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他的语音留言在我耳畔响起，既平静又清晰，只是因为衰老而带点喉音：“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要是他真的打过来呢？要是他打过来，我该怎么办？
嘀声还没响起，我就挂断电话，回到了床上。正在盖被单的时候，我改变了主意，重新爬起来，再次拨通电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次我等到嘀的一声，然后说：“我想念你，哈里根先生。感谢你留给我的钱，但要是能让你活过来，我宁可不要。”我顿了顿，又说，“也许听上去像假话，但不是。真的不是。”
挂断电话，我回到床上，脑袋一碰到枕头就睡着了，连梦都没做一个。
每天早晨醒来后，我习惯在穿衣洗漱前先打开手机，点开新闻应用，确定还没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搞恐怖袭击。哈里根先生葬礼的第二天早晨，我正要点开新闻应用，却看见短信图标上有个小红圈，提示我收到了一条新短信。我猜发信人要么是比利·博根，他有一部摩托罗拉“明”系列的手机，要么是玛吉·沃什伯恩，她有一部三星手机……不过最近玛吉发给我的短信越来越少，我猜雷吉娜把我和她接吻的猛料抖给了玛吉。
你知道有句老话是“谁谁谁的血液一下子结冰了”吧？这种事确实有可能发生，我很清楚，因为当时我的血液就一下子结冰了。我坐在床上，瞪着手机屏幕，发信人是pirateking1。
我听见楼下厨房里叮叮当当的响动声，老爸正从炉灶旁边的柜橱里取出长柄煎锅。他似乎打算给我俩做一顿热乎乎的早饭，这是他尽量每周做一两次的事情。
“爸爸？”我说。叮叮当当的响动没有停下，我听见他说了句什么，好像是“给我出来，你这该死的小东西”。
他没有听见我叫他，不仅因为我的卧室门关着。我自己都听不见我的叫声，那条短信让我的血液结了冰，也夺走了我的声音。
上一条短信是哈里根先生去世前四天发给我的。里面写着：今天不用给盆栽浇水，格罗根夫人浇过了。往下的一条是这样的：C C C aa。
发信时间是凌晨两点四十分。
“爸爸！”这次我的声音大了一点，但依然不够响。我不知道跑下楼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哭，也不记得眼泪是什么时候流下来的，总之我依然穿着内裤和盖茨瀑布市老虎队的T恤。
老爸背对着我。他总算把锅取了出来，这会儿正在煎黄油。他听见我的脚步声，说：“希望你饿了，反正我很饿。”
“爹地，”我说，“爹地。”
我从八九岁起就不再叫他“爹地”了，此刻听见我这么叫他，他立刻转过身。他发现我没换衣服，正哭着举起手机给他看。他顿时忘记了煎锅的存在。
“克雷格，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做葬礼的噩梦了？”
确实是噩梦，很可能已经太晚了，毕竟哈里根先生上了年纪，但也许还来得及。
“天哪，爹地。”我痛哭流涕，“他没死。至少今天凌晨两点半还活着。咱们必须去把他挖出来。咱们必须要去，因为咱们活埋了他。”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老爸。从我如何拿走哈里根先生的手机，到我如何把手机塞进他的上衣口袋。我说这样做是因为手机现在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也因为那是我送给他的礼物。我说我半夜打电话给那部手机，第一次先挂断了，随后又打回去，在语音信箱里留言。我不需要给老爸看我收到的短信，因为他已经看过了。更确切地说，仔细研究过了。
煎锅里的黄油烤焦了，老爸起身，从炉子上拿开煎锅。“我看你吃不下煎蛋了。”他说。他回到桌边，没有坐在平时的位置，也就是我的正对面，而是坐在了我的身边。他用一只手盖住我的一只手：“听我说。”
“我知道这么做很可怕，”我说，“但要是我没打这个电话，咱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咱们必须——”
“孩子——”
“不，老爸，你听我说！咱们必须立刻叫人去墓地！推土机、铲车，或者用铁锨挖也行！他还有希望——”
“克雷格，够了。你被骗了。”
我瞪着他，震惊得合不拢嘴。我知道被骗是什么意思，但我根本没想过这种事会落在我头上，而且还是在深更半夜。
“这种事最近越来越多了，”他说，“公司里甚至专门开了一次员工会议说这个。有人拿到了哈里根先生的手机，把所有数据迁移到了另一台手机上，还拿走了他的手机卡。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当然，但是爹地——”
他握住我的手。“多半是想窃取商业机密的人。”
“他已经退休了！”
“但他的手还在里面，他告诉过你的。也可能是那些想窃取他的信用卡信息的人。总之他们在这台拥有迁移数据的手机上收到了你的留言，决定搞个恶作剧。”
“这都说不准，”我说，“爹地，咱们必须去确定一下！”
“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哈里根先生很有钱，去世时身边没人。除此之外，他好几年没看过医生了，尽管我敢打赌，拉弗蒂在这方面唠叨过他许多遍，哪怕只是因为他没法更新老先生的保险合同，抵扣更多的遗产税。因为这些原因，法医做了尸检，所以他们才会发现他死于晚期心脏疾病。”
“他们切开了他？”我想到我把手机塞进他衣袋时，指节如何擦过他的胸膛。他崭新的白衬衫和漂亮的领结底下有缝合好的切口吗？要是老爸没说错，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一个缝合好的Y字型切口，我在电视上看见过，那个节目叫《犯罪现场调查》。
“对，”老爸说，“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不希望你听了心里难过，但总比让你以为他被活埋了要好。他没有被活埋，不可能的，他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
“今天要我留在家里陪你吗？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留下。”
“不用了，我没问题的。你说得对，我被骗了。”而且还受到了惊吓。
“你一个人打算怎么过？要是你打算闷头想各种可怕的事情，那我还是休息一天好了。咱们可以去钓鱼。”
“我才不会闷头想各种可怕的事情呢。我要去哈里根先生家，给盆栽浇水。”
“你觉得去那儿是个好主意吗？”他仔细打量我。
“我答应过他的，另外我还想和格罗根夫人聊一聊。我想知道他有没有为她安排过那个条款。”
“遗嘱条款，你倒是很会为人考虑。当然了，她多半会叫你管好你自己的屁事。她那人是个老派的北方佬。”
“要是他没有安排过，我想把我的钱分给她一部分。”我说。
老爸微笑，亲了一口我的脸蛋。“你是个好孩子，你老妈会为你自豪的。你确定你没问题了？”
“我确定。”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吃了些煎蛋和吐司，尽管没什么胃口。老爸说得对，有人窃取密码，克隆他的手机，跟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不可能是哈里根先生，他的内脏已经像沙拉一样被丢掉了，他的血液被换成了防腐剂。
老爸去上班了，我去山上的哈里根先生家。格罗根夫人在用吸尘器清扫客厅，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哼歌，但还算神态自若。我给盆栽浇完水，她问我要不要去厨房，陪她一起喝杯茶（她所说的“开心水”）。
“还有饼干吃。”她说。
我们走进厨房，她用水壶烧水，我告诉她哈里根先生留下了遗嘱，用信托基金留给我一笔大学学费。
格罗根夫人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就好像她早有所料，她说拉弗蒂先生也给了她一个信封。“老板为我做了安排，超过我的想象，也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
我说我也是这个感觉。
格罗根夫人把茶端到桌上，我和她一人一个大马克杯。她把一盘燕麦饼干放在两个茶杯之间。“他特别爱吃这东西。”格罗根夫人说。
“是啊，他说这种饼干能让他的肠子动起来。”
她听得哈哈大笑。我拿起一块饼干，咬了一口。嚼着饼干，我想到了仅仅几个月前，我在卫理公会青年团契的濯足节与复活节仪式上朗诵《哥林多前书》：“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燕麦饼干不是圣餐，牧师肯定会说我这个念头是在亵渎神明，不过我还是很愿意吃掉这块饼干。
“他也照顾了佩特。”她说。她指的是园丁佩特·博斯特威克。
“好极了，”我伸手去拿下一块饼干，“哈里根先生是个好人，对吧？”
“这话我就不敢说了，”她说，“他这人很公正，没错，但你可不想被他记恨。你不记得达斯蒂·比洛多了，对吧？你当然不记得，你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是住在拖车公园的比洛多家的人吗？”
“哎呀，没错，就是商店旁边的那个拖车公园，不过我猜达斯蒂没在那儿。他早就上路去过他的好日子了。佩特来之前，他负责园丁的工作，但还没干满八个月，哈里根先生就逮住他偷钱，炒了他的鱿鱼。我不知道他偷了多少，也不知道哈里根先生是怎么发现的，但炒鱿鱼并不是这次惩罚的终点。你肯定知道哈里根先生给咱们小镇带来了什么，他以各种方式帮助我们，但穆尼牧师说出来的连一半都不到，可能他不知道，也可能他知道但讲话的时间有限。做慈善对一个人的灵魂有好处，但做慈善也能赋予一个人权力，哈里根先生把他的权力用在了达斯蒂·比洛多身上。”
她摇了摇头，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出于敬佩。她确实有北方佬的那股狠劲儿。
“不知道达斯蒂是从写字台、袜子抽屉或者天晓得哪儿偷到的钱，但我希望他至少偷走了几百美元，因为那是他在哈洛镇、罗克堡市和缅因州能弄到手的最后一笔钱了。哈里根先生说到做到，在此之后，达斯蒂连去多兰斯·马斯泰拉的牲口棚铲鸡屎都没门。他这人很公正，然而要是你不公正，那就只有上帝才能帮你了。来，再吃一块饼干。”我又拿了一块饼干。
“孩子，喝点茶吧。”
我喝了两口茶。
“等会儿我去整理楼上的房间。需要换一条新床单了，不能只是扫一扫床上，至少今天得这样。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处理这座屋子？”
“天哪，我不知道。”
“我也是，完全想不到，没法想象会有谁来买。哈里根先生独一无二，这里的一切……”她展开双臂，“……也是一样。”
我想到电梯的玻璃外墙，认为她说得有道理。
格罗根夫人又拿了一块饼干。“盆栽呢？该怎么处理？”
“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可以拿走两盆，”我说，“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是。他的冰箱也是满的，咱们三个可以分一分——你、我，还有佩特。”
拿了，吃吧，我心想，为的是记念我。
她叹了口气。“我基本上只是在拖时间而已。慢慢地做这几项家务，好像事情很多一样。老天在上，真要说的话，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你呢，克雷格？你有什么打算？”
“现在嘛，我要下楼去给他的灰树花浇水，”我说，“要是你确定可以的话，等我回家的时候，我至少可以带走那盆非洲堇。”
“我当延确定，”她用北方佬的口音说“当然”这个词，“爱拿几盆就拿几盆吧。”
她上楼去了，我下楼去地下室，哈里根先生的蘑菇养在一组培养箱里。给蘑菇浇水的时候，我想到pirateking1半夜发给我的短信。老爸说得对，肯定是有人在捉弄我，但是搞恶作剧的人难道不该至少发点半通不通的内容吗，比方说“救命啊我被困在棺材里了”，或者像那个老笑话一样，“忙着腐烂呢，别来骚扰老子”？搞恶作剧的人为什么只发了两个“a”？要是念出来，听上去就像一个人在漱口或临死前咽气的怪声。这个人又为什么要发我名字的首字母[16]，而且还发了三次？
最后我拿了四盆哈里根先生的盆栽回家——非洲堇、红掌、豆瓣绿和花叶万年青。我把花叶万年青放进我的房间，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盆，再把另外三盆放在家里的其他地方。我知道，挪动这些盆栽只是在拖延时间。四盆都放好之后，我从冰箱里拿了一瓶思乐宝放进自行车的挂包[17]里，骑车去榆树公墓。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上午，公墓里空无一人，我径直走向哈里根先生的墓地。墓碑已经就位，一块并不显眼的花岗岩，上面刻着他的姓名和生卒日期。墓碑前有很多花束，都是鲜花（放不了多久），大部分别着卡片。最大的一束来自佩特·博斯特威克一家，这些花很可能就来自哈里根先生自己的花圃，但这是出于敬意，而不是为了省钱。
我跪在地上，不是为了祈祷。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拿在手里。我的心脏在怦怦跳，一下一下那么沉重，小黑点开始在我的眼前闪烁。我点开联系人，打给哈里根先生，接着我放下手机，把面颊贴在刚填实的泥土上，用耳朵搜寻塔米·威内特的歌声。
我觉得我听见了，但也许仅仅出于想象，毕竟声音必须穿透他的外衣，穿透棺材的盖板，再穿透六英尺[18]厚的地面。然而我觉得我听见了。不，划掉——我确定我听见了。哈里根先生的手机正在他地下的坟墓里高唱《支持你的爱人》。
我的另一只耳朵，也就是没贴在地上的那一只，听见了他的语音留言，非常微弱，但在墓地一片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之中清晰可辨。“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他不会打给我了，无论时间合不合适。他去世了。
我起身回家。
2009年9月，我和朋友玛吉、雷吉娜和比利一起去盖茨瀑布市中学念书。我们坐一辆小小的旧巴士，因此盖茨市的孩子们很快就给我们起了一个“小巴崽子”的绰号。我终于开始长个子（长到离六英尺还有两英寸[19]就停下了，让我颇为难过），然而开学第一天，我依然是八年级最矮的学生。就这样，我成了肯尼·扬科的完美目标，他长得很壮，爱惹麻烦，那年留了一级，他的照片应该放在字典里“霸凌”的词条底下。
我们的
第一节 课不上课，因为要给来自“学区镇”的孩子开新生大会，也就是说，从哈洛、莫顿和夏洛教堂这三个小镇来的孩子。那年（以及接下来许多年）的校长是个脚步蹒跚的高大男人，一颗光头闪闪发亮，看上去像是打过蜡。他就是阿尔贝·道格拉斯先生，在学生的嘴里不是“阿凯”阿尔就是“酒鬼”道格。没人看见他喝醉过，但人人都坚信他喝酒就像鱼喝水一样。
他站上讲台，欢迎我们“这群优秀的新学生”来到盖茨瀑布市中学。他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学年里，有各种美好的事物在等待着我们：乐队、合唱俱乐部、辩论俱乐部、摄影俱乐部、美国未来农民会，以及我们有能力从事的各种运动（只能是棒球、田径、足球或曲棍球，橄榄球要到高中才能选）。他说每个月会有一次盛装周五活动，男生要打领带、穿休闲正装，女生要穿裙装（裙摆不得高于膝盖以上两英寸，谢谢）。还有一点，绝对不准强迫从小镇来的新生参加任何入学仪式。他指的就是我们。前年有个从佛蒙特州来的转学生被迫一口气灌下三瓶佳得乐，结果进了缅因州中心医院，因此这项传统已被废除。最后，他祝我们一切顺利，送我们走上所谓“学术冒险之旅”。
我本来害怕自己会在这所巨大的新学校里迷路，事实证明我想太多了，学校一点都不大。除了
第七节 的英语课之外，我所有课程的教室都在二楼，而且每一位老师我都喜欢。我一直担心自己数学跟不上，但这里的进度和我上一所学校的刚好接上了，因此也没什么问题。我对整个学校的感觉都挺好，直到第六节课之后换教室的那四分钟。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我改变了想法。
我沿着走廊走向楼梯，经过砰砰作响的储物柜、叽叽呱呱聊天的同学和食堂飘来的牛肉通心粉香味。我刚踩上楼梯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一只手就抓住了我。“哎，新来的。别走那么快嘛。”
我转过身，看见一个身高六英尺的巨魔和一张长满青春痘的丑脸。他黑色的头发油腻腻地垂在肩膀上，小小的黑眼睛从突出的额头底下盯着我，其中充满了虚假的喜悦。他穿直筒牛仔裤和磨损的机车靴，一只手里拿着个纸袋。
“接着。”
我不明所以地接过去。学生们从我身旁匆忙跑下楼梯，有几个偷偷地瞥了一眼留长发的那小子。
“打开看看。”
我看了。里面有一块布、一把刷子和一罐奇伟鞋油。我把纸袋还给他：“我要去上课了。”
“没门，新来的，你得先给我擦鞋。”
现在我明白了，这肯定是什么入学仪式。尽管校长今天一早刚刚明令禁止过，我还是打算乖乖照做。这时我想到了从我们身旁跑下楼的其他学生，他们会看见哈洛镇的这个乡下小子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布、刷子和鞋油。故事会飞快地传开。然而也许我还是不得不给他擦鞋，因为他的块头比我大太多了，另外，我也不太喜欢他看向我的眼神，那眼神仿佛在说：我很乐意揍得你满地找牙，新来的，只等你给我一个借口了。
这时我心想：要是哈里根先生看见我跪在地上，卑微地给这个蠢货擦鞋，他会怎么想呢？
“不。”我说。
“不？你可不想犯这种错误，”大个子说，“你他妈最好给我相信。”
“孩子们？哎，孩子们？有什么问题吗？”
来的是哈根森小姐，我的地理课老师。她年轻漂亮，大学刚毕业不久，但她有那种“别想糊弄我”的果断气质。
大个子摇摇头，表示没问题。
“一切正常。”我把纸袋还给大个子。
“你叫什么名字？”哈根森小姐问。她看的不是我。
“肯尼·扬科。”
“肯尼，你的袋子里装着什么？”
“没什么。”
“不会是搞入学仪式的玩意儿吧？”
“不是，”他说，“我要去上课了。”
我也要去上课了。下楼的人群越来越稀疏，上课铃很快就会响起。
“我知道，肯尼，但你稍等一下，”她把视线转向我，“你叫克雷格，对吧？”
“是的，女士。”
“克雷格，袋子里是什么？我很好奇。”
我想告诉她。不是因为什么童子军“诚实永远是最佳策略”的狗屁信条，而是因为他吓唬了我，我很生气，也（好吧，我承认）因为有个成年人在给我撑腰。这时我心想：哈里根先生会怎么处理呢？他会告密吗？
“哦，是他没吃完的午饭，”我说，“半个三明治。他问我要不要。”
假如她把纸袋拿过去，往里面看一眼，那我和大个子就都有麻烦了，但她没看……尽管她肯定知道里面是什么。她只是叫我们快去上课，然后就踩着刚好适合在学校穿的中跟皮鞋嗒嗒地走开了。
我迈步往楼下走，但肯尼·扬科又抓住了我。“新来的，你应该给我擦鞋的。”
我更生气了。“我刚才救了你一命，你该说谢谢才对。”
他的脸涨红了，但脸上那些即将喷发的小火山并没有因此变得不太显眼。“你应该给我擦鞋的。”他走出去几步，又转过身，傻乎乎的纸袋依然抓在手里，“去你妈的谢谢，新来的，去你妈的。”
一周后，肯尼·扬科和木工课老师阿瑟诺先生起了冲突，他抓起一把手持式木工磨光机扔向老师。和他在楼梯顶上对峙过之后，我发现他算是个传奇人物。肯尼在盖茨瀑布市中学就读两年，已被停学至少三次，木工课上的冲突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学校开除了他，我以为我和他的麻烦就这么过去了。
和大多数小地方的学校一样，盖茨瀑布市中学非常注重传统，盛装周五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种活动，比如持靴日（站在IGA超市门口，请人们为消防队捐款）、一英里跑（在体育课上绕体育场跑二十圈），以及在每月一次的学生大会上合唱校歌。
这些传统中有一项是秋季舞会，它有点像萨迪·霍金斯节，女生要主动邀请男生。玛吉·沃什伯恩邀请了我，我答应了，虽然我对她不是那种喜欢（你懂的），但我还是希望能和她继续当朋友。我请老爸开车送我们去，他非常乐意帮这个忙。雷吉娜·迈克尔斯邀请了比利·博根，因此我们凑成了双重约会。尤其好的一点是，雷吉娜在自习室里咬着我的耳朵说，她邀请比利只是因为比利和我是好朋友。
我玩得非常开心，第一次场间休息时，我离开体育馆，去卸掉我灌进肚子里的潘趣饮料。走到男厕所门口时，有人突然用一只手抓住我的腰带，另一只手掐住我的后脖颈，按着我横穿过走廊，扑向通往教工停车场的侧门。要不是我及时伸出一只手推开防撞门杆，肯尼会用我的脸直接去撞门板。
我清楚地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天晓得为什么小时候的悲惨记忆总是难以忘却，我只知道我确实记得。这段记忆实在是非常糟糕。
从热烘烘的体育馆出来（更不用说那么多行将成熟的躯体散发出的汗味了），晚风凉得出奇。我看见月光把两辆车的镀铬部件照得闪闪发亮，它们属于当晚的看管人，泰勒先生和哈根森小姐（看管人的角色总会落在新教师头上，你没猜错，这也是学校的一项传统）。我听见96号公路上有辆车的尾气砰的一声喷出消音管。肯尼·扬科把我推倒在停车场的沥青地面上，我感觉手掌热辣辣的，应该是擦破了皮。
“给我起来，”他说，“你有活儿要干。”
我爬起来，低头一看，发现手掌在流血。
停车场里的一辆车上放着一个纸袋，他拿起纸袋塞给我。“给我擦鞋。擦了，咱们就算扯平了。”
“去你妈的。”我一拳打在他眼睛上。
记忆犹新，明白吗？我记得他揍我的每一下：一共五拳。我记得最后一拳如何打得我后背撞在煤渣砖的外墙上，我如何命令我的双腿撑住，但它们如何不听我的话。我贴着墙慢慢滑下去，直到屁股坐在碎石地面上。我记得那时体育馆正在放黑眼豆豆的《砰砰爆》，微弱但能听清。我记得肯尼站在我面前，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敢说出去你就死定了。”但我记得最清楚也最当一回事的，是我拳头打在他脸上那一刻，心里感觉到的至高无上而凶猛残忍的满足感。我只打中了他一拳，但那是多么带劲的一拳。
砰，砰，爆。
他离开后，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确定了一下手机没坏，打给比利。我只能想到这么一个念头。铃响第三声，他接起来，在佛罗·里达的吟唱声中扯着嗓门叫喊。我叫他出来，喊上哈根森小姐。我不想把老师牵扯进来，这点伤也不算严重，但校方迟早会发现，因此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说实话。我认为哈里根先生应该会这么处理。
“怎么了？哥们，出什么事了？”
“有个高中生打了我一顿，”我说，“我觉得我还是别进去比较好。样子不太好看。”
三分钟后，他跑了出来，后面不仅跟着哈根森小姐，还有雷吉娜和玛吉。我的朋友们惊恐地看着我劈裂的嘴唇和流血的鼻子。我的衣服也溅上了血，我崭新的衬衫被撕破了。
“跟我来。”哈根森小姐说。见到我的鲜血、脸上的瘀青和肿胀的嘴唇，她似乎并没有慌张。“你们几个都来。”
“我不想进去，”我指的是回体育馆，“不想被别人盯着看。”
“可以理解，”她说，“这边走。”
她领着我们走向一扇门，门上标着“仅限教职工使用”。她用钥匙开门，让我们进去，领着我们来到教师休息室。这儿实在算不上奢华，哈洛镇上的人搞前院大甩卖的时候，我在草坪上见过更好的家具，然而椅子毕竟是椅子，我找了一把坐下。哈根森小姐拿来急救包，派雷吉娜去卫生间用冷水泡湿毛巾，以便敷我的鼻子。她说鼻梁应该没断。
雷吉娜回来时满脸震惊：“卫生间里有艾凡达护手霜！”
“是我的，”哈根森小姐说，“你喜欢的话尽管涂。克雷格，把毛巾敷在你的鼻子上。按住了。是谁送你们来的？”
“克雷格的父亲。”玛吉说。她瞪大眼睛，扫视这个从未涉足过的新世界。我显然不会倒地而死了，因此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个休息室上面。现在她正把一切都分门别类装进脑袋，等着以后和闺密慢慢讨论。
“打电话给他，”哈根森小姐说，“克雷格，把你的手机给玛吉。”
玛吉打给我老爸，叫他来接我们。他说了些什么。玛吉听了一会儿，说：“呃，出了点小麻烦。”她又听了一会儿：“呃……那个……”
比利把电话拿过去。“克雷格被人打了，但他没事。”他听了一会儿，把手机给我，“你爸想和你说话。”
老爸当然想和我说话了，他先问我怎么样，又问是谁干的。我说不知道，可能是某个想破坏舞会的高中生。“没事，老爸。别大惊小怪的，好吗？”
他说这可是大事。我说不是。他说当然是。你来我往地辩了几句之后，他叹了口气，说会尽快赶到。我挂断电话。
哈根森小姐说：“我不该给你止痛药的，只有学校护士才能给你，而且还要经过你父母的同意。但护士目前不在，所以……”她拿起和外衣一起挂在钩子上的手提包，打开往里看。“你们会告发我吗，说不定会害得我丢工作？”
我的三个朋友一起摇头，我也跟着摇头，但只能轻轻地左右晃一下。肯尼给我的左太阳穴来了一记重拳，希望那个爱欺负人的狗杂种弄断了手。
哈根森小姐掏出一小瓶奈普生。“我的个人存货。比利，去给他倒杯水。”
比利用德克士的杯子倒了一杯水给我。我咽下药片，立刻就觉得没那么疼了。这就是暗示的力量，而且这暗示还来自一位光彩照人的年轻女性。
“你们三个出去吧，”哈根森小姐说，“比利，你去体育馆，告诉泰勒先生说我再过十分钟就回去。姑娘们，去外面等克雷格的父亲，招呼他走员工出入口。”
他们走了。哈根森小姐俯身凑近我，近得我能闻到她的香水味——非常好闻。我爱上了她。我知道这么说很傻，但我无法自拔。她举起两根手指：“别告诉我你看见了三根或四根。”
“没有，就两根。”
“那就好，”她直起腰，“打你的人是扬科吗？就是他，没错吧？”
“不是。”
“我看上去很傻吗？说实话。”
她看上去很美丽，但我恐怕不能这么说。“不，你看上去不傻，但打我的确实不是肯尼。这是件好事，因为假如真的是他，我敢打赌他会被捕，毕竟他已经被开除。等到开庭审判的时候，我就必须出庭说明他是怎么揍我的，每个人都会知道。你想一想那样会多让人尴尬。”
“要是他再去打别人呢？”
这时我想到了哈里根先生——说我和他的灵魂沟通了都行。“那是别人的问题，我只在乎他对我做的事情。”
她想对我怒目而视，但她没有，而是嘴角一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对她的爱又上了一个台阶。“真是冷酷。”
“我只想好好过我的日子。”我说。老天在上，我说的是实话。
“知道吗，克雷格？我觉得你能做到。”
老爸赶到了，他上下打量我，称赞哈根森小姐做得好。
“上辈子我负责给拳王包扎伤口。”她说。老爸听得哈哈大笑。两人都没说我应该去急诊室，我松了一口气。
老爸带我们四个回家。我们错过了舞会的下半场，但没人在乎。比起在碧昂丝和Jay-Z的旋律中挥舞双手，比利、玛吉和雷吉娜都拥有了一段更有趣的经历。至于我，我依然在品味打中肯尼·扬科眼睛的那个瞬间：一种令人满足的震撼感油然而生，从我的拳头出发，顺着胳膊向上传递。那一拳会留下一个明显的黑眼圈，不知道他会怎么向别人解释。那啥，我撞上了一扇门。那啥，我撞上了一面墙。那啥，我正在打手枪，结果手滑了。
我们回到家里，老爸再次问我知不知道打人的是谁。我说不知道。
“孩子，我不敢说我相信你的话。”
我一言不发。
“你希望整件事就这么过去？我没理解错你的意思吧？”
我点点头。
“行吧，”他叹息道，“我明白了。我自己也年轻过。父母迟早会对孩子说这句话，但我猜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相信。”
“我相信。”我说。我真的相信，尽管一想到在固定电话时代，老爸还只是个身高五英尺五英寸的小虾米，我就忍不住要笑。
“至少告诉我一点。要是你老妈知道我这么问你，她一定会朝我发火的，但既然她已经不在了……我说，你有没有打回去？”
“当然。只打中了一拳，但那一拳打得很结实。”
他咧开嘴，得意地笑了。“很好。但你必须明白，要是他再来找你麻烦，那就必须报警了。听懂了吗？”
我说我懂了。
“你的老师很不错，我喜欢她。她说我应该至少过一小时再让你去睡觉，确保你不会突然昏昏沉沉的。要吃块馅饼吗？”
“好。”
“配一杯茶？”
“那就更好了。”
于是我们吃馅饼，用大马克杯喝茶，老爸给我讲他的往事，但讲的不是共用电话线路，不是他那会儿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和一个木柴取暖炉，也不是只能收到三个频道的电视机（要是风吹倒了屋顶的天线，那就一个频道都没有了）。他给我讲他和罗伊·德威特如何在罗伊家的地窖找到一把烟花，放烟花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射出去，打中弗朗克·德里斯科尔家放柴火的箱子，结果箱子烧了起来，弗朗克·德里斯科尔说要是他们不给他劈完一捆木头，他就去告诉他们的父母。他给我讲他老妈听见他管夏洛教堂镇的老菲利·洛博德叫宝贝酋长，她用肥皂洗他的嘴，不顾他如何保证再也不说这种话了。他给我讲那次在奥本旱冰场的群架——他称之为“混战”，里斯本高中和爱德华利特中学（老爸就读的学校）的学生们几乎每周五都要干一仗。他给我讲某一次他去怀特海滩玩，几个大孩子扯掉了他的泳装（“我用毛巾裹着身体走回家”）。还有一次，某个孩子手持棒球棒，撵着他跑过罗克堡市的卡宾街（“他说我给他妹妹身上留了吻痕，但我根本没做这种事”）。
他确实年轻过。
我上楼回房间时感觉不赖，但哈根森小姐给我的止痛片药效开始退去，到我脱衣服上床的时候，良好的心情也跟着一起消散了。我相当确定肯尼·扬科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但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他的朋友们看到他的黑眼圈会有什么反应？揶揄他一阵？还是大笑着嘲讽他？要是他生气了，决定再找我打个第二场怎么办？那样的话，我恐怕连好好给他一拳都做不到了，打中他眼睛的那一拳毕竟算是某种偷袭。他可能会把我打进医院，更糟糕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我洗了个脸（动作非常轻柔），刷完牙，然后上床，关灯，躺着重温今晚发生的事情。被人从背后抓住，推搡着穿过走廊的那一刻，我心里惊骇的感觉。被一拳打中胸口。被一拳打中嘴巴。命令双腿给我撑住，但双腿说过一会儿再说吧。
身处黑暗中，我越来越确定肯尼和我的梁子还没完，我甚至觉得这一结论很符合逻辑。当一个人身处黑暗中时，比这个结论疯狂一万倍的事情都可能符合逻辑。
于是我又打开灯，打电话给哈里根先生。
我没指望能听见他的声音，只是想假装在和他交谈。我以为我只会听见一片寂静，或者“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提示音。我把他的手机塞进寿衣口袋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第一代苹果手机在待机模式下最长也只能撑两百五十个小时。因此那部手机应该和他一样永远停留在了过去。
但铃声响了。它不可能响的，然而现实完全与之相反：三英里外，榆树公墓的地底下，塔米·威内特在高唱《支持你的爱人》。
铃声响到第五次，他的语音留言在我耳边响起，那带点喉音的、衰老的声音流淌了出来。他一如既往地直截了当，甚至没有请来电者留言或留下回电号码。“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嘀的一声过后，我听到了自己说话的声音。我没有思考该说什么，嘴巴似乎有了自己的意识。
“哈里根先生，今晚我挨揍了。动手的是个大个子蠢货，名叫肯尼·扬科。他命令我给他擦鞋，我拒绝了。我没有告发他，因为我觉得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再找我麻烦。我想像你一样思考，但我还是很担心。真希望能和你谈一谈。”
我顿了顿。
“很高兴你的手机还能用，尽管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我再次停下。
“我想念你。再见。”
我挂断电话，看了一眼“近期通话”列表，确定我打了这个电话。他的号码就在列表里，旁边显示“拨出，11：02 PM”。我关掉手机，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再关掉台灯。我几乎立刻就睡着了，那时是周五的晚上。第二天夜里，或者说周日凌晨，肯尼·扬科死了。他是上吊自杀的，但我过了一年才知道，佐以一些其他的细节。
肯尼思[20]·詹姆斯·扬科的讣告直到周二才登上《刘易斯顿太阳报》，而且只说他“由于悲剧性的意外而突然过世”，但他去世的消息早在周一就传遍了学校，流言作坊自然开足了马力。
他吸胶毒[21]，死于中风。
他清理他老爸的猎枪时（据说扬科先生的家里有个正规军火库），枪走火了。
他用他老爸的手枪玩俄罗斯轮盘赌，轰掉了脑袋。
他喝醉了，摔下楼梯，折断了脖子。
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真的。
把消息告诉我的是比利·博根，他一跳上小巴就冲向我，独家消息快把他憋炸了。他说他老妈有个朋友在盖茨瀑布市，这人打电话来，把消息告诉了他老妈。这个朋友住在扬科家的街对面，眼看着尸体放在担架上被人抬出来，扬科家的一大堆人围着担架，又是哭号又是尖叫。看起来，就连被开除的校园霸王也有人爱。作为长年朗读《圣经》的人，我甚至能想象他们跪在地上撕破衣服的画面[22]。
我立刻就想到了（怀着负罪感）我打给哈里根先生的那个电话。我对自己说，哈里根先生已经死了，不可能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就算这种事有可能发生在恐怖漫画之外，我也没有说过希望肯尼死掉的话，只是希望别被他骚扰，然而这话怎么听都像是在狡辩。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哈里根先生葬礼的第二天，我说他是个好人，在遗嘱里还想到我们，我还记得格罗根夫人当时的回答。
这话我就不敢说了。他这人很公正，没错，但你可不想被他记恨。
达斯蒂·比洛多被哈里根先生记恨上了，肯尼·扬科无疑也一样，因为我拒绝给他擦鞋，他为此揍了我一顿。然而哈里根先生已经不可能恨任何人了，我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死人没有爱恨。当然了，三个月不充电的手机也不可能响铃并播放语音留言（更不可能让你留下想说的话）……但哈里根先生的手机确实响了，我听见了他衰老而粗哑的声音，并因此产生了负罪感。但在此同时，我也松了一口气：肯尼·扬科再也不会来找我的麻烦了，他被踢出了我的人生道路。
那天快到中午时，正是我自由活动的时间，哈根森小姐来到体育馆，把正在练投篮的我拽进走廊。
“今天你要给教室拖地。”她说。
“可是今天没轮到我。”
“就是你，而且我知道为什么，另外，我有话要对你说。你这个年纪的孩子往往会有托勒密式的世界观，我还算年轻，所以我记得。”
“我不知道那——”
“托勒密是一位古罗马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切都围着地球转。孩子们通常会认为整个世界都围着他们转。这种身处宇宙中心的感觉大概会在二十岁左右开始消退，但你离二十岁还远着呢。”
她凑近我，脸色非常严肃。她拥有全世界最漂亮的一双绿眼睛，她的香水气味也让我有点眩晕。
“我看得出你没听懂，所以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比喻。假如你认为你和扬科那小子的死有任何关系，那你就错了。完全和你没关系。我看过他的记录，这个孩子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来自家庭、学校和心理的都有。我不知道他最后经历了什么，也不想知道，但我认为那是老天开恩了。”
“什么？”我问，“因为他再也不能揍我了吗？”
她大笑，露出和她整个人一样完美的牙齿。“托勒密式的世界观又来了。不，克雷格，老天开恩是说他年纪还太小，拿不到驾照。要是他到了已经能开车的年纪，很可能会拉着几个孩子一起上路。好了，回去继续练投篮吧。”
我转身要走，但她抓住了我的手腕。十一年后，我依然记得那一刻像是被电流击中的感觉。“克雷格，任何一个孩子的死都不可能让我感到高兴，哪怕是肯尼思·扬科那种坏蛋。但我很高兴死的不是你。”
我突然想把一切都告诉她，我真的会说的，但就在这时，下课铃响了，教室门纷纷打开，走廊里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孩子。哈根森小姐和我各奔东西。
那天晚上，我打开手机，刚开始只是盯着它看，积蓄勇气。哈根森小姐上午说的话很有道理，但她不知道哈里根先生的手机还能打通，而这应该是不可能的。我没找到机会告诉她，也认为我永远不会告诉她，事实证明我错了。
这次不可能打通了，我对自己说。上一次打通是手机电量的最后一次喷涌，就这么简单，就像灯泡在烧坏前的一瞬间会变得特别明亮。
我点进联络人列表，点了一下哈里根先生的号码，等待着电话接通。我希望听筒里一片寂静，或者传来“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提示音，但铃声还是响了。铃响几次之后，哈里根先生的语音留言再次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