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翁仲，交趾人。身长二丈三尺，气质端勇，异常人。……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守临洮，威振匈奴。翁仲死，始皇铸铜为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至者，犹以为生。
又据《淮南子》说法，咸阳宫矗立的翁仲铜像，是“放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这就是说，当年铸造的翁仲像，不是原型仿真，而是放大了的，实际远远不止二丈三尺高。若以至少放大一倍计算，也在五丈余高了。如此煌煌十二座高逾殿阁楼台的金铜巨人，矗立于宏大广场，其威其势，确实摄人心魄。
4.秦帝国修筑万里长城
对匈奴大反击获得全面胜利之后，秦帝国并没有就此止步。
为长期有效地防御匈奴，秦帝国确定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修筑长城。
中国历史上在重要的边陲郡县修筑城墙的做法，开始于诸侯分治的春秋中期。因为这种仅仅基于军事防卫，而并不是为了城池安全而修建的城墙，往往都很长，所以当时被称为长城。到了战国末期，七大战国都有了自己的长城。这种长城，一般都修在边境地区。但是，它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边境线，而是边境郡县适合于防御的地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边境省份有利于防守、也必须防守的要害地段。
基于长城的这一历史特点，我们不能如同当今西方人的误解一样，将中国古代的诸侯长城认定为诸侯国之边境线，将秦帝国万里长城看做秦帝国当时的边境线。
战国时代的长城，有两大类。一类，是各大战国在相邻地区修筑的防卫长城；一类，是秦赵燕三国在华夏世界西部地区、北部地区、东北地区修筑的防卫异族入侵的长城。这两大类长城，至今仍然有诸多遗址。
今日陕西韩城地区，有魏长城遗址，是魏国在战国初期修筑的。
今日淮北地区，有楚长城遗址，是楚国当时防御中原战国的长城。
今日湘南地带，有楚长城遗址，是楚国当时防御吴越两国的长城。
今日山西朔州地区，有赵长城遗址，是赵武灵王时期修建的长城。
今日陕北高原之榆林地区，有赵、秦土长城遗址。
今日宁夏地区，有早期秦长城遗址，当时是北地郡防卫胡患的长城。
关于秦帝国修筑长城的原因，历史上的基本说法有三则。
一则，《史记·匈奴列传》的说法：“秦宣太后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另一则神秘文化说法，就是此前已经说过的那个神秘兮兮的故事，说始皇帝看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就派蒙恬与杨翁子修筑长城。在这种说法之下，亘古绝今的长城工程，似乎完全是始皇帝心血来潮的一念所致。
第三则，是东汉桓谭的《新论》的说法：“北蛮……仁者不能以德来，强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鸷，兽聚而鸟散，其强难屈而程难得……自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复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分之。”
将这三种说法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基本事实，并不是神秘谶语决策，而是华夏世界面临的真实而巨大的危险在起决定作用。东汉桓谭的说法，最接近基本的历史事实——自春秋以来，中国虽然没有灭亡，但总是像一根细线一样在北胡风暴的冲击下风雨飘摇，非常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生存环境。到了强大的秦帝国时期，自然会产生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华夏世界必须从这种“不绝如线”的危境下解脱出来。虽然，桓谭对秦帝国实力及其进军战果的评价有很大偏差，但是他所揭示的华夏世界数百年的边患危机，却是实实在在的。基于这样深厚的历史危机背景，才产生了大规模的长城工程。从根本上说，秦帝国修筑长城，绝不是秦始皇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
长城的修建，是从大反击胜利之后开始的。
修筑长城的统帅人物是三个：大将军蒙恬、长公子扶苏、大将杨翁子。
蒙恬，是与王翦、王贲齐名的秦帝国三大军事统帅之一。蒙恬一直主持九原郡抗击匈奴，必然成为长城工程的总体负责人。长公子扶苏，则是因政见分歧，被始皇帝派到九原做监军的。从当时的政治大格局来说，扶苏实际上已经是帝国储君，自然也就成为长城工程的总监。大将杨翁子，史料未见具体职司，只有《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了他与蒙恬同修长城。合理推定，杨翁子应当是长城工程实际上的组织者，或设计施工总负责。
长城的两端与经过路线，历代史料多有说法。这里，我们依据谭其骧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来看看秦帝国长城的起点、终点以及中间经过的主要地段与城市坐标。请注意，秦长城比后世明代重修的长城要外扩许多。
长城西端起点，在当时的陇西郡之临洮县，即今日甘肃岷县地带——沿西北方向北上，再沿黄河东岸前进，越过今日兰州之西北地带，出陇西郡——再沿黄河东岸北上，进入当时的北地郡，越过今日中卫、青铜峡、石嘴山地区——再沿当时黄河以西山地北上，进入当时的九原郡，经过今日之乌兰布和沙漠——再沿当时的北河北部边缘东进，经过阳山、高阙、阴山草原北部山地，出九原郡——再继续东北方向，进入当时的云中郡，经过今日之呼和浩特地带，出云中郡——再继续东北方向前进，经过雁门郡、代郡、上谷郡、渔阳郡——再继续东进，进入当时的右北平郡，经过今日赤峰以北山地——再继续东进，经过当时的辽西郡最北端、辽东郡最北端，越过今日之鸭绿江——
长城东端之终点，在今日朝鲜的平壤地区，直达渤海东部之西朝鲜湾。
如此绵延横亘而途径11郡的雄伟城墙，究竟有多长？《史记·蒙恬列传》的记载是：“延袤万余里”。故此，后人称为万里长城。
如此庞大的长城工程，使用了多少人力呢？有关长城工役的具体数量，历代史料中只有三则相关记载——
一则，《史记·蒙恬列传》云：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匈奴，收河南，筑长城。
另一则，《史记·六国年表》：
筑长城河上，蒙恬将三十万。
第三则，《淮南子·人间训》：
秦皇发卒五十万……筑长城。
综合分析这三则史料，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基本事实：修筑长城的人力，在三十万到五十万之间；其中，反击匈奴的三十万秦军将士，是修建长城的主要劳动力；征发的辅助性民众劳役数量，应该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一定数量的民众劳役，最大可能是以后勤输送为主要任务的，并不担负大量的工程任务。就基本事实而言，长城，实际上是秦帝国时代一项伟大的士兵工程。
大反击的全面胜利，长城工程的全面完成，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当是之时，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
《汉书·韩安国传》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
《汉书·匈奴传》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秦……悉收河南地，筑四十四县城……通直道，起（长城）万余里……匈奴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
《汉书·主父偃传》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
西汉《盐铁论》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水经注》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
聆听历史深处生发出的诸多感叹，今天的我们该作何感想？立足当代高端文明的视野，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秦帝国的对匈奴大反击战争？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道横亘中国北部万余里的长城工程？说到底，国家历史行为选择的正义性根基，究竟在哪里？
也许，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思索的大问题。这里，我们强调两个问题。
其一，秦帝国对匈奴大反击，体现了两个基本特点：雷霆反击，适时结束。它集中体现了华夏文明最基本的生存经验：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其二，秦帝国修筑长城，加重了民众负担，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牺牲。但是，它是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当代的我们，不能以绝对理念式的人道主义为文明标尺，去评判长城工程，不能因为死伤过许多民众而否定它的文明捍卫意义。长城工程，不是历史的罪孽。秦帝国修建长城，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国家政权在反侵略战争中的正义选择。对于中国文明的延续发展，长城具有不朽的历史功绩。
铁血风暴：秦帝国反复辟政治战
1.帝国之前历代政权的反复辟策略
帝国时代的另一重大现象，是反复辟中所采取的铁血政策。
复辟，是一个极其古老的政治概念。辟者，君位也；复辟者，恢复失去的君位也。语源出自中国最古老的政治文献《尚书·咸有一德》：“伊尹即复政厥辟。”——摄政大臣伊尹将政权交还给了太甲，太甲恢复了商王之位。可见，复辟是由“复政厥辟”简化而来的。此后历经千余年演化，到了战国末期，复辟已经有了普遍认可的含意：失去政权的旧势力对新政权所进行的种种破坏与反抗活动。
中国统一之后，六大战国旧贵族所进行的秘密反秦活动，就是那时候的复辟暗潮。
秦帝国政权针对这种地下反秦活动所进行的遏制与镇压，就是反复辟。
帝国时代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主旋律之一。展现并解析这一历史过程，能使我们明白此后两千余年诸多历史烟雾所以形成的根本原因，能使我们在全面审视民族文明历史遗产时具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
历史实践表明，激烈而普遍的复辟活动，从来都发生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
就华夏世界的历史而言，自夏王朝开始，每逢权力转移或者历史转折，都会有强度不同的复辟活动。夏王国中期，夏少康在失去政权之后，曾经依靠“一成之田、一旅之众”成功复辟，恢复王权。商王国建立初期，虽然将夏王族遗民已经分封为54里地的小诸侯——后来被周王朝改封为杞国——但还是泯灭不了夏桀在流放中咬牙切齿地悔恨：“吾悔不杀汤于夏台，使至此！”夏桀死于流放地后，夏王族残余势力仍然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复辟活动。商汤政权建立之初，之所以多次发布文告，警告夏王族遗民安于天命，不要愤怨，根本原因就在于力图阻止夏王族遗民的复辟动乱。
西周王国建立初期，殷商王族遗民联手周王室派出的监管诸侯，联结东夷族群所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管蔡武庚之乱，对西周新政权形成重大威胁。春秋时代，新兴势力夺权之政变，与旧世族之复辟抗争，年年皆有，数不胜数。战国时代，各国变法之后的老世族复辟活动，以及被吞灭国家的复辟活动，同样是数不胜数。
面对这种不断重复的必然历史，华夏世界在战国之前的近三千年历史中，总结出了两方面的基本应对方法，也就是那个时代反复辟的基本策略。
第一方面，及时而合适的安抚政策。
这是新政权对已经灭亡的旧政权的残余阶层，保留适当的实际利益与政治利益方面的特许权利，以弱化甚或彻底弥散他们的复辟动机。这就是秦帝国之前历代普遍采用的“分封先代圣王后裔”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实际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对先代政权的承袭人，赐封诸侯名号，允许保留社稷祭祀权；其二，划分给一定范围的封地，使其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准；其三，大力延揽遗民群的优秀成员进入新政权，以安抚遗民群体的优秀人才。举凡这些基本政策，在夏商周三代更替的时期，都有普遍而鲜明的体现。
第二方面的基本策略，就是铁血镇压。
铁血镇压政策，所以成为必然现象，在于这样一个反复重演的历史剧情——已经灭亡的旧政权残余势力，总是以曾经的既得利益为历史参照物，远远不能满足于新政权的安抚政策，坚持要夺回已经失去的所有利益。为此，这些旧政权的残余势力不惜破家散财，不惜裹挟民众，多方聚集力量，利用新政权建立初期必然具有的社会缝隙，展开全方位的破坏与反抗，小至制造并传播谣言，大至发动武装政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面对这一基本事实，历代有为政权，都无一例外采取了坚决镇压的铁血政策。
其中，最为信奉“王道礼治”的西周王国，做得最为坚决彻底。这就是西周初期著名的周公东征。当时，武庚管蔡之乱声势极大，已经席卷了整个东部中国。但是，周王国的摄政统帅周公却霸气十足，立即集结了中央王师与鲁国、齐国军队，三路东进应战。同时，周公立即将西周王室的决心公开通告天下——绝不与复辟叛乱势力做任何妥协！经过三年大战，周公统率的西周大军终于全部肃清东方，并且毫不手软地诛杀了所有叛乱首领。这场反复辟战争之后，西周王国空前强大，一举将诸侯国的产生形式基本改为王权直封制——只有天子能分封诸侯，自立政权一律不予承认。后来，楚人在江汉之间自立政权，却长期得不到西周王权的承认，其间根源，正在于周公在反复辟时期奠定的强势王权的历史传统。
2.秦帝国的先朝政策检查
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之下，我们来检查一下秦帝国对待先朝遗存势力的基本政策。
首先，秦帝国没有对先朝遗存势力推行基本的安抚政策。
秦灭六国之后，每个国家的王族分支人口，都被当做庶民对待，流散于社会了。各国上层权贵部族，则都被集中迁徙到关中地区，这就是“天下豪富十二万户”。每个被俘的国王、王族嫡系人口与部分内侍随员，则一律被押送到秦国腹地，囚禁在秦国边远的山林地带。对于大量居于六国上层社会的士大夫阶层，秦帝国官府除留用其中一部分才具之士外，绝大部分都一律化为黔首（庶民），使他们过起了依法生存的生活。秦帝国对先朝政权的遗民与遗存政治势力，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一种保留特权的安抚政策。
为什么？秦帝国上层不了解既往的政治传统吗？
当然不是。原因只有一个，安抚政策与帝国政治文明是相违背的。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其创建的政治文明就跨越了诸侯分封制，迈进到了统一治权的法治新文明时代。在这样的新政治文明下，秦国的封赏制度鲜明地体现出三大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非功不赏，国无虚爵；
第二原则，非重大功绩不封侯爵；
第三原则，高爵封赏，不封实地。
这三大原则见诸社会实践，形成了三方面的历史现象：其一，天下所有臣民的爵位封赏，都基于功劳而发生，既没有“世袭罔替”，也没有特权安抚；其二，秦国王族成员基本上退出了高爵功臣层面，基本上没有出现侯爵级的人物；其三，高爵封赏实行虚封制，只在名义上分封给功臣一方土地，实际上这方土地还是由国家统一治理。土地对功臣的实际利益体现，只是得到由官府转付的相当于封地税收的等量钱粮。
在这种严格的功业封赏制度下，连大功臣王翦都曾经感叹于封侯之难，秦帝国如何能将土地无端地封赏给那些刚刚丧失政权的王族遗民，而且还要给他们一个诸侯名号呢？显然，在秦帝国的政治文明理念中，这种做法是严重违法的，根本不可能。这就是说，从制度层面看，秦帝国是无法对六国王族遗民实行安抚政策的。
其次，对意识形态领域天地神圣的名号封赏，秦帝国也破除了传统。
在泰山封禅时，始皇帝所分封的名山大川与诸方神主，几乎都是与人本之神没有关涉的自然之神。只有一个兵主蚩尤，是曾经传说中的战神，具有些许人本之根。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神及其后裔被封。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对泰山山道上遮风挡雨的一棵大松树，始皇帝倒是慷慨大方，将其封为“五大夫”爵位。
另外，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三代开国圣王，在传统政治理念中也是必须要封赏名号的。其后裔族群，也是要有一定的实际封赏的。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在西汉建政初期，就封赏了一大批这样的远古人神及圣王后裔，其范围之广，连陈胜陵墓、始皇帝陵墓、信陵君陵墓等，都被汉高祖赐封了数量不等的民户常驻祭祀。
可是，秦帝国是如何做的呢？
被历史冠以“祖龙”名号的皇帝鼻祖——秦始皇帝，在对待历史传统上，表现出了旷古绝今的骄傲，目光已经高高掠过了既往所有山峰。正是具有这种自认名追三皇、功盖五帝的绝大气魄，始皇帝才对三皇五帝这样的人神，也一概没有进行封赏。在后来的大出巡中，始皇帝除了曾经在云梦泽向九嶷山遥遥拜祭了舜帝栖身地，在会稽郡拜祭了大禹陵，对其余神圣、圣王及其后裔，一概不予理睬。
不给六国王族遗民以安抚政策，基于政治制度而发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傲视一切既往神圣圣王及其遗存后裔，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
历史主义地看，对既往神圣的不予封赏，并不是帝国政治制度所必然要求的。在尊重历史传统的意义上，并没有超越神灵理念的始皇帝原本完全可以像后来的汉高祖一样，对存在于当时现实的深厚而久远的人神理念，给以精神价值的肯定。如此，既不影响政治文明的创新，又可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更为广阔的纵深性。
之后两千余年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全球文明冲突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精神领域的软体战略，是任何一种文明能够长期存在，并实现扩张的根本立足点之一。不自觉培养精神领域的战略意识，一个民族的文明是走不远的。
3.秦帝国面对复辟势力的历史选择
在上述刚性政策下，复辟活动一旦出现，秦帝国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复辟活动是怎样弥漫起来的。面对秦帝国的刚性政策与强势作为，遍及天下的六国王族遗民深感愤懑，深感失望。大约所有崇尚远古圣王的士子群，以及沉溺于传统礼法的思想流派，也都不约而同地侧目而视。只是，他们的愤懑情绪一时还只能憋在心里。因为，帝国政权对最早发生的第一次复辟叛乱的严厉镇压，已经对六国贵族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
（1）秦帝国对第一次复辟之乱——“韩国反”的坚决镇压 公元前226年，是灭燕主战役刚刚结束，燕王喜逃亡辽东的一年。
这时，昔日韩国的故都新郑，爆发了第一次遗民复辟之乱。这次复辟事件，在《史记·秦本纪》中，只有“新郑反”三个字的最简单记载。什么是反？在古典政治理念中，“反”的实际含义就是举兵作乱。“新郑反”，就是新郑遗民发动了武装暴乱，攻击秦国新设立的郡县官署。
这时，距离韩国灭亡仅仅过去三年。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以武装作战的形式公然发动反秦暴动，足以证明韩国残余贵族的秘密组织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时也证明了背后必然有尚未灭亡的楚国、魏国等多方力量的实际支持。
这就是说，韩国的复辟事件不是孤立的，它有着广阔的背景与深厚的传统根基。
后来的事实表明，领导韩国遗民复辟活动的实际领袖，是故韩贵族公子张良。
张良，是始皇帝时代六国贵族复辟的精神旗帜，是一个逆向的历史符号。此公是韩国老世族张氏一门的后裔，曾在韩国末世做了很短时间的司徒——管理土地的高爵大臣。韩国灭亡之际，张良逃出了新郑，孜孜从事秘密反秦活动，力图恢复已经灭亡了的韩国王权。从韩国灭亡到秦帝国灭亡的23年里，张良始终没有停止过秘密的反秦复辟活动。当时的天下谣言、神秘谶语、贵族秘密结盟、多次暗杀始皇帝，以及陈胜吴广起义时种种诡异事件的背后，几乎总是闪烁着张良的身影。
在后来的秦末之乱中，此公终于借着农民军掀起的势头，拥戴了一个韩王，将韩国王权的旧旗帜又树将起来了。但是，这面旧旗帜仅仅飘扬了三五年，就重新沉没在新的统一大潮中了。再后来，此公以独特的目光，选择了长期追随秦末乱世中的刘邦集团，成为刘邦的最高决策顾问，成为“汉初三杰”之一。但是，由于刘邦集团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六国旧贵族根底，其政治理念距离全面复辟诸侯制也相距甚远，因此西汉王朝建立后，张良被迫淡出政治，郁闷隐居，沉溺于研习辟谷之术的隐居生活。纵有神异之才，终究无力回天。这是一切逆向人物的历史悲剧。
新郑发生的反秦复辟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正处于统一战争高峰期的秦国决策层，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将这一事件认定为必须镇压的叛乱。于是，名将王贲率五万轻装秦军从燕代战场快速南下，一举平定了韩乱。同时，王贲军又以奇袭楚国十座城池的军事行动，对楚国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快速镇压新郑暴动，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用。此后，直到始皇帝死，再也没有发生过旧贵族公然举兵作乱的事件。
（2）复辟暗潮的发端事件，来自秦帝国高层的政见分歧 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秦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
大约在这一年的秋天，帝国第一任丞相王绾提出了一个重大主张：分封始皇帝的儿子们为诸侯王，分别镇守燕、齐、楚三大边远地带，以为帝国腹地之屏障。这是帝国最高层第一次出现实行诸侯分封制的声音。大约引起了大臣们的诸多呼应，始皇帝“下议群臣”——下令在帝国大臣们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以廷尉李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锐大臣，坚决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诸侯分封制。
最终的决策选择是，始皇帝采纳了郡县制主张，分天下为36郡，由中央政权统一治理。这一根基确立后，以郡县制为基础，以中央集权制为轴心的一整套新政治制度很快建立了起来。帝国高层的分封制主张，也就此基本消失了。
其后不久，丞相王绾也退出了帝国领政的位置。但是，王绾提出的防止突然事变的理念，也对帝国高层起到了警告作用。在郡县制推行的当年，帝国同时作出重大决策，将六国上层贵族遗民12万户，全部迁入关中大咸阳地区，以利有效监控，这就是“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至咸阳”的重大行动。后来的事实证明，六国贵族遗民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在这次大迁徙中逃亡了。但是，这次大规模的遗民迁徙，还是对六国贵族产生了相当的遏制作用。
（3）两大暗流对接的历史平台：封建诸侯理念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而隐秘的历史缝隙，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王绾之后，帝国高层中的分封制理念，再也没有以正式主张的形式被提出来。但是，关于分封制究竟该不该实行的实际争论，却并没有就此停止。甚或相反，从王绾提出分封制之后，这一理念迅速在咸阳博士官弥散开来。由博士群的种种议论，又很快地流播于各种尊崇“封建诸侯”的学派之中。至少，当时的王道学派、吕氏春秋学派、儒家学派，以及六国贵族遗民中的众多士子，都是赞同“封建诸侯”理念的。
历史的微妙之处在于，“封建诸侯”理念的流播，恰好形成了地下复辟势力与帝国博士群，以及所有“封建”学派的一个政治共鸣点，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对接平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股势力——地下复辟势力与复古学派的合流，其共同根基正是都信奉诸侯分封制，都反对郡县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缝隙，促成了复辟势力与复古学派的对接平台。一方找到了复辟活动的理论依据，一方找到了实现复古理念的实际力量。
帝国博士群中的“封建”理念信奉者，官居文通君的儒家领袖孔鲋，以及众多儒家士子，所以在帝国殿堂的公开论争失败之后纷纷逃亡，并相继投身于各地的复辟集团，最重要的精神原因，就是共同的政治目标——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去，甚至回到更远的西周去。
巨大的历史暗流，在历史的缝隙中不期然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同盟。
（4）秦帝国对复辟思潮的第一应对：正面宣教对于暂时尚处于弥散状态的复辟思潮，秦帝国首先采取了正面宣教的方式。
公元前217年，始皇帝第一次出巡东南诸郡，史称第一次大巡狩。这次大巡狩，分为两个阶段，主要目的是以多种形式彰显秦帝国的功绩，以确立新帝国政权在天命道义上的合理性。第一阶段的路线是：峄山——之罘山——泰山——琅琊山。
首先，始皇帝登临了峄山。颇具意味的是，这次登山，始皇帝特意召集了昔日鲁国地界的儒生群，与他们共同讨论了秦帝国的功绩。而后，由鲁儒们撰写了评价秦帝国德政的峄山刻石文，再由李斯以新篆形式书写，矗立于峄山高处，命名为“昼门”。这是秦帝国第一次对自己的政绩作出自我评价。
之后，始皇帝抵达故齐海滨之地，登之罘山，再次刻石铭文，宣教帝国德政。
再后，始皇帝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正式确立秦帝国的天命根基。
这次泰山封禅，需要注意一个历史事实是，秦帝国与儒生群的裂痕开始出现。
裂痕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始皇帝基于尊崇文学之士的理念，效法登临峄山时与鲁儒论政的举措，隆重邀请来齐鲁两地的儒生博士七十人，一起登临泰山。可是，儒生们刚刚聚集到一起，从山下开始，就以早已消失的种种远古封禅礼仪为根据，纷纷议论始皇帝封禅登山的礼仪错误，譬如没有乘坐蒲车，没有用蒩秸草席，没有用特定的草编笤帚清扫祭坛，还损伤了山道草木，等等。
始皇帝听到后，觉得这些儒生们很是“乖异”——乖张怪异不循常理，“难施用”——很难用其任事。于是，始皇帝开始冷落这些儒生，整个封禅活动中，再也不听他们的议论建议了。由是，博士儒生群不能与闻礼仪之事，大感失落，大是郁闷。在始皇帝封了遮雨大松树为“五大夫”后，儒生们大受刺激，又开始对始皇帝纷纷讥刺议论。始皇帝听到后，也就更加觉得这些儒生们难以理喻了。
这次大出巡，始皇帝与儒家群体有两次实际接触。第一次论政，始皇帝的感觉一定是大体还可以，毕竟鲁儒们写出了峄山刻石文。第二次，始皇帝与儒生群，一定是双方均感别扭，均感对方不好相与了。这就是秦帝国与儒家群，第一次在实际的政务活动中所产生的精神裂痕。
封禅之后，再次抵达海滨，登临琅琊山，停留三个月。
这三个月，始皇帝很感快意。期间，下令迁徙民众三万户常驻琅琊台下，并免除了这些民户十二年的赋税。还有一次最大的正面宣教行动，始皇帝与随行大臣们登上大船出海，在海上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理论务虚会议，讨论了此前历代圣王政治的不足，并再次总结了秦帝国的基本国策。海上会议后，书以成文，留下了著名的琅琊刻石。
第二阶段的返程路线是：彭城——衡山——湘水——武关——关中。
返回是从南进开始的。始皇帝先在彭城滞留多日，斋戒祈祷，派千余人潜入泗水，寻找秦军灭周时神秘消失的洛阳九鼎，结果毫无踪迹。显然，这是力图为秦帝国再度确立天命正义性的一次努力。其最终目的，是要天下臣民确认帝国政权的天命根基。之后，始皇帝车船进入南郡，过衡山，再乘船过江到湘山祠。
但是，在大船将开之时，狂风大作，几次不能起锚。经过询问随行博士，始皇帝得知此处的湘君神主是尧帝的两个女儿，也就是舜帝的两个妻子——娥皇、女英。于是，始皇帝莫名其妙地大怒了，下令从南郡紧急调来三千苦役犯，将湘山树木全部砍光，还放火将湘山烧成了一片红色。这次莫名伐神，既在神灵时代留下了肃杀恶名，又给复辟势力留下了可资利用的题材。
八年之后，始皇帝寻觅长生不老药的事已经广为人知，始皇帝的生命危机自然也成为天下公开的秘密了。这时，复辟势力捡起了“湘山伐神”这件事，决意对始皇帝进行精神打击。他们派出了一个长于神鬼之道的人物，扮作神秘的水神。某一个黑夜，水神在华阴平舒道拦住了路过的皇帝特使的车辆，将一方佩玉送给了特使，森森然说了两句话：“请代我将这个礼物送给滈池君，告诉他，今年祖龙死。”话一说完，人便没入暗夜了。
祖龙，是始皇帝的天命称谓。滈池君的神主，则是周武王。
这则预言隐含的意思是，始皇帝今年就要死了，请周武王如同当年伐纣一样讨伐当今的纣王——始皇帝。显然，这是六国贵族的精神战。在今天看来，这套把戏浅显之极，不过是借助某些已知信息，对当事人进行精神威胁的下作伎俩；但是，在信奉神灵而消息又相对闭塞的时代，经复辟势力着意传播，其所产生的惑乱人心的作用是绝然不可低估的。
据《史记》的后续记载，始皇帝将佩玉交给了掌管皇室器物的御府辨认。御府官员确认说，这方佩玉是始皇帝当年在湘山掉到湘水中去的佩玉。大感神秘之下，始皇帝在太庙举行占卜，卦象显示的禳解之法是，出游可以化解灾难。于是，始皇帝在占卜之后以重病之身进行了最后一次大出巡，以至突然死在了路途中。
当然，在第一次大出巡的时候，始皇帝还处于生命旺盛阶段，还是雄心勃勃的。
（5）始皇帝在大巡狩途中和之后，突然遭遇严重暗杀 第二次大出巡之时，直接对准始皇帝的秘密暗杀突然出现了。
这是第一次暗杀活动，发生在公元前218年始皇帝第二次大出巡的路上。这次大出巡，是接着第一次大出巡，在第二年立即进行的。为什么第一次大出巡刚刚结束，就要立即开始第二次大出巡？其间具体原因，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了。但是，从出巡路线以及实际作为我们却可以明白看出，始皇帝是要对昔日的赵、齐、燕三大国进行视察，再次正面宣教秦帝国的德政功绩。
让我们再次穿越，来一次情境再现——
浩浩荡荡的车马大军，开出函谷关，在平坦的驰道上辚辚行进着。
进入“博浪沙”（故韩国地界），道外高出路基的树林中，突然呼啸飞出一只大铁锤。
大铁锤准确地击中了一辆六马大型座车。
车厢轰然碎裂，车辆连同驾车六马一齐轰然滚落道边水沟中。
驰道中一声号令，前后各有一支马队立即飞出了驰道，向路基树林包围过来。
树林中，两个绿色身影迅速掀开一丛灌木，没入地洞。
官道中。一名将军高声禀报：“陛下！刺客逃亡！”
始皇帝掀开车窗，走下坐车，冰冷地说：“大索天下十日，捕拿刺客。”
这次暗杀活动的直接策划者与组织实施者，正是孜孜反秦的韩国世族张良。
此公从王贲镇压新郑暴动的战场逃脱，此时已经秘密漂泊13年。武装暴动失败后，张良对公开正面地举兵复辟，已经丧失了信心，转而秘密筹划直接对始皇帝的暗杀活动。后来，此公在东海郡遇到了一个当年齐国的地方官，号为“沧海君”。这位沧海君也是失意旧贵族，向张良举荐了一个可以使用120斤大铁锤的勇猛力士。在对力士进行相关训练的同时，张良也在等待时机。始皇帝第二次大出巡的消息传来，张良便带着大力士出场了。
经历了荆轲刺秦之后的始皇帝，似乎对暗杀已经有了某种精神免疫力。辄逢暗杀，之后的任何行动都一如既往，绝无因为暗杀而改变行程的事情发生。这次暗杀之后也是一样，始皇帝照样巡视，在海滨的之罘山再次留下了宣教秦政的刻石，完成了第二次出巡。
一年后，始皇帝遭遇生平最为严重的一次暗杀。
这是公元前216年的岁末时节，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一年的岁末。
一个晚上，始皇帝换上了便装，带着三个护卫武士，一行四人出了皇城，正要走过咸阳城郊的皇家园林——兰池，要进入咸阳城外的居民区做一次暗访活动。按照后世说法，这是岁末时节的微服出访。
依据帝国政事年表，可以合理推断出，始皇帝所以在岁末微服出行，是想看看都城民众对当年三大政令的反应。因为，这一年年初，秦帝国颁布了民众自报土地而官府予以确认的土地法，从而确立了自耕农以及佣耕者获得土地的权利。这就是帝国在整合民生中最著名的一道法令——“使黔首自实田”。这一政策的推行，严重打击了旧贵族大地主暗中进行的大规模土地兼并，也引起了地下复辟势力的极大仇恨。可是，当时的始皇帝根本不会从这个方向想问题，充斥他和帝国上层大臣们头脑的，只是尽快恢复民生，整合天下。
基于土地政策的成功推行，始皇帝心情很好。
这一年，始皇帝还听到了一首关于更改“腊月”名称可以使人长生为神的歌谣。于是，始皇帝下令，将“腊月”改为殷商时代的称谓——“嘉平”，期望自己能获得长生，甚或能成为神仙。为增加祥瑞之气，始皇帝同时下令：嘉平之月，由帝国各级官府赐给全国每个行政村（里）六石米、两只羊，以鼓舞民众过个好年。随之，腊月更名之后的第一个“嘉平”来临，始皇帝便走出了咸阳皇城，想到城外世界看看，改名“嘉平”之后的腊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吉庆发生？
可是，始皇帝仅仅走到兰池，巨大的危险就突然发生了。
兰池者，兰池宫也。它是秦帝国时代最负盛名的一座宏大园林。兰池宫的实际构成，是一片广阔的湖泊，无数错落有致的殿阁景观，与覆盖所有丘陵地带的葱郁林木。兰池湖中，更有帝国时代最著名的水中石刻——巨石鲸鱼。这条巨石鲸鱼长达两百丈，相当于今日六百余米，置身浩浩碧波，直如天河巨龙。整个兰池园林占地无算，巨石林木交错，刺客一旦潜入，非常有利于伏击突袭。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在这黑黝黝的夜里，暗杀袭击突然发生了。
对这次暗杀，《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简单记载是：
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
这是始皇帝生平遭遇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暗杀。
首先，始皇帝一行四人，三个是护卫武士。如此四人，其实际战斗力远远超过了一个寻常的基本作战单元——伍。且不说他们每个人的装备何等精良，仅以技击水平论，四人中的短板人物始皇帝，原本就颇具剑器格杀功底，这一点已经在荆轲刺秦时得到了证明。三名护卫武士的技击水准，更无须多说。就是如此四人，竟然一时陷入难以招架的窘迫。由此可知，刺客至少是五个人，甚或七个八个，而且都是超一流的敢死剑士。
其次，能使四名强手陷入危境，最大的可能是，刺客使用了箭镞淬毒的小型单兵弩机，做第一轮攻击。否则，很难使始皇帝一行在开始阶段“见窘”。再次，始皇帝四人逃过最初危局后，三个武士全力作战，终于全部击杀了刺客。因为，地形景观交错，虽对暗杀有利，但也对遭遇攻击者的抵抗有利。
这次暗杀后，帝国在关中大搜捕二十天，但结果如同既往一样，一无所获。
4.分封制大论战后秦帝国的铁血反击
此后两年，秦帝国大政连连，复辟活动暂时沉寂了。
决通川防、开凿灵渠、进军岭南、反击匈奴、修建长城等，一项接一项的大规模建设，一个接一个的大规模胜利，使帝国气势如日中天。在这两年中，地下复辟活动暂时地销声匿迹了。可是，仅仅在暂时沉寂两年之后，一场最大的复辟暗潮便拉开了序幕。由此，导致了帝国铁血镇压政策的出台。
（1）复辟思潮公开化：公元前213年关于分封制的朝会大论争 自丞相王绾第一次提出分封制，已经过去八年，分封制却被再度提起。这件事本身就具有不合常理的蹊跷性。在缺乏直接史料的情况下，我们也无须对这种隐秘的联结细节做进一步探究了。关于这次大论争的内容，我们也已经在此前展现过了。
这里，我们要强调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
其一，这次大论争之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流派与复辟思潮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明白了。仅仅从学术思想的流派看，构成复辟思潮的，并不是天下所有的学术流派，而仅仅是主张复古并推崇分封制的儒家学派、《吕氏春秋》学派，以及王道学派等。其中，以王绾等大臣为首的《吕氏春秋》学派，与王道学派提出分封制，属于政见分歧，与地下复辟势力没有实际呼应。只有儒家学派的分封制主张背后，与旧贵族复辟势力有着极为复杂的实际联结。为此，帝国决策层对文通君孔鲋，以及博士群中的儒家士子，有了高度的警觉。
其二，这次朝会大论争，最终推出了焚书令、禁议国事令、取消议事制度令三大思想镇压政策。随着这三项法令的迅速颁布与实施，帝国对地下复辟活动的基本政策空前明确化。这就是：铁血镇压，毫不手软。
（2）铁血政策第一波：焚书坑儒案
这样的开场结束之后，帝国的铁血政策空前明朗。
所有在国都咸阳的官方博士，以及非官方士子，都已经明白无误地感觉到了，也意识到了。为此，大论争结束之后，咸阳的儒家士子群、博士官中的儒生博士，以及与儒生一起攻击过帝国大政的方士群，都纷纷开始逃亡。官居文通君的儒家领袖孔鲋，首先逃亡了。其后，方士卢生与儒家博士侯生，又在散布流言后逃亡了。再后，儒家博士淳于越、叔孙通等，也纷纷逃亡了。
在逃亡人士中，博士侯生、方士卢生两人，牵涉出了一宗重大犯罪事实。
这两人的逃亡，涉嫌违反刚刚颁布的新法令，被上报到了始皇帝案头。
案件的起因是：方士卢生与方士徐福一起，担任始皇帝的长生顾问。两人利用邪术，为始皇帝进行身体护理，很可能曾经有一时功效，从而骗取了身体状况开始衰弱的始皇帝的信任。于是，始皇帝从皇室拨付了巨额钱财，支持两人寻求仙药。多年之后，却一无所获。同时，卢生以修炼长生术为名，介入政治，主张始皇帝行迹神秘化，要以神仙真人自居，要隔绝于大臣。始皇帝末期，相信了这两个方士，行迹神秘化了。
可是，博士官禀报的卢生言论，非但全面攻击始皇帝的政绩、人格、勤政等政治作为，而且连仙药邪术不能实现，也归罪于始皇帝，说始皇帝“贪于权势如此，未可为求仙药”。面对如此颠倒事实的攻击，始皇帝终于大怒，紧急召集大臣们澄清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