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了，恢复了“党员之家”的传统，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排着队去上访，有冤伸冤，有苦诉苦；
中央五个部的代表在烟台开了会，决定为所有还没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去帽子，也可以为少数错划的平反改正；
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对凡是被错划的“右派”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数的限制，不划框框，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
每一次传达了这些好消息，李逸三都鼓励葛佩琦上访。但葛佩琦认为自己的问题非同一般，他的身上也压着“三座大山”——“右派”与“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三座大山”都搬掉，他休想回到党内；而要把这些“大山”一一都搬掉，又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慎重起见，他还要“再看看”。
当然，他说的“再看看”，是指对党中央领导部门的上访而言。他觉得，自己的一切祸害，根出于中国人民大学，要上诉，也得先从人民大学诉起，犯不着贸然直奔党中央。在李逸三向他透露了党中央决定为所有错划右派都改正平反的消息后不久，他就去了人民大学。
那是1978年国庆节前后。他跌跌撞撞地去了西郊人民大学人事处，谈了谈对自己的“右派”问题如何改正的设想。未料到，人事部门对他仍然冷若冰霜。不得已，他又去拜访成仿吾老校长。仿吾老询问了他这廿年的情况后，表示将把他的报告转给学校人事处。
过了几天，他又去了人事处。得到的回答是：你的报告是转来了，但成校长没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没法办。
这时，他才横下一条心：去党中央上访！
去党中央上访，非同小可。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得认认真真地准备上访材料。他戴起一千多度的近视镜，吭哧吭哧一笔一划地写，写了一份又一份。
当时，大街上还没有什么打字复印店；就是跑遍全城找到了两家，他也付不起那些钱。这时候，又一批“患难知己”——大杂院附近的青年工人马长辉、赵端钧、刘汉如出现了。马长辉白天上班，夜晚帮助誊写，多次都按时誊好，一共誊写了一百多份材料，字字楷书，一字不错。赵端钧和刘汉如配合李炳芬、李炳洲、李炳海姐弟，帮着换煤气、买蜂窝煤、看病拿药，从不嫌烦。赵端钧的爱人小杨，每逢过节，总请葛佩琦到他们家去改善改善，期望他能有写好材料的精神……
“在欢乐时，朋友会认识我们；在患难时，我们会认识朋友。”——这是澳大利亚当过农民、淘金工、翻砂工的作家托·姆·柯林斯的切身感受。历经了十八年苦难的葛佩琦，也不禁从肺腑中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上访“党员之家”的中组部，他感到春风扑面，的确换了人间；但人民大学还在闹“倒春寒”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落下了帷幕。彭德怀元帅、陶铸、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毛泽东错误决定或首肯的这些全国、全世界的重大冤案的彻底平反，陡增了葛佩琦力争平反自己历史沉冤的信心。12月25日，他就去上访中央组织部。
那时中央组织部的北院墙外，就是灵境胡同。在胡同中间开着一个小门，就是中组部信访处的接待站，通向中组部后院。葛佩琦摸到那儿时，胡同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轮到他去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甚名谁，他一说出那三个字，立刻就有好几位上访者走了过来问长问短，有一人还惊喜地说：“没想到你还活在人间！”
他领了一张上访登记表和一个何时接谈的号码：按照这个号码，他得回家等三天。一位上访人员对他说：“你遭的罪比我重，眼睛又不好使，不能再来回折腾了！我的号码一会儿就可接谈，咱俩换一下，你先谈。”
他对这位好心的“同是沦落人”谢了又谢，把这个号码和填好的登记表交给一位接待人员。这位接待人员看了看登记表，连忙问：
“你就是1957年的葛佩琦？”
“是。”
“好，你先到外面等一等！”
葛佩琦挤到了外面，心里不免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大右派”到处受歧视，难道上访也要低人一头不成？
可是不一会儿，那位接待人员就叫他进屋，对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
葛佩琦大喜过望，接待室内外更是议论纷纷。有人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打发到后门来的，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
“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有人大声接茬说。
葛佩琦到了前门传达室，传达室的同志对他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一位女同志让他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一面请他在沙发椅子上坐下，一面给什么地方打电话。过了约莫十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女干部，请葛佩琦进了里间会客室。她先给葛佩琦倒了一杯茶，问了他的住处和生活情况，然后才说：领导要接见你，但今天开会去了，你后天上午再来。
12月27日上午八点，葛佩琦准时到了中央组织部。宣教干部局下来一位同志，把他接到中组部大楼上的一个会客室。片刻，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就来到了会客室。他一进门，他和葛佩琦热烈握手，并十分亲切地说：“葛佩琦同志：这许多年，你受苦了！”葛佩琦顿时觉得一股热泪要夺眶而出，因为这是自从沈阳、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之后，三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组织的一位负责干部称他为“同志”，还说他“受苦了”，这对他可真是“换了人间”！
郝一民询问了他的出狱经过和回北京后的情况，然后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切，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葛佩琦当即陈述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提出了三点请求：一、请求恢复他党组织关系；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后的冤案。
“好的，”郝一民说，“请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写一份材料，我们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处理。我个人的意见，你最好先要求解决错划“右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恢复党籍。”
“你说得对。”葛佩琦说。“但是，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
郝一民认为葛佩琦提出这一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正当的，也应该由人民大学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1979年元旦后不久，葛佩琦将郝一民要他写的材料送给了郝一民本人，中央组织部及时批转给人民大学，嘱咐认真复查葛佩琦的“右派”问题。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已恢复了“党员之家”传统的中央组织部的这种深切关怀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的态度，到了人民大学那儿竟也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1979年4月初，葛佩琦拜访了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询问了对他的“右派”问题的复查进展如何。 这位负责人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诉材料，我们正在复查。”
葛佩琦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他当即向学校党委副书记聂真做了更正。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据说也是他的那个“发言”，与他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他在次日就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更正。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被他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我们研究研究再说。”这位负责人说。
这个“研究研究”是很慎重的。把当年在人民大学经历过“整风反右”的一些学生班组党支部书记，都请了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的结果，谁也说不出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但据说他这个“右派”是毛主席亲自划定的，谁也不敢出面为他平反。
可是葛佩琦还在眼巴巴地望着这个“研究研究”。他整整望了七个月——即望到当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党委才派人给他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把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他的歪曲诬陷之词重复一遍之后说：“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来人问葛佩琦有何意见，葛佩琦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继续申诉！
第二天，葛佩琦就拿着这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那个“发言”，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那里的律师问葛佩琦：
“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或是否要你在那发表的稿子上签过字？”
“没有。”葛佩琦说。“在刊登那个‘发言’之前，既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也没有让我看过那个稿子，当然也没有我的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报》登出了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做了更正，这有人证可查。”
“既然这样，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依据的……”
有了这一答复，葛佩琦开始了新的一轮上访申诉。负责解决“右派”难题的五大部——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他都去遍了，有的还去了好多次。各部门接待人员都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复查结论》已由有关方面批准，他们不便再过问；有的还加上一句：阻力太大，爱莫能助。
但是葛佩琦并没灰心。“实践是检验真正的惟一标准”，他开始了第三轮上访。中组部的一位同志说：你的问题似乎已经定型了；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难以起死回生。
这时，恰巧又来探望的李逸三给他直接点破：“对！上访胡耀邦！”
得到了这些启示，葛佩琦的思路也豁然开朗：孩子有了困难，应该去找妈妈解决；政策落实不下去应该去找党中央。但他又不免顾虑重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家门口，必须有不可逾越的警卫线，他的申诉信能够顺利到达耀邦的手中吗？
但是他仍决心一试！
这一试，他才恍悟到自己的那些顾虑是多余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胡耀邦家的门前所见和胡耀邦的批示，使他增添了无限信心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胡同里并没有便衣巡逻，耀邦家的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他按了大门一侧的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问他找谁，他说要上访胡耀邦同志。这位警卫人员转身就回去了。
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
“带着，”葛佩琦说着，就把一封约有五百字的申诉信递了过去。
“耀邦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请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
“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
“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五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他一按门铃，那位同志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中间印有竖方形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它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和这位同志一起出来的一位青年学生，在一旁热情地说：“中组部在西城，就在西单商场北边，您快去吧！”葛佩琦感激不已。
但天色已晚，视力又很差，他决定改日再去中组部。回到他住的那间小屋，天色已黑。他打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粗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首写的是“中组部”，中间红竖长条格里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下首是“胡耀邦”的签名。他从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诉信，看到了耀邦对它作了这样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再细看，耀邦在申诉信落款时间“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葛佩琦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把“四月二日”写成“三月二日”了。连这么芝麻点儿的小笔误，耀邦都予以点正，可见他对冤苦人的申诉信看得多么仔细、多么诚心！
葛佩琦心潮滚滚地久久捧着这封申诉信向窗外凝思着，一动不动，像铜铸石雕一般。终于，他不禁喃喃自语起来：“真是柳暗花明、柳暗花明啊！这不只是关系到我们一些个人的命运啊！”
大杂院的邻居们听说葛老头去胡耀邦家里上访，纷纷前来打探个究竟。他把这两天上访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个痛快，使这些老老少少都听得出了神。有的说，“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带头人”；有的说，“胡耀邦在做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他们都为葛老头幸逢大好人而祝贺。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葛佩琦就到了中组部。陈野苹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他的秘书任小彬来到会客室接待了葛佩琦。任小彬说：“你的问题如何解决，得由陈副部长决定。”说着给葛佩琦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有事请打电话联系。”
过了两天，葛佩琦给任小彬打了电话。任小彬说：陈野苹副部长已指定中组部干审局的一位局长接见你，并说明了接见的时间与地点。葛佩琦按时前往，见到了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在交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副局长：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意？
葛佩琦：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更没有我的签字同意，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话作出的《复查结论》，我当然不能同意。
副局长：你说你没有说过那些话，可有什么证据？
葛佩琦：有！我有人证与书证。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那些话之后，我就到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了我。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那些诬陷我的话，第二天我本人送信给《人民日报》，要求予以更正。
副局长：好，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通知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会与你见面的。
葛佩琦：我对耀邦同志和中组部的同志绝对信任。问题在于人民大学，我还有些不放心。
副局长：请你放心，我们会督促他们尽快重新复查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倒春寒”毕竟只是春天中的短暂寒冷，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终被全部推倒
葛佩琦与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谈话之后，回到他那自称“九六陋室”的八平方米小屋静候佳音。他先后帮助七八名被“文革”耽误了的高中毕业生辅导功课，还修订了《自然常识问题解答》的物理部分（后来这些高中生有六人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人还去了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静候了半年多，仍未见到人民大学方面的任何动静。又听说，他的“右派”问题是毛主席定的，所以人民大学的同志才不敢贸然从事。他觉得这种说法不可靠、不科学：“彭老总的问题不也是毛主席定的吗？不是也翻过来了吗？”
1980年11月17日，他实在憋不住，给“知心老头”李逸三写了一封信。这几年，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过：“李老不是别人求他，而是他自己主动向苦难人伸出援救之手”；可这一次，他出于对李逸三的“政治安全”的考虑，让别人看来好像他被“宽释”出狱回到北京后，从未与这位老人谋过面，这是第一次给多次主动向他伸出援救之手的老人写信。信的全文如下：
李逸三同志：
您好！我有下述问题，请您予以协助解决。
1957年5月24日，在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我给个别党员干部和党委书记提了一些意见。由于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我在发言时，态度有些不冷静，说话有些带刺；但是我发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希望党内同志通过整风，改正缺点。不料有些报纸报道时，竟然说我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因此我被划为右派，至今没有得到改正。
您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人事处长。我1957年5月24日发言时，您也在座。现在我把已经找到的有关报道，抄录于下，请您回忆一下，那些话是否是我说的：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报道说：“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在政治学院讲话时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不但我没有说过以上三句话，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错误的报道时，当即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学党委提出了口头更正，聂真同志接见了我；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给邓力群同志写了请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您是老党员、老干部，是我的老领导，我发言时您在座。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向有关方面为我写个证明材料，协助我解决这个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以便落实党的政策，至为感盼！
人民大学党委已经查明，我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解放前一直坚持做地下工作；但我的组织关系，至今没有得到恢复。
我被错划右派后，又被逮捕“法办”，坐监十八年，人民大学党委认为判刑问题，证据不足；但我的冤案，至今没有得到平反。
这两个问题，也希望您能予以协助解决。
此致
敬礼
葛佩琦 谨书
附件一：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大周报》的更正信（抄件一份）；
附件二：我的生平和冤案的概况一份。
在《我的平生和冤案的概念》的最后，他也附带简要地说了说上访中组部与上访胡耀邦的经过，“承批交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副部长，迄今已半年有余，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1月19日，李逸三收到了葛佩琦落笔仅两天的来信，即刻铺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给胡耀邦写信。
胡耀邦同志：
我现任国务院参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先谈谈他的右派问题。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任党委常委等职。当时鸣放时，我们请他们帮助党整风，他向党提批评意见，说了些错话和气话、刺话，如说：
“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冷霜，有些党员（少数党员），六亲不认”。
这三段话，是引的原始会议记录。他谈这些话时，我在场，据我记忆，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原意。
当时57.6.8《人民日报》上登载的葛的话，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
邓力群同志说葛“要杀成千成万共产党人”，和事实就离得更远了。
据我所知，葛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四年共计十二年，是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
1949年解放至57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们组织上不但不承认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我认为他的话有错误，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但）是不是据此就定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认为是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
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当时的阳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阴谋是“引蛇出洞”。实践已经证明，五十五万条“毒蛇”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万分之一左右是“右派”。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翻。
下面，我说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狱的问题。
葛佩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在57年划右派后，来了一个“新账老账一齐算”，说葛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开始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牢之后，被特赦出狱。
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做出判决，认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狱，听说北京市委迟迟不批。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您建议：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彻底查一下葛佩琦十八年的冤狱是怎样产生的；北京市委为什么对法院重新判决为无罪的请示，拖了近一年了，不睬不理。
我还建议，在查清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十八年冤狱的滋味！
写到这里，李老联想到自己当年也有愧对葛佩琦之处，悔恨之情油然而生。他写道：“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然而一想，他觉得在这儿插上这几句似有不妥，又把它划却了，继续按原来的思路往下写：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右派”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致
革命的敬礼！
李逸三
1980.11.20
耀邦是否见到这封信，一般人不得而知；但从此信发出后的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来看，他是见到了这封信，并做了重要批示的。反应最积极、最迅速的是法院系统；距李老逸三发信只二十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对葛佩琦一案做了“再审判决”。
本来，在1978年12月27日，葛佩琦与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谈话之后，他就去人民大学拜访了分管落实政策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腾霄，请求解决冤案平反问题。张腾霄说：解决这个问题，你得找证明人写出材料，走法院这门路。
经过多方查询，他得知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遂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罗青长让中调部政治部写了证明材料。同时，当年介绍他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工作的陈忠经，以及与他一道在东北做地下工作的邢国彦，也都写了证明材料。
这些材料，都被转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说他必须自己提出平反申诉，法院才能立案处理。
1979年7月16日，葛佩琦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写了一封请求平反冤案的申诉信，此信被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因要求平反的人太多，一时排不上号。后来排上了号，进展出乎寻常的迅速：
11月14日，北京高院承办这一申诉案的刘罗彬、范志敏两位同志与葛佩琦见了面。
11月16日，范志敏已全部看完了案卷，立即要葛佩琦补充材料：是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介绍你入党的？又是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介绍你打入国民党军事机关、以何身份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在这些过程中，你为党做出了哪些贡献？
这好办。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刘子久同志还健在，时任国务院劳动总局顾问；掩护他打入国民党第一战区，当时为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的地下党员李世璋同志也健在，现在是江西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他们都会写出证明材料的……
11月20日，葛佩琦把这些补充材料送到法院。12月11日，范志敏就对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案。送北京市委审批去了；一旦批回，我们会立即通知你，你就不必再来催办了。
葛佩琦感慨万分。他说：对“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的无期徒刑、坐监十八年的大冤案平反，承办人从阅卷、嘱补写材料的查核结案，只用了二十七天；如果我们的党和国家所有的机关都能够这样快刀斩乱麻，我们的国家何愁不“莺歌燕舞”、“天天向上”！！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法院承办人只用二十七天结的案，送到中共北京市委去审批，竟等了近一年还未得到回音！1980年11月20日李逸三给胡耀邦发了信，11月28日，葛佩琦就耳闻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高院的结案结论。12月10日上午，北京市高院正式开庭，庭长刘罗彬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0）高刑监字第893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申诉认（原审被告人）：葛佩琦，又名：葛畔珩，男，六十七岁，汉族，山东省平度县人，原系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逮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七五年一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号裁定，减刑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赦释放。现住本市交道口东大街九十六号。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书及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号裁定书；
二、宣告葛佩琦无罪；
三、原判没收的黄金四十一两六钱八分折合人民币叁仟陆佰伍拾叁元壹角肆分整，发还本人。
1982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关于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和（80）60号文件的精神，对葛佩琦的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撤销一九五七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原教学六级工资待遇。
这个《恢复结论》，即刻被报送到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北京市委常委会。北京市常委会发出“京常字（82）2号通知”说：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意见，对葛佩琦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
2月18日，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以“（82）京高教字011号”文件形式，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转达了市委常委会的通知。至此，压在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才被全部推倒，剩下的就是恢复党籍和“错划而改正”的问题了。
1982年5月4日，他又给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的经历和目前亟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发函证明，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在给葛佩琦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同时给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82年6月18日，人民大学党委收到罗青长这份材料的同时，也收到了葛佩琦当年的主要入党介绍人刘子久给人民大学党委的信：建议恢复葛佩琦的党籍。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材料报送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于1983年5月23日做出决定：
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
这样，终于恢复了他的“三八式”老党员的本来面目，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也发文：
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这比人民大学党委的“改正结论”更进了一步，更实事求是。
这时，在葛佩琦及其家庭的小舞台上，共产党内的权势者绞杀“不合朕意”之共产党人的长达三十年的大悲剧，主要得益于胡耀邦的致力扭转，才有了一个可喜的结束。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他终于以一个红色革命者的本来面貌，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
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很想见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教授。
给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和老干部科等部门打了多次电话，他们都说不出朱教授的确切楼号，也不知道她的家中有没有电话，只知道她还住在全国解放刚进城时人民大学校本部的那个大院里——“张自忠路三号、铁一号”。
他们回答得挺练达。但对局外人来说，要把这个回答弄明白，也不是容易事。
原来抗战胜利后的张自忠路三号，就是那以前的铁狮子胡同一号，再早就是北洋军阀时代段祺瑞政府的那个大院落。
1995年12月17日，星期天，上午，我终于在这个大院里的一座新楼里，见到了朱秀玲教授。她白发满头，腿脚不便，时而有点气喘。三女儿希平端来一杯水：“妈：快吃药！”
朱秀玲坐在床沿边，面前的茶几边上搁着一个半大酒盅似的白色塑料杯，里面约有半杯红红白白的小药片。
“这几十年，我一直重病缠身，常住院，有时好像医院倒是自己的家。”朱秀玲一边说，一边慢慢吞下了那些小药片。
我们从葛佩琦全面平反后谈起。朱秀玲说：“如果‘文革’中没把许多好同志整死，老葛的历史沉冤也许会昭雪得快一些……”
她首先说到了李年，就是当年与陈忠经一道劝留葛佩琦参加西安地下情报网工作的李年。1947年10月，李年在沈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押到南京。解放军准备渡江，国共和谈时，国民党因没搞出什么真凭实据，又把他放了回来。“文革”中，凡是坐过敌人监牢的人几乎都被打成了“叛徒”，李年也遭了大罪。夫妇二人先后从住家的同一个窗户跳楼身亡。
“李年从西安到沈阳，都与老葛一道搞地下情报工作。他如不死，会很快写出对老葛十分有利的证明材料的。”
交谈中，我很想看看葛佩琦抗日救亡年代和坚持地下活动时期的照片。朱秀玲母女不无惋惜地说，1957年冬天，他被抓进监狱时，被抄了一次家；“文革”初期，希同被毒打的那天，又被彻底打砸抢了一回；全家大小人所有值得留恋保存的纪念品，都被搞了个精光！现有的照片，都是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了他那“三座大山”以后照的。
听了这些，我也深为惋惜！
朱秀玲母女俩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从葛佩琦之彻底平反一直谈到他离开人世，使我对他这一生的最后岁月，大致有了个轮廓分明的印象。
原来早在那悲剧色彩渐趋淡化，喜剧氛围日益浓厚的时候，葛佩琦大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就逐渐广传于海内外：
1982年12月7日，《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葛佩琦的《回忆“一二·九”革命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一文。这是得了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的提求，冲破了有关当局不准其“右派改正”的消息见报的樊笼。
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12月18日，《光明日报》报道，《葛佩琦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得到改正》。
12月19日，《羊城晚报》发表了石湾的《两访葛佩琦》，香港《文汇报》全文转载，许多省市文摘报和地方报纸都作了摘编。
由于这些传媒的广泛影响，葛佩琦先后收到了近千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有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专程来看望他，真诚祝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恢复，祝贺他从十八层地狱中重新露头，呼吸到了充满活力的清新空气。
1985年“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前后，全国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们又给他许多真挚的关怀与激励。当年年初，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广场》第一辑，就对葛佩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了长篇介绍；当年3月3日，上海《文汇报》星期日增刊以《葛佩琦轶事》为题，对这篇介绍作了摘要；5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刊发了青马的《痛苦与微笑构成的人生——访葛佩琦》；6月，《文汇月刊》发了叶永烈的《离人泪——葛佩琦传》；9月9日，安徽《阜阳日报》登了王天襄的《葛佩琦的界首》；12月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葛佩琦本人写的《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同日，《天津日报》发表了《葛佩琦其人其事》；12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王晓阳的《抚今追昔忆纵横——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领导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了周建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琦同志》；1986年4月5日，北京市委的《支部生活》月刊发表了李海鸥的《三中全会前后的葛佩琦》……
直到九十年代初，一些报刊仍在发表介绍有关葛佩琦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他的冤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12月《法律咨询》刊登的《葛佩琦冤案真相》一文，该文在1991年1月被《文摘旬刊》等文摘报所转载。
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要目刊登的《胡耀邦六年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第四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爱国、张严平的长篇通讯《六年两千件——记胡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葛佩琦触景生情，立即想到耀邦同志对他的要求平反申诉信的批示。当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以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他的《总书记批阅的第两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详细叙述了他去耀邦家上访的经过。满纸溢透着他对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三座大山”的感激之情。
1984年6月，即葛佩琦被恢复党籍的一周年之际，他的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聚会于北京烤鸭店，热烈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此刻劳动人事部的顾问刘子久即席赋七绝一首，以表贺忱：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
1988年2月17日，春节。19日，大年初三，当年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学，搞了五十三年来从未有过的春节大团拜。陆平、韩天石、邓力群、刘导生、吕东、朱穆之、袁宝华、孙思白、谢邦治、顾大椿、任继愈、甘重斗、胡昭衡、佟成、刘祖春、田价人、沈学祯、刘玉柱、杨锡钧、纪坚傅、孟桂芝、李小慧、刘居英、汪鸿文、叶修直、关士聪、刘火、李兆翔、白文治、于克三、姚震江、朱国平、张震寰、吴承明、宋尔廉、王寿仁等人，与葛佩琦忆昔思念，无不感喟万千。
葛佩琦把刘子久书写的“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那首诗，裱成条幅，从八平方米的“96陋室”，到二十九平方米两间平房新居，再到教授楼的四十二平方米的宽敞住房，都把它挂在中堂，随时目诵，永志不忘。
他戴着一千六百多度的老花近视镜，有时再加放大镜，吃力地书写自己一生的艰苦奋斗，重史实而几乎不加个人评论，内中虽然也写了已成往事的“道路坎坷”，但也仅寄望于后来者从中汲取教训，不再酿造“窝里斗”的亲痛仇快的事。
同时孜孜不倦地甘为人梯。他辅导的那些高中毕业生有六人跨进了高等学府，内有一人还摘取了美国博士冠。
他们自己的孩子也都挺有志气、挺坚强。大女儿在北京教育学院任副教授；被“老子英雄儿好汉”们打坏了一个肾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大学毕业后去加拿大留学；三女儿、四女儿都在日本获得了硕士学位。三女儿回国后正工作于一家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