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是后话，但从中不难看出，从“文革”伊始到离开中央组织部，郭玉峰究竟主要扮演了何等样角色是明明白白的。
另，在宋任穷交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宋任穷回忆录(续集)》中，谈到他在耀邦之后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组部是受到林彪、康生、江青严重干扰和破坏的一个单位。粉碎“四人帮”之后，郭玉峰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造成极大困难。
这样，郭玉峰在中组部期间的作为，就更加明明白白了!
重振“党员之家”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1977年12月15日早上八点整，胡耀邦来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院内的老老少少，激情满怀地欢迎胡耀邦的到来。街上行人不知内情，都好奇地驻足凝望，西单商场的一些顾客也纷纷跑来踮足围观，不知这个过去老是铁门紧闭的大院，究竟发生了何等大喜事。耀邦带着他的秘书小梁快步登上了办公楼，立即召集处级以上干部开会。耀邦在会上说：今天只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那边还有一些事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再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12月19日，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他说这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这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大杀“AB团”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这叫“积案如山”!
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们过去紧跟“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吕枫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说是“与很多老同志好久不见面了，叙叙旧”。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
杨士杰，协助统管整个中组部工作，等中央批准后再正式宣布为副部长；
陈野苹、蹇先任负责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
章蕴、曾志两位老大姐负责已经作了结论的老同志的工作分配，具体事务由吕枫负责；
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有一位局长和六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1月，即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重振“党员之家”“对夏衍、楚图南……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原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二百零五位干部的联名信。由于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这二百零五位干部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
他们在信上说：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们都欢欣鼓舞，振奋异常。但身染极左路线遗毒的一些人一直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还说我们是“社会糟粕”。我们强烈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
信末署名的有副部级干部五人，司局级干部十四人，处科级干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一百人，其中包括曾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愤愤地说：“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的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小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成鞘伯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有人在座谈会上当场赋诗抒怀：
一年两年十余年，只耗草料不耕田；
等闲白了少年头，原来“四害”是祸源!
一月二月三四月，除了“四害”心欢悦；
东风浩荡春光好，只争朝夕情切切!
工作组更是快马加鞭。他们前后忙了十余日，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就送到了耀邦面前。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立即从中央有关部委借调来一批干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后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吕枫为主任，下设若干组，不但迅速解决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重振“党员之家”“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消息疾如风，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民族学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又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电话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的几只大喇叭同声呼唤郑仲兵，要他听到广播立即赶到院党委办公室有要事传达。郑仲兵听到广播怦然心动，不知为何声势如此之大。他满头大汗地跑到院党委办公室才得知，原来是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谈话。等他倒了两次车赶到中组部，又不巧：耀邦正临时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指派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
“我受耀邦同志的委托，向你传达几句话。”这位局长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写的这份材料，也被列为中央发布全党的“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依据之一。
而且在郑仲兵与中组部的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作出了平反结论，结论写道：“两次对郑仲兵同志拘留审查，是由林彪、‘四人帮’及谢富治的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公安部几位局长会见郑仲兵时指出：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璧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1979年秋，正值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部长时，郑仲兵被调到中宣部工作，他感到无比欣慰。
重振“党员之家”耀邦在自家接待了申诉沉冤的恽逸群和秦川
一天，著名老报人恽逸群，来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当年他才21岁。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第二年，他是其家乡江苏武进县的中共县委书记。1932年奉党的指派进入上海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和《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且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创始人之一。
1950年，恽逸群的做缝纫活谋生的同父异母大姐恽清芬，因老家五亩地出租，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并被挟嫌报复的流氓恶霸打伤。恽逸群给华东土改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苏南区党委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进医院治疗。华东土改会和苏南区党委派员调查并征求了恽逸群的意见。恽逸群表示：此事如何处理悉听当地领导机关决定。
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恽逸群因曾将《解放日报》相当于两千个“折实单位”(每单位等于大米一斤、麦粉一斤、煤球一斤、龙头白布一尺的市价)的公款，相当于1954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千元，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为此作了多次检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硬说恽逸群企图“从中牟利”，责令其停职反省，由张春桥接任《解放日报》社长。
1952年3月，恽逸群就因上述两项“罪行”被开除党籍。《解放日报》发布了头版头条新闻并发表社论，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全国各大报亦广泛传播。
1955年4月，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冤案发生。恽逸群因1936年后在上海、香港等地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于同年5月10日也被秘密逮捕。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纯系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在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完全与世隔绝，也不能与家属通信见面。1965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照样对他起诉；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照样对他秘密开庭审讯，判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以示把他冤关了十年半完全有理。
同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被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笔者家乡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原行政七级每月三百多元的副省级高干，每月只给生活费三十七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哮喘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不久，七十一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来京打探消息。他在新华社的老友庄重对他说：“你可以直接去见胡耀邦同志，请他为你伸冤。”果然，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耀邦还介绍他去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就根据恽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位在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一百二十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结论：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后，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同年5月12日，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举行了恽逸群骨灰覆盖党旗的悼念仪式，宣读了长篇悼词，新华社和京津宁沪各大报都发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虽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覆盖党旗晚了一大步，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便于1978年12月10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但在胡耀邦与他长谈之后，他就欣然预感他的一切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所以，在享年七十三岁临终时，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手持张稼夫介绍信，踏入耀邦家门槛，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去江苏、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地深入调查，觉得浮夸风和对自然环境的毁坏等情况确实非同小可。回到北京汇报调查所得，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告诫全党，主观主义能导致亡党亡国亡头；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观主义也照样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他说在全国，现在虽然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同时，他还正式向上报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与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背道而驰，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不但如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竟把彭老总在庐山招灾惹祸的那份“万言书”，推荐给一个号召大伙讲真话的单位负责人，作为向其本单位做形势报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宣传提纲时，他又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提纲的引语……
所有这些作为与言论，都很快一一击响了康生耳鼓。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各地纷纷为彭老总等人之外的“右倾分子”平反，中宣部的六位正副部长坐成了一大排，想听取秦川畅谈“劳动锻炼”的收获，如何改变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他们未曾料想秦川不但不领这份情，而且直截了当而又十分简要地回答：“我不但分毫没改，而且觉得这种失败已是铁的事实，因为饿死了很多老百姓就是严酷而有力的证明!”
人数足有半个战斗班的正副部长们大失所望，他们认为秦川所说未免太过火。秦川说：“这并不过火，而是实事求是。”部长们让他写份材料。他说“写就写”，每个字写得“袁大头”那么大，写了几张纸。
一位副部长向别人抖抖这几张纸，说“这是十足的对抗情绪”。他说“可以安排秦川的工作，但要他自选门路”。秦川说：“这等同于上山下乡返城的待业青年。”
秦川找了当时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老熟人谷牧，谷牧让他担任了工交政治部宣传部长。耳目遍布的康生得到了“小报告”，即刻驱车到谷牧家大吵大闹：“你怎么能用这种人?!嗯?!”
谷牧没辙，只好让秦川去太原汾河西岸的山西化肥厂搞“四清”。搞了一年半，谷牧奉调去主管国家建设委员会，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接任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向中央建议让秦川担任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但遭到了康生的坚决否定。“文革”风起，康生仍不放过这根“眼中钉”，秦川遭到了更甚的打击迫害。
1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有人提议让秦川去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科教部；即将寿终正寝的康生得风还是不放过他，叫人传话对秦川要“控制使用”。直到“四人帮”垮了台，秦川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耀邦陈述主要冤情，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净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李昭端上一碗甲鱼汤。那时候北京市面上的甲鱼，还不是“身价昂贵”的饕餮者们的专享物，只不过块把两块钱一斤。耀邦一筷未动，只吃辣子豆腐和芹菜炒豆腐干，那碗甲鱼汤让秦川一人独享。
不日，方毅要秦川去中国科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很快就批准；相隔不久，在《人民日报》支左的迟浩田即将归队，胡绩伟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秦川去《人民日报》做他的左右臂，这立刻得到了中央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一一批准。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的同志，把这先后两种批件都亮在秦川的面前：你看怎么办?
当然党的正副主席们的完全一致的批件更算数——秦川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未几，迟浩田一离开，胡绩伟成了报社的一把手，秦川就成了二把手。他们紧密配合胡耀邦拨乱反正，相得益彰。
重振“党员之家”“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的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耀邦卧室。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深夜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七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这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和六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三个月，周苏冤案就被彻底平反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幕，终身难忘。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中组部大门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刻曾三已七十有二岁。
1924年，曾三十八岁，即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曾三奉党的指示到上海党中央特科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央红军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并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讯学校政委，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讯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曾三被派往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继被派往新疆联络友军，1940年回到延安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6年冬天，胡宗南部队开始进犯延安。曾三奉命率领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达晋绥根据地，1948年又转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地完成了中央重要档案的安全转移。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党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1966年6月13日“文革”甫始，中央办公厅“造反有理”的人们突然向中央各部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同年11月15日，又发出撤销曾三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文件，给曾三同志扣上了“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等的大帽子，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全党全国档案工作的重大成就。接着国家档案局和很多地方的档案机构被砸烂，大量重要档案被任意焚烧损坏打砸抢，大批从事档案工作的同志被撤职的撤职，坐牢的坐牢，不少同志被打伤致残或迫害致死。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讯报务和秘书档案而视力很弱，“八大”期间又夜以继日地整理文件以致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他和老伴沈义也还是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十六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对待这么两位老同志，干校的军代表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把他们也当做十八岁的小伙子、大姑娘用!”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活，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两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间小平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让搬。曾三找了原来在一起共事多年并相当要好的中直管理局负责人，没想到这位老熟人竟一推六二五，说他不知道这档子事，没法管。曾三老两口又去找中直管理局政治部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虽然下了文件恢复了正部级待遇，但还没有具体分配正部级职务，咋能住部长楼?”
万不得已，老两口只得上访中组部。虽然，他俩与耀邦、李昭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他俩从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时，耀邦与李昭还特地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但他们考虑到耀邦现在日夜操劳，只给耀邦留下一封信，恳请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给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汪东兴看了信和耀邦写的几行字，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零点一，上下三层楼有一回竟两次踩空，险乎摔断骨头。随后，他们调整到没有上下楼危险的一层楼的要求，也顺利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档案系统的冤案被彻底平反，曾三被恢复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原来的职务，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十二大”候补代表和“十三大”特邀代表，1990年11月因病去世，享年85岁。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一位老党员在多病缠身的晚年受人折磨刁难时，也在胡耀邦当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得到了真诚的温暖和得力之助。如今他的现已八旬的老伴沈义向笔者说起这段往事，仍然感怀难已。
但在当时，类似曾三、沈义老两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胡耀邦积思已久的考虑：很多迭经磨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重振“党员之家”应该主动地找老同志们谈谈心
从曾三、沈义老两口放下信就走，耀邦想到一定还有很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在自己家里，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些老同志，并开了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叹。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老同志却不大愿意心扉尽敞。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似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
“不出所料，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碎了心。”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个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做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达万言的文章，迅疾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很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胡耀邦和《人民日报》来信发电报，表示坚决放下包袱向前闯，向一切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行为作果敢的斗争，以振兴我们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和十亿人口的大“家”。
在这又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中，也有1975年被中央专案组分别赶往陕西、安徽等地“监护改造”的彭真、安子文等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诉说他们被押解到这些“监护改造”场所后，继续备受磨难，健康每况愈下。他们要求迅速返回北京治病，并解决自己的“莫须有”问题，重新为党奉献一份力量。
耀邦看到了这些老同志的信，即刻将其转呈主管中央专案组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遗憾的是，汪东兴没有批准这些老同志的要求。耀邦建议由中组部直接复查这些同志的悬案，汪东兴与中央专案组的人亮出了“两个凡是”：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那么不是中央管理的干部，而是各级组织部门直接管理的干部呢?耀邦提出：由中组部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的组织部长会议，以加快统一运筹对这些干部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有关政策的落实。没想到，这也举步维艰!他得到的回答竟是：召开全国性百人以上的会议，也非得中央批准不可；但对召开这种性质的会议，中央认为不合适。这一个又一个晃眼的大“红灯”似乎向人显示着：你们不是要搞什么“党员之家”吗?哈哈……
事已至此，耀邦和中组部的许多同志只能横下一条心，进行关键性的一战……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红灯”，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一个会。
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得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么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戒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的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高奇是一位中年干部。耀邦曾启发他注意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有空多读书、多读历史，特别要熟悉党的历史，“那是现实生活中正确做人的知识宝库啊!”
这一次，耀邦又把他请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你来具体操办‘疑难案例座谈会’怎么样?”高奇说：“我还没主持过这样的会，中央又没有解决疑难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时还没有，”耀邦说，“这得靠我们去讨论实践。我现在只能给你四个字：实事求是。你就按这个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难色。他说：“您已知道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我……”
因为会期已临近，耀邦毕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着他说：
“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耀邦的这一言一行，都透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第一次座谈会，于1978年2月下旬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如期举行。
这是没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圆桌会议。耀邦就坐在某个省委组织部两位部长之间的空位上，也没在他的座位前专门为他放一个写有“胡耀邦”三字的三棱白牌。事前他安排过：“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亲切。”他细心地听取各地汇报。
第一次座谈会结束时，耀邦向参加座谈会的以及中组部的全体同志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后面是个问号：“为什么要采取座谈会形式?”
有人回答：“这是走群众路线。”
“对!”耀邦说，“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谈到会议主题时，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是我们党优良传统。对干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外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活动艰难情况下，一时很难搞清问题，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至少，这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的不负责任。
“请同志们来，目的只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平反冤假错案，切切实实地落实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难办的疑难案件，择其典型拿到这个会议上讨论研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突破我们面临的‘哥特巴赫猜想’……”
后来根据会议不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分歧意见，耀邦的讲话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近于同“两个凡是”的直接交锋。
据听过他这些讲话的同志回忆，他先后讲过这样一些问题：
全国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个冤案究竟牵涉到多少人?单是波及全国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就有三十四万六千人遭殃，其中八万七千多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一万六千多人含冤而死……这么多的冤屈，都有待于大家去申雪。至于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级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最轻的也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运动”，其他的则都是“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还有成千累万的“五·一六”分子。“什么‘五·一六’?不就是那三个阿拉伯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