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的贵族社会，则在严格的礼制规范下，一板一眼地铺排着日常生活，铺排着精细的物质享受，铺排着往来宾客的酬酢唱和，铺排着隆重的权力运行。举凡出兵征战、战胜献俘、会盟诸侯、相互通婚、纳贡完赋这样的重大事件，都要在太庙举行，以示对祖先的不敢违背。所以，那时候对军事活动的运筹决策，叫做“庙算”；男子娶亲的礼仪环节，叫“告庙”。这是“凡公行，告于宗庙”的礼制要求，是不能省俭程式的。
无论是郊野农事，还是城堡社会，都是一片安宁平和的气象。
自进入早期国家时代，千年以来，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普遍没有了频繁的混乱与动荡，出现了一幅恬静、肃穆、事事循礼的社会总图景。《易经》所谓的“往来井井”，《荀子·儒效》篇所谓的“井井兮其有理也”，后世延伸的成语“井井有条”，“井然有序”等，其本原意思说的都是井田制生活整肃和谐的社会景象。
周代礼治文明，缔造出如此一幅壮阔而又极具美感的社会画卷，对中国文明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后来历史上极为深刻的周文明崇拜情结。即或在周政权消亡许久之后的西汉末期，全面复辟周文明的思潮，还是大规模地爆发了一次。此后，以“周”为国号的政权，不知在中国出现了多少次。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话，是孔子说的。
仿佛是一种久远的呼唤，孔子的声音，标志着远去的周人与远去的礼治文明在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可是，就是如此庄严肃穆的礼治文明，却突然翻车了，突然大乱了。
2.礼治文明的早衰
周代的社会危机与文明衰落，生发得出人意料的早。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代的“王道微缺，王道衰微，王室遂衰，诸侯不朝，国莫敢出言”等现象，早在西周中期就出现了。截至周平王东迁，整个西周的存在是275年，而出现政治危机迹象的时间，则早至第四代周昭王时期。也就是说，周公创建礼治文明体系之后，只经过了周成王、周康王两代的“成康之治”，礼治文明就开始出现裂缝了。裂缝扩大的代次顺序与严重程度是这样的：第四代周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第五代周穆王之时“王道衰微”，第七代周懿王之时“王室遂衰”，第十代周厉王之时则已经是“诸侯不朝，国人暴动”了。到第十二代周幽王时，礼治文明的裂缝，骤然撕开成了巨大的缺口——严重的政治危机导致内外大乱，两大京城被战火毁灭，王畿关中被戎狄占领，西周宣告灭亡。
第十三代周平王东迁洛阳，周室与周文明全面衰落。至此，历史开始发生缓慢而深刻的裂变。中国古典文明，第一次进入了最为漫长的大转折时代。
传统史学与社会意识，一直将周政权的存在期计作约八百年。从权力形式的延续上说，这种说法或有一定道理。但是，从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说，这种虚算的方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从社会文明形态稳定存在的意义上说，周政权的有效时段，只有西周时期的270余年。即或一直算到齐桓公、管仲发动大改革并称霸春秋之前，周政权的有效存在也只有三百五十余年。也就是说，从文明稳定性与王权有效性看，周代尚不如夏商两代悠长。
为什么？为什么风华煌煌的礼治文明，却经不起历史的打磨，迅速地溃烂了？
3.礼治文明早衰的历史奥秘
我们必须从当代文明的理念上，明白礼治对社会的实际意义究竟是什么。
所谓“治”，是一个时代的国家治理方式，或者叫统治方式。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的每个国家，都在文明生成的过程中选择了自己的治国方式，或者说确定了国家的统治形态。西方社会有过人治、神治、法治三种治国方式。中国古典社会则出现过德治、礼治、法治、人治、无为而治五种治国方式。尽管德治与无为而治两种治国方式只在极短的时段偶然登上过古典社会舞台，不能算是政治文明的常态。但是，它毕竟是有理论有实践的治国方式之一，不能排除它的历史存在。
对治国方式的历史选择，中国与西方自古便有着巨大的不同。
第一，中国没有出现过神权统治，从来没有过神治社会。
第二，中国历史上，有过世界古典文明时期独一无二的礼治社会。
第三，中国的古典法治社会极其短暂，只有战国秦与秦帝国这个时段的一百五十余年。
第四，中国的人治社会，占据了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段。
第五，中国治国方式的内在构成，远比西方社会复杂；各种治国方式的历史选择、相互替代、相互渗透，也远比西方社会复杂。
这种总体状况，使我们对周代礼治文明的认识，有了相对清晰的历史坐标。
那么，礼治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呢？
完整地说，礼治，就是以“礼制”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社会规范。请注意，“礼治”与“礼制”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概念，其内涵具有级差性。“礼治”高于“礼制”，“礼制”从属于“礼治”。具体说，“礼制”是礼、乐两大制度体系的综合称谓，“礼治”则是国家治理方式或者统治方式的称谓。每个时代的每个国家，都会有礼仪制度，但不能因此说这个国家就是礼治国家。只有在礼制被确立为统治方式的条件下，这个国家才是礼治国家。相反，在人治社会、法治社会下，礼乐制度仅仅是社会规范体系之一，必须服从法制或上级意志等最高统治方式。同理，在礼治社会下，法制与官员意志都必须服从于最高规范的礼制。
那么，礼在周代的社会实际功能究竟如何呢？
在《礼记·曲礼》中，对“礼”的作用与范围作了这样的概括：“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显然，礼的社会功能很全面，礼的地位在法之上。在当时，法的威权要靠礼来树立，来推动。所以，礼的作用范围是全面的，礼的威权是至高无上的，是超越法律的。礼，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依据；礼，又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根本制度。归总说，礼是周代国家治理的根本规范，其核心部分具有后世根本法的性质。
这样的礼治，社会实践的效果如何呢？
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这样一次重大事变。周厉王时，民众不满王政，纷纷在郊野道边矗立的高大“谤木”上写画，对王政表示了种种不同意见。周厉王得知后，派出一个叫做卫巫的将军带着士兵前去拆毁谤木，捕拿在谤木上写画的民众，并宣布有谤言者，告官者有赏，谤言者杀之。于是，民众惊恐，纷纷散去。周厉王得意地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大臣们面面相觑，不敢说话。独有老臣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周厉王大怒，根本不听。终于，三年之后，国人叛乱了，乱民大举攻入王城，周厉王只有出逃了。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事件。周厉王抛弃了礼治，依靠强力镇压人民言论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礼治没有使社会各阶层相安忍让，反而迅速使各种社会矛盾聚合发作了。对周政礼治，人民已经积怨很久。到周厉王时，已经发展到国人相与叛、诸侯不来朝的地步了。那时候，近古社会遗留下来的“谤言”遗风还在流行，人民言论还很自由。所谓谤言，当时是指下对上的批评之言。近古官府在道路边矗立一个个木牌，叫作谤木。民众若对政事不满，便可以在木牌上写下文字，或画下图形。这些文字、图形与公开的批评言论，都叫“谤言”，或叫“诽谤”。官府派人定期收集这些“谤言”，作为听取民意的凭据。
这种近古政治批评的遗风，自五帝时期到夏商两代，基本没有改变。但是，在推行礼治的周代却不一样了，不到两百年，就遇到了周王室的强烈抵制，开始以强力手段镇压政治批评了。其结果，导致了国人叛乱、天子出逃、大臣联合执政的严重政治危机。应该说，这不仅仅是周厉王的个人原因。更为深刻的根源，在于礼治文明本身存在着重大的先天缺陷。
作为国家最高规范的礼治，有三个先天性的重大缺陷。
其一，弹性太大，基本不具有明确的可执行性。
从礼的制定，到礼的实行，再到礼的变通与解释，其中每个环节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譬如祭祀祖先，礼制规定必须有“三牲牺牲”为祭品。可是，这三牲究竟是猪牛羊，还是马牛羊，是否允许替换？各自以多大为准？是献上整个的三牲尸体，还是仅仅献上三牲的头颅？水牛能否替代黄牛？绵羊能否替代山羊？一定要公羊公猪，还是一定要母羊母猪，还是公母皆可？凡此等等，事实上既无法在制订礼仪时细化，更无法在实行中一一明确。祭祀的季节、环境、事由不一样，当时的牲畜来源也会不一样，强求一律，很可能就根本无法举行祭祀大礼了。
所以，种种临机变通是必然的。可是，既然不得不临机变通，礼制就无法在事先具体明确地一一罗列。同时，也就必然存在种种变通不当，甚或违反礼制规定的事情发生。一旦违反了礼制，如何处罚？同样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违反礼制的原因不同，后果不同，不可能千篇一律地处罚。事实上，更多的只能是道德谴责，无法施加明确的法律惩罚。也就是说，从礼制的内容到实施，直到最终的惩罚措施，所有环节都是不确定的，很难如同执行法律那样不走样地执行。
其二，礼治的施行，只能依赖相关者的道德水准与理性自觉。
礼治的本质要求，是一种道德境界，一种精神目标。所有的礼制规范，都是以实现道德境界为最高目标的。如此，一个人即或祭祀了祖先，完成了礼制要求的行为程式，但仍然不能保证他必然遵守了礼制的本质，不能保证他达到了“君子有德”的境界。他的祭品仍然可能有问题，他的精神仍然可能是不够庄敬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内在出发点上的矛盾：若仅仅以行为程式为标准，礼治无法实现其精神目标；但若以精神的庄敬为标准，行为程式与条件，又是难以保证的。对这一巨大的内在矛盾，王权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以规范人的行为程式为基准，再寄希望于贵族阶层的自觉了。事实上，礼治的全面实施，非常容易出现种种无法预知的混乱。
其三，烦琐细致的礼仪制度，无法为当时的庶民社会所遵守。
礼仪铺排，既需要充裕的时间，又需要足够规格与数量的财货器物，还需要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人来主持。仅仅这三个方面，对于庶人阶层都是奢侈的，难以做到的。勉强为之，则肯定是对肃穆庄敬的礼仪活动的一种扭曲，甚或亵渎。因此，当时的周礼规范，对于庶人网开一面——可行则行之，不可行则不行之，这就是所谓的“礼不下庶人”。
可是，如此一来，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就不期然形成了——广大庶民事实上对最高国家规范处于疏离状态，成了“无方之民”。庶民社会这种疏离于最高行为规范之外的无序状态长期累积，整个社会的生存状态便不可能不两重化。如此长期发展，隐患是必然的。
后世战国的《荀子》，有《礼论》篇，对礼治推行的高度与难度作了精辟解说。
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荀子的意思是：礼治，是人道的最高境界，但是很难真正做到；那些不守礼的人，是无方之民；守礼的人，是有方之士；能做到心中有礼，还能持之以恒，以自觉守礼为喜好的人，就是圣人了！荀子的实际意思则是，礼非常好，但只有“有方之士”才能强迫自己遵守（法礼），真正做到自觉守礼的，只有圣人。显然的事实是，“有方之士”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会是多数。圣人，则更是极少极少，几乎是凤毛麟角了。
这就是说，对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庶民社会来说，礼是无法遵守的。
其四，礼治文明推行中出现的变异惩罚——诛心。
周代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包括天子在内的所有贵族与相关庶民，其言行即或不违礼，但只要在礼仪活动中稍有失误，便会被人指控为“不庄、不敬、不诚”，就会引起极大的社会非议。对于天子，这是“王道缺失”；对于贵族，这是“非礼之心”；对于国人，这是“教化无方”。
这就是礼治不确定性所滋生的特殊变异法则——诛心。
什么是诛心？理论上说，就是将精神道德的要求置于实际行为之上，只看心理动机，不看行为效果。天子祭祀天地，即或你完成了整个过程，可是只要你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譬如你在沐浴斋戒的几天之中不慎吃了一块肉，那就是“不庄、不敬、不诚”，就要被诛心，就要被斥责为“王道缺失”。这种诛心之风，在后来的战国大争之世，一度被法治文明彻底粉碎了。可是在西汉之后，诛心之风又渐渐起死回生，以致在隋唐之后愈演愈烈，成为中国古典人治社会的顽固毒瘤。
诛心之风，非常容易导致社会评价体系与实际秩序的紊乱失衡。
就国家最高权力的运转说，一旦遇见一个稍微平庸的天子，立即就会出现“王道缺失”的社会评判，并由此引发重大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就个人来说，但有一件礼仪之事失当，就会被周围人群指责。其总体后果就是荀子说的，凡礼，“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当然，与法治、人治、神治相比，礼治的道德境界无疑是最高的。但是，其社会操作的实际可能性，却是最低的。甚至可以说，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礼治基本上具有不可操作性。
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周昭王的“王道微缺”、周穆王的“王道衰微”其具体事实究竟是什么了，但是，基本的历史逻辑是清楚的：周昭王、周穆王的个人素质，在历代周王中都可以说是上乘的，在其他任何时代，都会是稳定兴盛的守成明君。可是，在周代的礼治文明条件下却不行，很容易就发生了普遍的信任危机。
这样的社会文明，这样的国家治理方式，是很脆弱的。
从总体情况说，周代37任国王，绝大多数都是遵循礼治与祖宗成法的。若用后世古典社会的标准说，一个个几乎全都是王道天子。可是，周代的社会混乱却是空前的，非但出现得很早，且一经出现就不断下滑，直至无可逆转地彻底崩溃。与此前的商代比较，这一特征非常鲜明。商代在盘庚迁殷之前，也一度下滑到谷底。可在盘庚迁殷之后，却能再度文明大发展，创造出殷商文明的最鼎盛时期。周代不同，全部的兴盛时期只在初期前三代，一旦东迁，一旦衰微，就再也没有了全面大振兴的可能，只能是无可遏制地持续下滑。
礼治文明的华彩，带给周人的历史命运，是始料不及的。
4.西周礼治文明的崩溃
礼治文明的崩溃，是从外部震荡的诱因开始的。
自第三代周康王时期开始，未曾宾服的周边戎狄族群，就出现动荡迹象了。周康王二十五年，鬼方族群作乱，周康王不得不亲自攻伐。第四代的周昭王晚年，南方楚人作乱，周室又攻伐了楚地作乱族群。周昭王在渡汉水之时，心怀仇恨的楚地船民，进献了一只胶粘船。船至江流中心，胶液溶化，大船解体，同船君臣全部落水而死。周昭王的尸体，被一个臂长力大善于泅水的将军奋力抢了回来。史书记载，这个将军叫辛游靡。周王室很是忌讳这件事，破天荒违背了礼治，在葬礼之前，没有发出必须明确告知死因的预礼讣告。
第五代周穆王时期，犬戎又作乱。周穆王率军亲征，俘获了五个犬戎首领，将犬戎剩余人口迁徙到陇东地区。可是，东部徐国的九夷族群又接着叛乱，在徐偃王率领下大举攻周，一度曾逼进到黄河南岸。这次，楚军帮忙，在南面夹击，才逼回了徐偃王势力。几年之后，借着周穆王西巡，徐偃王又再度发兵攻周。要不是那个有神异驾车本领的造父拉着周穆王日夜飞驰赶回，很可能会有更为危急的局面出现。
第六代周共王时期，又有密国作乱，被周军灭了。至第七代周懿王即位，王权开始全面衰落，国人已经开始以唱诗的形式讥刺了。总之，自周成王之后，周室代代有叛乱，有征伐，几乎没有过平静安宁。
周政衰败的实际转折点，发生在周厉王时期。
很可能是代代用兵，周王室的财力已经接近于枯竭了。这时，即位的周厉王重用了一个长于经济的大臣，叫荣夷公。此人对天子直领的王畿经济进行了改革尝试，收回了国人可以自由狩猎采摘的隶属于王室的山地河流森林，改由王室工程部门直接开采经营。这就是史书上所谓“厉王好利，近荣夷公”的历史真相。无论从经济意义上说，还是从政治意义上说，这一政策措施都具有经济改革的性质。当代某种史学理念，将周厉王的经济改革尝试批评为“残酷剥削”，是缺乏历史主义审视的。
但是，这一改革尝试，却变成了引发社会大动乱的引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最先的严厉批评，来自贵族阶层。一个叫做芮良夫的大臣猛烈抨击荣夷公，说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这位贵族大臣发出的严厉警告，其实际意思是：将天下经济利益据为王室专有，这是违背王道礼治的，与强盗行为一样。果真这样做，国人就会离心。可是，周厉王很有主见，硬是不听，反而擢升荣夷公为卿士，实际主持国事。
第二波冲击，是国人的批评抗议浪潮。王畿的国人，实际就是以周人族群为主干的自由民。面对传统经济利益被收回，他们肯定是愤怒的。面对国人汹汹之势，王族大臣召公对周厉王再次发出了严重警告：“民不堪命矣！”——人民已经不愿意听从王室命令了！或者可以解释为，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了！周厉王也愤怒了，立即派出监谤使者，率领军士镇压言论，对批评者一律抓捕或杀死。一时之间，国人没有人敢说话了，诸侯也不来朝贡了。在这种沉寂面前，才有了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那段著名的政治格言。
第三波冲击，是国人大暴动。沉默三年之后，王畿周人终于爆发了大动乱，民众汹涌攻进王城，直接袭击周厉王。大约是积怨已久，贵族阶层与天子军队也冷眼旁观。周厉王求救无门，只有仓皇逃出了镐京，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去了。在愤怒的国人还要杀死太子的时候，贵族大臣们才最终出面，保住了这位天子储君，也就是后来的周宣王。
第四波冲击，是共和执政。国人驱赶了国王，风浪暂时平息了。但是，善后的贵族阶层却以“国人怒”为理由，拒绝迎回周厉王。同样不满的贵族们，推举了召公、周公两位王族大臣联合主持国政，号为“共和执政”。这时的召公、周公，是始封爵位的老召公、老周公的后裔。“共和执政”的结果，是废除了周厉王的专利改革，周政又回到王道礼治的老路上去了。
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开始。
那时候的上层贵族社会，只知道“汤武革命”，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经济改革。贵族们以为，只要一道王命就可以改变社会利益分配了，就可以解决社会矛盾了。直到数百年之后的战国时代，一批大政治家才真正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改革策略是改革成功的第一生命，任何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都不是匆忙草率所能完成的。为了这场毫无策略意识的硬碰硬的改革，周厉王付出了14年被实际流放的惨痛代价。
直到死去，周厉王也没有重新回到镐京。
5.周宣王挽救礼治文明的努力
共和执政14年后，当年从暴动虎口中惊险活下来的太子即位了，这就是周宣王。
请注意这个时机：只有逃亡在外的周厉王死了，共和执政的贵族们才愿意将最高权力重新交回王室，才可能重新拥立太子即位。从政治经验上说，这是十分老辣的手段。但是从周礼规范上说，这却是大大违背礼治的权力“僭越”。礼制系统在复杂的社会危机面前，被贵族阶层自己轻而易举地破除了，而且，是从最为要害的最高权力环节开始破除的。
礼治文明，已经开始暴露出了内在的脆弱性。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改革的进程并没有中止，周宣王并没有回到老路上去。或许是两位“共和”权臣死了，或许是周宣王的政治才能突出而压制住了贵族阶层，也或许是贵族阶层妥协了。总之，这位周宣王一即位，便开始了大胆的实质性改革。
周宣王的第一个大措施，就是不再举行每年开春的启耕大典。
所谓天子亲耕，就是在每年春耕开始时，天子在礼制规定的千亩王田上耕出第一犁。这也是启耕。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个礼制规范所要求的号令举措。但是，其实际意向，却是要废除国人集体耕种制度。因为，天子不亲耕，其实际的社会信息是：耕种是庶民自己的事，王权不再干预了。那时候有“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的说法，说的是天子的任何行为都会被社会无限放大，需要特别谨慎。如今，天子竟然不行亲耕礼了，岂能不引起社会震荡？果然，极其敏感的贵族大臣虢文公，立即强烈地谏阻：“人之大事在农。不可！”
可是，周宣王不听，坚持“不籍千亩”。令人困惑的是，这一改革的历史消息就此中止，过程与结局皆无下文。这说明，这次改革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依据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受到了贵族阶层与国人阶层的双重反对。
周宣王的第二大措施，是联结诸侯力量，反击屡屡进犯中原的戎狄族群。
周公平定东方之后，周代反击戎狄之患的战争很多。这种讨伐战争，历来都是王师亲征，没有动用过诸侯军力。因为，军事征伐权太过重大，非万不得已，不会赋予诸侯国“代天子征伐权”。从周穆王下令楚国与徐偃王的九夷族群作战，周室开启了动用诸侯军力的先例。
周宣王即位，迅速扩大了这一政策，其实际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依然以王师亲征为主要形式，二是动用诸侯国军力共同作战，三是联结还不是诸侯国的实力族群，特命其反击戎狄。
这一转变中最大的举动，是重新起用了被周王权漠视了二百余年的秦人族群。
此时的秦人力量，在西部戎狄海洋里长期苦战，已经重新壮大起来。周宣王独具慧眼，于即位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824年，特封这时的秦人首领秦仲为“大夫”爵位，下令秦人以“得奉王命”的形式反击戎狄。秦人久欲回归华夏文明，自然是立即出兵奋战。不久，秦人首领秦仲就战死了。也许是看到了秦人的真正实力，周宣王在秦仲战死之后，非但没有丢弃秦人，反而隆重召见了秦人的继任首领秦庄，特命其为“西陲大夫”，并破例拨付王室兵马七千人，命秦人继续对西部戎狄作战。
历史，在这时开始打磕绊了。周宣王的亲征连连失败，先败于南征淮夷，再败于反击狁，三败于西征姜戎。至此，周室力量大大枯竭，引发了周宣王的最后一次重大改革。
周宣王最后的改革，就是第三大措施，太原料民。
什么是“料民”？就是调查登记户口，作人口统计。请注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正史记载的人口调查。此前的人口数量，各个层级都只知道自己直接掌握的土地上的封主或户主的数量，而封主与户主究竟辖制了多少民户，依附了多少耕耘奴隶，城邑国人的各种作坊又究竟辖制了多少奴隶，都是不需要上报的。因而，总体的人口状况，那时的国家从来都是很模糊的。
此等背景之下，周宣王为什么要“料民”？为什么要在战败之后“料民”？
以历史的正常逻辑，古代“料民”多发生于赋税空虚、人丁征发艰难之时。这次太原料民，应该也是基于这两个基本原因。屡屡战败丧师，周王室肯定急需军力财力的补充。可是，在分封制条件下，诸侯国对王室的财货缴纳，并不依据土地大小，也没有确定的常数定额税，而是“贡品”性质的定时不定量进献。所谓诸侯来朝，其实质意义就是诸侯来“进贡”不定量的财货珍宝。若是诸侯不来朝，也就没有额外的财货进贡了。
那时，中央王室的真正实力，取决于天子直领的王畿土地的大小，取决于王畿所居族群的耕耘财货状况，而不取决于对天下诸侯的征发。依照礼治，依照传统，这种总格局是不能改变的。而此时，周宣王痛感财货人口不足，要作一番扩展财源的改革，于是，先在太原这个王族诸侯——晋国的地盘上开始调查人口了。
可是，仅仅是调查这样一个形式做法，敏感的贵族阶层也立即表示反对了。有个大臣叫仲山甫，他就强烈地警告说：“民不可料！”可周宣王不听，竟以某种突然的形式，坚持展开了人口统计。这就是史料所说的：“宣王不听，卒料民。”可是，如同“不籍千亩”一样，这场改革也泥牛入海了。
因为反击戎狄，因为力图出新，周宣王之世被传统史学称为“宣王中兴”。
可是，这场没有结果的“中兴”，很快就结束了，周人的真正灾难终于来临了。
6.历史折光：关于西周灭亡的神秘预判
周室的灭国灾难，有三则神秘的预判被写进了史书。
第一则预判，是周宣王神秘而突然的死亡。
据《史记》正义引《周春秋》说，周宣王杀了无辜的杜伯。三年后，周宣王在会合诸侯作土地核查时，死去的杜伯红衣红冠，突然出现在道边，挽起一副红色弓，一箭射中了周宣王心口。周宣王就这样死了。这件事蹊跷而神秘，《史记》既没有记载，也没有评判。在《国语》中，也只有一句话：“杜伯射王于鄗。”考察实情，大约是周王室讳莫如深，不愿提起。但是，依据当时的民情言论开放程度，这件事一定震动了国人，被看做是大大的凶兆。
第二则预判，是大地震和由此引发的大臣伯阳甫的政治预言。
周宣王死后，周幽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80年，镐京所在的关中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周人发迹的岐山崩塌了，泾水、渭水、洛水三条关中大河，都干涸了。这就是史料记载的“三川竭，岐山崩”。如此天崩地裂，国人大大惊慌。
这时，西周王室大臣伯阳甫就地震情形，公然说出了一段惊人的预言。这段预言的结论是：“天地失序，阳失其所，而填阴，周将亡矣！”后世有史家认为，这个伯阳甫，就是当时担任柱下史的老子。事实上，这一预言是不是老子说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则预言正式宣告了周王室的即将灭亡。在当时，这则预言无疑是一声政治惊雷，使周人深深感到了恐惧。
第三则预判更为神秘恐怖，竟然将因果关系延伸到了久远的夏代。
据说，在周幽王立褒姒为王后之际，史官伯阳甫在上古史书中，读到了这样一则神秘的故事。夏末衰亡之时，有两条神龙来见夏王，自称是褒国两位先君。夏王下令占卜，想知道杀了两龙好，还是放了两龙好。占卜的结果是，杀了放了都不好。再度占卜，问用石匮藏起两龙吐沫如何，占卜结果是，吉。于是，夏王对两龙宣读了处置文告，请两龙吐沫，用以收藏。两龙闻之，向石匮里吐了许多沫，之后便倏忽消失了。夏亡后，石匮传给了商。商亡后，石匮又传给了周。三代之间1300年上下，从来没有人敢打开这只石匮。
事实上，在伯阳甫读到这则神秘记载之前，这只石匮已经被打开了。
周幽王爷爷的晚年，也就是周厉王末期。那年，周厉王逃亡在彘地过幽居日子。大约是百无聊赖，他叫人打开了那只神秘的石匮。结果，惊人的事情发生了：龙沫横流，不可遏止。厉王下令宫女裸着身子呼叫以镇压妖邪，还是无济于事。很快，龙沫化成了一只玄色大龟，迅速消失在了后宫。一个尚未举行笄礼的少年宫女，恰恰遇见了大龟，莫名其妙地怀孕了。后来，这个宫女未婚而生，便将这个婴儿丢弃在了宫外的路边。
到了周宣王继位时，一首神秘的童谣流传开来：“檿弧箕服，实亡周国！”这是说，穿着弓箭工匠衣服而又卖桑木弓箭的人，就是灭亡周国的人。周宣王得闻童谣，立即下令追捕这种人。一对姓姒的卖桑木弓箭的年轻夫妇，闻讯连夜逃亡，恰恰在宫外路边，听见了被宫女丢弃的那个婴儿的哭声。夫妇救起了婴儿，逃亡到南面深山的褒国去了。
后来，很有享乐欲望的周幽王继位。他听亲信大臣虢石父说，褒国有美女，便举兵讨伐小小的褒国。褒国要消弭灾祸，便将最美丽的一个少女献给了周王。这个美女，就是当年被宫女丢弃在路边、又被卖弓箭夫妇救走的那个婴儿，她的名字叫褒姒。这是一个国名加本人姓氏构成的社会化名字，其实际含义是——褒国姒氏的女子。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神秘，恐怖，充满矛盾，又有着美丽诱人的传奇色彩。
神秘文化，历来是特定文明形态的精神折光，也是近古文明与后来古典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三则神秘预兆，所以能够被记载下来，标志着当时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评判：周室衰落，是为天意。
那时的社会，所以风行神秘文化，其根本意义并不在于一定相信它的正确性，而在于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政治需要。从社会各方面说，接受神秘文化者，都有着各自的心理需求。兴衰归于上天，既方便王权推脱责任，又方便史家解释历史，更可使图谋替代者找到一种举事理由，还可使民众获得一种善恶有报的精神快感。各方乐于接受，神秘文化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7.镐京事变：周文明的历史灾难
从神秘世界走来的褒姒，给周文明的历史灾难掀开了荒诞的序幕。
大约是父亲周宣王的改革倍加艰难，没有实际效果，反而召来了贵族与国人的普遍怨气。总归是，周幽王继位后一反父政，再也不提变革周政，只一心一意地享乐，开始过国王的小日子了。可是，就在周幽王不问大政的小日子里，国家的政治格局却渐渐出现了巨大的裂缝。让我们循着周幽王宫廷生活的主要脉络，一步步走入这场历史灾难吧——
周幽王做太子的时候，有一个正妻，是申国公主。这位公主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宜臼，是嫡长子。周幽王即位后，申国公主便成了王后，号为申后。嫡长子宜臼，也名正言顺地被立为太子。
在周幽王即位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79年，褒姒被褒国献进了王城。周幽王一见钟情，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美丽的少女。不久，褒姒也生下了一个儿子。周幽王为这个小儿子取名，叫做伯服。请注意，依据周礼，只有排行老大的长子，才能取名“伯某”。一个既是庶出、又非长子的儿子，以“伯”取名，显然是违背礼治的，显然是有潜在的企图心的。当然，这时候的这个名字，还只是周幽王的潜在企图而已。
随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军国大政取悦美人的荒诞不经的行为。大约因为身世原因，或未知的原因，褒姒的淡漠忧郁已经成了惯常性格，从来没有过笑脸。为了看到褒姒的如花笑靥，周幽王大发奇思妙想。于是，有了人人皆知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后来，周幽王又搞了几次烽火大游行，可是，诸侯们再也不来了。然而，周幽王并没有改弦更张，反倒任用佞大臣虢石父等主持国政，正式废除了申后，同时废除了太子宜臼。之后，周幽王册立褒姒为王后，册立幼子伯服为太子。
这场突然变故，使太子宜臼大生恐慌，逃到外祖父的申国去了。周幽王得知消息，异常恼怒，准备调集王师讨伐申国，夺回并处死太子宜臼。
一场重大的政治灾难，就此开始了秘密酝酿。
这一时期，周幽王的胡作非为和奸佞当道的乱局，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社会。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十月，发生了日食，被民间普遍认为是上天对周室的警告和训诫。被收入《诗经·小雅》的《十月之交》，记录了这次日食，并“借题发挥”，对周室发出了愤怒的声讨：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
五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771年，愤怒的申国君主申侯，经过紧张的秘密奔波，终于联合另外两方力量，发动了一场政变性质的夺位战争。这两方势力，一方是今日山西忻州地带的夏人后裔——缯国族群，一方是陇西地带的犬戎族群。申侯亲率申国自己的军力，三路兵马同时对镐京发动了攻杀。
从三路军力的地理位置来说，申国之军在镐京东南的黄河以南，缯国之军在镐京东北，犬戎则在镐京西北地带。也就是说，三路军力同时从三面秘密出动，实际上已经堵塞了周幽王从镐京出逃的主要方向。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当时，要达成如此严密的军事约定，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申侯为此秘密策划三年，足见这是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军事大政变。
这场军事政变的第一阶段结局，是极其惨烈的。
首先，作为周人根基的古老的丰邑、镐京两座大都，全部在大烧大杀后沦为一片废墟。其次，犬戎军在骊山下追杀了周幽王与太子伯服，同时追杀了保护周幽王出逃的周室重臣郑桓公，又俘获了褒姒。战争初期，周室王族人口已经遭到了空前惨重的死伤。再次，两方乱军，特别是犬戎军队，大肆屠杀并劫掠关中，一时盘踞不去，对发动政变的申侯与太子势力，构成了新的根本性威胁。至此，这场政变战争的结局完全超出了原定密谋，演变成了一场尴尬而棘手的政治大灾难——周室王权完全有可能不由太子宜臼继承，而是彻底葬送于乱军，从而导致周室政权就此彻底灭亡。
果真如此，申侯与太子宜臼将被完全吞没，并连带周人族群一起陷入覆灭境地。
历史在这里突然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曾经长久消失于周代的秦人族群，大举出现了！
礼治冰河的解冻
1.镐京政变战争的后续演变
镐京之变的过程及结局，有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周幽王应变求救。
三路军力攻入关中王畿之地，镐京的周幽王君臣不是没有反应的。《史记·周本纪》记载了一则基本事实：当时的郑桓公、虢石父两位大臣在镐京理政，“幽王（下令）举烽火征兵，兵莫至。”也就是说，周幽王决策层的当下反应，是立即下令点燃烽火，征召诸侯兵马勤王。这与传统形成的应急预案完全符合。而且，周幽王曾经有过荒诞的假警报行为，不可能不知道告急烽火的意义。可是，结果没有一个诸侯国兵马前来。与王室记载相印证的是，当时最有能力勤王救周的晋、鲁、齐三大诸侯国的反应，在这三国的史料中出现了黑洞：三大诸侯国的史书只记载了周幽王被杀的结局，对自己是否勤王只字未提。事变如此重大，若真的勤王便是不世大功，三大诸侯国在国史中却只字不提，只能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三大诸侯国根本没有出兵。
第二阶段，灾难演变，周幽王出逃被杀。
这一阶段有三则事实值得注意。一是，周幽王为何出逃？二是，郑桓公为何连带被杀？三是，犬戎等政变军为何盘踞不去？
关于幽王出逃，有一个被忽略的基本事实是：周幽王下令王师出战，可是镐京王师不敌三路大军，败得很惨。周幽王无奈，才被迫逃出镐京。因为，镐京不可能没有常驻的王师军队，以周幽王曾经准备讨伐申国并处死太子宜臼的强烈秉性，不可能束手就擒，有一番抵抗是必然的。也就是说，王师战败是周幽王出逃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完全惊慌失措闻风出逃。
现在说说郑桓公的被杀。当时，郑桓公与虢石父两大臣在镐京，必然会有种种应变主张。虢石父在事变发生后销声匿迹，极有可能是被周幽王当做替罪羊杀了。郑桓公很有主见，极力主张周幽王东逃郑国暂避劫难，并奋力保护周王东逃。主谋事变的申侯，一定很清楚郑桓公的作用，很可能事先对犬戎首领有过交代。因此，犬戎军在追杀周幽王时，首先击溃了郑桓公率领的护卫力量，并当即杀死了郑桓公，紧接着杀死周幽王和太子伯服，俘获王后褒姒。也就是说，郑桓公是作为支持与保护周幽王的力量，被政变势力杀死的。
关于犬戎势力盘踞不去的记载，《周本纪》中只有一句话：“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从表面意思看，似乎犬戎等在事变后很快就离开了镐京。实际情形，却远远不是这样。因为，这则史料中透漏出一种极不寻常的历史信息。赂，在古典用语中有两层含意：一是赠送之物，二是珍贵财货。既是周赂，为什么要用“尽取”两个字？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这里包括了两层信息：
首先，“周赂”是政变主谋事先许诺的赠予财货。发动政变战争的申侯，事先必然以周太子宜臼的名义，对犬戎等三方势力作出了重大的财富许诺，否则不足以使其举兵。这是自古至今通行的利益法则，几乎必然如此。在这一点上，犬戎所取财富是馈赠之物，所以叫做“周赂”。其次，“尽取”是超越事先许诺，半强制地全部掠取了关中财货。历史有必然的利益逻辑：犬戎等游牧族群以劫掠华夏为传统，既然已经杀入风华富庶的王畿，不可能仅仅满足于事先的定量赠送，必然会在周室赠送的名义下大肆掠取，抢夺关中王畿的所有财货。所以，叫做“尽取”。如果灾难演变就此中止，周人政变势力很可能也就容忍了。
第三阶段，褒姒事件引起双方深刻冲突。
出人意料的是，褒姒事件成了激化后续冲突的一个始料不及的变数。
依据周人灭商而残酷处置妲己的传统，周人对乱政女子的仇恨，是不容二途的。申侯与太子宜臼，对褒姒又有直接仇恨，必然要将其处以极刑而后快。依据利益逻辑，在政变密谋阶段，关于褒姒的处置一定是早有明确的盟约——若犬戎军俘获褒姒，必须交周方处置。可是，犬戎军俘获了王后褒姒后，情形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犬戎方拒绝交出褒姒。
首先，这里有一个文明差异所导致的天然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