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我老家只是个六百来人的小镇（现在也还是，不过我已经搬走了），但我们和大城市一样有互联网，所以老爸和我收到的个人信件越来越少。通常内多先生只会送来每周一份的《时代》杂志、各种月度账单和写着“住户赐启”或“我们亲爱的邻居”的广告信。然而，2004年，九岁的我开始为山上的哈里根先生打工，从这一年起，我每年至少会收到四封信，信封上我的名字都是手写的。里面装着的分别是2月的情人节贺卡、9月的生日贺卡、11月的感恩节贺卡和圣诞节前后送达的圣诞贺卡。每张贺卡里都夹着一张缅因州的一美元刮刮乐彩票，签名永远一样：哈里根先生献上诚挚的祝福。简单又正式。
老爸的反应也永远一样：哈哈一笑，开心地翻个白眼。
“他是个吝啬鬼。”老爸有一天说。那时候我应该是十一岁，距离第一次收到卡片已经两年了。“给你的薪水就一点点，奖金也还是一点点——豪伊店里的幸运魔鬼彩票。”
我向他指出，四张刮刮乐里通常会有一张能赢到几美元。每次中奖之后，老爸就会替我去豪伊那儿兑钱，因为未成年人不能玩彩票，别人白送的也不行。有一次，我中了个大奖，赢了五美元，请老爸再给我买五张刮刮乐。他拒绝了，说要是纵容我染上赌瘾，老妈在地下会睡不安稳的。
“哈里根送你彩票已经够差劲了，”老爸说，“另外，他每小时应该付你七美元，或者八美元。老天在上，他付得起这个钱。一小时五美元也许算是合法，毕竟你还只是个孩子，但有人会认为这是虐待儿童的。”
“我喜欢为他做事，”我说，“还有，爸爸，我喜欢他。”
“我知道，”他说，“为他读书，替他的花园除草，还不至于把你变成二十一世纪的奥利弗·退斯特[1]，但他依然是个吝啬鬼。他居然愿意跑到邮局去寄那些卡片，真叫人吃惊。从他家信箱到咱们家信箱顶多只有四分之一英里[2]。”
聊这些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家里前门廊上，一人一杯雪碧，老爸用大拇指顺着我们家的车道（泥土铺的，和哈洛镇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指向哈里根先生的家。他的家是一座庄园，有室内游泳池、温室和我超级喜欢乘坐的玻璃电梯，屋后还有个曾经是奶牛棚（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老爸记得很清楚）的温室。
“你知道他的关节炎有多严重，”我说，“有时候他需要拄两根拐杖，而不是一根了。走到咱们家能让他累得够呛。”
“那他也可以把该死的贺卡直接给你。”老爸说。他的话里没有怨气，只是在开玩笑。他和哈里根先生相处得挺好，老爸和哈洛镇上的每一个人相处得都挺好。他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销售员，我猜这就是原因。“老天在上，你上山去的次数可够多的。”
“要是直接给我，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说。
“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
我没法解释。我读过很多书，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词汇，但没什么生活经验。我只知道我喜欢收到贺卡，盼望着贺卡的到来，我总是用我的幸运十美分硬币刮开彩票，另外我也喜欢他的老式花体字签名：哈里根先生献上诚挚的祝福。现在回头再想，“仪式感”这个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就好比每次哈里根先生开车带我进城，总会打一条黑色的细领带，然而等我们到了IGA超市，他基本上只会坐在他那辆福特经济型轿车的驾驶座上读《金融时报》，而我进店去按照他的购物清单买东西。清单上永远有腌牛肉碎和一打鸡蛋。哈里根先生有时候会宣称，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只吃鸡蛋和腌牛肉就可以活得很好了。我问他那个年纪是多少岁，他说六十八。
“一个人活到六十八岁，”他说，“就不再需要维生素了。”
“真的？”
“假的，”他说，“我这么说只是在为我的饮食习惯辩解。克雷格，你到底有没有给这辆车交卫星广播的钱？”
“我交了啊。”用的是家里老爸的电脑，因为哈里根先生没有电脑。
“那信号在哪儿呢？我怎么调都只能听到林博[3]这厮在放屁。”
我向他演示该怎么调出XM卫星广播的节目。他转动旋钮，经过了一百来个电台，终于找到一个专门播放乡村乐的。电台正在播放《支持你的爱人》。
直到今天，听见这首歌还是会让我起鸡皮疙瘩，估计这辈子都会这样了。
我十一岁生日那天，老爸和我坐在门廊上喝雪碧，仰望那座大屋（哈洛镇的人正是这么叫它的，就好像它是肖申克监狱）。我说：“收到邮寄的信挺酷的。”
老爸又翻了个白眼。“电子邮件同样很酷，手机也一样。那些东西在我眼中就像神迹，你太年轻了，还不明白。要是你小时候家里只有一条共用电话线路，线路上除了你家还有另外四户人家，其中包括永远不知道闭嘴的埃德尔森太太，你的感觉也许就不一样了。”
“我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手机？”那年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遍，第一代苹果手机上市后就问得更频繁了。
“等我认为你年纪够大了。”
“随你便吧，老爸。”这次轮到我翻白眼了，他看得哈哈大笑。然后他的表情变得严肃。
“你知道约翰·哈里根多有钱吗？”
我耸耸肩。“我知道他以前有几家工厂。”
“他有的可远远不止工厂。他退休前是橡树集团的老总，这个集团拥有一条航运线路、多个购物中心、一系列连锁电影院、一家电信公司，还有我不知道的一些其他企业。说到大黑板上的公司，橡树集团是数一数二的一家。”
“大黑板是什么？”
“纽约证券交易所，有钱人的赌场。哈里根卖掉公司退休时，交易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经济版，而且是头版头条的大新闻。他现在开一辆六年车龄的福特，住在一条泥土路的尽头，付你一小时五美元的工钱，每年寄给你四张一美元的刮刮乐彩票，与此同时屁股底下至少坐着十亿美元。”老爸咧咧嘴，“而我最差劲的正装，都比他穿去教堂的那一身好。你老妈要是还活着，肯定会逼着我把这套正装捐给慈善超市。”
我觉得他说的这一切都很有意思，尤其是哈里根先生，一个没有电脑甚至连电视机都没有的人，居然曾经拥有电信公司和电影院。我敢打赌，他从没去看过电影。他是我老爸所说的卢德分子，意思（之一）是这个人不喜欢电子玩意儿。卫星收音机是个例外，因为他喜欢乡村乐，讨厌WOXO电台的所有广告，而WOXO是他的车载收音机能收到的唯一一个乡村乐电台。
“克雷格，你知道十亿是多少吗？”
“一百个一百万？”
“一千个一百万才对。”
“哇。”我说，但仅仅是因为此处该有一个“哇”。我能理解五美元，也能理解五百美元，那是深沟路上一辆二手小摩托的促销价，我做梦也想拥有那么一辆车（但愿能成吧）。我对五千美元有个理论上的认知，老爸在盖茨瀑布市的帕梅洛拖拉机与重型机械公司当销售员，他每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就是这个数。老爸总能当上“本月最佳销售员”，随后他的照片就会被挂到墙上去。他嘴上说着这不算什么，但我知道其实不然。每次他当选，我们就去马赛尔餐厅吃饭，那是罗克堡市的高级法国餐厅。
“你是该‘哇’。”老爸说。他举起雪碧朝山坡上的大屋致敬。那儿有许多基本上从没用过的房间，还有哈里根先生深恶痛绝但因为关节炎和坐骨神经痛而不得不用的电梯。“‘哇’用在这儿可真他妈合适。”
后面我会告诉你那张中了大奖的彩票，哈里根先生的去世，还有我在盖茨瀑布市高中念一年级时和肯尼·扬科的冲突，但在此之前，我想先说说我怎么会去为哈里根先生工作。那是因为教堂。老爸和我去哈洛镇的第一卫理公会教堂，那也是哈洛镇上唯一的卫理公会教堂。镇上以前还有一座浸信会教堂，但在1996年的火灾中被烧毁了。
“有人放焰火庆祝一个新生儿的诞生。”老爸说。那时候我顶多四岁，但我记得很清楚——多半是因为焰火勾起了我的兴趣。“我跟你老妈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让他们见鬼去吧，咱们去烧一座教堂来迎接克雷格。那场火烧得别提有多漂亮了。”
“你可别乱讲，”老妈说，“克雷格说不定会相信的。等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也跑去烧一座教堂来庆祝。”
他们在一起时很喜欢开玩笑，尽管听不懂，但我还是跟着笑。
我们三个经常一起走去教堂，冬天靴子把压实的积雪踩得嘎吱嘎吱响，夏天我们的好鞋则踢起尘土（老妈会在我们进教堂前用纸巾擦掉鞋上的尘土），我总是拉着左边老爸的手和右边老妈的手。
她是个好母亲。到了2004年，我开始为哈里根先生工作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三年了，但我还是非常想念她。现在，过了十六年，我依然想念她，虽说她的面容已经在我的脑海中隐退，只有看照片才能唤醒少许记忆。有一首歌唱的是失去母亲的孩子，歌词说得很对：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我爱老爸，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但那首歌还有一点也说对了：有许多事情是老爸无法理解的。比方说在我们家屋后的开阔野地里玩，做个雏菊花环戴在你头上，说今天你不再是个小男孩了，你是克雷格国王。比方说见到你三岁就开始读《超人》和《蜘蛛侠》漫画书，欣喜若狂但并不大事张扬（到处夸耀什么的）。比方说陪你一起睡觉，免得你做噩梦梦见章鱼博士追杀你，在半夜突然惊醒。比方说在比你大的孩子（例如肯尼·扬科）揍得你屁滚尿流的时候，搂住你说没事。
那天要是有那么一个拥抱就好了。那天要是有母亲的拥抱，就会改变许多事情。
不去吹嘘我比别人识字早，这是父母给我的礼物，提前发现你拥有某些天赋并不会让你比其他人更厉害。然而消息传了出去，小镇上的消息总是传得很快，我八岁那年，穆尼牧师问我愿不愿意在周末的全家讲经课上读《圣经》。也许他觉得找个小孩子读《圣经》是一件挺新鲜的事，平时他总是把这项殊荣交给一个高中男生或女生。那个周末讲的是《马可福音》，散会后，牧师说我表现得太出色了，要是我愿意，每周读《圣经》的任务都可以交给我。
“他说‘小孩子要牵引它们’，”我对老爸说，“《以赛亚书》里说的。”老爸哼了一声，似乎不怎么感兴趣。接着他点点头：“行，但你必须记住，你是媒介，而不是信息。”
“什么？”
“《圣经》是上帝的话，而不是克雷格的话，所以你别忘乎所以了。”
我说我不会的，于是接下来的十年，每周的讲经课都是我读《圣经》，直到我去念大学为止——在大学里我学会了抽大麻、喝啤酒和追女孩。哪怕是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也依然上去读经。牧师每周都会提前把要讲什么经文告诉我，按照标准说法：哪一章哪一节。周四晚上的卫理公会青年团契上，我会带着我不会念的词语列表去找他。结果，整个缅因州说不定只有我不但会念“尼布甲尼撒”而且会拼这个词。
我开始每周日向比我年长的人朗诵《圣经》，而在此大概三年前，一位富商搬到了哈洛镇。那时候是世纪之交，也就是他刚卖掉公司并退休之后，大屋甚至都还没完工（游泳池、电梯和沥青车道是后来才建成的）。哈里根先生每周都来教堂，穿一身古旧的黑色正装（后臀部位都洗得下垂了），打一条早已过时的黑色细领带，稀疏的灰发梳得整整齐齐。一周里其他的日子，他的头发朝着四面八方伸展，就像爱因斯坦投身于宇宙奥秘一整天后的发型。
当时他只拄一根拐杖，我们起立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会把体重压在拐杖上，我想我到死的那天都不会忘记那些赞美诗……《古旧十架》的歌词里有水和血从耶稣身体侧面的伤口流淌出来，我一想到就会起鸡皮疙瘩，就像《支持你的爱人》最后一段，塔米·威内特倾尽全力歌唱一样。总而言之，哈里根先生并不真的跟着唱，这样很好，因为他的声音像是生了锈，又尖又细，但他会跟着比口型。他和我老爸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
2004年秋天的一个周日（我们这块小天地的所有树木都变得色彩缤纷），我读的是《撒母耳记下》的章节，和平时一样，向教众宣读我几乎完全不懂但穆尼牧师会在讲经时解释的词句：“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迦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伦[4]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矜夸。”
我回到长凳上坐下，老爸拍拍我的肩膀，凑到我耳边说：“你说得我耳朵里都快满出来了。”我不得不捂住嘴巴，免得被人看见我在笑。
第二天傍晚，我们正在收拾晚餐的碗碟（老爸洗碗，我擦干再放回柜橱里），这时哈里根先生的福特车徐徐开上了我们家的车道。他的拐杖咚咚敲响门廊的台阶，老爸在他敲门前就打开了房门。哈里根先生没去客厅，而是像老熟人似的在餐桌前坐下。他接受了老爸给他的雪碧，但拒绝了杯子。“我对着瓶子喝，就像我爸那样。”他说。
他开门见山，不愧于他的生意人名声。哈里根先生说，假如我父亲允许，他希望能每周雇我两到三小时读书给他听。为此他愿意付我每小时五美元。他又说，要是我能帮忙照看他的花园，顺便做点其他杂活儿，例如冬天清扫台阶上的积雪，看见需要擦灰的东西就擦擦灰，那么每周还可以另外再加三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周二十五甚至三十美元，一半工时仅仅是为他读书，而我平时做这个活儿却是免费的！我都不敢相信了。攒钱买小型摩托车的念头顿时跳进脑海，尽管我要再过七年才能合法骑摩托。
这事情太美好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我担心老爸会拒绝，但他没有。“别让他念有争议的东西就行，”老爸说，“不能有疯狂的政治内容，不能有极端主义暴力。他念东西也许像个成年人，但他才九岁，刚过生日没多久。”
哈里根先生向老爸做出保证。他喝了几口雪碧，咂了咂枯干的嘴唇。“他读得很好，没错，但那并不是我想雇他的原因。他读得不枯燥，哪怕涉及他不理解的东西，我觉得这就很厉害了。算不上令人惊叹，但确实厉害。”
他放下汽水瓶，俯身向前，用锐利的视线盯着我。我时常会在那双眼睛里见到喜悦，但很少会见到友善，2004年的那个夜晚，他的友善绝对没有登门拜访。
“克雷格，关于你今天读的内容，你明白‘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是什么意思吗？”
“不太明白。”我说。
“我猜也是，但你依然准确地使用了愤怒和哀恸的语气。顺便问一句，你知道‘哀恸’是什么吗？”
“哭号什么的。”
他点点头。“但你没有演得过火，没有弄得太做作，这就非常好了。朗读者是传达者，而不是创造者。穆尼牧师教过你发音吗？”
“教过，先生，有时候教一点。”
哈里根先生又喝了几口雪碧，然后起身，拄着拐杖说：“告诉他，是‘亚实基伦’不是‘亚斯基伦[5]’。这个错误应该是无心之失，说实话也有点好笑，但我这人的幽默感很差劲。咱们周三试试看可以吗，下午三点？那会儿你放学了吗？”
哈洛小学两点半放学。“是的，先生。三点没问题。”
“四点结束，怎么样？会不会太晚了？”
“没问题，”老爸似乎还没从这件事里醒过神来，“我们六点才吃晚饭。我喜欢看本地新闻。”
“不会毁了你的胃口吗？”
老爸哈哈大笑，但我不认为哈里根先生是在开玩笑。“有时候确实会，我可不是布什总统的拥护者。”
“他确实有点傻，”哈里根先生赞同道，“但至少他身边的人都是懂行的。克雷格，周三下午三点见吧，别迟到。我对拖拉没什么耐心。”
“有伤风化的内容也不行，”老爸说，“等他年纪大一点，有的是机会念那些。”
哈里根先生同样做出保证，然而要我说，懂生意的人都明白，承诺这东西只是空口白话，很容易就能打破。不过，《黑暗的心》里确实没有任何有伤风化的内容，而那正是我为他读的第一本书。读完《黑暗的心》，哈里根先生问我懂不懂。我不认为他是想指导我，他只是好奇而已。
“不太懂，”我说，“但库尔茨那家伙疯得够厉害，这个我懂了。”接下来的一本书也没什么有伤风化的——依我的拙见，《织工马南传》写得又长又无聊。然而第三本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可让我开了眼界。2006年，我认识了康斯坦丝·查特莱和她好色的猎场看守人。那年我十岁。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古旧十架》的歌词，也能清楚地回忆起梅勒斯如何爱抚夫人，嘴里喃喃道：“这样就好。”对年轻人来说，他对待她的方式是个很不错的范例，值得记在心里。
读完一段格外劲爆的文字，哈里根先生问我：“你懂你刚刚读的东西吗？”当然，这次还是因为好奇。
“不懂。”我说。但这不完全是实话。比起马洛和库尔茨在比属刚果发生的事情，奥利弗·梅勒斯和康妮[6]·查特莱在树林里的勾当要容易理解得多。性确实很难搞懂，我要一直到上大学前才开窍，但疯狂还要更难懂。
“很好，”哈里根先生说，“但要是你父亲问咱们在读什么，我建议你回答《董贝父子》。反正接下来刚好要读这本了。”
老爸一直没问过我们在读什么（反正没问过那本书），因此换到《董贝父子》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董贝父子》是我记忆中真心喜欢的第一本成人书。我不想向老爸撒谎，那样会让我感到很难过，尽管我确定对哈里根先生来说，撒谎根本不成问题。
哈里根先生喜欢听我读书是因为他的眼睛容易疲劳。他多半并不需要我给花圃除杂草，佩特·博斯特威克负责修剪他家一英亩[7]左右的草坪，我猜他会很乐意帮忙干这个活儿。还有女管家埃德娜·格罗根，她会乐于为他海量的古董雪景球和玻璃镇纸收藏掸灰尘，但他把这个活儿交给了我。他大概只是喜欢看着我在他身边忙活吧，直到去世前不久他才对我这么说，但我早就知道了。他对我的好感从何而来，我不清楚，现在也不确定我是否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有一次，我和老爸从罗克堡市的马赛尔餐厅吃完饭回家的路上，他突然问我：“哈里根先生有没有以你不喜欢的方式碰过你？”
我要再过几年才会开始长胡子，但我知道他在问什么。老天在上，我们三年级就学过了“陌生人的危险”和“不适当的触摸”。
“你是说他有没有乱摸过我？没有！我的天，老爸，他不是同性恋。”“好的，好的。克雷格，你别那么大脾气。我非问不可，因为你在上面待的时间相当长。”
“他要摸我，至少也该送我两美元的刮刮乐。”我说，老爸听得乐不可支。
我每周差不多能挣三十美元，老爸坚持让我至少把二十美元存进大学储蓄户头。我觉得超级蠢，但还是按他的要求做了。少年时代似乎还有十万八千年那么遥远，大学就像是下辈子的事情，不过每周十美元依然是一笔财富。这些钱一小部分被我花在了豪伊店里午餐柜台的汉堡和奶昔上，而大部分都在盖茨瀑布市的达利二手书店里变成了旧平装本小说。我买的都不是难啃的那种书，就像我为哈里根先生读的那些（康斯坦丝和梅勒斯不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连《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都很难啃）。我喜欢犯罪小说和西部小说，例如《希拉本德枪战》和《滚烫子弹之路》。为哈里根先生读书是工作，不是卖苦力，但依然是工作。而约翰·D.麦克唐纳的《周一我们杀光他们》就是纯粹的乐趣了。我对自己说，你应该把没存进大学基金的零花钱积攒起来，等到2007年夏天促销的时候买一部新的苹果手机，但苹果手机很贵，要卖六百美元呢，每周十美元得存一年才行。假如你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一年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
另外，那些旧平装本小说和它们五颜六色的封面在召唤我。
2007年圣诞节，我为哈里根先生工作已经三年，离他去世还有两年。那天早晨，圣诞树下只有一个礼物包裹在等我，老爸叫我留到最后再拆，先让他愉快地欣赏完我送他的佩斯利呢马甲、拖鞋和欧石楠烟斗。他拆完我送他的包裹之后，我撕开礼物的包装纸，惊喜地尖叫起来，因为我收到的正是我渴望已久的宝贝：一部苹果手机。它有数不胜数的各种功能，老爸的车载电话相比之下成了老古董。
后来世界变了很多。到了现在，老爸在2007年圣诞节送我的苹果手机也是老古董了，就像他小时候五家合用的电话线路一样。世界变了很多，新东西层出不穷，而且出现得都那么快。我在圣诞节收到的苹果手机只有六个应用，而且全是预装好的。其中之一是“油管”[8]，因为当时苹果和油管还是伙伴（这一点也改变了）；还有SMS，也就是原始的文字短信（没有颜文字，这个词当时还没发明呢，除非你自己用字符拼）；以及一个永远出错的天气应用。但另一方面，你能用一个小得可以塞进裤兜的玩意儿打电话了，更伟大的是它安装了浏览器，能把你和外部世界连接在一起。在哈洛这么一个没有红绿灯、只有泥土路的小镇长大，外部世界是个既奇怪又有诱惑力的地方，你渴望能用有线电视无法比拟的方式接触它，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感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史蒂夫·乔布斯，这些东西都出现在了你的指尖之下。
手机里还有一个应用，让我在刚得到礼物的那天早上就想到了哈里根先生。这个应用比他车上的卫星广播系统要酷多了，至少对他那样的人来说肯定如此。
“爸爸，谢谢你，”我拥抱了他，“太谢谢你了！”
“别从早玩到晚就行。话费高得离谱，我会盯着你的。”
“话费会降下来的。”我说。
这一点我也没说错，而老爸一直没有因为话费难为过我。没多少人能让我打电话，但我喜欢那些油管视频（老爸也喜欢），还喜欢当时被称为3W的东西：国际互联网。有时候我会打开《真理报》网站看文章，不是因为我懂俄语，只是因为我能这么做。
不到两个月后，我从学校回到家，打开信箱，发现有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哈里根先生的老式字体。这是我的情人节贺卡。我走进屋里，把课本扔在桌上，打开信封。贺卡既不花哨也不煽情，那可不是哈里根先生的风格。贺卡上印着一个男人，身穿燕尾服，手捧高顶礼帽，站在一片花田里鞠躬。一旁写着标准的哈里根式的祝语：愿你的一年充满爱与友谊。落款：哈里根先生献上诚挚的祝福。一个男人脱帽鞠躬，奉上美好的祝福，不玩多愁善感那一套，完全是哈里根先生的做派。现在回头再看，我惊讶于他认为情人节也值得寄一张贺卡。
2008年，幸运魔鬼一美元刮刮乐退休，取而代之的彩票名叫松树现金。小小的卡片上有六棵松树。你刮开彩票，要是三棵松树底下的数字相同，那么你就赢得了那个数字那么多的钱。我刮开松树，盯着眼前的景象。刚开始我以为不是搞错了就是在开玩笑，尽管哈里根先生不是会和你开玩笑的那种人。我看了又看，用手指抚摸刮出来的数字，擦掉老爸称之为（顺便还要翻个白眼）“奖券皮”的碎屑。数字还是那些数字。我也许大笑了几声，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扯着嗓子大喊，因为喜悦而尖叫。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我走到哪儿，手机就跟着我到哪儿），拨通帕梅洛拖拉机与重型机械公司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前台丹尼丝，她听见我说话气喘吁吁，问我是不是出事了。
“没事，没事，”我说，“但我必须立刻和老爸说话。”
“没问题，你等着，”她说，“克雷格，你的电话像是从月球背面打过来的。”
“我用我的手机打的。”天哪，我真喜欢这么说。
丹尼丝哼了一声。“那些东西全都是辐射，我是绝对不会买的。你等着。”
老爸同样问我出什么事了，因为我从没打过电话到公司找他，哪怕是学校大巴没等我就开走的那天。
“老爸，我收到了哈里根先生给我的情人节彩票——”
“要是你打电话是想说你赢了十美元，那也得等我——”
“不，老爸，是头奖！”对当时的刮刮乐彩票来说，那确实就是头奖了。“我赢了三千美元！”
线路的另一头一阵沉默。我以为电话断了。那时候的移动电话，不管是不是新买的，都有可能随时断线。贝尔老妈[9]并非每天都是个称职的母亲。
“老爸？你还在吗？”
“嗯哼。你确定？”
“确定！我正看着它呢！三棵松树下面的数字都是三千！上面一排一个，底下一排两个！”
又是好一阵沉默，接着我听见老爸对另一个人说我儿子好像中彩票赢钱了。没多久，他回到线路上。“找个安全的地方放好，等我回家。”
“哪儿？”
“储藏室的糖罐如何？”
“好，”我说，“好的，没问题。”
“克雷格，你确定吗？我可不想见到你失望，所以你再看一眼。”我又看了一遍。不知为何，我觉得我老爸的怀疑会改变我见到的事实，彩票上的三个三千至少有一个变成了其他的数字。但它们没有变化。
我这么告诉他，他哈哈一笑。“那好，恭喜。今晚去马赛尔餐厅，你请客。”
我也笑了。我不记得我曾经感受过这么纯粹的喜悦。我必须去告诉其他人，于是我打给哈里根先生，作为一个卢德分子，他用他的固定电话接听。
“哈里根先生，谢谢你送的贺卡！也谢谢你送的彩票！我——”
“你是在用你那个玩具打电话吗？”他问，“肯定是的，因为我几乎听不见。你像是从月球背面打过来的。”
“哈里根先生，我中了大奖！我赢了三千美元！太谢谢你了！”
一阵沉默，但不像老爸沉默得那么久，等他再次开口的时候，也没有问我确不确定。这一点上他给了我信任。“你运气不错，”他说，“算你厉害。”
“谢谢。”
“不客气，但你其实没必要感谢我。我会成包买那些玩意儿，寄给朋友和生意伙伴，当作某种形式的……嗯……就当是名片好了。我这么做有些年头了，迟早会有一张中大奖的。”
“老爸会让我把大部分钱存进银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可以给我的大学基金填上一大块。”
“要是你愿意，也可以交给我，”哈里根先生说，“我来为你投资。我觉得我能保证一个比银行利息高的收益率。”他像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在对我说：“非常稳妥的投资。今年恐怕不是一个投资股市的好年头，我在地平线上见到了乌云。”
“好的！”我又想了想，“至少我愿意。但我必须去说服老爸。”
“当然，但别太使劲了。你告诉他，我愿意为本金做担保。今天下午还来为我读书吗？还是说既然你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就不想要这份小工作了？”
“当然来，但老爸回家的时候我必须回去，我们要一起出去吃饭。”我停了停，“你愿意一起来吗？”
“今晚不行，”他毫不犹豫地说，“说起来，既然你要过来，这些话可以当面说给我听的。但你很喜欢你那个小玩具，对吧？”他没有等我回答，因为他不需要。“你愿不愿意把这笔小小的横财投资在苹果的股票上？我认为这家公司未来会非常成功。听说苹果手机会让黑莓倒霉，请原谅我的谐音梗。总而言之，现在别急着答应，先和你父亲商量一下。”
“好的，”我说，“我这就过去，跑着去。”
“青春是个美妙的东西，”哈里根先生说，“真可惜它要浪费在孩子身上。”
“什么？”
“很多人说过类似的意思，但萧伯纳说得最好。别管了。你就撒腿快跑吧。像魔鬼一样飞奔，因为狄更斯[10]在等待咱们。”
我跑了四分之一英里去哈里根先生家，但回家是走回来的。在路上我想到了一个点子，一个感谢他的点子，尽管他说用不着感谢他。那天晚上在马赛尔餐厅吃豪华大餐的时候，我告诉老爸说哈里根先生提议让他帮忙投资，也说了我想用什么礼物感谢他。我觉得老爸会有疑虑，我没猜错。
“让他帮你投资绝对没问题，至于你的点子……你知道他对那些东西的看法。他不但是哈洛镇上最有钱的人——说到有钱，整个缅因州最有钱的也是他——还是唯一一个没有电视机的人。”
“他有电梯，”我说，“每天都用。”
“因为他不得不用，”老爸对我微笑，“但那是你的钱，既然你想这样用掉其中的五分之一，我也不会反对。万一他拒绝收下，你可以送给我。”
“你真的认为他会拒绝吗？”
“是的。”
“爸爸，他为什么会来咱们这儿？我是说，哈洛只是个小镇，鸟不拉屎的地方。”
“问得好。你找个机会问问他吧。现在嘛，大财主，来份什么甜点？”
仅仅一个月后，我送给哈里根先生一部全新的苹果手机。我没有当礼物包起来，一半是因为当时不是圣诞节，另一半是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做事风格：别玩虚的。
他用因为关节炎而骨节突出的双手捧着盒子，转着看了一两圈，表情有点困惑。他把盒子还给我，说：“谢谢你，克雷格，感谢你的好意，但算了吧。我建议你把它送给你父亲。”
我接过盒子。“老爸说过你会这么说。”我很失望，但并不吃惊，而且不打算放弃。
“你父亲是个有智慧的人。”他从座位上俯身，互扣的双手放在分开的两膝之间。“克雷格，我很少会给别人建议，因为这么做几乎总是在浪费呼吸，但今天我会给你一个建议。亨利·梭罗说过，并非我们拥有物品，而是物品拥有我们。每一件新东西都是我们必须背负的负担，无论是住宅、车子、电视机，还是这么一部时髦的手机。我不禁想起雅各布·马利对斯克鲁奇[11]说的话：‘这些是我生前铸下的锁链。’我没有电视机，因为要是我有，我就会看，尽管电视播放的东西几乎全是胡说八道。我家里没有收音机，因为有了我就会听，但我需要的只是一点乡村乐，用来打破长途开车时的单调和无聊。假如我有了这东西——”
他指了指装手机的盒子。
“我肯定会用它。我的信箱里会收到十二种期刊，它提供了我需要的一切信息，让我跟上生意世界的进展和广阔世界的可悲行径。”他坐回去，叹了口气。“你看，我本来只想给你个建议的，结果却来了一场演讲。衰老是多么可恶。”
“我能给你看一样东西吗？不，两样。”
他甩给我一个眼神，我见过他用这个眼神瞪园丁和管家，但在那天下午之前，他从没这么瞪过我。这个眼神极有穿透性，充满了怀疑，看起来相当凶恶。多年以后，我意识到这个眼神属于一个有洞察力且愤世嫉俗的人，他认为自己能看透绝大多数人的内心，知道自己不会在那儿找到任何好东西。
“这只能证明一句老话，善举总有恶报。我开始希望那张刮刮乐没有中大奖了。”他又叹了口气，“好吧，来，向我展示一下。但你不可能改变我的心意。”
见到如此疏远冷漠的眼神，我觉得他没说错，也许我只能把这部手机送给老爸了。然而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还是硬着头皮走下去好了。手机的电量充满了，我事先确认过，而且正常运转得像个苹果派[12] （哈哈）。我打开手机，给他看第二排的一个图标。图标上有几条参差的曲线，就像心电图的输出图。“看见这个了吗？”
“看见了，也看见底下的文字了。但是，克雷格，我真的不需要看股市报告。你知道我订了《华尔街日报》。”
“当然，”我赞同道，“但《华尔街日报》做不到这个。”
我点击图标，打开应用，道琼斯指数随即出现。我不知道那些数字代表着什么，但我能看见它们在波动。从14720升到14728，再掉到14704，又跳到14716。哈里根先生看得瞠目结舌，就好像有人用魔法棒给他来了一下。他接过手机，拿到眼睛前面看了看，抬头望向我。
“这些数字是实时的？”
“对，”我说，“呃，我估计有一两分钟延迟，不过我不确定。手机从莫顿的新电话塔下载这些数据。我们运气很好，这么近的地方就有个电话塔。”
他坐了起来，嘴角露出一丝不情愿的笑容。“真该死。就像资本巨头在自己家里装的股票行情接收器。”
“不，比那个先进多了，”我说，“行情接收器有几个小时的延迟，我老爸昨晚告诉我的。他很痴迷这个股市软件，总是抢我的手机去看。他说1929年股市遭受重创的原因之一，就是交易的人越多，行情接收器的延迟就越严重。”
“他说得对，”哈里根先生说，“在有人意识到应该踩刹车之前，事态就发展得不可收拾了。当然了，这样的东西也许会加速大跌，但很难说，因为技术还太新。”
我静静地等待着。我想继续说些什么，继续向他推销，毕竟我还只是个孩子。但直觉告诉我，等待才是正确的出路。他盯着道琼斯指数的细微扰动又看了一会儿，在我的注视下理解新鲜事物。
“但是。”他依然盯着屏幕。
“但是什么，哈里根先生？”
“在一个真的了解股市的人手里，这么一个东西可以……不，很可能已经……”他没有说下去，而是陷入了深思。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应该早点知道这些的，退休不是借口。”
“给你看另一个东西。”我说。我的耐心已经耗尽，一秒钟都等不下去了。“你知道你都订了哪些杂志对吧？《新闻周刊》《金融时报》和《福特斯》？”
“《福布斯》。”他继续盯着屏幕。他让我想起我四岁的时候，盯着生日收到的魔力黑八球。
“对，《福布斯》。手机能给我一下吗？”
他很不情愿地把手机递给我，我确定我终究引起了他的兴趣。我很高兴，但同时又有点羞愧，就好像一个人等一只温顺的松鼠来吃他手里的橡子，结果却当头给了它一巴掌。
我打开浏览器。那会儿的Safari浏览器比现在要原始得多，但一样能上网。我在谷歌搜索框里输入“华尔街日报”，等了几秒钟，日报的首页徐徐打开。头条消息之一是“咖啡牛宣布关闭店铺”。我把屏幕给他看。
他盯着手机，随后从安乐椅旁的桌子上拿起报纸——进门的时候，我把他的邮件放在了桌上。他看着报纸头版。“没有这个新闻。”他说。
“因为报纸上是昨天的消息。”我说。每次进屋前，我都会替他取信箱里的邮件，《华尔街日报》总是包着其他东西，用一根橡皮筋扎好。“你看到的报纸晚一天。每个人都这样。”圣诞节期间，报纸会晚两天，有时候甚至三天。他不需要我的提醒，11月和12月他会没完没了地抱怨这事。
“这是今天的消息？”他问，眼睛盯着手机。随后他看见了页面顶端的日期：“对，就是！”
“没错，”我说，“真正的新闻，而不是旧闻，对吧？”
“文章里说，这儿有一张地图，标出了关店的地点。你能演示一下该怎么调出地图吗？”他听上去非常贪婪，我有点害怕。先前他提到了斯克鲁奇和马利。我觉得我就像《幻想曲》里的米老鼠，正在用半懂不懂的咒语唤醒扫帚。
“你自己就能打开。用手指扫屏幕，就像这样。”
我演示给他看。刚开始他扫得太用力或者扫得太远，但很快就掌握了诀窍。事实上，他比我老爸学得还快。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版面。“你看哪，”他惊叹道，“六百家店铺！这就是我说的脆弱之处……”他的声音越来越轻，眼睛盯着小小的地图，他继续说道：“南方的脆弱之处。大多数关闭的店铺都在南方。克雷格，南方是个先兆，几乎每次都……我必须给纽约打个电话，股市就快休市了。”他准备起身。他平时用的电话在房间对面。
“你用手机就能打，”我说，“这是它最重要的功能。”至少当时是这样。我点击电话图标，键盘随即出现。“输入你想打的号码就行，用手指按数字。”
他看着我，蓬乱的白眉毛底下，一双蓝眼睛闪闪发亮。“我从这儿坐在安乐椅里就能打电话？”
“对，”我说，“信号非常好，感谢新的信号塔。你有四格呢。”
“格是什么？”
“别管了，你打电话就行。我出去好了，让你一个人打电话，等你打完，朝窗外挥挥手——”
“不需要。用不了几分钟，而且我也不需要隐私。”
他试探着点击数字，就好像担心会引起爆炸似的。接下来，他同样试探着把手机拿到耳边，眼睛望向我，等待我的确认。我点点头鼓励他。他听了一会儿，说了些什么（刚开始嗓门有点太大了），等待了片刻，又和另一个人说了些什么。哈里根先生当着我的面，卖掉了他持有的所有咖啡牛股票，天晓得这笔交易价值多少万美元。
他打完电话，找到办法返回主屏幕，再次打开浏览器。“能看《福布斯》吗？”
我试了试。可惜不能。“不过，假如你想找一篇《福布斯》上你已经知道的文章，应该是能找到的，因为肯定会有人把它发出来。”
“发出来——？”
“对，假如你想找关于某个东西的信息，Safari浏览器会替你搜索，只需要谷歌一下就可以了。你看。”我走到他的椅子旁，在搜索框里输入“咖啡牛”。手机思考片刻，吐出一屏搜索结果，刚才让他打电话给交易员的《华尔街日报》文章也在其中。
“你看看这个，”他惊叹道，“这就是互联网。”
“嗯，对。”我心想：早都说了嘛。
“这就是国际互联网啊。”
“对。”
“已经出现多久了？”
你应该知道的，我心想。你是个大商人，就算已经退休，也还是应该知道的，因为你依然感兴趣。
“我不知道互联网出现多久了，但人们一直在用。老爸，我的老师，警察……事实上，每一个人。”接着我更有针对性地说，“包括你的那些公司，哈里根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