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词说，丁溪野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做出很大贡献。他既是一位英勇顽强的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勇敢战士，又是深入实际、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的好干部。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韧不拔，视死如归，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革命战斗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老同志、老战友……
追悼会结束，参加追悼会的人和丁氏大家庭成员驱车来到烈士陵园丁溪野的墓前，再次向他志哀。
10月20日，《沧州日报》第一版以三分之二的版面和报头刊登了追悼会的报告与图片。大标题是《彻底平反冤案，二十八年沉冤得到昭雪，丁溪野同志追悼会在黄骅县隆重举行……》，导语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党员、优秀的民族干部丁溪野同志，因惨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12月20日含冤逝世，终年65岁。丁溪野同志追悼会10月15日在黄骅县隆重举行。”
当年12月3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发了笔者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发的一篇报道——《祸及许多省市数百人的大冤案，“伊玛尼党”案情真相大白得到平反昭雪》。这等于在全国一定层次的共产党员干部中，为这起冤案所有的受害者伸张了正气。
1980年4月18日，装甲兵党委才姗姗来迟地作出了一个《关于丁铁石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冤案的平反决定》，但又迟了将近八个月——即当年12月11日，才让这个《决定》与受害人丁铁石见了面。尽管如此，在党中央坚决平反冤假错案精神的强大压力下，这个《决定》也不得不承认：
所谓丁铁石同志密谋组织反革命“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等，主要是受其兄丁溪野同志冤案的株连。在“四清”运动中，先是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非法进行审查，1968年6月19日由原装甲兵科研院牵头会同河北省黄骅县公安局军管小组和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及协和医院等单位，不顾公安部1957年1月关于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的正确结论，重新提出了早已否定了的丁溪野同志的问题并将其逮捕、进行陷害。
原装甲兵科研院，将丁铁石同志与其兄丁溪野同志的所谓的“反革命”案牵连在一起，进行陷害。在此期间，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实施封建法西斯式的逼供信，造成了一起所谓“伊玛尼党”、“回教国”反革命案件的大冤案。并且株连了其爱人白琴、儿子丁中刚、弟弟丁坚、弟媳李葵南、战友刘桂轩、周绍先等同志，使他们政治上受到陷害，身心遭到摧残，丁溪野同志被迫害致死，后果严重。
……
事实证明，丁铁石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是没有问题的，所谓丁铁石同志密谋组织反革命“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是“回教国”国王，以及“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务嫌疑”等，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所谓丁铁石同志的“反革命”案，纯属冤案。他是受了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装甲兵的代理人黄志勇等人的迫害，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挽回影响。凡因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根据规定，予以清理销毁。对因丁铁石同志的冤案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战友等，应按党的政策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
撤销原装甲兵科研院党委1970年8月5日《关于对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装甲兵党委1970年8月15日《关于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和装甲兵党委1975年8月31日《关于丁铁石同志问题的平反决定》。
为彻底平反这起大冤案，公安部在1983年4月5日，又特地向基建工程兵党委并总政治部、哈尔滨市体委党委并市委、协和医院党委并医学科学院党委、卫生部和哈尔滨市第一二医院党委，发出了《关于公安机关在对丁溪野同志进行工作中株连和影响其亲属的情况说明》。这《情况说明》说——
为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彻底消除对其亲属的影响，公安部曾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发出了《关于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和消除其受株连亲属丁铁石、丁坚等同志受影响问题给有关单位的信》。
最近，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同志给公安部领导同志写信，随后又来访。谈到：公安部平反信后，他们所在单位分别落实了政策，消除了影响，表示感谢。同时提出：由于此案，使他们受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株连，政治上、工作上，待遇上都受到影响，曾因此被审查、撤职、降级和压低级别，在屡次的调级中也都受影响。但向本单位提出解决这些问题时，本单位以人事中、档案中没有记载而不好考虑。因此，要求公安部进一步说明他们受影响的情况，以使他们遗留问题得以合理解决。
根据复查材料和有关公安机关的档案记载，丁铁石等四同志提出的上述受株连影响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当时，公安机关对丁溪野同志是作为重要反革命案进行侦查的，工作中有扩大化问题，株连了他们。因此，他们政治上受到怀疑，使用上、待遇上受到影响，而这些在他们的档案里是不可能有记载的。对此，公安部除承担责任外，建议他们所在单位，考虑解决他们的遗留问题。
特此函告。
这些单位接到公安部的函告后，都比较认真地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至此，这个长达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才算被完全彻底平了反。丁铁石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后勤部政委，并被选为基建工程兵党委常委，1987年2月离休；丁坚在1979年哈尔滨市公安局为丁溪野平反昭雪的同时，也被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了在1952年以前的职务，1980年改任哈尔滨市税务局副局长，1981年调任哈尔滨市体委主任和党委书记，1985年7月离休；白琴于198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离休后，一直担任民办京华医科大学的理事，为栽培不花国家一分钱的医学人才而发挥她的余热……
1996年5月31日，八十一岁的丁铁石病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相继发了消息。6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其后，由战友和亲友组成的长长的送葬队伍向卢沟桥回民公墓进发。人们缅怀这位著名回民支队政治工作奠基人、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以及二级红星功勋章的副兵团级军事干部的高风亮节。从这位参加革命六十一年身经百战、株连冤案二十八载忍辱负重的丁铁石身上，从丁氏家庭男女老幼半个世纪以来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为党的事业所遭受的挫折和厄运、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来看，谁都会说：“这个丁氏回民大家庭，不愧是一个忠勇之家，爱国之家、革命之家!”
日月不息，天网恢恢；换其哉，生灵涂炭；复其哉，社稷生辉!恣意行凶作恶的歹毒之徒，尤其田永兴、王子耕这类就是在国民党特务中也该被算作最歹毒的人，如果还活着，如果又恢复了若隐若现的人性，就该有晨钟暮鼓式的忏悔。不然，他们的子孙如果得知其先人曾有如此人生劣迹，这些无辜的后生也许会感到自己的头顶上空，老有一块不祥的招人羞辱的阴影……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一）
“文化大革命”后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一本小说，有多种手抄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秘密流传。它就是后来正式发行的《第二次握手》，并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但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作者张扬遭受过何等劫难又如何获救，恐怕知之甚详的人就不是很多的了。
作家张扬，1944年出生于湖南。新中国建立后，他的家庭由于阶级出身的差异，属于抬不起头、过着凄苦日子的那一类。1963年年初，19岁的张扬奉父母之命，去天津探望由天津公安局帮助查找到的从未见过面的亲伯父，顺路经北京看望惟一的舅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
张扬临离长沙时，他的姨母和母亲说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的一段往事。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全神贯注地脸向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客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谦辞，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去。她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母：“请问：您是他的夫人么?”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
舅母回屋，在饭桌上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就是×××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请她进家来呢?”
……
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张扬。他从舅舅的苦学求成的经历，联想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令人崇敬的贡献，以及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争得的荣誉。他认为，从这样一群具有真正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文明水准。
完成了探望伯父和舅舅、舅母的使命回到了长沙，张扬就着手写他已构思好的小说。他写了一万多字，只是个短篇，取名为《浪花》，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水的纯净。
1965年9月，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他一面劳动，一面充实改写他的《浪花》，一下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同时改变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了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科学家之间，情真意笃的笑语交融。因为很多真实的故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尊重和爱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他这部有关科学家的作品中，出现周总理的这种形象，是自然而然的应有之笔。
他对这一次的充实改写很满意。但他只给为数寥寥的几位好友浏览消遣，根本没有发表的意念。因为“千万不要忘记”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和文艺作品，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尽管他的这部小说，是歌颂共产党、赞颂社会主义的，但那些被“批倒批臭”的作品，有哪一部不是歌颂共产党和赞颂社会主义的呢?只要有人存心让一位作者下地狱，从这位作者的某部作品中，总会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骨刺来。
1967年夏，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三湘四水。张扬躲在生产队的一座土屋中，继续改写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稿。
1968年，浏阳的一名既敏感又偏激的中学生、又是一名红卫兵的小头头，给张扬写了封信。他在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里尼式的红衣大主教”。
据分析，所谓“林立的偶像”，是指林彪搞起来的个人迷信狂潮；“蒙泰里尼大主教”，本是世界名著《牛虻》主人公牛虻的非婚生父，在这里也指的是林彪；“非神学的圣经”，则指的是“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等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罢了。张扬给他回了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但张扬提醒他：为防不测，不得保存信件。
1969年冬，“一打三反”轰轰烈烈。浏阳县当局早就密切注意这位中学生“反动言行”的人们抄了他的家。谁知他并未接受张扬的劝告，一千多封“黑信”被抄走了，其中包括张扬的几封回信。这位中学生和他的一些“红卫兵同伙”成了“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张扬闻讯自知在劫难逃，立刻披星戴月“潜逃”到长沙，得到一些“哥们儿”的掩护，在工厂、旅店、农村东躲西藏。同时，断断续续地改写这部小说。
经过修改，这第四稿比前两稿精练了许多，由十万字上下精练成六七万字，恰好写满那个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把书名改成《归来》，意即于海外学成业就的许多科学家，都陆陆续续地回归已是社会主义的祖国，将个人的一切奉献给自己的国家和同胞。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张扬从长沙去别处看望一位朋友。他预感可能出事，便将随身藏着这部书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身无“牵挂”地去看望那位朋友。果不其然，浏阳来的警察正在那位朋友家等着他。他立即被铐起双手。但他没有任何生活用品，警察索性把他押回长沙他的家，既取生活用品，又顺便抄抄他的家。
随后，他被警察押解到浏阳蹲大狱。虽然，他从未见过拘留证或逮捕证，但罪名却有了一大串——“恶毒攻击林副统帅”、“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
1971年9月13日之后，“林副统帅”就不再是“亲密战友”了，张扬也和赣州的女青年李九莲一样，被继续不见天日地关押着，直到1972年12月29日才被开释，他白白地被关押了两年又十个月，有冤难申。
他回到了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后，将小说全文扩展到二十万五千字。
这时候，张扬却不知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临头。自从他1970年2月，被两个警察铐进浏阳大狱之后，他的弟弟从陈姓知青朋友家中取回第四稿《归来》，又借给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这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们有的照抄《归来》，有的讹抄为《归国》，还有人把它们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手中的一本，都已破得没有了封面。刘展新细心地通读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自个儿给这部书稿起了个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被传抄到华北、东北、西北，传看的人越来越多。
1974年，邓小平复出，并代替病情日趋严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事务。湖南省有关部门在其《情况简报》中，反映说《归国》是一本“坏书”，但并未导致大搜查大搜捕。同年10月初，《北京日报》在其第960期《内参》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严重情况”。姚文元看了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电话给《北京日报》说：“请找一份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北京日报》立即给他送去了一个手抄本。
10月14日下午4点钟左右，姚文元再次给《北京日报》打了电话。他说：“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姚文元的这个“指示”，很快就被传送到了“四人帮”死党刘传新掌管的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专案组查明了张扬的下落，即刻给湖南省公安局发出如下公函：“按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的一个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望)及时处理。”
接着，新华社《内参》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反映了流传情况，并认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这篇《内参》说：“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
湖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函后，经报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于1975年1月7日上午逮捕了张扬。被关进几十年前杀害杨开慧的反动军阀何键关押共产党人的鹿洞里监狱。
身陷铁窗中的最初几个月，张扬对公安预审人员有问必答。然而，时日一长，铁窗里的现实终于使他恍悟到，他又掉进了一个烂鸡毛坑，越是使劲地拍打，越是拍打不干净。因为他的反复说明、澄清、解释等等，虽能使预审者耳熟能诵，但似乎都不符合他们的胃口。
同时，张扬的全家都在遭大罪。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二）
张扬入狱没几天，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长文，文章中提出了“教唆犯”三个字。按照当时的中国特色，青少年犯罪，其后都必有“教唆犯”。张扬这次一入狱，公安人员就跑进一家医院，对张扬的身患重症衰弱不堪的姨母拍桌子打板凳，老鹰抓鸡似的把她从病床上抓了起来，卡住她的瘦胳膊，掐住她的一只大拇指，往一个笔记本上摁手印，并被打成“教唆犯”。
与此同时，张扬在长沙的姨母和北京的舅父，也都被打成了“教唆犯”。全国各地，凡是阅读、传抄过这部作品手抄本的人，也几乎都被公安机关传讯、搜查过，有的还遭到了拘留。湖南省公安局的人，还跑到汨罗县乡下，用“开除公职”、“开批斗会”、“管制戴帽”等手段相要挟，逼迫张扬的一位当教师的朋友捏造伪证。他们又去张扬插队的地方组织“声讨会”，挨家挨户搜去社员们的印章，以“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炮制了一份《控诉书》，“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
这使得一些好心的知情人觉得，在那年月只要“四人帮”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说你一声“反动”，你不死也得脱层皮。
为了使这个“反动分子”死得心服口服，省公安厅求得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向“顽固分子”张扬打了两场“人民战争”。这“人民战争”的突击队，是搬自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和“工农兵学员”。公安局的人给张扬戴上手铐，推上吉普车，押赴长沙闹市区的省公安局招待所的一间大会议室；突击队的男女老少几十人即刻围了上去大叫大骂，还有的人威胁恐吓、拐弯抹角地搞诱供。
1976年3月24日，正当“四人帮”猛烈“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中共湖南省委才批准省公安厅，将已“拘留”了一年两个月又十七天的张扬予以逮捕。同年6月18日，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被疯狂镇压后的两个月零十三天，省公安厅对张扬的预审终结，并开始制作《起诉书》。
这份以长沙市公安局名义起诉的《起诉书》，历数了“被告人”张扬的“罪恶”。它说：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的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穿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竭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他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军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对于《归来》突出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起诉书》认为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至于张扬说了一句张春桥是叛徒，《起诉书》则说这是“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甚至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这些“主罪”外，《起诉书》还给张扬横加了许多“罪恶”，称他为“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要求给予“严惩”。
对“不可救药”者的“严惩”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1976年7月28日，省法院不能不收下省公安厅送达的这份《起诉书》，及其附来的一大摞案卷，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李海初研读了《起诉书》，又认真阅读研究了《归来》的各种“版本”的手抄本，然后才认真研究了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这位已达知天命之年的老法官得出的结论，与《起诉书》截然相反，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如果经他的手，判处这本书的作者以死刑，那么晚年回首平生，他会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泯灭天良的事，是犯了滔天罪！但他其时只能默默地思绪万千而守口如瓶。他只能先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实行当时惟一能够采取的妥善策略——“拖”！
当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却加紧了他们的“既定”图谋的活动。9月22日，对张扬来说，已销声匿迹了十一个月的省公安厅的那位主要预审人员，突然又出现在张扬的面前。他对张扬说：“你就是一个字也不说，我们也要把你这个案子办到底的！”他反复教训张扬必须端正态度，要“只争朝夕”。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按说，反革命文痞姚文元让办的这桩荒唐的案子，理应就此客客气气地了结才是。老法官李海初去向公安局预审处的一位老上司试探着说：“看来，《归来》这案子不好办咧！”这位担任预审处长的老上司板着脸说：“怎么不好办？你不办，把案卷退给我们，我们交给浏阳县法院去办！”李海初一听，心想：那还不如放在自己手里“拖”下去保险哩！
“拖”到1977年8月8日，李海初认为根据形势的大变，某些人原来“内定”的要张扬的脑袋是不可能的了，可以把案子拿出来按法定手续公开研究研究了。8月10日，省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了研究；12月7日，刑事审判庭向法院党组作了汇报；第二年7月4日，省委政法领导小组也作了研究。这先后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出现过如下一些说法：
1977年8月10日，省法院刑庭研究时的说法：
——《起诉书》内容涉及张春桥，应让公安局重新改判。
——我看过了一审，判刑超不过十年。
——不要急于处理，建议都看看小说再说。
——他这个小说，算个什么东西？是散布黄色的，还是攻击？
——还看不出是攻击，只能看出是吹捧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
——这个案子要杀，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到了姚文元那里？
——十年徒刑算了！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什么来！
——主罪是写小说。还需要不需要宣传部门鉴定个正式意见？
——公安局原来劲头很大：要杀！我现在的意见，是不是请院长向他们讲一讲：再关一段再说，不要急于判，判了被动。
——姚文元下批示，也不一定是要杀他。现在我们要向领导小组汇报，能判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动改造算了！
1977年12月7日，省法院党组听取了刑庭汇报后的研究：
——对于反动文人如何判，这是一个新问题。捕时，经过了省委，这非同小可。看来过去没判，搞对了！要权衡得失，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也要考虑。要根据形势，来处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涉及广，复杂，多商量一下有好处。把情况整理一下，向省政法小组汇报再定。
1978年7月4日，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近两个月。省政法领导小组听取了汇报后的研究结果是：把《归来》鉴定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
将这部作品送请省文联鉴定，是李海初老法官首先提出的建议。他的本意是，借助文联的权威意见，抵消当年以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为突击队的那场“人民战争”。其时主持湖南文联的，是著名作家康濯。他和文联的许多同志认真审读了这部手稿，向法院写了正式书面意见。这书面意见是：
——《归来》是好书、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爱国的，健康的……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三）
但是，文艺界与法院的正义力量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些主张给《归来》及其作者下毒手的人们的权势大。因为那些人都是随自己的兴致给他人以生杀予夺的铁腕人物。对他们来说，什么党纪国法、人性良知都得统统靠边站。
正是这实事求是的人们，与对文痞姚文元的批示也抱定“两个凡是”式态度的人们，激烈交锋相持不下的时候，过去长时期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带动下，一向敢于培育新青年和为社会正义而呐喊奋斗的《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志，在1978年10月双双复刊了。它们每天都收到成箩成筐的来信和来稿。一天，也经历过“文革”十年磨难的《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女编辑顾志成，亲手拆开湖北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的来信，信上说：
编辑同志：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因为正在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一口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压根儿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当然，这本小说写得还比较粗糙，存在一些缺点，是可以进一步加工提高的……
对于这样一本辗转传抄、到处流传、深受众多青年喜爱的好书，前几年，竟被扣上“反动小说”的罪名，横加诬陷，严令收缴，并且对传抄、传看这本书的团员、青年进行追查、批判，实在是令人不平，我们怎么也想不通！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随着在各方面落实党的政策，也应该给《第二次握手》恢复名誉了……
我们建议：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我们盼望着！
看完信，顾志成才想起这不是第一封反映《第二次握手》的来信。她随即从废弃的来信来稿中，翻出了许多类似的信件。随之有关这部手稿的命运，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和一个同样大的惊叹号。
顾志成借回手抄本一口气读完。她立即向报社文艺部主任王石作了反映。由此，《中国青年报》所有负责同志，都十分关注这部手抄本及其作者的命运。
一天，顾志成去中国青年出版社看望一位部队作家，聊起了这个手抄本，引起在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的兴趣。他从《中国青年报》借来手抄本也一口气读完。一大早，他就从家里赶到出版社，把手抄本往该室副主任李裕康面前一放，急切地说：“这个，你看看。”说完就转身，没说第二句。
第二天，李裕康一见到王维玲，只说了一个字：“上！”
从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心为出版《第二次握手》奔走。《中国青年报》也决心为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平反而忙碌。
但是作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这都成了人们急切希望得到回答的头等大问题。《中国青年报》派出女编辑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派出女编辑邝夏渝，共同外出调查。最后她们从北京市公安局打听出确切的信息，以及“事件”的来龙去脉，即刻南下长沙。
这时候，作为党的又一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进行。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两个不管”，已为党内一切主张全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志广泛赞同。顾志成、邝夏渝到了长沙，首先找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共青团中央委员、湖南省团委书记石玉珍。石玉珍表示全力支持她们的查访，并派出团省委的得力干部，陪同她俩去省法院。
到了省法院，她们要求立即与张扬晤谈，同时要求看看案卷与有关材料。省法院院长与省公安厅厅长联系后，同意她们拟出与张扬的谈话提纲，由省法院李海初出面提问，她俩以“法庭书记员”面目出现旁听，不得露出真实身份；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一旁插话。至于有关材料，由法院负责提供。
与张扬见面前，顾志成、邝夏渝先见了张扬的母亲与姨母，作了长时间的叙谈。然后，她们按照省法院与省公安厅的预定程序，与法院李海初一道，与张扬见了面。
此刻共青团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紧张进行。在顾志成、邝夏渝的推动下，团代会12月20日的会议《简报》，以“《〈归来〉一案值得重视》为题，正式反映了这桩文字案的前前后后。
12月下旬，体格瘦弱的邝夏渝，被长沙阴冷潮湿的天气冻病了。顾志成独自一人奔赴浏阳，到张扬插队的公社、大队、生产队深入群众调查。她终于查明，省公安局有关预审人员搞的那份所谓“广大贫下中农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的《起诉书》，完全是强奸民意的诬蔑不实之词。
她迅疾返回长沙，把已经了解到的一切情况以及对张扬一案的看法，全部向中共湖南省委主管政法工作的书记刘夫生作了汇报。刘夫生表示：省公安厅认为《归来》是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并写了正式书面意见，现在必须还由师范学院中文系重新审阅，并写出正式意见，才能作出新的判断。所以暂时不能放人。
这就等于说，这案子并非是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定下来的，“反动小说”的罪名是由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创造的，而这个中文系的“权威”远远盖过了著名作家康濯及其省文联和省文艺界的许多人。很显然，这是一种托辞，而并非不察实情或不学无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主动地写出了新的书面意见，否定了原来认为《归来》是“反动小说”的看法。该系有关人员还作了自我检讨，说当时在那种政治气候的压力下，说了许多违背良心的话。
这样，经多次走访省公安厅，顾志成才见到了一直对她避而不见的那位主审张扬一案的预审处副处长黄志明。万万没想到，这位副处长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他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本人也是反革命！”这个案子明明是湖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来人和公函后，为了“贯彻执行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才使劲办起来的，黄志明却硬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批示抓的。”
顾志成问黄志明：“华国锋的批示在哪里？”
黄志明答：“没有看见。”
“即使这是华国锋同志批的，”顾志成说，“那么请问：彭德怀同志的问题都平反了，他的问题是谁批的？”
这一问，才把这位一直威风十足的副处长问了个张口结舌。
1978年12月31日，顾志成、邝夏渝即将返回北京时，她俩去省法院辞行，并向李海初借了一本省公安厅据以定案的《归来》带回京，准备对之细加研究，看看这个“犯法”的手抄本，与北京众多人士异口同赞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究竟有何不同。同时她们要求李海初不要急于结案，建议李海初与她们密切合作，统一行动。
李海初送她俩去机场。李海初说：“这个案子，在湖南是永远解决不了的……”说得很深沉。
“我们回北京去解决。”顾志成说。
“北京？北京有希望吗？”
“请等好消息吧！”
1979年1月7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第三十六期《青运情况》，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简单报道了张扬及其作品横遭诬陷摧残的情况，强烈呼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领导部门，火速平反这起波及全国的文字狱。
这一呼吁，率先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老领导、其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的响应。他在电话中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给他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他还说，在对这个书面材料做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就可以先用电话通知长沙，尽快结案放人。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四）
1月12日上午11时，顾志成给长沙李海初打了长途电话。顾志成说：“我们回北京后，立即向领导汇报了在湖南的情况，并写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提出张扬案是冤案。现在中央已同意这种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收到中央的这一指示。”顾志成在电话中说，《中国青年报》或中国青年出版社，还要派专人去湖南，去时还要到省法院与李海初联系。眼下要求这位老法官把张扬的所有在卷的作品保存好，待张扬被释放后，交给他本人。以后要邀请张扬到北京改稿。电话中最后一句是：对张扬的冤案情况，《中国青年报》准备公开见报。
接到这个电话，李海初更感到大获全胜已成定局。在这前一天，他就已经正式写出《关于对张扬案的处理意见》。《意见》说：“经审查，主要事实不能认定，建议全案发还公安局。”接电话后的第三天，即1月15日，省委即批示放人。
1月18日下午3时许，鹿洞里看守所长长的甬道中的一个铁门哐啷一声打开了。好老头“典狱长”领着张扬默默地向外走。张扬的整个神经立即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他准备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紧随枪声而仆。他跟着“好老头”在直筒筒的甬道中一直向前走。他们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审讯室，最后走进了一间办公室。
在这间办公室，朝着门，出现了京剧舞台式的场景，品字形坐着三个人。一侧，是他见过两次的省法院的老法官李海初；另一侧，是一位“省公安”；正中间，显然是位“高干”了，经介绍，他才得知这位就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于志。
于志副厅长满脸堆笑，还给张扬递上一枝烟并点上火，然后才向张扬宣布说：“经过我们四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现在终于做出了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部好书……张扬同志，你平反了！……你准备回家吧，汽车在门口等着……希望你今后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一个多小时后，张扬在李海初的陪同下，回到了风雨飘摇、颠沛流离、饱尝人间苦难的家。邻里们纷纷涌来，像过节般地欢天喜地。
正当其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年届四十的编辑李硕儒飞抵长沙。因飞机误点，原来准备接李硕儒一道去看守所迎接张扬出狱的省法院刑庭李庭长，不知张扬已回到家中，就与李硕儒坐着吉普车直驱看守所。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关押张扬的牢房已人去室空。他们调转车头，又直奔长沙市区的那座极普通、极简陋的居民小楼。
进了张扬家，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穿一身撑不起来的蓝制服的细高挑青年人凭窗而立。他小脑袋，细长脖，佝偻着背，完全一副老人样。李硕儒以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向这位老人样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刚从北京来，一下飞机就奔这儿来了……”
他语声浑厚，音调铿锵，带着热情真挚的微笑。张扬一下愣住了。接着他才第一次听说，他在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时日，从长沙到北京，从北京到长沙，多少人在为他和他的《归来》的平反而奔走、呐喊、抗争着。他感激的思绪如波涛潮涌。
1月20日，百忙中的胡耀邦，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几天前送给他的报告作了批语，稍后又给原出版社社长、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是党的中纪委委员的胡德华写了信。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给耀邦的信上，在“省法院研究此案后，认为《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判刑依据不足，但公安局坚持要判，一直拖延至今”的字句下面，耀邦画了条黑线；在“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已经改变对《归来》的看法……但省公安厅预审处副处长、主审此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的一段话下，耀邦不但也打了黑粗线，还在旁边批了这几个字：“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胡1.20.”对这样的一段话，“黄却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抓的。’我们问批示在哪里？黄说‘没有看见’，不同意放人结案，张扬至今仍然在押”，耀邦也打了黑粗线；对“我社将出版小说《归来》”，耀邦也打了线。
给胡德华的信是1月22日写的，信的全文如下：
德华同志：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胡耀邦1.22
就在耀邦对青年出版社的报告做出批示的同时，《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全文刊发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的，湖北省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给报社的信，并加了《编者按》。当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就转播了这条消息。紧跟着，张扬家狭窄而寒酸的小屋，就被许多来访的朋友，和《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湖南省电视台的记者，挤得满满当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