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模式的批斗，有时一连几天地周而复始，形成冷酷的车轮大战。田永兴和他的打手们轮班休息、吃饭、喝水，而让丁溪野只有一直弯腰低头挨斗的份儿。一天只给他吃一顿饭，连他站着迷糊一会儿也要打得他跟头踉跄。丁溪野口干舌燥得说不出话。他想要喝一口水，他们倒了一杯水却不让他沾嘴唇，说是除非他说出他们要他说的那些话。但丁溪野硬是没有说出他们所需要他说出的任何一个字。
这样轮番逼供一个多月，田永兴等人空手而归，黄骅县公安局的专案组继续强逼。终于，丁溪野精力耗尽，由眩晕病倒发展到腹水鼓胀，生命垂危。这“敌情”传到了北京，装甲兵专家组的总指挥——装甲兵后勤部政委周正和装甲兵政治部保卫部长薛振光立即提示专案组：“千万不能让丁溪野就这么死了，一定要从他的口中搞出口供来!”
田永兴闻命，即刻率领一些打手再度奔往黄骅县。他命令黄骅县监狱的医生给丁溪野注射强心针，等他刚刚睁开了昏花眼就叫他招供。但是丁溪野依旧没有说出一个字，直到咽了气。
这是1968年10月20日。田永兴连忙布置封锁消息，不准向丁溪野的隶属单位和同样也没“招认”一个字的丁氏大家族的任何人传递丁溪野的死讯，以便向他们和一切有“连带关系的人”“继续深挖”；同时，他与黄骅县公安局共同“研究”，给这个“顽抗到底”、“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伊玛尼党党魁”，判了个“有期徒刑”十五年。好像丁溪野还活在人世；实际上，他已被秘密掩埋，掩埋地连任何记号也没留。
在黄骅县被残酷整死的第二人，就是1940年经丁溪野动员参加了革命、1943年被派往哈尔滨建立秘密联络点的爱国阿訇刘殿云。1968年11月，田永兴又来到黄骅县，硬说已经退休的刘殿云是“伊玛尼党党徒”，动员不明真相的群众斗争刘殿云。在一次斗争大会上，个别汉民群众糊了一个纸猪头扣在刘殿云阿訇的头上，并把他装在箩筐里抬着游行示众。这引发起当地回民群众的极大愤慨，认为这是肆意侮辱伊斯兰教，并且因为田永兴及其打手们都是解放军，而对解放军的传统看法有了重大改变。最后，已过古稀之年的刘阿訇，终被反复折磨致死。
田永兴又过黄河、跨长江，到了江西省，“审问”一个军分区的政委周绍先。1940年二十岁参加回民支队的周绍先，本不是回民而是汉族，就因为他是丁铁石当主任的回民支队政治部领导下的剧社舞蹈演员，也被称做“伊玛尼党党徒”，田永兴召开这个军分区的大会批斗周绍先。周绍先不服，田永兴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使劲掴他的耳光子，直到把他的耳朵打聋，使他成了残废。
田永兴又赶回北京，让打手们严刑拷问与丁氏大家庭素昧平生的民族文化宫回族干部李希光，直把李希光逼迫凌辱得自杀而亡。
至此，就这个案件直接受害和被秘密侦查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回汉民群众已达数百人，形成了骇人听闻、后果严重的大冤案。但是装甲兵政委黄志勇和抢班夺权成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第一把手的宋昆，却认为田永兴“立了大功”。
这正是田永兴梦寐以求的。他下狠心要在他的顶头领导丁铁石的身上，为他榨取更加飞黄腾达的资本。
其实这时候，丁铁石的人身自由在他的完全控制下，已有一年多了。但是——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硬要把闪光的历史翻成一本黑账，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1)
前面说过，由于这个“伊玛尼党”的重大疑案，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装甲兵党委就给丁铁石胡乱加了一些“经济问题”的罪名，给了他行政降职、党内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由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降为技术部的一个处长，抗美援朝回国后，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担任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后，尽管他与彭德怀、黄克诚等无交往，装甲兵党委也硬说他是个“彭黄反党集团分子”，说什么也要开除他的党籍；军委总政治部不同意，装甲兵党委只好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上由副军职的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主任，降为副师职的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计划部的副部长；1966年3月，又让他改当这个科研院的副总工程师，彻底剥夺了他的行政领导权。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他刚刚从海南岛又一次测试了水陆两用坦克回到了北京，一些造反派也许认为他已不属于当权派的序列，就没有让他加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等人戴着高帽弯腰撅屁股的大队。
1967年1月，得到毛泽东支持的跳梁小丑王洪文们，在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装甲兵的一些人也跟着抢班夺权。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昆，立即夺取了这个研究院的第一把交椅。
1967年8月25日，科研院召开科研院副政委汪志华被戴高帽游街一周年大会。会前一刻钟，两位“造反派”走进了丁铁石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敬了礼，请他去参加这个大会。丁铁石只得跟了去，并被安排坐在最前面。会议进行了半小时，新四军老战士汪志华在台上被折磨得面如土色，田永兴突然跳上了台，向台下大吼一声——“把‘三反分子’丁铁石揪上来——”丁铁石即刻被早坐在左右的两个造反派一人抓一只胳膊推上台去，当场撕下他的领章、帽徽，随后就在他自己的住处被“软禁”起来。所有来信早就被查收，丁坚、丁溪野等人在哈尔滨和黄骅县等地已经遭受的一切磨难，他全然不知。
1968年4月1日黄昏，丁铁石在有人盯梢的氛围中去水房打水。他还没走到水房，就突然被人从前截住，扭送到技术保障队的一间平房：窗户早用木板封死，还被糊满了报纸，报纸上还又抹了一层黑，成了完完全全的黑牢。
不一会儿，田永兴就带着技术保障队的一名排长、两名班长和一个老兵走了进来。田永兴一进来，翻出一本《毛泽东选集》上的毛泽东像，往窗台上一放，几个人按着丁铁石的头向毛主席九十度弯腰“请罪”，要丁铁石“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无罪!”
低头弯腰的丁铁石话音刚落，田永兴立即给他一个大耳光，接着用双腿夹住他的脑袋，命令那个排长、两个班长和那个老兵，对他使劲打。从此，丁铁石每天都得“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
所谓“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就是每天早起床、晚就寝和三餐饭，都得面对毛主席像，脖子上吊着重达十五公斤细铁丝勒到肉里的上书“反革命分子”的大铁牌，再撅着屁股就“喷气式”，嘴里还要大喊“毛主席万岁”，其中必有三次挨打。这样直打得丁铁石遍体都是伤。
两三个月之后，丁铁石被带进了自己很熟悉的原来处长以上干部的小食堂，此刻成了专案组的审讯室。田永兴在审讯台边翘着二郎脚，丁铁石则被按坐在审讯台前的小凳上。田永兴瞪着眼睛问：
“你还认识我吗?”
“什么意思?”
“四七年三月间，你是坦克学校校长，坐在一个大转椅上，多么威风，多么神气!”
这一下丁铁石才突然想起，他当年在大连担任解放军第一个坦克学校校长时，田永兴曾是那里的一名学员。丁铁石遂严肃地说：
“你不用讽刺挖苦，直截了当地说什么事吧!”
田永兴阴阳怪气地说：“那一次我向你请假，去市里办事，你不但不准假，还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噢，就为这个?”
“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啦!你不能再那么威风、那么神气啦!你做的那些事，对头吗?”
“你不用再讽刺挖苦!你说说，我批评你，到底对不对?”
“你甭嘴硬问我‘对不对’!我说这是不对!”
“我当时做得非常对!因为是你违反了纪律、违反了校规!你当时明明也知道，坦克学校的同志去市里活动，必须两人以上同行，而不能一人独自外出。这是为了保密，确保安全。咱们坦克学校之所以穿警察服装，对外叫做‘警察学校第四大队’而不叫坦克学校，就是为了保密。这些你都是清楚的， 而你偏偏要一个人独自上街，这是明知故犯!另外，学员请假，学员队的队长、指导员就可批准，根本用不着找我，我也不应该代替你们队领导的工作。是你完全错啦!对这样一件琐碎小事，事隔二十多年，你也成了一个团级干部，竟然还怀恨在心，可见你的党性、人格和肚量是多么的卑下!”
田永兴“啪”地猛拍了审讯台跳了起来，大吼一声：“你向毛主席请罪!”两个打手应声卡着丁铁石的脖子，又按着他的脑袋，使劲地向下压。丁铁石也使劲地顶着不低头，并大声说：
“我当年做得非常对，没有半点儿错!随你们的便吧!”
从此，丁铁石的每天“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便升了级：每次审讯，几乎都是先罚他跪在众目睽睽的走廊上，然后由田永兴带头，一个班的年轻战士上去用皮鞭抽打，有的还脱下脚上的解放鞋猛打他的耳光，终于把他的耳朵打聋。
一日三顿饭，每顿饭都让他蹲在令人作呕的泔水缸下面吃。每日罚他掏空全院的男女厕所不算，还故意让他去喂猪，实可谓“放手大胆”地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侮辱他人的人格。
人常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而我们那个混沌时代的无数怪事，似乎其生命力强大得“无与伦比”，是不会自败的。所幸者，丁氏家庭的成员，就偏偏不奉行这个“见怪不怪”、“忍字心头一把刀”的哲学。丁铁石的妻子白琴也是敢于向这些“怪事”英勇抗击的一名战士——
她1938年7月17岁，由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介绍，迢迢数千里奔往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而后逐步升入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和鲁艺、抗大等校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深造。1940年春天，她从华北联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第二军分区“七月剧社”担任分队长兼政治教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宣传队。1941年秋，为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粉碎日寇的扫荡，她转去山西定襄、孟县等县担任县文救会主任和宣传部长。1942年秋，因敌后医生奇缺，党组织推荐她去白求恩学校学医，数月后即考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得到重点培养，抗战胜利时毕业，被分去东北，先后在辽宁军区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当医生。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她也随东北野战军入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她被调进中国铁路总医院担任副院长。丁铁石从朝鲜前线回国，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装甲兵系副主任，白琴也从北京调往南京，担任鼓楼医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和眼科主任。1965年又被调回北京，担任著名的协和医院副院长。她像丁氏弟兄们一样，平生从未做过亏国亏民亏心事，岂怕这混沌时代的“咄咄怪事”?!
1968年3月底的一天黄昏，白琴带着十岁的儿子丁中刚乘坐郊区的公共汽车经过卢沟桥到达槐树岭，直奔已夺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大权的宋昆家。宋昆刚吃完晚饭，正坐在客厅里心满意足地品茶。白琴一见，不禁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宋昆的衣领，要他拿出了丁铁石的“反革命”证据来。
白琴说：“我和丁铁石都是经党教育几十年的革命干部，我们都是讲道理的。如果丁铁石真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暗藏的反革命’，只要你们能够拿出真凭实据来，我立即与他一刀两断，断绝夫妇关系，绝不含糊!否则你得放人，现在就答复我!”
白琴边说边抓着宋昆的衣领不放手。宋昆支支吾吾，既拿不出证据，又不答应放人，也不敢还手。宋昆的老婆急忙溜出去“告急”。不一会儿，涌进来科研院的几十个造反派。他们谎称要宋昆去开会。宋昆也忙说他马上就要去开会。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答复。”白琴说。
宋昆连忙逃之夭夭。然而这几十个造反派却一个也没走。他们的一个头头对白琴说：“宋院长走了，你得马上离开这里!”
听到这句话，白琴反而顺势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白琴说：“我所以特地到宋家来，就是为了向他讨个说法。他去开会了，不管他开多长时间，我都要等他回来给我一个说法再走。这与你们没有关系。我不找你们，你们也不要妨碍我。”接着她又把刚才对宋昆说的话说了一遍：如果拿不出丁铁石的“反革命”真凭实据，就必须放他回家。
这些造反分子哪能听得进这些?他们纷纷指手画脚围攻白琴。白琴仍然稳坐沙发面不改色。她说：“宋昆不回来，我就不走!”
造反派们没法，也只得一个个离去。白琴一直等到夜间十二点左右，宋昆也没敢回来。白琴眼看着儿子中刚一个劲地打瞌睡，就带着儿子离开了宋家，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大字报，贴在装甲兵科研院俱乐部门前的墙上。大字报说：
丁铁石是久经战争考验的革命干部。他忠于党和人民。宋昆陷害他，是想转移斗争目标，嫁祸于人，逃避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宋昆这样做，似乎是得势于一时，但历史是无情的：好人终归有好报，一切问题总会被搞个水落石出；而宋昆之流则必会恶有恶报，绝不会有好下场。
大字报末尾写着“丁铁石老婆白琴”和年月日。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硬要把闪光的历史翻成一本黑账，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2)
白琴刚刚贴好大字报，城内协和医院的造反派就来到了。原来装甲兵科研院的造反派对白琴围攻不下，就忙去城内协和医院搬“救兵”。白琴觉得大字报已贴出去了，就已经教训了宋昆，“基本任务已完成”，遂带着儿子坐着协和医院造反派开来的汽车，于午夜两点返回了医院。
这天天一亮，协和医院的造反派贴出了大字报，“勒令”白琴检查认错，否则“严重的后果自负”。白琴回答说，“我没错”，拒绝做出任何检查。当天下午，她就被造反派关进医院地下室“太平间”旁边的“牛棚”。当天夜晚，田永兴就来到协和医院，伙同医院的造反派“会审”白琴，要她交代她和丁铁石的“罪行”，白琴一一予以严辞驳斥。
由此白琴也遭了罪。她与卫生部长钱信忠和本院的著名医学专家张孝骞、刘士豪、冯云琨等人，常常排成大队弯腰挨斗，她更被本医院十六个党支部一个不落地挨个儿拉去轮回批斗，一些人拳打脚踢地逼迫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丁铁石也是“反革命”；她昂起头大声说：“我和丁铁石是始终如一的革命者，我们都没有错!”
一天黑夜，看守白琴“牛棚”的人趁夜静更深没有人，悄悄对白琴说：“你呀你呀真傻!在这场天下大乱中，别人连躲还躲不及呢，你还迎头上，去贴什么大字报……”
在这座“牛棚”的对面，是举国第一流的医学专家张孝骞的“牛棚”。“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这位常给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等人瞧病的老专家就被关进这座“牛棚”了，造反派们要他承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是“美国特务”。他说他只是一个爱国的穷书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他虽在解放前，在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的湘雅医院和协和医院教书行医，但他一直抱着爱国强民的宗旨，从来也不是“美国特务”……
一句话，他对造反派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他都实话实说地一概不承认。
“不承认，就得打!”白琴住进了“牛棚”后，几乎每天夜晚都听到对面“牛棚”里传出皮鞭抽打声和张孝骞教授跪在地上的惨叫声。有一次，没头没脑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镜，他的额头被打得血迹斑斑。
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视的张孝骞照例和医院所有的“牛鬼蛇神”们一道，被造反派们押着去医院食堂打饭，只见他一手扶着已没有了一只镜片的高度近视镜，磕磕碰碰地离开“牛鬼蛇神”大队直向大街走去。他边走边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让法院杀头枪毙都行……”
当然，他立即又像被抓小鸡似的揪着衣领提了回来。当夜，他那“牛棚”里又传出鞭打与惨叫的混合声，令各个“牛棚”里的人都揪心裂肺，彻夜难眠。
一天，造反派们押着张孝骞和白琴等人去打扫整个医院的楼道与厕所，又命令张孝骞与全国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刘士豪等人去擦窗户。这些人都年老体弱，高度近视，突然感到景物模糊，天旋地转，刘士豪没能一把抓紧窗扇把手，从梯子上“扑通”摔了下来，直跌得内出血，也跌伤了腿骨，隔了很久才能勉强拄着拐棍走路。
1968年冬天，寒风呼啸，滴水成冰。造反派把医院烧饭烧锅炉的碎煤末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命令白琴和张孝骞等专家们用冷水把它们和成煤泥，再用手把煤泥做成一个个小煤团。只冻得他们双手紫胀，全身打战。最后一个个都被冻僵了，手里捧着煤泥而揉不成煤团团，仍不让他们回屋暖一暖。
这时候，他们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十二元，每日只能吃窝头和咸菜，但还是去露天寒风中筛煤、和煤团、拉石碾子压路。然而白琴和张孝骞一样，任田永兴和医院的造反派往死里折磨，她都心口如一：“我是革命者!丁铁石是革命者!丁家兄弟和妯娌们都是革命者!!”
时至1969年秋天，当时还被称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林彪，下了一道叫做“一号”的命令，准备在京、津、唐这一带对付“苏修”的登陆作战，京、津、唐区域内一切“不可靠”的人物，尤其是一些“政治犯”，纷纷被架着机关枪的一趟趟列车，分散到全国各地。丁铁石和装甲兵科研院的其他七名“反革命”，也被田永兴押送到苏州以南的一个坦克试验站。
在这个试验站，田永兴每日都毒打丁铁石。这个站的政治指导员王子耕，也想跟着田永兴在丁铁石的身上“立大功”。他让那七名“反革命”都有床睡觉，惟独让丁铁石一个人睡潮湿的水泥地。白天对他轮番审讯，夜晚又让他去挖防空洞或继续批斗，直到深夜才让他躺在水泥地上，凌晨三四点，又喝令他起床，每天只让他睡眠两三个小时。
这时丁铁石已五十五岁。尽管原来的身子骨挺硬朗，但经过这“三反”以来近二十年的凌辱、残害，再加上南方蚊虫的叮咬和水泥地潮湿气的侵染，他白天黑夜都觉得全身骨节酸痛。
王子耕的几个孩子，经常看到他们的爸爸和田永兴毒打丁铁石，他们也手痒痒地跃跃欲试。
7月的一天，王子耕剥光了丁铁石的上衣，让他在毒太阳下暴晒。王子耕自个儿则坐在树阴下的一把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嘴上叼着烟，叫他的孩子们去拷打丁铁石：
“你们去呀，打国王!”
孩子们拿着一截钢筋，喝令丁铁石在太阳地里转圈圈，他们边打边说：
“叫你去当国王!”
“叫你去当国王!”
“叫你去当国王!”……
丁铁石突然想起，“专案组”的一个姓张的曾阴阳怪气地对他说过：“你怎么不自杀呢?”现在王子耕叫孩子们用钢筋打他，他遂高度警觉起来：如果一下猛打到脑袋上而致死致残，十岁上下的小孩子是无罪可治的，而田永兴、王子耕他们的目的却达到了，不能不防着点!所以每当孩子们跳跳蹦蹦想猛打他的脑盖骨，他都一一躲闪着。
一天，王子耕又让丁铁石去填防空洞。
这防空洞，也是丁铁石和其他“反革命”参加修建的大小十来个防空洞中的一个。
等丁铁石和另七名“反革命”来到后，这些防空洞才一个一个地竣了工。竣工后才发现，很多洞子土质松软，大有坍塌之虞。遂决定留下一个最大的，并用条石水泥加以巩固，其他不论大小深浅，逐个回土填埋。
填到最后一个，也是最岌岌可危的，让一个班的年轻战士在外面用小铁锹往洞口攉土，让丁铁石一个人在黑黑的洞底里，借着一小盏马灯的光亮自装自运，一筐一筐地往几米外的洞底填土。王子耕则远远地站在洞外平安无事的小坡上，悠闲地叼着烟坐着。那神态似乎是：就是这洞子立即塌了，也只不过埋了这个“反革命”。
丁铁石一个人在洞内铆足了劲飞快地铲土装筐来回跑，哪抵得上七八个年轻力壮的战士铆着劲往洞口攉土?不一会儿，洞口就快被虚土堵住了。丁铁石隐隐地听到王子耕在外面对战士们嚎：“干脆把这臭娘养的埋了吧!”丁铁石一听就扔下锹筐往外跑，被几个小伙子抓住往里推；他挣扎着跑到洞外，又被七八把军用锹劈头盖脑地砸了回来。他只得坐在洞内看着，看他们究竟要把自己怎么样。
不一会儿，整个洞口就被堵死了，洞内的小马灯因空气越来越稀而终于熄灭。他也感到出不来气而全身乏力。他虽挣扎着用锹把儿在洞口一堆土的最下面，捅了一个小孔，趴在那儿吸点透进来的空气，但仍觉得头脑越来越昏沉，全身不断地冒冷汗。他心想，过去和日本强盗、国民党反动派不知打过多少次仗没有被打死，如今却被活埋在向××、宋昆、田永兴、王子耕这帮人的手下，不禁备感酸楚悲凉，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党和军队从过去那段光辉灿烂的高峰，往眼前的这种无底深渊直落而下，而感到无限的悲痛……渐渐地，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丁铁石才觉得突然通进来阵清新的空气，同时有人在把自己往洞外拖，直到完全被拖到洞外隔了好一会儿，他才苏醒过来。原来是一个被王子耕罚了禁闭的小战士也被放出来劳动，听说丁铁石被王子耕活埋了，在王子耕和那一群战士离开这洞口之后，他飞快跑来救出了他眼中的这位老革命。
丁铁石醒来后，找到了王子耕大骂他是“法西斯”。王子耕却当着一群小战士的面嬉皮笑脸地说：“你不是又活过来了吗?开个玩笑吧!”
丁铁石“死”而复生，田永兴大为失望。他又想出一个让丁铁石此生休想重见天日的“计谋”——让丁铁石抄写专案组审查“别人”的一份“材料”。
实际上，这是田永兴组织他的几个“得力”助手，挖空心思编纂成的一份“悔过书”。他们拿出标准信纸，指定丁铁石在不同页的从上到下的不同位置上，按照他们拿去的“底稿”抄上一两行和两三行。一天抄几次，每次只抄一页——这一页也许在最上面抄了一两行，或在中间抄了两三行，然后在下面注明年月日，再按上指印，每一次抄写，都由送“材料”和信纸的人在一旁监督，不准抄错行或抄错一个字，抄完即拿走。半个多月全部抄完。后来才明白，田永兴把丁铁石抄写好的这一页页看似零零碎碎、前言不搭后语的“材料”，全部聚拢之后再按照他们原来编写的“程序”，前后上下剪辑在一起，再在最前面加了个总标题，就成了丁铁石的“亲笔《悔过书》”，而且看不出什么破绽。老实巴交的丁铁石，当时却压根儿没想到这是一个要置他于死地的特别阴毒的陷阱。
根据这份“亲笔《悔过书》”，装甲兵科研院于1970年8月5日，向装甲兵党委上报了《关于对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报告》说：“丁铁石密谋组织反革命的‘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并曾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有特务嫌疑”等等。《报告》给丁铁石正式定为“反革命分子”，建议“将其永远开除党籍，立即逮捕法办(判无期徒刑)”。
8月15日，装甲兵党委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上报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中央军委办事组；但是这两个领导机关都没有批准这个《报告》。
9月10日，装甲兵党委又向总政治部及军委办事组写了个《报告》，要求先“拘留丁铁石”，以后再具体研究对他的处分。
当月26日，总政治部以“保字183号”文件形式，批复“同意”了这后一个《报告》。这样，丁铁石立即从苏南坦克试验场，被押回北京，关进了北京军区看守所的白庙监狱——成了“文革”十年整个装甲兵惟一被关进监狱的人，还美其名为“监护”。
但是假的终究还是假的。一个人在某些时候能骗得了许多人，但他绝不能够在任何时候蒙骗住所有的人。1971年“9·13”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田永兴跟着他在装甲兵的一些主子也倒了台。后来在清查“三种人”揭发追查田永兴罪行的会议上，有四个人当面揭发他的罪行之一，就是使一些无辜受害者纷纷落入他陷害丁铁石的这个陷阱——把他们写好的稿子，挪到同样格式的纸上，在每一张纸上都加上一段他田永兴另编的“供词”，然后让丁铁石一一誊抄，并让丁铁石在每一张抄好的纸上注明日期和按上指纹，就成了丁铁石自己的完整的“供词”，这是何等的恶毒啊!
这四个人都当场责问田永兴：有没有这回事?!
田永兴垂着脑袋回答：“有!”
“这是什么行为?”
“是政治陷害。”
“是不是极端的卑鄙无耻和阴狠毒辣?”
“是极端的卑鄙无耻和阴狠毒辣。”
然而十分奇怪的是，这种极端卑鄙无耻、阴狠毒辣之徒，竟得到了装甲兵领导机关一些人的庇护，还被提升为装甲兵科研院后称为科研所的副所长，随之被派往昆明去夺另一个装甲兵研究所的权，当了那个研究所的所长。“四人帮”倒台，昆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摩拳擦掌地要揪斗他，他又溜回了北京，躲进了长辛店装甲兵大院“避风港”。
不过他纵然“威风”一时，陷害丁铁石的图谋毕竟未能得逞。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胡耀邦的一个批示，“伊玛尼党”这个大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1)
林彪死后，林彪在装甲兵的主要死党，都去了他们该去的所在。他们手下的一些人对丁氏大家庭的残酷迫害，也不得不暂趋平缓，静观风向。1973年2月24日，丁铁石被解除了“监护”；同年7月，他又被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1975年8月，正是邓小平大力推行“整顿”方针的时候，装甲兵党委不得不对他的问题做了一个“平反”决定，让他到装甲兵司令部当了个有名无实的“顾问”；但对降祸根源的“伊玛尼党”问题，“平反”决定却只字不提。
丁铁石和丁坚觉得，这还是一把悬梁剑!他们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政府机关，多次上防申诉，均无人答理。1976年10月，“四人帮”垮了台，河北沧州地区公安局才不得不答应复查，随之又大动手脚：对已被他们伙同田永兴残酷迫害致死已八年的丁溪野，仍“补充”宣布“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利用这份荒谬绝伦的《判决书》，向所有受到这个大冤案株连的申诉者进行威胁和恫吓，说什么“这个案子已盖棺论定，谁再上访申诉就是无理取闹”，云云。
1978年5月，当了五个月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已十分成功地把中组部恢复为“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党中央又转发了中组部的一个文件，主张对身居要职而对实实在在的冤假错案硬是顶着不办的人，一定要坚决果断地将其撤离其位并严加处理。公安部鉴于全国纠正冤假错案的高潮即将来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和来京上访的人流日益增多，遂从所属各部门抽调了一些对蒙冤受苦人深具同情心的得力干部，加强位于东单、东四之间的东堂子胡同的公安部信访接待站。
5月23日，丁家兄弟妯娌们又到这个接待站上访。刚从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调到这里来的一位同志，十分热诚地接待了他们，给他们每人斟了一杯热茶，真诚而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冤诉，并作了详细的笔录。
1979年初，这个接待站从上访申诉的大量冤假错案中，节选出了“伊玛尼党案”等十四个大案，起草成文，上报公安部党组并建议复查平反。
公安部党组成员、也是公安部副部长的于桑、凌云、吕剑光等人阅后，认为这些案件，尤其“伊玛尼党”大案，牵涉面很广，延续时间长，后果也十分严重。对这起冤案的平反，光是公安部而没有党中央的得力支持，在个别部门可能是“步履维艰”的。于是他们在“伊玛尼党案”的那一部分，特别加注这是“特大冤案”，报请党中央作出批示。
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立即作出了八字批示：迅速予以复查平反。
公安部党组对耀邦的批示十分重视，立即指示有关单位对这些案件，特别是对“伊玛尼党案”，要认真地组织复查。
在河北省，省委第二书记江一真和省委书记王铮，认真而详尽地听了丁氏兄弟和妯娌们的陈述后，确认这是一起特大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他们为了排除沧州地委中原办案人员的阻挠抵制，立即打电话把沧州地委第一书记张屏东和书记葛琦、副书记崔永生等同志召到石家庄，作了缜密部署，以保证这个地区的复查工作顺通无阻。江一真和王铮最后叮嘱张屏东等人：在认真落实了这一政策后，务必将结果报给省委。
张屏东等人回到了沧州，传达了江一真和王铮的指示，表示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但是原来参与酿造这起冤案的“四清”工作总团长、“文革”中成了地委副书记的张庆祥，却横下一条心，要做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顶门杠”。张屏东和葛琦找他多次谈心他都“不开窍”，对冤了多少人、坑死多少人都若无其事。张屏东和葛琦只得向省委如实禀报。江一真和王铮与省委常委们研究后，完全按照党中央颁发的中央组织部文件的精神，及时作出决定：撤掉张庆祥的沧州地委副书记职务。如果有人继续阻挠落实党的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也一律照此办理。
沧州地委立即执行了省委的决定，让张庆祥靠边站，并责成地委常委、地委组织部长崔永生果断而妥善地处理这一冤案。这项工作从此得以顺利进行，因冤案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徒刑的受害者，陆续走出了沧州地区各监狱的大铁门。
1979年6月9日，中共沧州地委作出了《关于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的决定》。《决定》说——
根据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精神，经复查认为：丁溪野同志从1940年初至1942年底，在冀鲁边区任职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民族政策，发动回族群众参加抗日工作，动员回族青年参加抗日武装，开辟新地区，发展生产自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党为人民作了一定贡献，群众称他为“丁阿訇”，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所谓丁溪野组织“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确属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所谓“勾结汉奸、制造侯庄惨案、策划煽动段庄、张官、丁庄子、王古宅汉回民纠纷等事件”，均发生在1943年以后，丁溪野同志早已离开此地，经查与他根本无关。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
1966年至1968年间，对丁溪野同志拘留逮捕，搞逼供信，死后秘密掩埋，封锁消息，不通知其家属。丁溪野同志原在单位到黄骅县公安局了解情况，拒绝介绍等做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对丁溪野同志的政治迫害。为落实党的政策，决定予以平反昭雪。对丁溪野同志的遗体，尊重回民习惯，予以安葬。召开追悼会，刊登沧州报，恢复名誉，挽回影响。补发从拘捕至含冤而死的全部工资，其妻子儿女应比照工伤死亡干部家属抚恤规定，予以生活抚养。对其子女的工作，商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予以妥善安排，并适当解决其家庭的实际困难。
凡此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包括转递、传抄、上报的)都应彻底清理，全部销毁。凡因此冤案受到株连和诬陷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都应彻底平反，并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沧州地委作出这个决定，立即派地区公安局副局长等三位同志去哈尔滨，与哈尔滨市有关部门具体磋商落实各项善后工作。
不到一个月，即当年7月5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也发出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丁溪野同志问题的平反结论》。《结论》重述了沧州地委《决定》中关于丁溪野的革命经历等主要内容之后，还增加了如下内容：
1951年初，据山东、河北、北京、沈阳等地群众检举丁溪野同志曾组织过“伊玛尼委员会”、“和平党”、“回教青年反共同盟”、“保教委员会”、“伊斯兰同盟党”等反革命组织。据此，公安机关对丁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和专门审查工作。经过工作，查清否定了上述问题。
现已查明，所谓“伊玛尼党”、“回教国”等等纯系一起冤案，安全是对丁溪野、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和刘桂轩等同志的诬蔑迫害。
根据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精神，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这起冤案予以彻底平反，对因此案受迫害和株连的同志、家属和亲友，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对1951年以来，因调查和专门审查丁溪野同志的问题，株连了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刘桂轩等同志，致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受到怀疑，工作上也受到影响，后果严重，应予消除影响，落实政策。
凡因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应彻底清理，全部予以销毁。
当年8月的一天，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会见了丁铁石和白琴夫妇，向他们当面宣布给“伊玛尼党”冤案彻底平反，并对这一冤案的发生及其严重后果承担责任。
当年9月6日，公安部发出了《关于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和消除其受株连亲属丁铁石、丁坚等同志受影响问题给有关单位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哈尔滨市园林处、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党委、哈尔滨市体委、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党委、北京协和医院党委、哈尔滨市废品公司党委：
解放初，河北、山东、北京等地的群众检举丁溪野同志组织过“伊玛尼委员会”、“和平党”等反革命组织，并勾结汉奸，制造惨案，策动回族闹事等。为此，从1951年初起，哈尔滨市公安局对他进行了调查和专门审查，但问题没有查清。因此，1956年2月，公安部组织有关省、市公安局进行专案侦查。经过工作，否定丁溪野同志的问题，并于1957年1月，正式作出了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的结论，并撤销了对他的专案侦查。但是对案件的处理不彻底。在对丁溪野同志进行调查、审查和侦查工作中，还牵连了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和刘桂轩等同志，使这些同志政治上受到怀疑，工作上也受到影响。对此，由公安部承担责任。
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先是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后是河北省黄骅县公安局军管小组和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等，不顾公安部1957年关于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的正确结论，重新提出了早已否定了的丁溪野同志的所谓问题，并诬陷原公安部有关领导同志包庇了丁溪野同志，将丁拘捕逼供，罗织罪名，迫害致死，并株连、诬陷了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刘桂轩等一批老干部和无辜群众，制造了一起大冤案，造成了严重后果。
对于丁溪野同志的冤案，中共沧州地委和哈尔滨市公安局已根据中央坚决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于1979年6月9日和7月5日分别作出《关于为丁溪野同志冤案平反昭雪的决定》和《关于丁溪野同志问题平反结论》，并已分别报经中共河北省委和哈尔滨市委批准，我们同意这两个决定和结论。
公安部认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已经平反昭雪，强加于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也已经彻底推倒。因此，凡因丁溪野同志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对他进行调查、审查、侦查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冤案)而受到牵连、株连并受到影响的家庭、亲属和干部、群众，应落实政策，彻底消除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
1979年9月6日
抄送：哈尔滨市公安局、河北沧州地委、河北沧州地区公安局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胡耀邦的一个批示，“伊玛尼党”这个大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2)
在上述《决定》、《结论》和公安局《给有关单位的信》都一致认为这起冤案已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从本文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这“严重后果”中最最严重的，是装甲兵中挟嫌报复、利欲熏心的田永兴等人刑讯逼供、残害致死了丁溪野、刘桂轩、刘殿云阿訇、北京民族文化宫回族干部李希光等同志，可谓罪大恶极。公安部在其《给有关单位的信》虽并未点明这一点，实在是对一味庇护这帮凶手、并迟迟不表态的装甲兵党委，留了很大的面子。
当年10月15日，在沧州地区黄骅县为丁溪野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和追悼大会。虽然在十一年前他被残害致死又被秘密掩埋的所在，没能完整地清理出他的遗骸，但他的遗孀刘兰田和他们的子女，以及他的弟弟丁铁石、丁坚和弟妹白琴、李葵南等多人都能顾大局识大体，同意当地政府在沧州市烈士陵园，为他建立了衣冠冢，在冢前立了碑，以示永久的纪念。
追悼会庄严肃穆，灵堂上方高悬黑底白字“丁溪野同志追悼会”大横幅，台上和四周都排满了国家民委、河北省民委、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和政治部、哈尔滨市委统战部、哈尔滨市民委以及沧州地区和黄骅县等党政领导机关并北京与全国各地丁溪野的生前友好及战友送的花圈。丁溪野的遗像矗立在台上花圈的中央，参加追悼会的有河北省、沧州地区、哈尔滨园林处、黄骅县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及丁溪野的生前友好和当地群众代表、丁氏大家庭成员共三百余人。在哀乐声中，到会的许多群众代表也无一不与丁氏家庭的男女老少一道泪流满面。沧州地委副书记崔永生宣读了《中共沧州地委关于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的决定》，黄骅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李照州代表沧州地区行署和黄骅县革委会致了悼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