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改正朔”。
所谓正、朔，是两个开始期：正，是一年的开始月；朔，是一月的开始日。夏历以孟春月为正，以平旦时为朔；也就是说，夏代以二月为一年的正月，以天明时为正月初一的开始。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必须留意，改正朔并不是修改历法，而是确定新政权认可的岁首开始期。成汤新确立的正朔，是以季冬月为正，以鸡鸣时为朔。也就是说，商人的新历法以十二月为一年的正月，以拂晓鸡鸣时为正月初一的开始。事实上，改正朔对于农耕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它并不改变一年十二个月的节令划分。改正朔的目标价值，在于向社会宣示一种重新开始，一种改天换地，一种文明新生，要求全社会在特定的月日来庆祝这种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改正朔，就是确定国家政权建立的纪念日。自商开始，这种改正朔的做法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用，每有政权更迭，必有改正朔一举。改正朔，遂成为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必然环节。
再说“易服色”。
易服色，就是改变前代的服饰车马制度。服色，西汉之后称为服制，其具体所指，包含了衣裳的质料、颜色以及佩戴饰物的颜色与规制，包括了祭祀牲畜的颜色、驾车马匹的颜色、车辆的颜色与规制等。其详尽内容，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比如，仅以服饰颜色来说，夏人服饰尚黑，成汤立国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变成了崇尚白色服饰。
最后，是朝会制度。
商汤的创建，是“朝会以昼”。朝会，是定期拜谒帝王并商议政事的制度。早期国家的大朝会，包括了王畿之外的诸侯来朝。夏王国已经有了关于朝会的基本制度，只是已经无从可考。成汤创建的朝会制度，《史记·殷本纪》只说了最简单的两个字：“以昼”。也就是说，朝会在白日举行。也可理解为，朝会从早晨开始。根据商政多与夏政相反的规律看，夏代的朝会很有可能在晚上或夜里举行。尤其是末期的夏桀腐败荒淫，夜夜以朝会之名行腐败享乐之实，天下诸侯怨声载道。成汤奋发新政，故反其道而行之，朝会改在白天举行。
上述三方面，只是创建了新文明的标志性框架。
其余更为重要的国家制度，都在商汤立国时期相对全面地创建了出来。从总体上说，商代国家制度已经超越了夏代的粗简状态，进入了体系化阶段。对殷商非常熟悉的周公，曾对殷商遗民十分感喟地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的记载是：“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汤，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
所谓“册典”，就是表现为种种典籍的社会制度。周公的感喟，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殷商制度超越了夏代“无册无典”的不稳定时期，是殷商的骄傲；二是周人要向商人学习，创造自己新的典籍制度。史学界对殷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商代的诸侯制度、权力体制及其传承制度、贡赋制度、征兵制度、市场制度、农耕制度、车马服饰制度、墓葬制度、社会法律等，都有了大体完备的规范。惟其如此，在商王国灭亡后，周武王等反复向殷商遗臣请教治国经验，才有了《尚书》关于商人治国之道的系统陈述。
在国家形态与政治文明的意义上，最重要的是诸侯制度。
诸侯制度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就是国家体制。诸侯制度的基本面，是中央政权与诸侯国关系的制度。其中，又以规范诸侯方国的治权为核心。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很难全面具体地描述商代诸侯制度的情况了。依据种种史实，我们可以作出的基本认定是：商代王权的实力比夏王权大大增强了，诸侯国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王权直封的，而不是被迫承认的自发诸侯。同时，商王国与诸侯的关系，也已经比夏代紧密了许多，诸侯的自治权力却已经相对缩小，而商王对天下的控制权则相对稳定了许多。因为，商代六百余年，除了中后期出现的诸侯叛乱，没有发生过夏代中期那样的大族“诸侯”直接取代夏王的巨大政变。
相比夏王国，商代初期的政权体制，是一种成熟的邦联制国家体制。
盘庚迁殷后，殷商王权对诸侯的控制权有了更大发展。到殷商后期，商王对诸侯的分封与有效控制，已经基本具备了成熟国家形态的全部特征。尽管，商王国对诸侯国君的传承、兵力设置、重要官员任免、赋税缴纳等，还都没有后来周代那样的严格规范，诸侯国的自治权还相当大。但是，从总体上说，商代王权与诸侯的关系，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周代状态了。也就是说，一种松散的邦联国家联盟体，已经基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迈进到紧密邦联制时代了。否则，最后的商王纣，不可能大举讨伐东夷，并有效限制周人的发展，以至囚禁周文王。
7.商汤王国创建的早期法制体系
国家文明形态的基本面，是当时社会的法治状况。
《荀子·正名》云：“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原本是“汤刑”法条。凡此等等都说明，商汤立国后创建了相对完整的律法，其影响一直流传至战国时代。
历史的事实表明，成汤建立的商政权，开创了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相对稳定、成熟的成文法体系。也就是说，商代的法制第一次以“册典”的形式明确下来了。尽管这些法律“册典”还只保存在官府，而不向民众公开。但是，相比于夏代尚带有浓厚不成文习惯法痕迹的粗简法律——《禹刑》，无疑是远古法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
中国早期国家时代的法律，叫做“刑”。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所以叫做“刑”，其实质含义，不是法律只有刑罚，而是强调法律的主要职能在于以强制性的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因为，当时不可能达到以法律形式全面规范社会生活的程度。当时的社会，对于经济行为、民事行为中的违法者，也是以刑罚处置的。在夏商周三代，还没有罚款与赔偿的经济处罚史实。譬如“弃灰于道”，原本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可却要以砍手的刑罚治罪。也就是说，这时的“刑”，本身就是“法”的意思，“刑”是“法”的形式称谓而已。故此，成汤灭夏后创建的法律，叫做“汤刑”。
商代之法，开创了后世成文法的先河，为后来的西周、春秋、战国所仿效。
荀子曾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这句话实际是说，后来的国家制定律法，大体都沿用了商代刑罚的名称。《韩非子》也曾举例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商代法律是很严厉的，也是相对细致的。后世的商鞅变法，也有“弃灰于道者，刑”的法条。这说明，商鞅立法的诸多根源，同样在于商代的“汤刑”。
8.殷商时代社会精神的奔放与厚重
殷商时代的历史魅力，表现在社会精神的奔放开阔与宏大厚重上。
（1）殷商时代远远浓烈于古罗马的奔放酒风
在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农、井、麦、黍、粟、禾、米、桑、年等字，也有了酒（酉）字。这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已经相当丰厚，可以大量造酒了。殷商的《尚书》有《酒诰》篇，其载酒风云：“庶群自酒，腥闻自上。”《尚书·微子》又云：“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韩非子·说林上》记载：“纣为长夜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诗经·大雅·荡》云：“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靡明靡晦……俾昼作夜。”凡此等等记载，都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殷商时代的饮酒之风非常浓烈，非常普遍。
商代的奢靡酒风，是商文明的一个风格标志。
盘庚迁殷之后的将近三百年，商人的综合经济得到了更为均衡的充分发展。农耕发达，畜牧发达，商贸发达，渔猎发达，手工业发达，产品空前丰富，可供交换的剩余物品大大增加。因此，商代后期三百年，出现了早期国家第一次社会性的奢靡之风。这种奢靡之风打在历史上的印记，是许许多多关于商人酒风之盛的记载。
商人的酒风之盛，是全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商王室与少数贵族的奢靡。所谓“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所谓“沉酗于酒”，所谓“俾昼作夜”，所谓“长夜之饮”，都是商人浓烈的酒风弥漫于市井宫室的历史印记。惟其如此，后来的周人政权与殷商遗民，才都将酒风弥漫看做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
（2）殷商时代的人才之盛
殷商时代的著名国王有：成汤、太甲、沃丁、太戊、盘庚、武丁。殷商时代的大政治家有：伊尹、傅说、伊陟、巫贤、祖已、商容、微子、比干、箕子等。《尚书·多士》记载：“遗殷多士！……俊民甸四方。”《尚书·酒诰》记载：“庶邦庶士。”凡此等等皆说明，相比于夏，殷商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从大政治家出现的频率看，商代不仅仅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夏代，而且远远超过了后来的西周时期，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第一个人才高峰期。从平民人才看，更是如此。出身庶民的庶士，在商代已经很多了。这是商代文明的综合发展成就在人口终端的最重大产出。
后来的周公曾经诚恳地说，“尔殷遗多士……肆尔多士……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周公的意思是说，你们殷商的人才多啊，成汤灭夏，以杰出人才治理四方“。
殷商时代的“庶士”，是庶民社会中能事之人的称谓。后来的春秋时期，这种“庶士”发展为最具活力的一个社会阶层，对中国原生文明的历史跨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庶士”的活跃与滋生，在殷商时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土壤与历史传统，对后来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破土而出，起到了精神引领的作用。
（3）殷商青铜器的宏大厚重神韵
大型铸造所产出的青铜器，是殷商时代对中国文明史打上的又一个深重印迹。
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与中国文明史一个极其重要的坐标时期。自夏王国开始，早期青铜铸造便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大禹治水之后铸造的九座大鼎，刻有各州的土地等级与贡赋数量，足见其精美宏大。应该说，九鼎在殷商时代还是存在的，它们与殷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品一起，构成了青铜时代最宏阔厚重的历史标识。
所谓青铜，是与早期红铜相对的一种金属锻铸品的称谓。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熔点低，硬度高，制造出的器物远较红铜精美宏大。所以，后人将它看做是中国早期国家社会的生产力标志。
在世界文明史上，通常将公元前四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称为青铜时代。
商代青铜器，宏大，简约，具有极高的美感，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不朽的标记。
公元前11世纪的某一年，殷商政权灭亡了。
商王国的权力传承，古代史学家说法不一：一说“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一说“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
这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原生文明史上独具一格，在我们的文明基因中留下了诸多不朽的精神因子。我们的商战传统，我们的文字结构，我们的兼容理念，我们的工艺传统，我们自由奔放的开拓精神，都处处渗透着商文明激情澎湃的热血。如果我们的历史缺失了这个自由奔放而又开阔厚重的时代，我们在后来很可能会被精密的单一农耕文明所窒息，春秋的社会松动与战国的文明爆炸，很可能也没有机会出现。
商文明的独特神韵，在于它以先天的商旅精神，同时包容了渔猎、畜牧、农耕、手工业等多种经济活动方式的并存，构成了大商文明的风华特质。因此，后来的古典社会无论多么抑商，我们民族的古典工商业活动，也始终都没有丧失最起码的生存活力。
应该说，这是殷商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最为伟大而顽强的文明基因。
西周：礼治社会——精密的联邦制国家
冲击商殷文明的，是另一个农耕族群——周人。
周是三代早期国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代，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1.周人的早期农耕生存史
周人族群的先祖，本名叫作弃。后稷，是建功立业后获得的名号。
后稷的出生养成，如同成汤一样，有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美丽神话。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近古时代，某首领一个叫做姜原的女儿漫游在山谷草地，突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足迹形深坑。姜原心喜，踏进了巨大的脚印坑。后来，姜原便生下了一个大婴儿。姜原将婴儿丢弃在简陋宫外的小巷里，牛马见而避之；姜原又将婴儿丢进了水渠冰面，一群飞鸟飞来覆盖。姜原大为惊讶，对天叩拜，抱回了婴儿，并给这个上天不弃的婴儿取了一个相反的名字——弃。
从实际情形来说，周人是一个生成于久远时期的特大族群。《史记·周本纪》云：“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国语·周语下》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帝俊生后稷。”
可以明确的是，在舜帝时期，后稷族群已经是以农耕活动闻名的特大族群之一了。无论是《五帝本纪》，还是《夏本纪》、《周本纪》，司马迁对周人先祖的作为记载，都是从远古治水时代开始的。《山海经》等文献，对周人参与治水的远古活动也有记载。尽管有专家举出了《国语·周语下》的一则记载，说自后稷至周文王只传了15代，怀疑周人族群的近古活动是否真实。但依据更多的史料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仍然有理由认定，周人的近古足迹是真实的。
周人的近古活动，至少在两方面是明确的：其一，周人族群参与了以大禹族群为轴心的天下治水，并在其中起到了种植谷物与后勤援助的重要作用。其二，周人先祖精于种植，好耕农，民皆法则之。为此，舜帝曾举荐弃为农师，教民耕作，天下得其利，有功。又因农耕之功，舜帝封周族于邰地，赐姓姬氏，同时，赐弃以后稷名号。后稷是什么意思？后者，帝也，王也。后稷名号，应该就是农耕之王了。
也就是说，在近古时代，周人已经是天下最杰出的农耕大族群了。
周人在夏商两代的历史，是艰难选择生存空间的历史。《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奔戎狄之间。”《诗经·大雅·公刘》的说法是：“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诗经·緜》描述是：“周原膴膴，筑室于兹。”
这条线索不甚细致，也不甚精确，但关键的转折点是清楚的——夏代初中期，周人族领担任农官，周族大约在晋南或中原地区从事农耕。
夏代末期，周人族领不窋弃官去职，率领族人迁徙到西部戎狄地区去了。
大约在商代初期，族领公刘又率领周人东迁，迁徙到了豳地定居。豳在关中西北今彬县、旬邑一带，在豳地，周人力事农耕，开始兴旺了。《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
这时的周人，创立了粗线条的政权，营建了新的国都，有了三支小型武装，大体具备了小型自治诸侯国的框架。公刘死后，继任的庆节立即宣布立国，自立为诸侯国政权。这就是《周本纪》所说的“国于豳”。请注意，“国于豳”之意，说的是以豳为国，都城叫做豳，国名也叫做豳。也就是说，这时还没有“周”这个名号。从权力源头说，此时正在夏末商初，这个豳国，不会是夏桀或商汤封立的诸侯国，而是自立自强自我生成的一个政权。
大约在商代中期，族领古公亶父又率领周人，由豳地向西南迁徙，在渭水流域相对肥沃平坦的关中西部“岐下”地带定居下来。岐下者，岐山之南也。应该留意的是：岐下的这片丰饶土地，当时叫做“周原”。周者，山水环绕也；周原者，山水环绕之地也。《诗经》所唱的“周原膴膴”，就是赞美周原山水环绕的肥美气象的诗句。因了周原肥美，新迁徙到这里的豳国族群，就将自己的国名改了，称作“周”。
周之为周，自此始矣！
这时的周国，仍然不是商王国正式分封的诸侯，而是自发建立又自发升级的西部小诸侯国。这说明，在交通闭塞的早期国家时代，新建立的商王国的控制范围还没有达到这一区域。这一时期，周人开垦荒地，大兴农耕，营建新的宗庙宫室，开始了真正的勃兴。
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周人只大举迁徙了三次。考虑到由豳地到周原的迁徙，实际只是轴心部族的迁徙，是居住地域的拓展，豳地后来还是周人地域，那么，周人实际上只迁徙了两次。在近古大族群中，这种几乎扎根不动的生存状态是极其罕见的。与商人族群的大迁徙频率相比，周人的文明特质与商人无疑是相反的趋势。
周人的这一特质，就是以土地为生存根本的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传统。
早期周人对待周边戎狄族群的侵掠，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感化方式。《史记·周本纪》记载：在古公亶父时期，每遇戎狄兵民呼啸而来，周人便将载满粮食衣物的牛车送给戎狄人。戎狄劫掠有成，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周人土地的要求。周人愤怒，纷纷请战。古公亶父却制止了民众抵抗，说了一番大大出乎常理的话，大意是：民众拥立国君，国君就要为民众谋利。戎狄攻战，无非要夺我土地民众；民众在我，在戎狄，有何区别？民众若因为我这个国君而战，杀人父子而自称君子，我不忍为也！此后，古公亶父便率领自己的直系部族迁徙到了岐下，将自己部族的土地留给了戎狄人。神奇的是，此后不久，留下不愿迁徙的豳国男女老幼也一齐追来了，四面戎狄也纷纷来归顺了。
这个故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则，此举揭示了周人由豳地南迁周原的真实原因，是为了感化戎狄而自觉离开豳地的。二则，它表现了早期周人对戎狄关系的特异政策——既德化戎狄，又革除戎狄习俗。所谓德化的实际含义，已经很清楚：不防卫，不开战，不惜让出土地，让出人口，而与戎狄和平共处。
这种几乎是饲虎以肉的德化，在今人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但是，在那个近古时代，却不能简单否定这种德化政策的存在。因为，从更为古老的五帝时代开始，中国族群的社会实践中就有了一种久远的德治感化传统。只要是被公认为圣王贤哲的领袖，无论他们如何使用了暴力革命，同时都有一长串德化治民的举措。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在世俗法治还远不成熟、在资源空间还远远超过社会需求的近古时代，这种以宽容忍让为特质的德治感化，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必要补充方式。历经了夏代以禹刑为根基的国家治理、商代社会的汤刑实践、商代末期纣王的酷刑烈法，到了周人的古公亶父时期，德治感化方式又能重新抬头，这是文明历史上必然的逆反自治现象。
这种逆反自治，在后来的历史中反复出现，是值得深思的。
古公亶父时期的另一举措，是革除戎狄习俗。据《史记》正义考据，所谓革除，主要是改变戎狄人举族、举家共居一室的生活方式，要求融入周人的戎狄人也要建造城邑，建造固定村落，在各家依照辈次、夫妇分开居住。
自近古时期，以至早期国家社会，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或者半农半牧的族群，几乎都是不分辈次、不分男女长幼，甚或不分家族的群居、合居的生活方式。对这种生活方式第一次自觉提出革新的，是周人，是周人的早期领袖古公亶父。周人是与生俱来的农耕族群，定居一地而分家劳作，是其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因此，只有周人具有革除落后的群居、合居习俗的社会需求。这种生活方式、民众习俗的文明革新，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中国的西部族群才普遍彻底地告别了落后的群居、合居方式。
德化戎狄，同时又革除戎狄落后群居习俗的政策，说明周人已经开始树立起了独特的文明理念，并已经具备了以和平方式融合落后文明的自觉性。后来，周人的这种文明意识愈加清醒自觉，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历史性的文明大创造。
因其文明功绩，这个古公亶父，被后世周人追尊为周太王。
2.周人与商王国的历史对抗
周人自立建政，历经数百年发展，在商代后期终于进入了商王武乙的视野。
很快，周人的自立梦幻便随着首领季历的被杀，残酷地破灭了。
季历，是古公亶父的第三个儿子，是商代末期周人的一代雄武首领。季历继承周人族群的政权后，立即自觉朝拜了商王武乙。
这一臣服举措，背后的历史逻辑是这样的：西部的戎狄经常侵扰中原，商王室从对西部戎狄的军事准备中得知了周人的崛起壮大，于是警觉起来了。周人觉察到了商王室的疑虑与警觉，于是立即朝拜商王，表示臣服。季历的臣服，使商王武乙及其决策层产生了新的想法——借助周人之力，平定西部戎狄。于是，商王武乙承认了季历的诸侯地位，并给了季历征伐戎狄的权力。
另外一层背景是：此时，周人的德化政策已经失去了作用，甚至变成了经常遭受戎狄严重侵扰的受害方，因此周人也很想对戎狄作战。在这种形势下，周人取得商王承认，拥有了“代天子征伐”的大权，对戎狄开战便没有后顾之忧了。于是，双方各有所图，宗主与臣服的联盟立即达成。
历史证明，厚实的周人族群，有一个极富策略意识的领袖层。
奉命之后，季历率领周军连续对戎狄作战，十余年之间五战，四次大胜，一次战败。其中最大的一次胜利，是讨伐赤狄的鬼方。这个鬼方，商王武丁时曾经作战三年才告平定，足见其强大善战。可是，季历率周军作战，一战便俘虏了二十个鬼方头领，大胜而归。
不久，商王武乙死了，太丁继位。这个太丁疑心很重，觉得周人势力太大，很可能会威慑中原王室。于是，在季历大胜戎狄之后的朝拜大典上，商王太丁公然杀了周人最为强悍的领袖季历。
这一无端杀戮，为商周对抗埋下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种子。从此，这个厚重缜密而又讲求策略的农耕族群，放弃了做一方大诸侯的梦想，开始了雄心勃勃的长期抗商活动。商末的天下格局，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承了周政。
这个姬昌，便是在后世享有赫赫大名的周文王。围绕着他，有太多的神话与传说，从生下便有圣书俱来，到给父亲季历以巨大幸运，到无数的仁义德化神迹，再到被囚禁期间演绎八卦通天彻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让我们离开这些神秘的传说，来看看真实的历史演进吧。
这时的商王国，已经进入了全面衰落时期。整个商代社会，有过六次衰落，六次复兴。最后的实质性衰落，发生在商王纣的时期。这时的商代社会，出现了历史的回光返照——社会前所未有的鼎盛，也前所未有的奢靡；王室族群前所未有的混乱，国王则前所未有的雄武残暴；忠臣能才盛极一时，却又屡遭酷刑与屠戮。一切的一切，都以一种极不正常的绚烂形式迸发出来。就连最后的国王纣，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能才人物。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堪称旷古能才之一了。
就是这个暴烈雄武而又天赋神异的纣王亲率大军，平定了大肆劫掠中原腹地的东方夷人，对后来中国东部的文明融合与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虽然，这次战胜得到了大量的俘虏与财货，可是，商的国力也因此而大大消耗了。当此之时，这个纣王不思励精图治，反而更趋残暴，滥杀重臣，宠信奸佞，民怨沸腾，国家政权已经处于崩溃边缘了。灾难，终于降临到了这个六百余年的赫赫大邦。
就是这个殷纣王，觉察到了周国的危险，趁姬昌朝见之时，将姬昌囚禁起来，关在了羑里监狱。周国大臣们立即全力营救，给商王室送上了无数珍奇礼品。殷纣王不知如何考虑，竟然很乐意地接受了礼物，不但释放了姬昌，而且当场“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征伐”，同时告诉姬昌，不是我要囚禁你，是崇侯虎密告你有不轨之心。西伯姬昌没有对崇侯虎表示怨气，而是当场提出一个要求：周人请献洛西之地，换纣王除去炮烙之刑。结果是，殷纣王高兴地答应了。
这个场景，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以殷纣之才，不可能不知道“厚礼求释”是周人的计谋。最大的可能是，殷商国力消耗过甚，殷纣王借有人密告为口实，有意囚禁了姬昌，迫使周人以优厚条件换取。这时，周人的实力，尚不可能全面对抗商王国。故此，纣王敢于放走周人首领。否则，以殷纣王杀戮大臣的暴烈秉性，不可能独对姬昌大发仁心。当然，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姬昌被纣王杀害在了羑里，才导致了周人残酷的复仇战争。
无论姬昌的命运结局如何，商周之间的历史对抗，都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了。
在这两种力量的较量中，姬昌的策略是刚柔并用，既诉诸于德治，又诉诸于武力。这种策略的基本点是：一则，以土地换取废除酷刑的方式，向天下宣示，周政仁德与商政残暴的不同。二则，以德化方式调解诸侯纷争，扩大附属国，或使小国主动归并入周。据《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述了一则故事：“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君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让所争地以为间原。”周以德治而建立的井然有序的社会风貌，感化了虞、芮两国，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都将西伯姬昌尊为实际上的王。三则，对于有威胁，且相互诉诸武力的小诸侯，则果决攻占。这样的攻伐有四次，周军直接将四个诸侯国吞灭了。
这一策略奉行了五十年，终西伯姬昌之世，周人实力大大扩展。
姬昌晚年，又将周人的政治中心向东迁移，在关中中部的沣水之滨建造了一座大城，名叫沣邑。后来，沣邑被正式称为沣京，成为周人真正崛起的第一座文明都城。至此，周人族群终于成长为雄踞西部的诸侯领袖，隐隐然形成了公然全面对抗商王国的格局。在此期间，西伯姬昌大力求贤，搜寻到了一个杰出的军政奇才——吕尚。吕尚的先祖，曾被封于吕地。遵从当时的“民从封地为姓”的规则，吕为其族群正姓。吕尚家族，则有自己的氏名——姜。一家一族之姓，在当时称为氏。姓涵盖氏，氏从属姓。依此规则，吕尚，就是吕姓姜氏人物。到了后世，姓与氏渐渐不分，人们遂将这个早期国家时代的大军事家看作两姓，一说吕尚，一说姜尚。
西伯姬昌在位五十年病逝，后来被周人追尊为周文王。
文，在近古社会以来的谥法中，是经纬天地之意。虽然，这时的谥法还没有形成定制，但是，用于追认的单字本意，已经是相对明确的了。姬昌获得“文王”名号，充分彰显了他在周人文明史上的奠基地位。
以吕尚入周为转折，周人拉开了正式对抗商王国的历史序幕。
姬昌之后，周太子姬发即位。这时，周室已经是人才济济、实力雄厚的天下大邦了。这个老年即位的周人领袖，在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他即位的九年之内，既没有宣布称王，也没有承袭父亲的西伯名号，而只以已经稳定的领袖实际权力铺排大局。
姬发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构建权力框架，使当时的众多人才形成一个极具智慧的决策轴心。这个决策轴心的基本成员是：大军事家吕尚，尊号为师尚父，以周武王老师名义执掌军权；大政治家周公旦，处置日常政务；召公、毕公两位政治家为周武王左右顾问，随时决断各种事务。
在这个决策轴心中，除了吕尚是外邦人士，其余三公都是周族人才。周公旦是姬发的胞弟，召公、毕公则都是周族支脉的功勋人才。另有一批军政大员，诸如管叔鲜、蔡叔度、霍叔武、叔振铎、康叔封、毛叔郑等，都是周族人才，后来也都是灭商功臣。这一现象说明，周族由于长期的农耕定居，繁衍兴旺，人口众多，孕育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对比而言，周族人才之兴盛远远超过了夏代，甚或也超过了商代。在后来的历史上，周人本族的人才群根基，对周文明的稳定、巩固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历经九年准备，太子姬发终于举兵了。
那一年，姬发郑重邀集诸侯在孟津合兵，讨伐商纣政权。可是，在大军渡过大河后，姬发却下令回军，使这次讨伐壮举变成了一场大军游行，被后世称为“孟津观兵”。历经九年精心准备，浩浩大军已经渡过了黄河，而且所有参战诸侯都是众口一词——纣可伐矣！当此之时，为什么姬发突然中止了灭商之战？
史料留下的答案，仅仅是姬发的一句话：“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果真如此简单吗？综合种种史料分析，周武王的临阵退兵，有两方面的实际原因：其一，对具有强悍尚武传统的商王国的根基与实力，周武王决策层尚存疑惧之心；尤其是一批殷商杰出重臣尚在，周武王不愿贸然进兵。其二，首次出兵的初衷，原本在于试探天下诸侯是否真的叛商从周，而不在于真正作战，预演之后，适可而止。
但是，从更为广阔的精神层面来说，则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与东汉王充的《论衡》中，都有这样一则故事：孟津观兵之后，姬发在太庙卜室请卜师钻龟，以问商纣何时可伐。此时雷声大作，暴雨骤然连天大作。吕尚带剑大步走进，上前猛然踩碎了龟甲，回身对武王拱手高声说：“枯骨死草，何而凶！”姬发浑身一震，肃然正色躬身，立即作出了决断：起兵伐商！
这是周人退兵精神层面的原因——笃信神秘预兆。
在华夏近古大族群中，周人的神秘理念最为深厚，最为自觉。虽然，所有的近古族群都在一定程度上信奉神秘现象，信奉神秘预测。殷墟大量甲骨文卜辞的出土，就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无论是夏人族群，还是商人族群，抑或是秦人族群，其神秘文化都还停留在经验与传统的意义上，相对简单粗朴。周人则不同，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将一种隐秘模糊的精神意识，化为了深邃的理论，更实际化为了一种可简便操作的预测手段，使神秘理念及其操作方法大大普及，成为了社会文明的有机构成。
吕尚破坏太庙占卜的勇气，既来自商人族群奔放开阔的思维，更来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讲求实际的精神。在中国原生文明史上，吕尚开创了另外一种人文传统——反神秘化，以大道正义为行动根基，摒弃以吉凶祸福为行事抉择标准。在后来的战国时代，这种反神秘化的精神大大张扬，成为诸子百家的普遍意识，成为变法革新大潮的精神根基。
显然，基于周人的神秘文化传统，姬发在孟津所说的天命之言是真实的。
另一方面的精神原因，是族群性格。周人族群是与生俱来的农耕族群，秉性厚重谨慎，又具有相对自觉的谋略意识。这种族群性格所积累的历史经验是：没有绝对的必胜把握，不能真正开始灭国大战。
与商人发动的灭夏之战比较，这一特点更加直观。
成汤灭夏，是秘密准备好之后一战而进，张扬豪迈地在战前公然宣示：“吾甚武……号曰武王！”阵前誓师大会，商军与诸侯的誓词是充满阳刚血气的——“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完全是同归于尽同仇敌忾的拼命复仇精神。成汤发出的军令也是，“不从誓言女……无有攸赦！”显然，这是一场激情与义愤一起燃烧的讨伐战争，一旦大军发动，不可能看到后退撤军的影子。周人灭商则不然。长期秘密准备，多方谨慎试探，大军临阵回师，姬发九年不王。第二次进兵之前，仍然要占卜吉凶。一直到真正出战前的誓词中，周武王还是谨慎地打了预防针，说灭商之战“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这几句誓词的意思是：即或这次打败了，也不能灰心，要准备对商一次又一次的长期作战。血战在前，尚有如此冷静之心，周人之性格特质可见一斑。
灭夏方式与灭商方式的不同，是商周两大族群性格的差别，也是文明内涵的差别。基于农牧渔猎商旅文明的根基，商人族群的秉性是动态的、激情的、豪迈而开阔的。基于单一农耕文明的根基，周人族群的秉性是静态的、厚重的、顽韧而谨慎的。
不同的生存方式，铸就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族群性格；不同的文明形态与族群性格，又铸就了不同的社会精神，不同的国家活动的历史命运。
这，就是现实生存与人类精神交相激荡的历史法则。
3.牧野灭商的战争方式
两年后，灭商之战终于真正发动了，战场就在朝歌郊外的牧野之地。
牧野之战的结局是人所共知的。牧野之战的具体进程，却已在沧桑岁月中模糊不清了。史料留下的灭商战事的谜团，主要是四个方面。
其一，双方参战兵力究竟多少？
当今的一种说法认定：武王灭商的周军人数很少，不过万人。战国以来的古典学者的普遍看法则认为：周方联军人数当在50万上下。其中，周军主力8万上下，其具体构成是：战车300辆，一辆战车编成步兵百人，则为3万人；独立编成的甲士45000人，虎贲3000人。其余诸侯联军，共有战车4000辆，合计兵力40万上下。殷商一方，则是70万人众。《韩非子》、《战国策》、东汉王充的《论衡》等，都与《史记》的记载接近一致。如此计算，牧野之战的双方参战总兵力，当是100万上下，是早期国家时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其二，灭商之战的残酷性究竟如何，它是一场不流血的仁义战争吗？
关于牧野之战的残酷性，《尚书·武成》篇记载是：“武王伐商，血流漂杵，赤地千里。”极言其战争代价之沉重。周武王作《武成》，是记载在《周本纪》中的大事之一，其文件性质实际是周武王灭商的战役总结，无疑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可是，战国时代的孟子很反对这一记载，愤愤质问说：“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
也就是说，孟子认定这场被称为“革命”的灭商之战，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流血的。因为，这是一场最仁义大军对最不仁义政权的一场战争。于是，儒家学派就在整理古典文献中删去了《武成》篇，以致后世史家大多忽视了灭商之战的残酷性，使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变成了长期争论的谜团。
其三，牧野之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
战争方式，历来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构成之一。对战争方式的了解，是透析特定文明形态的有效途径。对于这场早期国家时代最大规模的会战，史料只留下了两处细节。第一个细节是，战阵之前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什么是致师？东汉经学家郑玄说：“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也；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这就是说，“致师”是一种宣战仪式：一个最精锐的百人马队，冲向敌阵边缘，在冲击壁垒时俘获一个敌军将士归来，以表示必战之志与必胜之心。用当时的话说，这叫“摩垒而还”。为此，后来制定的《周礼》规定：军中有专门执掌“致师”的将官，叫做“环人”。
第二个细节，是“以大卒驰帝纣师”。何谓“大卒”？就是主力作战大军。在牧野之战中，大卒驰帝师，就是发动由周军三百五十辆战车及其编成的三万余步卒组成的庞大方阵，强力冲击纣王（帝）军阵；大卒之后，自然是诸侯联军了。
这两个细节说明，周人的战法很讲程式，很讲规制。这种战法程式，主要是三段：阵前誓师，致师宣战，大阵冲杀。战法规制，是发动作战环节的等级规定——誓师必王，致师必帅，冲阵必大卒，此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作战规制。牧野灭商之战开创的这种程式化、规制化的战法，形成了西周与春秋时代长期的古典战阵传统。所谓王师，所谓文师，所谓文伐，所谓取法天地，所谓大兵无创等，都是这种程式化战法的理论反映。
其四，殷商大军失败的原因何在？
以《史记》为代表的古典史学历来认为：商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商人“前徒倒戈”。近现代以来，这一观念得到了新的论证，认为商军大多由奴隶构成，奴隶阵前倒戈导致了商军溃败。但是，依据史料信息实际分析，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史实。
其一，最后的殷商大军中，奴隶数量不可能占居多数，不可能成为主要力量。因为，当代发掘已经证明：商代奴隶数量很少，不构成主要的劳动力；商代主要人口与主要劳动力是各种平民。即或是紧急征发，奴隶数量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在正常的一支大军中，极少数奴隶要发动临阵倒戈，难度极大。即或果真有奴隶倒戈，也未必能引起七十万大军的真正崩溃。
其二，真正导致商军大崩溃的原因，在于这支殷商大军的构成。当此之时，殷商的迎敌大军并不是真正的军队，而是一支在朝歌王畿仓促征发的平民武装。最大的可能是，商人族群举族全体出动，来保卫朝歌了。这时，殷商已经大衰，已经没有一支足够数量的真正军队应战了。牧野之战，真正的王室军队若还有七十万，那伐商联军是不可能胜利的。此时，真正的殷商王师，最多估算不会超过十万，其余则都是临时征发的“乌合之众”。相反，周军与诸侯联军，则是经过长期准备与长期训练的五十万左右的真正军队。如此两军冲杀，商军必然很快崩溃，从而演变成周人联军的大屠杀，导致“血流漂杵，赤地千里”。此时，即或有临阵倒戈现象，但是对于战争胜负，也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奴隶倒戈之说，实际上是后世的周礼膜拜者们为了证明武王之战的正义感召力而生发的说辞，并不是历史的真相。
牧野灭商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
必须注意的是，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历来有44种说法之多。从最早的公元前1130年，到最晚的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我们不忽视确定重大事件年代的重要性，可是，依据我们的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这种差异对总结文明发展史的经验与教训，并不构成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对这种细微的时间差异，不去做深入探究，以免陷入琐细的技术性考据，模糊我们对文明发展史的深入透视。
4.短暂邦联：周室王权的初建
周军进入殷商都城，其最初的政策与行动，是有条不紊的。
首先，周人在战胜的当日，立即进入殷商王城，对纣王及其两名宠妾施行了果决狠烈的报复处置。周武王亲自操兵，对已经烧焦了的纣王尸体连射三箭，又以黄钺砍下了纣王头颅，悬挂在一面白色大纛旗的顶端。之后，也是周武王亲自动手，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玄钺斩下了已经自杀的两名纣王宠妾的头颅。这种狠烈的复仇式行动，充满了仪式感。没有事先的精心谋划，不可能有如此的程式化杀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周军灭商后的狠烈斩杀，绝不仅仅是这三个人，而是殷商王族的全部嫡系人口、殷商大臣，以及追随殷商王权的所有诸侯国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