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首先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阐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真理、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依据；然后针对“真理标准”讨论后出现的种种指责与非难，发表了鲜明有力的不同意见。
文章说：林彪、“四人帮”所以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是为了对任何事物任何人，可以不顾事实地由他们任意解释任意贬低，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完全视他们的“阶级斗争需要”而定，他们也把这叫做“事实为需要服务”。
文章说：本来，路线的正确与否，只要尊重事实，不掩盖事实，让实践与事实说话，那是不难辨别清楚的。林彪、“四人帮”砍掉真理的客观标准，是为了便于他们胡作非为、作假伪造而又能强词夺理，把随便什么臆造、谎言宣布为“真理”，其危害之烈、情节之恶劣，几乎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文章说：可是有些同志却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呢?
文章说：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须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学习。
文章说：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应当认为，这是目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这种思潮，同群众中、工作中、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刚刚恢复和发扬起来的实事求是、凭事实讲话、敢于提出和研究新问题的优良作风，站在对立面。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毫无疑义反映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这场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文章也不客气地指出：改变一些旧口号往往很不容易。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会因此受到损害。
6月30日，《理论动态》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经耀邦审定、署名“岳平”(特约评论员的谐音)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同时也对一切反对“真理标准”的种种议论作了总回答。
7月15日，第七十三期的《理论动态》，发表了韩树英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文中也有“真理也是一分为二”的小标题。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了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禁区、下禁令。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的又一力作《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向更深的层次。
这天下午，邓小平找胡耀邦谈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说，“真理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的班底很不错，这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也在这一天，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该社黑龙江分社记者孙铭惠的报道，介绍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的情况。
讨论的背景是：在“文革”中，原省委的领导同志被说成是“黑省委”；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又全都被委以重任，这说明原省委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文革”中进了省委班子的人却指责说：对“文革”前的省委只能称“黑省委”、“旧省委”，不能称“原省委”。这就产生了根本性分歧：如按照“两个凡是”，这“黑省委”三字是经毛主席圈阅过的，当然是“黑省委”；而按照“真理标准”来检验，则不能称做“黑省委”。于是在省委内部，乃至更大的范围，这原省委究竟是“红”还是“黑”，发生了许许多的争论。
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用“真理标准”来衡量，“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而不是“黑的”。既然原省委是红的，那么对于毛主席关于“夺权”的指示怎样看?
常委扩大会就此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坚持“真理标准”，不但不会贬低毛泽东思想，而是真正地捍卫了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耀邦当天看到了这份《内参》，立即提出给中央党校每个学员小组发一份。耀邦这样做，对学员们的思想大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新华社又将这篇《内参》稿改为公开电讯播发全国，《人民日报》于第二天在头版头条刊载时用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
7月23日下午，耀邦在家里向《理论动态》的同志传达了头天下午邓小平对他的谈话。耀邦说：有些人一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大吃一惊，一听说《“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又大吃一惊。对这样一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就不知道。因此，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很需要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了!
过了几天，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的同志开会，布置撰写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又一篇重头文章，即《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此文经几次讨论，耀邦几次修改定稿，发表于9月10日《人民日报》和第八十四期《理论动态》，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这些文章，不但为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报纸和中央一级的大报所转载，还引发出更多为“真理标准”而呐喊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了《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和法制》、《一定要把林彪、“四人帮”连在一起批》、《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把理论研究的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天才论与实践论的斗争》、《理论工作惟一正确的方针》，等等；《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哲学研究》等报刊的文章分别有：《斥林彪所谓“句句是真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非肃清不可》、《评所谓“专家路线”》、《在理论工作中要发扬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同志，也在报上发表了题为《实事求是地宣传党的历史》的文章。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和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等同志，也在《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文章：杨易辰的文章题目是《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任仲夷的文章则是《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文章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正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真理标准”问题在全国范围的讨论十分广泛而热烈。
对这样一个大好局面的出现，有人评述其原由说，除民心所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在耀邦的组织指挥下，迅速形成了一支健康的理论大军，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这支大军简直所向无敌，笔锋锐不可当。统治中国多年的“左”倾理论，以及妄图在新时期继续坚持这种错误理论的“两个凡是”，在这支大军的横扫下，顷刻间土崩瓦解，连一篇反攻的文章都拿不出。
如是，直到9月中旬还在“等等‘中央指示’”而拒不宣传讨论“真理标准”的中共上海市委，也不得不赶忙登出几篇表示认同“真理标准”的文章，以应付一下“门面”。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重大突破口：“六十一人案”
一边进行决战的外围战，一边为平反“文革”中的一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的斗争，也在紧张尖锐地进行着。
这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蚕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些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个字而离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
那时候，这些同志都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政府北平反省院。他们当中，有北伐战争前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和土地革命战争及“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白区工作的老干部，也有1936年在监狱中被狱中秘密党支部吸收的新党员，还有当时还没有入党入团但积极要求抗日的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有些同志在被捕前，已担任了党或团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特委书记或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多种顽强斗争。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其时日寇魔爪已深入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开展工作严重缺少得力干才。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少奇同志建议，可以让这些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们还进一层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去，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中央研究决定。党中央经过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让李葆华迅速派人巧送狱中党支部立即执行。李葆华和徐冰委派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党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但狱中党支部一致拒绝执行。他们的理想是：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将来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走出敌人的牢门。
1936年夏天，柯庆施等人再次写信，让孔祥祯辗转送到监狱去。信上说：“你们知道谁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几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才勉为其难地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
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与代表团一起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与毛长谈时，他曾说到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在这个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作了同样的表示。
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1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惠民地区阳信县何家湾——过春节。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和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吃饭。
饭后，康生与团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出狱的事。
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又已到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惟有不属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也清清楚楚，并不觉得薄一波等人自己对这件事该承担什么责任。所有党的领导人对这件事的历次表示，更说明这些同志自身在这一点上都清清白白、苍天可鉴。
正因为这些同志的狱中表现甚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功勋卓著，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被党的“七大”和“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乃至中央政治局成员。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薄一波等同志于1936年奉党中央之命，以那种方式离开敌人监狱，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日月轮转，三十个寒暑过后，这突然成了特大问题。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关的“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十九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壮烈捐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战争的生死关头，没能经受住新的严峻考验而叛变，被自己人处决。“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四十人，其中二十二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另有十三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他人为一般职务。
对所有幸存的这些同志，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去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过程中，尽管周恩来多次出面劝阻，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发电报，说明这个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给正在广州养病的薄一波发电报，叫他“千万不要回北京”；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动，各地纷纷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把过去所有被敌人逮捕过但已做过正确结论的同志的旧案统统翻了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冤假错案。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随之，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国民党或侵华日寇监狱中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此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四十位老同志悉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1975年邓小平就说过：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说：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于“四人帮”捣乱作梗，这个问题不但没能得到解决，而且中央专案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还再次派人对这些同志进行威胁，强迫在北京已被解除“监护”的老同志离开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刘澜涛去了安庆；与“三六”专案毫无关联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陕西。他们还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阳，并派来了河南省公安厅的三个人要押着去。薄一波坚决不从，并再三抗议，才被勉强留在北京。
专案组的人警告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指1936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就对党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从宽考虑。”
对薄一波的这类警告或“提醒”，不止三次五次。
对刘澜涛等人，专案组的人也是这样说：“不要写19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这一历史事实抹掉，重写。”
粉碎了“四人帮”，尤其在1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原有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转达过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此刻也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我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殒；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时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接着，孔祥祯在信中还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李葆华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指示，以及后来薄一波等人出狱的经过，等等，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但是，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顽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城。薄一波也照样坚决不去。正在这无法调和的相持中，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他觉得，必须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头上的这口大黑锅。对此，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却大为震怒、大发脾气：“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的头上来啦，这还了得?”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了得不了得，先打开一个小小突破口
恰巧，这时与“六十一人”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申诉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
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才二十二岁。“九·一八”事变他十七岁，在北平读大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担任支部书记；1933年1月加入共青团，同年7月转为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他去从事兵运工作，他就毅然离开大学，去国民党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弁，积极发展军人党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敌人逮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奉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区党政军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
虽然王其梅功高位显，但他一直艰苦朴素，对文恬武嬉骄奢淫逸之风深恶痛绝。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仍十分注意节俭，除买书和接济困难同志外，他从每月三百多元工资中省下二百元。虽然他与王先梅已有五个孩子，需要抚育，而他认为让孩子们自幼多吃苦，有好处。“三年灾害”期间，他将五年来节省下的一万多元全部献给国家，以解国困于分毫。据认为，这是当年有此义举的惟一高干。
康生等人酿造了“三六”大案，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就被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是十四岁(1938年)参加新四军、十五岁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此刻与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四处。年岁稍长的大女儿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或云南农场都被打了回来，说是“没资格”。为了生存，她自己扒火车去了内蒙阿荣旗插队务农。王先梅后来把分住几处的八岁到十六岁的两儿三女都收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西“五七”干校。
在干校，孩子们也服从分配，打鱼、割草、放鸭子、喂牛、种地、挑百来斤重的大粪桶，派啥干啥，但同工而无酬。他们的父亲含冤去世后，周总理批准给每个孩子每月十五元抚养费，西藏军区却拒不执行，他们六年未见分文。他们全家烧水做饭，只能去附近钢厂捡煤渣，也被干校的连长说成“太丢人”!这样，孩子们常常清晨五点外出打鱼，直到傍晚才回家，在外挨饿十二个小时。
1973年5月，江西干校撤销，按规定，没工作的孩子应随父母回北京，王先梅才把孩子们带回北京。周总理再次批示，才开始发给这些孩子的生活费。但轻工部仍未能对这些孩子一视同仁，而将他们的户口，转去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后来，大男孩掌握了制作和修理大小提琴全套工艺，并会修理钢琴做道具，报考海政歌舞团，文化素养、艺术技能、个人历史等等全部合格，只因其父在“三六”专案中一直悬而未决，而未被录取。小女儿在外地读初中，年年都是三好生，到北京读高中，又被评为三好生，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优秀团员。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召开的毛主席追掉大会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学校其他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参加了，惟独她这个团支部书记不能去，也因其父是“三六”案成员。
历遭如此许多不平事，王先梅心境很难平静。1977年12月8日，她向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接着说：
“我曾于上月多次找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同时也写报告给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并报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长。”
“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重在表现’。但一些地区和单位在具体执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兑现。十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实际问题而得不到解决。根据党的政策和孩子们的现实表现，我感到对他(她)们说服无力，我和孩子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经过一翻辗转投递，此信到达邓小平面前已是12月25日。邓小平当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当天下午三时许，耀邦委派的中组部一位副局长王建梅和王盛湖两位同志，找到了右安门王先梅家的两间房，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和她的子女都激动得流着泪，一再表示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从政治上解放了他们。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对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十年没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另外按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轻工部，担任科研室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作；大儿子被批准参军，去了海政文工团；学医的二儿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椿树医院；小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评论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看做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去解决。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并经中央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纷纷而至。熟知“六十一人案”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的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又说了那样的一大段话，说明康生们蓄意制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人们对这种事常常想得太天真。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扩大突破口时的激烈较量
一天，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同时，耀邦与中组部同志的这些举动，都一一被人传到了汪东兴等同志那里。后者觉得，有必要予以釜底抽薪。
上文谈过：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曾找耀邦与陈野苹谈过话。那次谈话，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的几个人也在座，他们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第一办公室的人更盛气凌人。他们一位姓范，来自海军某部门；一位姓杨，来自陆军某个学院。他们以命令的口气对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并说，帅孟奇(深受大家尊敬的帅大姐)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他先洗耳恭听，然后才开始答辩。他说：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做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三十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账?对这本账，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是惟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
耀邦最后说：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汪东兴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大难题：这许多所谓的“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党”、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
对于汪东兴、张耀祠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再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由怎样的一些人组成的。其中开始审查“彭罗陆杨”案，后又加进“六十一人”案的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恰恰就是薄一波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太岳军区政委时的一位老部下——太岳军区所属第一纵队下面的一个团的政治处主任。“文革”开始十多年来，他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指使下，对他的老首长薄一波及其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竭尽迫害之能事。
“四人帮”的猖狂时代一结束，仍在冤案阴影笼罩下的薄一波为了给这位步入歧途的故旧创造一个回心转意的余地，特地拜托当年同在太岳军区的另一位老战友去向这位故旧捎了口信，希望他利用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一改旧习多做好事，向新的党中央提供全部实情。
没想到，这位听了口信的故旧一下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气急败坏地说：“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
耀邦和许多同志还知道，瞿秋白同志的遗孀杨之华大姐直到病重垂危之际，中央专案组的有关人员才假惺惺地宣布对她“解除监护”，送往北大医院治疗。送到医院不久，杨之华大姐就含冤死去……
这对耀邦等人来说，虽痛心疾首但并不感到惊奇，他们知道，一些专案人员在办“专案”过程中，是如何残酷迫害许多老革命的。别的不说，单以贺龙元帅专案组为例，在这个“主案组”之下，还设有十几个“分案组”：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缨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等。这些被“专案”的对象，都曾是不同革命历史时期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其中绝大部分是贺龙同志统率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军区的老干部。另有一位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据说就因为秦基伟的夫人曾是西南军区的保卫干部，是贺老总为他们牵线做媒的，秦基伟也由此而被关押在一个部队农场长达七年之久。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大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将军被打得通身剧痛实在没法忍受，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在洪湖根据地大部分失手后，曾与蒋介石派去湘鄂川黔边区诱降的“特使”熊贡卿“议妥”叛变的条文，尽管贺龙当年及时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并当众公审枪决了熊贡卿，根本没有所谓的“议妥”叛变的影儿。数日后，又有一位贺老总当年的老部下被屈打成招，“证明”贺老总当时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才杀了熊贡卿。
在所谓的贺老总“现行问题”上，贺老总的一位老部下也未能忍受住专案人员的残酷折磨而信口胡诌，说贺老总为研究“兵变”先后八次召开“黑会”，着重研究如何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安插亲信夺取领导权，以及掌握控制部队等问题，并将兵变时间确定在10月1日，第二天这位骨头欠硬的人翻供，专案组便对他进行更加凶狠的批斗，叫做“打他的态度”；这位软骨症患者几次翻供均被一一打了回去，专案组非要他“假话真说”不可。接着专案组按他的“坦白交代”提审了另外两个所谓“参加黑会”的人。酷刑之下，这两位也分别承认到“会”了，但参加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都与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捏不到一块儿。
但主案组“分析”认为：肯定开过“黑会”。这么大规模的兵变计划，不开会各军区、各军兵种怎么统一到位?因而要求所属所有分案组一律以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为准，“兵变”时间统一在10月1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编造的。从此各分案组竞相大打出手，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一位瘦小体弱的将军已被罚站二十三个小时了，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头很大的专案人员走上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将起来，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摊泥似的瘫软下去。一旁的好几个专案人员冲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满地乱滚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疾雨般飞踢来的“翻毛脚”才收住劲。一个专案人员将一枝笔往他手里一塞，诱供说：“好好坦白，那天是个节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还不对!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那就是‘八一’了!对，‘八一’建军节，我们军队的重大节日!”
“还是不对!不过差得不很远了，再给你三十秒钟考虑!”
“难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不以为耻!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打手们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个狗熊般粗壮的汉子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
专案组还对许光达施行车轮式滚动审讯。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个姓党、一个姓都的两个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算了!”
姓党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样边打边叫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1968年11月到1969年1月入院治疗六十天，仍受审七十九次，被逼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审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份。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即许光达悲辞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天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八时送到三○一医院，于下午二时也离开了人世……
这些，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记录!!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我看贺龙同志(被)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