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根先生，是我，克雷格。”
我觉得自己傻乎乎的。和一个死人说话——他的脸上现在应该长满了霉菌（你看，我做过研究）。与此同时，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傻。我感到害怕，就像是一个人踏上了渎神的土地。
“听我说……”我舔了舔嘴唇，“你和肯尼·扬科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对吧？要是有关系……呃……就敲一下墙壁。”
我挂断电话。
我等待敲墙的声音。
我没有等到。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pirateking1发给我一条短信。只有六个字母：a a a C C x。
毫无意义。
但我吓得魂不附体。
那年秋天我经常想起肯尼·扬科（这时候流传的故事变成了他半夜想溜出去玩，结果从家里二楼摔了下去），想到哈里根先生和他的手机的次数就更多了，我真希望一开始就把它扔进了城堡湖。有一种感觉叫迷恋，明白吗？我们都会迷恋奇异的事物，尤其是禁忌之物。我有好几次险些打给哈里根先生，但我忍住了，至少当时如此。我曾经觉得他的声音能让我安心，让我想象出他过往的经历和成功，甚至可以说，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祖父的声音。但我不再记得与他共度的那些阳光灿烂的下午了，也不再记得他当时的声音，不再记得我们如何谈论查尔斯·狄更斯、弗兰克·诺里斯和D.H.劳伦斯，不再记得他说互联网像断裂的自来水管。现在我只能想到那个老年人的粗哑声音，就像快要磨平的砂纸，那个声音对我说他会在合适的时候打给我。我还会想到他躺在棺材里，海与皮博迪殡仪馆的人肯定粘住了他的眼皮，但胶水能维持多久？他的眼睛会不会已经在地下睁开？眼球在眼眶里慢慢腐烂的时候，他会不会直勾勾地望着黑暗？
这些念头侵蚀着我的心灵。
圣诞节前的一周，穆尼牧师叫我去圣具室“谈一谈”。全程基本是他在说话。他说老爸很担心我，我体重掉了很多，成绩也在下滑。我有什么心事想告诉他吗？我思考了一下，觉得似乎可以说一点。不能和盘托出，但跟他说一部分还是可以的。
“要是我告诉了你，你能保守秘密吗？”
“只要与自残或严重犯罪无关，那么答案是肯定的。我不是神父，这儿也不是天主教的告解室，但大多数神职人员都很擅长保守秘密。”
于是我告诉牧师，我和学校里的一个男生打了一架，他是个大块头的家伙，名叫肯尼·扬科，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说我并不希望肯尼死掉，也绝对没有这么祈祷，但他死了，就在我们打完架之后不久，而我无法停止思考这件事。我告诉牧师，哈根森小姐对我说过，孩子会相信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和他们有关系，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我说她的这些话让我放松了一些，但我还是觉得肯尼的死也许是由我导致的。
牧师微笑道：“克雷格，你的老师没说错。八岁以前，我一直躲着人行道上的裂缝走，以免一不小心害得母亲摔断脖子。”
“你认真的？”
“没错。”他俯身靠近我，笑容消失了，“你为我保守秘密，我也为你保守秘密。说定了？”
“当然。”
“我和盖茨瀑布市圣安妮教堂的英格索尔神父是好朋友，扬科一家去的就是那家教堂。他说扬科家的孩子是自杀的。”
我好像惊呼了一声。肯尼死后那一周流传着很多说法，其中之一就是他自杀而亡，但我并不相信。要我说，自杀这种念头不可能钻进那个爱欺负人的狗杂种的脑袋。
穆尼牧师依然俯身看着我，他用双手握住我的一只手。“克雷格，你真的觉得那孩子会回到家里，心想，‘唉，天哪，我居然揍了一个年纪和个头都比我小的孩子，还不如自杀算了’吗？”
“我觉得不会，”我吐出一口像是憋了两个月的长气，“他是怎么自杀的？”
“我没问，但就算帕特·英格索尔说了，我也不会告诉你。克雷格，你必须放下这件事了。那个孩子有一些问题，他觉得必须揍你一顿，也只是那些问题的表现之一。你和他的死毫无关系。”
“要是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呢？就是说，因为他再也不会来找我麻烦了？”
“我会说，这证明你是个普通人。”
“谢谢。”
“感觉好点了吗？”
“好点了。”
确实如此。
这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哈根森小姐站在地理课教室的讲台前，满脸灿烂的笑容。“你们啊，多半以为再过两周就能摆脱我了，但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高中的生物课老师雷塞布先生要退休了，学校聘我接替他。你们不妨说，我也从初中毕业，升到高中了。”
几个孩子演戏似的痛苦呻吟，但大多数人开始鼓掌，其中最使劲的自然是我。我不会离开我的爱人了，对正处在青春期的我来说，这就像是命运的操弄。从某种角度说，也确实如此。
我也离开了盖茨瀑布市中学，开始在盖茨瀑布市高中念九年级。我在这里认识了迈克·尤伯罗思，当时他的外号是U型船。现在他是巴尔的摩金莺队的替补捕手，外号依然没变。
在盖茨瀑布市高中，运动员和喜欢读书的孩子很少会搅到一起去（我猜大多数高中都是这样，因为运动员群体往往排外），要不是因为《毒药与老妇》[23]，我们很可能不会成为朋友。U型船是三年级学生，而我只是个卑微的一年级新生，因此和他产生交集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但我们确实成了朋友，直到今天也还有联系，虽然我见到他的次数少了很多。
许多高中都有毕业会演的传统，但盖茨瀑布市高中没有。我们每年会排两场话剧，出品者是戏剧俱乐部，所有学生都可以去面试角色。至于《毒药与老妇》，我知道那个故事，因为我在某个下雨的周六下午在电视上看过电影版。我很喜欢，于是去试了试。迈克的女朋友是戏剧俱乐部的成员，也说服了他去试演，结果他得到了连环杀人犯乔纳森·布鲁斯特这一角色。我饰演他的跟班，像没头苍蝇一样的爱因斯坦医生，电影里由彼得·洛尔扮演这个角色，我尽可能模仿他的说话风格，说每句台词之前都先嗤笑一声“是哟！是哟！”。我模仿得并不好，但观众照单全收了。小地方嘛，你明白的。
就这样，U型船和我成了朋友，我也是通过他才知道了肯尼·扬科真正的死法。事实证明，牧师弄错了，报纸上的讣告说得对，他的死确实是一场意外。
这天我们需要穿戏服排练，在第一幕结束后的休息时间里，我站在可乐贩卖机前，这台鬼东西吃掉了我的七十五美分，但什么都没吐给我。U型船从他女朋友身边走过来，用手掌猛拍贩卖机的右上角。一罐可乐立刻掉进了取物托盘。
“多谢。”我说。
“小事一桩，你记得朝那个角来一巴掌就行。”
我说多谢，我记住了。虽然我觉得自己不可能以同等力度猛拍贩卖机。
“哎，那什么，听说你和那个姓扬科的小子打过一场。真的吗？”
否认没有意义，比利和两个女孩都告诉过别人，而且时过境迁，我也没有理由要否认。于是我说对，是真的。
“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我听说过一百个不同的版本。你有第一百零一个？”我问。
“小兄弟，我知道真相。你知道我老爸是谁，对吧？”
“当然。”盖茨瀑布市警队有二十来个制服警员、一名队长和一位刑警。这位刑警就是迈克的父亲，乔治·尤伯罗思。
“让我喝一口你的汽水，我就告诉你扬科是怎么死的。”
“没问题，但喝完别吐回去。”
“我看着有那么不讲理吗？快给我，该死的小子。”
“是哟，是哟。”我继续模仿彼得·洛尔，引得U型船哧哧怪笑。他接过可乐罐，一口喝掉一半，打了个嗝。走廊里，他的女朋友把一根手指塞进嘴里，假装要呕吐。高中生的恋爱，还真是复杂难解呢。
“负责调查死因的是我老爸，”U型船把可乐罐还给我，“事发几天后，我听见他和老家来的波尔克警司谈话——他们管警察局叫老家。他们在门廊上喝啤酒，警司说什么扬科那小子玩窒息手枪。老爸哈哈大笑，说他听说这个把戏叫好莱坞领带。警司说那个倒霉小子的脸长得像比萨饼，估计也只能这么爽一爽了。老爸说是啊，很可悲，不过确实是这样。老爸还说他觉得扬科的头发很奇怪，验尸官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的头发怎么了？”我问，“另外，好莱坞领带是什么？”
“我用手机查了查。那是自淫性窒息的通俗叫法。”他一字一顿地说出那个词，语气甚至称得上骄傲，“勒住自己的脖子，在快昏过去的时候打手枪。”看见我的表情，他耸耸肩，“我不负责制造消息，爱因斯坦医生，我只负责搬运。我猜这么做能带来极大的快感，但我还是不去尝试了。”
我想我也没兴趣尝试。“那头发呢？”
“我去问我老爸，他不想告诉我，但其他的细节我都已经听了个遍，所以他最后还是跟我说了。他说扬科的头发白了一半。”
我想了很多。一方面，假如我曾经有过哈里根先生从坟墓里爬出来，为我向扬科复仇的想法（在一些睡不着的夜晚，这个荒谬的念头就会钻进我的脑海），U型船的故事也无疑给这种想法画上了句号。想象一下，肯尼·扬科躲在衣橱里，裤子脱到脚踝上，一根绳子勒住脖子，面颊涨成紫色，忙着打他的窒息手枪，我都要觉得他可怜了。多么愚蠢而毫无尊严的死法啊。《刘易斯顿太阳报》的讣告说他“由于悲剧性的意外”而死，这话比我们这些孩子所能想象的更加准确。
然而，另一方面，U型船的老爸也说了，肯尼的头发白了一半。我忍不住要去想象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结果。躲在衣柜里，用尽全身力气打手枪的肯尼，在逐渐失去意识的过程中究竟见到了什么呢？
最后我求教于最伟大的导师——互联网，并且找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有些科学家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惊吓能让一个人的头发变白。但也有科学家认为，是哟，是哟，这种事确有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惊吓能杀死决定头发颜色的黑色素干细胞。我读到的一篇文章说，在托马斯·莫尔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处决前，两人的头发就变白了。另一篇文章观点不同，称那只是个传说。看了半天之后，我想到哈里根先生有时候会打的买袜子的比方：花的是你的钱，挑你喜欢的就对了。
这些疑问和担忧一点点消退，但如果我说肯尼·扬科彻底离开了我的脑海，那我就是在撒谎。即使是现在，我依然无法忘记他。肯尼·扬科，躲在衣橱里，一根绳子勒着脖子。他一开始应该是清醒的，还有机会把绳子松开。也许，我是说也许，在那之后，肯尼·扬科看见了什么东西，受到严重的惊吓，于是昏了过去。他可能是被活活吓死的。在大白天被吓死好像很蠢，但到了晚上，伴随着狂风在屋檐下吹出的呜咽啸声，被吓死就没那么蠢了。
哈里根先生的家门前立起了一块写着“出售”的牌子，这座屋子现在由波特兰市的一家房产公司负责，有一些人来山上看过。他们大多是从波士顿或纽约飞来的，其中有几个说不定坐的是私人飞机——就是来参加哈里根先生的葬礼时，会加钱租豪华轿车的那种商务人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对同性恋夫夫，年轻，显然混得很好，同样显然的是彼此相爱。他们开一辆时髦的宝马i8，无论走到哪儿都手拉手，不停地哇哦哇哦赞叹，对园圃喜爱有加。最后他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见过许多潜在买家，因为房产公司（由拉弗蒂先生管理，可想而知）留下了格罗根夫人和佩特·博斯特威克，而佩特雇我帮他打理园圃。佩特知道我擅长伺候植物，而且工作的劲头很足。我每周工作十小时，每小时挣十二美元，等到上大学后我才能动用信托基金，因此这笔收入对我来说很有用。
佩特管这些潜在买家叫有钱佬。就像开着租来的宝马车的那对已婚夫夫一样，这些人会哇哦哇哦地赞叹，但不会买。我并不觉得意外，这座屋子毕竟建在一条泥土路上，周围的风景虽然不错，但也算不上秀丽（没有湖，没有山，没有怪石嶙峋的海滩外加灯塔）。佩特和格罗根夫人也不意外，他们给这座屋子起了个外号：白象庄园。
2011年初冬，我用打理植物挣来的一部分钱买了部手机，把第一代苹果手机升级到了第四代。那天夜里，我导入完联络人，从上往下浏览的时候，看见了哈里根先生的号码。我想也没想就点了一下，屏幕显示“正在呼叫哈里根先生”。我把手机拿到耳边，心里既恐惧又好奇。
手机里没有响起哈里根先生的留言声。也没有机械声音说我呼叫的号码是空号，连铃声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悄无声息的寂静。你可以说我的手机，嘿嘿，安静得就像坟墓。
我松了一口气。
高中二年级我选了生物课，于是又见到了哈根森小姐，她依然漂亮，但我的爱不再属于她。我把我的情感投向了一位更有可能追到（年龄也更加合适）的年轻女士。温迪·杰拉尔德来自莫顿镇，是个身材娇小的金发女郎，刚摘掉牙箍不久。我们很快开始一起学习，一起去看电影（前提是我老爸、她老妈或她老爸带我们去），在汽车后排亲热。年轻人那些黏黏糊糊的桥段感觉都挺不赖。
我对哈根森小姐的单恋算是无疾而终，这是件好事，因为我们的友谊之门由此打开了。有时候我会带一些植物去教室，周五下午放学后，我也会帮忙清理和化学课学生共用的实验室。
就在这样的一个周五下午，我问她相不相信鬼魂的存在。“你是搞科学的，所以我猜你不信。”我说。
她大笑。“我是老师，不是搞科学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但我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相信上帝、天使和属灵的世界。我不太确定驱魔和恶魔附体是否真实，它们似乎都太遥远了。至于鬼魂嘛，人们就更加众说纷纭了。反正我绝对不会去参加降神会[24]，也不会去折腾通灵板。”
“为什么？”
我们正在清理水槽，化学课的学生应该在周末放学前把水槽清理完，但他们总是懒得弄。哈根森小姐停下手里的活儿，笑了笑，她好像有点尴尬。“因为搞科学的人也不能对迷信免疫，克雷格。我不想去折腾我不理解的东西。我祖母以前常说，除非一个人想知道答案，否则他就不该出声，我一直认为这是个好建议。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我不想对她说我还在惦记肯尼。“我是卫理公会的成员，有时候大家会讨论圣灵。不过在钦定本《圣经》里，圣灵写作‘圣魂’。我大概是想到了这个。”
“嗯，假如鬼魂真的存在，”她说，“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个个圣洁。”
我依然想当作家，但写剧本的野心已经熄灭。每隔一阵，我就会想起哈里根先生提到的那个笑话，编剧和小明星。它给我的影视业梦想蒙上了一片灰影。
那年圣诞节，老爸送了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我开始写短篇小说。拆成句子看还过得去，但小说里的句子必须构成一个整体，而我的句子做不到。第二年，英语系主任指派我负责校报，我染上了名叫记者的热病，直到今天都没有痊愈，也许这辈子都治不好了。要我说，一旦你找到了你的归宿，就会听见咔嗒一声——这声音不在你的脑袋里，而是发自灵魂深处。你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说真的，为什么要置之不理呢？
我开始长个子，三年级的时候，我向温迪保证“当然，我有保护措施”（安全套是U型船去替我买的），然后我们一起甩掉了童贞。我以年级第三的成绩毕业（整个年级只有142人，但毕竟是第三名），老爸给我买了一辆丰田花冠汽车（二手的，但毕竟是车）。爱默生学院接受了我的申请，对有志于记者事业的人来说，那是一所相当出色的大学。我确定他们至少会给我一部分奖学金，但感谢哈里根先生，我并不需要——算我走运。
在十四到十八岁之间，我闹过几场标准的青春期风暴，但实在算不上频繁——就好像在肯尼·扬科造成的这一场噩梦结束之时，我大部分的青春期焦虑也随之而去了。另外，你知道的，我家就两个人，而我爱我老爸。良好的家庭氛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入大学后，我很少会想到肯尼·扬科了，但我依然会想到哈里根先生。这并不奇怪，他毕竟为我铺好了走向大学的红地毯。然而在某几个日子，我想到他的次数会更为频繁。假如当时我刚好在家，就会去给他的坟墓献花。要是我不在，我会拜托佩特·博斯特威克或格罗根夫人替我去。
情人节、感恩节、圣诞节，还有我的生日。
每逢这些日子，我还会去买一张一美元的刮刮乐彩票。有时候我会赢一两美元，有时候五美元，有一次我赢了五十美元，但和大奖永远差着十万八千里。对此我没什么意见，就算中了大奖，我也会把钱捐给慈善组织。我买彩票是为了纪念哈里根先生，多亏了他的馈赠，我已经很有钱了。
拉弗蒂先生对信托基金掌管得颇为慷慨，因此我在爱默生学院念到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寓。公寓坐落在后湾，有几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在这个地段，就连小面积的公寓也不便宜。当时我在为《犁铧》工作。这是一份闻名全美的文学期刊，总编永远是一号人物，但堆积成山的投稿也还是需要人去读，这个人便是我。我喜欢这份工作，尽管大部分投稿都和一首经典烂诗的水平相当，这首诗名为《我恨母亲的十个理由》，烂得相当令人难忘。看到那么多有志于文学的人写得比我还差劲，我不禁受到了鼓舞。这么说好像有点刻薄。好吧，似乎确实如此。
一天晚上，我正在阅读稿件，左手边摆着一盘奥利奥，右手边摆着一杯茶，这时手机响了。是老爸打来的，他有个坏消息要通知我：哈根森小姐去世了。
我有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堆在面前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忽然间变得毫无意义。
“克雷格？”老爸问，“能听见吗？”
“能听见。出什么事了？”
他告诉我他知道的消息，两天后，《盖茨瀑布市进取周报》网络版更新，我知道了更多细节。文章标题是《深受爱戴的教师夫妻在佛蒙特州遇难》。维多利亚·哈根森·科利斯去世前一直在盖茨瀑布市教生物学，她丈夫在附近的罗克堡市教数学。春假的时候，两人决定骑摩托车穿越新英格兰，每晚在不同的民宿过夜。回程路上，在佛蒙特州内与新罕布什尔州的边界处，家住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的三十一岁男子迪安·惠特莫尔越过公路中线，正面撞上他们。泰德·科利斯当场身亡，而维多利亚·科利斯，这个曾经在肯尼·扬科痛揍我之后带我去教师休息室，还违反规定给了我一粒奈普生的女老师，死于送医途中。
前一年夏天我在《盖茨瀑布市进取周报》当实习生，主要任务是倒垃圾，但也为运动栏目和影评栏目写了几篇稿件。我打电话给主编戴夫·加德纳，他告诉了我一些报纸上没有刊出的内情。迪安·惠特莫尔曾因醉驾被捕四次，但他父亲是个对冲基金大亨（哈里根先生异常憎恨这些暴发户），花高价聘请了律师帮惠特莫尔摆脱前三次指控。第四次，他开车从侧面撞进了欣厄姆市的一家佐尼超市，然而他只是被吊销了驾照，连拘留所都没进。撞上科利斯夫妇的摩托车时，他不但醉驾，而且是无照驾驶。用戴夫的话说，他“醉得像块石头”。
“他会脱罪的，也就打一下手板而已。”戴夫说，“他老爸会处理的，你等着瞧吧。”
“不可能吧。”光是想到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事，我就已经恶心得想吐了。“要是你的消息准确，他这明显是个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的案子。”“你等着瞧。”他还是这句话。
葬礼在圣安妮教堂举行，哈根森小姐——在我心里，我怎么都没法称呼她为维多利亚——和她丈夫大半辈子都是去这家教堂，连婚礼都是在这儿举行的。哈里根先生很有钱，多年来在美国商界一直是个能呼风唤雨的人物，但与他的葬礼相比，来参加泰德·科利斯和维多利亚·科利斯夫妻葬礼的人要多得多。圣安妮教堂规模很大，可是葬礼那天人们只能站着，要不是英格索尔神父有麦克风，哭声肯定会淹没他的声音。两人都是很受欢迎的教师，非常般配，更何况他们还那么年轻。
大多数悼念者也很年轻。我去了，雷吉娜和玛吉去了，比利·博根去了，U型船也去了。U型船特地从佛罗里达赶来，这个身材壮硕的家伙当时在那儿打小联盟。他坐在我身边，虽然没有哭，但眼睛红通通的，一直在抽鼻子。
“你上过她的课吗？”我低声说。
“中等生物学，”他也低声说，“三年级的时候，我需要攒够能毕业的学分。她开恩给我一个C。我是她的观鸟俱乐部的成员，申请大学的时候，她给我写了推荐信。”
她也给我写了，我心想。
“太不公平了，”U型船说，“他们什么都没做错，只是在骑车兜风。”他顿了顿，补充道：“而且他们还戴着头盔。”
比利还是老样子，但玛吉和雷吉娜化了妆，穿上了大姑娘的裙装，显得更成熟了。葬礼结束后，我们在教堂外互相拥抱，雷吉娜说：“还记得你挨揍那天晚上她是怎么照顾你的吗？”
“当然。”我说。
“她让我用她的护手霜。”雷吉娜流下泪来。
“希望他们把那家伙关到老死。”玛吉恶狠狠地说。
“收到，”U型船说，“把他关起来，钥匙扔掉。”
“一定会的。”我说。然而事实证明，我错了，戴夫说对了。
迪安·惠特莫尔的案子于当年7月开庭。他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要是他同意去戒毒所，在这四年间通过尿检抽查，监禁就可以缓期执行。当时我已经回到了《盖茨瀑布市进取周报》，成为一名有薪水的雇员（只是兼职，但毕竟是雇员）。我负责报道社区事务，偶尔主笔专题报道。惠特莫尔的判决（要是那也能算判决的话）结果出来的第二天，我向戴夫·加德纳表达了我的愤慨。
“我知道，确实很糟糕，”他说，“但是啊，克雷格，你该成熟点了。咱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金钱一开口，人人都得听。惠特莫尔的这个案子里有金钱交易，那是肯定的。不过，你是不是还欠我一篇手工艺展会的四百字稿件？”
惠特莫尔去的多半是那种高级戒毒所，里面还附带网球场和高尔夫球拨球场，这样的惩罚远远不够。四年的尿检也远远不够，假如你能提前收到通知，花钱让其他人提供尿样，尿检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而多半会有人给惠特莫尔通风报信。
8月就这样在怒火中过去，有时候我会想到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一句非洲谚语：一个老人死去，就是一所图书馆被烧掉。维多利亚和泰德都不是老人，而这就更加令人伤感，因为他们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永远停在了那一天。参加葬礼的孩子有些是她现在的学生，有些则像我和我的伙伴们一样刚毕业不久。站在这里，我们心里都明白，有某样东西被烧掉了，而且再也不可能复原。
我想起她在黑板上画的树叶和枝杈，她随手就能画出那么美丽的图画。我想起我们在周五下午一起清理生物课实验室，又出于好心帮化学课学生清理另外半间实验室，我们嘲笑那股难闻的气味，她说搞不好会有某个化学课学生像杰基尔博士似的变成海德先生[25]，冲进走廊大肆破坏。我想到肯尼揍完我之后，我对她说我不想回体育馆了，她说可以理解。我想到这些事情，想到她的香水味，想到那个杀死她的混球会从戒毒所出来，继续过他的好日子，快乐得就像在巴黎度周末。
不，远远不够。
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在房间的衣柜抽屉里乱翻，不想承认自己在找什么，更不想承认找它的原因。我要找的东西不在抽屉里，这让我既失望又松了一口气。我走出房间，又折返回来，踮起脚尖，伸手去摸衣柜最高的一层。这里放着一大堆破烂，我翻了翻，找到一只旧闹钟，找到从前玩滑板时在车道上摔坏的iPod，找到几副彼此纠缠的耳机和耳塞，还找到一盒棒球卡和一摞《蜘蛛侠》漫画。衣柜这层的最深处放着一件波士顿红袜队的T恤，对现在的我来说太小了。我拿起T恤，对，找到了，这就是老爸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那部苹果手机。当时的我还是个小虾米。充电器就在旁边放着，我给手机充上电，依然不去想我打算做的事情。多年后回想这一天，我明白了自己寻找手机的缘由。某次跟哈根森小姐一起清理化学课学生用过的水槽时，她对我说过，除非一个人想知道答案，否则他就不该出声。那天在衣柜里翻找手机，是因为我想要一个答案。
我对自己说，说不定手机连电都充不进去了，毕竟它放在那儿积灰已经好多年。但手机可以充电。那天晚上老爸去睡觉之后，我拿起手机，看见屏幕右上角的图标显示满电。
唉，回忆往事真是让人沉迷。我看到了多年前的电子邮件，看到了老爸头发还没变灰时的照片，还看到了我和比利·博根之间的往来短信。没什么有营养的话题，全是玩笑话，其中有“我刚放了个屁”之类的重大新闻，还有“你做代数作业了吗”这种深入灵魂的问题。我们就像两个拿着罐头瓶的孩子，瓶子之间连着一根涂蜡的长线。仔细想来，所谓现代通信工具也不过如此，供我们为了闲聊而闲聊。
我拿着手机上床，上次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我还不需要刮胡子，而亲吻雷吉娜是件天大的事。然而这张曾经太大的床现在几乎有点嫌小了。我望向对面墙上的凯蒂·佩里海报，贴这张海报的时候，在初中三年级的我眼里，她就是性感与趣味的化身。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小虾米了，但我依然是我，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假如鬼魂真的存在，哈根森小姐说过，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个个圣洁。
想到这句话，我差点就要放弃打电话了。但我随即又想到那个不负责任的蠢货，他会悠闲地在戒毒所里打网球，于是我拨出了哈里根先生的号码。没事的，我对自己说，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都不可能发生。你只是在借此打扫脑内的衣柜，把愤怒和悲伤擦去，由此放下这件事，继续向前走。
然而在心里的某个部分，我清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当铃声响起，而不是一片寂静的时候，我并不惊讶。当他的语音留言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我依然没有惊讶，尽管这个衰老的声音来自将近十一年前我放进他寿衣口袋的手机：“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你好，哈里根先生，是我，克雷格。”我的声音稳定得出奇，虽说我在和一具尸体说话，而这具尸体很可能真的在听我说。“有个叫迪安·惠特莫尔的人，他害死了我高中时最喜欢的老师和她丈夫。那家伙喝醉了，开车撞上他们。他们都是好人，她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我，但那家伙没有受到他应得的惩罚。我想说的大概就是这些。”
不，不止这些。我有三十秒左右的时间可以留言，我还没有把这段时间用完。于是我说出了剩下的话，我真正想说的话，我的声音变得低沉，听上去几乎像在咆哮：“我希望他去死。”
最近我在为《总汇报》工作，这家报纸报道奥尔巴尼及其周边地区的新闻，提供的薪水相当微薄。我为BuzzFeed或TMZ这些网络媒体供稿肯定能挣更多，然而我有信托基金当缓冲垫，而且我也喜欢为纸媒工作，尽管现在的大部分事情都转到了网上。你就说我这人恋旧好了。
我和弗朗克·杰斐逊交上了朋友，他负责处理报社的电脑故障。一天晚上我们在麦迪逊灌酒屋喝啤酒，我对他说我曾经能打通一个死人的语音信箱……但只能用那个人在世时我用的那部旧手机打。我问弗朗克他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没，”他说，“但有可能发生。”
“怎么个可能法？”
“我不知道，但早期的电脑和手机里有各种各样的古怪漏洞。其中的一些堪比传奇。”
“苹果手机也有？”
“尤其是苹果手机，”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因为一代是匆忙投产的。史蒂夫·乔布斯绝对不会承认，但苹果的人吓得要死，担心再过两年，甚至一年，黑莓手机就会完全统治市场。在第一代苹果手机里，有些手机只要输入字母i就会锁死。你可以先发邮件再浏览网络，但要是你先浏览网络再发邮件，系统有时候就会崩溃。”
“我就遇到过一两次，”我说，“最后只能重启。”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毛病。至于你说的这件事，我猜是因为死者的留言不知怎的卡在了软件系统里，就像肉丝嵌在牙缝里那样。你可以管它叫机器里的鬼魂。”
“是啊，”我说，“但未必个个圣洁。”
“什么？”
“没什么。”我答道。
乌鸦山治疗中心是一家豪华戒酒机构，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北部（这里确实有网球场，还有沙狐球场和游泳池），迪安·惠特莫尔死在入院后的第二天早上。消息一出我就知道了，因为我用他的名字设置了谷歌提醒，不仅设置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还设置在《盖茨瀑布市进取周报》的公家电脑上。新闻里没说死亡原因，金钱是老大，我知道，所以我跑了一趟新罕布什尔州紧邻治疗中心的梅德斯通镇。我打出记者的名号，到处找人询问，还扔出去几张哈里根先生留给我的钱。
没过多久我就打听清楚了，因为惠特莫尔的自杀方式很不寻常。怎么个不寻常？就像在打手枪的时候把自己勒死一样。乌鸦山的疗养者被称为客人，而不是毒虫和酒鬼，每间客房都有自己的淋浴室。迪安·惠特莫尔在吃早饭前走进淋浴室，灌下几口香波——从后续情形看，不是为了自杀，而是为了润滑喉管。他随后把一块肥皂掰成两半，一半扔在地上，另一半塞进喉咙。
这些事基本上是由乌鸦山的一位治疗师告诉我的，他负责帮酒鬼和毒虫戒掉旧瘾。这位老兄名叫兰迪·斯基雷斯，他坐在我的丰田车里，抓着一瓶野火鸡威士忌的瓶颈往嘴里灌酒，买酒的钱来自我给他的五十美元（没错，我没漏掉这其中的讽刺）。我问他惠特莫尔有没有留下自杀遗言。
“留了，”斯基雷斯说，“说起来还挺贴心的呢，他的遗言。说是一句祈祷词都行：‘永远尽你所能给予人爱。’”
我的胳膊上爆发出鸡皮疙瘩，还好被袖管挡住了，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我很想告诉他那不是祈祷词，而是塔米·威内特的《支持你的爱人》里的歌词。但斯基雷斯知道了也没用，何况我也不想告诉他。那是哈里根先生和我之间的默契。
我花了三天时间在我的小小调查上。回家之后，老爸问我这个迷你假期过得好不好，我说过得很好。他问我有没有准备好在两周后重返校园，我说准备好了。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吗？他问。我说没有，一切皆在正轨。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谎言。
有一部分的我依然相信肯尼·扬科死于意外，而迪安·惠特莫尔是自杀的，很可能出于愧疚。我努力想象哈里根先生以某种形式出现在他们面前，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但我想象不出来。假如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我就是杀人共犯，即便法律无法定我的罪，道德上我也有瑕疵。我毕竟提出了想让惠特莫尔去死的愿望。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多半也希望肯尼去死。
“你确定吗？”老爸问。他依然盯着我，目光里带着探询的意味。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这个眼神了，每次我做了什么小坏事他就会这么看我。
“完全确定。”我说。
“好，但如果你想找人谈谈，我就在这儿。”
是啊，感谢上帝，他在我身边。但这不是什么能和别人谈的事情，我一说出来就会被人当成精神病。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从衣柜最上面一层取出那部手机，它的电量没有掉太多。我为什么要取出手机呢？是想打电话到他的坟墓里说声谢谢吗？还是想问问他是不是真的还在？我记不清了，不过这也不再重要，因为我没有打给他。我打开手机，看见pirateking1发来一条短信。我用颤抖的手指点击屏幕，弹出来的内容是这样的：C C C sT。
我盯着屏幕，忽然意识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在夏末的这一天之前，我从来没有朝这方面想过。会不会是我以某种方式拴住了哈里根先生？我在棺材盖合上之前，把手机塞进他的衣服口袋，因而把他和我在尘世间的需求捆绑在了一起，会是这样吗？我请求他做的事情会不会其实是在伤害他？甚至是在折磨他？
不太可能，我心想。想一想格罗根夫人说过的话，想一想他是怎么对待达斯蒂·比洛多的。她说自从达斯蒂偷了哈里根先生的钱之后，他连去多兰斯·马斯泰拉的牲口棚铲鸡屎都没门。哈里根先生说到做到。
对，一定是出于其他原因。她说哈里根先生这人很公正，然而要是你不公正，那就只有上帝才能帮你了。迪安·惠特莫尔待人公正吗？不。肯尼·扬科待人公正吗？同样不。因此也许哈里根先生乐于帮忙，甚至从中得到了乐趣。
“前提是他真的还在。”我悄声说。
他确实还在，我心里知道得清清楚楚。我还知道他的短信是什么意思：克雷格，住手[26]。
因为我在伤害他，还是因为我在伤害自己？
我心想，这并不重要。
第二天下了很大的雨，没有打雷，但是雨倾如注，这意味着再过一两周，秋色就会初现端倪。下雨是好事，因为来度暑假的那些人——来度暑假，并且现在还没走的那些人——就会躲在他们避暑的小窝里，城堡湖周围会空无一人。我在城堡湖北侧的野餐区停车，走到孩子们称之为峭壁的地方。我小时候也曾身穿泳衣站在这儿，和伙伴们彼此挑衅，看谁敢跳下去，有些孩子还真的跳了。
我走到悬崖边缘，松针在这里消失，新英格兰永恒不变的岩石由此向前延伸。我从卡其裤的右侧口袋里掏出我的第一代苹果手机，在手里攥了一会儿，感受它的重量，回忆那年圣诞节我拆开礼物包装，看见苹果图案时的那份欣喜。我有没有高兴得尖叫？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多半是叫了。
手机还有电，不过电量掉到了百分之五十。我拨打哈里根先生的号码。我知道，在榆树公墓的黑色泥土深处，现已长满霉点的昂贵正装的口袋里，塔米·威内特唱起了歌。我再次听见了他沙哑而苍老的声音，对我说他会在合适的时候打给我。
我等待着嘀的一声出现，然后说：“哈里根先生，谢谢你给我的一切。再见。”
我挂断电话，向后摆动手臂，用尽全力把手机扔了出去。我看着它在灰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看着它落入湖水，溅起一小团水花。
我从左手边的裤袋里掏出我现在用的手机——苹果手机5c，带一个五颜六色的外壳。我想把它也扔进湖里。只用固定电话我肯定也活得下去，还能活得更加轻松。不再需要和别人闲聊，不再需要收到没完没了的短信问我在干什么，也不会再见到愚蠢的颜文字。要是我毕业后在报社找到工作，必须和别人保持联系，我可以去租借手机，每次完成任务后就还回去。
我向后摆动手臂，保持那个姿势很久——也许一分钟，甚至两分钟。但最后我还是把手机放回了口袋里。我不敢确定其他人有没有对这些高科技罐头瓶上瘾，但我知道我上瘾了。哈里根先生在世时也上瘾了，因此我那天才会把手机塞进他的口袋。在二十一世纪，我认为手机就是我们与世界互联的工具。假如确实如此，这场婚姻恐怕谈不上美满。
当然也未必是这样。扬科和惠特莫尔去世了，我收到了pirateking1最后发来的那条短信，这些事让我意识到，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确定的。在这些事之中，首先无法确定的就是现实本身。但有两点我敢于下断言，它们坚实得就像新英格兰的磐石。首先，我死后不要火葬；其次，我下葬时口袋里不能放东西。
注释
[1] 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的主人公。——编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编者注。）
[2] 1英里约合1.61公里。
[3] 指美国右翼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译者注
[4] 应为“亚实基伦”，这里是克雷格读错了。
[5] 亚斯基伦（asskelon）的前半部分音同屁股（ass）。——译者注
[6] 康斯坦丝的昵称。
[7] 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
[8] 即YouTube。
[9] 即贝尔电话公司。
[10] 狄更斯（Dickens）也有魔鬼的意思。——译者注
[11] 两者均为查尔斯·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中的人物。
[12] 美国俚语，形容一切井然有序。——译者注
[13] 即有线电视新闻网。
[14] 即运动型休旅车。
[15] 美国跨国公司，制造农业设备的企业，也生产挖土机和林场机械。
[16] 克雷格（Craig）的首字母是C。
[17] 一种挂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包。
[18] 1英尺约合30.48厘米。
[19] 1英寸约合2.54厘米。
[20] 肯尼的全称。
[21] 吸食者常将强力胶倒入塑料袋中，而后掩住口鼻吸入挥发气体。吸食初期会产生暂时兴奋作用，继续吸食可能产生神志错乱、运动失调、无方向感等中枢神经抑制症状。
[22] 在《圣经》中，当一个人遭遇椎心刺骨的悲伤事件时，往往撕裂上衣与内袍的胸前部分，展现无法言语之痛。
[23] 1944年上映的美国黑色喜剧电影。——译者注
[24] 一种古老的巫术集会，通过鬼神附体者（能帮助人与鬼沟通的巫师）与死者通话。
[25] 出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名作《化身博士》。书中的主角是绅士亨利·杰基尔博士，每当他喝下自己配制的药剂，就会分裂出邪恶的海德先生这一人格。
[26] 短信中的“sT”意指“住手”（s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