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真假假
至少有三种风尚由死于非命的何晏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病态时尚背后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则是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当我们打开历史的长卷，把魏晋风度次第展开时，眼前出现的是一幅难以看懂的画面。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还很可能集于一人之身。
比如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嵇康和阮籍的好朋友。跟阮籍一起到漂亮老板娘那里买酒喝的就有他，尽管他比阮籍小了二十岁。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在一起喝酒，王戎后到。阮籍说：你这俗物又来败坏兴致。王戎却笑着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岂能败坏得了！
那么，王戎俗吗？
俗不可耐。他虽然官至司徒位列三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侄儿结婚送件便衣，又要了回来；女儿回娘家，也拉下脸来暗示她归还嫁妆。家里的李子拿出去卖，又怕人家得了好种，竟不厌其烦钻破果核，还跟老婆半夜三更摆开筹码算账，真可谓财迷心窍。
然而俗不可耐的王戎却又风流倜傥飘逸潇洒。所谓目光炯炯如岩下闪电，说的就是他，而且还是玉人儿裴楷的评论。说“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句话的，也是王戎。他甚至七岁时就表现出从容镇定的风度，在攀栏咆哮的老虎面前纹丝不动，让魏明帝曹叡大为惊诧。
命都不在乎的，要什么钱呢？
奇怪！
因此也有人说，王戎贪财跟刘备种菜和阮籍酗酒性质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假想敌。
这当然仅供参考。但财迷王戎跟他的财迷老婆相当恩爱浪漫大约是事实，因为王太太称王戎为卿。当时的习惯和风俗，是尊称曰君，相当于“您”；昵称曰卿，相当于“你”。因此按照礼教，太太应该称他夫君。
可是王太不管不顾，偏要叫卿。王戎纠正，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亲你爱你，这才用你叫你，我不用你叫你，谁有资格用你叫你）？王戎也只好听之任之。
从此留下一个成语：卿卿我我。
如此看来，王戎简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却目光如电，吝啬贪财却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却又儿女情长。儿子王万去世后，山简（山涛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来。这当然很另类。因为按照礼教，父母去世才该痛不欲生，儿子死了却大可不必。
于是山简说：请节哀！再说也不至于此。
王戎却说：圣人超凡脱俗，愚民麻木不仁。他们对待情感，或者淡然若忘，或者不知所以。最看重也最专注于感情的，恰恰正是我们这类人啊！
这就叫“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王戎的话并不错，魏晋人确实最重感情。一位姓王字伯舆的名士，甚至在登上茅山（在今江苏句容）时放声大哭说：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枭雄如桓温，也如此。他西征成汉路过三峡时，军中有人捉到一只小猿猴。失去了孩子的母猿一路哀号，在岸边跟随百里，最后跳上船来，当即死亡。剖其腹，肠皆寸寸断。桓温得知，立即将捕猿人撤职查办。
挥舞战刀者，也有柔软的心。
桓温甚至多愁善感。北伐路过某地时，看见自己三十年前种下的柳树已经很粗，便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手扶柳枝，潸然泪下。
为王徽之吹过笛子的桓伊就更是如此。他是只要一听见有人唱挽歌，就要跟着喊一声“奈何”的。这里的“奈何”不是“怎么办”的意思，只不过是挽歌的组成部分。然而逝者与桓伊并无关系，他喊什么“奈何”呢？
难怪谢安说：子野（桓伊）可谓一往有深情。
情感是最真实的，唯情感不可作伪，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实而率性，正是魏晋风度的构成部分，魏晋名士的基本要求。简文帝司马昱就曾这样点评一个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只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真率，便足以超过其他人许许多多。
简文帝说的王述，就是后来与谢安并肩作战的王坦之的父亲。他在被任命为尚书令（宫廷秘书长）时，接到命令就去上任。王坦之便说：大人似乎应该辞让。
王述问：为什么？资格不够还是能力不强？
坦之说：都没问题，但谦让是美德。
王述感慨地说：既然能够胜任，何必要去谦让？人们都说青出于蓝，我看你根本就比不上我。
这真可谓全身都是率真。
率真的王述也有一个率真的女婿，他就是谢安的弟弟谢万。王述担任扬州刺史时，谢万居然头戴纶巾坐着轿子冲进官署说：人们都说大人痴，大人果然痴！
王述却说：正是如此！只不过好名声来得太晚。
如此翁婿，按照儒家礼教简直不成体统，在当时的士林中却传为美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是肯定和向往真性情的。这种向往和肯定的背后，则是魏晋风度体现和追求的价值和价值观。
我们知道，它就是真实。
真实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没有哪个民族和哪种文明会主张虚伪，反对真实。因此，它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有物理的真实，也有心理的真实；有认知的真实，也有情感的真实；有科学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那么请问，魏晋追求的又是哪种真实？
心理、情感和艺术的。
顾恺之的画便体现了这一点。他画人物，有时几年目不点睛。因为在他看来，人体的其他部分无关紧要，传神写照就在瞳孔。他甚至在玉人儿裴楷的脸上无端地增加了三撇胡须，理由是更能体现此人的神采风韵。
实际上就连儒家伦理，也都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之上。在孔子他们看来，人最真实可靠的，莫过于亲亲之爱。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是与生俱来和不证自明的，需要的只是发扬光大。因此，从“父慈子孝”出发，便不难做到“君仁臣忠”，天下也就祥和太平。
情感的真实，岂是可有可无？
可惜在魏晋两代的政权内部，这种真实荡然无存。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曹丕与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难容，司马家族更是刀兵相见。他们不但不讲亲情，就连起码的事实和道理都不讲。
晋武帝的儿子楚王司马玮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后贾南风之命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却被以矫诏的罪名绑赴刑场。临刑前，二十一岁的司马玮从怀里拿出青纸诏书对监斩官说：为了国家受诏而行，竟落得这个下场！那监斩官也只能低头流泪，不敢仰视。
请问，此时此刻，真实在哪里？
谁都清楚，谁都不说。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戎，他其实是时代的缩影。实际上，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悖论。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就只能变态畸形，充满了纠结。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比如何晏。
病态的自由 何晏没想到自己会死。
或者说，没想到司马懿会杀他。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他在司马和曹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成为曹爽党羽，结果败者为寇。
不过，刚开始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反倒让他参加了对曹爽“谋反”一案的调查，而且事先告诉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则深挖细找卖力办案，终于查出了丁谧（读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马懿汇报。
司马懿说：还差一个。
何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正是。
于是何晏被满门抄斩。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畸形的独立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大破晋军于苦县（今河南鹿邑），晋军将士十万多人无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包括他们的元帅。
元帅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
何况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他说：太尉名扬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说没有责任？我看破坏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您老人家！
结果，全身瘫软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
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
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王衍终于没能像庾亮和李势妹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为自己换得了一种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墙砸死。临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说：我等当年如能勤劳国事，不痴迷于清谈，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
难怪桓温认为，北方的沦陷此人要负责任。
很难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
但王衍的两面性，同样毋庸置疑。
作为名士的标杆，王衍无疑是漂亮的。据说，山涛看见童年的他，曾惊讶地说：谁家女人，能生出这样的孩子！王衍也是潇洒的。由于痛恨老婆贪财，他发誓口中绝不提“钱”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的办法则是喊了一声：来人呀！把这些东西拿走！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但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岂非悖谬？如此悖谬，人心岂能不乱？
当然如此。只不过，乱有乱的意义。
非病不可 中华文明早该大病一场。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样。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哪种文明能够一成不变地长久维持良好状态，正如没有谁能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会开始糜烂，从成熟走向烂熟，从鼎盛走向衰亡。这时，命运和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这就像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
这当然有道理。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就说周顗（读如义）。
周顗也是魏晋名士，名士的派头和毛病一点不少，比如啸、饮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难时，曾经得到过王敦的帮助，跟王导的关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导枕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无物，但像你这样的能装几百个。
然而王敦兵变时，周顗却坚决维护中央政府，与王敦交战阵前。战败后又奉命出使王营，与王敦当面交涉。
王敦问：你为什么辜负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车冒犯朝廷，下官很惭愧地率领六军出战，没想到王师不能振作，因此辜负了大人。
王敦又问：近来作战还有余力吗？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余？
王敦听了当然咬牙切齿，于是有人劝周顗逃亡。周顗却说：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苟且偷生？结果周顗被王敦杀害。死前，周顗大骂王敦乱臣贼子。奉命前来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鲜血一直流到脚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观者无不泪流满面。
于是，王彬站了出来。
王彬是王导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虽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却仍然满怀敬意，不顾王敦的淫威到周顗灵前痛哭一场，然后去见王敦。
王敦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王彬说：刚刚哭过伯仁（周顗字）。
王敦说：他自己找死，再说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声回答：伯仁忠厚长者，又是您的亲友，无辜被害谁不悲伤！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要祸及满门。我们王家麻烦大了！
王彬说得声泪俱下，王敦听了暴跳如雷。他说：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谬，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旁边的王导赶快打圆场，劝王彬下拜谢罪。
王彬说：脚疼，跪不下来。
王敦说：下跪和砍脑袋，哪个更疼？
王彬却不理不睬，毫无惧色。
这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现，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在儒家伦理就叫气节，可见魏晋风度跟儒家伦理未必冲突，甚至还有相通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重，也让人敬畏。实际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见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
儒家思想恰恰能够培养这种精神。事实上，儒学对汉文明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核心价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否需要和可以继承，自然不妨从长计议。不过在当时，却无疑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稳定。
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请参看本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
魏晋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礼教也罢，谁都不是老大，谁都没有权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十一岁的孝武帝继位，到日暮时分仍不举丧。身边人说：皇上，依礼该哭了。孝武帝却说：想哭就哭，哪能规定时间？
礼崩乐坏啊！
崩坏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学的独尊自有原因。事实上，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岂非可以不要？
当然。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就不会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就不需要。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一旦失去，就会人心涣散，国家分裂，变成一盘散沙。
三国和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便是证明。
然而有此一劫，却该额手称庆。因为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否则区区一董卓，又岂能让好端端的大汉王朝土崩瓦解？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
这是文明的生命规律，除非你能关机重启。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机会。
但，谁又能刷新页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又该是谁，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初唐的士族，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欧洲的骑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罢，都只是独立阶层，不是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既不主张也不作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职务是参军（相当于参谋），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后来任桓温之弟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但无论在哪里，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无所作为。
有一次，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你在哪个官署任职？
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两句话都出自《论语》，牵涉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不问伤没伤马。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两处引用，都是故意断章取义，卖弄小聪明。
对此，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加放荡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
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
至少，也是默许。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上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华的历史，势必走向南北朝。
后记
那些女人 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也就是冲帝去世那年，东汉朝廷收到一封多人联名的举报信，举报当朝太尉李固目无君父。证据是：冲皇帝出殡时，道路两旁的臣民无不痛哭流涕，李固却浓妆艳抹，搔首弄姿，左顾右盼，走着猫步卖弄风情，只有自恋之意，全无悲痛之心。
啊！李固是女人吗？
不，男人。
但看起来，比女人还女人。
不知道这是不是顾影自怜的第一例，但男人的女性化在东汉末年应该已经开始，后来的魏晋名士只不过登峰造极而已，尽管李固可能是冤枉的。
何晏他们，则确实不男不女。
这未必是什么好兆头。因为男人的女性化只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文明的精致化，要么是文明的粗鄙化。精致就追求细腻，难免英雄气短；粗鄙又要假装文雅，只能儿女情长。但无论哪种原因，结果恐怕都一样。
是的，雄性激素减少，变得娘娘腔。
娘娘腔盛行于魏晋，除了文明的精致化，也与士族阶级有关。魏晋士族不同于欧洲骑士、日本武士之处，在于后者尚武，前者崇文。文则雅，雅则柔，雅化的同时往往也是阴柔化。所以，隋唐新文化，就主要得靠北方汉化的胡人来开创，这正是下一卷《南朝，北朝》要说的。
不过，魏晋的男人虽然女性化，魏晋的女人却相当出色和能干。这也许要拜礼崩乐坏所赐，或者那时的男人实在萎靡不振。总之，读《晋书·列女传》和《世说新语·贤媛》，你会发现那里面的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
比如许允之妻。
许允之妻是卫尉（首都卫戍司令）阮共的女儿，长得奇丑无比，因此许允在新婚之夜便不肯进入洞房。后来经朋友劝说勉强走入房内，又掉头就跑。允妻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便一把拽住许允的衣襟不放。
于是许允说：妇人四德，你有几个？
四德，就是品德、言语、容仪、女功。
允妻答：只差一个。
接着她反问：士人的美德，夫君又有几个？
许允答：一个不少。
允妻说：好德不好色，也有吗？
许允这才发现此女非凡，于是夫妻情好日密。
实际上许允之妻颇有大将风度。许允担任吏部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被人举报以权谋私，提拔任命的都是自己的老乡。魏明帝接到举报，立即下令派禁卫军将许允捉拿归案，许允也只好去见皇帝。
全家人号啕大哭。
允妻却镇定自若。她对家人说：不要哭，老爷一会儿就会回来。又交待丈夫：见了皇上只能讲理不能求情。
许允听了妻子的话。他对魏明帝说：知人善任，是用人的原则。臣之所选，都是臣了解的人。请陛下查检他们是否称职。如果有不称职的，臣甘愿领罪伏法。
查检的结果，是许允被无罪释放。
回家时，妻子已经煲好了小米粥在等他。
不过许允终究还是卷入了李丰、夏侯玄的案子，被司马师逮捕，最后死在流放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允妻正在织布。她跟上次一样神色不变，只是淡淡地对报信的门生说：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她也谢绝了门生帮她藏匿儿子的好意。允妻说：孩子们不会有事的，用不着藏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