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天，中央决定再为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经过青龙县农业部的评议，青龙县委建议摘去李之琏的“右派”帽子。“建议”报到地委、省委再转到中宣部，中宣部“卡”地亮了红灯：不准摘!
不久，青龙县农业部被撤销，县政府成立了农业局，李之琏被调到新建的农业局下面的农科所做副所长。可是这个农科所名为农业科研机构，却一无土地，二无房屋，只能在县城以外十里地的农村，向两家农民各借一间房，再请公社划出几亩地作试验田。全所老少还是总共四张嘴，都在农村“共产主义大食堂”吃饭，每天两顿粥，每顿二两粮，只饿得李之琏全身浮肿，大小便失禁。县委有人说，“这样拖下去很危险”，遂让他回北京治病。
恰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到北京办事，听说李之琏正在家养病，急于想见到他。
他们是老战友。“七·七”事变时，李之琏与一批地下党员奉党的指示，回河北老家发动乡亲武装抗战。这时，与北平地下组织失掉了联系的张仲瀚正担任河北民军第三支队司令，李之琏和另一名党员齐健秋奉蠡县县委指派，到张仲瀚支队去做政治工作。时间很短，李之琏调上级政治部工作，当张仲瀚要求解决失掉的组织关系，他俩就帮助并介绍张仲瀚暂且重新入了党，以利于他领导部队指挥作战。后来李之琏去了延安，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张仲瀚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李之琏却被打成了“右派”，这亦可谓“沧桑巨变”!
此时李之琏的家已不在沙滩中宣部宿舍，而被赶到了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的西斋，六口人只住两小间房，哪能接待阔别多年的远方来客!李之琏急忙跑到北京饭店去拜访张仲瀚。
两位老战友见了面，张仲瀚见李之琏语音低沉，面似灰土，非常感慨。他问：“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听了李之琏的诉说，张仲瀚说：“这样吧，你到我们兵团去，至少还能吃饱肚子。保住性命要紧啊!”
他介绍了兵团农业机械化的现状，又说：“我现在没法帮你改善政治状况，你如有志于农业，到我们那里去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李之琏当然很乐意。经过各方联系，1961年9月，中宣部介绍李之琏去新疆。李之琏爱人陈处舒，中央卫生部的一位副处长，全家一共六口人全都跟了去。
也许是因为兵团政委张仲瀚的推荐，李之琏到达新疆不久，就被任命为生产建设兵团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而这个拥有40人左右的科研所，所长是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的堂弟兼任的，不能到所里管事；另一位副所长是兵团农学院农学系主任王彬生副教授，也是兼职，因此李之琏是全所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又不久，河北省委决定给他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也转发到了新疆。他工作更加努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兵团领导——特别是兼所长陶晋初后又升为兵团副司令，调人、批物、拨款，积极为科研创造条件。短短几年，科研所就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从没有试验场地发展到三千多亩的试验田；每年都有栽培育种、改良土壤等等，从事几十个试验课题的研究，并承担了国家内陆盐碱地农业科研的任务，成了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农林畜科研所，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他要申那个被定为“右派”的冤，却难而又难。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崇左”之纲似有下降时，他曾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写了一封信，问她是否可以把他在中宣部被定成“右派”的问题说清楚。钱瑛回信说：“是有机会说清楚的”；并告诉他：七千人大会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问题，然后才能处理1957、1958年的“右派”问题。
李之琏见到这封回信，觉得有了希望。但是这年秋天，北戴河会议又提出“打退单干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李之琏又感到自己的前途陷入了一片黑暗。
1965年夏天，李之琏与兵团科委办公室主任程人英到北京参加农业科技会议，他顺便去中央组织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目前暂且采取重新入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当中组部把这样的信件发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区党委组织部又转至兵团党委组织部，兵团负责人在北京医院治病巧遇同时住院的陆定一，向陆定一表示了这个意向时，陆定一予以断然否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兵团政委张仲瀚被打倒，几乎被折磨致死。李之琏不但是“摘帽右派”，而且成了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从而被交给群众实行专政。他的爱人陈处舒先在石河子兵团医专任副校长，“文革”中被批斗、毒打得头破血流，受到严重摧残……后在兵团领导中的一位现役将军的支持下，调去乌鲁木齐的兵团第一医院担任第二院长。大儿子高中毕业又经过农场劳动，报名参军也遭到拒绝。后来经过李之琏的一再委婉申诉，科研所的一些人也对他的历史做了全面调查，才知道他不但被补为“右派”是冤枉的，就是1934年被捕之后也清清白白，根本不存在什么“叛党”问题。
在得到了科研所革命群众的谅解、大儿子又经深明事理的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政委刘仲明下令办了参军手续，但到兵团后，又被个别领导人拒收。李之琏就开始了又一轮的申诉。但是通过兵团党委向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组织部转去的一封又一封申诉材料，都被原封退回。
1975年，兵团党委出面，建议中组部对李之琏的问题进行复查，中组部也不受理。
这年夏天，经过指挥部政委刘仲明的批准，李之琏回河北老家探望三十多年没见面已年过九旬的老父，顺便去北京中组部当面申诉自己的冤屈。得到一位熟人的介绍，中组部信访组的一位同志接待得很热情。李之琏给了这位同志一封申诉材料和给中央领导人的信，这位同志表示研究后再答复。
但过了几天，李之琏再去时，已换了一个生面孔。这位生面孔对李之琏冷冷地说：“领导已研究过了，右派问题过去分工由统战部管；‘文革’后中央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新的指示，你仍应该去统战部。”
李之链说：“问题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统战部现在有人负责吗?”
“不太了解。你去统战部问问吧!”
“为什么党员的申诉要交给统战部去管?如果组织部不给开个介绍信或打个电话，那边不接待怎么办?”
“组织部与统战部是平行关系，不好开信或打电话。你自个儿去找找看吧!”
李之琏觉得这简直就不像一个共产党领导部门的答复。他忍着气，要求先给找个住处，然后再去找统战部。得到的答复是三个字——“不可能”。这下李之琏再也忍不住了。他说，他作为党的一头牛，给党拉了几十年的车，现在即使回北京办点私事，也该帮忙给安排个睡觉的地方吧，何况他是来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申诉自己的冤屈的?
“再请问：这是谁决定的?”李之琏问。
“请示了领导。”这位生面孔答道，接着把李之琏的申诉材料退还给李之琏。李之琏没法，只得不顾头昏眼花，向府右街走去。
到了统战部，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倒还很客气，说：“现在大家都去‘学习’了，部里没人办公，不接待外来的人。”
“既然机构还存在，总该有人在机关负责吧?”
“那好，你可以写一封信留下。”
“我写好了。”
“那你就放下吧。”
“什么时候再来问结果?”
“不用再来了。有什么结果会通知你的；如不通知，你就不必久等了。”
那结果，当然是“不必久等了”!
当兵团新政委来到农科所的时候，李之琏又向他要求兵团党委直接向党中央转报自己的申诉。这位政委是老政委被打倒后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的“文革”第一把手；把李之琏当做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农科所的领导权”而进行批斗并专政的，正是这位“第一把手”。如果把李之琏这个“牛鬼蛇神”解放了，那也等于给张仲瀚减少了一个罪名，那还行?于是他对李之琏的要求回答得很奇特：“兵团党委不能转，你可以从邮局寄嘛!”
李之琏对这种答复感到很刺耳，反唇相讥道：“政委，1958年开除我的党籍时，可不是经过邮局通知我的。这些年我多次申诉无人答复。现在我作为兵团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干部，我认为兵团党委有责任帮助我实现这种向党申诉的权利。”
这位政委无言以对。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党委转一下也可以，但不能表态。”
后来据说是转了，但照例无人答复。
这时李之琏的爱人陈处舒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而恢复工作之后，又因派性排斥而很难工作下去，不得不通过建国之初在武汉的一位老领导的联系，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暂且移居武汉。这样，一家六口人就分居三处，新疆只剩下李之琏孤身一人。
不久，李之琏趁去武汉探望陈处舒之便，又拐到北京上访中组部。接谈的是一男一女。听了李之琏的申诉，女的表同情，男的打官腔。打官腔的这位说：“中央对右派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新政策”，“能不能再入党，也还没有这样的事例”。李之琏要求给找个住处。这位“官腔”表示中组部招待所只剩下一个，让李之琏自个儿想办法。
李之琏说：“我已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如果没有饭吃，党不是也该给我一条活路吗?”
这时“官腔”才似乎有些同情和抱歉，但也希望李之琏能够谅解。到头来什么实际困难也没解决。
李之琏苦无栖息处，只得又去看看熊复。熊复说：“你可以给小平同志写一信，我替你转去，试试看。”
过了些日子，李之琏将写好的一封长信交给熊复时，熊复说：“不好了!最近局势大变，有人要‘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信不能再转小平了!”
随后不久，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打倒，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们似乎为所欲为，李之琏深感未来更加渺茫，不知这荆棘丛生的人生之路终将走到何年何月……
温济泽的荆棘路没有这么复杂，但也是够揪心的。当他被补为“右派”时，他也是对党忠贞不贰，认为党总是对的。至于广播事业局党组说自己“右”，只能先承认下来，以后再慢慢去“认识”吧。如有“罪名”与事实不符、处理过分的地方，日后有机会总能说清楚的——延安“抢救运动”不就是很快甄别了吗?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想总该这样想，头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是每日扑面而来的生活景象，总不是那么令人舒心畅气的。首先，家里的电话被撤掉了，有事想拨个电话、节省时间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就是摆在新华书店书架上的，也都全被撤下来扔进准备化做纸浆的废纸堆里。在北京图书馆陈列架上的也被严禁借阅。发表文章的权利自然也被剥夺。就是他出于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与史料，他也感到继续放在自己家里不安全，而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大姐了。
尽管他一直身躯瘦弱又有肺痨病，还是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一个农场去劳动。劳动了一年多之后，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因为头上还戴着“右”帽，他只能搞点资料；1960年10月脱了帽子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并得以在不公开的《广播业务》上发表点文章。
在广播学院教书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他再次遭受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都被烧毁，罪名是“四旧”，是“修正主义”；甚至连建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广播学的讲义，以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即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他也在广播学院接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汽车去医院看病，车到一站门打开，一眼瞅见胡乔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无言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陌生人似的，都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偶尔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才注意到一个跟他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噢，原来有‘尾巴’!”
“文革”开始不久，温济泽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胡乔木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没想到这次车上意外相遇，却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1972年，温济泽听说廖承志得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疗后回到家里休养，他急于想去探望。因为自从他被定为“右派”之后，已整整十四年没见过廖公了。他说去就去，到廖公家里一看，廖公虽然消瘦一点，但仍然保持着乐观、热情、豪爽、幽默。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去看他。
从谈话中得知，“文革”开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他，让他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与外界隔绝的那些年，他学会了做饭做菜。看书绘画之余也写诗。他向温济泽背诵过一首自己写的诗，那后几句是：“自悟残生日渐促，尚拼余力渡江潮；梦中忘却‘靠边站’，带向旌旗笑手招。”这表明他在孤寂苦恼中，仍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说：“乌云终不会长久遮蔽着天空，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
温济泽告诉他，十几年来，他是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廖公听了表示很欣慰，要温济泽如实写个报告，他打算找周总理去说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的问题。
不日，温济泽把写好的报告送给廖公，过了一段时间，廖公对温济泽说，总理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不能再给总理增添烦恼了，只能等一等再说。不久总理逝世，他们都万分悲痛。温济泽说：“我们党，我们国家，断了一根顶梁柱!”廖承志说：“还有邓小平，还有很多好同志，我们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是的，还是有希望的。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一群雄鸡唱天白 是是非非终分明(1)
粉碎了“四人帮”，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但阶级斗争还是“千万不要忘记”，多种多样的冤假错案似乎准备盖棺论定，继续压得这些受害者喘不过气来。
1977年12月22日，远在新疆的李之琏，从大清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陈少敏同志追悼会致悼词的消息，感到非常振奋。1940年，他与晋察冀军区的许多同志到了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会议，就与当时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见了面，并由胡耀邦负责接待的。以后到了北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而且两个人都同时兼任过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耀邦的平易近人、坦诚大度，给他的印象更深。他的理智与实感都告诉他，耀邦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党全国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必会大有起色。他立即提笔给耀邦写了这样一封信——
胡部长：
您好!从同志的来信和今天的广播中知道，您已到中央组织部主持工作，十分高兴!这是党中央的一项英明措施，从此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有了组织上的保证，是深得人心的一件大事。党的组织部就是党员和干部自己的“家”……是保证党的队伍强大和纯洁的战斗组织。无论在地下时期，还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都是如此。她对党员和干部既需要严肃认真，也需要亲切热情。而这些，都被“四人帮”一伙糟踏和破坏了。现在，由于中组部的改组和加强，这种传统必将得以恢复和发扬；肃清“四人帮”在干部路线上的流毒和影响，将从理想变为现实。我相信，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将为此而欢欣鼓舞，同时也请允许我为此欢呼!
您也许还记得，我是1940年从晋察冀的冀中前线，同孙志远同志等一起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因为“七大”延期，在您的指示下，我们进了军政学院学习，后来又转到中央党校整风、学路线……1945年“七大”开过后，日寇投降，我即被调东北……1949年调中南组织部，1954年调中央组织部管工业干部，年底调中宣部管干部和机关党组织工作。1958年任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时，与三个副书记一起，被定为“反党集团”；我作为“首恶”，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这样处理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违犯党章原则的。由于当时在陆定一、周扬主持下，既不允许我们申诉事实情况，也不允许向中央和上级反映意见，完全采取压制、威胁，剥夺了我们的发言权。然后他们向中央写假报告，骗得了中央的批示，并向我们宣布这个处理决定。这时我们再表示不同意见，就以“继续对抗中央，反党顽固到底”的罪名来唬人……
从1962年起，我就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到现在，我给中央有关部门、“中央文革”、中央领导同志写的申诉材料和信件已有数十次，都没有得到答复……有的就推来推去，不负责任……
中宣部重新组建后，我也写过信给张平化同志……但考虑到新组建的中宣部，对旧中宣部遗留的问题是否受理，即使受理又能否立刻腾出手来，也还是个问题。而事情的发生已快过去二十年了!人的革命生涯能有几个二十年啊!我这种迫切心情，您一定会很理解的。因此，我只有写信给您，请您和平化同志研究一下，能早日使我的问题得到解决，以便我放下包袱，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我想，这也会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出一个范例。
谨致
革命敬礼
李之琏 77.12.22
李之琏于写信的当天，就把信封好送到了邮局。他没想到在1978年1月12日，就得到了耀邦1月3日的回信。就是说，从遥远的新疆石河子把信转到北京，差不离耀邦一看到李之琏的信就回信了。
回信是这样写的——
之琏同志：
你的信我看过了。我记得起你。你的问题，我已把你的信转给了汪锋同志，请他们负责重新复查你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如他们在复查中有困难，我们负责协助。你可直找区党委。祝
近好!
胡耀邦
1978.1.3
李之琏即刻给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写了信，要求去区党委和领导面谈复查工作如何进行。汪锋让人回信表示：过去问题的处理是中宣部决定的，材料也在北京，由地方上解决很难办，要李之琏到中央去解决。
1978年2月，李之琏来到了北京。这时候的中组部，当然与郭玉峰把持的时候完全变了样：李之琏一到，就由恢复工作不久的副部长陈野苹亲切接待，并让他先去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住下休息，有话慢慢谈。不久，就组成了蹇先任为组长、陈鸿苏为副组长的中组部、中宣部两部的联合复查组，对“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进行复查。复查得认真细致，工作量也很大，直到1978年11月才做出了《复查结论》。
《结论》说——
在处理“丁、陈反党集团”过程中，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四同志因担任机关党委领导职务的关系，接受丁、陈申诉，参加中宣部对丁、陈的处理工作。凡属重大性质的决定或措施，都是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或者部的领导人主持的其他会议上决定的；他们只是受命执行某些决定和措施，并无错误……
……因此，在肃反问题上所提出的李之琏等四同志的错误也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李之琏同志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和历史上曾“背叛革命”的问题，现在查明，定李之琏同志为“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毫无根据。他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这段历史，在延安经审查做过结论，没有影响他的“七大”代表资格。1973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结论是：“李之琏同志在敌人面前未承认自己的身份和活动，未出卖同志和组织，也未写过自首叛变的材料，并敢于同敌人斗争。”因此，说他被捕后“背叛革命”，不是事实，新疆的结论也否定了这个问题。……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建议作以下的结论和处理：
第一，“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是一起完全搞错了的案件，应予彻底改正。撤销中央宣传部1958年7月《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撤销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李之琏的政治结论》和《关于右派分子黎辛的政治结论》；撤销中央宣传部机关党委对张海、崔毅同志按“反党集团”成员所做的处分决定。恢复以上四同志的名誉。
第二，撤销对李之琏同志的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七级降为十三级的处分，恢复原级别，恢复党籍，另行分配适当工作。撤销对黎辛同志的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另行分配适当工作。撤销对张海同志的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九级降到十四级的处分；张海同志逝世的善后处理，改按原职别级别对待。取消对崔毅同志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中宣部机关党委委员、由十一级降到十四级的处分，恢复原级别……
这个结论于1978年11月12日由联合复查组正副组长蹇先任、陈鸿苏签发，李之琏、黎辛、崔毅12月8日签字同意，中组部、中宣部两部领导阅批后，当日报送党中央；党中央常委会批准立即执行。这真叫快!紧接着，在当月23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李之琏就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纪委秘书长，调回北京；黎辛与崔毅也随之从外省调回北京。
1980年1月，丁玲、陈企霞及其“反党集团”中的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的“右派”问题也相继平反改正。丁玲个人的1933年的被捕和所谓“叛党”问题，经中央组织部的进一步审查并经党中央批准，也否定了作协党组过去所有的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1940年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为其签署的“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正确结论，彻底恢复了她的名誉。因她的问题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也一律被推倒了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消除了不良的影响。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一群雄鸡唱天白 是是非非终分明(2)
温济泽的平反改正，比李之琏更早、更简单。1978年1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已结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位老熟人对温济泽说，胡乔木打电话到他家，要他把温济泽找去与胡乔木通话，因温济泽自从被定为“右派”之后，二十年来家中一直没有电话。温济泽匆匆到了这位老熟人家，跟胡乔木接上电话后，胡乔木说，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急需调些有真才实学的同志充实社会科学院，问温济泽愿意不愿意去。
“愿意。”温济泽说，“不过，我正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等解决了再去可以吗?”
“还是先把你调来吧，”胡乔木说，“说不定到这里来还能较快地解决哩!”接着乔木又表示，将由他自己与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直接商谈这个调动事，要温济泽等着。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乔木又与温济泽通了话，说他与张香山谈了三次，张香山终于答应了。“既然说定了，你明天就来吧!”
温济泽犹豫了一会儿，说：“能不能请你先跟我谈一次话?我现在不是党员，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给你添麻烦。”
“不会的。我了解你，这里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来，来了再谈。”
温济泽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谈好了再去；而胡乔木偏要他去了再谈，他也只好答应了。
据当时正在乔木身边的乔木的妹妹方铭后来对人说，乔木一挂上电话就很高兴地对身旁的人说：“我已经把温济泽同志调来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温济泽如约到了乔木的家，搭上乔木的车，来到了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在乔木的办公室里，乔木和温济泽差不多谈了两小时。最后乔木说：“新成立了科研组织局，局长是刘仰峤同志；副局长已有一位，是刘导生同志，你也担任副局长。”
温济泽连忙推辞说：“我二十年没做领导工作了，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不要担任领导职务，只愿做好普通一兵。”
乔木说：“这是社科院党组决定，已经在科研组织局宣布过了，现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间，温济泽就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虽然觉得受了二十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但仍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组织局一看，秘书小于已给他布置好一间办公室，局里的同志待他都蛮好。他深深感到“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此时乔木已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长邓力群主持。邓力群指定温济泽为社科院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十人代表团去参加大会。温济泽推辞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去。
在会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闻界的不少老记者与温济泽久别重逢，备感高兴。但是温济泽这个代表团团长只能参加公开的大会和小组会，而不能参加人数较少的党的会议，颇为别扭。
科学大会结束不久，乔木也出院了，他就向乔木提出党籍问题。乔木要温济泽给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给社科院政治部转给中组部。申诉书很快就写好：过去在工作中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从来没有反过党反过社会主义，广播事业局原党组对自己的处理是错误的，等等。乔木随即将它交给院政治部。
不但如此，乔木自己还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证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确属冤错案，交给了社科院政治部。政治部的同志问温济泽：“还有谁能给你作证明?”温济泽提出“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他们就去请这三位也写了证明，连同温济泽的申诉书一并送到了中组部。
这时，中央五部的代表正在烟台开会，研究为全国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并为确实搞错了的甄别改正问题。耀邦看到了温济泽的申诉书和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的证明，随即要中组部的一些同志去找过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对被搞错了的同志究竟叫做“平反”还是“改正”。
不一会儿就有人向他回报：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说，即刻让干审局的副局级调研员唐佩荣给广播事业局党组打电话，说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耀邦同志已同意给他“改正”，“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复”。
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当天就批给社科院：给温济泽同志改正。
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划“右派”问题。1958年跟着温济泽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的处分，也被彻底取消。
这会儿，专谈“右派”问题的烟台会议刚刚结束。在这个会议上，人们还为到底是给“确实完全划错了的极个别‘右派’改正”，还是为“所有被划错了‘右派’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争论不休。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全中国。不少外省市被划为“右派”的人纷纷来找他，问他是怎样得到“改正”的。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说：烟台开会以后，北京又开了一次会，耀邦在这个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北京更有人誉称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琏与温济泽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强加的“右派”或“反党”罪名，就这么被全部推倒了。
写到这儿，笔者以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约请参加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的部分文艺家谈心的一段话，作为对历史之邪僻复归正道的小结。胡启立在这个谈心会上说——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于十年“文革”中“这种恶劣做法”的登峰造极，整李之琏、温济泽的一些人也经受了切肤之痛的凌辱与磨难，这些人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与感叹。这种或者先整人后挨整、或者先挨整后整人的轮回反复窝里斗的惨痛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牢记的。谁要是再重演“这种恶劣做法”，必是亡党亡国的庆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李之琏被选为中纪委委员，并在这一届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被选为常委，1987年换届时才退了下来，时年已七十有四岁。但为了端正党纪党风、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他继续操心劳碌、孜孜不倦，仍在实现着他给耀邦信上所说的，“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
温济泽这只“春天第一燕”，也飞得又轻又快又矫健。“改正”时他已六十有四，总觉得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几个小时，使得当时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邓力群不得不对他说：“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地工作。我劝你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
但是，温济泽一心要补回二十年的损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况社科院已有十四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不但要密切联系这些所，还要筹建新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扬当院长，他兼任副院长，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个系的主任人选，他无不一一过问。1982年周扬病重，他又接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岁时才离休。
在他离休前，李维汉向党中央建议编一套完整系统的《革命烈士传》。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交给温济泽。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也把这任务交给温济泽。
对《革命烈士传》，温济泽本着尽量节约人力财力、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不成立专职机构的原则，联系了十几个单位数十人，组成了一个主要由兼职人员或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业余编辑部，历时十二载，于1991年出齐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传记的《革命烈士传》，作为向党的七十周年的献礼。关于《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样本着节省人力财力的原则，组织了二十多位业余编注人员，只向文献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经费，搜集了大约六百万字文稿，从1985年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义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齐。
1996年4月初本文草就时，温济泽已八十二岁高龄了。他得过脑血栓，腿脚不灵便，但他还继续被人们推选为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顾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顾问、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顾问，等等，加上个人的写作，每天仍工作不少于六小时。
温济泽与李之琏，两位都曾受过磨难且已八旬开外的老者，不但没向社会索取什么，也没去“颐养天年”，而是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这是为什么，难道不值得如今许多一个劲地追权逐利向钱看的人们好生思索么?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初版文后补言
李锐同志在其《同耀邦的诗交》文中说，他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但使他感到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我与耀邦接触不多，但第一次接触就有同感。
那是1979年6月。当月上旬，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到会作了长篇讲话。会后由我写了会议新闻，按惯例逐级送审。6月13日午夜，耀邦让人通知我次日清晨七点前赶到他家，与他研究这篇新闻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前往，同去的还有新华社的两位同仁。
七点整，耀邦与我们准时交谈。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大搞四个现代化，等等，谈了一个来小时。他快人快语，妙趣横生，常常使我们忍俊不禁，他自己也不时地哈哈大笑。
谈到稿件的修改，他要我们把他在这种场合说的主要内容也充实到这篇新闻中去。我们觉得这不合适。因为我们写的是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消息，如果加进刚才他谈的主要内容，参加过会议或看过会议材料的人就会说，当时会议上没有的这些内容是新华社某人乱加的。这就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于是我们请他考虑：可否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另发一条他刚才的谈话?
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来回踱步沉思。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使他感到伤了面子?因为不少领导人是很在乎这一点的。
当然，耀邦根本不是这种人。他约莫沉思了一分钟，停下脚步说：“你们说得很对!干脆，会议新闻也甭发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可我一时来不及去说，请你替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
说着，他向我们伸出了手：“我要去开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再讨论。”然后他登车去中南海，参加在京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例会。当天下午，我去了中纪委，向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转达了耀邦的谈话。
作为一个记者，在领导人的这个特定范畴里，若撇开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的人物，还能写什么人呢?
但在他身居高位时，我没有动笔，只准备有朝一日，比较系统地写些值得留传后世的文字。1988年10月，他离开总书记岗位已一年又十个月，有人约我写写耀邦，我也仅仅写了第一次无拘无束会见的情景，并加了这样的题记——
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
他似乎默默无闻了，
我却乐于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
1989年4月他猝然辞世，我和全国同胞一样，是很悲痛的。
1994年秋，主持《炎黄春秋》月刊的杜导正同志，约我为该刊写《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觉得“是时候了”，遂一口应允。这时已有不少积累。但为了写得充实有力，我又跑北京，去外地，连续采访了八个多月，走访或电话访谈了对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和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其中有些人既是知情人又是参与人，有的甚至还兼是受害人。他们是：与耀邦有过深交的项南、李锐；原中纪委的李之琏和社科院的温济泽；中央组织部或原来在过中组部的陈文炜、苗枫林、丁财源、张志杰、何载、陆沅、成鞘伯、高奇；《人民日报》或在《人民日报》工作过的胡绩伟、秦川、王泽民、于国厚；原在新华社后去了司法部和《法制日报》的庄重；原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原《中国青年报》的张黎群、陈模、朱志焱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硕儒；原中央党校的杨逢春和孙长江；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逸三；中国作协的张扬和郑仲兵；曾三夫人沈义，王其梅夫人王先梅，葛佩琦夫人朱秀玲及其女儿和侄女；“伊玛尼党”案的受害者丁铁石、丁坚、白琴，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不愿透露其姓名的同志，共约数十人。
这些同志讲的，往往都是生动翔实、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此外，人民出版社的刘振声同志，特帮我借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好几年的《新华月报》合订本，使我得以复印了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大量文字资料；新华社图书馆和国内资料室、《半月谈》资料室的李晏、贾晓珊、徐伟民、门玉茹、徐进、沈惠英、韩兰兰、张卫东等同志，原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康国志和原《内参》编辑室王京文同志，北京联合大学人事处王毅同志也协助查找或复印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反复研究了总数不下二百万字的这些材料，越发觉得当年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支持下，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全面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日日夜夜，是他一生中最最辉煌、也是全国人民最最难以忘怀的岁月。而且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那样波澜壮阔的、把全党全国从崩溃边缘奋力挽回的岁月，就不可能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写写这种岁月中的尖锐复杂、艰险斗争的情情景景，广及于当代并留传于后世，无疑是很值得的。当然，预约的两三万言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