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安定西南，采取了文武并重的基本方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秦昭王与西南夷订立盟约的一则故事。当时，虎群流动于西南各地，危害很大。秦昭王下令，悬赏消除西南虎群之患。当时的西南夷人中，有一个部族能制作白竹弓弩。这种白竹弓弩，对射杀虎群头目——白虎，有特别功效，对平息西南虎患立了大功。之后，秦昭王兑现封赏。但是依据秦国法统，不能将白竹弓弩部族的领袖升格为自治诸侯。于是，秦昭王便与西南夷族群的首领们会盟，与这个部族订立了一个包含特许权利的盟约。
这一盟约，有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赋予这个夷人部族以三大特许权利。其一，特许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税；其二，特许其男子可以娶十个妻子，但不出人口税；其三，特许其族人在杀人之后，可以以金钱赎取死罪。盟约的另一方面，则是与整个西南夷诸多族群共同订立的颇具喜剧性的互不侵犯规定——“秦犯夷，输黄龙（玉佩）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结果是，盟约订立之后，“夷人安之”。
从总体方面说，秦国与西南地区的文明磨合，取得了较好的历史成效。但是，由于秦国在西南地区的伸展有限，只是与巴蜀两地相毗邻的局部区域；所以，秦国所能辖制与影响的地区，并不能决定三南地区的整体形势。即或是西南地区，到秦灭六国之时，也仍然重新陷入了众多族群政权相互争夺的大混乱。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当时西南地区的族群自治政权，至少有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雋唐等十多个。这些自治政权或称侯，或称王，大小不一。其所属族群的生存状况，有一部分是邑聚、种田的农耕族群，更多的则是“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的游牧族群。显然，这些族群的生存方式与服饰文明，已经非常接近戎狄族群了。
2.秦帝国统合“三南”的战略实施
所有上述基本状况，都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发生——
新建的秦帝国政权，若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对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进行重新整合，中国南部三大地区则完全可能就此游离出华夏文明圈；或与西南戎狄、羌胡族群融合，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进而完全地脱离华夏文明圈；或以越人政权为中心，就此形成独立的较大规模的王权国家，以不同的文明形态开始独立发展。果真如此，华夏族群的生存环境将与南部海洋世界永远地隔离开来，从此陷入四面边患而又相对隔绝于南部海洋的永久危机状态。
因为秦帝国史料在秦末战乱中的毁灭，我们已经无法具体地知道，秦帝国高层在当时对“三南”地区之大局势是如何作总体评判的了。但是，秦帝国坚实的历史实践步伐，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历史答案。这一答案，表现为一步一步的实际进展。
（1）第一步，公元前222年，灭楚之战尾声阶段的闽越进军 这是秦帝国统合“三南”的战略发端。具体实现是：王翦亲自率军向东南开进，在闽越之地（今日浙江南部与福建北部地区），迫降了闽越王政权，将闽越王的名号降为越君，将其控制地区设置为会稽郡。应该说，秦军的东南第一步，是相对顺利的。
（2）第二步，屠睢部继续向南海地区进军，遭遇严重失败 这次大进军，以此前王翦军平定的会稽郡为基地，战略方向是：从东南的会稽郡向南进军，再向西南方向进军，绕过中南五岭险阻，进入南海地区。从当时的山川地理环境看，这一战略进军路线虽然是个大迂回，道路较远；但是，由于这个方向的江河水网相对通连，秦军的后勤输送相对有保障。
若从云梦泽南部边缘南下，直接越过五岭进入南海地区，距离显然要近许多。但是，由于当时湘江水系与岭南水系尚未通连，秦军大量的后勤输送，若没有水路航运而仅仅依靠山道的人背马驮，显然无法保障。故此，秦军第一次进军岭南，选择了从会稽郡到南海的大迂回路线。
秦军这次南进的统帅，是大将屠睢。兵力配置由水、陆两军构成，连带后勤输送力量，总数在五十万上下。这次大进军，水陆两路具体的进军路线是：
楼船之师（水军）——从当时云梦泽东南边缘的水域出发（今日鄱阳湖水域），进入余干之水（今日余干地区的余江、信江等河流），向南再经过闽越三郡的水网，最终进入南海地区。
秦军的陆地之师——以会稽郡为基地，分作四个进发方向。第一路，进入西南山地的镡城地带（今日湘西与贵州接壤的高山地区）；第二路，进入云梦泽南部边缘的九嶷山地带驻守（今日湖南郴州地区）；第三路，进入南海番禺地区（今日广州地带）；第四路，进入南野地带据守（今日赣州以南地带）。
从战略实施方面说，这次筹划的大进军，秦军已经充分利用了当时可能利用的一切有利的地理条件，南进的山川环境阻力，对于秦军来说已经不是难点了。
可是，秦帝国的这次大进军，却遭到了预想不到的严重失败。南进初期，秦军也获得了初战胜利，平定了一个叫做西呕的越人政权，杀死了其首领译吁宋。但是，获胜之后却遇到百越族群的山林游击战抵抗，秦军遭受到空前重创。耗时三年，秦军依然未能全面打通这片地区。《淮南子·人间训》对秦军的惨状，作出了这样的描述：
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簿（丛林）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杰俊）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依据这些描述，基本事实是可以肯定的：秦军从东南山川大迂回进军岭南的计划，在越人丛林战面前遭受重创。前敌统帅屠睢战死，秦军伤亡极为严重。显然，这支来自北方的秦军，遇到了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汉书·严安传》提到的一个事实：后勤输送出了故障。
在秦军作战的历史上，极少出现粮食供应断绝的情况。可是，这次偏偏是粮食输送出现了严重故障。原因是，各路秦军连续分头作战行军，后勤将军“监禄”无法及时将物资粮饷转运到各个秦军营地。无奈之下，秦军各部分别仓促开凿了若干条小渠道，力图用小船转运粮饷物资，可是数量太少，难以为继。越人族群又纷纷遁逃，进入丛林与野兽为伍，伺机出动袭击。秦军陷入旷日持久的丛林作战，后勤难以跟进，终于到了粮食乏绝的境地。此时，越人族群趁势纷纷杀出，多方进攻，秦兵终于大败。
屠睢战死的这一年，是秦帝国刚刚统一中国的第三年。
当时的新帝国政权，正在各个领域大规模地整合民生经济，各种大型工程接踵展开，各个方向都在全力以赴地大建设，人力物力全方位吃紧。《史记》以赵佗之口作出的评判是：“中国劳极。”如此大形势下，帝国政权有一万个理由搁置向三南进军的战略实施。
但是，这是一个诞生于大争之世的新生帝国。
（3）第三步，秦帝国开凿灵渠，重新发动岭南进军 两百余年的战国大争传统，赋予了这个新生帝国非凡的开拓精神，非凡的创造胆魄，愈挫愈奋，从来没有知难而退的惰性习惯。这样一个帝国政权，在这个关乎华夏世界能否圆满统合的大事上，没有因为第一次战败而颓丧，立即重新凝聚力量，开始了第二次向南海地区的战略大进军。这一次，秦帝国重新集中了三十万上下的一支大军。连带后勤力量，秦军总数仍然在五十万以上。
这次的南进统帅，史有两说，一说是大将任嚣，一说是南海尉赵佗。
对多种史料综合分析，最大的可能是，任嚣是统帅，赵佗是副统帅兼前敌大将。
任嚣，与前任南进统帅屠睢一样，没有任何相对具体的个人经历记载，并不在我们熟悉的秦军名将之列。但是，依据秦国用人传统与任事法度，能担任五十余万水陆大军的统帅、副统帅，必定是陆战水战兼通的当时名将。从后来任嚣在临终之际对赵佗的善后部署看，任嚣非但善战，同时还是一个智慧型将军。
赵佗，史料只有原籍记载——赵国常山郡人（今日河北真定）。至于赵佗一族何时进入秦国，已经无从考据了。可以明确的基本事实是，如同齐国的蒙氏家族进入秦国一样，赵氏一族也是从山东六国移居秦国的军旅家族之一。此时的赵佗，正在年富力强之期，是一个勇猛善战又颇具头脑的青年名将。
以任嚣、赵佗为第二次南进统帅，引起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秦军最高统帅王翦、王贲父子，此时是否还在世？
依据统一六国的战争经验，屠睢第一次南进大败之后，正常的选择必然是两个：一则，由威名赫赫的武成侯王翦，出任第二次南进统帅；二则，由年富力强果敢善战的国尉王贲，出任第二次南进统帅。但是，王氏父子却在这一时期的史料中同时不见了踪迹。参照始皇帝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19年的琅琊刻石，记载了当时已经由王离承袭了武成侯，并在刻石文后与其父王贲共同列名的事实，由此可以推断，王翦在平定会稽郡之后不久就病逝了。此后不久，王贲也相继病逝了。也就是说，秦军第二次南进的时候，王翦、王贲父子至少已经病逝三年了。
再度进军“三南”的路线，也作出了重大改变。
这一改变是，不再从会稽郡方向作大迂回，改为从中南直接翻越五岭，进军番禺。这次，帝国上层汲取了第一次南进失败的教训，首先着力于打通后勤输送通道。这条通道，当然要从水路着眼。因为，在崇山峻岭中输送物资，只有水路航运能保证连绵不断，且不至于成本耗费高过输送物资。在当时，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有通过沟通湘江水系与岭南水系的途径来完成。
秦帝国善于组织大规模工程的特长，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开通新水道的具体实施方略是，以水利大师史禄为工程总领，勘定水道路线。由秦军主力与后勤民力，一起完成渠道工程。渠道路线是，以长沙郡南端零陵地带的湘水段为起点，开凿一条大渠，连通一山之隔的漓江，使货船能够进入岭南水系。
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一个极富想像力的非凡创造。
秦军立即集中力量，先期开凿这条大渠。大约不到一年时间，这条不足百里而被后世称为“灵渠”的伟大工程便宣告竣工了。历史的实践已经表明，秦帝国开凿的灵渠，是一项亘古不朽的伟大水利工程。其构思之妙，其法度之精，其开凿之快，其效用之大，其实用寿命之长，无不令后世瞠目感叹。
两千余年后清乾隆时期的《兴安县志》记载：“历代以来，修治（灵渠）不一，类皆循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也就是说，灵渠所选择的行水路线与行水方式，历经两千余年验证，仍然是最佳路线，仍然是最佳方式。
开凿灵渠的同时，秦帝国同时开始修建从中南直通岭南的杨越新道。水陆两条大动脉的开通，确保了五十余万秦军的后勤大输送。秦军越过五岭，大规模地南下了。
依据历史实践，秦军再次南下的战略步骤是：首先，派出五万人马分别据守五岭咽喉之地，确保后方屏障的坚实；其次，以灵渠与此后迅速建成的杨越新道，为双重大通道，确保后勤输送畅通；第三，大军越过五岭，首先在番禺地带建立中心基地，以统合南海郡为第一目标；第四，站稳岭南根基之后，秦军再同时向东南、西南两大地区有效伸展。
在稳步推进的战略之下，在大约三五年的时间里，任嚣、赵佗的南下秦军以番禺为中心，同时向东西伸展，基本平定了三南地区。这时的任嚣，被帝国任命为南海尉——岭南战区总司令。赵佗，则被任命为龙川令——龙川军区司令。龙川，也就是今日广东省东部的龙川县地带。在当时，龙川恰恰处在南海郡与曾使秦军遭受重创的闽越三郡的结合地带，是显然的军事要地。
这时，秦帝国在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分别设立了六个郡：闽中郡、闽东郡、越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这就是说，曾经使秦军遭受重大损失的闽越三郡，在这一时期也同时得到了统合，也平定了下来，设立了郡县官署。
3.秦军在“三南”地区的统合政策
从大形势看，任嚣、赵佗统率的秦军，这时已经基本上安定了广袤的三南地区。
但是，怎样才能使三南地区从此与新创建的中国统一文明，在同一治权下保持同步发展，却是个事关长期政策的战略问题。也就是说，怎样才能使三南地区从此成为统一中国真正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不致再次成为松散的邦联诸侯状态？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是对秦帝国整合三南战略决策的真正考验。
秦帝国的对策是，增派南进人口，与岭南大军结合，共同屯驻岭南，融入岭南，化为磨合三南地区的基础性力量，从而保证三南诸郡长期纳入中国统一治权。从总体上说，这是一种长期统合三南地区的战略应对，其具体实施包括了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基本方面，实行“適戍屯垦”政策。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帝国征发了五十万非军事人口进入“南海陆梁地”——五岭以南的南海地区，担任“適戍”任务。所谓適戍，就是国家征发劳役人口屯边守护，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屯垦——种田打仗同时兼顾。
这批屯垦人口由三种人组成：一种是明令在逃的各种罪犯，许其进入岭南即可获得国家赦免；一种是从男子较多的家族中，将其准备入赘别家的男子征发为士兵，集中进入岭南；一种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各种商旅人士。这三种人口，除商旅人士带有家室，其余基本上都是男子。他们大量进入南海地区，无疑是开拓岭南经济并融合岭南文明的有效方式。
这就是《汉书·严安传》记载的：“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
第二个基本方面，征发大量女子进入南海，解决将士家室问题。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赵佗为安定三南地区数十万秦军，曾经上书始皇帝，请求征发未婚女子三万人进入岭南，使将士建立家室。始皇帝削减了一半，批准征发一万五千名未婚女子进入岭南。这些未婚女子与前述屯垦人口进入岭南后，与驻守秦军生出种种组合家庭，并与当地粤人混杂居住，大大深化了统一文明的全面融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这是岭南秦军能够在后来长期据守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基本方面，大力整合三南民治，建立有效的社会秩序。
这一历史事实，是后来的西汉王朝追记的。据《汉书·高祖本纪》记载，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在第十一年派大臣陆贾为特使南下番禺，下诏封赵佗为南粤王。汉高祖的诏书，这样确认了任嚣、赵佗统率的秦军在岭南的治理功绩——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中国）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一个简单的提示是，汉代将“越”改称粤，汉代文献的“粤人”，就是原本的“越人”；汉代文献的“百粤”，就是原本的“百越”。汉高祖诏书是说，百粤族群林立分治，有互相攻伐的传统。当初的秦帝国，从中国腹地迁徙了大量民众进入岭南三郡，使这些人口与粤人住在一起，融合相处。其后逢秦末之乱，南海赵佗秦军长期驻守，坚持治民，很有章法制度。中国腹地迁入岭南的人口，因此而没有蒙受损失。粤人族群相互攻伐的恶习，也得到了有效制止。这些功绩，都依靠赵佗秦军的力量啊！
这则史料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是，秦军进入岭南之后，以秦国的变法经验为基础，一直坚持制止族群私斗，并推行以秦法为宗旨的治民方略。从秦末到汉初的二十余年间，已经将东南、岭南、西南六郡治理得井井有条了。
岭南秦军整合民治民生的行动，在帝国时期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年。
到秦末之乱爆发时，南海尉任嚣已经病势沉重了。临终之前，任嚣秘密召来了龙川令赵佗，作出了身后的秘密部署。这段谈话在《汉书·南粤王传》中是这样的：
闻陈胜等作乱，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远，恐盗兵侵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疾甚。且番禺负山险阻，（诸郡）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谋者，故召公告之。
两人密商之后，任嚣就将南海尉的军政大权交给了赵佗。
请注意，任嚣谈话的中心，是“绝道、自备、待变”三个基本点。绝道，就是封闭杨越新道，使岭南不受中原动荡的冲击；自备，就是准备建立独立政权，以诸侯国的形式对岭南诸郡行使治权；待变，就是等待中国腹地的大局发生变化。这三个基本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妥善处置岭南局势的战略主张。历史的实践证明，任嚣所确定的善后方针，是非常明智的着眼于华夏长远利益的战略决策，是以特殊方式，将三南诸郡完整保留在华夏文明框架之内以等待大局变化的深谋远虑。
可以假设，当时的岭南秦军不是闭关自守，而是北上救秦，那么，第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根基尽失，后退无门。岭南秦军在将近十年间辛苦建立而尚未真正巩固的众多屯戍基地、民生工程，就会迅速地丢失殆尽，毁灭殆尽。不能随军北上的中原人口，也将在重新到来的岭南混战中，全面地陷入覆灭命运。
其次，当时中国腹地的反秦战争，已经迅速发展为全面混战。岭南秦军一旦开出，再次回到岭南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届时，岭南在中原战乱的冲击影响下，必将再度陷入族群林立的全面大混战。所有这些后果，都会汇聚成一个总体后果：华夏文明在岭南已经确立的坚实基础，将被连根拔起。广袤的中国三南地区，将重新陷入漂泊分离状态。
果真如此，西汉初期要做到兵不血刃而一次召回广袤万里的三南诸郡，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招抚无望的情况下，要西汉王朝如同秦帝国那样大规模进军岭南，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因为，仅仅是反击匈奴边患，西汉王朝就准备了百年上下，战胜之后就是汉武帝“轮台悔过”，自承国家已经是精疲力竭了。这说明，在反击匈奴的同时，再进军岭南诸郡，西汉王朝的实力是根本不足以支撑的。而一旦过去西汉两百余年，东汉再来谈收回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那无疑已经是刻舟求剑了。
4.秦军“三南”地区重回中国文明海洋
对于任嚣决策所涉及的重大利害关系，赵佗是完全心领神会的。
赵佗在受命之后，相继采取了三方面的紧急措施。其一，紧急通告各驻军基地，中原乱兵将至，立即封闭所有南来道路，加强防守；其二，迅速罢免、处死了一批抗命官吏，将拥戴新决策者擢升为各郡县代理长官；其三，子婴出降后，立即发兵统合桂林郡与象郡，宣布建立“南粤国”，自立为“武王”。
请注意，赵佗的立国称王，是发生在咸阳沦陷、秦帝国灭亡之后的。
这一事实说明，赵佗的岭南大军是始终恪守秦军名号的。秦帝国一天不灭，岭南大军就是秦军，岭南郡县就是秦政权。赵佗及其秦军的这一心态，在其晚年给汉文帝的上书中有充分地表现。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紧急措施，岭南诸郡迅速重新安定下来。
到楚汉相争结束，西汉王朝建立，短短十余年间，南粤国已经完全控制了包括东南、岭南、西南六郡在内的南中国广大地区，比任嚣病逝之时南海秦军的实际控制地区，大出了许多。到汉文帝时，赵佗自己的说法是：“老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
也就是说，数十年之间，赵佗的南粤军平定了一百余个族群自立政权，全部统合了包括今日越南在内的今日中国之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省及自治区，以及贵州省大部分，辖制地域的周长有一万余里，各式军队的总数量规模已经在一百余万。全面比较，一直稳定发展的赵佗南粤国的实力，显然超过了贫瘠的西汉王朝初期。
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之下，赵佗却两次接受了西汉初期的招抚。
第一次，汉高祖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西汉王朝派出陆贾为特使，招抚南粤国。西汉王朝正式承了认南粤国的诸侯地位，同时承认了赵佗的南粤王王号。赵佗接受了藩属国地位，与西汉订立了正式盟约，正式归附了新的统一政权。
之后，事情又有了突然变化。汉惠帝之后的吕后当权时期，西汉王朝莫名其妙地禁止铁器进入岭南。赵佗由此大怒，发兵进攻长沙郡，占据数县。吕后派兵迎击，又被南粤军击败。当时，正好有一场暑期瘟疫发生，赵佗就此罢兵。此后，赵佗将自己的王号升格为帝号，表示与西汉帝权对等的政治姿态。
第二次招抚，已经是汉文帝元年。
西汉王朝为了安定南部，又派出陆贾为特使招抚南粤国。这一次，汉文帝写了一份很长的信件，非常谦虚地对赵佗细叙自己继承帝位的经过，以及汉政权的治情苦衷，最终表示，承认岭南自治，赵佗也可以继续保持帝号，只要不对西汉南部发动战争——“毋为寇灾矣”，就行了。
可是，在汉文帝如此退让的条件下，赵佗却断然取消了帝号，承认了西汉中央政权的统辖权，将南粤国再次归附为西汉的藩属国。为什么会这样？赵佗对汉文帝回复了一封长信，在诉说了所以在吕后时期与汉王朝作对的原因之后，很直白也很坦诚地说出了南粤国所以愿意归附西汉中央政权的原因——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能事汉也！……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这就是说，赵佗所以将归附西汉中央政权看得如此重要，绝非赵佗畏惧西汉实力，其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敢背先人之故。”赵佗之先人者何？南粤军之先人者何？宁非秦帝国那支南进大军哉！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赵佗与西汉的有限度抗争，其目的只是为了争取作为完整的秦人遗民群体的南粤国将士臣民，有更大的政治安全性而已。毕竟，西汉政权是反秦起家的，久经沧桑的赵佗们，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力图达到既将岭南诸郡完整带入华夏世界，又能保证这支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百万的秦帝国遗民的长久生存利益。而以藩属国形式保留相对完整的治权，无疑是遗民过渡时期的最佳出路。
后来的历史发展说明，赵佗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汉武帝建元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37年，高寿九十余岁的南粤王赵佗病逝了。其后，赵佗的孙子赵胡，继位为南粤王。再后，南粤国王号一直传承到汉武帝末期。其间，西汉政权着意在三南地区扶植了另外几个藩属国王号政权。这些政权之间战争不断，西汉政权便借此机会不断南下整合。渐渐地，南粤国终于在汉武帝末期被虚化了，废黜了。
历史主义地看，统合“三南”地区，是秦帝国统一中国进程中深谋远虑的大手笔。赵佗率领的百余万秦人秦军，是秦末之乱中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秦帝国遗民群体，是最早的岭南客家人。赵佗及其南越国政权，是“三南”融入中国统一文明的历史丰碑。
胡患之战：秦帝国草原大反击
1.帝国大反击的战略准备
对匈奴的反击作战，是秦在统一战争之后立即开始筹划的重点军事行动。
自战国末期开始，北方匈奴已经迅速强大起来。这时的匈奴族群，既包括来自古老华夏边缘地带的诸多鼻祖部族，也融合了已经衰落的戎狄、林胡、东胡等残存的游牧族群，同时，还包括了经过西伯利亚大草原进入东方的西方诸多游牧族群。这些活动在北方广大草原地区的族群，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建立了新的匈奴政权。当时最高首领的名号，是“头曼单于”。这一联盟政权虽然松散，但在联结众多游牧族群南下劫掠中国方面，却因共同利益的驱使而有着统一号令的基础作用。
大匈奴联盟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中国北方原有的诸多胡人族群各自为祸一方的边患格局，对中国北方边境形成了空前强大的压力，成为自夏商周以来两千余年中，华夏世界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北方边患。这一时期正值战国末世，赵燕两国对胡患的防卫，已经一定程度地弱化了。其后，秦统一中国的战争又连续推进，北方边境的防卫任务，事实上只能由秦国一力支撑了。
当时的秦国所能做到的，就是将九原郡的原有防守力量大幅度加强，变为一支常驻大军，以名将蒙恬为统帅，填补赵燕两国留下的防卫空虚，承担起整个中国北部的边境防卫。基于这样的大形势，在统一战争进行期间，蒙恬的九原秦军采取的防卫战略是：收缩防线于黄河之南，只做底线防守，不做进攻出击。秦帝国在“河南地”的全面防守，从灭韩开始到大反击，一直持续了16年。
如何一举解决北方的匈奴之患，是秦帝国上层一直在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
据《史记·主父偃列传》记载，秦帝国统一之初，始皇帝就想对匈奴发动大反击，李斯当时提出了反对意见。李斯的基本看法是：反击匈奴不能仓促进行，必须得有充分准备，所以现在不能开战。李斯的原话是：
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
当然，李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北击匈奴。这一点，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引证《史记·李斯列传》所记载的基本事实——“外攘四夷，斯皆有功”，已经给予了澄清。李斯所反对的，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时候展开反击。而且，其实际理由确实是成立的。因为，此时的九原直道还没有动工，粮食物资的大规模输送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尤其是李斯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这是非常可贵的秦帝国战争文明的基本理念——要驱赶匈奴，但却不能在胜利之后大肆杀戮。这一点，也是后世对秦帝国妖魔化时完全忘记了的。
始皇帝明断务实，立即采纳了李斯的主张，取消了立即反击的想法。其后，秦帝国开始了坚实的战略筹划，以举国之力认真准备，等待最为合适的大反攻时机。须得说明的是，《主父偃列传》之后，说秦始皇不听李斯主张，这是针对秦帝国后来的大反击说的，而不是针对李斯所反对的仓促反击说的，这是一种历史的误解。
历史的另一种严重误解，是基于神秘文化而产生的历史流言。
这则故事记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中，说的是燕人卢生从东海办事回来，将其发现的古代神秘图书呈献给了始皇帝。图书之上，有一句神秘谶语——“亡秦者，胡也”。始皇帝将这句话解读为“胡人灭秦”。所以，下令蒙恬发兵三十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这则故事带来的另一则历史误解，是关于后来胡亥继位的神秘解读。
举凡神秘解读，其潜意识是：神秘谶语是天意泄露，只是当事人解读错了。
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神秘文化是中国古典文明的一部分，无论当事者态度如何，它都流淌在社会意识之中。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也基于司马迁本人的偏好，将许多占卜、预言、谶语等都记入了史书，甚至还为诸多神秘人士留下了专门传记。这些，原本无可厚非。这里的关键是，两千多年后立足于高端文明时代的我们，应当如何分析看待历代史书中这种缥缈神秘的东西。
只要注意到始皇帝后期复辟暗流的涌动，注意到六国旧贵族到处散布神秘流言这一历史事实，就完全不难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评判。诸如“亡秦者胡也”这样的神秘谶语，以及秦末社会的各种预言、流言、神秘刻石等，都是当时复辟势力的秘密作品，如“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刻文；或者是神秘文化流派，在事后编织出来的先知故事，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南公预言。依据这种缥缈的历史迷雾，去评判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与动机，无疑是远远偏离文明史审视目光的。
2.蒙恬大军的草原大反击
历经六年全面准备，秦帝国终于启动了对匈奴的全面大反击。
这时，从咸阳通向九原的秦直道虽然还没有最后完善，但是已经全程修通，足以承担大规模的运输任务了。同时，三十万大军也已经在“河南地”完成了秘密大集结。诸如连弩、战车、壕沟车等各种重型兵器，以及骑兵使用的大量单兵弓弩与大量良种战马，也已经充分集中到了河南地的秦军基地。后来的反击战所以电闪雷鸣势不可当，最为根本的原因，便是长期周密的筹划准备。
大反击的主要战场是两个——北方九原，西部临洮。
北方九原战场的主要战役是两次：第一次大型反击战，第二次长距离追击战。
（1）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大军发动了第一次反击战 依据古代草原作战的基本规律，第一次反击战役应当在草木茂盛的春末夏初展开。这一时期，匈奴游牧族群已经稳定占据阴山草原与敕勒川地带将近二十年，春夏之交大举南下牧马，已经成为相对稳定的习俗。放牧的同时，匈奴骑兵也必然趁机大举南下攻掠。当此之时，无疑是大规模反击战的最有利时机。已经被历史过滤了的必然环节是，为了尽可能歼灭匈奴骑兵，蒙恬的斥候部队，一定在此前进行了大量的地形探查与消息散布。帝国主力大军也必然多方隐蔽示弱，以诱使匈奴骑兵尽可能地大举深入南下，从而达到有效实现最大规模歼灭战的战略目标。
这一反击战，获得了极大的胜利。
最主要的战果，是一举歼灭了匈奴骑兵的主力，匈奴残余力量大规模北逃。实际的地域进展是：一则，全部夺取了处于拉锯状态的河南地；其次，全部控制了阴山草原与敕勒川地区。这两地合计共44个县。因之，秦帝国的九原郡正式设置。这就是说，这两地的匈奴力量已经被彻底根除，战国时代属于秦、赵、燕三国的阴山草原、敕勒川地区，全部回归华夏世界。
这一战的威势，在后世留下了久远的历史记忆。在134年后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上，西汉大臣们对这次反击战这样描述——
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这种强大的反击战，在此后中国古典社会的反侵略战争中，是极其罕见的。
（2）第二次战役，公元前214年，连续发动长距离追击战 匈奴一战大败，一定时期内必然不会再大举南下。要继续驱赶匈奴势力，拔除匈奴骑兵的南下根基之地，秦军就不可能再采取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反击方式，而是必须展开长距离的追击战。为此，蒙恬亲自率骑兵十万，在第二年对匈奴展开了长距离的追击战。归纳史料，这次追击战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开出北河边缘的阳山、高阙地区，进一步向北方追击。
首先，让我们在当代地图上看看这里的宏观地理形势。
阳山，是相对于阴山的另一片山地草原，地处北河——黄河北流的正北方向，阴山草原的西北方向。两山之间，是广阔的草原地带。高阙在当时只是一片两山夹峙的要塞通道。蒙恬追击战之后，长城修到此地，并修建了屯兵关隘，才有了高阙之名。
据《水经注》记载，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依然保持着秦时地形：
自代地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再看，越过阳山与高阙地带，北进千余里，就是狼居胥山，也就是今日蒙古国之乌兰巴托地带。再北进千里，就是北海地带，也就是今日之贝加尔湖地区。当时的狼居胥山，是匈奴北逃后新建立的单于王庭所在地，也就是匈奴的权力中心所在地。北海地带，则是后来苏武牧羊的地方，水草丰茂，是那时更为纵深地带的北方草原。
那么，蒙恬秦军向北追击，究竟追到了什么地方？
史料的普遍记载，都只说了秦军后来实际修筑长城的地域，也就是阳山、高阙。至于秦军十万骑兵的追击战，究竟抵达了什么地方，却都没有提及。因为，秦帝国的直接史料在后来的覆灭大火中全面毁灭。所以，秦军反击战与大追击的具体情形，我们已经无法依据直接史料给予具体地展现了。但是，依据古今中外最基本的追击战原则，我们还是能合理判定出一个远程目标：蒙恬的十万骑兵一直追击到了狼居胥山，甚至远达北海地带。
最根本的依据，是战争进展的逻辑，以及史料中模糊闪烁的相关事实。
秦军从北河出发，向北追击，必然是已经掌握了相对准确的匈奴新基地的所在，不会是盲目追击。在秦军刚刚大胜之后，匈奴残余力量也绝不会隐藏在距离北河很近的边缘地区。所以，阳山、高阙两地，只能是后来建立永久性长城的地点，而绝不会是秦军十万骑兵追击的终点。依据追击方向，我们完全可以判定，当时匈奴残余力量的遁逃方向，只能是千余里之外的狼居胥山，以及更为北面的北海地区。秦军骑兵的追击，也必然是这两个所在地。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史书缝隙中透露出的相关信息——
蒙恬……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震匈奴。
——《史记·蒙恬列传》
秦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北攻强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粟以随其后。
——《汉书·严安传》
秦使蒙恬将兵十万人，北击胡，渡河，取高阙，据阳山北假中，是也。
——《水经注·河水》
什么是“暴师于外”？就是军队在远方作战。若驻守长城之内，何来暴师于外。
何以“蒙恬威震匈奴”？就是因为打到了匈奴远遁的根基之地，匈奴深为震恐。
什么是“辟地进境，飞刍粟以随其后”？就是大军向北长途追击，后面是源源不断的良马快车驼载着粮食跟进。假如仅仅进军于北河边缘的阳山、高阙，区区数百里距离，完全可以在目的地建立稳定的后勤基地，车马从容运输也可，值得在大军之后由良马快车组成专门的大型车队，“飞刍粟”追随大军前进吗？
为什么是十万人马，而且是必须飞车跟进的十万骑兵？
这个数字，正是那种可以适合大小任何战役的远征军规模。后世也是如此。西汉的反击匈奴，霍去病的远征军规模大体也在十万上下。后世西方之十字军东征，每次的远征军也都没有超过十万。历史的实践说明，十万之数，这是古典战争时期远征军的最佳构成规模。
凡此种种都说明，蒙恬的第二次长距离追击战，不是停留于北河边缘的阳山、高阙，而是至少远征到狼居胥山的单于庭，追击到今日的贝加尔湖——北海地带。
3.翁仲神威：西部战线大反击
反击匈奴的西部战场，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西部匈奴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当时秦国的陇西郡。当时的陇西郡，东与今日陕西宝鸡接境，西到今日兰州地带，北接六盘山，南接白龙江，大体包括了今天的天水、庆阳、平凉、兰州等地区。这一范围内，包括了早期秦人族群的两个根据地：一是殷商灭亡后秦人族群从东部向西迁徙的第一个落脚地——西汉水上游的河谷地带，它在今日甘肃的礼县境内；另一个，是秦人族群后来又拓展的第二个基地——渭水北部的张家川地带，古称秦亭，也就是今日的甘肃秦安地带。春秋之前，早期秦人族群一直在这个地区生存了将近三百年。
西周末期，秦人东进救周，因功成为东周大诸侯。但是，秦人族群在这一地区的两个基地仍然保留了少量部族。春秋中期秦穆公拓展霸业，西出陈仓，吞并了陇西12个戎狄族群政权。从那时候开始，整个陇西地区与东部关中地区就融成了一体，陇西就变成了秦国的大后方。
秦穆公平定陇西称霸西戎之后，众多戎狄族群留在了陇西，化入了秦国。也有众多戎狄族群迁徙流散，或与更西部的羌人结合，或与北方胡人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对陇西地区进行着不间断的侵入劫掠。所以，这一地区的军事冲突一直未能间断。
进入战国中期，西部的戎狄、羌人族群相继衰落，纷纷融入了已经强大起来的匈奴族群联盟，以新匈奴的形式继续进攻陇西。故此，秦在统一中国之时，将北部、西部的外患一体化对待，都视为匈奴之患。与北部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西部是老秦国的大后方，一直由秦国一方防守，后勤输送与反击根基，都相对良好于九原地区。
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初，西部匈奴的力量虽不如北方规模之大，但也对西部秦军造成了很大的压迫。当时的狄道以西（临洮以西地带），还处在与匈奴作战的拉锯地带。所以形成如此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秦国在统一战争期间将防范匈奴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了北方九原方向，陇西驻守兵力相对较少，大体只有两三万人。如此兵力，不足以对西部匈奴发动反击作战。
当时的西部秦军，只能做到以少量兵力为轴心，同时依靠秦人族群在陇西地区长期经营所形成的良好作战根基，以及具有深厚尚武传统的陇西民众的全面支持，确保匈奴东进之时不能大幅度深入，不能越过狄道——当时的陇西郡治所。
秦国在灭楚战役之后，将秦军大将李信派为西部战场主将，同时又以著名的猛士将军阮翁仲为临洮守将。应该说，这时的秦帝国，已经在为未来的西部反击匈奴未雨绸缪了。但是，由于兵力所限，直到全面大反击开始之前，西部战况仍然未能根本扭转。
在北部大反击开始的同时，或稍前时段，陇西反击战也开始了。
陇西反击战的进展情形，已经无法具体化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基本事实是：西部反击匈奴取得了全面胜利，秦军前锋已经追击到黄河上游的羌人地区，也就是今日青海地区。李信及其陇西李氏家族，由此在西部建立了巨大的军旅声望，历经两汉直到隋末，依然有着相当的名将家族号召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陇西反击战涌现的猛士阮翁仲，成了整个反击战的英雄象征。
对于这个威震匈奴的英勇猛士，史书多有简略记载。相对具体的，是明嘉靖《陕西通志》卷二十三之《临洮名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