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明政府的关注。万历三十六年，明廷终止了建州朝贡。次年，又关闭了马市，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明朝这样做非但没有使努尔哈赤就范，相反，却加速了他们政权的建立。
万历四十二年四月，明神宗派遣守备肖伯芝赴辽东。肖伯芝此行作威作福，一方面摆足排场强令努尔哈赤跪拜，另一方面又企图以三言两语化解掉边关的危机。这种迂腐的做法直接暴露了明朝官僚的虚伪、怯懦，对此努尔哈赤自然心生厌恶，毫不犹豫就把这位肖大人顶了回去。肖伯芝事件之后，明朝政府更加注意努尔哈赤的发展壮大，但短浅的目光让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式，以为单凭高压政策就可以解决边境的问题，于是进一步压缩女真人的土地，并收缴其粮食，断绝其经济来源，这也直接加重了女真人集体性的反叛心理。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宣布“大金”政权成立，登极称汗，年号“天命”，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后称兴京。之所以建国号为“金”，是因为他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看作是历史上金朝的复兴和继续，史称“后金”。这也象征着女真民族摆脱了与明政府二百余年的隶属关系，重新开始了同代表汉族政权的明帝国分庭抗礼的新阶段。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击败了女真民族最后一个分裂势力，彻底完成了本民族的统一。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讨大明：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唯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七大恨”彻底地否定了明朝政府延续百年的边疆政策，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廷分化瓦解女真各部，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
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女真军民之间激起了极热烈的战斗氛围。为此三军将士奋勇冲杀，很快便攻下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处，掠人畜三十万，击杀辽东总兵张承胤，获战马九千匹、甲胄七千副。
当年五月，努尔哈赤指挥后金军再次征明，又相继攻克抚安堡、花包冲堡、三岔儿堡等十一个屯堡。七月，攻入鸦鹘关，袭破清河堡。努尔哈赤欲乘胜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且侦知明廷将派大批军队增援辽东战场，于是在九月便主动撤退。
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努尔哈赤通过明朝使臣李继学向万历皇帝朱翊钧提出了三项罢兵的条件：
（1）撤走边兵，解释清楚“七大恨”，承认金政权的存在，允许他自立为王。
（2）抚顺、开原原有敕书仍照旧给予。
（3）赔付绸缎三千匹、黄金三百、白银三千。
对于努尔哈赤的狮子大开口，明政府大为恼怒。虽然“辽左覆兵陨将，虏势日张”，边关局势已经一塌糊涂，但帝国的中央决策层还是决定调兵遣将，企图一举将新生的“后金”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在他们的眼里，努尔哈赤虽然羽翼渐丰，但实际上不过是边境上一小股凶顽，虽然让人恼怒、担心，但剿灭他们依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