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坚的建议一个又一个，崔喜峰大喜连着大喜，使当年拥有三千多名犯人的哈尔滨市第一监狱，成了全国的模范监狱之一。
丁坚当时这样想，是党派他到监狱里来工作了。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非分的男女私情，总之什么问题也没有。他坚信，党终会搞清自己的问题的。如果搞不清而受了冤枉，只要出得监狱，他就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如果中国党平不了这冤，就去共产国际告状。但目前，既然党把自己“安排”到监狱里来，虽然身穿紫红色囚衣，但在自己胸膛里跳动的却仍然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心，那就应该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去对待周边生活的一切，是的：一切!
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旦沾上了严重的政治嫌疑，不管他自己如何继续对党抱有绝对的忠诚，监狱长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人，也统统白搭。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消息传来，丁坚放声痛哭。监狱管教科的负责人立即找他谈话。这位负责人说，像他这样的老干部在现在这种处境下，对党的感情仍然这么深厚，是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劝他不要过分悲痛。同时，这位负责人向他提示说，他的问题不便明说，好像不只是经济问题，恐怕还有其他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连监狱长也无能为力，只能靠自己向上级党申诉。
几乎与此同时，监狱里也有人私下嘀咕：“你们是个大案!究竟是什么大案，谁也说不清，反正是谁也不敢沾边的!”
至此，丁坚才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大哥的被秘密逮捕绝非寻常。一年后，这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1954年4月，哈尔滨市法院对于丁坚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宣判。奇怪的是，这宣判不是在法庭而是法院院长办公室，而且法院院长姜达生又正是他的老熟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坚当了热河省回民支队支队长，姜达生是热河省省会承德市的公安局长；1947年丁坚到了哈尔滨特别市担任道里区长和道外西传家区长，而后又当了市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长，姜达生调任赤峰市公安局长之后，也到了哈尔滨市担任公安局第三处刑事侦察处处长，继而转任市法院院长，姜达生对他说：“这么大的哈尔滨市，局长坐监的就你一个啊!如果只是‘经济’问题，你家老大也不至于住‘独居’啊!”
然后，姜达生说：“你过去对革命忠心耿耿，这是我们所有认识你的老同志都一致肯定的，将来你还要耿耿忠心地干革命……”
接着姜达生宣判：1947年，丁坚贪污生产经费五千万元(即后来的五千元)，经过党多年的教育等待，从不悔悟，已够“大老虎”资格，决定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如果不服，在接到《判决书》后五日内上诉有效。
所以把“开除党籍”也列在法院的《判决书》内，是判决时中共哈尔滨市纪委(后改称过监委)的有关负责人也在座。因为当时“大老虎”、“小老虎”层出无穷，如是“党内老虎”，就党内处理和法纪惩罚“相结合”：干脆，省事；也可以说这是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色。
丁坚当即作了驳斥，他说，1947年，国民党占领了辽东、辽南的大中城市后，他的一家子老老少少从本溪辗转撤退到哈尔滨。1948年春天，又有从本溪逃出的二十多个老百姓来到了哈尔滨，吃住在他们家，他们家很快就无力负担。他向市委打了个报告，市委特别发出一千万东北币(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一千元)救济费，让这些逃难人分别进行生产自救。“这怎么能被说成是我‘贪污’了这些钱，而且‘一千万’又加码到‘五千万’?”
接着丁坚大声说：“我可以就此机会在这儿郑重声明：我们丁氏兄弟和我们整个丁氏大家庭，多少年来只有对革命事业耿耿忠心地作贡献，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也没有所谓的‘贪污’过公家的一文钱!只要还有一丁点儿革命正气和一般的道德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铁的事实!”
在座的哈市纪委的人员洗耳惊听，木然无语。姜达生连忙说：“老丁，你别急，今儿个就算找你谈了一次话。”接着他就让在场的书记员当场改写了《判决书》：
以上事实，被告全部否认。但根据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组的调查属实，故本院认为属实，判有期徒刑五年，限十五日内上诉，过期执行。
第四天，丁坚在狱中收到这《判决书》，第五天就写成了《上诉状》：一份送市法院，一份让人带给自己的老父丁全民，转送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
但是，法院接到《上诉状》的第二天，即宣布判决的第六天，而还未超过上诉期的十五天，即下达了执行判决的命令，丁坚再也不是一名未决犯，而成了一名真正的犯人!这就是说，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可以无法更无天!
丁坚立即血压升高，肾功能减弱，成了“病号犯人”。市法院院长人事变动，新来的院长名叫于华锋。于院长也很乐意深入基层，到监狱找丁坚谈了话。丁坚向于华锋诉说了对自己的胡乱判决，于华锋听得很仔细却也不置可否，但一再叮嘱丁坚说“老丁，不要急，先养病。”
于华锋离开了这所模范监狱，吉普车直开哈市公安局，要局长王××放人。王××不放，说是中央公安部有密令。于华锋说：“那你们总该向公安部实话实说的，总不能把丁坚冤死在自家人的牢里吧?!”
王××死活不松口。
执行判决的两个月后——即1954年6月，丁坚终于第一次被保外就医。他立即奔赴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监察委员会书记马辉之申诉。马辉之说：“你先回去，我们来处理。”
“我不能回。”丁坚说，“因为判决已生效，无论如何东北局得解决。”
“东北局怎么解决?”
“一是调案，一是派人，都可以。”
马辉之觉得有理，当即派出姓白姓张的两位作为“调查丁坚案”的专员，与丁坚一道北上哈尔滨。
两位专员持有东北局监委的特别介绍信，哈尔滨市委不得不让市公安局、市纪委、市法院各派一人配合两位专员，组成“丁坚案”五人调查小组。这五人小组一连调查了二十多天，掌握了大量确凿的事实，一致否定了市法院的判决，建议恢复丁坚的党籍和原有一切职务；但为了给“对方”一个台阶下，给丁坚改为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对留下的这条尾巴，丁坚也不同意。姓白的专员对他说：丁坚同志，你以往怎么对他们顶得这样厉害?以后尤其对李长清(省委书记兼市委书记)不能再硬顶了，这应该耐心等待。
然而对五人调查小组这么一个给市委和李长清台阶下的建议，市委和李长清还是一直不表态。这就是说，已经执行的判决依然有效，被“保外就医”的丁坚立即又被收回了监牢。
丁坚的病本来就没减轻分毫，一被收回监牢，血压更加高升——低压一百、高压二百，又被保外就医。他刚出监狱，半路上巧遇已去中央政治学院担任刑事教研室主任回哈尔滨探亲的原法院院长姜达生，姜达生跟着到他家悄悄对他说：“你家老大丁溪野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丁坚想问个究竟，姜达生哼哼哈哈地没细说。
丁坚即刻启程去告状，到了沈阳东北局，又去北京党中央。中央给哈尔滨市委打了长途电话，要市委认真处理丁坚一案。哈尔滨市公安局不但不处理，反而又把他收回监狱。
就这样，一直到1957年，他一共被六次保外就医，六次被收监。其中一次被收监，正逢市公安局长王××被调走，从北京调来了新的局长贾正操。他为人正直，使哈市的公安工作突然有了新起色，被群众称做“贾青天”。1956年，丁坚被又一次假释，贾正操在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与丁坚长谈了四小时。他向丁坚详详细细地了解了监狱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他说丁坚是真正体验了监狱生活的老干部，能真正地反映监狱真情实况的人。他还问丁坚：
“犯人最反感的是什么?”
“最反感的是戴背铐，最恨的是打假报告的人。”
贾正操又非常认真地记录了这两句话后，又对丁坚说：“我这次被调来哈市公安局工作，没带任何私人，全凭党性依靠公安局正直的党员来工作。你们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被澄清的。”
哈尔滨对于丁溪野、丁坚没能挖出任何“政治油水”，北京的军委装甲兵总部，对所谓的“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丁铁石，也就没有贸然采取行动。他们也只能借着“三反运动”这股“东风”，从“经济问题”打开突破口。
这当儿在装甲兵技术部搞“三反运动”的，是从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位置上调到技术部当政委的刘景晏。他不懂装甲技术，但对搞任何一种“运动”却十分在行。当年在延安，他就取名为“刘斗争”，可见他也是很乐于奉行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的。他指挥技术部的“打虎队”，动用三十多种刑罚大搞逼供信，在二百来人的技术部打出了大小三十多只“老虎”，其中四只“大老虎”被开了公审大会关进了“大铁笼”——北京市的。技术部的“三反”“热火朝天”，而刘景晏原当副部长的装甲兵后勤部的“三反”却冷冷清清。向××一个命令，把技术部的“打虎队”调去“支援”。这“打虎队”把在技术部使用过的三十多种刑罚也搬到那儿照用不误，很快就“打”出了二十多只“老虎”，“功上加功”。
应该说，技术部与后勤部的这一群群“老虎”之被猎获，除了刘景晏之“指挥得法”，技术部政治处主任王右也“功不可没”。
这位王右，来自地方部队，妻子是农村妇女，生有三个儿女，大孩子已将二十几岁，他又在政治处的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打字员身上打歪主意。这位年轻貌美的女打字员不答应，他就用造谣、诬陷等办法，终于把她弄到手。正是这号人，也是最乐于搞“运动”的。
丁铁石，当然成了技术部“虎”群中的一个。他没有被关进“大铁笼”，但也被软禁了半年多。刘景晏和王右及其“打虎队”给他数落出一大堆“经济”罪：假公济私，盗卖公物，以搞家务为名，伙同兄弟进行投机倒把，从中贪污受贿，等等。
那么在这一大堆“罪名”下，总共涉及多少钱?
说来会让人吓出一身冷汗：“共贪污东北币四十亿元!”丁铁石由此而遭降职。他不服，这四十亿少说也得装满两吉普车，我能把它们藏到哪去?技术部其他受牵连的同志纷纷要求批判刘景晏。“风声”飘向了装甲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向××。向××一个电话，把一位不了解“重大敌情”的新部长沙×叫去谈了话。沙×回到技术部就口气大变，说是他“领受了任务，只保驾过关”。他虽然主持了三天大会，但对刘景晏的那种主观狂暴、任意残害同志的罪行，来了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大会的最后一天，向××莅临会场并登坐主席台。许多受害者和“运动”期间反对那般残害自己人的同志，继续争先恐后地揭发批判刘景晏一伙的罪行，丁铁石也对“事实可变，处分不变”的谬论和刊登在《装甲兵》杂志上的装甲兵党委对他的处分决定，逐条进行了驳斥。
丁铁石发完言刚刚坐下，主席台中央的向××就开始讲话。
“运动搞得很好嘛!”向××说，“揪出了不少‘老虎’，成绩很大嘛!”突然，他气急败坏地指着台下的丁铁石说：
“他就是比‘大老虎’还要大的‘狮子’!”
丁铁石立即站起来，严正反驳向××：“我一向清清白白，你讲话要负责任!”
“你贪污了四十亿!”
“你得拿出证据来!没有事实根据，你不能乱扣帽子，不能乱给处罚!”
“事实可以变，但处分不变!”
“你这是哪家的逻辑?!”
“对你这种人，就是这样!”向××更加大了声调说。
丁铁石也加大声调说：“你得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向××当然不能当众把“伊玛尼党”案一语道破。所有在场的人，除了沙×这些极个别信得过的被打了“招呼”的，几乎无不觉得自己部队的这位最高政治领导人是整个的蛮不讲理。
被揭发批判的主要人物刘景晏，没有参加这几天的大会。“运动”还没结束，他眼看被他的“打虎队”揪出来的一只只“老虎”，不但都是白白地遭了一场罪，而且这些“老虎”以及众多同情这些“老虎”的人一个个都摩拳擦掌地要找他算账，他被吓懵了!他说他每晚吃了多少安眠药都睡不好觉，“神经极度衰弱”，躲进了协和医院。听说部里又连续开了三天声讨他的大会，他从医院病房二楼的阳台上往下那么一跳，跌断了一条腿。向××于是向大家正式宣布，“刘景晏神经失常”，于是人们也就不再向他“讨债”了。隔年后，他的伤骨复愈，被调往上海军医大学当了政委，这假“斗争”的一页就被翻了过去。
但是，强扣在好人头上的屎盆子却“天长地久”!
1952年10月，“事实可变，处分不变”的丁铁石被派往朝鲜前线，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器材补给处处长。他率领六十多位技术保障人员深入前线，负责两个坦克指挥部及步兵师坦克团的技术保障，有力地支援了上甘岭战役和朝鲜停战前夕金城反击战中装甲部队的参战。1954年6月，朝鲜停战已近一周年，他才从朝鲜奉调回国，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担任副主任。
这个“伊玛尼党案”或“族字三号案”，就是这样一连搞了五年多，受迫害、受株连的多达三百多人，广及十个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2月，公安部曾又一次组织这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对这三百多名受害者，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秘密侦查，结果仍未发现这些人有任何反党、反革命的蛛丝马迹。
1957年1月，公安部不得不下了这样的结论：“回教执行委员会”是个落后的迷信组织；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应撤销对他的专案侦查，同时对他应分配适当工作；但因他在回民群众中有影响，也可对他继续观察。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庐山会议后炸了丁铁石，罪名还是“胡乱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丁铁石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名学员。
1952年有人利用“三反”运动，把他行政降职、留党察看半年，从朝鲜回来，调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装甲兵系副主任之后，他工作得勤勤恳恳，倍加小心，同时深感如不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现代科学技术水平，是不能适应今后工作的发展需要的。他的这一要求得到批准。1958年1月，他已四十三岁，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在预科学了半年多，然后顺利考进了本科。
这时，军委装甲兵派人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办了个快速成材进修班。丁铁石不是作为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原来的副主任，而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本科的一名普通学员入了进修一班。这进修一班三十多名学员，数他年纪最大、级别最高，其他不少人都是他担任解放军第一个坦克团团长时的老部下。班里成立党支部，学院派来的班政委张秀斌是当然的专职书记，还得学员们自己推选一位副书记，大家遂一致推选忠厚老成、奋发苦学的老领导丁铁石。
这位老领导不负众望。他的每门功课都是优秀。
他的暑假是在南京度过的。他的妻子白琴，当时就是南京著名的鼓楼医院副院长。他们的家，就安排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一处宿舍区。暑假还没完全结束，庐山的风雨已由个别隐秘小道传下山。当丁铁石度过了暑假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已内定了四名“彭黄集团分子”，他是第一名，“事实”根据是：
一、军工学院政委谢有法传达了庐山会议文件之后，要各个班组讨论时，学院派了一名干事到进修一班做记录。他回去向学院领导反映说：“丁铁石说：彭老总有什么错?彭老总这一生至少也有三分功吧!”这明显是为“右倾路线头子”彭德怀鸣冤叫屈；
二、1958年暑假前，预科结业考升本科，学院领导指定丁铁石代表一千多名预科和本科的学员，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他借口自己讲不好，让另一名学员代讲，这是藐视学院领导；
三、1959年夏天期末考试期间，学院装甲系规定，各个进修班的党支部委员会，都应开会讨论研究聘请下学期的授课教员人选，并列出名单。丁铁石借口为避免耽误大家的实习和考试，最好等考试完毕后，支委们晚放两天假，专门留下开会也不迟。这也是藐视学院的规章制度；
四、后来虽然在装甲兵系党委的坚持下，进修一班还是召开了支委会，但丁铁石提名的讲授金工金相学留学归来的教授胡振威，恰恰就是一名“右派”。丁铁石不要党员教员讲课，而独独提出一名“右派”，这就是“右倾反党”。
在那年代，尽管这些个罪名都是胡乱凑，但也足以在政治上彻底整倒一个人。不过，这仅仅是学院领导的“内定”，怎么着也得装模作样开个批判会，以表示这是“群众”的一致要求，而且进修一班的全体会议，竟由军事工程学院少将院长刘××——“一二·九”运动时的北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亲自主持。他要大家踊跃揭发批判丁铁石的“反党言行”。
可是，会场冷冷清清，没有一人发言。刘××少将再一次动员：“开批判会，应该人人发言，谁也不能坐球场上光吹哨儿的!”这才开始有人张口。但张口者寥寥，而且所说也都是丁铁石的好：学习成绩优秀，带动全班通过了劳卫制，掏大粪都走在前，不靠老资格、高级别吃饭……
刘××一听，连忙摆摆手：“散会!”
后来，在全院师生干部大会上，刘××说：“进修一班的政治空气不浓，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可要引起严重注意哩!”
此后，大会批，小会斗，接连不断。
有一次，由学院党委组织部长王坚为组长的学院“反右倾”斗争五人领导小组，又专门找丁铁石谈了话。他们用略带几分安抚的口气，看似漫无目的地东扯西拉了一阵之后，王坚突然向丁铁石：庐山会议前，(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与向仲华副政委、贺晋年和张文舟副司令员来我们学院，你和他们谈了些什么?
丁铁石回答说，这是学院装甲兵系主任徐介藩要他去谈话的，他们只问过进修班学了些什么科目。
“谈过‘分建学院’没有?”
丁铁石没有即刻回答。他明白刘伯承元帅主管的南京军事学院，其指挥系即将分散，以便分别建立各个军兵种的学院，故简称“分建学院”。他还明白：“分建学院”如果成为现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各个系，必定也一一分散各自归口于分建的各个学院。五人小组特别关切这件事，想必是刘××们不愿看到这将成为事实。
同时丁铁石更明白：在解放战争中，许光达是彭老总手下的一员骁将，并曾当过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如果从他丁铁石口中弄些材料，把许光达挂靠到“彭老总一边”，刘××们可就立了大功了!!
王坚见丁铁石相觑无语，似乎顾虑重重，就“鼓劲”说：
“说吧，说吧!你说了，你自己不但不会有什么事，说不定也会给你的肩章上添颗金豆儿，嘿嘿嘿……”
这就是说，为了加官晋爵竟可以诬陷许光达!丁铁石感到这简直是对自己人格与党性的极大侮辱与贬低!他立即火气很重地反问：“你说，你到底要我说些啥?”
王坚一见丁铁石发了火，也立即抹下了假装正经的假面具，大光其火地说：“你顽固到底，绝没有好下场!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丁铁石更火了!他说：“随你们的便!你们自己心怀鬼胎，还想拉上别人和你们一起为虎作伥?你们这种人，才绝对没有好下场!!”
五人小组对丁铁石只好就此收兵，悻悻然。
1960年上半年，“反右倾”已大体结束，教学工作已恢复正常。暑期考试前，系领导突然宣布给丁铁石“撤销进修一班党支部副书记职务”的处分决定，当场引起全班学员的哄堂大笑。因为1959年下半年开学伊始，进修一班党支部已经改选过，同班学员田申被选为副书记。大家觉得，这是由于从不做亏心事的丁铁石，顶得学院领导下不了台，学院领导自找台阶下而闹出的一个大笑话!
笑话归笑话，在丁铁石看来，这是学院领导对他的侮辱和戏弄。尽管他的意志正像他的名字那样坚如“铁石”，但从“三反”到“反右倾”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中，他确实气恼重重。他为此得了神经衰弱症。加上1960年下学期的主课都是坦克的驾驶、修理和枪炮射击，他早在日寇投降后在驻旅大的苏联红军帮助下学得滚瓜烂熟，并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多次实践过，因此他向学院请了一个学期的病假，1960年下半年一直在南京治病休养。
1960年冬天，北京装甲兵总部派人进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拟筹建装甲兵自己的工程技术学院。带队的，正是“三反运动”后期，从第二坦克师师长位置上调到技术部当部长的沙×。现在他虽然已是坦克一校副校长，即将担任装甲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但他当年在技术部“同情与理解”被屈打成“虎”的同志以及正直群众的要求，同意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三反”肇事者刘景晏；被向××叫去打了声“招呼”，就在三天的大会上一言不发，以及向××到会与丁铁石台上台下的激烈交锋的情情景景，许多当事人仍历历在目。他们虽然不明其中奥秘，但他们揣想沙×这次去哈尔滨，肯定不会给丁铁石带去什么好兆头。
果然，在1960年12月下旬，家住南京军事学院一处宿舍区的丁铁石，突然接到军事学院转来的向××秘书的电话，要丁铁石立即回哈尔滨军工学院“处理”自己的问题。丁铁石问：“处理我什么问题?”秘书回答：“我不知道。这得请示首长再答复你。”
不多日，这位秘书就来了电话，说是处理丁铁石在“反右倾”斗争中的问题。丁铁石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把我的班支部副书记给撤掉了，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多日，这位秘书又来了电话，口气硬得不容分说：“立即返校!你去也好，不去也好，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不去，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半月之内就来了三次电话，而且最后一次没等丁铁石回一个字，就“砰”一下把电话挂了。丁铁石心想，在南京家中养病这半年，是哈尔滨军工学院和装甲系领导批准的，养病期间还两次向班、系领导写信汇报了治病情况，两次都得到了班、系领导的回信予以抚慰，并一再嘱咐“要安心养病”，干嘛要向××来插上一杠子?他向××是军委装甲兵的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又不是哈尔滨军工学院的领导，我丁铁石回不回学院，与他挨得着吗?!丁铁石再联想到“三反”时的“事实可变，处分不变”和台上台下对着干的那几场“戏”，他觉得向××这样逼他赶快回哈尔滨军工学院，肯定又要耍什么新的狠毒阴谋，遂坚决不理他那茬儿。
1961年2月初，哈尔滨军工学院给了丁铁石来了信，开宗明义地要他火速赶回学院，参加开除其党籍的会议。这大大震怒了丁铁石，他即刻登上北上的列车。
丁铁石一到了哈尔滨，就有人悄悄告诉丁铁石：开除他党籍的支部会早开过了!据这些知情人说，在1961年1月即将放寒假时，由班政委兼党支部书记张××主持了进修一班的党支部会，班主任李××和全班在校学员都到了会。张××宣布了丁铁石的“错误事实”，还是1959年秋天把丁铁石定为“彭黄分子”并撤销其进修一班党支部副书记的那些事——
①彭黄分子；②严重不服从命令的个人主义；③1959年暑假前支委会决定请“右派”教员在下半年讲课，是公然反党……
张××刚说到这儿，还没来得及要大家讨论表决，在丁铁石被撤销支部副书记之后被选为支部副书记的田申——著名剧作家、作家和诗人田汉之子，就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召开这样的支部会。
田申说：开除党员的党籍，如果不是在战火分割或秘密工作的特殊情况下，必须让其本人到会。他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本《党章》念了起来：“‘在党组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现在你们既然要开除丁铁石的党籍，就应该让他回学院参加会议并听取他的申辩，这才符合《党章》的要求，否则就是非法的!”
发言同志很不少，直说得张××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临末了，他还是强要大伙举手表决，结果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使一心要开除丁铁石党籍的人没能达到目的，只得放寒假，让大家回家了……
丁铁石听了知情人的这些叙述，才恍悟到怪不得向××要他的秘书，在学院放寒假之前像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似地，连二连三地给他打电话催他赶快回到学院，“原来如此”!
现在他回来了。全班的学员又都放假在家，准备过春节，开不成党支部会，“把他催了回来干什么?”
他想错了!存心要整人的人总会“妙计横生”的：支部没法形成决议，还可以召开别的会议。
丁铁石回到学校的第五天，学院装甲兵系开了个党委会，到会的有装甲兵系和进修一班的领导六个人，外加沙×带来的筹建装甲兵工程技术学院的十六七个人，会议由沙×主持，叫丁铁石也到会。沙×宣布丁铁石的“错误事实”，比撤销丁铁石党支部书记的决定以及张××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支部会上所说的那几条，大大地加重了砝码。沙×说丁铁石：
第一，分裂党的组织，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是一个具有强烈个人主义野心的反党分子!
第二，历史上个人主义严重，是个典型的“民族反动分子”!
第三，组织观念极为薄弱，在装甲兵内部大搞宗派活动!
第四，彭黄集团的忠实分子!
沙×宣布完毕，既不要大家讨论，也不让丁铁石申辩，就要大家举手表决。当然，这是早就串通好的，除了丁铁石一人外，其他“一致通过”这个开除丁铁石党籍的《决定》。丁铁石起立高声反对。他说这是强奸民意，违反《党章》。他说沙×不是学院的领导，也不是系的领导，凭什么主持这个宣布开除他党籍决定的会议?他说认定他“分裂党的组织，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有强烈的个人主义野心，典型的民族反动分子，大搞宗派活动，彭黄集团分子”，等等，有哪一条事实根据?!
丁铁石刚说到这，学院装甲兵系主任徐介藩忙打断丁铁石的申辩说：“向××副政委给你打电话叫你回来开会，你怎么也不回，这就是反对领导!”
丁铁石说：“向××既不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领导，也不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领导，怎么能说是我反对领导?!至于说我是‘彭黄集团分子’，有什么根据?我有生以来与彭老总、黄克诚同志未有过任何个人之间的交往，总共只坐在台下听过彭老总的三次报告，包括1958年夏天彭老总来咱们学院视察的那一次。
“那一天，学院院长刘居英、政委谢有法一改日常铺张浪费讲排场之风，特地把讲台上的大红丝绒台布换成一条朴素的黄军毯，在讲台前后躬身欠腰地连声呼叫彭老总为‘我们敬爱的首长’，而我这个坐在台下十几排之后听报告的普通学员，倒成了‘彭黄集团分子’，这是哪家的王法?!”
“对所有这些诬蔑陷害，我保留申诉权!”
丁铁石滔滔不绝，直说得沙×，徐介藩等人无言以对。
时值1961年即辛丑年春节，远离南京老婆孩子的丁铁石，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招待所里住着。有时候，他也到大院里转转，人们都忙着过年，合家团聚，几乎没人敢搭理他。他在招待所里冷冷清清地住了三个月，一直住得神经极度衰弱，每天早起都头脑昏沉沉、眼前闪火花，也没等到任何地方的任何通知，只得抱病再次进城，再次找到总政治部监委会。刘处长对他说：“已经和装甲兵党委说通了，开除党籍是不行的，改为党内严重警告，你看怎么样?”
“凭什么给我‘严重警告’?”
“算了，老丁。他们是党的一级组织，也总得给他们一个面子吧!”
“什么‘面子’?是党的组织原则重要，还是个人的‘面子’重要?”
“算了吧，老丁!自古以来，哪个朝里没有屈死鬼!”
末了刘处长又说：“这些日子你的健康欠佳，你去杭州西湖边上疗养一个时期吧……”
1962年春天，在杭州疗养了三个月的丁铁石回到了北京装甲兵大院。他被装甲兵干部部分配到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担任组织计划部副部长，由原来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军职的副主任，降为这个副师职的副部长，还能奈谁何?
他一肚子明白：尽管在庐山会议后这一连串的纷纷扰扰中，一直对他找茬儿的人们虽然避口不再提起沙×已露了出来的“民族反动分子”那样的政治问题，然而实际上还是那一串不定时炸弹中的一个对他炸了一下。炸他的人们心照不宣，被炸的人则有苦难言。他口含这咽不下吐不出的“苦”，一会儿去内蒙古东部的牙克右抗装甲冷冻试验，一会儿又被派去南方雷州半岛海峡搞水陆两用坦克的测验，呕心沥血，奔忙不息……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一连串的不定时炸弹连续爆炸，多少人受尽屈辱，命丧黄泉
1964年春天开始，全国大搞“四清”。中共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的一些人，又翻起了这本早被公安部否定了的“丁溪野组织‘伊玛尼党’反革命组织”的旧账，而且增添了“丁溪野在抗日战争中勾结汉奸制造‘侯庄惨案’”、“煽动回民闹事”、“在沧州地区扩大了回汉民纠纷”等新罪名。增添这些新罪名的惟一根据，就是“侯庄惨案”。
所谓“侯庄惨案”，就是1943年秋后到1944年，分属沧州地区几个不同县份的侯庄、段庄、丁庄子、王古宅、张官等村庄的回汉民之间发生的一些纠纷。在侯庄回汉民打群架时，有的汉民把血淋淋的猪头，挂到清真寺的大门上，引起全村回民的激愤，从而发生了械斗，双方互有伤亡。对这类小打小闹的事，如能及时调解，本不难和平解决；但有些村干部“激情”有余而政治水平不足，有的干部也抱有偏见，排解纠纷时很不公正，以致旧怨未消又添新仇，事端不断。而这时，丁溪野早已离开了沧州地区，并已到了延安，正在延安以北数百里、位于陕北最西北角的定边的中央民族学院教书，所有这些纷争，都与他八百杆子也挨不着。
但是，急于想立“政治大功”的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照样两次派人去哈尔滨“查办”。“查办”的惟一结果，是让已经成为哈尔滨市园林工人的丁溪野，于1965年退休。
第二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倒给沧州地区原“四清”工作总团的一些人，又点了抢立“政治大功”的希望之火。
1966年8月的一天中午，全家已迁回哈尔滨、本人亦已在哈市园林处退休的丁溪野，正与一家人在家吃午饭，突然闯进去几个陌生人，口称“调查问题”，要找丁溪野谈谈。丁溪野没有半点犹疑，立即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随着这几个陌生人出了家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
一家人有过“三反”期间丁溪野被逮捕、全家人被赶下农村的伤痛，这时不禁更加忧痛。孩子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又被弄到何处去。不久，他们全家人就接到哈市“革命派”的通知，说他们全都成了“反革命家属”，随之被勒令赶往农村，而且一年之内被逼着搬了三次家。丁溪野的老伴刘兰田领着三个不成年的孩子挤在一间不能开窗的泥土小屋里，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们要去生产队劳动，生产队说他们是“反革命家属”,不给安排活。两个小男孩被称为“反革命狗崽子”，别人要骂就骂、想打就打，小学没念完就被赶出了学校。更不能让他们忍受的是每隔三五天，他们家就要遭到一次半夜三更“查户口”的惊扰。这些人来到屋跟前，先在外面把门窗敲得震天响，闯进了屋子就用手电筒到处乱照乱翻，已快六十岁的刘兰田被吓得小便失禁；每被惊吓一次，她好几天都不能恢复常态。每次“查户口”的人一离开，全家人就抱在一起痛哭，常常哭到天明。丁溪野的大女儿丁威和她的两个弟弟常常忧伤自语：爸爸到底去了哪儿？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他们的爸爸已被关进了沧州地区黄骅县公安局监狱，同年12月15日转为正式逮捕。黄骅县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他进行了长时期的封建法西斯式的审讯逼供；不但狠抓“伊玛尼党”不放，还搞出一个“回教国运动”。这“回教国”“国王”就是丁铁石，“总理”是丁坚，“国旗、国歌”也都齐备了，“国都”将设在兰州。
这消息传到了装甲兵，装甲兵“斗罗筹备处”的造反派头头们如获至宝，很想在“伊玛尼党案”上“扩大战果”，给当年主持全国公安工作的罗瑞卿，扣上“包庇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的特大罪名。他们这个计谋，得到了后来成为“四人帮”分子的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以及“夺权”后由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成了全院第一把手的宋昆的全力支持。他们让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牵头，并让这个科研院的计划处长，装甲兵学“毛著”的尖子田永兴中校，担任这个“专案的”总组长，会同哈尔滨市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军管会等，发动哈尔滨市公安局、丁坚担任副秘书长的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丁坚的妻子李葵南担任主治医师的哈尔滨市立第二医院，丁溪野的老战友刘桂轩当经理的哈尔滨市废品收购公司，丁铁石的妻子白琴担任副院长的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已改称“反帝医院”）等单位的造反派，纷纷成立专案组，对丁溪野、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以及丁铁石和丁溪野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刘桂轩、周绍先、刘殿云阿訇等人，一一进行专案审查批斗。
1968年1月15日，田永兴率领一帮打手急匆匆赶往哈尔滨。一到那儿，他就摆出手捧尚方宝剑的架势，自称是中央军委的处长、“伊玛尼党案”联合专案组总组长，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负责接待的。他要求哈尔滨市军管会协助他，将已是哈尔滨市体委副秘书长的丁坚“逮捕归案”。
其实这时候的丁坚，早已身陷囚牢。1966年冬天，全国各地体委都被说成是“贺龙黑线”而被军管，哈尔滨市体委被下放到哈尔滨东北二百多里地的通河县查林河农场参加“斗批改”，丁坚由于原也是哈市体委的一员，也被从哈市监狱押转到通河县监狱。1967年春节前，监狱检查监房，把所有人犯都扒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在雪地里躺二十分钟。一个名叫“袁小五”的犯人被冻得犯了抽风病。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妈拉个巴子，这疙瘩也都是法西斯，把我们也像卓娅那样放在雪地里冻！”可是就这么残酷折磨，丁坚还是什么也不说。
丁坚被从通河县又押回哈尔滨监狱，田永兴立即命令打手们给他戴上背铐，整整一个星期未松一丝一扣。丁坚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得靠同牢房囚犯们七手八脚地帮忙。尽管如此，田永兴对他的白天黑夜地连续审讯逼供，还是一无所获。
田永兴不甘心，想从另一个人的身上打开“突破口”。这个人就是哈尔滨市废品收购公司经理刘桂轩。他1940年才十来岁，在丁溪野的动员下，就随其父亲刘殿云阿訇一道参加了革命，1944年又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介绍，随丁溪野到陕北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45年日寇投降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作，“文革”前就已担任废品收购公司经理。
1968年5月，田永兴率领一帮穿着现役军人服装的打手第二次到了哈尔滨，立即召开大会斗争刘桂轩。他强迫刘桂轩作九十度以上的“喷气式”，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导致刘桂轩心脏病急性复发而栽倒在地，脸白得像一张纸。就在这人命关天的危急情况下，田永兴照常阴阳怪气地吆喝了一声，打手们一齐上，对刘桂轩拳打脚踢，骂他“装死”、“装孙子”。被强制参加斗争会的废品公司职工当场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进行抢救，田永兴却坚决不允许。不一会儿，刘桂轩就停止了呼吸。
活活整死一个人，就像弄死一只小猫小狗，田永兴根本不往心里去。他却身又去哈尔滨市的第二医院，组织人马批斗丁坚的妻子——第二医院主治医师李葵南。李葵南十多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很快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白求恩卫生学校(即如今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初创时期的学员。她哪儿怕田永兴的横眉立眼、狠声狠气?
1968年6月15日，田永兴就将李葵南抓进了监狱，像对待她的丈夫一样，也对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医生戴起了背铐，一戴就是九天九夜。他骂她是“丁坚同伙，铁嘴钢牙”，但他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候他觉得，还是应当把“突击的重点”放在丁溪野身上。他推断：只要这个“伊玛尼党党魁”能招供，这整个“族字三号案”就会迎刃而解。他遂率领得力打手苏金泉等人，从哈尔滨一竿子直插河北省沧州地区的黄骅县，突出审讯丁溪野。
他们常常用一根细铁丝吊着一块老沉的大铁牌，挂在丁溪野的脖子上，再逼他做大弯腰的“喷气式”，一个多钟头，都不让他直直腰抬抬头，有时丁溪野被整得昏倒在地。他们就冲上去拳脚交加。如果丁溪野还没有醒来，他们就骂他“装死”，向他的脸上身上泼凉水。待他苏醒后，让他再做“喷气式”连续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