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哈，但公司已经不是我的了。我确实知道一点点，克雷格，就像尽管我不看电视，但对几个电视剧也知道一点点。在看我订的报刊杂志的时候，我确实会跳过科技方面的文章，因为我不感兴趣。然而假如你想谈保龄球道或电影发行网，那就是另一码事了。这么说吧，我的手还没从里面拿出来呢。”
“对，但你不明白吗……那些行业也在使用科技。而假如你不懂……”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至少不知道该怎么在保持礼貌的界限内说下去，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就会落后，你想说的是这个。”“不过大概也无所谓了，”我说，“唉，你毕竟已经退休了。”
“但我不希望被别人当作傻瓜，”他的语气相当激烈，“刚才我打电话给奇克·拉弗蒂，叫他卖掉咖啡牛的股票，你猜他吃惊吗？不，一点也不，因为毫无疑问，已经至少有五六个大客户拿起电话，叫他做同样的事情了。有些人靠的肯定是内线消息。但其他人只是凑巧住在纽约或新泽西，能拿到当天出版的《华尔街日报》，看到了这条新闻。他们不像我，住在这个荒郊野外的鬼地方。”
我不禁再次好奇他为什么会来这儿，他在镇上显然没有任何亲友，然而现在似乎不是问他的好时候。
“也许是我太自大了。”他思考片刻，露出了真诚的笑容。这就像是在一个冷天看见阳光穿透厚厚的云层。“确实是我太自大了，”他举起手机，“看来我要留下你的礼物了。”
首先蹿到我嘴唇边的两个字是谢谢，但说出来似乎就太奇怪了。于是我只是说：“那就好，我很高兴。”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赛斯托马斯挂钟（我很愉快地注意到，他又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咱们花了这么长时间聊天，今天就只读一章好了。”
“没问题。”我说。不过我很愿意多待一会儿，为他读两章甚至三章。我正在读的是《章鱼》，作者是一个叫弗兰克·诺里斯的人，我很想知道这个故事怎么结尾。这是一本旧时代的小说，但同样充满了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时间缩短的读书节目结束后，我为哈里根先生的几棵室内盆栽浇水。这通常是我每天的最后一项工作，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浇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在玩手机，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
“既然我打算用这东西了，你最好教一教我该怎么用，”他说，“首先，怎么能让它别关机。我发现电量已经在减少了。”
“大多数功能你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我说，“非常简单。说到充电，盒子里有个电源。你把它插进墙上的插座就行。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再教你另外几个——”
“今天就算了，”他说，“明天吧。”
“好的。”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能读那篇关于咖啡牛的文章，看到他们打算关店的地图？”
我首先想到的是希拉里对“为什么要爬珠穆朗玛峰”的回答，我们刚刚在课本里读到过：因为山就在那儿。然而他也许会觉得我是在耍嘴皮子，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于是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吗？你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想一想，克雷格，想一想。我刚刚读到的内容是别人花钱才能读到的。就算按《华尔街日报》的订阅价来算，每期也要花我九十美分左右，当然比从报摊上直接买要便宜得多。然而有了这个……”他举起手机，用不了几年，成千上万的孩子就会在摇滚音乐会上像他这样举着手机，“现在你明白了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当然明白了，然而我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听上去——
“听上去很傻，对吧？”他问，不知道是看穿了我的表情还是读懂了我的心，“白送有价值的情报，这和我了解的一切成功的商业惯例都背道而驰。”
“也许……”
“也许什么？来，说一说你的见解。我不是在挖苦你，你显然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所以请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想到的是弗赖堡博览会，我和老爸每年10月都会去一两次。我们通常会在半路上接上我的朋友玛吉。我和玛吉去坐过山车，接着三个人去吃油炸面圈和甜香肠，最后老爸拖着我们去看新型号的拖拉机。要去设备展区，你必须经过宾果帐篷，那个帐篷可大了。我告诉哈里根先生，帐篷前会有个男人拿着麦克风，对过往宾客说第一局永远免费。
他想了一会儿。“一个诱饵？听上去有一定的道理。你的意思是说你只能看一篇文章，也许两篇或三篇，然后机器就会……怎么着？把你踢出来？要是你想继续玩，就必须付钱？”
“不，”我承认道，“我猜它和宾果帐篷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愿意看多少篇文章都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但这简直是疯了。免费发放样品是一回事，但白送整家店……”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你注意到了吗？甚至都没有广告。对报纸和期刊来说，广告是一个巨大的现金流来源，真的很大。”
他再次拿起手机，盯着熄灭的屏幕上自己的倒影。随后他放下手机看着我，露出一个古怪而暴躁的笑容。
“克雷格，咱们也许见到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犯错的人并不比我更了解这种事情的实操环节，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一场经济地震就快来了，要是我没弄错，它已经在悄然发生。这场地震会改变我们获得信息的时间、方式与地点，因而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停了停，“当然了，还会改变我们的应对之道。”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我举个例子吧。假如你得到一条小狗，你就必须教它怎么去室外解决如厕问题，对吧？”
“对。”
“然而假如你的狗卫生习惯不好，你会因为它在客厅里拉屎而奖励它吗？”
“当然不会了。”我说。
他点点头。“那样会让它养成你最不希望它养成的习惯。换到商业世界，克雷格，绝大多数人其实就像需要教育的小狗。”
我不怎么喜欢这个想法，直到今天也还是不喜欢，不过惩罚/奖励理论倒是很能解释哈里根先生的财富来源。我没多说什么，我在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他。他就像一位老探险家踏上了新的发现征程，听他说这些非常引人入胜。我不认为他真的想教导我，他是在让自己学习，对一个八十五六岁的老人来说，他学得非常快。
“免费样品固然很好，然而你给了人们太多免费的东西，无论是衣服、食物还是信息，人们就会变得期待免费。就像在客厅地板上拉屎的小狗，它们会看着你的眼睛，心里想：‘你教过我，这么做没错。’假如我是《华尔街日报》……或者《金融时报》……甚至该死的《读者文摘》……我会被这个小玩意儿吓得够呛。”他又拿起手机，似乎再也放不下它了。“它就像一根断裂的自来水管，只不过喷出来的是信息，而不是水。我以为咱们说的仅仅是一部电话，但现在我明白了……不，我开始明白了……”
他摇摇头，像是在清理思路。
“克雷格，假如我有正在研发的新药的专利信息，决定把新药的实验结果放出来，让全世界都能看见，普强公司或联合化工会为此损失数百万美元。也可能会有某个心怀不满的家伙，打算在网上泄露政府的机密。”
“他们不会被抓起来吗？”
“也许会。肯定会。然而正如老话说的，牙膏都已经挤出来了……嘿嘿嘿。唉，别管了，你快点回家吧，否则就赶不上吃晚饭了。”
“我这就走。”
“再次谢谢你的礼物。我应该不会经常使用，但我会好好思考一下，至少尽我所能思考一下。我的大脑不如以前那么敏锐了。”
“我认为你的大脑依然敏锐。”我说。我并非仅仅想哄他高兴，新闻报道和油管视频为什么没有广告呢？按理说人们应该要看广告的，对吧？“另外，我老爸经常说，真正有用的是思想。”
“这句格言嘛，会说的人多，会做的人就少了。”他说。见到我困惑的表情，他又说：“别管了。克雷格，咱们明天见。”
下山的路上，我踢开那年最后一场雪结成的硬块，思考他刚刚说的话：互联网就像断裂的自来水管，只不过喷出来的不是水，而是信息。这句话也适用于我老爸的笔记本电脑，还有学校里的电脑，还有全国的所有电脑。事实上，整个世界都一样。尽管苹果手机对哈里根先生来说是个新事物，他才刚刚学会怎么开机，但他已经领悟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假如生意（至少是他所了解的生意）还想像以前一样延续下去，就必须找到办法修好断裂的水管。我不敢确定，但我认为他预见到了付费墙的出现，而这个词要到一两年后才会被制造出来。当然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该如何绕过限制措施——这个行为将被称为“越狱”。等到付费墙诞生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了免费得到信息，不愿意被迫掏钱。被《纽约时报》的付费墙挡在门外的人转向CNN[13]或《赫芬顿邮报》（通常还气呼呼的），尽管免费网站的报道并不出色。（当然了，除非你想了解“副乳”之类的新兴词语。）哈里根先生说得完全没错。
那天晚上吃过饭，碗碟洗净收好之后，老爸打开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我发现了一个新网站，”他说，“名叫previews.com，能看即将上映的电影的预告片。”
“真的？快打开看看！”
于是，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看了一堆本来要去电影院才能欣赏到的预告片。
哈里根先生会困惑得扯掉头发的——他剩下的那一丁点头发。
2008年3月的那天，从哈里根先生那儿回家的路上，我很确定他弄错了一件事情。他声称他不会经常使用手机，然而我注意到了他盯着咖啡牛关店地图的表情，还有他如何很快就开始用新手机打电话给纽约的某个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的律师兼事业管理人，不是什么交易员。）
我没猜错，哈里根先生很喜欢用他的新手机。他就像一个老处女姨妈，六十年不碰烈酒，却在尝了一小口白兰地之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故作矜持的酒鬼。没过多久，每次我下午去他家，都会发现苹果手机放在他心爱的安乐椅旁边的桌子上。天晓得他用手机给多少人打了电话，但我知道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打给我，向我询问他的新宝贝的这个那个功能。有一次他说，这个手机就像老式的翻盖式写字台，里面全都是小抽屉、暗格和分类储物处，你一个不留神就会漏掉点什么。
他靠自己找到了绝大多数暗格和储物处（在各种互联网信息源的帮助下），但我是从一开始带他上路的人——说是我为他打开了这扇门也行。他对我说，他讨厌接到来电时响起的叮叮咚咚的木琴旋律，于是我帮他改成了塔米·威内特的《支持你的爱人》里的一小段，哈里根先生觉得这就太让人开心了。我教他怎么设置静音，这样他下午打瞌睡的时候就不会被打扰了。我还教他怎么设置闹钟，怎么录制他不想接电话时播放的留言。（他说得言简意赅：“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他开始在白天打瞌睡的时候拔掉固定电话的接线，我注意到他不把接线插回去的时候越来越多。他给我发文字信息，也就是十年前我们所说的短信。他拍摄他家屋后的蘑菇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别人辨认。他用笔记应用做笔记，搜寻他钟爱的乡村乐艺人的视频。
“今天上午我看了一个小时的乔治·琼斯视频，浪费了美好的夏日阳光。”那年晚些时候他对我说，神情既愧疚又有点古怪的自豪。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去给自己买一台笔记本电脑。他学会在手机上做的事情都可以在电脑上做，而且电脑屏幕还大得多，他可以仔细欣赏一身珠光宝气的波特·瓦格纳。哈里根先生只是摇摇头，大笑道：“撒旦，退到我的后边去！这就像你教我抽大麻，我很喜欢，于是你对我说：‘既然你喜欢大麻，那你会爱死海洛因的。’克雷格，我看还是算了吧。这个已经够了。”他喜爱地拍了拍手机，就像爱抚一只正在睡觉的小动物。比方说，一只终于养成了卫生习惯的小狗。
2008年秋天，我们在读《射马记》，一天下午，哈里根先生说停一停吧，没完没了的跳舞段落听得他心累。于是我们走进厨房，格罗根夫人在那儿留了一盘燕麦饼干。哈里根先生走得很慢，体重全压在拐杖上。我走在他背后，万一他摔倒，我能及时扶住他。
他坐下，嘟囔一声，做个鬼脸，拿起一块饼干。“我的好埃德娜，”他说，“我喜欢这东西，它们能让我的肠子动起来。克雷格，能给咱俩一人倒一杯牛奶吗？”
我去倒牛奶，这时我一直想问的那个问题冒了出来。“哈里根先生，你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你明明想住在哪儿就能住在哪儿。”
他拿起他那杯牛奶，和平时一样，做了个祝酒的姿势，我也和平时一样，还他一个祝酒的姿势。“克雷格，你会住在哪儿？要是，按照你的说法，想住在哪儿就能住在哪儿？”
“也许洛杉矶吧，那是拍电影的地方。我可以从搬运器材开始干，一路往上爬。”接着我告诉了他一个大秘密：“也许我能为电影写剧本。”
我以为他会嘲笑我，但他没有。“嗯，反正总要有人去写，为什么不能是你？你难道不喜欢待在老家吗？能看见你父亲的脸，能给你母亲献花。”
“哦，我会回来的。”我说。但他的问题——他提到了我的母亲——让我沉默了下来。
“我想彻底换个环境，”哈里根先生说，“我一辈子都生活在城市里。我在布鲁克林长大，那时候它还没变成……怎么说呢，变成某种盆栽。我希望能在晚年远离纽约。我想住在乡下的某个地方，但不是游客去的那种乡下，就像卡姆登、卡斯廷或巴港。我想找个道路都还没铺过沥青的小地方。”
“很好，”我说，“那你算是来对地方了。”
他哈哈一笑，又拿起一块饼干。“说起来，我考虑过南达科他州和北达科他州……还有内布拉斯加州……但最后还是觉得那也未免太远了。我请助手搜集了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许多小镇的照片，这儿就是我选中的地点，因为有这座山。各个方向的景色都不错，但景色不算秀丽。秀丽的景色会引来游客，而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游客。我喜欢这儿。我喜欢平静的气氛，我喜欢前前后后的邻居，还有，克雷格，我喜欢你。”
这话让我很高兴。
“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不知道你读到过多少关于我工作经历的内容，但假如你读过，或者以后读到，你会发现很多人认为，我在爬上那些嫉妒成性和脑力不足的人们所谓‘成功阶梯’的时候相当无情。这个看法也不能说是全错。我有敌人，我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克雷格，做生意就像打橄榄球。假如你必须撞倒别人才能达阵得分，那你就他妈最好给我往上冲，否则你为什么要穿着队服进场呢？然而等比赛结束——我的比赛已经结束，尽管我的手还没完全拿出来——你就要脱掉队服回家。这儿现在是我的家了。在美国的这个不起眼的小角落，唯一的商店和学校我看很快也要关门了。人们不再‘随便路过喝一杯’。现在我不需要去和永远有求于我的人吃应酬饭，没人邀请我去参加董事会，我不需要去参加无聊得让我想哭的慈善活动，也不会每天清晨五点被第八十一街的垃圾车吵醒。我会葬在这儿的榆树公墓，在内战老兵之间安息，我不需要去强压或者贿赂墓地的管理人，给自己找个好位置。这些理由解释了你的疑问吗？”
既能也不能。他对我来说是个谜，一直到他去世，甚至持续到他去世以后，然而他也许一向如此。我认为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孤独之中，有些人选择了孤独，就像他，也可能我们的世界向来孤寂。“算是吧，”我说，“至少你没搬去南达科他。这一点让我很高兴。”
他微笑。“我也是。再拿一块饼干吧，回家路上慢慢吃。顺便替我向你父亲问好。”
由于税基日益缩减，小镇终于无力支持，我们只有六间教室的哈洛小学于2009年6月关闭，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去安德罗斯科金河对岸的盖茨瀑布市中学念书的未来了。我将有七十名同学，而不是仅仅十二名。那年夏天，我第一次亲吻女孩，不是玛吉，而是她最好的朋友雷吉娜。也正是在那年夏天，哈里根先生去世了，发现尸体的正是我。
我知道他走路越来越困难，也知道他喘不上气的时候越来越频繁，有时候还需要从摆在他钟爱的安乐椅旁的氧气瓶里吸气，但我只是习以为常地接受了这些事情。除此之外，他的去世没有任何预兆，那天的前一天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我读了几章《麦克提格》（我问哈里根先生我们能不能再读一本弗兰克·诺里斯的书，他愉快地答应了），然后给盆栽浇水，而哈里根先生忙着浏览电子邮件。
他抬头看我，说：“人们开始醒悟了。”
“醒悟什么？”
他举起手机。“这个。互联网真正的意义，以及它能做的事情。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能撬动地球’。这就是那根杠杆。”
“酷。”我说。
“我刚刚删除了三封广告信和十来封政治宣传信。毫无疑问，我的邮箱地址被交换出去了，就像杂志出售订户地址一样。”
“还好他们不知道你是谁。”我说。哈里根先生的电子邮件是个代号（他喜欢用代号）：pirateking1（海贼王1）。
“要是有人在追踪我的搜索历史，那就不需要知道了。他们可以推测出我的兴趣，由此投我所好。我的名字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我的兴趣。”
“是啊，垃圾邮件确实很烦人。”我说。我去厨房倒空喷壶，放回储藏室里。
我回来的时候，哈里根先生已经用氧气面罩盖住了口鼻，正在做深呼吸。
“那是医生给你的吗？”我问，“他，呃，开了处方？”
他放下氧气面罩，说：“我没有医生。一个人过了八十五岁，想吃多少腌牛肉就吃多少，也不再需要医生——除非他得了癌症。那样的话，有个医生给你开止疼药还是挺方便的。”他的思路转到了别的地方。“克雷格，你思考过亚马逊吗？那家公司，不是那条河。”
老爸有时候会从亚马逊网站买东西，然而，不，我从没真的思考过它。我这么回答哈里根先生，问他想知道什么。
他指着那本现代图书馆版的《麦克提格》。“这是从亚马逊网站买的，用的是我的手机和信用卡。这家公司以前只卖图书，只是个夫妻店，但很快它会成为美国的知名企业之一。他们的微笑徽标会变得家喻户晓，就像雪佛兰的车标和我们手机上的品牌徽标。”他举起手机，给我看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图案。“垃圾广告很烦人吗？对。它正在成为美国商业的蟑螂，到处繁殖和乱爬吗？对。克雷格，因为垃圾广告很管用，它能拉犁耕地。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垃圾广告能够左右选举。假如我年轻个几十岁，我会捏住这个新现金流的卵蛋……”他攥起一个拳头。尽管关节炎害得他合不拢手，但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使劲一捏。”我见过几次的那个眼神出现在他眼睛里，就是让我庆幸我不在他的记仇小本子上的那个眼神。
“你还能活好些年呢。”我说。老天保佑，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对话了。
“也许吧，谁知道呢，但我想再感谢你一次，我很高兴你说服我留下了这东西。它给了我一个思考的理由。另外，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它也是个好伴侣。”
“我也很高兴，”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得走了，哈里根先生，咱们明天见。”
第二天我见到了他，但他没能见到我。
我像平时一样穿过储藏室进来，大声说：“你好，哈里根先生，我来了。”
没有回应。我心想他多半在卫生间。我只希望他别在卫生间摔倒，因为那天是格罗根夫人的休息日。我走进客厅，看见他坐在安乐椅里——氧气瓶放在地上，苹果手机和《麦克提格》在他身旁的桌子上——我放松下来。然而他的下巴耷拉到了胸口，身体也有点向一侧倾斜。看上去像是睡着了。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这是他第一次在下午这么晚的时候打瞌睡。他总在吃过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到我进门的时候，他永远眼神明亮，精神饱满。
我朝他走了一步，发现他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我能看见他虹膜的下半圈，然而那抹蓝色已经不再锐利，他的眼睛显得雾蒙蒙的，像是褪色了。我开始担心了。
“哈里根先生？”
毫无反应。他骨节突出的双手松垮地叠放在大腿上，一根拐杖依然靠着墙，但另一根却躺在地上，就好像他想伸手去拿，结果却碰倒了那根拐杖。我意识到我能听见氧气面罩在持续不断地发出咝咝声，但他呼吸时的微弱哧哧声，我已经彻底习惯了的那个声音，此刻完全听不见了。
“哈里根先生，你没事吧？”
我又朝他走了两步，伸出手想摇醒他，但随即缩回了胳膊。我从未见过尸体，但我觉得此刻眼前恐怕就有一具。我再次向他伸出手，这次我没有畏缩，抓住他的肩膀（衬衫底下，他瘦得可怕）摇了一下。
“哈里根先生，醒一醒！”
他的一只手从大腿上滑了下去，垂在双腿之间。他朝一侧又瘫软下去了一点，我能从他的嘴唇之间看见泛黄的牙龈。但我觉得还是要百分之百确定他不仅仅是失去了知觉或昏迷了过去，再打电话通知别人。我有一段短暂但清晰的记忆，是老妈在念故事给我听，故事里有个喊“狼来了”的小男孩。
我跑进走廊里的卫生间，也就是格罗根夫人所说的化妆间，觉得两腿发麻。我拿着哈里根先生放在架子上的小镜子回来，把镜子搁在他的嘴巴和鼻子前。没有呼吸时产生的雾气。这时我确定了（不过回头想想，见到他的手从大腿上滑下来，垂落在双腿之间的那一刻，我其实就已经确定了）。我在客厅里和一个死人待在一起，万一他伸出手抓住我怎么办？他当然不会那么做，他喜欢我，然而我也记得他昨天的眼神——仅仅是昨天！那会儿他还活着！当时他说，要是他年轻个几十岁，就会抓住这个新现金流的卵蛋使劲一捏。我记得他还攥起了拳头。
你会发现很多人认为我相当无情，他曾经说过。
只有在恐怖电影里，死人才会伸出手抓住你，这个我知道。我也知道死人并非无情，死人什么都不是，然而我还是先从他身边走开，然后才从裤子后袋里掏出手机。打给老爸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哈里根先生。
老爸说我应该没弄错，但他还是叫了辆救护车以防万一。哈里根先生的医生是谁，你知道吗？老爸问。我说他没有固定的医生（只要看一眼他的牙齿，就会知道他连牙医都没有）。我说我会在哈里根先生家里等着，我信守了承诺，不过我只敢站在房间外面等。出去之前，我考虑要不要把他垂落的那只手放回大腿上。我几乎要那么做了，然而到最后我还是没能提起勇气。他的遗体肯定已经变冷了。
我拿走了他的手机。这不是偷窃，而是出于哀悼，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失去他的痛苦。我想留下一件他的东西，一件有意义的东西。
我猜那是镇上教堂举办过的最盛大的葬礼。前往墓地的车队从没这么长过，车队里几乎都是租来的车辆。当然也有本地人出席葬礼，包括园丁佩特·博斯特威克、承包商罗尼·斯米茨（哈里根先生的屋子基本上都是他建的，我猜他肯定发了一笔横财）、管家格罗根夫人，以及其他镇民，因为他在哈洛很受欢迎。大部分悼念者（假如他们真是来悼念，而不是来确认哈里根先生确实死了的话）是纽约来的生意人。哈里根先生没有家人。没有就是没有，是个大零蛋，一个都没有。他甚至连侄子或两代开外的表亲都没有。他没结过婚，没生过孩子，老爸刚开始对他叫我上去有所保留，很可能也是顾虑到这一点。他比他的亲属活得都久，因此发现他尸体的才会是住在山坡底下的那个孩子，一个他雇来为他读书的孩子。
哈里根先生肯定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他在书房写字台上留了一张纸，亲笔写下他对葬礼的要求。他安排得非常简单。海与皮博迪殡仪馆的账面上从2004年就多了一笔现金预付款，足以操办一切事项，在此之外还绰绰有余。他不要守灵仪式，也不要瞻仰遗容，只要求把他“尽可能打扮得体面一些”，可以让灵柩敞着盖出现在葬礼上。
穆尼牧师主持仪式，我念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看见几个生意人听见这句话对视一眼，想必哈里根先生没向他们展示过许多恩慈，也没怎么饶恕过任何人。
他要了三首赞美诗：《与主同行》《古旧十架》和《在花园里》。他要穆尼牧师布道不超过十分钟，牧师只说了八分钟，提前到达终点，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他基本上只列举了哈里根先生为哈洛镇做的好事，例如花钱整修尤里卡农庄以及翻建罗亚尔河上的廊桥。牧师说，他还资助了社区游泳池的建设，投入的金额远超所需，但拒绝接受为之命名的特权。
牧师没有说原因，但我知道。哈里根先生说过，让别人用你的名字给一个场所命名，这种行为不但荒唐，而且不体面，注定会被忘记。他说，过上五十年，甚至二十年，你就仅仅是铭牌上的一个名字了，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履行完我的读经职责，我去前排坐在老爸身旁，望着灵柩及其前后花瓶里的百合花。哈里根先生的鼻子高高隆起，仿佛一艘船的船首。我对自己说，别去看它，别去想它很可笑或很可怕（或者既可笑又可怕），多想一想他在世时的样子。建议好归好，然而我的视线总会转回去。
简短的发言结束后，牧师朝济济一堂的悼念者抬起双手，掌心向下，为他们祝福。祝福结束后，他说：“想和哈里根先生告别的人现在请到灵柩前来。”
人们起身，房间内传来衣物摩擦的沙沙声和低声交谈的嗡嗡声，弗吉尼亚·哈特伦开始用管风琴演奏非常轻柔的音乐。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当时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多年后我逐渐想通了，这种感觉名叫“超现实”。我意识到他演奏的是乡村歌曲大串烧，其中包括费林·赫斯基的《鸽子的翅膀》、德怀特·约卡姆的《我为南方歌唱》和塔米·威内特的《支持你的爱人》（当然了）。看来哈里根先生甚至定制了自己的退场音乐，我心想，算你厉害。人们排队与他告别，身穿运动上衣和卡其裤的本地人与身穿正装和漂亮鞋子的纽约客混在一起。
“克雷格，你还好吗？”老爸悄声说，“最后再看他一眼，能行吗？”
我想做的不只是最后再看他一眼，但我没有告诉老爸，正如我没法告诉老爸我有多么难过。此刻情绪淹没了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动感情，就像我读许许多多其他的书籍给他听的时候一样，然而坐在那里，看着他的鼻子高高隆起，我意识到他的灵柩是一艘船，将要带他驶入最后的旅程，沉入无尽的黑暗。我想哭，我也确实哭了，不过是在葬礼后一个人躲起来哭的。我不想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哭泣。
“嗯，我想排在队伍最后，最后一个和他说再见。”
老爸没问我为什么，上帝保佑他，他只是捏了捏我的肩膀就过去排队了。我回到前厅，运动上衣穿在身上不太舒服，肩膀有点紧，因为我终于开始长个了。我等到队伍只有主过道的一半长度，确定不会再有人加入了，才过去排在两个穿正装的男人背后，他们在用小小的声音聊天。你猜他们在聊什么？亚马逊公司的股票。
等我走到灵柩前，音乐已经停止，讲坛上空无一人。弗吉尼亚·哈特伦多半从后门溜出去抽烟了，而牧师大概在圣具室里，忙着换掉长袍，梳理他所剩无几的头发。前厅里有几个人，他们压低声音交头接耳。教堂里只剩下了我和哈里根先生，就像先前的许多个下午，我们在他的山顶豪宅里，看着虽然好但不算秀丽的景色。
他穿一身我没见过的炭灰色正装。殡仪馆给他上了点腮红，所以他显得挺健康，虽说健康的人不会躺在棺材里，闭着眼睛，让毫无生气的面庞沐浴最后几分钟的阳光，然后永远长眠于地下。他的双手叠放在一起，让我想到仅仅几天前走进他家客厅时那双手叠放在一起的样子。他看上去像个真人尺寸的玩偶，我真不愿意见到他这个模样。我不想留在这儿，我想呼吸新鲜空气，想和老爸待在一起，想回家。但我还有事情要做，而且必须立刻就做，因为穆尼牧师随时都有可能从圣具室回来。
我从运动上衣的内袋里掏出哈里根先生的手机。我最后一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指的是活生生的他，而不是瘫软在椅子里，或者看上去像个装在昂贵包装盒里的玩偶的他——他说他很高兴我说服他留下了手机。他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手机是个好伴侣。手机有密码保护，如我所说，一旦兴趣真的被挑了起来，他就学得很快，但我知道密码是pirate1。葬礼前的那天夜里，我在我的卧室里打开过他的手机，还用过笔记功能。我想给他留句话。
我想说爱你，但感觉不对。我喜欢他，但同时对他也有一点戒备。另外，我也不认为他爱我。我不认为哈里根先生爱过任何人，除了在他父亲离开后独自抚养他的母亲（我做过一些调查）。最后我输入的话是这样的：为你工作是我的荣幸，谢谢你的卡片和刮刮乐彩票，我会想念你的。
我提起他的正装衣领，尽量不碰到崭新的白衬衫下不再呼吸的胸膛……然而我的指关节还是擦了一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感觉。很硬，就像木头。我把手机塞进他的上衣内袋，随后迅速从棺材边退开，时间恰到好处。穆尼牧师走出侧门，边走边整理领带。
“克雷格，在和他告别吗？”
“是的。”
“很好，应该这样。”他用一条胳膊搂住我的肩膀，领着我从灵柩前走开。“你和他关系很好，我保证肯定有很多人嫉妒得眼红。你还是出去和你父亲待在一起吧。另外能帮我一个忙吗？去告诉拉弗蒂先生和其他抬棺人，我们过几分钟就会准备好了。”
另一个人从通往圣具室的门里走了出来，双手互扣在身前。看一眼他的黑色正装和别在上面的白色康乃馨，就知道他是殡仪馆的人。我猜他的工作是合上灵柩的盖子，确保盖子固定好。见到他的瞬间，对死亡的恐惧忽然扑向我，我很高兴能离开那个地方，走到外面的阳光下。我没告诉老爸我需要一个拥抱，但他肯定看出来了，因为他用两条胳膊把我搂在了怀里。
别死，我心想，求你了，老爸，你别死。
榆树公墓的仪式要好一些，因为用时比较短，而且在室外举行。哈里根先生的事业管理人查尔斯·“奇克”·拉弗蒂简单地列举了哈里根先生的种种善举，他哈哈一笑，说他不得不忍受哈里根先生“可疑的音乐品味”。拉弗蒂先生的发言里只有这一句有点人味儿。他说他为哈里根先生工作了三十年，也与哈里根先生共事了三十年。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但他对哈里根先生身上人性的一面似乎一无所知，除了他对吉姆·里夫斯、帕蒂·洛夫莱斯和亨森·卡吉尔等歌手的“可疑品味”。
我想走上去，告诉聚集在墓穴前的这些人，哈里根先生认为互联网就像破裂的自来水管，只不过喷出来的是信息，而不是水。我想告诉他们，他的手机里有几百张蘑菇照片；还想告诉他们，他喜欢格罗根夫人的燕麦饼干，因为这种饼干能让他的肠子动起来。还有，一个人到了八十几岁，就不再需要吃维生素和看医生了，一个人过了八十五岁，想吃多少腌牛肉就吃多少。
但我一个字都没说。
这次读经的是穆尼牧师本人，到了那个伟大的苏醒之晨，我们所有人都会像拉撒路一样从死里复活。他再次祝福众人，葬礼随即结束。等我们离开，回去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哈里根先生会被放进墓穴（和他口袋里的苹果手机一起，那是我的功劳），泥土会覆盖他的身体，这个世界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我和老爸离开的路上，拉弗蒂先生走了过来。他说他要到明天上午才飞回纽约，不知道晚上能不能来我们家拜访一下。他说有事情要和我们谈。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件事肯定和我拿走的手机有关，然而我不知道拉弗蒂先生怎么会知道是我拿走的，再说手机也已经回到了它真正的主人身上。要是他问我，我心想，我就说那部手机本来就是我送给他的。另外，哈里根先生的产业肯定值很大一笔钱，区区一部六百美元的手机能算得上什么呢？
“好的，”老爸说，“过来吃晚饭吧，我会做相当难吃的意大利肉酱面。我们通常六点左右开饭。”
“我就指望你的款待了。”拉弗蒂先生说。他掏出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认识那个笔迹。“这封信也许能解释我想和你们谈的内容。我是两个月前收到的，里面指示我保留到……呃……现在这样的场合。”
我们回到车里，老爸爆发出一阵大笑，他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流出来了。他狂笑着拍打方向盘，又狂笑着捶打大腿，他擦了一把脸，继续大笑。
“怎么了？”我等他平静下来之后问，“有什么好笑的？”
“我想不到这还有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他说。他不再大笑，但依然在哧哧笑。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克雷格，我猜你肯定在他的遗嘱里。拆开吧，看看上面怎么说。”
信封里只有一张纸，完全是典型的哈里根式公报语气：没有甜言蜜语，开头称呼里甚至连个“亲爱的”都没有，他开门见山。我大声念给老爸听。
克雷格：
假如你读到这封信，那么我已经去世了。我以信托方式留给你八十万美元。托管人是你父亲和查尔斯·拉弗蒂，后者是我的事业管理人，我去世后他将担任遗嘱的执行人。按照我的计算，这笔钱足够你念完四年大学和你选择从事的任何研究生工作，剩下的则足以让你在你选择的职业道路上起步。
你提到过写剧本。假如这是你的愿望，那么你当然应该去追寻梦想，但我并不赞同。关于编剧，有个下流的笑话我不便复述，但你用手机很容易就能找到，关键词是编剧和小明星。其中隐含着一个道理，我觉得即便是你这个年纪也应该能领悟。电影是短暂的，但书——我说的是好书——是永恒的，或者接近永恒。你已经为我读过了许多好书，但还有其他好书在等着被写出来，这就是我想说的。
尽管你父亲对信托基金的一切事宜拥有否决权，但他最好不要干涉拉弗蒂先生建议你做出的任何投资。奇克在市场方面的眼光非常好。即便去掉学费，等你长到二十六岁，这八十万应该也能增长到一百万甚至更多，到时候信托期限将会结束，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或者投资——这永远是最聪明的选择）。我们一起度过的下午时光使我非常快乐。
你忠实的朋友
哈里根先生
又及：至于你收到的贺卡和里面的小礼物，不用客气。
最后的又及让我有点悚然，几乎像是回复了我在他手机上的留言，而那段话是我决定把手机塞进他的寿衣口袋时才输入的。
老爸没再大笑或窃笑，但他在微笑。“克雷格，有钱的感觉怎么样？”
“挺好。”我说——确实挺好。这是个了不起的礼物，但同样好（甚至更好）的是我意识到哈里根先生这么看得起我。喜欢冷嘲热讽的人多半会认为我这么说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笔钱就像我八九岁时扔到后院里的大松树上还卡住了的飞盘：我知道它在那儿，但我够不到它。不过这样也挺好，我暂时什么都不缺。当然，除了他。现在我该怎么打发非周末的下午呢？
“我收回所有说他吝啬的话。”老爸说。他跟着一辆亮闪闪的黑色SUV[14]开出停车场，这辆车多半是某个生意人在波特兰机场租的。“不过……”
“不过什么？”我问。
“考虑到他没有亲戚，又那么有钱，他可以留给你至少四百万的，或者六百万。”他看见我的表情，又爆发出一阵大笑。“开玩笑，孩子，我开玩笑的。好了吧？”
我朝他的肩膀擂了一拳，打开收音机，从WBLM（“缅因州的摇滚乐死硬分子”）调到WTHT（“缅因州的头号乡村乐电台”）。我已经喜欢上了乡村乐，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拉弗蒂先生来吃晚饭。他吃了很多老爸做的意大利面，对他那么一个瘦子来说更是多得出奇。我说我知道信托基金的事了，谢谢你。他说“别谢我”，然后开始讲他打算如何投资。老爸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把情况告诉克雷格就行，迪尔公司[15]也许是个投钱的好去处，因为他们像发疯一样地在做创新。拉弗蒂先生说他会考虑的，后来我发现他确实投了迪尔公司，不过只投了一小笔钱。大部分钱都投入了苹果和亚马逊。
吃过晚饭，拉弗蒂先生和我握手道贺：“克雷格，哈里根的朋友非常少。你很幸运，能成为其中之一。”
“而他也很幸运，能认识克雷格。”老爸静静地说，用一条胳膊搂住我的肩膀。我的喉咙一下子哽住了，拉弗蒂先生离开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哭了好一会儿。我尽量不出声，免得被老爸听见，也许我做到了。也可能他听见了，但知道我不希望受到打扰。
哭完之后，我打开手机，点开浏览器，输入关键词“编剧和小明星”。这个笑话据说来自一位名叫彼得·菲布尔曼的小说家，说的是一个小明星对电影毫无概念，结果和一个编剧上了床，也许你听过。我没有听过，不过我明白了哈里根先生想表达的意思。
那天夜里两点左右，遥远的雷声吵醒了我，我再次意识到哈里根先生已经去世了。我躺在床上，而他躺在地下。他穿一身正装，而且会永远穿下去。他的双手叠放在身上，一直到它们变成白骨也还是那样。雷声过后若是下雨，雨水会渗入地下，泡湿他的棺材。他的棺材没有水泥封或内衬，他在格罗根夫人所说的“临终信”里特地强调了不要。棺材盖会慢慢朽烂，他那身正装也一样。手机是用塑料做的，会比他的衣服和灵柩坚持得更久，但到最后连塑料也会消亡。不存在永恒之物，也许只有圣灵除外，然而，尽管我只有十三岁，对圣灵也已经有所怀疑。
我突然非常想听见他的声音。
这时我意识到，我能听见的。
这么做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在夜里两点），而且有点病态，我知道，但我也知道只要这么做了，我就能回去接着睡。于是我拨了电话。这时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因为我意识到了蜂窝电话技术的真谛：榆树公墓的地下某处，一具尸体的衣服口袋里，塔米·威内特正在高唱《支持你的爱人》的高潮两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