的生存环境，作了一次大修复，其在当时的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算过高。是故，碣石门石刻所言的社会反应，应该是自然而真实的。
地势平定之后，男子乐于耕耘了，女子安于桑麻了，百事各有秩序了。工程给所有的产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对于新开垦的土地，无论是分还是并，民众都安然接受。显然，这种泰然安乐的社会情绪，既是连绵刀兵之后的颓然舒展，也是对新帝国政权的普遍信任。这种情形，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太平盛世”，是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虽然，这一时期持续得很短，但是，它却留下了一个帝国时代注重民生建设的巨大历史足迹与文明辐射力。
（4）第四大战略举措：全面整合并大建天下道路
自古以来，中国就将人人可行的大路叫做“官道”。
官者，公共之谓也。如此称呼，其本原意义，是与封地分治区域有通行限制的私家道路相对应的。秦帝国建立之初，立即对天下“官道”进行了大整合。从工程内容看，这一整合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修复旧有官道，使之符合法定的车轨宽度与交通容量；
二是打通当初各国有意不互相连接的郡县道路、边境道路；
三是补修并连通原有的交通干道——天下驰道；
四是新修建通向北方前线的国防高速大道——秦直道。
从道路本身的整合实践看，这一战略任务完成了四个方面的大型系统工程。
其一，以统一的交通法度为依据，整修天下各郡县官道将近四百条。
郡县官道，就是山东六国原有的大路。虽然，这些道路大体都能通行，但是却没有定制，宽窄不一，长期缺乏维护，事实上的交通障碍已经是普遍现象。对郡县道路的整合，主要是以统一的车轨宽度为依据，重新拓宽或补修路面；其次是打通断点、拆毁路障等。这一整合，在当时称为“路政统合”。
其二，整修与新建内史郡通外官道12条。内史郡，大体上是以关中地区为轴心的老秦国本土区域。从关中通向外部的12条官道是：泾水道、汧水道、渭水道、子午道、
水道、褒斜道、陈仓道、金牛蜀道、巴山道、白水道、蒲津道、武关道。凡此12条官道，都是关中通联天下东西南北的出口大道。
其三，以原有驰道为基础，四大干线为轴心框架，整修天下“驰道”。驰道者，车马疾行之大道也，也就是今天说的高速公路。战国之世，各大国都有这种连通富庶地带的古典高速公路，只是各国数量不一，路况不同，相互通联较差。秦帝国以各国现有驰道为基础，确定以四大干线为框架，整合天下驰道。这四大干线是：
第一条干线，咸阳出函谷关的东西驰道；
第二条干线，“东穷燕齐”驰道。这条驰道的功能，是联结原有的秦燕齐赵四国。所谓“东穷燕齐”，是说它的最远目的地，而不是它通联的所有地区。这条驰道的实际路线，是通联北方四大战国的原有驰道，实际路线的城市联结点是：咸阳——函谷关——新郑——大梁——邯郸——蓟城——临淄。其间，以大梁为轴心，同时有一条东线：大梁——临淄——蓟城。也就是说，这条干线的全部形状，类似一个捕鸟长竿——函谷关至大梁是长竿，大梁至临淄，至蓟城，至邯郸，再回大梁，是顶端的圆圈。这条干线，全长大约在八千余里，或者万余里。
第三条干线，“南及（楚）吴越”驰道。这条驰道，连通原先的楚、吴、越三大国，其城市连接点是：咸阳——函谷关——陈城——寿春——吴城——会稽，全长大约五千余里，甚或更长。
第四条干线，“南极海粤”驰道。这是完全新修建的连通岭南三郡的驰道，史称“杨越新道”。这条驰道路线的城市连接点是：咸阳——函谷关——陈城——寿春——庐陵——番禺——桂林。自故楚都城寿春以南，全部是新修大道，全长约两千余里，或者更长。
所有这些驰道，其修建规制、长期功能、交通美感，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最高峰。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驰道的建造规格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宽约七十米。道路中央三丈是高速车道，两边青松林带隔离。路肩培土中，有一定密度的铁条支撑，既抬升路面，又兼顾平整，同时利于排水。贾山对此大为感慨地说：“为驰道之丽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斜径而托足焉！”
这样的驰道，一直到百余年之后的西汉，依旧完好无损。《三辅黄图》记载，汉代不但继续使用秦驰道，而且完全承袭了秦代的路政管理：
汉令：诸侯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没入其车马。盖沿秦制。
特别要说的是，秦帝国新修建的杨越新道，与灵渠一起，构成了联结岭南三郡的水陆大通道。据《湖南通志》等史料记载，这条大道的地形险峻，修建艰难：大道“两岸如削，夷险一致，阔五丈余，类大河道”。这条大道修成后的两千余年，依旧照常使用，并且壮美异常。清人邝露之笔记《赤雅》，曾经记载了自己走过杨越新道后的感受，他说：“自桂城（桂林）北至全湘，七百里皆长松夹道，秦人置郡时所植；龙攀凤跱，四时风云月露，任景任怪；行十日至兴安，梦魂时时见之。”
这样的建设精神，这样的工艺水准，实令我们骄傲！
道路大建设的另一个惊世创造，是秦直道的修建。
秦直道，就是从咸阳直达九原的军事高速大道。《史记》的记载是：“为直道，道九原，堑山堙谷，直通之。”战国时期，关中曾经有一条通向九原郡的道路。苏秦说燕文公时曾经提起这条道路：“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郡、上谷，弥地数千里。”这就是说，关中到九原，不是没有路，而是路难走，要绕远许多。
这条大道所以要修成直达大道，根本原因是秦帝国要对匈奴展开大反击，要保障后勤快速畅通。是故，这是帝国盘整交通中惟一的一条国防高速大道。这条直道，起点是甘泉宫，目的地是九原郡，全长1800余里。据《史记》之说，这条直道没有竣工——“道未就”。但是，同时又有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视回程走秦直道的记载。两相参正，应该是基本通了，只是没有完整建成。
这条秦直道，在百余年后西汉反击匈奴时，才真正发挥了巨大作用。汉文帝能发八万骑兵快速抵御匈奴，汉武帝能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里，威震匈奴，没有秦直道是不可想像的。
3.秦帝国的人口土地新政策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另一大事，就是人口与土地的重新登记与调整。
战乱平定之后，对人口与土地进行重新登记调整，这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必然惯例。秦统一之前，秦国有过一次人口登记。这就是秦王政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下令所有人口自报年龄，全面登记，即云梦秦简所说“自占年”的登记方式。帝国建立之初的人口统计，依据秦国惯例，以及实践可行性，在各郡县的人口统计，也应该是自报年龄并在官府登记的方式。
土地登记，则有明确记载：“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
黔首，是帝国统一文明中确定的对民众的称谓。自实田，就是自家向官府禀报自家的土地占有量，官府只登记而不核实。这种方式与人口登记的“自占年”一样，都是一种依靠民众自觉的登记制度。
重新登记人口，重新登记土地，其第一必要是明确赋税征收制度。
关于秦代赋税征收量，《史记》等基本史料没有直接记载。仅见的最早记载，是《史记》记载的秦末之乱中六国贵族大而无当的谎言：“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这则言论只说了以人头计算——头会，以簸箕敛钱——箕敛，而两种方式的具体数量并无说明，显然无法作为依据。
最早的数量评判，见之于《汉书·食货志》的西汉董仲舒的言论：“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此后，历代史书都以董仲舒的评判为依据，将秦帝国的赋税政策定为这一数量，作为暴秦依据之一。
可是，后世的两则考据史料，却显然推翻了这一评判。一则史料，《太平寰宇记》引《晋中兴书》，记载了对一个秦代部族后裔的实地勘察资料，这则资料说：“巴氏子孙布列巴中，秦并天下，薄其赋税，人出钱四十。”依据此说，秦帝国统一后，实行的是“薄赋税”政策，赋是徭役，税是货币税；“薄赋税”，就是征发徭役与征收赋税都减轻了。税收的数量，是每人每年四十个秦半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