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山大会诸侯之后，大禹没有来得及回到北方，就在会稽山病逝了。
此时，天下的大形势是：治水成功之后，大禹所创建的新权威与新秩序，已经大体确立了；具有常备军性质的稳定军队，也已经形成了。从总体上说，国家权力架构的创立已经大体完成，国家形式所需要的强制力量也已经基本创立了。
但是，潜在的矛盾冲突与社会风险，依然没有消除。也就是说，近古文明向国家文明的历史跨越，还没有最终完成，事情还没有完结。
3.夏启政变：趋向国家时代的第一次跨越
真正的权力变局与历史跨越，是在大禹死后完成的。
这里的第一个挑战点，是古老传统的权力传承方式。
也就是说，权力继承人如何确立，是大禹之后第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点。依照历史实际，近古社会确立权力继承人的方式，是原先的领袖在自己无力执政的时候，或者大势所趋的时候，明白确立继承人，并公告天下。近古之世，还没有出现过最高权力领袖在临终之前最后确立继承人的事实。此前的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都是在最高领袖在位时完成的。大禹，是一个在大规模长期治水中成长起来的强势英雄领袖，他对近古传统形成的权力传承制，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首先，从形式上说，大禹也遵循了近古传统。
在正式继承了最高权力之后，大禹很快就宣布了皋陶的继任者地位。其实际原因是，此时的大禹与皋陶是政治同盟，大禹必须借助皋陶的影响力，遏制或潜在或公开的反对者。可是，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皋陶，很快就病逝了。于是，大禹将皋陶的后裔族群封在了英、六两个地方，又将皋陶的儿子伯益，确立为继任者。这两次确立继任人，都发生在大禹时期的最后十年之内。据此，伯益行使有限权力的时间，大体在五年至八年上下。
如今，大禹病逝了，伯益能否顺利地接掌最高联盟权力呢？
依照传统法则，应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伯益有充分的社会伦理资望，也有坚实的族群力量支撑，理应获得继任。从权力根基上说，皋陶、伯益父子的特大族群，是大禹威权最坚定的支持力量，两大族群又是政治同盟。从功业根基上说，伯益是大禹身边长期的治水辅佐。据《史记·秦本纪》正义引《列女传》云：伯益五岁就开始辅佐大禹。虽然，这是一则具有传说性质的说法，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伯益追随大禹的时间很早、很长，治水期间尤其如此。从近古传承法则来说，皋陶与伯益最高权力继承人的地位，是大禹在生前就已经公开了的。也就是说，只要伯益的才具德行威望没有大幅度的衰落，继承权就不会有意外发生。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大禹死后的丧葬期，酝酿生发了一场亘古权力大变局。
历史的大转折，多是从偶然事件开始的。遵奉传统且显然没有权力警觉性的伯益，在大禹安葬后，效法前代的避让血统传承之法，虔诚地避让了大禹的儿子启，离开了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搬到偏僻的箕山南麓，也就是今日的嵩山地带去住了。这种传统的“避让”法则，其实际意义，是给天下族领们留出一个选择最高领袖的空间：拥戴启，就去朝拜启；拥戴伯益，就去朝拜伯益。族领们朝拜谁，谁就是人心所向的最高权力者。这是近古社会确认继承人法则之外的另一个潜规则——将最后的抉择权交给天下人心的向背来决定。伯益所以这样做，心思显然是笃定的，料定天下族领一定会来朝拜自己。
可是，这一次不同。与会丧葬的族领们，没有追到箕山去朝拜伯益，而是去了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朝拜了启。依照古老的传统，这就是天下人心愿意拥戴启做最高首领了。权力的平衡器显然向启倾斜了。于是，启当仁不让，立即正式继承了父亲的帝位，并公开宣布了自己的国号与名号——夏天子。
那么，伯益是如何应对的呢？
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我们可以推定：当伯益觉察到古老的继承法则已经被破坏时，一定是愤愤不平，一定是立即着手谋划如何迫使夏启退位，如何恢复自己的权力地位等问题。而夏启一方，则一定是及时得到了消息，才联结同盟氏族，突然攻杀伯益族群。其结果是，伯益族群战败了，伯益被夏启势力杀死了。
这次事变，是近古权力传承发生的第一次大变局。这场变局的实质，是最高权力的传承法则，由古老的以“公天下”为价值理念的选贤禅让制，转变为新的以私天下为价值理念的血统承袭制。历史主义地看，这一巨大变局是早期国家确立的最重要标志。
此后，这次大变局的文明史意义，将日益鲜明地体现出来。
司马迁在《夏本纪》中，为天下族领（诸侯们）不朝拜伯益的行为作出了一种说明，说这是因为“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禹而朝启”。显然，这与前述历史说法矛盾太大，只能看作司马迁的又一次春秋笔法。实际上，司马迁说法的潜在意涵是：启辅佐最高层政事的时间更长，启比伯益更有才能。
果真如此吗？
4.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启的出生与业绩，及其夺位之前的作为，史料记载极少。
依据《史记·夏本纪》，大禹在治水期间路过涂山氏族群的聚居地，与名叫女娲的涂山氏之女成婚，婚后两日即匆匆离去。婚后年余，大禹再次路过涂山氏聚居地，虽然没有进门，却知道了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启。这个故事，是大禹在舜帝主持的那次质询会议上陈述治水经过时说出来的。原话很简单，且有错漏，经后世史家考证复原，方得以展现原貌。
这个留在历史记忆中的故事至少可以说明：其一，启是在大禹治水最艰难的时刻出生的，治水成功之时，启至少是10岁上下的少年了；其二，在大禹代舜帝行使权力的17年里，启已经度过青年期，趋于成熟了；其三，大禹最后10年独立执政，并在会稽山病逝时，启已经是40岁上下的盛年之期了。
有如此的历史框架，我们可以推定：在大禹治水、执政的27年里，启一定经常性地参与了政事，并很可能作出了许多的实际业绩，凝聚了许多的族群首领。在近古社会，人们对于领袖的选择，更多的是看重继任人的才具与德行。尧、舜、禹的个人崛起，是这样。殷契、后稷崛起为商族与周族的领袖，也是这样。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夏启迅速地崛起为一个潜在的权力领袖，是完全有可能的。
回想一下，舜帝为什么要在大禹报告治水的领袖会议上特意提醒大禹：你的儿子，不要像尧帝的儿子丹朱那样傲慢沦落？而大禹，也特意提到了启的出生经过，并在最后说：正是因为生了如此一个儿子，自己的治水大业才能成功？
分析史料缝隙中传递的信息我们可以推定：夏启无疑是一个极有才具的杰出人物，其干练精明，一定远远超过了恪守古老传统的伯益。问题的另一面是，大禹原本就是个创造型的领袖，他一定看到了伯益的某种重大缺陷。同时，基于不想使新建立的社会秩序回到散漫无力的古老状态去的想法，大禹必须寻求比伯益更为强势的继承人。
于是，大禹开始培植自己的儿子，夏启也就很快地成长起来了。
5.血统传承制的确立与早期君主制
血统传承制，是在这样的一次偶然事变中建立起来的么？翻开《五帝本纪》《夏本纪》的权力传承谱系，我们发现，并非如此。且看——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生放勋……放勋立，是为帝尧。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
（舜）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帝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在这个近古权力传承的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出血统传承的久远痕迹。自黄帝而颛顼、帝喾、帝尧，连续四代的最高权力传承，都是黄帝族群的血统。真正具有禅让性质的传承，事实上只有尧、舜、禹三代。这说明，近古社会的最高权力传承，并非只有单一的举贤禅让制，而是血统传承制与禅让制并行不悖。
只不过，无论是否血统传承，都更看重才具德望罢了。
事情的奥妙复杂之处是：自从尧帝禅让于舜帝之后，便出现了被举荐的受禅者避让前代领袖儿子的“潜规则”。舜帝避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禹帝避让舜帝的儿子商均，伯益又避让禹帝的儿子夏启。什么是避让？从实质上说，就是已经被前代领袖肯定的继承者，主动让出权力空间，使社会再度作出选择——究竟是领袖之子继承最高权力，还是受禅者继承最高权力。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强大的现实背景的存在：当时的近古社会，对权力的血统继承，有着深厚的敬畏感。即或是前任领袖生前已经将非血亲的继承人明确了下来，社会也并不排斥将权力交给前任领袖的嫡系血亲。只有在前任领袖的血亲儿子实在无才无德，进而导致社会不承认的情况下，受禅者才能正式继任。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近古社会对血统继承的敬畏，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就其本质来说，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是一种对社会的宏观管理。这种权力运作要达到一定的水准，经验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越是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时代，经验积累越见重要。惟其如此，对权力运作的经验传承，最高领袖的血亲子孙们具有最为优越的条件。相比较于寻常人等，权力领袖的嫡系氏族出现成熟政治家的几率，相对要高出许多。同时，由前代领袖的子孙承袭权力，社会法度也往往容易保持连续性与稳定性，能相对减少社会动荡。
在近古社会，世界各民族的权力体制普遍实行血统传承制，是有相当深厚的社会认识基础的，不能简单以今天的文明水准，给予简单的批判与否定。从实际情形说，中国近古社会的最高权力传承制，实际是以血统传承制为主、以禅让制为辅的二元传承制。
惟其如此，夏启夺位的历史大变局，就并不是完全缺乏社会根基的突兀事变了。
那么，夏启政变的大转折，能够顺利完成吗？
6.夏启时期正式迈入国家时代
夏启政变之后，立即爆发了第一次重大挑战——有扈氏不服。
其时的“不服”，实际意义就是要举兵驱赶夏启，恢复禅让制，为伯益争夺领袖权力。已经有了强大根基的夏启，自然不会听任有扈氏作乱。但是，有扈氏是居住于与中原毗邻的今日关中地区的特大族群，有着雄厚的人口实力，也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既然“不服”起兵，夏启的新政权就已经无法通过协商使有扈氏臣服了。于是，便有了前所未有的“天子”统军出征，并亲临战阵的第一次国家大征伐，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军阵讨敌动员令——《甘誓》。
在《夏本纪》中，这次大征伐的经过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尚书·甘誓》的文辞是：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这一战，夏启大军不是迫使有扈氏臣服了事，而是坚决消灭了有扈氏族群。
这种真正的杀戮战，使还没有完全走出古老传统的近古社会，第一次领略了国家常备军的巨大威力。种种潜在的不服与非议，很快就消失了。战后，立即出现了“天下咸朝”的第一次国家权力崇拜。夏王朝政权，开始宣告立定了根基。
至此，中国近古文明终于完成了向国家文明形态迈进的第一次历史跨越。
今日陕西关中的户县，有个扈氏村。在1964年9月之前，户县写作鄠县。据清代毕沅《关中胜迹图志》所录史料，现在的户县就是夏代初期的有扈氏之地，称为扈国。秦时改扈为鄠。显然，这里就是古老的有扈氏的居住地。户县秦镇的扈氏村，据说就是有扈氏的后裔所在。而今，远古历史的沧桑在这个热气腾腾的村庄已经没有了痕迹。它能给我们的遐想就是，我们的文明脚步是多么的久远，多么的真实！
在夏启之后的四百余年里，夏政权多经反复，一直呈现不甚稳定的状态。
夏启死后到第三代，夏政权很快就被颠覆了。有穷氏族群的领袖后羿、寒浞两人先后政变夺权，代替夏政权四十年之久。其后，夏少康复辟，夺回了政权，夏王国才开始了相对稳定地发展。但是，在整个四百余年中，夏王国动荡多多。
所以如此，在于这第一个王国的特殊性——松散的邦联制国家，潜在的政权危机远远多于后世。在夏政权建立的时代，国家文明还处于生长期，中央王权的直辖地域仅仅限于王族族群的居住区域。与单个族群相比，王权的实力无疑是最大的。但是，与广阔土地上众多的特大族群相比，王权依然是弱小的，是无法直接征服所有“不服”者的。
因此，夏王国属下的诸侯国，由王权直封的很少很少。绝大多数诸侯，都是王国政权对各大族群自发政权的承认。因此，中央王权对诸侯的实际控制力很弱，诸侯群对王权的多种威胁则很大。动荡与战争，自然呈现出多发现象。
这种治权很松散的早期国家，非常类似于后世所称的邦联制国家。
这一历史进程说明：刚刚从近古社会跨越到国家开端时期的邦联制体系，仍然处在多元政治的余波动荡之中，还没有真正稳定地进入成熟的国家文明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夏政权终于灭亡了。
大禹、夏启开创的夏邦联国家，按照古代史学家的说法，传承了17任王，政权存在了471年。
夏人开创了中国近古族群的国家文明时代，建立了夏王朝，使中国近古文明在黄帝时代之后，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跨越，对此后商周时代国家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夏人族群，以大规模长期治水的伟大实践，创立了全人类近古文明中独一无二的井田制，从而开创了极具和谐性的农耕文明形态。此后几千年，中国的古典农耕社会所以具有颠扑不破的稳定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夏代生成的这种农耕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一种强大而稳定的历史基因。
商：成熟的邦联制国家
在文明史的意义上，殷商对于当代的我们已经变得模糊而陌生了。
回顾那个时代，呈现那个时代，解析那个时代，对于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我们民族在今天所表现的许多优秀方面，都深深植根于那个遥远的时代。
1.治水建功：商人的早期生存史
夏之后，继续拓展中国原生文明历史的，是商人族群。
商人的始祖，叫做契。他的诞生，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有个叫做简狄的有娀氏部族的女子，做了帝喾的妃子。一日，简狄与两个女子在山涧沐浴，不期天上飞来了一只玄鸟，产下一卵。有娀氏的妃子简狄，恰恰吞食了玄鸟之卵。不久，简狄便生下了一个长大的男子，就是契。
对这则神话，后世史家认为：“玄鸟生商”的说法，是因为契的父亲平常而卑微，不好公然宣示身份名号，故托神话。果真如此，这个契一定非常能干，非常有感召力，也一定曾经有过非凡的业绩。否则，不可能在盛年之期凝聚许多群落，进而成为一个特大族群，并做了这个特大族群的首领，成为这个族群的记名始祖。
依据历史逻辑合理推测，商族生成史的画卷应该是这样展开的——契，诞生于舜帝早期。其时，相对发展的诸多特大族群，都已经成为有相对稳定居住地的原始农耕部族。但是，许许多多散居在山水草原之间的渔猎游牧小群落还没有稳定的聚居地，也没有统一的首领。契，就是活动在这些群落之间的一个非凡人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契一定是发动并领导这些群落有效地拓展了生存空间，也一定是平息了这些群落之间的诸多纷争，使这些群落消弭了小利益方面的许多争夺，在共同协作下迅速地拓展繁荣起来。于是，这些群落以契为轴心凝聚起来了。契的威望迅速上升，契的神性传说也流播开来。于是，契成为这些群落一致拥戴的首领。
终于，一个稳定的特大族群形成了，这就是以契为首领的渔猎商耕牧族群。
商族的第一次历史跨越，同样是从治水功业开始的。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在大禹治水的叙述里，我们已经知道，在最初确定三大族群辅佐大禹治水时，契的族群是被排在第一位的，其后才是后稷的族群和伯益的族群。
治水成功后，作为治水主力的四大族群及其族领，地位都有了很大的历史性跃升。作为治水主力族群之一的契族，虽然与大禹族群可能发生过某种矛盾或冲突，而被大禹排斥出了治水权力核心。但是，契族仍然没有脱离治水工程，仍然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因此，治水结束之后，作为特大族群领袖的契，并没有丧失舜帝的信任。作为特大族群，契族也没有丧失天下影响力。所以，治水成功之后，契族被舜帝封于商邑，同时赐姓子氏。契本人，则被舜帝任命为最高联盟中掌管民众教化的重要官员。
契族的封地商邑，是今日河南省商丘以南的地带。近古社会，封地名号便是封地族群的共有大姓，封地内的各族群，都是这一名号下的某氏。天子所赐之姓，则只有首领的直系本族可以享有。依据这一传统，受封商邑后，契族人就统一成为“商人”了，各分支族群则称为“商人某氏”。契本人统领的直系本族，就是商人子氏，契本人的全称姓氏名号，应该是“商人子契”。
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以将商代事迹写作“殷本纪”，实际是因为“盘庚迁殷”之后，周人习惯于将商称为殷。自周以至春秋战国之后，“殷”遂成为商代的史学名称。司马迁的“殷商”之说，只是承袭了西汉时所熟悉的传统称谓而已，并不意味着商人的早期名号是殷。究其实，按照历史的源流排序，应该是商在先，殷在后。单称当为商，合称当为商殷。
2.商人族群多迁徙的历史奥秘
文明史的密码，往往深深埋藏在特定族群的早期生存方式之中。
纵览商人族群从舜帝到殷灭的千余年生命史，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基本特征。一则是，商人的迁徙流动性是近古大族群之最；另一则是，商人对早期剩余物（后世谓之商品）的自觉交换所形成的“商旅”活动，是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独一无二的族群经济活动；其三，商人是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从事经济活动种类最多的族群，渔猎、耕种、畜牧、商业，这四种自然经济的基本领域，都是商人生存方式的共同支柱。举凡上述三大特征，都是商人的生存方式。
先让我们看看，商人多迁徙这一历史特征吧。
在商人的历史记忆里，他们从来就是一个善于流动、喜好迁徙的族群。
文献《殷本纪》这样记载：“自契至汤，八迁；盘庚五迁，无定处。”汉代张衡的《西京赋》概括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耕，不常厥土。”张衡的意思是，殷人前后迁徙13次，曾在居于相地时毁坏耕地，不喜欢常居一方。这13次大迁徙，每次的迁徙地点都多有说法。但史家公认：商人所居之地，大体都在今日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的黄河南北地带。总之，都是距离黄河不太远的地方。
关于商人族群所以多有迁徙的原因探讨，从古至今，大体形成了四种理论：一是东汉魏晋时期的“去奢行俭，率人于苦”说；二是宋代朱熹学派以及当代史家顾颉刚等人的“逃避河患水患”说；三是当代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的“游牧经济”说；第四种是当代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等人的“改换耕地”说。具体分析，似乎这四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为了防止腐败奢侈，为了推行勤俭生活而主动率民迁徙寻苦这种说法，难免夸大了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的富裕程度，很少有人相信。逃避河患水患的第二种说法，显然脱离了最基本的时代背景。大禹治水之前的百余年，商人族群尚在凝聚形成时期，不存在迁徙的记录。大禹治水之后，足以迫使一个特大族群大规模迁徙的河患水患大大减少，这一说法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
游牧经济说、改换耕地说，则缺乏历史阶段的具体分析。将其中任何一种说法当成适用于商人族群千余年频繁迁徙的惟一原因，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依据“游牧经济”说，很难解释商族曾长期存在且相对稳定的农耕历史。因为，商人族群不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若仅仅是游牧经济需要迁徙，那大量农耕族群的安定需求如何对待？而依据“改换耕地”说，则又有一个显然的矛盾不能解释——改换土地若是必然，盘庚迁殷之后为何近三百年不再迁徙，不再改换土地？
这里，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被忽略了，这就是商族大迁徙的频率变化。
商族的前八次迁徙，都发生在早商时期，也就是商汤立国之前。若从大禹治水之后算起，这一时期几乎全部是夏王国时代，大约将近五百年。其间，商族首领传承了十四代，接近于每两代迁徙一次。商汤立国之后的六百余年里，商族只迁徙了五次，大体平均一百余年迁徙一次。盘庚迁殷之后，商人定居于殷地，一举稳定了将近三百年，再也没有迁徙。
商人大迁徙的频率，为什么前后有如此鲜明的变化？
历史的深处，还有没有被我们忽略的重大史实？
历史深处所隐藏的基本史实，实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基本方面，是与夏王国的政治冲突。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大禹治水时期四大族群之间的复杂矛盾，我们就应该能够分析出此后的历史延续。大禹后期，舜帝已死，曾经与大禹及禹族有过直接摩擦的商人族群，在各种集团利益分配中，一定是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了。大禹死后，夏启又对老盟友——伯益族群发动了突袭，一举夺取了最高政权。此后，又对率先“不服”的有扈氏进行了大举讨伐，消灭了有扈氏，就此稳定了强力政权。
此时，契很可能已经老死了。其后的商人族群，依据先祖的政治立场，既不愿支持夏启政权，又不愿支持曾经是大禹同盟的嬴秦族群，同样也无法与后稷的周族达成同盟。妥善的方法，也许只能离开原先的丰美封地，寻求他处谋生。事实上，这时的商、周、秦三大族群都还没有完全融入夏启新的诸侯体系中，也就是说，还都不是夏王国的直封诸侯，还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结局是：秦人族群分散逃亡隐匿了，周人族群则向西迁徙了，商人族群也绝不可能留在夏王国政权的腹地区域扮演尴尬而危险的角色。
后来的事实说明，直到四百余年后夏末之世的商汤时期，商人还一直对夏人政权保持着深刻的敌意，夏王国的末世政权——桀，也还对商汤族群保持着很大的警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自契至汤的四百余年里，商人连续迁徙八次，就很容易理解了。
第二个基本方面，商人的多种经济活动并存的生存方式，要求他们不断寻求更为合适的生存地域。商汤立国之后，商人的生存区域大大拓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商人族群必然有了更大的拓展生存空间的自由，必然会不断寻求更适合多种经济活动同时发展的生存区域。商汤立国之后，当时中国腹地的族群，大多聚居于黄淮流域的大平原与诸多山原湖泊地区。其中，对渔猎、农耕、畜牧、商旅同时有利的区域很多，但在当时的闭塞条件下，商人族群未必全部清楚，只能不断寻觅。自盘庚开始，商人在黄河流域大幅度迁徙五次，很可能是仍在寻觅合适的生存地域。而自迁徙到黄河北岸的“殷”地后，商人一定是认为找到了最理想的生存之地，于是，从此再也没有迁徙。
3.商旅经济是商人族群的伟大发明
让我们从具体的文明史环节说起吧。
在契之后的第三代领袖相土时期，商人就发明了马车。在第七代的领袖王亥时期，商人又发明了牛车。请注意，车这种工具，在黄帝时期就出现了。但是，用什么拉车，车如何使用，在我们的近古历史记忆中却没有痕迹。
最初，车的主要用途是服务战争。黄帝指南车，是车在战争中使用的最早传说。但是，指南车是没有人乘坐的木车，对生产活动没有直接意义。只有在商人发明了马拉车与牛拉车，将车这种承载工具与稳定而经常的动力结合之后，车才真正具有了生产力的意义。从实践上说，商人将车与马牛动力结合，一定要对古老的车具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进。所以，马车牛车，不能看作简单的马牛与一辆车的相加，而是一种生产手段的整体发明。马车与牛车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族群迁徙与物品搬运的效率，也大大加快了人群之间的联络与速度，堪称早期国家时代最基本的伟大发明之一。
古典文献《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民为利，而天下化之。”意思是说，商人祖先所以能使天下文明开化，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建立了帛牢制度，就是以布条圈地为牢的监禁制度，这是一种注重精神惩罚的早期司法制度，与早期周人的画地为牢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第二就是驯服牛马，发明牛车马车以便利民众。管仲将这两件事并列为天下文明开化的根基，是值得深思的。
可是，马车牛车如果仅仅用来载物载人，显然太可惜了。
于是，马车牛车又生出了其他用途，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远程交换方式。
剩余物品的交换，在近古五帝时期就产生了。但是，那时的交换活动，基本上都是相邻族群与相邻住户间近距离的物物交换。直到夏代建立井田制，这种交换活动的最主要方式，还是停留在以公井为中心的八家之内。一井八家之外，人们很少有紧密交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此之谓也。
就是说，普遍的远距离剩余物品交换活动，在商人之前还远远没有形成。马车牛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聪明的商人，开始用牛车马车装载着自家或本族的剩余物品，流动于各氏族群落之间，相互交换剩余物事。这种远距离的交换，给商人带来了种种方便与实际利益。于是，商人的远行交易渐渐成为他们基本的谋生方式之一了。随着物品的不断流动，随着交换频率的增大，商人族群中又出现了普遍应用的商品交易媒介物，也就是最早的货币形式——天然贝壳。
今日河南的殷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天然贝壳，还出土了骨贝、铜贝、玉贝等实物。殷墟是商代后期遗址，并不是早期商人的活动地。所以，铜贝、骨贝、玉贝等，完全可能是发展了、丰富了的早期货币，而不是早期商人使用的货币。早期商人的货币，应该是天然贝壳。殷墟有大量的天然贝壳出土，说明后期商人在使用其余货币时，仍然在同时使用着天然贝壳。这一事实足以证实：商人的交易活动，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献《尚书》中，有一篇叫做《酒诰》，是关于商人早期商旅活动的最早记载。这篇历史文献，是周公专门告诫即将镇守东方的康叔，应该如何监管殷商族群的谈话记录。其中，周公讲述了商人极其重要的一个生存传统。周公说：（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这段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情境：很早的时候，殷（商）人就牵着牛车远走，到其他氏族交易货物，用来孝养父母家人了；一朝归来，父母家人高兴地摆置好丰盛的酒菜，与交易归来的远行者致酒庆贺，其乐融融。
显然，早期商人的远行贸易活动，形成了商人族群特有的商旅经济。这是商人族群的伟大发明，也是商人族群生存方式的基本构成部分。后世的中国人，将交换标的称为商品，将商品交换领域称为商业，将远行贸易活动称为商旅，将从事贸易交换的生意人称为商人，应该说，这都是商人族群的交换传统烙在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深刻印记，也是我们对远古商人永远的追思与纪念。
4.商人族群多种经济活动兼容并存
商人生存方式的基本点，是多种经济活动的兼容并存。
关于古代农耕社会的某些既定理念，使我们的当代社会意识，几乎从来没有将农耕之外的经济活动当做古典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来对待。这一点，尤其在对待商王国时代的认识上最为明显。这一重大忽略，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商代文明认识的诸多误区。最基本的误区，就是将夏商周三代都笼统地当做早期农耕经济社会，认为农耕经济是三代社会的惟一经济活动方式。
从文明形态的基本面，也就是从族群的生存方式看，商文明是渔猎经济、畜牧经济、农耕经济、商旅经济兼容并存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这种独特的文明形态，既不同于此前以粗放的井田制农耕活动为最基本生存方式的夏文明，也不同于此后以精细的井田制农耕活动为最基本生存方式的周文明。
商人生存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商人具有渔猎、畜牧、农耕、商旅四大经济活动交融并进的丰富性。而此前的夏文明，此后的周文明，则都是以农耕经济活动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具有相对的单一性。商代社会的独特神韵，使商文明成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序列中充满个性与美感的“这一个”。
从历史发展的顺序看，商人的生存方式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
五帝时代的商人族群，以近古渔猎经济、近古畜牧经济、近古商旅经济的结合为根基。进入国家时代后，商人族群逐渐向半牧半商、半农半商、半渔半商、半猎半商迈进；渔猎农牧四大领域，都渗透了商旅经济的成分。盘庚迁殷之后，商人族群逐渐发展为相对稳定的农耕经济、相对稳定的畜牧经济、相对稳定的渔猎经济、相对稳定的商旅经济四方融合的丰富而稳定的经济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迁殷之后，以远足交换为基本方式的早期商旅活动，渐渐发展为以相对稳定的城邑市场为主、以远行商旅为辅的完整的商旅经济了。所谓行商坐贾，说的便是殷商王国后期丰富了、发展了的商业活动形式。
商人独特而充满美感的综合经济活动方式，是我们揭秘商文明的原初密码。
5.商汤革命：鸣条灭夏之战
在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下，商人族群持续发展了14代，大体是五百年上下。
这时候，历经17代君主的夏王国，传承到了一个叫做桀的君主手里。这个夏桀，与后来的殷纣并称为“桀纣”，成为中国历史上暴虐荒淫的两个符号人物。
夏桀的罪行，究竟有哪些呢？《史记·夏本纪》的记载是：“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吕氏春秋》的记载最为详细：“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叛。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迷惑于末嬉（妹喜）……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文献《尚书·汤誓》的记载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总归是，夏桀时期的天下大势，已经是严重的全面危机了。
君主腐败淫乱，国事荒疏擅杀，欺凌诸侯，又虐待百姓，从上到下都是怨声载道。这时的商人族群，传承到了第14代，领袖叫做成汤。商人族群以亳地，也就是今日河南省商丘地带为中心，第一次较长时期地定居下来，并发展为特大族群了。也许是实力使然，夏桀不得已将成汤封为镇抚一方的大诸侯。依据后来周人的说法，这种领袖一方的大诸侯叫做“方伯”，是一方之长，有代天子行使征伐的权力。
夏末的“方伯”，只是后世史家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而已。从实际上看，这不过是夏王权对已经建立政权的特大族群的一种名号赐予而已，远远不能与后来周代王权直封的大诸侯相比。就权力结构而言，诸侯的独立权是相当充分的，王权的干预是十分有限的。
夏末社会的普遍动荡，引起了国王桀的某种警觉。
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史实：“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叛）夏……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这则史料，使我们看到了夏末政治的基本面：自孔甲到夏桀的四代人时间里，各方诸侯的叛乱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普遍事实。就政治实践说，当时所谓的“叛”，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停止纳贡，表示不再臣服于王室；二是脱离王权，投奔敢于与王权作对的大诸侯，寻求新势力的保护；三是公然起兵作乱，或擅自攻伐诸侯，或公然挑战王室。夏末之时的诸侯“多叛”，可说是三种现象都有，而且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史书所谓的“纷纷分分”，说的就是这种混乱与叛离的普遍化。
这时候，夏桀下令拘禁了成汤，将其拘押在了王畿之地的夏台。
夏桀为什么要拘押成汤？为什么不久又放了成汤？
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切实的真相了。合理推断，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是可以肯定的：一则，成汤族群一定有扩大势力，并且威胁到夏王室的“叛”的迹象；二则，成汤族群虽然尚未公开向夏王室挑战，但夏桀顾忌商人实力，不好悍然诛杀这一方特大族群的首领，只好借故囚禁；三则，成汤已经有了天下声望，夏桀不好公然诛杀；加之商人族群全力营救，周旋得力，夏桀有所迷惑，最终释放了成汤。总归是，成汤成功地逃脱了这次困厄，开始了扩张实力的种种活动。
成汤的天下声望从何而来？有多大？
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个猎鸟者张开大网，对天高喊：“自天下四方之鸟，皆入吾网！”恰遇成汤路过，一挥手说：“你想网尽天下之鸟吗？太过分了。”猎鸟者始而愣怔，继而愤愤然。成汤径自上前，打开了三面鸟网，向天高喊：“想左左飞！想右右飞！不想要命，就飞到网里来！”此事传开，四方族群的首领们大为震撼，纷纷心悦诚服地赞美说：“汤德至矣！及禽兽。我等拜服！”
显然，成汤的“大德”已经是深孚众望了。据魏晋史家皇甫谧考证说，成汤活了100岁，即位第17年灭夏，后做天子13年。据此，成汤做商族领袖时，已经70岁了。这一说法，至少可以看出一个基本事实：成汤继任商族领袖时，已经是一个进入老年期的非常成熟的早期国家时代的大政治家了。他从“修德布信”开始，在天下诸侯群中树立了很高的声望。同时，成汤还重用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臣——伊尹。
在伊尹的辅佐下，成汤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实力扩张。其后数年之中，成汤商族连续吞并了四个较大的诸侯国——葛伯、韦、顾、昆吾，实力大大增长。其中，最大的葛伯族群与商人地盘相邻，对商人实力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时，一场历史性的秘密结盟完成了，这就是成汤与秦人族群的结盟。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治水时代的那组历史密码，就会明白这场结盟的真实意义。《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这段记载，给我们揭示了秦人族群在夏商两代的大体足迹——大禹离世之后，夏启发动政变，杀了嬴氏族群的首领伯益，古秦人族群被迫退出处于权力中心地带的富庶之地，星散逃亡于东方山海之间。依据古秦人在夏初星散逃亡的历史，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出这样的真相：在夏启称王的初期阶段，秦人族群一定发动过一次大举反抗，夏启政权也一定进行过大规模的镇压，结果是古秦人战败了，秦人族群遂向荒僻地带逃散，于夏数百年间散居隐匿，或在中国东部，或在四方夷狄之地。当夏王室衰落而商人族群强大起来时，秦人族群必然看到了机会，渐渐重新聚拢，归入了以成汤商族为轴心的反夏联盟。嬴氏族领费昌，做了成汤的驾车大将。早期国家时代王车的御手，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车夫，除了实际技能与作战本领，其实质是一种崇高的辅佐王者的政治地位。
成汤要秦族首领费昌作“王车之御”，正是突出显示商秦结盟的重要性。
从实际上说，秦人加盟成汤的反夏联盟，对商人势力的崛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无论是从牧马驯兽的职业传统说，还是从治水主力族群之一的功勋根基说，或者从曾经拥有皋陶、伯益两大著名首领，且长期执掌最高联盟重要权力的政治经验说，秦人族群都是一支拥有雄厚社会根基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的加入，对成汤推进灭夏之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快，商汤便发动了向夏王国的大举进攻，此所谓鸣条灭夏之战。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在大军出动之日，发布了著名的阵前演说——《汤誓》。白发成汤举起铜钺，发布了动员令，其核心说辞是：“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有众率怠不合，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吾甚武……号曰武王！”
那时的鸣条，在今日山西运城安邑镇北。
鸣条之战的结局是：夏军惨败，逃跑的夏桀被灭夏大军俘获。战胜之后，成汤将夏桀流放到了荒莽的南巢，即今日安徽的巢湖地带。夏桀不堪其苦，很快就死了。临死之前，夏桀对左右说了一句后世所有无能者都要仿效的名言：“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句话的现代说法是，我真后悔啊！当时没有立刻将成汤杀死在夏台，以至于有今日！
终于，商人战胜了已经衰朽的夏王国，做了当时中国的领袖族群。
可是，要安定天下，要创建更为成熟的国家文明，还得走很远的路。
6.成熟邦联：商汤创建的国家文明
成汤灭夏之后，首要使命是重建有别于夏的国家文明。
依据中国近古社会的传统，一代政权领袖的确立，第一件大事是明确相关的基本标志。这种独有的文明标志，基本点有三方面：历法、服饰车马规制、朝会制度。此所谓“改正朔，易服色，定朝仪”。那么，确立这三个基本标志，究竟有什么社会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