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动作说明，1978年年底中央批转的全国最高法院党组的那份《请示报告》和中央的那几句关于如何判断“反革命”案的指示，1979年7月最高法院下达通知说，“文革”十年被判为“反革命”的案件已复查了百分之八十三，已平反的冤假错案已达十三万一千三百余件，还有广东省委、山西省委、承德市委分别在1979年2月和9月在平反“反革命”冤假错案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检讨的报道，对赣州地委及地区法院的主要负责人都毫无推动的作用。
面对赣州方面的这种态度，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1980年5月8日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查，于当年9月作出了复查结论，并上报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复查结论认为，1969年和1974年、1975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9月17日，江西省委研究决定：“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销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就在江西省高级法院将这个复查报告送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的人中，“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
然而，这对赣州的某些人来说，仍如耳边风。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地委书记杜昭说：“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
鉴于这种现实，当我即将离南昌去赣州的时候，在1977年的省委常委会上反对判处李九莲死刑的江西省军区政委张力雄——解放战争中期，我任新华社江淮前线记者时，他是江淮军区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领导——为顾及我的采访顺利和人身安全，叮嘱我一定要住在赣州军分区招待所，并给军分区政委——也是当年江淮新四军的一位老同志打了电话。到了赣州，我才切实地体验到，我的老领导的叮嘱并不是过分的。
在赣州，李九莲当年学习过的学校、当学徒工和第一次出狱后劳动过的厂矿，以及她被关押过的看守所、监狱的人员，都积极协助我参观并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对李九莲不幸均表同情；他们对李九莲问题的分析，与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惟独赣州地委和赣州法院的有关同志，对我的查访采取了抵制或不合作的态度。
11月21日晚饭后，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副书记李侦续等人，驱车来到赣州军分区招待所与我谈话。虽然有时他们谈得也相当委婉，但都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因为“谁当领导她就反对谁”。对于李九莲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张贴《反林彪无罪》大字报的要求平反活动，以及由此引发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给地委造成的种种不快，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他们甚至说，“如果她想一死了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骂毛主席呢?”
我在采访提纲中，列出了李九莲案卷中出现的几个实情不明的人名，其中有的也死于狱中，我想弄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杜昭和李侦续认为这些人都很坏。由此，转达地区法院对来访提纲有意见的口气说，“法院同志认为记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最后，他们的结语是，李九莲是反革命，只是不该杀而已。说得很轻巧，绝无杀错了人的那种负疚愧痛之情。
我说我的屁股坐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凳子上，是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而来的。我说在赣州，在江西，很多人都认为李九莲第一次被拘捕时，她自身并没有错。她那时才二十三岁，就能够猛然觉悟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误，《语录》不离手的林彪是奸臣；而我们一些革命了几十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她父辈的人却还执迷不悟，把她当做“反革命”，往死里整，最后终于酿成了她身首异处的悲剧，至今仍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失误辩解，这不论是对党、对人民，还是对自己的良知，都是说不过去的。
这次谈话，延续了数小时。夜间十一点，我下楼送他们登车而返时，同志式地拍拍杜昭的肩，请他们第二天晚上继续交换意见。杜昭也满口应允，结果第二天让我白候了一个夜晚，后来我要求地委派人带我去走访李九莲的家庭和有关场所，也遭到不明不白的拒绝。
看来，这个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非尚方宝剑不行。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胡耀邦的批示，才掀开了这里的大铁盖儿
1980年除夕夜晚，我飞返北京。对所得素材经数日整理，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当时，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这样的《内参》能否发得出，也还是个大问题。但是经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杜导正拍板，被送往印厂发排。
正在这个关口上，1981年1月23日，杜昭在赣州的一个会议上照旧强调，“李九莲反革命案是翻不了的，反革命的‘李调会’案是翻不了的”。他的这个讲话，立即刊登在《赣南通讯》，向赣州地区各县、各单位迅速而广泛地传达。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作了基本相似的表态。
1月25日，那篇《内参》稿一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做了这样的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彭冲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沉重的铁盖终于被掀开了。
2月17日开始，江西省法院按照省委的指示，并请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彻底复查李九莲案，3月9日就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3月18日，省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作出了对李九莲案进行平反纠正的决定。
3月26日，赣州地委召开了所属各县市和地区直属机关、厂矿企业与学校的党委负责人会议。此时地委书记杜昭已去中央党校学习，所以会议比较顺利地作出了贯彻耀邦批示和省委决定的决定。
接着，由省法院、地区法院和有关单位出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正决定。
4月17日，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就李九莲的复查改正事，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报告，并附上江西省高级法院《关于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报告》等材料。省高级法院的《复查报告》态度相当诚恳，用词也很恳切。它在历数了多年中接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所造成的危害之后，用检讨的口吻说：“在处理李九莲案件时，不能分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对李九莲给她恋爱对象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当时虽然看出她怀疑林彪是对的，但她对文化大革命提出非议，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我们(就)没有看出她这一言行是正确的。对她1974年的申诉，也没有看出是合理的，相反仍认为她这些言行是犯罪行为。”
在谈到复核李九莲死刑案件时，省法院检查说，他们没有分析此前兴国县法院对李九莲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及赣州地区保卫部认定李九莲有反革命罪等等是否正确，只是孤立地研究了李九莲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和她在《我的政治态度》中一些攻击粉碎“四人帮”、攻击领袖、吹捧江青的言论，“没有对李九莲这个具体人进行认真地具体地分析研究”，片面地认为她犯有“‘反革命’罪”，“判处了她死刑”。
在检查没能及时纠正这一错误的危害时，省法院的《复查报告》继续写道：“从1979年开始(就)有人为李九莲申诉，中央有关部门也陆续转来为李九莲申诉的信件，省法院和地区中级法院……(也)进行过复查。但由于在我们头脑里‘左’的影响没有肃清，思想不够解放，认为她没有了这条罪还有那条罪，总想抓她一点尾巴；案内没有证明(她)犯罪的材料，还想再调查找些材料来定点罪。在定性上，认为她构不上反革命罪，还想定她诽谤罪，以致使这个案件不能尽快地、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得到纠正。”
这时令人高兴地看到，江西省法院的这份《复查报告》在分析李九莲问题时所运用的逻辑，与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观点是这样的和谐一致，真正按照耀邦的批示，着重总结了经验教训。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然而人们：还得警惕啊
1981年初夏，在江西省和赣州地区为这偌大的冤案平反昭雪处理善后的时候，笔者与中纪委的一位老同志朱立，驱车到中央党校，见到了正在那里学习马列的杜昭，我们向他说了耀邦的批示，说了南昌和赣州正为这起冤案落实政策的动态，希望他能够扭转原来的态度促进这项政策的圆满落实。他涨红着脸，说他现在只能集中精力完成党所交给的学习任务；关于这件事，在家的同志会按照耀邦同志的批示办的。但我们从他的神态上看，他似乎仍有点悻悻然。
1981年秋天，为彻底处理好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室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李九莲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林彪，不简单!后来她批评华国锋，是因为绝对相信毛主席的缘故。她身陷囹圄多年，不了解外面的实际情况。这当中有些错误，完全应该谅解她，……她对小平同志的认识有错误，说了一句不恭的话，这也不算犯法。这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反动思想。她长期接受的是“左”倾思想的熏陶，后来又长期被管制关押，这种思想没有来得及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她没罪。
刘复之接着说：这个案子大，株连多，牵涉面广，拖得又太久，影响之深广是必然的。当年受到“李调会”人员冲击的一些领导干部仍在台上。这样，同情李九莲等人的人很多，反对他们的人也不少。所以处理善后必须稳妥：既要坚决不留尾巴，又要安定团结。对当年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中犯了错误而今天仍在台上的人，要多做工作，促使他们自己去彻底改正。对受害的同志，也要多做工作。另外，骨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伺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笔者也参加了这个小型座谈会。我认为刘复之的这种分析是相当正确的。要私心重、缺乏正义感的人，能够真诚爽快地承认和纠正错误，是很难很难的。1983年，在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在早结束中央党校的学业、回到了赣州的杜昭的领导下，赣州地区果然把已经恢复工作的原“李调会”的一些成员重新抓了起来，与那些真正的刑事犯混杂在一起，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这些人被新加的罪名是：不服从妥善处理，上访闹事，谩骂领导，传阅有关“李案”处理和调整工资的“机密”文件，等等。这就像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古今中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风风雨雨，总会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一些新旧时代都能左右逢源、很吃得开的人，往往都很擅长于执新鼓槌，敲打他们烂熟的旧鼓点。而我们有许多人，在胜利的欣喜中却往往掉以轻心，麻木不仁。
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李九莲、钟海源的冤魂均得以告慰，“李调会”的案子被翻了过来，受牵连的千百人也总算喘了一大口气。同时据说，全国因“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被处死的五十多人的冤案，也由此一一得到了平反纠正。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先说说这位革命长者
1995年2月1日，农历大年初二，我与人民大学的一位老朋友电话拜年，他得知我正在搜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他说他有一条线索，就是葛佩琦的那个离奇曲折的冤案，最后也是在胡耀邦的关注下才得以彻底平反。我问，是不是他也出了力。他说不是他，而是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前辈。我说我很想见见这位老前辈。他说这位老人九十高龄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作马拉松式长谈的，得先与他约个时间。我说：“好，我等你电话。”
不一会儿，这位老朋友就来了电话，说是“明天上午九点”。
“明天”，是大年初三，我怕影响这位老人家与远远近近儿孙们的节日欢聚，意欲向后推迟几天。我的这位老友说，这时间就是那位老前辈定的，他认为谈谈葛佩琦的事，“比过节还重要”。
多么可敬可佩的老人啊！
第二天早上，我如约前往，在人民大学林园宿舍区的一座楼房里，与这位老人见了面。
他叫李逸三，身材颀长，面色红润，须发尚未霜雪尽染；但言谈时常常不由自主地颤摇着头颅，偶尔写几个字，手也有点抖，仍不无高寿老者的特征。
然而他思路清晰，在平静缓慢的谈吐中，常常透示出刚劲雄辩的内涵。他说：1957年，他打心里就不赞同毛主席“引蛇出洞”的说法，如今更不能苟同反右“扩大化”的论点。他说，如果“扩大化”了几万倍，十几万倍，这场运动还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
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练就了他一身刚正之气。
他年轻时，与薄一波、程子华、李雪峰，同读太原国民师范。1926年，他与程子华南下武汉，进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军事。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他与程子华都参加了同年12月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程子华转去湖北宜昌的有着不少共产党员的国民党部队公秉藩旅，李逸三则去了也有不少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第四军十二旅旅部，当了一名准尉文书录事；而在共产党内，他是直属中央军委的进行兵运工作的特别支部的书记。
1929年夏，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回部队，带着装有党报《红旗》、党刊《布尔什维克》等印刷品的皮箱，住进了汉口一家旅馆，被检查旅馆的国民党军警发现，他只身逃去。第二天，武汉国民党报纸登出了一条大新闻：《共党要犯李立三武装来汉》，文中末尾写道：“已派出干探多人，四处缉拿”，闹了个一字之差的大笑话。
他在武汉江岸区警备司令——黄埔军校第三期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志强的公馆里隐蔽了一个星期，听说蒋介石正要收拾的第四师已南去广东，他就返回上海党中央。中央要他到宜昌去找程子华，共同从事兵运工作。到了宜昌，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先与隐蔽在宜昌的湘鄂西党委书记——上海中央流动训练班（中央党校前身）的同学周逸群接了头。周逸群说，程子华所在的那支部队已在三天前举行了暴动，已与他失去了联系，遂介绍李逸三去洪湖苏区参加武装斗争。
在洪湖苏区，李逸三先后担任过游击二纵队政委、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秘书长兼洪湖军政学校代理校长。1930年冬，他被周逸群委派去上海党中央汇报了工作返回苏区时，被途中严密搜查的敌人认为“形迹可疑”，关进了武汉的军人监狱。武汉行营军法处判他三年徒刑。上海党中央与他单线联系的女同志浦秀文，给他汇了三十块钱，嘱其多保重。
1931年长江洪水泛滥，淹没了这所监狱。1932年春末，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疏通监狱令，他被依令释放出狱。出狱前，浦秀文又给他汇款三十元，供他去上海的路费。他出了监狱即刻赶赴上海，党中央已转移江西苏区。他遍找单线联系的浦秀文也找不着。全国解放后，在北京，他见到浦秀文的哥哥，一位老共产党员浦化仁，才得知浦秀文当年给他汇款后不久，便因病去世。
当时，他算是暂时失掉了组织关系，只得回山西武乡故土，独自建立了党组织展开地下斗争。1933年8月，他去太原找到了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维公，才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武乡县委员会，由他担任县委书记。1934年春，他又被阎锡山逮捕，关进了太原第一监狱，判刑六年。
1937年5月，他组织同监狱难友绝食三天，他们才被释放。他出狱后很快就找到了老同学薄一波。薄一波把他分配到决死队第一纵队二总队，从连指导员干起。而后，他陆续担任过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太岳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抗战胜利后调往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做党的工作。
全国解放，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他历任专修科总支书记、预科主任、校本部人事处长、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组织部长兼监委书记。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两次坐监、靠边站被审查。1978年冬，中国科学院党委给他作出了历史结论：“两次被捕，没有问题”，“反‘左’，难能可贵”。1979年调任国务院参事。
李老说：“葛佩琦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以后又怎样被关进了监狱，我都一清二楚。那前前后后，都是一连串的完完全全的人为大冤案！”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李逸三老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接着，他从书橱里拿出一个厚实的文件袋，封面上写着“葛佩琦”三个毛笔字，里面装有八十年代葛佩琦冤案被平反后，一些报纸杂志记者对葛佩琦的访问记，平反前葛佩琦写给李老的信件、申诉材料，和李老给胡耀邦信件的草稿，等等。这些原始材料，有的是一些记者已发表的文字没有述及的，有的是葛佩琦本人的回忆录也未尽纳其内的。这对我来说，都十分宝贵。
多么可敬可佩的老前辈！
为保证“完璧归赵”，我回到新华社复印了全部材料。然后细细研读了“葛佩琦”，越发觉得当年一些人横加给葛佩琦的“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等等罪名，与葛本人从呱呱坠地起，直到1957年身陷囹圄止的真实言行，统统都沾不上边。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他本是热血满腔的爱国青年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平度县仁兆镇淖泥沟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弟兄五人他最小，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加上父母全家八张嘴吃饭，只有三亩半地。农忙时村塾放假，他这个颇受优待的小弟弟，也得去放猪放牛，同时手捧书本不忘苦学。
那时整个平度县只有一所县立小学，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中学。他从私塾考进了这所中学附属小学六年级，刚刚读至毕业，这所中学停办。听说离平度县三百六十里的黄县也有一所美国教会办的中学，怀着“科学救国”理念的葛佩琦，用一根小扁担挑着行李和书籍，汗流浃背地行了三百六十里，考进了这所中学。
那是1929年春天。第二年的5月3日，是侵入山东的日本强盗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并残杀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十七名外交人员的“济南惨案”两周年。国耻难忘的同学们要求召开全校同学的纪念大会。美国校长借口大会程序中的“向国旗三鞠躬”是教会所反对的偶像崇拜，妄图阻止纪念会的召开，同学们不予理会，坚持召开了纪念会，照样向国旗三鞠躬。这位校长就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中国老师和同学们不听这一套，一直坚持到6月完成了期末考试，才各奔前程。
有钱的同学都转向他方求学了。穷书生葛佩琦却突发奇想：去北京上学。他步行回家“说服动员”，父亲才东挪西借给他凑了十五块钱，母亲给他做了双布鞋和一身粗白布褂裤，再步行三百六十里，回到黄县挑起存放在一位老师家的行李和书籍到达龙口，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买了张便宜的轮船票，经两天一夜的波涛摇晃到达天津。待从天津乘火车到了北京，他口袋里只剩八块钱了。
那时外乡人在北京上中学，就是一文零花钱也不花，每学期的学费、膳食费和书本费，起码也得三四十元。他这区区八元钱，怎么能上得了学？一位同乡举荐他先去一家工厂当学徒，等赚足了学费再求学。他被分到这家工厂的汽车房，先跟着师傅刷洗汽车零件修汽车，然后学开车。平时每天都得清扫汽车房、擦汽车，帮助师傅洗工作服，每月只有一元零花钱，每天两顿窝窝头，一分工资也没有，他也干得很认真。
1930年8月，在黄县读书时的几位同学进了北京崇实中学（现名二十一中）。这所中学与葛佩琦当学徒的工厂只隔一条胡同。他们得知穷得有名的老同学葛佩琦还是因为没有钱才辍学，一位家庭较为宽裕的同学王征寿（现为广州南方医科大学教授）主动借给他二十五块钱，够交一个学期的伙食费；葛佩琦自己剩下的那八块钱，够交一个学期的学费；那位举荐他去工厂当学徒的老乡，则借给他五块钱买了书本，他才得以插入这所中学的初中三年级。
他遂向工厂厂长告辞。厂长看这位年轻人忠厚老诚，刻苦上进，就特别关照他得空儿就回厂继续学开车。这正合他的意，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他都回厂摸摸方向盘，没花一个铜子儿就成了技术娴熟的司机。
第一学期顺顺当当地度过，第二学期的“钞票”又成了问题。学校教务长介绍他去牧师兼校长办的瑞士奶羊场，给用户送羊奶。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骑上自行车，把三十多瓶四十多斤重的羊奶分送给东单、东交民巷一带的用户，往返约十里，八点钟准时进课室。下午四点下了课，他再按这条路线送一次奶，不误晚自习。
这样，奶羊场负责给他交学费，另外每月还给工资三元钱；他第一学期的总成绩在初中各年级名列第二，得了八元钱的奖学金，第二学期的“经费难”也全部解决。
他如此风雨无阻地半工半读，在高中部又读了两年。这两年的寒暑假，他照样没钱回家探望父母和兄妹，就留在学校每天照送两趟羊奶，偶尔还开车帮人送水果，所余时间全部用来刻苦自习，拿下了高中三年级的全部课程。1933年暑期，他以优异的成绩，越级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进了全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他照旧半工半读，以获生活、学费之源：家庭教师，中学兼课。终年辛劳不已。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一二·九运动闯将”
1935年5月和7月，“先安内后攘外”的国民党政府，接连与日本强盗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任由日本军队大举增兵关内，叫嚣“华北五省防共自治”。11月24日，汉奸殷汝耕在北京城东二十公里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二十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机制。北京城上空常有日军飞机侦察盘旋，大街小巷更有日本浪人霸道横行。
正当这华北危亡之秋，与日本人签订“何梅协定”的何应钦，又作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华北代表处长官的身份来到了北平，住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见了一些“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与日本人秘密商谈，决定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消息传出，中共北平市委立即决定，由北平市学联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找何应钦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果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游行，推动各界人士抗日高潮的到来。
12月9日早晨，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汇集到新华门前。新华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枪上刺刀的军队和架着机关枪的车队。学生们推出的十二名向何应钦请愿的代表，根本进不了中南海，遂立即改为示威游行。葛佩琦与北京大学的许多同学也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正要向日本大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进发，国民党军警用皮鞭、棍棒、大刀、枪托、高压水龙头对付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不少学生被捕，三十多名学生受了伤，其中东北大学的一位男同学被打断了鼻梁骨，女子二中的一位女同学被砍伤了一条胳膊。马路上霎时冻成了一片片晶莹的血花。同学们仍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继续与军警搏斗。
永垂青册、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由于全天参加了游行示威，本当9日下午当众开票宣布北京大学学生会的选举结果，改在10日上午宣布。葛佩琦被选为学生会执委会委员。接着，朱穆之（当时叫朱仲龙）、韩天石等三人被选为学生会总务、副总务（即主席、副主席）。
也由于有了这一整天的示威游行，原定这一天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泡了汤。
冀察当局召集各大学的校长开会，要他们“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不要再上街“乱喊口号”。有些校长回校后在学生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你们再去游行，学校就难保了！你们应当爱护学校！”有的学生当场站起来反驳说：“校长，我们爱学校，但是更爱国家！”
12月14日，北平报纸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改在12月16日举行成立典礼。北平市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6日凌晨，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的所有学生宿舍，都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紧紧包围，住在北大西斋宿舍的葛佩琦，率领西斋的同学向门外冲击时，与身后举大旗的两位同学立即被军警逮捕，并遭到十多个侦缉队员的拳打脚踢。然后被押到附近银闸胡同的警察署，拴在木柱上。接着沙滩大街上响起接连不断的口号声和歌唱声。北大同学终于全部冲了出来。
上午十点多钟，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警官开始“过堂”。他问葛佩琦：“你们这些受共产党蛊惑的学生，闹腾什么？……难道你们还要造反吗？”
葛佩琦回答：“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
“不要胡说！谁是汉奸卖国贼？敦睦邻邦，谋求和平，是党国的大政方针，你竟敢在公堂上发表抗日言论……”
“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者就是汉奸，以国土睦邻者就是卖国贼……”
“你胡说啥？给我跪下来！”
“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把他拉下去，给他戴上手铐，送市警察局！”
在市警察局，葛佩琦与各校被捕的同学继续坚持不屈，齐唱救亡歌曲。数日后，都被各个学校当局保释出狱。
1936年1月，平津学生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传播抗日救亡火种。葛佩琦与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在后方募集捐款，支援南下同学。但是，到达涿州附近高碑店的第三团和到达保定的第一团与第二团，先后被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河北省政府勒令解散回北平。为了保存这一支支抗日救亡力量，第三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获得第三团全体团员的拥护。第一团和第二团成立的组织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推举一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韩天石等九人为筹备委员。他们全都返回北平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将这两个组织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外围组织。葛佩琦立即参加了民先队。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民先”“民先”更得打先锋
就在他参加“民先”的这个月——1936年2月，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北平市当局更加起劲地镇压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许多学校的学生被逮捕或被开除。单是天安门外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又称河北高中）在一天之内，就开除了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康世恩等十人。在校学生要求校长收回成命。高二、高三班同学六十人激于义愤，和康世恩等被开除的同学一起离开学校，流落街头。葛佩琦与北大学生会的两位执行委员代表北大学生会，让他们投宿于北大三院学生宿舍，给予热情慰问。
2月13日，北平各学校的学生代表三百余人，护送康世恩等人返回河北十七中学。校门紧闭，无人接纳。学生们越墙而入。学校校长带来军警特务，将高二丙班学生郭清五花大绑投入监狱，严刑拷打。3月9日，郭清被折磨致死。消息传出，北平许多学校的学生都怒火填膺。北平学联党团决定，3月31日上午九时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郭清烈士大会。30日深夜，葛佩琦和北大学生会的几名执行委员连夜把这一决定，秘密通知了北大进步同学。
3月31日上午九时左右，聚集在北大三院大礼堂的各校学生代表一千多人正要召开追悼会，北大校长蒋梦麟到场勒令停止开会。同学们置之不理，追悼会继续进行。北大救国会主席韩天石致词后宣读了祭文，天津学联、民先总队、北平妇女救国会的代表相继发言。大会决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不再发生这类事件；停止内战，对日抗战。
这时，北大三院的大门已被军警特务封锁。参加追悼会的同学更加悲愤难忍，决定“抬棺游行”。但他们遭到军警的镇压，结果，五十多位同学被捕，其中有女生十七人，还有一位跟着采访的新闻记者，另有更多的同学被打伤。
当天上午，北京大学当局贴出两张布告：一是“本届学生会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一是将追悼会主持人之一的韩天石等四位同学开除学籍，理由是“破坏秩序，危害全校安宁”。
这样，北大学生会一边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同时，要求学校当局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4月1日下午，葛佩琦与另一位学生会执行委员刘玉柱，去面见校长蒋梦麟，要求恢复学生会的活动，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保释被捕同学。蒋梦麟余怒未息，对所有要求均断然拒绝。
葛佩琦们没有气馁。他们发动被捕、被开除同学所属班系的男女同学，接二连三地向蒋梦麟请愿，大搞“疲劳轰炸”。最后蒋梦麟不得不宣布：“兹念师生感情，尚可尽力帮助。”北京大学被捕的男女同学，相继被保释出狱。其他各校被捕的同学，也先后得到释放。
1936年5月，天津日益增多的日寇，将被迫为他们扩建兵营、构筑军事设施的大批中国工人秘密处死。葛佩琦也亲眼看到天津海河中漂流着不少浮尸。天津全市的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
刚刚自动恢复活动的北大学生会，立即率领北大同学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北大当局仍拒不备案。学生会在三院大礼堂召开全校同学大会，又被突然赶来的警察、宪兵所制止。学生们遂转移到三院大操场继续开会，决定将北大学生会改名为“学生救国委员会”。经正式投票选举，葛佩琦被选为二十一名委员之一。
6月13日，葛佩琦与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们，率领北大同学参加了全北平市学生的示威游行。各路游行大军运用了“头调尾、尾调头”的穿插迂回游击战术，经过七散七聚，避开了沿途军警的拦截，会师于鼓楼广场，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
1936年11月，在傅作义的指挥下，绥远抗战爆发。北平市学联发起募捐活动，支援和激励绥远前线将士。葛佩琦也率领北京大学的一支募捐队，到东四至朝阳门一带募捐。他们将募捐所得全部送交北平市学联，市学联购买了钢盔、皮衣、药品等物，送往绥远前线，当月25日，绥远前线将士收复了百灵庙，取得了绥远抗战振奋人心的胜利。
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卓有成效，也未能得到学校当局的承认。而当时没有一个合法的学生会，要顺顺当当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是相当困难的。经过多次力争，学校当局才同意按照当时官方的“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重新组织学生会。经过全校各班代表大会的正式选举，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葛佩琦为副主席，刘玉柱、袁宝华、陆平、胡昭衡、顾大椿等十七人为执行委员。其中除葛佩琦为民先队员外，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决定这一天举行全市学生大游行。市委负责人黄敬、学联负责人高承志和民先队负责人李昌等人组成了游行指挥部。但到了这一天，正碰上段祺瑞的大出殡。为避免与全城戒严的军警发生冲突，李昌建议把“一二·九”一周年的大游行，改在12月12日进行。
12月11日夜晚选出的北大学生自治会，立即对全校进步同学作了总动员。第二天天不亮，葛佩琦等人就率领全校同学参加了全市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庆祝绥远抗战胜利，支持青岛工人抗日大罢工，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
几路游行大军在东皇城根会师不久，在东华门大街碰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小汽车。学生们早先接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对宋哲元只能团结和统战，围着小汽车齐声高呼：“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要求宋哲元下车讲话。宋哲元坐在车里答应：现在兄弟公务在身，下午在景山公园相会。
下午，葛佩琦率领的北大学生队伍首先进入景山公园，然后各学校的队伍五千余人陆续到达。宋哲元虽然失约，仍派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他和大家见面。他表示愿意抗日，接受了大会主席团的几项抗日救亡的要求。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说“今天就办”。当学生队伍气势雄壮地走出公园大门时，全副武装站岗的士兵向学生队伍规规正正地敬礼。
1937年6月，葛佩琦从北大物理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山东省教育厅请他去省立第五中学教物理，他没有去。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果抗战爆发，就响应党的召唤，奔赴前线；如果一时中日不交战，就争取出国留学深造，多学点本领总是有用武之地的。
6月28日，北大、清华等许多院校的学生，在西山举办军事夏令营。葛佩琦虽在城内一所中学兼课，未能全部参加，但在老红军袁义烈和军事干部朱则民秘密前往夏令营讲授游击战时，他也专程前去聆听。这次学到的点滴军事常识，居然对他抗战初期组织游击队发挥了大作用。
“七·七”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北大学生会就组织了多支慰劳队，赶赴卢沟桥和城内伤兵医院慰劳伤员。其中一支慰劳队由葛佩琦率领，慰问了东直门陆军总医院的伤员。伤员们备受感动。有的尽管头上裹的纱布血迹斑斑，有的腿上打着石膏，也纷纷表示争取早日伤愈，重回前线。
第二天，葛佩琦参加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组成的战地联合救护队，到战地救护伤兵。抬进城内的伤兵无处收容，他们就把北大三院改为伤兵医院，医药、设备、经费，一切的一切，全靠自力。葛佩琦代表学生会去见了北大秘书长郑天挺，郑先生表示学校的东西都可以用，煤水电全由学校负担。他们陆续抢救了数以百计的伤员。
7月28日夜，二十九军全线撤退，北平沦陷。在日寇正规军尚未进城时，葛佩琦和他的同学们仍在继续抢救伤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区。8月7日，他才和朱穆之、刘江陵等人告别北平，奔向抗日征程。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步步走向奉献终身的大门
1937年8月上旬，葛佩琦与先后到达天津的五百多位北平学生，乘一艘英国轮船去上海。船到塘沽，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心中打鼓的英国船长想调转船头。葛佩琦与刘江陵等人被全船学生推举组成了航行指挥部，向英国船长提出严正警告：如果你执意要把轮船开回天津，把我们送给已经全部占领了天津的日本强盗手中，我们就把你扔进大海。这位船长只得答应将船开到烟台。
船到烟台，上岸步行。男女同学三百人在掖县沙河镇作了三天的抗日宣传，葛佩琦没有一睹近在咫尺的平度县家门。
在济南，民先队的领导同志李昌等人根据党的指示开会决定，将汇集于济南的大批平津学生一分为三：一部分由李昌率领去太原支援山西抗战；林一山、刘居英、孙传文等一部分人适合留在山东就地开展抗日活动；大部分人由蒋南翔等人率领，南下开展救亡。葛佩琦与南下同学到了南京；并被推选为“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执行委员之一。这些执行委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葛佩琦和另两位执委受同学会的委派，举着《平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先后往访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伦、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教育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六部（民选部）部长陈立夫等党政要人，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日救亡。同时他们访问了沈钧儒、张申府等社会名流和进步人士，得到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作为中共代表进驻南京。先期到达南京、并在平津同学会中建立了党的组织的中共原北平市西城区地下区委书记李华，与同学会中的蒋南翔会见了博古，博古指派李华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并担任书记。葛佩琦与平津同学遂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抗战救亡工作。他们组织战地救护队去正在激战的上海昆山一线，把大批无人抢救的伤兵抬下火线，送到后方医院；他们组织了宣传团，鼓舞南京人民的抗敌热情，并和南京的许多大学、中学的爱国学生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成立了迎送小组，在短短三四个月内，把南北各地流亡到南京的学生，输送到抗日部队、延安或大后方的，就达万人以上。
9月中旬，国民党政府让教育部出面，以沦陷区的一些高等院校已在湖南、陕西成立了临时联合大学为借口，要求平津同学会自动解散。南京宪兵司令部也借口“维护首都治安”，多次派人催逼同学会停止活动。为克服这一危机，葛佩琦遵照学生会负责人传达的博古的指示精神，与学生会的另一名执委见了南京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周炳琳，要求举办“战地服务训练班”为前线培训战地服务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