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万人大会，为所谓的“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这个重大冤案的起因是：1959年，山东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指示，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对江青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亲哥哥李干卿进行了调查，查明李干卿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察、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是一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1960年5月12日，江青给李干卿写信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完全可以不理，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你要注意，不要因小失大。”
“文革”风起，窃据山东省革委会主任高位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山东的代表人王效禹，嗅知此事，便视之为进一步投靠江青、林彪集团的好铺垫。1968年4月2日，他给参与调查李干卿问题的同志，扣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帽子，既发密电又跑北京，向江青、林彪死党汇报。4月25日，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康生，听了王效禹的汇报。江青破口大骂山东公安机关调查他哥哥问题的同志，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她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只是“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
第二天，北京的三个人，带着江青、吴法宪的指令到了济南，即刻抄了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警卫处处长于杰、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济南铁路公安分处副处长曲和钧、保卫股长史殿安等六位同志的家，并在4月29日，用北京来的两架专机把这些同志押到北京“拘留审查”，大搞法西斯式的审讯迫害。
同时，把身患重病的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从病床上拖起，押往外地一个小医院秘密“监护”，把他折磨致死。原肥城县公安局长叶茂林，在担任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时，只听过一次调查李干卿的情况汇报，也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不到三个月，就含冤死去。此案还株连了其他三十九名公安干警和他们的家属子女。
山东省委负责人在平反大会上宣布：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纯属冤案，是林彪死党和江青，及他们在山东的代理人王效禹，蓄意制造的重大政治冤案；所有强加给被迫害同志的种种罪名，一律推倒，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1978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召开了大会，为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案彻底平反，为遭受残酷迫害的九十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昭雪伸冤。
这个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就是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之事，吕正操等四十二位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并经党组织同意，以新华社发消息的方式，向蒋介石并政治协商会议拍电，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发表的东北各界和吕正操、万毅、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消息和文章中，也要求释放张学良。
这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可是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却颠倒黑白，硬说这是“叛党投敌”，硬说这是要求蒋介石把张学良放回东北，“密谋策划在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犯时，倒戈投敌，搞掉林彪作战指挥部，暗害林彪”；因而“这是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1968年底，四十二人名单中的原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陈先舟，原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承金等多人被“监护”关押，另有许多人在本单位被“隔离”看管，都遭到了刑讯逼供。
1969年1月，制造这起陷害大案的人，又编造出一个九十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株害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十二名，部、厅、局长级干部三十六名，全国政协委员七名，省政协委员十七名；并胡说“东北地区我党政军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的部下、政客、幕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势力”，诬蔑这些革命老干部和爱国人士，是“打着抗日的幌子混进了革命队伍”，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打入我革命阵营内部的”，等等。由此，凡是在张学良部下干过事的东北籍人士，甚至当年只是东北中学、东北大学的学生，都被凑进了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
在平反大会上，辽宁省委第三书记黄欧东宣布的省委决定说，对被列入这一冤案中，定为“特务”、“叛徒”、“叛党投敌集团成员”和“重大叛、特嫌疑分子”的共计九十人，一律平反；对被迫害致死的高崇民、阎宝航、张学良之弟张学思等同志予以昭雪；对致残致伤的同志，予以妥善安置其工作和生活。彻底清理销毁有关这起冤案的全部材料和个人档案中的黑材料；给被平反同志和受株连亲友所在单位发出平反通知，彻底消除影响。
1979年冬天，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广东海丰县彭湃烈士的亲属，及忠于革命正义的海丰县乡亲父老惨遭血腥屠杀的严重事件，也得到了公正处理。
早在1966年春天，原中共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等人，就把彭湃烈士的九十五岁老母周凤打成“黑旗”。孙敬业说：“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文革”开始，汕头地区和海丰县的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又直接写信给林彪，恶毒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说海陆丰起义是“盲动主义”，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就是“抵制毛泽东思想”。他们叩求林彪：“我们日夜期待你的指示，盼望你的支持。”
不久，反彭湃的黑浪便不断涌起。孙敬业等人大肆攻击海陆丰的三次武装起义是“不必要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甚至利用当年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反革命宣传材料，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而且还对这个有六位亲属惨遭蒋介石集团杀害的革命家庭，继续进行屠杀迫害：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被秘密害死，尸骨被秘密毁埋；彭湃烈士的侄儿彭科被用篾刀连砍带割地砍下脑袋，挂在海丰县城闹市区“示众”三日；彭湃烈士的堂弟被枪杀后，彭湃烈士的九十五岁高龄老母也被秘密监禁，直至摧残折磨而死。他们还暗中组织“彭湃专案组”，要把彭湃烈士打成“叛徒”。
孙敬业公然宣布：今后谁再收藏海陆丰农民革命史料，就以“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分子”论罪。他们把彭湃烈士所著、周恩来题写书名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以及新华书店发行的宣传彭湃烈士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书籍，统统诬为“黑书”予以没收；与海陆丰农民运动密切相关，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宫、红场也被改了名，红宫与红场的大门被捣毁，红色围墙也被涂成了黄色，大革命时期沿用下来的“赤坑”、“红草”两个地名也被换掉。广大干部群众愤慨地说：当年还乡团反攻倒算，就是这样“毁红灭赤”的。
许多干部群众挺身而出，愤怒声讨孙敬业等人大反彭湃烈士的罪行。孙敬业们遂疯狂叫嚣，“海丰的事情，血不流，事不止”。他们秘密调动武装民兵进城，于1967年8月26日开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一百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其中行凶作恶最歹毒的，用篾刀连砍带割、把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闹市区“示众”三日的，正是其父乃血债累累的伪乡长和日伪维持会长、其叔祖父在大革命时代被起义农民镇压的伪区长的杀人凶手洪桂文。
他们还假借“清理阶级队伍”，把过去跟随彭湃闹革命的老同志，成批地打成“叛徒”、“反革命”，把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家属打成“反革命家属”。
周总理得知彭湃烈士的老母亲周凤被折磨得一息尚存，立即下令抢救，这些凶手竟攻击周总理“为地主婆周凤翻案”；周总理下令收缴枪支，停止杀人，不准围捕上山群众，凶手们竟上街游行示威，张贴“猛揪国务院后台老板”等反动标语。1974年，叶剑英派出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组，去调查海丰事件，孙敬业仍百般阻挠破坏，掩盖罪行。
1978年夏天，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举行整风扩大会议，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提出，应对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有人当即表示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这才揭开了海丰问题的盖子。接着，省委会同广州军区派出工作组，协助汕头地委彻底清查海丰事件。
经过一年多的深入查访，工作组收到群众来信八千多封，接待来访群众五千多人次，彻底查清了反彭湃事件的真相。被残杀迫害的彭湃烈士的亲属和大批革命群众被平反昭雪，纪念彭湃烈士的遗物遗迹全部恢复。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和疯狂进行阶级报复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及其他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受到了专政机关的严惩。稍后，那个靠打砸抢上台的罪恶累累、又一直拒绝对这起大血案进行平反昭雪的县委书记叶马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拨乱反正鼓声急党内党外的新老错案齐解决
庐山会议之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者的遗留问题，也被顺利解决。
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已被平反改正。另一部分人，因毛泽东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打退翻案风”，而未及平反改正。后在“四清”运动和“文革”逆风中，已被平反改正的同志又被旧账新翻，未及平反改正的同志更遭揪斗游斗，有的还被开除了党籍或团籍、降职降薪、下放劳动甚至开除公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后，党中央下令为所有被扣以“右倾分子”或“右倾错误”的同志全部平反改正。
对于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没有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的人士，也迅速落实了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被录用的起义投诚人员约三十多万人。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极左风潮，对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很好地执行“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团结教育”、“妥善安排”的原定方针政策。“文革”中，其中许多人，包括不少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又被强加了“假起义，真潜伏”等罪名，或扣以“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抄家、管制、关押、判刑、劳改，或被开除公职押归故土，家属子女也无不受到株连迫害。对这些同志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也决定一律予以平反昭雪和纠正。
但是像落实其他政策一样，对这项政策的落实也有快有慢，很不平衡。后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闻报，尚有八千多名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没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他几次批示“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才使这项工作得以圆满结束。
对于“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一律复查改正；冤假错案一律平反；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被开除公职或降职降级的，恢复原级别原待遇，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被开除党籍、团籍或强迫退党退团的，一律予以恢复；被下放农村的，由原单位收回重新分配，或与当时所在地区的政府联系予以妥善安排；年老体弱的，按退休退职处理；被查抄和强占的财物要一一退还，原物已丢失的要酌情赔偿。
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一些遗留案件，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其中要案之一，就是康生把原来甘肃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打成了所谓“红旗党”，诬称这位同志是打进我地下组织的“国民党暗探”，并由此妄断这是国民党制订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新策略”，在其统治区内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实行“内奸破坏”。于是，对众多被“抢救”的同志大搞逼供信，酿造出一个“红旗党”大冤案。由此，康生又把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浙江等地的地下党都称做“红旗党”，许多忠实的地下党员被打成了“特务”、“叛徒”、“内奸”，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抢救”运动后期，党中央发现这“红旗党”纯属假案，及时作了纠正。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整个“红旗党”假案未能作出全面彻底的论断。然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英勇机智地领导人民群众从事各种对敌斗争，很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些同志诬称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红旗党”，不但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也是没有普通中国人的人性的!
可是在“文革”中，康生又把这一历史冤案翻了出来，使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批斗，有的惨死或致残。耀邦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对这个源起于几十年前的冤案，也作出了全面彻底的平反决定，对含冤死去的同志予以平反昭雪，人事档案中有关假案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取出销毁。
1979年3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周惠，在全区有线广播大会上宣布，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在内蒙古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影响最大、危害最深、涉及全区几十万人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二月逆流”、“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全部平反昭雪。周惠说，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制造这三大冤案，篡改了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目，颠倒了敌我关系，分裂了革命队伍，破坏了民族团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导下，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砸碎了束缚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的精神枷锁，人心大快。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们已成了千古罪人，制造三大冤案的帮派骨干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
同月，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对“文革”中制造的“南方叛徒网”案、“审理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队伍”案，以及在《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下祸及全省的冤假错案，全部平反昭雪。
同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文件，为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上海地下党大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党中央派遣刘晓、刘长胜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团结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向解放区输送了大批优秀党员和青年——其中很多人成了新四军的骨干人才。
抗战胜利后，针对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震动全国的上海十万工人、店员、学生群众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示威游行。解放战争中，配合解放军正面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上海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军胜利渡江前夕，上海地下党又领导上海人民，广泛开展了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护厂护校斗争，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妄图毁灭大上海的恶毒阴谋。
在这长期的艰苦紧张斗争中，上海地下党不少党员献出了生命。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已建立起五百多个地下党支部，拥有八千多名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上海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不少人担负了中央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1967年1月，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全盘否定了上海地下党的历史功绩，多次诬称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叛徒集团”，并专门建立了三十九个“中心专案组”和八百四十五个“卫星专案组”，被立案审查的多达三千六百多人，占上海解放时原地下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并株连到已在中央或外地工作的党员干部。张春桥、王洪文们对凡因工作需要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诬为“红皮白心”；对遵照组织决定撤往解放区的同志，皆称做“受敌派遣”；对没有被敌人抓捕过一直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则又说是“被敌人秘密策反”；对被敌人逮捕而坚贞不屈的同志，却又都称做“叛徒”；对地下党领导的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都叫做“反动组织”。因此，“文革”前担任县、区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员全部靠边站，内有六十五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四人被迫害致死。
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在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就指示各有关单位，对这个大冤案逐一进行复查。经过为时一年多的努力，市委发出文件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对遭受株连的群众和家属，也予以落实政策做好善后。
拨乱反正鼓声急文化、统战、工会方面纷纷落实政策
也在1979年3月，国家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抓住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那一句话，就说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存在一条所谓的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文艺黑线”和大批“黑线代表人物”等等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对所有因此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以彻底平反。
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大会，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摘去“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帽子，为所有由此而遭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统战系统的这个冤案，源起于“文革”前的1962年。当年，就有人指示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进行了公开“不点名”而内部大点名又广发文件的批判，并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专题报告”，对统战系统的实际工作和干部思想，起了破坏性的作用。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更把中央统战部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把各级统战、民族、宗教、侨务部门打成“牛鬼蛇神庇护所”、“资本主义复辟部”或“投降部”；把长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普遍当做“专政对象”；把广大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把民主党派诬蔑为“反动党团”，把归侨和侨眷的海外关系视为“敌特关系”。许多为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被打成“特务”、“间谍”、“反革命”，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惨案。为发展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和奉献的党内老同志和爱国民主党派负责人徐冰、张经武、高崇民、吴晗、车向忱、阎宝航被迫害致死，给党的统战工作造成了空前大浩劫。
在中共中央批准召开的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上，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根据中央的决定宣布：对李维汉、徐冰等中央统战、民委系统一批领导干部所强加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各种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中央和各级统战、民委、宗教、侨务系统中被迫害的同志，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同样，经党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召开了大会，为1961年的《科研十四条》和1962年的“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为受到株连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平反昭雪。
1961年，经党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是一个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尽快发展国家科学技术的重要政策性文件。1962年，分管全国科研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周恩来、陈毅都到会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反右”后萧瑟秋风的全国科技战线，从此复又生机勃勃，涌现出了成功试验原子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一大批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
可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的科研成就，把《科研十四条》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把“广州会议”打成“向党进攻的黑会”；把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技战线上的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反党集团”或“走资派”；把一大批一大批的科技人员，打成“修正主义基础”、“反动学术权威”——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使全国科技工作更加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1979年春天，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在为《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平反的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批示。批示说，对强加于《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和全国科技战线的一切诬蔑之词全部推倒，对在这一系列冤案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都一律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全部平反昭雪，档案中的有关材料全部销毁。
到1979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各种冤假错案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全院八百多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丢掉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的政治包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过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思想理论工作阵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们，却说这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一统天下”、“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那个“理论权威”康生和陈伯达、姚文元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等人，更肆意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党政干部进行摧残和迫害。当时只有两千多人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被立案审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二人，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五十，有的人被迫害致死。
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同年夏天，由中组部牵头，在民族饭店召开了如何正确处理“右派”问题的五部会议后，中国社科院就加紧了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相继平反纠正了大批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问题。这些冤假错案和问题是：
杨献珍、张友渔、邵荃麟、杨述等同志的所谓“叛徒”案；孙冶方、刘大年同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俞平伯、罗尔纲同志的“反动学术权威”；吕叔湘、丁声树、翁独健、钱钟书等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顾颉刚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关山复、刘导生、姜君辰、何其芳、黎澍、尹达、夏鼐、冯至、张棣华、石明远、韩幽桐等同志的“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徐懋庸、温济泽、林里夫、荣孟源、杨思仲、陈梦家、许良英、顾准、荒芜等同志的“右派分子”，等等。被逮捕审查的杜任之、赵洵、林利同志的错案，也都得到了纠正；被戴上多种帽子并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杨献珍、杨述、孙冶方、侯外庐、邵荃麟、何其芳、黎澍、刘大年、陈冷、骆耕漠、罗尔纲、蔡美彪、林里夫、顾准等同志，所有被强加的荒谬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
紧跟着，全国总工会九届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准，为全国工会系统的一个重大错案彻底平反。
这个重大错案是：1958年，在全国总工会的整风会议上，全总主席团委员董昕和王榕、八届执委陈用文和杜存训等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工会要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负责地开展各项活动；工会要反映职工疾苦，支持群众的合理正当的意见与要求，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等等。
毫无疑义，这些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人断然指责这是“工团主义”、“经济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整风会议之后举行的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上，有人又根据这一错误批判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撤销董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职务、王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职务、陈用文的全总八届执委和主席团委员职务、杜存训的全总八届执委职务。决议还要求各地工会系统，根据全总整风会议精神，开展“拔白旗”运动，使全国各级工会有同样意见和主张的大批干部受到了批判，有的还被戴上了“反党”的帽子，受到了组织处分。如此种种的倒行逆施，严重挫伤了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大大削弱了工会和职工群众的联系。“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又利用这一错案，把“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会工作说成是“黑线统治”，大搞“砸烂旧工会”，给全国工会工作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1979年秋天，全国总工会九届二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的批准，宣布为董昕、王榕、陈用文、杜存训等同志恢复名誉；各地工会对所有被株连批判和受到处分的同志，也随之一律予以复查纠正，解除了压在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头上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的帽子。
不久，中共文化部党组为所谓的“二流堂”平了反。
何谓“二流堂”?
说来这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大笑话!
抗日战争期间，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脚地，回国参加抗战活动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周恩来指派在南洋时与唐瑜的兄长就很熟悉的夏衍，经常去关照他们；周恩来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
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也说了句玩笑话，“我看你们这里就叫做‘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
这样，“二流堂”就叫开了，一时传为笑谈。
1955年“肃反”，有人硬把这开玩笑开出来的“二流堂”说成是“反革命小组织”。1957年，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戴浩、高汾等人被打成了“右派”，经常与吴祖光来往也被打成“右派”的影剧界年轻人杜高、田庄、陈敏凡等人，就被定为“‘二流堂’小家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们更把“二流堂”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许多人因此遭迫害摧残。
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平反通知指出，“二流堂”原来是中共和党外一些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对“二流堂”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凡因“二流堂”受冲击、受牵连的同志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拨乱反正鼓声急“文革”中被错判的十八万四千多名“反革命”被平反或改正
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沙甸，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回民聚居村。1968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在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庄，采取了侮辱回民的恶劣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又进一步混淆敌我，激化矛盾，酿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装对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伤众多的严重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说“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终于被洗刷干净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终于又回来了。
在平反善后工作中，负责平反善后的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依靠群众共同做好抚恤救济等工作；同时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继续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受到了沙甸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及至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说，“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万五千多个、十八万四千余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江华说，“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百分之四十上下，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既有错捕错判，就应该有人出来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在这方面，中共广东省委和山西省委带了个好头。
1974年11月，广州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广州街头贴出了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各阶层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争论。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下，中共广东省委有人误把这张大字报当做“反动大字报”，又错误地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也是1974年，山西太原市的国家干部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人，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心，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批孔是作批判周总理的准备”，“是想‘以新换老’大换班”。他们揭露：“张春桥、姚文元把别人打下去，自己上台，是真正的托派野心家”；江青飞扬跋扈，横行一时，必将“千古遗臭，万人唾弃”。他们还对“四人帮”们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破坏生产的罪行，进行了一系列批判，并指出：“四人帮”们“在阶级斗争、文艺、教育、知识分子和党内斗争上制定的是一条极左路线”，它“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再搞下去，生产就会走下坡路”；“如果不能在生产力上、经济实力上、人民生活上超过资本主义，再搞什么阶级斗争，也不能阻止所谓的‘复辟’”。
山西省公安机关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等人“指示”，从1975年4月开始，先后逮捕了这些同志。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一年又一个月的1977年11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样根据省委的“决定”，判处张珉、赵凤歧、罗建中三人死刑、一人无期徒刑、六人分别为七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另外两人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原单位群众管制三年。
张珉、赵凤歧等人不服，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在院长江华的直接过问下，经一年多的审理，于1979年1月23日通知山西有关方面，认为张珉等人进行上述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保卫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反对“四人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把他们当做“现行反革命集团”判罪是错误的。因此，最高法院将此案发还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改判，并建议先释放所有在押人员，据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即开释了张珉等人，并于接到最高法院通知后的一个月，即同年2月24日撤销原判，宣告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人无罪。因此案而被错捕的另外三人，也由山西省公安局同时释放。
为了纠正上述两个错案，中共广东省委和山西省委于1979年2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召开了平反大会。在广东省委召开的平反大会上，省委负责人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评，对错误处理这一案件承担了责任。这位负责人说，通过对李一哲案件的处理，省委认为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很好总结。首先，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鼓励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人民利益，都不能照搬；做错了的，都要纠正。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顺耳的话、逆耳的话都要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人民的精神生活才能热气腾腾。
在中共山西省委召集的平反大会上，酿造这一错案的主要当事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谦说，省委、省革委会应对这一错案承担责任，特别是他个人要负主要责任，基层组织是没有责任的。他代表省委、省革委会向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位同志以及受株连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王谦说，通过对这一案件的平反，要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加快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改正工作，一定要认真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1979年9月11日上午，旅游名胜“避暑山庄”所在地的河北省承德市市委，为活着的张志新式的人物董秀芝同志，召开了广大群众参加的平反大会，并作了公开检讨。
“文化大革命”中，承德矿山机械厂青年女技术员董秀芝不畏强暴，明辨是非，公开反对林彪、江青们的反革命集团，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于1970年9月17日被逮捕，并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年林彪叛逃，河北省革委会批准改判董秀芝无期徒刑。董秀芝不服，在狱中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粉碎“四人帮”两年后，董秀芝才被释放出狱。但承德市革委会却给她留了一条尾巴——“有错误观点”，对她长达八年的折磨留下的一切病痛不安排治疗，对她的生活困难和工作安排也无人过问。因此，董秀芝同志两次跳楼自杀，险些丧命。
对承德市领导机关某些人的这种不讲党性与人性的卑劣行径，广大干部群众义愤填膺，纷纷为董秀芝打抱不平。1979年7月，中共承德地委和承德市委才开会研究，基本上解决了董秀芝的生活、治病和护理等难题。同年9月，承德市委、市革委会，才认识到董秀芝当年公开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们是正确的，方式是合法的；决定撤销市革委会1978年为董秀芝平反时仍给她留了“尾巴”的错误决定，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技术职称，恢复原工资级别；并在平反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公开检查，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董秀芝为捍卫真理而奋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拨乱反正鼓声急为大批“地富反坏”摘帽
与全国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全国政法、民政、文艺、科技、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都大力拨乱反正，肃清过去极左路线扭曲社会现实、把一切的一切都与“阶级斗争”、“两个凡是”挂钩的做法，清除其窒息社会空气、阻碍社会进步的流毒。对于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庞大对象群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中共中央也适时地决定全部摘去其中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人的帽子，给予农村社员待遇和公民权。对于地富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同等待遇；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现，不得歧视。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不应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
拨乱反正鼓声急刘少奇，压根儿就不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
1980年早春，全国“文革”最大冤案——“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对这一大案的复查工作，早在胡耀邦率其“甘下油锅”的助手们，冲向“两个凡是”主阵地的时候就胸有成竹了。
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很多同志在中组部大食堂共进午餐，耀邦就对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说：“‘六十一人’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萍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两个月后，贾素萍等人给耀邦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上报党中央。1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1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最大冤案，并公布于全党全国。这也等于向全党全国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国共产党内压根儿就没有“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至此，从1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三百多万件，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这种枷锁往往都是现代个人迷信造成的。而亘古以来的实践证明，“句句是真理”的伟大圣贤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1979年连续数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尖锐批判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为“理论棍子”、“理论恶霸”的同时，也披露了毛泽东的两次鲜为人知的谈话。前一次，1965年，彭德怀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对他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天下午一点钟，毛泽东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听了一夜没睡着……
耀邦说了这些往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一些人当天就在私下评论说——很显然，毛泽东也早已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由于现代迷信的统治，毛泽东被当做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即使他晚年也曾有过这种多少有点实事求是的想法，也被一些人严加封锁，以免有损其伟大形象，动摇人们的崇高信仰。胡耀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打开了消除现代迷信的缺口，伟大形象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这对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使人们勇于冲破各种不可触动的禁区，重新认识种种敏感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成为现实，使全国人民跨越“愚昧之河”和“贫困之河”才有了更大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