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重新打开谷歌，找到另一个很可能派了记者去现场的电视台，那是一个独立电视台。她在搜索引擎里输入“WPIT突发新闻麦克雷迪中学”，找到了一段视频，现场记者是个年轻女人，看上去顶多高中刚毕业。她站在巨大的金属松果和闪烁的圣诞彩灯旁播报新闻，所属电视台的转播车出现在画面里，停在岔路边的一辆斯巴鲁轿车背后。
年轻的记者显然惊魂未定，说话磕磕巴巴，凭着这个笨拙的报道工作，她绝对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大型电视台雇用（甚至注意到），但霍莉没精力在乎这些了。年轻女记者的摄像师放大镜头，对准学校受损的外墙，拍摄急救人员、警察和年长民众挖掘废墟和抬担架的画面，她瞅见了（这是比尔的常用词）切特·昂多夫斯基。他像狗一样弯着腰刨地，把砖块和折断的木板从分开的双腿之间向后扔。他手上的划伤是真的。
“他是第一个赶到的，”霍莉说，“也许没有最早赶到的紧急响应人员那么早，但比其他电视台的人都要早——”
她的手机响了。手机还在卧室里，因此她用电脑接电话，多亏了杰罗姆在某次到访时帮忙安装的应用程序。
“你在路上了吗？”佩特问。
“去哪儿？”霍莉真的被问住了。她觉得自己像是从梦中突然惊醒一样。
“图米的福特经销店，”他说，“你不会真的忘了吧？霍莉，这可不像你。”
确实不像她，但她真的忘了。汤姆·图米，一家汽车经销店的老板，他很确定手下的明星销售员迪克·埃利斯在瞒报销售额，也许是为了养他的小情妇，也许是为了毒瘾。（“他不停地吸鼻子，”图米说，“声称是因为空调开得太冷了。在12月？少唬我了。”）今天是埃利斯的休息日，霍莉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数字，核对账目，看看其中有没有蹊跷。
她可以找个借口搪塞佩特，但找借口等于撒谎，她从不撒谎——好吧，除非万不得已。“我确实忘了，对不起。”
“要我先过去吗？”
“不用了。”假如账目能够支持图米的怀疑，那么佩特晚些时候就必须去找埃利斯对质。佩特当过警察，擅长这种事，霍莉就不怎么行了。“转告图米先生，我请他吃午饭，随便吃什么都行，侦探社买单。”
“好的，但他肯定会挑个很贵的地方。”佩特暂停片刻，“霍莉，你是不是在查什么事情？”
她在查吗？她为什么立马就想到了拉尔夫·安德森？她的潜意识是不是已经有了推论？
“霍莉？你能听见吗？”
“能，”她说，“我在，只是睡过头了。”
唉，终于还是撒谎了。
2
霍莉飞快地冲了个澡，穿上一身能让她这片叶子消失在树林里的商务装。切特·昂多夫斯基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盘旋，这时她想到，也许她有办法回答死缠着她不放的那个重要问题，于是她回到电脑前，打开脸书。她找不到切特·昂多夫斯基的脸书账号，ins上也没有他。对一名电视人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他们通常热爱社交媒体。
霍莉又试了试推特，啊哈，找到了：切特·昂多夫斯基，@condowsky1。
校园爆炸案发生于下午两点十九分。一个多小时以后，昂多夫斯基发了他在现场的第一条推文，霍莉并不惊讶：condowsky1一直在忙。这条推文的内容是：麦克雷迪中学，可怕的悲剧。目前已有十五人遇难，也许还会更多。祈祷吧，匹兹堡，祈祷吧。写得令人心碎，但霍莉的心没有碎。她早已厌倦了这些“心碎与祈祷”的废话，也许因为这种话显得非常敷衍了事，更有可能因为她对昂多夫斯基在灾难过后发的推文不感兴趣。她在寻找的不是这种内容。
她成了一名时间旅行者，按照昂多夫斯基的发推历史向前回溯。爆炸案发生前，一点四十六分，昂多夫斯基发了一张怀旧餐车的照片，前景是个停车场，餐车窗口的霓虹灯写着“咱们这儿有家常菜，看着真不错！”。昂多夫斯基的推文附在照片底下：去伊登前刚好有空，在克劳森餐车这儿喝杯咖啡吃个派。今晚六点，WPEN电视台，记得看我报道全世界最大的车库特卖会！
霍莉搜索“克劳森餐车”，发现它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皮尔村。她继续在谷歌上搜索（她心想，不知道以前没有谷歌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发现皮尔村离松树镇和麦克雷迪中学还不到十五英里。这就解释了他和摄像师为什么能最先赶到现场。他正要去一个名叫伊登的地方，报道全世界最大的车库特卖会。她再次搜索，发现伊登镇位于皮尔村以北十英里处，与去松树镇的距离相仿。他只是凑巧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至少是正确的地点附近）。
另一方面，她很确定当地警方（还有ATF的调查人员）已经盘问过昂多夫斯基和摄像师弗雷德很多次了，警察会问他们为什么会来得这么是时候。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怀疑这两个人，只是因为在发生了多人伤亡的爆炸案之后，当局必须排查一切可能性。
她的手机在手提包里放着，她拿出手机，打给汤姆·图米，问他现在还来不来得及去经销店核对数字。也许她还可以看一眼被怀疑的销售员的电脑？
“当然可以，”图米对她说，“但我现在一门心思只想去德玛西奥餐厅吃午饭，他们的意大利宽面那叫一个绝妙。咱们说好了的，对吧？”“那还用说。”霍莉答道。想到事后要填的报销单，她不禁在内心哀叹——德玛西奥餐厅可不便宜。出门的时候，她对自己说，这就是向佩特撒谎的惩罚。撒谎是个很容易滑下去的陡坡，一个谎往往会带来另外两个谎。
3
汤姆·图米把餐巾别在衬衫领口，狼吞虎咽地吃意大利宽面，他一边吃一边吸溜，吃完又要了一大份混合坚果奶油布丁。霍莉吃了份开胃菜，没要甜点，随即喝起了无咖啡因咖啡（上午八点过后她就不碰咖啡因了）。
“你应该要个甜点的，”图米说，“咱们这是在庆祝。你给我省了很大一笔钱。”
“不能归功于我一个人，”霍莉说，“是侦探社的成员合力做到的。佩特会让埃利斯坦白，埃利斯至少会归还一部分钱，你这事情就算是了结了。”
“正是如此！所以你还在犹豫什么，”他哄骗道，销售似乎是他的下意识反应，“来点甜食吧，犒劳一下自己。”就好像她才是那个刚刚得知手下有员工舞弊的老板。
霍莉摇摇头，说她吃饱了。尽管燕麦片已经吃下去几个小时，她坐下吃午饭的时候却一点也不饿。她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切特·昂多夫斯基，他成了她的洗脑神曲。
“看来你很注意体形，对吧？”
“是啊。”霍莉说，这倒不完全是撒谎。她很注重热量摄入，至于体形就交给身体自己去处理了。但她注重体形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图米先生倒是应该注重一下他的体形了，他在用叉子和调羹给自己挖坟墓，不过她没什么立场去告诫他。
“要是你想起诉埃利斯先生，那你就该让律师和法务会计介入了，”她说，“我查到的数字在法庭上效力不足。”
“我知道。”图米聚精会神地进攻奶油布丁。他吃完剩下的那些，终于抬起了头。“霍莉，我不明白，我以为你今天应该很高兴才对。你逮住了一个坏家伙。”
那个销售员心肠坏不坏，要取决于他为什么偷老板的钱，但这就不是霍莉关心的问题了。她对图米笑了笑，比尔在世时曾说这是她的蒙娜丽莎微笑。
“你有什么心事吗？”图米问，“另一个案子？”
“没有。”霍莉答道，她没有撒谎，不算真的撒谎，麦克雷迪中学爆炸案不关她的事。用杰罗姆的话说，和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那个不是痦子的痦子就是不肯离开她的脑海，除了最初让霍莉产生怀疑的这个小细节，切特·昂多夫斯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个体面人。
她示意侍者结账，心想：肯定有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只是你没想到而已。别管了。
就放手吧。
4
回到侦探社的时候，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佩特在她的电脑上留了张字条：有人在湖边的一家酒吧里看见了拉特纳，我过去看看，需要我帮忙就打电话。赫伯特·拉特纳是个弃保潜逃的罪犯，相关案件众多，还有一长串开庭时不出现的记录。霍莉在心里祝佩特好运。她开始整理档案，她和杰罗姆（在他有空的时候）一直在把他们的档案上传到电脑。她以为忙起来就能不去想昂多夫斯基了，但她做不到。十五分钟后，她放弃抵抗，打开推特。
好奇害死猫，她心想，但满足感会让猫返回现场。就让我再查一件小事，然后我就去认真干我的苦活儿。
她找到昂多夫斯基关于餐车的那条推文。先前她关注的是文字，此刻她仔细研究那张照片。一辆银色的怀旧餐车，窗口挂着可爱的霓虹灯，前景是停车场。停车场只停了一半，但她没有在其中找到WPEN电视台的转播车。
“也许停在餐车背后了。”她说。或许是真的，她不可能知道餐车背后有没有更多的空地，然而餐车前有这么多可用的车位，离门口又只有几步路，为什么要把车停到后面去呢？
她正要关闭推特，却忽然停下了。她向前俯身，鼻尖几乎贴上屏幕。她瞪大了眼睛，满足感充满了她的心灵，就像是终于想到了能完成填字游戏的单词，就像是总算把一块特别讨厌的拼图放进了正确的位置，看到了整体的画面。
她选中昂多夫斯基的餐车照片，把它拉到一旁，又找到那个年轻而笨拙的记者站在巨型松果旁播报新闻的视频。比起WPEN电视台的转播车，独立电视台的厢式车更旧也更寒酸。这辆厢式车停在岔路边上，在它前面，也就是距离画面更近的位置，是一辆森林绿的斯巴鲁轿车，由此可以肯定那辆斯巴鲁先到现场，否则两者的位置就会完全相反。霍莉暂停播放，尽可能放大餐车的照片：没错，停车场里有一辆森林绿的斯巴鲁。这并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因为公路上有很多斯巴鲁开来开去，但霍莉知道她已经可以确定了。这就是同一辆车，昂多夫斯基的车。他把车停在岔路边上，飞快地跑向爆炸地点。
她深深地陷入思考，这时手机忽然响了，吓得她惊叫了一声。是杰罗姆打来的，他问有没有走丢的狗需要他去找，走丢的孩子也行——他说他准备好了，可以顺着梯子向上爬一级了。
“没有，”她说，“但你能不能……”
她停下了，没有问他能不能帮忙调查WPEN电视台的摄像师弗雷德，比方说装成博主或杂志写手去问一问。她可以自己调查弗雷德，用她值得信赖的电脑就行。还有别的原因：她不希望杰罗姆卷入这件事。她不愿意让自己去想为什么，但这个情绪很强烈。
“能不能什么？”他问。
“我想问你能不能去湖边的酒吧转一圈，帮忙找——”
“我就喜欢去兜酒吧，”杰罗姆说，“爱死了。”
“我知道你喜欢，但我想请你去找佩特，而不是喝啤酒。去问问他需不需要帮助，他在找一个弃保潜逃的男人。那家伙叫赫伯特·拉特纳，白人，五十来岁——”
“颈部有文身，图案好像是一只鹰，”杰罗姆说，“霍莉莓莉，我看见公告牌上的照片了。”
“他不是暴力型罪犯，但你还是要当心一点。见到他就联系佩特，别一个人去找他。”
“懂了，懂了。”杰罗姆听上去很兴奋，这是他第一次去抓真正的罪犯。
“杰罗姆，千万当心一点。”她忍不住要重复这句话。要是杰罗姆出了意外，她会彻底崩溃的。“还有，不许再叫我霍莉莓莉了。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他保证不会再叫了，但霍莉觉得他并不是认真的。
霍莉的注意力回到电脑上，视线在两辆森林绿的斯巴鲁轿车之间扫来扫去。没有任何意义，她对自己说，你会这么想，只是因为你在得克萨斯遭遇的那些事，比尔会说这是蓝色福特综合征。他会说，假如你买了一辆蓝色福特，你就会突然发现到处都是蓝色福特。但这并不是一辆蓝色福特，而是绿色斯巴鲁，她无法停止脑子里的这些念头。
那天下午没有约翰·劳可看。离开侦探社的时候，她已经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并为此心烦意乱。
5
回到家里，霍莉给自己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十五分钟后，她已经忘记了自己吃的是什么。她打电话给母亲，问母亲有没有去看过亨利舅舅，夏洛特说她去了，霍莉问他怎么样。夏洛特说他很迷糊，但似乎正在渐渐适应环境。霍莉不确定她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母亲很擅长颠覆她的世界观，直到她眼中的世界变成母亲想要的样子。
“他想见你。”夏洛特说。霍莉保证她一有空就去探望舅舅，也许这个周末就去。她知道舅舅会管她叫珍妮，因为他想见到的是珍妮。他最喜欢的也是珍妮，而且永远都会是她，尽管珍妮已经去世六年了。她不是在自怜，只是在陈述事实。你必须接受事实。
“必须接受事实，”她说，“无论喜不喜欢，都必须接受。”
想着这些事，她拿起手机，几乎就要打给拉尔夫了，但她再次阻止了自己。为什么要毁掉他度假的兴致呢？他们在得克萨斯州买了一辆蓝色福特，随后她觉得大街上到处都是蓝色福特——就因为这种小事吗？
这时她意识到，她不需要和他交谈，至少不需要直接交谈。她拿起手机，取出一瓶姜汁汽水，走进电视室。电视室的一面墙摆满了书，另一面则是影碟，书和影碟都按标题的字母顺序排列。她坐进舒适的观影椅，没有打开大屏幕的三星电视，而是点开了手机的录音应用。她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按下红色按钮。
你好，拉尔夫，是我。这段话是我在12月14日录制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到，因为假如我只是在胡思乱想——而且多半如此，那么我就会删掉录音。但是把心里的话大声说出来能够，呃，帮我整理思路。
她暂停录音，思考该从何说起。
我知道你肯定记得岩洞里的事情，我们终于和局外人直接对峙。他没想到自己会被人发现，对吧？他问我为什么有勇气相信真相。是布拉迪让我做到的，布拉迪·哈茨菲尔德，但局外人不知道布拉迪的事情，他问我是不是曾经在别处见过他的同类。你记得他问这句话时的表情和语气吗？我记得。他的神情里不仅有渴望，还有贪婪。他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也这么认为，我猜咱们都这么认为。但是，拉尔夫，我开始怀疑他会不会真的还有同类。不是一模一样的那种同类，而是有所类似的那种同类，就像狗和狼那样。也许这一切只是我的老朋友比尔·霍奇斯所说的蓝色福特综合征，但要是我没猜错，那么我就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了。是不是这样？
她听上去痛苦而迷惘。她再次暂停录音，考虑要不要删掉这个文件，最后决定不删。痛苦和迷惘正是她此刻的感受，另外，拉尔夫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听见这段话。
她继续说下去。
咱们那个局外人需要时间才能变形。他必须休眠一段时间，几周或几个月，才能从像是某个人变成像是另一个人。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间，他用过一连串的面目，但现在这个人……要是我没猜错，他能更迅速地变身。我很难相信这一点，这就有点讽刺了。你还记得咱们去找那个犯人的前一天晚上我说的话吗？我说你必须抛开一辈子秉持的现实观念，其他人相不相信无所谓，但你必须相信。我说要是你不相信，咱们就很可能会死，局外人会继续逍遥法外，换上其他人的面容，杀害更多的孩子，还会让其他人替他承受罪责。
她摇摇头，甚至笑了一声。
我就像奋兴派的牧师，正在劝说非信徒皈依基督，对不对？但这次不想相信的人是我。我对自己说，霍莉·吉布尼，你只是在疑神疑鬼，看见个黑影就跳起来三尺高，在比尔·霍奇斯还没出现，还没有教你勇敢起来的时候，你也是这个样子。
霍莉深呼吸了一次。
我担心的那个人名叫查尔斯·昂多夫斯基，不过人人都叫他切特。他是一名电视记者，报道范围是所谓3C：犯罪、社群和消费者欺诈。他报道社区事务，例如动工仪式和全世界最大的车库特卖会，也报道消费者欺诈——他那个台的晚间新闻甚至有个栏目就叫《切特出警》。但他主要报道的是犯罪和灾难，也就是说，悲剧、死亡和苦难。假如这些还没有让你想到那个局外人，那个杀死了弗林特市的一名少年和俄亥俄州的两名少女的局外人，那么我会非常惊讶的，说是震惊都行。
她暂停录音，喝了一大口姜汁汽水（她的喉咙干得像沙漠），打了个有回声的大嗝。她不由得哧哧地笑了起来。她觉得好一些了，于是按下录音按钮，开始报告案情。她调查每一个案件时都会这么做，无论是追讨钱款、找狗还是汽车销售员这儿私藏六百美元那儿揩油八百美元。这么做很好，就像是在给一个红肿的伤口消毒，这个伤口尽管症状轻微，但还是很烦人。
注释
[1] 两者均为“切特”的全称。
[2] 这三个词在英语里都以字母c开头。——译者注
2020年12月15日
第二天早上醒来，霍莉觉得自己焕发了新生。她准备去工作，也准备把切特·昂多夫斯基和她对他的无端猜疑抛于脑后。是弗洛伊德还是多萝西·帕克曾经说过，有时候一支雪茄就仅仅是一支雪茄？无论是谁说的，有时候一位记者嘴角的黑斑仅仅是一团毛发，或者看上去像毛发的一块泥土。就算拉尔夫听见了她的录音（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听见了），他多半也会对她这么说。但录音完成了它的任务，说出心事让她清理了头脑。从这个角度说，这份录音就像她和艾丽的心理治疗。即便昂多夫斯基能变身成炸弹客乔治，再变回他自己，他为什么要留下乔治的一小块胡子呢？这个想法简直荒谬至极。
他也没必要开自己的绿色斯巴鲁出门。对，那辆车属于切特·昂多夫斯基，她敢肯定。她想当然地认为他和摄像师（他叫弗雷德·芬克尔，查这条信息易如反掌，根本不需要杰罗姆）都在电视台的转播车上，但这只是个假设，而不是推论。霍莉认为，通往地狱的道路就是由一个个错误的假设铺成的。
现在她放下了心事，就能够看清事实了：昂多夫斯基单独开车合情合理，而且也并不可疑。他是一家大型都市电视台的明星记者，老天在上，他是《切特出警》的主角，因此他有资格比别人多睡一会儿懒觉，顺便去电视台转一圈，接着去他最喜欢的餐车那儿享用咖啡和派，而他忠实的摄像师弗雷德单独去伊登拍备用画面（身为一名电影迷，霍莉知道这个术语），甚至先去预采访昂多夫斯基要采访的那些人，方便他在六点钟的新闻现场报道全世界最大的车库特卖会。如果弗雷德有野心沿着新闻部门的等级阶梯向上爬，他就应该这么做。
昂多夫斯基最先听到了风声，也许是通过警用电台扫描器偷听到的。他得知学校发生爆炸，于是火速赶往现场，弗雷德·芬克尔驾驶转播车跟着他。昂多夫斯基把车停在可笑的松果旁，他和芬克尔从那个地点开始直播。一切都解释得通，不需要超自然元素的介入。只不过在几百英里之外，一名私家侦探的蓝色福特综合征发作了。
就这么简单。
霍莉在办公室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杰罗姆在一家酒吧发现了犯罪大师拉特纳，酒吧有个令人惊叹的好名字（至少霍莉觉得如此）：艾德蒙·菲茨杰拉德酒馆。佩特·亨特利押送拉特纳前往县拘留所。他随后还去了图米经销店，当面质问迪克·埃利斯。
杰罗姆的妹妹芭芭拉·罗宾逊来了一趟，相当得意地对霍莉说学校下午放她的假，因为她在写一份名叫《私家侦探：事实与虚构》的小论文。她一边用手机录音，一边问了霍莉几个问题，还帮霍莉整理了文件。三点钟，两人坐下看约翰·劳的节目。
“我喜欢这家伙，特别能蹦跶。”芭芭拉说。她看着劳法官跳着舞走向他的座位。
“佩特可不同意。”霍莉说。
“嗯，但佩特是白人。”芭芭拉说。
霍莉望向芭芭拉，惊诧道：“我也是白人。”
芭芭拉咯咯笑。“这个嘛，有白人，也有真正的白人。亨特利先生就是后者中的一员了。”
两人一起大笑，欣赏劳法官处理一名盗窃犯，这名犯人声称自己什么都没干，只是种族成见的受害者。霍莉和芭芭拉像有心灵感应似的对视一眼——真的吗，我不信。两人再次齐声大笑。
非常愉快的一天，切特·昂多夫斯基几乎没有进入霍莉的脑海，直到傍晚六点钟。那时她刚坐下，准备看《动物屋》，结果手机忽然响了。卡尔·莫顿医生打来的这个电话改变了一切。通话结束后，霍莉又打了个电话出去。一小时后，她接到另一个电话。三次通话她都边听边记。
第二天清晨，她出发前往缅因州的波特兰市。
2020年12月16日
1
凌晨三点，霍莉就起床了。她收拾好行李，打印了德尔塔航空的机票，她只需要七点到机场就行，开车过去并没有多远，但她已经睡不着了。她觉得昨晚好像根本没睡过一样，虽然Fitbit手环说她睡了两个半小时。浅睡眠，而且短得可怜，但她有过睡得更少的时候。
她喝了咖啡，又喝了一盒酸奶。她的行李（当然是能塞进行李架的尺寸）在门口等着她。她打电话到侦探社，给佩特留言，说她今天不去侦探社了，也许本周都不在，有点私事需要处理。正要挂断电话时，她又想起了一件事。
“请让杰罗姆转告芭芭拉，要是她想写好私家侦探小论文的‘虚构’部分，就应该看一下《马耳他之鹰》《夜长梦多》和《地狱先锋》，我的影碟收藏里就有。杰罗姆知道我公寓的备用钥匙藏在哪儿。”
打完这个电话，她打开手机上的录音应用，继续录制给拉尔夫·安德森的案情报告。看来她还是要把报告发给拉尔夫了。
2
艾丽·温特斯是霍莉平时去看的心理医生，她已经持续去了好几年，但从俄克拉何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的阴森冒险中归来后，她调查了一番，最终找到了卡尔·莫顿。莫顿医生写过两本以他的病例为切入点的书，有点像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但学术性太强，因此不可能畅销。不过，霍莉依然觉得他正是她需要的人，而且他的位置也相对较近，于是她就去向他求助了。
她和莫顿做过两次五十分钟的治疗，足以让她按原样叙述她和局外人打交道的经过。她不在乎莫顿医生是全部相信、部分相信还是完全不相信她的故事。霍莉认为，最重要的是她借此说出了内心的秘密，没有让它长成一个恶性肿瘤。她没有去找艾丽，因为那样会毁掉两人为了解决霍莉的其他心理问题而付出的努力，而那是霍莉最不想见到的结果。
去找卡尔·莫顿这么一位能够保守秘密的人坦白心事，还有另一个原因。局外人曾经问她：你曾经在别处见过我的同类吗？霍莉没见过，拉尔夫也没见过，但关于这种怪物的传说已经流传了许多个世纪，大西洋两岸的拉丁裔人群称其为El Cuco。因此……也许还存在其他的局外人。
也许真的存在。
3
他们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心理治疗快结束的时候，霍莉说：“我能说一下我认为你在想什么吗？我知道这么做很失礼，但可以吗？”
莫顿对她露出的笑容也许意味着鼓励，但霍莉感觉到的是纵容——他没有他认为的那样不动声色。“直接说吧，霍莉。这是你的时间。”
“谢谢，”她抱起双臂，“你肯定知道，我的故事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案情受到了广泛的报道，无论是俄克拉何马州被奸杀的少年彼得森，还是在得克萨斯州马里斯维尔洞里发生的事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事情被报道了，比方说俄克拉何马州弗林特市的杰克·霍斯金斯警探的身亡。我没说错吧？”
莫顿点点头。
“而故事里其他的部分，包括会变形的局外人，还有在岩洞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你认为仅仅是压力导致的妄想。我说得对吗？”
“霍莉，我不会归类为——”
唉，别给我玩弄术语了，霍莉心想。随后她打断了他的话头，没多久以前，她还无法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你怎么归类都无所谓，你愿意相信什么是你的事。但是，莫顿医生，我想求你一件事。我知道你参加过许多研讨会和座谈会，因为我在网上调查过你。”
“霍莉，咱们好像偏离了你的叙述主题吧？似乎也偏离了你对那个故事的理解？”
没有，她心想，因为我的故事已经说完了，重要的是接下来的请求。我希望得不到任何回音，多半也不会得到，但有了确定的答案才会让我安心，让我一个人在夜里睡得更踏实。
“你去参加那些研讨会和座谈会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谈一谈我的病例。我希望你能仔细描述我的想法，要是你愿意，写出来也行，我不会介意。我希望你能说清楚我相信什么，尽管把我的信念归类为妄想好了，说我遇到了一个怪物，它靠吞吃垂死者的痛苦来完成新陈代谢。你能这么做吗？要是你碰到其他心理医生，或者收到他的邮件，声称他有或有过患者出现了完全相同的妄想，你就把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给他，可以吗？”为了保证性别中立（她一向尽量做到这一点），她又补充道：“或者她。”
莫顿皱着眉头。“这似乎不符合医学伦理。”
“你错了，”霍莉说，“我查过法条。与其他心理医生的患者交谈是不符合医学伦理的，但只要我允许，你就可以把我的名字和号码给那位心理医生。我允许你这么做。”
霍莉一直在等待他的回音。
4
她暂停录音，看了看时间，又倒了一杯咖啡。咖啡喝多了会让她神经过敏，还会让她反酸，但她需要咖啡因。
“我看着他思前想后，”霍莉对着手机说，“最终是什么打破了平衡呢？我认为是他觉得我的病例能成为他下一本书、论文或讲座里的绝妙题材，结果确实如此。我读过其中一篇论文，看过一次研讨会的录像，他改变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还称我为卡罗琳·H.，除此之外完全相同。讲到我用自制警棍痛打我们那位嫌犯的时候，他尤其眉飞色舞，录像里的观众听得倒吸一口凉气。另外我必须夸奖他一句，因为他在讲座中说完我的病例后，总是会说假如其他医生有患者出现了类似的妄想，请务必联系他。”
她暂停了一会儿，思考片刻，继续录音。
昨天晚上，莫顿医生打电话给我。尽管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我还是认出了他的声音，我知道这些线索会引向昂多夫斯基。拉尔夫，我记得你说过的另一句话：世界上有恶，但也有善的力量。你当时在说你发现的菜单碎片，它来自代顿市的一家餐馆。那块碎片把弗林特市的凶案和俄亥俄州两起类似的案件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这些事情才会把我卷进来，仅仅是因为很容易被风吹走的一小块碎纸。也许有某种力量希望这块碎纸被发现，反正我愿意这么相信。同一种力量也许又在召唤我了，因为我能够相信别人无法相信的东西。我也不想相信，但我有这个能力。
她按了结束键，把手机放进包里。现在去机场还是太早了，但她打算现在就出发，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连去我的葬礼都会早到，她心想。她打开iPad，寻找离她最近的网约车。
5
清晨五点，巨大的航站楼几乎空无一人。遍地乘客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叽叽喳喳的闹腾劲真的能挤爆建筑物），你几乎听不见从天花板扬声器里飘出来的音乐，但在这个时间，只有清洁工驾驶地面清洁车来去的嗡嗡声响和你做伴。“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的《锁链》听起来十分怪诞，甚至像是厄运的先兆。
除了Au Bon Pain面包房，候机大厅的店铺都还没开门，但对霍莉来说无所谓。她抵挡住了诱惑，没在托盘上再放一杯咖啡，只拿了一塑料杯的橙汁和一个百吉圈。她端着托盘走向最里面的一张桌子，环顾四周，确定附近没人（事实上，她是目前唯一的顾客），这才取出手机，继续录音。她压低声音说话，时而暂停一阵整理思绪。她依然希望拉尔夫永远不会听到这份案情报告，依然希望她认为是怪物的东西到头来只是她在捕风捉影。但万一拉尔夫真的收到了这份报告，那么她希望他能听到完整的经过。
尤其是她很可能会丧生。
6
摘自霍莉·吉布尼给拉尔夫·安德森警探的案情报告：
还是12月16日。我在机场，起得很早，所以我有点时间。好吧，很多时间。
（停顿）
上次好像说到我立刻就听出了莫顿医生的声音。按照老话的说法，他的“你好”还没说完，我就听出来了。他说上次我们的治疗结束后，他去咨询了律师，他声称是出于好奇。总而言之，他发现我说得对，让我和另一名患者的心理医生取得联系不违反医学伦理。
“但这是一块灰色区域，”他说，“所以我没有这么做，特别是因为你选择了结束治疗，至少你没再来找我。可是昨天我接到了波士顿一名心理学家的电话，因此不得不重新考虑了一下。这个心理学家叫乔尔·利伯曼。”
拉尔夫，早在一年多以前，卡尔·莫顿就得到了另一名疑似局外人的消息，但他没有打电话告诉我。他退缩了。我也是个容易退缩的人，因此我能理解，但我还是很生气。也许我不该生气的，因为贝尔先生当时还不知道昂多夫斯基的事情，但我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停顿）
我直接跳到后面去了，不好意思。我来看看能不能按时间顺序说清楚。
2018年到2019年，乔尔·利伯曼医生在治疗一名家住缅因州波特兰市的患者。这位患者乘东部沿海地区号列车——我猜这是一条火车线路——去波士顿，做他每月一次的心理治疗。后来我得知他叫丹·贝尔，是一位年长的绅士。利伯曼医生认为他神志健全，只有一点除外，他坚信自己发现了一个超自然生物的存在，他称之为“心灵吸血鬼”。贝尔先生认为这个怪物已经活了很久，至少六十年，有可能更久。
利伯曼参加了莫顿医生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讲会。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也就是2019年。莫顿医生在演讲中探讨了“卡罗琳·H.”的病例，也就是我的病例。按照我的嘱托，他说，假如与会者负责治疗的患者产生了类似的妄想，请务必联系他。于是利伯曼联系了他。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莫顿讲了我的病例，这是我的请求。他问其他医生或心理学家有没有患者也抱有类似的妄想，这也是我的请求。然而他拖了十六个月才让我和利伯曼联系，尽管我真的是苦苦哀求他这么做。他对医学伦理的顾虑让他有所保留，但还有其他原因，我后面会说到的。
昨天，利伯曼医生再次打电话给莫顿医生。他的波特兰病人在一段时间前停止了心理治疗，利伯曼以为自己不会再见到他了。然而麦克雷迪中学爆炸案过后的第二天，患者突然打电话给他，问能不能来做一次紧急治疗。他听上去极为苦恼，因此利伯曼为他腾出了时间。这位患者——我现在知道他叫丹·贝尔了——声称麦克雷迪中学爆炸案是这个心灵吸血鬼的作为。他说得非常明白。利伯曼医生问他愿不愿意考虑药物干预甚至短期入院治疗，他气得火冒三丈。但他随后冷静下来，说他想和一个人谈谈他的想法，但他只知道这个人叫卡罗琳·H.。
让我看一下我的笔记。
（停顿）
好了，我找到了。在此我引用卡尔·莫顿的原话，这就是他不想打电话给我的另一个原因。
他说：“霍莉，阻止我的不仅仅是伦理方面的考量。让拥有类似妄想的两个人聚在一起会造成巨大的危险，他们往往会加强彼此的信念，从而使得神经官能症恶化成严重的精神疾病。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那你为什么要联系我？”我问。
“因为你的叙述里有大量内容来自已知的事实，”他说，“因为你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我既定的信仰体系，也因为利伯曼的患者已经知道了你的存在，不是通过他的心理医生，而是通过我在《精神病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探讨你的病例的文章。他说卡罗琳·H.会理解他。”
拉尔夫，你明白我说有可能存在善的力量是什么意思了吧？丹·贝尔在寻找我，就像我在寻找他一样，而我甚至都不确定他真的存在。
“我会告诉你利伯曼医生的办公室号码和家里的号码，”莫顿医生说，“由他决定要不要让你和他的病人取得联系。”莫顿医生还问我，根据我们之前在治疗中的讨论，我现在是不是像贝尔先生一样，也在怀疑宾州的中学爆炸案。他这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我们根本没讨论过任何事情，我一个人叙述，莫顿只是听着而已。我感谢他肯联系我，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猜我还在生气，因为他过了那么久才打电话。
（一声明显的叹息。）
事实上，不需要说“我猜”这个词。我必须多下点功夫解决我的愤怒问题。
再过不久我就必须结束录音了，不过说清楚目前的情况用不了太长时间。我打给利伯曼的手机，因为当时是晚上。我说我就是卡罗琳·H.，然后跟他要那位患者的姓名和联络号码。他告诉了我，但是并不情愿。
他说：“贝尔先生迫不及待地想和你谈谈，经过慎重的考虑，我决定同意他的要求。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可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后的愿望。另外，我不得不补充一句，除了对所谓心灵吸血鬼的固恋[1]，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常见于老人的认知能力退化的迹象。”
拉尔夫，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亨利舅舅，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上周末我们不得不把他送进护理院。想到他，我感到非常难过。
利伯曼说贝尔先生已经九十一岁了，尽管有孙子搀扶，但最近一次的外出治疗对他来说依然很困难。他说贝尔先生患有多种疾病，其中最严重的是充血性心力衰竭。他说换了其他人，他也许会担心和我交谈将加重心理固恋的病情，影响本来可以过得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的余生，然而考虑到贝尔先生的年纪和身体状况，他不认为这还有什么要紧。
拉尔夫，也许这仅仅是我的心理投射，但我认为利伯曼先生为人浮夸。不过，他在交谈快结束时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打动了我，让我一直忘不掉。他说：“这是一位活在恐惧中的老人，请尽量不要让他变得更加恐惧。”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拉尔夫，我自己也很害怕。
（停顿）
这地方的人越来越多，我也该去登机口了，所以我就长话短说吧。我打电话给贝尔先生，说我就是卡罗琳·H.。他问我的真名是什么。拉尔夫，这是我的卢比孔河，而我渡过了它[2]。我说我叫霍莉·吉布尼，想问一下能不能去见他。他说：“假如事情和校园爆炸案有关，和一个自称昂多夫斯基的怪物有关，那就以最快的速度来找我吧。”
7
霍莉在波士顿转机，赶在中午前来到了波特兰机场。她住进大使套房酒店，拨通丹·贝尔的号码。铃声响了五六次，时间长得让霍莉担心老人别是深夜猝死了，留下查尔斯·“切特”·昂多夫斯基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假如这位老先生真的掌握了某些答案的话。
她正要挂断的时候，一个人接起了电话。不是丹·贝尔，而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男人。“哪位？”
“我是霍莉，”她说，“霍莉·吉布尼。我在想我什么时候能——”
“噢，吉布尼女士。现在就可以。爷爷今天状况很好。和你打完电话之后，他睡了一夜的好觉，我都不记得他上次一觉睡到天亮是什么时候了。你知道我们的地址吗？”
“拉斐特街19号。”
“没错。我是布拉德·贝尔。你多快能到？”
“我叫个优步，马上就去。”顺便再吃个三明治，她心想，要是能吃个三明治就好了。
8
她刚坐进优步的后座，手机就响了。是杰罗姆打来的，他问她在哪儿，在干什么，他能不能帮忙。霍莉说不好意思，但真的是私事。她说以后她会告诉他的——只要有机会。
“是因为亨利舅舅吗？”他问，“你在寻找什么可选择的疗法？”这肯定是佩特的想法。
“不，不是因为亨利舅舅。”而是因为另一个老人，她心想。一个要在她见过之后才能确定神志是否健全的老人。“杰罗姆，我真的没法告诉你。”
“好吧，只要你一切都好就行。”
他其实是想问她是否一切都好，她觉得杰罗姆确实有资格问她，因为他记得她不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挺好的，”为了证明她没有丧失理智，她又说，“别忘了叫芭芭拉去看那几部私家侦探的电影。”
“已经跟她说了。”他答道。
“告诉她，那篇论文未必用得上，但那几部电影能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背景知识。”霍莉停下，微笑道，“另外，那些电影都挺好看的。”
“我会告诉她的。你确定你——”
“我一切都好。”她说。但挂断电话的时候，她想到了她和拉尔夫在岩洞里对抗的那个男人，不，怪物，她不禁颤抖。想到那个怪物，她几乎无法平静下来，假如真的还存在第二个怪物，她怎么能够独自面对呢？
9
霍莉当然不可能和丹·贝尔一起面对怪物，他的体重顶多只剩下八十磅了。贝尔坐在轮椅上，轮椅侧面固定着氧气瓶。他像个幽灵，头发几乎掉光了，有两个深紫色的眼袋，双眼明亮，但非常疲惫。他和孙子住在一座优雅而古老的褐砂石小楼里，屋里塞满了旧家具。客厅通风很好，窗帘全都拉开，让12月的冷风和阳光流入室内。尽管放了香氛（要是她没弄错，应该是佳丽的新洗被单香氛），但房间里还是有一股盖不住的气味，不可避免地让她想到了飘进起伏群山长者照护中心大堂的那些气味，它们异常持久，难以忽视：雪花膏、奔肌止痛膏、滑石粉、尿和行将结束的生命。
贝尔的孙子领她去见贝尔，这个男人四十岁左右，衣着和举止老派得出奇，说是典雅也不为过。走廊墙上挂着五六幅铅笔画，是四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正面肖像，画得很出色，无疑出自同一人之手。霍莉觉得这些画像是在介绍这个家族，画像里的人似乎都不怎么讨人喜欢。客厅的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大得多的画，壁炉里生着不太旺但很舒适的火。这是一幅油画，画里是个美丽的年轻女人，有一双活泼的黑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