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倒袁崇焕之后，温体仁和阉党余孽便立刻弹劾和袁公关系不错的东林巨子钱龙锡。和袁案相同，温体仁同党史范再次弹劾奏疏，捏造事实说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经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并捏造其收受袁崇焕贿银几万两。
与逮捕袁崇焕一样，这件事同样毫无道理。因为事实上，钱龙锡虽然和袁崇焕关系不错，但在很多事情上却与袁崇焕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当年袁崇焕曾对崇祯夸下海口说“五年平辽”，而钱龙锡就颇不以为然。即便在诛杀毛文龙这样的大事上，虽然袁崇焕“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但钱龙锡也仅仅是回以“处置慎重”的建议。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临阵斩帅一事上，其实钱龙锡还是有所保留的。而在袁杀了毛文龙之后，崇祯甚至“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这从侧面也可以说明，作为皇帝的朱由检心口不一，实在是个浑蛋。
以如此牵强的理由弹劾朝中的首辅，这就犹如政治赌博一般，温体仁和他的同党们在加紧攻击袁、钱二人的同时，内心也是忐忑不安的。而老谋深算的周延儒此时更是装出一副超然的态度，只在幕后予以执导和协助。因此“倒钱”运动在这一阶段并不是非常的明朗，而此时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如果清醒、开明的话，那么很快就能看清奸党的手段。但事实上此时的他却早已没有了理智，由于朝野间对袁钱二人的卖国欺君攻击接连不断，崇祯的脑袋已如装满糨糊一般。而首都被敌军经久围困则更让他觉得面子有些挂不住。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必须找个替罪的羔羊，而只有一个袁崇焕，还是轻巧了一些。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昏庸到了极点的朱由检想都不愿想就把矛头对准了自己一向倚重的首辅钱龙锡。钱龙锡眼见形势巨变，心中不禁升起一丝悲凉，只好辞去官职，返回了老家。
罢免了钱龙锡，逮捕了袁崇焕。次年六月温体仁和周延儒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在周延儒的大力推荐下，温体仁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内阁，真正地接近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但令人感到可恶的是，这次“倒逆”风波并没有至此结束，而他们的目的也并非仅仅是将对手下狱罢官那么简单。同年八月，在温体仁等奸党的不断污蔑下，朱由检终于对袁、钱二人动了杀机，下旨道：“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互谋不举，下廷臣会议其罪。”
八月十六日下午，朱由检再次在平台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事宜。在百官发表意见之前，他先是气冲冲地列举了袁崇焕种种“罪状“，接着又装模作样地问道：法司如何定罪？大臣们见皇帝老子发了怒，心中早就吓了个半死，哪还敢再替袁崇焕喊冤。朱由检见满朝臣子并无异议，于是立即宣布了他的决定：“依律磔之！”
定完了袁崇焕的大罪，高捷等阉党余孽又不依不饶地把钱龙锡提出论罪。最终，在众人的周旋下，朱由检也多少起了恻隐之心，但即便如此，虽然免掉了钱龙锡的死罪，但最终还是将其发配定海，“在戍十二年，两遇赦不原”。而其余与钱关系较好的政治官员，贬的贬、废的废，大明帝国刚刚稳定不到一年的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换血，周、温二人的亲信纷纷走马上任。反东林党派一举攻占了帝国政治的最高地，而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又一次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
至此，在周廷儒的背后操作下、在温体仁的认真执行下，二人的政治对手基本一扫而光。大明帝国的江山也被朱由检和两个浑蛋送上了不归之路。
在周延儒和温体仁所操纵的“诛袁灭龙”把戏中，温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而周则多少有些暧昧。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周延儒来讲，他肯定看出“诛袁灭龙”这件事将来恐有翻案之虞，所以不愿意过多掺和。但干掉钱龙锡对他则是大大有利，他自然不会有什么阻拦的举动。同样我们还可以这样猜测，在周延儒心里其实也很明白，他和温体仁干的都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从狙击钱谦益开始，他就不在前头冲锋陷阵，而是巧妙地把温体仁推到了斗争的第一线，这样一来，表面上自己就和许多事情都脱了干系。这一招用得很漂亮，既打击了敌人又保护了自己，实在是集天下无耻之大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