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令李煜埋怨命运不公的，幼子仲宣的早夭乃是其一。仲宣聪敏强记，三岁时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孝经》，这本是当时书生们准备科举考试所学的典籍，他小小年纪就已熟记，足见其天资聪慧。除此以外，他熟悉全部繁缛的宫廷礼仪，和大臣相见时应对有度。
按照宫内规矩，皇子出生后应该由专门的宫人照顾，但大周后爱子心切，一直把他留在身边，亲自教导。961年，大周后病重，不得以只好让仲宣住在别处。他在佛像前玩耍时，一只猫蹿上悬挂在宫殿墙顶的琉璃灯盏，灯坠地发出巨响，仲宣受到惊吓而生了病。几日后，他竟就此夭折，当时只有四岁。
大周后得知仲宣的死讯，病情加重，很快也辞世。
年轻时便遭遇丧子、丧妻之痛，这对生活一向平顺的李煜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憾事，只能徒劳埋怨天公不作美。至于几年以后的亡国，更是李煜不愿见到的。
在登基之初，李煜也曾想过要当一个好皇帝。大臣张佖曾劝他要以汉文帝为榜样，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在这份奏章上，李煜批示：“朕必善初而思终，卿无今直而后佞。”然后，张佖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可惜他的治国热情一闪而逝，反而终日流连于诗词书画、歌舞音乐、美酒爱情。耿直的大臣纷纷劝谏，李煜最初尚能一笑而过；后来，内史舍人潘佑和户部侍郎李平劝得多了，话说得重了，又有奸人从中挑拨，李煜竟将潘、李二人先下狱后诛杀。
大将林仁肇为挽救南唐王朝，向李煜献策先发制人，由他带兵偷袭北宋。为了保护李煜，他甚至道：“若担心势不能敌，于国不利，可在我起兵之日，将我眷属拘捕下狱，然后再向宋朝廷上表，指控我窃兵叛乱。事成，国家或可受益；事败，我甘愿受杀身灭族之祸。”胆小怕事的李煜犹豫再三，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后来北宋使出反间计，李煜反而果断地毒杀了林仁肇。
另有《钓矶立谈》，记载着这样一桩事：
后主天性喜学问，尝命两省丞郎给谏、词掖集贤、勤政殿学士，分夕于光政殿，赐之对坐，与相剧谈，至夜分乃罢。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好生戒杀，本其天性，承蹙国之后，群臣又皆寻常充位之人，议论率不如旨尝。一日叹曰：“周公、仲尼忽去人远，吾道芜骞，其谁与明？”乃著为《杂说》数千万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几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原来，李煜也常和大臣讨论富国强民之策。但每当臣子的意见与他相左，他从不自我反省，而是责怪大臣们不理解他。他自比上古明君，感慨当今世上没有如周公、孔子一样的贤者，所以无人理解他的为君之道。他还把自己的治国见解记录下来，盼着百世后能有人理解。
根本不需百世，金陵城破的一刻，李煜所谓的“道”，已成为笑柄。百世后若有人读到其“数千万言”，恐怕也只能长叹一声。
李煜自毁长城，又不肯听讽纳谏，亡国是人祸，怨不得天。
或许，性格已决定他本就不是南唐国主的上上人选。弘冀若没有病逝，从善若更为年长，或许，南唐都不会那么轻易就土崩瓦解。他既没有治国之才，又无领军之勇，除了仁厚，似乎不见其他任何可助其成为优秀政治家的品格。由此，后人更在百世之后，觉得《浣溪沙》中“天教心愿与身违”一句，其实也暗含了李煜不愿为君之心。
李煜是否真的不想做皇帝？这是个无人可以解答的谜题。倘若他果真厌倦庙堂，大可做个顺水人情，把皇位拱手让给野心勃勃的从善。事实上，他可能只是不想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枯燥的治国理政上。光政殿内的臣子对答，远不如瑶光殿里的琵琶曲更能静心，勤政殿的权力博弈，更不及禁苑寻春的一分乐趣，李煜享受着皇位赋予他的种种特权，丰富着各种生命体验，却不想履行君王的义务，在国破家亡后，也归咎于天。
李煜笃信佛教，应知佛曰：
“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别离，怨憎，求不得。”
由此来说，“心愿与身违”本就是人生常态，所求越多，失望的机会便越多。就如李煜，要逸乐还要江山，要美人还要华年，倘桩桩件件都如他所愿，需得天公多少垂怜？
昔日在暮色中等待月上柳梢时那你侬我侬的情意，已如东流水。斜阳被琼楼玉宇掩映，在花荫上洒下一层金黄的余晖，如梦似幻。李煜畏惧的一切，都成了现实。下阕中“空”“谩”二字，道出说不尽的寂寞、悲凉、迷惘、无奈和追忆。
这所有愁绪，在登临时更达到了一个顶峰。客居他乡者，往往最惧登山临水。纵使山再高，也无法让登临者窥见故乡风光，极目处，天与地连接一起，极远又似极近，反而更增三分失落；纵使水再深，也无法让临水者御水而行，凭栏望，海天一线，那屏障若隐若现，又添了七分惆怅。
是谓登山临水，凝眸处，离愁更深。
可是，客居者又常常忍不住登临，总盼着天涯望断处，就是故乡。别离是愁，思念是毒，明知饮鸩止渴并非良策，却在刻骨牵挂中饮下一壶又一壶。
亡国前，李煜也曾在黄昏时独倚栏杆，虽然国将不国，日日沉溺于笙歌醉梦里的他，也盼望那一刻永不逝去。那时的他，大抵未曾想到过在异乡登临的万般苦楚。及至后来，心与愿违似乎成了人生的常态，等他再次登临，已在长江的另一边。
荒废流年，亦被流年辜负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乌夜啼
年华易逝、好景不常的紧迫感，在李煜词中从不少见。早期作品《子夜歌》中就有“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之句，道出流光容易把人抛的残酷现实，告诫人们要抓住有限时间及时行乐。遗憾的是，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并没有激发出李煜对治国的兴趣。他依然悠闲游荡，把美景收入眼帘，把美人留在身边，把良时攥在手里，唯独把偌大的国家，甩在身后。
等到他沦为阶下囚，再次抒发人生无常、世事多变的感慨，正值春花凋谢。春归花落是自然规律，李煜看到的落花不是一朵两朵，而是成片凋谢。那一片艳丽的红色，仿佛在瞬间枯萎——这分明是李煜身世的写照。
李煜在二十五岁时登上帝位，他并没想到手中皇权的有限期只有十四年，并没想到南唐王朝如此短命。当赵匡胤沙场练兵准备征讨时，李煜还在嘲笑宋军搭浮桥过江的想法如同儿戏，谁料短短两年后，赵字旗帜就插上了金陵高耸的城墙。然后他献城投降，连眼泪都来不及擦干，连仓皇都没有藏匿好，就匆匆辞庙，到了赵匡胤治下的汴京。
“太匆匆”三字，岂止单纯针对落红，还映照出李煜陡变的命运。这三个字构成的紧迫感，几乎拖拽着全词情感的节奏，让人有踉踉跄跄、左冲右突却不得章法的失衡与慌乱感。“朝来寒雨晚来风”，既是林花凋谢之因，对李煜本人而言，又可喻指强大的北宋如狂风暴雨，摧残了李煜的一枕好梦。
花本无意，人却有情。被摧残而落的花瓣上，隐约有雨滴滚动，晶莹闪烁，折射出雨后天晴的一抹光晕，还有落花虽残犹红的俏丽颜色，就像落红的一颗胭脂泪。花朵不愿离开枝头化作花泥，于是把不甘和留恋，寄托在醉人春风里，但落败已成事实，谁见过凋落的花重返枝头呢？李煜此时，已不再是那个年轻的仿佛还有能力改变一切的青年，继位之初最好的时光，已经被他荒废。
961年7月，李煜登基，他本名从嘉，继承皇位的瞬间，身着黄袍的他在文武百官的山呼海蹈中走向权力巅峰，就有了一个被寄予无限期望的新名字——李煜。
南唐自开国起，就有新君登基时改名的传统。南唐烈祖即李煜的祖父原名知诰，坐拥天下时改名“昪”，有明亮之意；元宗即李煜的父亲原名景通，承袭皇位时更名为“璟”，意为玉之光彩。皇位传到李从嘉，承袭祖法，也要改名。
文臣遍查典籍，最终大臣汤悦从扬雄的《太玄·元告》中择“日以煜乎昼，月以煜乎夜”两句，又从中请出“煜”字，有光明照耀之圣兆，以求新君新政新气象。
李煜初登帝位时，有过短暂的励精图治的想法。但长期和诗词歌舞打交道的他，很快对无休止的政事感到厌烦。再有官员进谏，他给对方以重赏，却把建议束之高阁，并不实行。在逐渐强大的宋朝的虎视眈眈下，南唐岌岌可危。但是，李煜除了向宋朝皇帝谦卑表示“自出胶痒，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一味示弱，无其他实际作为。
本应趁着登基之初在臣民面前立威立信的他，错过了最好的机遇。之后，北宋逐一进攻江南诸国时，南唐又错过了与他国结盟的良机，甚至落井下石，奉赵匡胤之命，写信劝说南汉皇帝投降。等北宋军队兵临城下，李煜又火急火燎地给吴越国王写信，请他不要和北宋一起进攻南唐，信中言：“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今天子易地封赏，王亦大梁一布衣尔！”此时他终于明白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但南唐在“朝来寒雨晚来风”的政治氛围中，再无逆转的时机，就像在风雨中飘摇陨落的残花，再难重上枝头。
见落花而感慨自己的身世，最典型的非林黛玉莫属。这位多愁善感的林妹妹，见花谢生感叹，一曲《葬花词》，满是凄凉意，其中“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几句，虽不及“太匆匆”三字短促紧迫，但身世飘零的意味，显较《相见欢》要为浓烈。
但这正是李煜的高明处。眼见残红遍地，他的感慨已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身世。在“几时重”这声绝望呼号后，李煜抛开落花，也从身世际遇中跳脱出来，情感升华为对人生和自然的感悟，结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骤添几分豪情与悲壮。
犹豫和怯懦是李煜在亡国前表现出的典型性格。在亡国后，他虽多了些寄不快于诗词的勇气，偶尔还会触怒宋朝皇帝，多数时候还是表达得相当隐晦。他把个人情怀寄托在惜春悲花中，道出风雨无情，人生无奈。这种“无奈”的剖白，却不同于此前的怯懦，有一丝看透世事的通达。春来春去没人能够阻止，除了怀着一份惋惜接受，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北宋太平宰相晏殊有两句颇为著名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对光阴难留，好景不常在无奈，实是人类共通的情感。
李煜已丧国离家，除了通达地认命，他没有安身立命的更好方法。他已错过太多本可与北宋抗衡的机遇，这些机遇也再不会重现，后悔也无济于事，只能长叹：“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凄婉又引人思考，难怪王国维先生评价道：“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几百年后，女词人李清照读到了李煜的《相见欢》。
清初韵学家沈谦在《填词杂说》中说道：“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虽是针对婉约词婉约清丽的本色而言，但也难得的把这两位词中翘楚联系到了一起，使人更容易联想到他们那略略相似的人生。
他们都曾有过“沉醉不知归路”的少年情怀：一个贵为皇子却不参与国事，心安理得地在金陵城中做个富贵闲人，寄情于诗词、山水之中；一个为名门闺秀却不识女红，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张扬着不输男子的才气。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下，他们却有幸得到了完满的爱情：李煜遇到了娥皇，李清照邂逅了赵明诚，纷纷谱写了琴瑟和谐的佳话。而后，命运陡然逆转，爱侣早逝，他们还没来得及从亡妻、丧夫的悲痛中缓过神来，便又遇国破的时代悲剧，帝王沦为阶下囚，受尽屈辱，孀妇离乡背井，流离失所。
每忆起意气风光的少年时，越感念后来的遭遇之惨痛，绝世才华化作泣血哀鸣。李煜和易安，都经历了生活的幸与不幸，本就心思细腻、多愁善感，丰富的人生体验又令他们把更多千回百转的心思注入词章。妄加揣测，总感觉他们若能相见，必能引为知音。明戏曲家卓人月也曾感慨：“后主、易安直是词中之妖，恨二李不相遇。”假若二李穿越时空相遇，灼灼才华与郁郁悲痛相互碰撞，不知会在诗词的海洋激荡起何等壮观的浪潮！
原来，李清照果真“遇到”过李煜。易安居士曾认真研读李煜的词作，某一日，她读到了这首《相见欢》。同样爱极百花的易安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对“林花谢了春红”的感伤里，而是掩卷长叹：“亡国之音哀以思。”
她读懂了那个落魄的帝王、潦倒的文人。
梦乡是落魄者最好的去处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后人多把《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视为李煜的绝命词，但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北宋蔡绦在《西清诗话》曰：“南唐李后主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云‘帘外雨潺潺……’含思凄惋，未几下世。”他认为《浪淘沙》才是李煜绝笔。现代词学家唐圭璋先生亦表示了赞同，称《浪淘沙》“殆后主绝笔，语意惨然。五更梦回，寒雨潺潺，其境之黯淡凄凉可知”。
李煜词作的前后分期，多可从内容与风格辨出。时光的流逝不仅能使青丝变白发，还会消磨斗志，让过往的一切化尘归土，甚至抚平心灵的创伤。然而，在幽禁岁月里，看晴空红日当头，见皎月爬上树梢，寒来暑往，雁去雁回，从江南烟雨中走出的李煜，却始终无法植根于北方的土壤，对家乡的思念越来越深，痛苦与他如影随形。
在北国受人监控的岁月里，最初尚能隐忍克制，越往后，他的忍耐渐濒临极限，仿佛突然就生了反骨。原来被表达得隐晦的故国之思，渐渐趋向明朗，连赵光义施加的威慑和压力，也再不能阻挡情感的喷发。他在词中表现出来的痛苦鲜明而强烈，直至哀沉入骨。
对于“痛苦”的感受，鲁迅先生曾有过令人折服的阐释。他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梦中的李煜，可回江南，可坐龙椅，可与兄弟对弈，可拥娥皇入怀，即便他只是在一个缥缈处闲极无聊地游荡，终归逃离了如牢笼一样的汴京。但醒来后，他还是在那座小院里，抬起头，也只能看见汴京的一方天空。
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梦解释为“愿望的满足”，还有哲学家尼采说“梦是对白天失去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皆是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当愿望无法达成时，便在梦中求得片刻的圆满。古典文学中与梦有关的话题千百年来不绝，无论庄周梦蝶还是黄粱一梦，抑或李白梦游天姥山、陆游“铁马冰河入梦来”，都是因主人公所遇之事不随人意，所以他们才在梦境里勾画理想世界。
李煜传世词作不过三十余首，与“梦”相关的有十八首，占据半数以上。他前期作品记梦，多写男欢女爱、离愁别绪，如“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宴罢又成空，梦迷春雨中”“梦回芳草依依，天远雁声稀”；后期作品里的梦境，则多与故国相关，典型的如“闲梦远，南国正芳春”“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再者，就是因为对故国生活的回望，从而诱发的对人生如梦的感慨，《子夜歌》当属这一类：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后人评李煜词“粗服乱头，不掩国色”，这首《子夜歌》便具有这种本色。词篇起句即论人生，言人生愁恨难免，故而人人有愁，人人有恨，但词人的愁恨却与众不同——亡国之君思念故国之恸，并非每个人都能想象出来。他时刻思念的故国，只有梦中才能重见，梦醒后，除了“双泪垂”，别无他法。这种情感，与《浪淘沙》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
金陵岁月，他可以欣赏佳人舞点，拈花蕊嗅，踏月游园。宫廷生活奢华而喧闹，娱乐活动更是十分丰富，倘若君王愿意，他大可以从东方刚白尽兴游玩到星月当头。那时候他的梦里偶有伤感，却不过是悲春伤秋、伤时感事的小情怀，以给过分逸乐的帝王生活添一抹暗淡的色彩，毕竟人生有喜有悲、有爱有痛才算圆满。
但是后来，在“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囚徒日子里，日日夜夜见到的都是相同的人、相同的庭院，或许院中的花开了又败了，风雨起了又住了，梁燕去了没回来，这些琐碎的变化，不足以缓解他内心的痛。
梦乡，就成了最好的去处。
梦里不知身是客，哪怕一晌贪欢也可以令人沉迷，他耽溺其中，不愿醒来。但，哪有不醒的梦呢？创作《浪淘沙》时的李煜，正在梦醒后无处可去的困境里狼狈挣扎。
这是个春雨飘落的夜晚。淅淅沥沥的雨打在芭蕉树上，打在窗棂上，惊醒了熟睡的李煜，也惊扰了他的美梦。他就这样不情不愿地，被硬生生地从南唐温柔乡中，拉回令人绝望的现实世界。美梦不再，惆怅顿生，似有人晕开一团浓墨，勾勾画画，涂涂抹抹，以至于连鲜丽明亮的春景也只剩黑白两色。
既是暮春，便是近夏，虽有冷雨叨扰，夜间难免有些许凉意，但还不至于让人畏寒，但词人拥着罗衾，仍觉抵不住五更天的浓浓寒意，实在是因为他心底那一份苦寒始终得不到熨帖。春意已阑珊，这一场雨后，不知又会有多少落红铺地。逝去的春色就像被惊醒的梦，又像被掠夺的故土，追不回，不可追。凄清雨声与阑珊春景，与词人心境恰恰重合，倍增凄苦之意。
他虽然已醒了，却更想假装自己还在梦中，这样才可以暂时逃避“汴京客”的屈辱身份。把“客”字含义说得直白些，便指在他人的地盘上：“他人”若为友，客为座上宾；“他人”若为敌，客是阶下囚。在李煜词中，满是客居他乡、寄人篱下的凄凉。
正因身是客，初到汴京，李煜不能不收敛起对自由的渴望，遵守北宋皇帝的命令，不奉旨意不能随便离开所居住的小院，即便门口只有一个年迈的老兵把守，也不敢擅自逾越；正因身是客，所以每逢和曾经跪在他面前的南唐旧臣相见时，对方行礼后，他还要还礼；正因身是客，他不能再以主人身份支配南唐财富，只能求宋太宗给他增加俸禄；正因身是客，无论宋太宗如何羞辱他，李煜都只能叩头谢恩，甚至连小周后被辱，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只有在梦里，他才能逃离这一切，装作现实中的悲惨境遇才是一场梦魇。这虚伪的欢乐和放松，只有短暂一晌，尽欢之后，将是更加难耐的春寒。
他忘不了，独自凭栏远眺时，无限景色尽收眼底。可南唐的三千里地山河，已经成为北宋广袤国土的一部分，再不是他李氏江山，而他也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纵横驰骋了。江山在目，无边无涯，他却只有汴京城中一个被人忽略的角落，且还是慷慨的宋君恩赐的。还记得仓皇辞庙那日，他最后一次仔细打量着生活了半生的龙楼凤阁、玉树琼枝，与随侍的宫娥相对垂泪。分别时易，再见却难，对人是如此，对故土故国亦然。失落感、无力感瞬间滋生，每每让他痛苦不堪，所以词人不止一次告诫自己：“独自莫凭栏！”
凭栏处，见江山不在，见春去花残。春到尽头百花凋，浩浩流水带走残花，却带不走愁绪。“天上人间”，这是李煜自诉身世之语，道出他与欢乐人生的诀别，是对国破后巨大痛苦与遗憾的集中宣泄。明朝李攀龙用“悲悼万状”四字，道出“天上人间”之语的凄凉绝望。
在李煜思念故国的词作里，可见多数时候，更让他眷恋的是昔日的繁华和享乐，关乎小日子，少见家国天下，更无黎民苍生，也鲜有对个人过失的反思。《浪淘沙》词中“贪欢”二字，也是过分强调欢娱但少有悔改意味。
但由此更可见一个真实的李后主，他是千古词帝，却非合格政客。词中声声杜鹃啼血式的哀鸣，不为迎合世人的道德标准，也不为百世后的名声，全部是内心真实想法。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国韵文所表现的情感多以“含蓄蕴藉”为原则，要含蓄到如弹琴时的弦外之音，如吃橄榄时的回甘味儿，最引人遐思，为人乐道。但李煜词中偶尔突然迸发的强烈感情，显然不属于此类，梁启超先生称之为“奔迸的表情法”，这种情感浓而烈，一烧就烧到“白热度”，不修饰不隐瞒，最终收获了意外的美。
李煜的故国残梦里，虽然不具有为传统儒家激赏的明君圣主的感人力量，情感却依旧真挚动人，大抵是因为他笔端淌出的每一个字眼，都与其生命分劈不开。尤其到了后期，他不再怕“声闻于外”，不怕招来祸事，只顾把那些饱含血泪的情感呐喊出来，不吐不快。时而，情之所以感人，尤在“真”字。
作词比做帝王更好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一直设想，倘若未作此词，李煜最后当是怎样的死法；也曾想过，于他而言，怎样的死法才算是最好的。相传，此为李煜的绝命词。七夕日，他在府邸命歌姬演唱，声闻于外，宋太宗勃然大怒，遂赐牵机药毒死了他。
彼时，离家国沦丧之日已两年有余。当年，宋太祖的铁蹄并未踏破石头城，高筑的城墙仍为最后一道屏障，内中那个小国虽已苟延残喘，但国号仍为南唐。若此时殉国，战死则留一段佳话，即便自尽，也未失了帝王最后的骨气。
然而，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煜，骨子里少了凛冽寒风下生就的壮士情怀，只有似南方阴雨连绵时的不断哀婉，在错杀忠臣林仁肇等之后，城墙仍在，但他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却已然坍塌。石头城中一面白幡竖起，李煜可曾想过，那多么像出殡的场景！
当今人吟诵着这首《虞美人》，或会庆幸李煜选择了苟活，否则又有何人可开宋词之先？然而于李煜来说，虽成了词中帝王，却仍是囹圄困兽，说不清活下来到底是幸运，还是更大的不幸。
如果能自主选择，李煜或许并不希望绝命之作依“虞美人”词牌写成。
这一词牌最初是吟咏项羽宠妾虞姬的。才情如李煜，自然知道霸王别姬的故事。项羽被围垓下，四面楚歌，英雄末路，声泪俱下地高唱《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唱着霸王歌，虞姬拔剑而舞，遂成绝响。
因愧对故乡子弟兵，项羽不肯过江回乡，力战而亡。“西楚霸王”英名得全，而虞美人也被后世代代咏唱。项羽虽死，却博得千古英雄美名。连后世婉约词宗李清照亦为其写了一首豪迈大气的悼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亡国之际，李煜却又是怎样一番表现呢？
没有勾践忍辱复国的心胸，他本不该降；没有刘禅乐不思蜀的放纵，他本不该降。然而，他降了。在这之后，只能忍受亡国的屈辱，反复咀嚼痛苦与悔恨。累得小周后纵然殉情，也未能像虞姬一样成就一段佳话。
皓月皎皎当空照，岁月无情催人老。在那个东风又至小楼的夜晚，李煜可曾因他还活着而沮丧，可曾因最初偷生的选择而后悔？
即便春天繁花似锦，秋日明月当空，李煜也失了欣赏的雅兴。“春花秋月”本是能勾起人们美好联想的事物，然而，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会不会如他的“三千里地山河，四十年来家国”一般，转头便成空？往事历历在目，这“春花秋月”，也终有完结的一天吧！
昨夜东风又起，想必春的气息已扑面而来，解冻的泥土都散发出了芬芳，然而，总可惜这里不是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的江南。小楼上，李煜遥望故国的方向。思念总是发生在想要忘却的时候，故乡的物、故乡的人，全部不经意间爬上心头——昔日的白玉栏杆与雕梁画栋，不知还在否。只怕，曾经熟悉的旧人面容，今生已再难相见，便是侥幸重逢，都已尽是颓色。
今非昔比，早已换了人间，实难淡然处之，只好把心中一腔愁绪，付诸于浩浩东流、无穷无尽的一江春水。
“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在李煜辞世近千年之后，法国人缪塞曾对文学的“不朽”做出这样的注解。这首《虞美人》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李煜能直言的往事，似乎只有对故国宫殿的怀念，而更深的不甘与屈辱，却不能说。被押进京后，在开封明德门下，他伏在地上，用九个响头换取了“违命侯”的封号，得以不死，亡国之君，那份屈辱怎能言、对谁言？曾经，小周后曾“刬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来幽会与他，而今，曾被拥在怀的美人已被封为“郑国夫人”，为赵光义所霸，他只能装作不知。
自古以来，为了保护两样东西，好男儿必拼死一战——一为脚下土地，二为怀中女人。李煜二者皆失，生亦何欢！只能在“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饮鸩止渴中混沌度日，然而那些清醒的日子，就更加难熬了。
《虞美人》词中连缀的，原本俱是美好意象，勾勒成形，却成了一幅沉郁到极致的画面。贯穿其中的，是李煜这位亡国之君反复咀嚼痛苦后的情思。唐圭璋先生在《李后主评传》说：“他身为国主，富贵繁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繁华消歇，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极点。正因为他一人经过这种极端的悲乐，遂使他在文学上的收成也格外光荣而伟大。在欢乐的词里，我们看见一朵朵美丽之花；在悲哀的词里，我们看见一缕缕的血痕泪痕。”实是一语中的。
历史不相信眼泪，李煜注定是个失败的君王。
同是亡国之君，同样是作词比做帝王更好，南朝的陈后主陈叔宝却有迥异的结局。
陈叔宝有一首《玉树后庭花》，与李煜幽会小周后的《菩萨蛮》相比，所彰显的文采风流毫不逊色。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据传，这首诗是陈后主为歌妓出身的宠妃所作，流传坊间。自唐朝诗人杜牧在《泊秦淮》赋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后，《玉树后庭花》即被视为亡国之音。陈叔宝生活奢侈，日日与嫔妃饮酒作乐，喜谱艳词，他被隋军俘虏后，毫无故国之思，甚至曾作诗建议隋炀帝封禅：“日月光天德，山川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
面对灭亡自己国家的敌人，尚能如此大张旗鼓地歌功颂德，实令人不齿，但也正因如此，陈叔宝才能得善终。李煜毕竟不是陈叔宝，一首《虞美人》竟成了他为自己提前写就的墓志铭。听闻《虞美人》之歌，宋太宗派南唐旧臣前去探虚实，旧人面前，李煜的一腔悔恨未做丝毫遮掩。
一个虽懦弱仍留有棱角的人，宋太宗终归是容不下的。
不过，历史总是公平的。正因为不像李煜有那么深重的愁思，陈叔宝降隋后，再无艺术成就更高的词作传世。
李煜被毒死后的第149年，宋太宗的后人宋徽宗赵佶也写了一曲《燕山亭》，他像李煜一样，以词为花为酒为纸钱，凭吊那“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无限江山：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北宋都城是在1127年被金人的铁骑踏破的，宋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恒都被金军俘虏。在被押往金地途中，徽宗见杏花开得灿烂，触景伤怀，做了此词。冷艳的杏花居然让天上的仙女都自愧不如，然而娇美若斯，却在风雨中纷纷凋零，这无异于宋徽宗自身处境的写照。离别之痛、亡国之痛无处寄托，不忍思量，只能梦中重回，但最近，却连梦都没有了。今夕悬殊，触景伤情，与李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愁，实是一般无二。
宋徽宗书画、音律、填词等无一不通，元代脱脱在其所撰的《宋史》中曾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李煜何尝不是如此？
不论是宋太祖赵匡胤指挥千军万马踏破金陵城时，还是嘴角挂着得意笑容享受地目睹李煜肉袒出降时，抑或宋太宗赵光义赐下一杯牵机药时，定然都没有想到，一百多年后，其后人的命运，竟会与李煜的人生诡异地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