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世文道：“老行首定能活过一百岁。”
潘振承强打笑颜道：“老夫想长命百岁。不是老夫怕死，是老夫想看到十三行有转机。适才听世文说，据东印度公司报告，今年光公司船约有六十余条来广州。水涨船高，生意越好，海关的杂税越多，官府的派捐也越多。老夫主持公行时，凭这张老脸，还可以顶一顶，现在——”潘振承叹气，没往下说。
“晚生无能，没有顾全同仁的利益。”蔡世文愧疚道。
“不怪你，不能怪你，十三行不是坏在你手中，老夫卸下总商担子交你署理时，十三行早就是烂摊子。”潘振承颤抖着把一杯酒送蔡世文手中，“世文，老夫敬你一杯。”
潘振承这回把满杯的酒一口喝下，说道：“世文，老夫没理由责怪你。老夫有愧于你。老夫没让我的儿子有度署理总商，外面的人都说启官做事公道。其实老夫一肚子的私心杂念，害怕有度做不好，丢老夫的脸。”
潘振承停顿了许久，有一句话含在嘴里不便道出，他最为担心的是有度支应不了官府的勒索，拿自己洋行的银子去贴。潘振承轻轻地摇摇头，凄婉道：“总商是苦差事，是挨骂的差事，是两头都不讨好的差事。老夫交给世文的，就是这样的倒霉差事。”
潘振承话语哽咽，蜡黄的梭子眼慢慢地湿润。蔡世文亦泪水盈眶，说：“启官让晚生署理总商，是对晚生的器重和关照。凡事有弊有利，做总商的好处晚生心中有数，做好了，名利双收。”
潘振承的目光缓缓在众同仁脸上移动，说：“世文总揽承保，他承保的洋船多了，或获利稍多一些，你们不要妒嫉。”
寿宴吃到下午申时方收场。有度代父亲送走同仁，回到父亲身边。
潘振承问有度如何看未来的新总商。有度不假思索道：“我觉得世文有些软弱。”
“爹也有这个看法。俗话说无欲则刚，世文内心很想做总商，他父亲老源官走后，世文立即替代老源官的角色，和我形影不离。也许是我那时做行首磕磕碰碰的事情比现在少，财大气粗，名声显赫，别说十三行的晚辈，就是许多朝廷命官也羡慕启官。世文总想成为未来的启官，为保我过身后顺利坐上总商之位，他事事不敢得罪官府。”
潘有度道：“孩儿觉得国莹好像比世文要合适些，世文的书生气太重，国莹比他圆滑。”
“国莹是个纯粹的商人，名和利，他更看重的是利。那年李巡抚招商，他对做红顶子行商都犹豫不决，就不会贪恋总商的名声。”
乾隆六十年，英王乔治三世给大清皇帝的回信及礼品运抵广州。总督朱圭、粤海关监督舒玺奏报朝廷，乾隆帝钦准十三行总商蔡世文护送“贡品”及“敬表”至京。蔡世文作为钦命护贡使受到皇上接见，荣誉到达顶峰。然而，嘉庆元年，十三行商欠再次爆发，蔡世文无力解决商欠而饮恨自杀。此乃后话，恕不赘述。
时近黄昏，时月搀扶着潘振承上潘能敬堂前堂。子孙辈早就在祠堂里恭候。潘振承坐在宽大的红木雕花椅上，先由有为、有度、有原、有江、有科给父亲拜寿；尔后，孙辈、曾孙辈给祖父、曾祖父拜寿；再后是媳妇、孙媳妇给公公拜寿。
子孙满堂，潘振承的梭子眼跳动着欣喜慈爱的泪光。他想起他这一辈子，荣誉钱财仿佛都成了过眼烟云，最令他安慰的就是延续他生命的后代。潘振承设想，倘然彩珠和馨叶在世，也会这般认为。
“你们按辈分，都去拜你们的大妈妈、二妈妈，大奶奶、二奶奶的灵位吧。”
寿宴摆了十六桌，最后连厨子也上了桌。大家按辈分、名分敬过寿星的酒。上首这桌坐着潘振承和时月，另还有四副碗筷，分别是潘振承发妻黄淑敬，平妻区彩珠，妾馨叶，入嗣长子潘有仁。潘振承祭过酒，把在座的儿子一一叫到身边说话。
“有为，在广州的潘家兄弟中，你是老大，本来将来该由你来当家。你是个百事不问的隐士，爹就不叫你劳神了。有字辈兄弟中，爹最放心的就是你，与世无争，也不与兄弟争。你安心吟诗绘画，爹不指望你名闻天下，安安稳稳过日子，就是神仙也不可比的福气。”
有为退下后，四子有度走到父亲身旁聆训。
“有度，兄弟间，我跟你接触最多，交谈也最多。我跟你说过多次，我不希望同文行做十三行的首行。有句陈年老话，出头的椽子先烂。你做个四平八稳的行商就行了。以后即使有机会做总商，你也要想方设法辞掉。道理爹跟你说过多遍，今日爹就不啰嗦了。”
接下是五子有原聆训，有原十九岁考上秀才，以后参加了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
潘振承道：“有原有意博取功名是好事，这也是你生母对你的最大愿望。但功名与才学有时是两码事，就拿做生意来说，蔡世文是秀才出身，伍国莹只念过几年蒙学，论生意经蔡世文就比不过伍国莹。今年是丁未秋闱，你考最后一次，考不上拉倒。听有为说，你的诗词写得不错，就跟你大哥一道吟诗填词。功名之事，我都有安排，只要你们不要太当一回事就成。”
最后，时月牵着有江，有江再牵着有科走到老爹跟前。
潘振承问有江：“江儿，长大了想干什么？”
有江亮着黑黪黪的眼睛说道：“阿妈说阿爸说过，除了不做商人，做什么都可以，最好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秀才、举人、进士。”
潘振承和蔼地刮有江一下鼻子：“以后多听阿妈的话，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阿妈说，阿爸是最有出息的人，白手起家，置下一份大家业，做上十三行总商，皇上还赐阿爸三品顶戴。”
潘振承笑道：“那是过去。现在阿爸不做商人了，做个闲人。唔，你会不会背宋代神童汪洙的诗？”
“会背，阿妈叫我背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嗯，还有，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潘振承开心地捋着雪白的胡须大笑，“好，好，就得这般想。”
潘振承从时月手中接过有科抱怀里，跟时月说道：“有科尚小，老爸就不训示了。有你教有江、有科，我一百个放心。”潘振承沉默良久，叹道，“我并非强求他们博取功名做官，进学馆谋一个教职，这是世上最好的职业。”
还有两个儿子没有聆训，有勋和有智。有勋在福建，跟广东这头的家很疏远，潘振承几乎没挂念过他。有智不同，有智是爱妻馨叶唯一的儿子，聪明伶俐，最讨潘振承喜爱。
寿宴散了后，潘振承由时月搀扶去祖堂的书房，给智儿写信。
有智吾儿见字如晤。
爸垂暮老矣，桑榆晚年衣食无忧，子孙簇环膝下，颐享清福。夜深人静时，倍思儿的慈母及吾儿有智。
该说的话，爸在家书中几近言尽。老人好唠叨，爸就再唠叨几句。儿之新论，爸多有赞同，然而，爸只能在内心赞同，同你兄弟都不敢轻言。中土不比英吉利，妄议朝政，稍有闪失就会处以极刑。久居西洋求学，通夷亦是不小的罪名，爸早年自大吕宋归国，曾被诬陷通夷，身陷囹圄，九死一生。
智儿不忘身为中土人，爸闻之欣喜，亦有忧虑。儿不忘身为中土人，但忘记中土律法，忽略中土人的心念。中土人鄙夷西洋人，认定天朝事事强过西夷。倘若据实评议西洋人，不止触怒官员，百姓亦不可容忍。康熙初年，钦天监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测天观星，比中土天文历法更精确，汤若望判凌迟，信奉汤若望之钦天监中土官员皆处以大辟。此乃天文历法耳，况吾儿谈论的是中英国政，一旦惹祸，后果不堪设想。爸枕边做黄土香了，死不足惜，请儿想想数十口家人。倘真如此，儿慈母灵位都无地方供奉。
爸无时不思念智儿，想看看智儿是否长高长英俊了，想听智儿谈西洋的奇闻轶事。但爸害怕智儿归国。智儿没想透，万不可归国，归来潘家将万劫不复。儿尽可骂爸心狠，爸实出万般无奈。
父字泣训。
转眼就到了初冬。
潘振承早早穿上绸面蚕丝袄，戴着水貂皮帽子，拢着狐狸尾缀的套圈，坐在垫有羊皮的躺椅上。祖堂二楼中间的大卧房，用的是玻璃双扇门，透过玻璃，可看到省河对面的十三行。若是无风的晴日，时月便叫仆人把躺椅搬到外面的露台，和承哥坐一块，喝茶，晒太阳，玩宣和牌。
承哥有时说一些有趣的往事，有时默然半天不开口，眯着梭子眼眺望十三行。过了贸易旺季，来往驳运货物的船只越来越少，几乎每天都有外商乘快蟹去黄埔随商船回棹，或者回澳门住冬。
“该去十三行看看了，今时不去，以后走不动了，想去都去不了。”
时月吩咐仆役备轿。时月自己没乘轿，跟在一旁护轿，招呼轿夫直接把暖轿抬上渡船。江水碧绿，在阳光的折射下粼光闪闪。渡船稳稳停靠十三行码头，轿夫抬轿上了夷馆广场。潘振承叫落轿，说暂不去行馆，来了就多走走看看。
十三行的外商，英吉利人约占七成，一年四季都有公司船来往黄埔港。潘振承抬头看了看旗杆上那面高傲的英吉利国旗，在时月的搀扶下沿着各夷馆的正门慢慢地走。不时有认识的英商跟启官打招呼，潘振承从他们热情的笑容背后，看出他们骨子里的傲气。查理被撤了职，赫符斯号炮手炸死两个中国船工，肇事炮手被中国官府处于绞刑。东印度公司斥责查理软弱无能，没有保护好帝国臣民。其实查理够强硬了，从这件事，潘振承可以料想以后的英商更难管束。
潘振承和时月坐在铁椅上休息。蔡世文、石如顺等行商匆匆朝启官走来。
寒暄之后，潘振承问道：“世文，昨天粤海关监督佛宁来看老夫，说今年光英吉利公司船就来了六十二条，都是些大船。他说各行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是否真如他所说？”
“好得不得了谈不上。只能说还好。”蔡世文闪烁其词，转过话头，“老行首，上公行坐，晚生为你奉茶。要不召集行商上公行，聆听老行首训言。”
潘振承笑道：“老夫在公行那把交椅上坐二十多年了，说实话，怕进那个地方。”潘振承搭着时月的肩站起来，“老夫是来散心的，你们忙自己的事去。”
潘振承走走歇歇，看到吴昭平坐在露天的吧台闷闷地喝洋酒。潘振承想绕过吴昭平，吴昭平招呼道：“启官，启官，晚生有要紧的事请教你。”
潘振承只好过去和吴昭平坐一块，叫时月也坐下，点了两份热奶。
“启官，你是如何做洋行生意的？都说你做洋行生意从来没亏过，年年都赚。启官，你传一些秘诀给晚生，晚生都撑不下去了。”吴昭平的口气非常焦急，像看救星似的看着潘振承。
“做生意哪有秘诀？不像做郎中，有个祖传秘方可吃一辈子。昭平，你原先是做散货生意的，算是做得好的。你说说看，做散货生意有秘诀没有？”
“晚生去年今年全是亏，一年比一年亏得厉害。”
吴昭平跟启官算细账。时月不希望承哥陷入烦心的事情中，朝潘振承眨眼睛，说：“承哥，我们该去同文行了，有度在等我们。”
潘振承带着歉意向一脸沮丧的吴昭平告别，满腹狐疑，吴昭平原先是不错的散商，在十三行呆了二十多年，有做洋货生意的经验，怎么做得如此糟糕？
潘振承执意要去怡和洋行，伍国莹和二儿子伍秉钧坐办房扎账，见老东主进来，急忙起来招呼。
潘振承坐沙发上，问：“国莹，你说句实话，各洋行的生意到底怎样？”
“九户洋行，有过半亏损，亏最多的是吴昭平，入行两年，把老底子都亏掉了。”
“蔡世文的万和行怎样？”
“按理是有盈利的，为两任关宪代办常贡，赔垫不敢向他们要账，结果成了倒商欠户。不是他欠别人的钱，是别人欠他的钱要不回，恐怕要变成实亏。”
“你的怡和行呢？”
“不盈不亏，持平。一年起早贪黑，算是白干了。”
潘振承感到吃惊，“国莹，你打了埋伏吧？”
伍国莹愁眉不展道：“东主你看我像商盈户吗？这一年，我发辫都白多了，还欠海关的饷银没交齐。当然，今年的贸易还没结束，我适才跟秉钧算账，若缴齐饷银，恐怕今年会亏。”
潘振承猛然打了个寒战，惊诧惶然道：“连你都亏本，十三行还有何人有本事盈利！新关宪佛宁是不是比穆腾额下手更狠？”
“这是肯定的，据传穆腾额因贪墨革职，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原因，东印度公司告穆腾额勒索他们，皇上一直没理睬。主要原因是上缴的国帑内帑，户部和内务府都嫌少，他们跑到皇上面前数落穆腾额，皇上立马摘他顶子，换另一个内务府司员佛宁顶他。新关宪一来就增加杂税，蔡世文去向关宪诉苦，佛关宪也叫苦不迭，说他实在没办法，京师逼得太紧。”
潘振承浑身颤栗，时月赶紧端温热的茶让承哥喝。潘振承朝伍国莹摆摆手：“国莹你忙去，我没话问了，我不该问。”
潘振承和时月坐到露天茶座。日头当午，温暖宜人，潘振承看着时月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脸，说：“我不该自取烦恼，只要我们同文行过得去就行了。”
时月的眼里掠过一丝疑惑，露出天真的神态对承哥笑：“我们讲好了是来散心的。”
潘振承微笑道：“说一件开心的事。老夫宝刀不老，脑子还管用。做生意，说有秘诀没秘诀，说没秘诀还是有秘诀，看你怎样审时度势灵活运用。我不从问有度我们同文行的生意怎样，今天来十三行也不上同文行看看，我只要看有度平时的眼神，就知道生意至少是过得去。”
“承哥快说你的秘诀。”时月笑吟吟地催道。
“吴昭平缘何亏那么大，他肯定想多卖茶，就得多进不好卖的洋布洋呢。我叫有度把生意做小，能挑一百斤，只挑六十斤。洋布洋呢不积压，海关再怎么横征暴敛总有个度，我敢肯定，有度单单生意都没亏。上交海关的税饷也好，缴纳公行的行用也罢，都是按贸易额算的，同文行的贸易额不大自然不会多交，这样，盈利率就上去了。”
时月出神地听着，继而咯咯地笑：“倘若把秘诀公开呢？”
“你自己想想。”
“公开秘诀，自己就做不成。人人都想把贸易额做小，海关还不气得跳起来。”
潘振承满是皱褶的脸显出愧疚之色：“你承哥私心重，只想到同文行一家。没办法，有江有科那么小。虽然我积攒下不少老底子，坐吃山空。同文行发不了大财，补贴家用总还可以凑合。”
广州的冬天冷热无常。多出了几天太阳，热得可穿单衣；寒流来时，连麻雀都会冻死。潘振承时患风寒，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夜里咳嗽不停，还咳出带乌血的浓痰。请了几个名医，都说年迈体虚。年迈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时月认为，承哥平时没患过重症，他是心情郁闷，久积成疾。
今年的天气特别反常，甫入十一月下旬，前几天还艳阳高照，寒风突至，居然雷电交加，下起倾盆大雨。接下来连绵阴雨，户外浑沌一片。潘振承一脸蜡黄坐在躺椅上，木然地看窗外灰蒙的天空。屋里烧着炭火，暖烘烘的，潘振承感到气憋，叫时月开一扇窗。时月怕凉着承哥，开了稍刻关上，关上后再开。
潘振承时而瞪着深凹的梭子眼想事，时而昏昏沉沉入睡，呼吸带着咕噜噜的杂音。潘振承醒来后，老是跟时月说他见到彩珠和馨叶，要么就见到他的老友殷先生。
承哥老是梦见过世的夫人友人，时月分外担忧。服药不见效，时月悄悄到海幢寺烧香拜菩萨。
承哥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十三行的同仁闻讯来看老行首，时月担心承哥会有想法，总是在承哥睡着时，叫他们进来看老行首一眼。
这一天，承哥躺床上睡着了。一阵猛咳，承哥突然坐了起来，大口地吐血。
时月叫仆人快去请大夫。大夫来了七八个，都是广州的名医。他们都对启官的病情疑惑不解，假若是痨病，痨病是慢性病，启官以前没任何征兆。大夫聚一块商讨了许久，没开药方，叫家人准备后事。
这几天，家人轮流昼夜不停守候在主人身旁。
潘振承用微弱的声音问时月：“我是不是来日不多了？”
时月温存地微笑道：“我上三元宫请灵虚道长给你算过一卦，他说事主可以活一百岁。”
潘振承吃力地摇摇头：“我知道我的病情，七十有四，承哥活得够长了，也该走路，跟他们做伴去。”
时月喂承哥喝参汤，潘振承道：“你还年轻，我这时走，对你太过残忍。人的寿数是老天定的，我不想走，老天也会催我走。”
时月换有江喂阿爸参汤。时月走到门外，靠着墙噎着嗓子眼啜泣。
这一夜狂风暴雨，凌晨时雨停，碧空如洗，粉红一片。潘振承这一夜睡得特别安宁，第二天醒来，太阳升了一竿子高。潘振承说要到露台晒太阳，时月侍奉承哥穿裘皮大衣，为承哥梳头结辫，服过药，喝了半碗莲子银耳燕窝羹，故意捱到午时，才把承哥连躺椅一块抬到露台上。
脚下的花木一片翠绿，越过潘府高墙，是宽阔的河滩，绿草茵茵一直延伸到水里。碧水蓝天，十三行的夷楼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
“时月，今天是什么日子？”潘振承定定眺望十三行，突然问道。
“皇历五十二年十二月初三，西历一七八八年一月十日。”
祖堂有一册中西对照日历。外商和行商签订契约，按照各自的日历签上日期，发生纠纷后，常常因为日期而争执不休。殷无恙便编了一册中西对照日历，交潘振承以公行的名义刻印。时月每天都要对着日历算日子，希望承哥能熬过寒冬，活过新年。
“四十一年前，我初入十三行做广义行的跟班伙计，后来做了十三行有史以来名气最大的行首。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走之前，没把十三行带出困境。”潘振承轻轻捏着时月的手，颤悠悠说道。
“承哥，别想那些烦心事。病好了，多活几年，就能看到十三行转机。”时月轻声细语安慰道，拼命忍住，不让泪水流下来。
潘振承痛苦地摇摇头，不再言语，梭子眼充满依恋地看着十三行。
良久，良久，十三行慢慢地黯淡，蒙在一层黑雾中，潘振承努力睁开眼，眼前浑浑沌沌，骤明骤暗，他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在飘，飘到他与彩珠初次见面的草洲，他拽着彩珠私奔……飘到运河边上，小馨叶满头大汗朝他跑来……飘到了英吉利，老友殷无恙带他去看望有智……
潘振承的身子稍微动了一动，骤然停止呼吸。
那双梭子眼却睁着，定定地看着成就他一世英名，又给他留下终生遗憾的十三行。
（完）
后记：天朝·藩属·朝贡·贸易
辛磊 祝春亭
一
1995年，我们应香港名流出版社的邀请，撰写《香港商战风云录》（该书100万字，并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书中展示了香港开埠至回归前，香港商场一个半世纪的风云变幻。其源头可追溯到清朝乾嘉道时期广州一口通商，追溯到康熙时期英国商船来华贸易。我们接触到广州十三行的史料，遂产生以此为背景创作一部历史小说的冲动。
我们是从文化沙漠中走过来的，在我们年轻时，所看到的近代史教科书、史学论著、文艺作品，无不把西方人妖魔化。事实究竟如何，当代史学界仍在逐步还原真实。
我们越深入研读消化史料，越感到深深的震撼，我们太需要自我反省了。在一口通商前期，中国还是个令西方仰慕的东方大国；到一口通商后期，一场由鸦片引发的战争，强盛的“天朝”在“蕞尔英夷”面前不堪一击。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急速坠落为列强眼里贫穷、愚昧、落后的边缘化国家。
写历史小说的第一步是读史，读史形成的观念，事关小说的价值取向——尽管我们无意写一部观念性的历史小说。
二
十三行贸易是典型的朝贡贸易。
朝贡，向谁朝贡？向天朝朝贡，向天朝皇帝朝贡。
什么是天朝？天朝是坐拥天下的中土王朝，两千多年前的《诗经》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5至16世纪，西方航海家哥伦布、麦哲伦、达迦马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东西方交流的序幕。当另一个文明圈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中国人仍以固有观念看他们，必然会发生巨大的误差。
古代国人用“天下”来表述现代概念的全球，天下只有一个天子，一个皇帝，一个宗主国。由于许多藩属太偏太远，中央王朝不能实施实质性的占领与统治，如何维护宗主国的地位和尊严？这就得靠朝贡。
三
朝贡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君臣认同外交，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中国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朝拜我们的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天朝是宗主国，俯首称臣，天朝打肿脸充胖子也不怕冤枉花钱。
朝贡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凡来朝贡者，天朝都大量回馈，盛情款待。汉武帝曾专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清王朝为接待英国马戛然尔尼使团，糜费白银八十五万两，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戛然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沿途款待，劳民伤财。
当时，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由于能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非常乐意朝贡。明成祖规定日本10年一贡，但是日本等不得10年，经常找各种理由——朝贺、谢恩、献俘、告讣，走马灯般地来贡。
四
朝贡是天下共主的光荣象征，中国的对外贸易必然会纳入朝贡体系。
1667年，荷兰人来华恳求中国皇帝许准两国贸易，经地方官员“润饰”的“荷兰上贡表”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朝漏露。”
中国君臣本能地把外商视为贡商，把他们运来的商品当成贡品。贡品分正贡（礼品）与附贡（商品）两种，正贡赠送给中国皇帝，能获得超值的回赠；附贡说白了就是纯粹的商品，附贡就地互市，买回外国稀缺的中国商品。
天朝意识决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自给型农耕经济促使朝廷把互通有无的贸易降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乾隆帝在托英国“贡使”马戛然尔尼给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在中国君臣看来，朝贡是藩属的义务，贸易是天朝的恩赐。
五
可以想象，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只有妄自尊大，没有崇洋媚外。
吃错药才会崇洋媚外，中国人在夷番面前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最早来中国的西洋人，因其相貌“怪异丑陋”，广东人把他们叫作“鬼”——直到今天，广东人仍把外国男女称作“鬼佬”、“鬼妹”。
既然是“鬼”，自然没有资格做“文明人”。殊不知，他们也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史，有着笼罩在封建神权黑暗下的中世纪；从相当于中国元末的14世纪初起，开始了摆脱黑暗，探索光明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以及轰轰烈烈的宗教、政治等改革。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科学受到尊重；西方航海家用人类的脚步证明了天文学家的地圆说。人类首次有了全球的概念，随之而来的是方兴未艾的远洋探险和海外贸易。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中国重开海禁；次年钦定四口通商，然而，从乾隆二十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屡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这事引起朝廷的高度警觉，遂导致乾隆帝敕令西洋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但清政府毕竟留有一口通商，到港商船和贸易额处持续增长的状态。史学界有关“闭关”和“限关”的争论迄今仍在延续。
六
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日本。
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1603-1867年）限制国人渡海出航，限制外国船只来航，只限长崎接泊外国商船，与西洋通商只限荷兰一国。有学者把同一时期日本与中国的闭关锁国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比中国更严厉。其实，二者有较大的不同：首先，日本长崎一口通商，是为对外贸易；而清廷不论几口通商，是为朝贡贸易。
其次，中国的通商口岸未起到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作用，国人无视外部的世界；而日本却以学生的姿态把外国商船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信息来源。1669年幕府创设“风说制”。凡外国商船来日，风说役官员与通事登船与外国人交谈，内容涉及商船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之后，学者把源于中国的材料编写成“唐船风说书”，把源于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兰（荷兰）的材料编写成“和兰风说书”。“风说书”供幕府官僚阅读，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社会。
魏源是中国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智者，他编撰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倍受冷落。1851年，中国赴日贸易二号商船带去三部《海国图志》，被日本风说役官员如获至宝买下；此后，陆续有中国商船带去《海国图志》，全部被日本收购。原版《海国图志》有八部在日本市场出售，日本书商立即出版日文版，在日本掀起购买阅读狂潮。魏源《海国图志》的精髓是“师夷以制夷”，1852年美国战舰轰开日本封闭的国门，魏源的“师夷思想”立即被日本广大民众所接受。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后，主动开放，积极维新，从而避免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
可怕的不是几口通商，可怕的是心理上的封闭。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君臣乃至百姓，仍顽固地抗拒外来文明。
七
中国的自闭心理，与非洲美洲的土著截然不同，他们是出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而中国是因为过于狂傲自大。
典型的中国论，为北宋石介所作：“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中国”的英译是“瓷器”；“中国”的汉语原始义，则是中心国家、中央大国。“夷”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夷”成了野蛮、愚昧、落后、不开化的代名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这种观念有它的某种合理性，中华核心圈的文明确实优于周边政权和部族。
明朝末年，欧洲传教士纷纷深入中国，他们多为饱学之士。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涌现出徐光启、李贽等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的先知，但主流士大夫则对西方文化绝对排斥、恶毒攻击。士大夫最锐利的批判武器是“华夷之辨”：华夏文化有着与生俱有的优越性、合理性；夷族文化落后愚昧、荒诞不经，必须严加排斥，荡涤殆尽。
康熙帝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仅仅限于个人的爱好；乾隆帝对西洋珍宝奇器爱不释手，也仅仅是当作玩物欣赏。
八
朝贡贸易的一大缺憾，是没有从潮水般涌来的洋货中，窥测出“西夷”是文明人，“西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士大夫众口一词将西方的精美制品贬为奇技淫巧，无不自豪地声称老祖宗早就有。雍正帝的宠臣，浙江巡抚李卫说西洋“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车周公曾为之矣；所奇者自鸣钟、铜壶滴漏，而汉时早有之矣；所骇人者机巧，而木牛流马诸葛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时亦已有之，至今尚有流传之者。是其说不经其所，制造亦中国之所素有”。
乾隆末年，马戛然尔尼出使中国，为了证明英国是值得中国交往的文明国家，使团人员包括外交官、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军官和士兵。使团携带的礼品则是世界尖端科学技术的结晶，从蒸汽机到新式武器应有尽有，装了满满的六百箱。马戛然尔尼计划献上礼品的同时进行各种学术、工艺、武器演习等交流。然而，大清君臣丝毫察觉不到“贡品”所蕴含的科技价值与战略意义，乾隆贬斥英国“贡品”“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务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英使向中国老皇帝引荐英国的最新科技成果天文望远镜，乾隆竟轻薄地说“这玩物只配给小儿玩耍”。嘉庆帝比他的父亲跑得更远，他庄严地在谕旨中宣布：西方的淫巧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应实力禁绝”。
九
一口通商限于广州，实际上限于广州城外一条约两里长的街区——十三行。
十三行是一个封闭状态的贸易区，商馆设施齐全，西洋人可以享受到与欧洲上流社会相差无几的生活。然而，怀柔远夷的背后，则是中国人溶化成天朝意识的歧视，以及越来越严厉的管束。
夷人只能生活在十三行的狭窄空间；夷人不可进入广州内城；夷人不可见官；夷人不可直接申诉；夷人不可在广州久留；夷人只能去化外区澳门住冬；夷人不可携带夷妇进入广州；夷人不能骑马乘轿，因为天朝子民抬夷人有损天朝尊严……
1787年曾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探险家拉佩鲁斯说：“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康有为评价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认为“当时之中国，何其倨也！”
十
西洋“藩属”的朝贡贸易，由十三行具体承办。十三行由一群本质上是贸易商的官商构成，而商人的本质又决定朝贡贸易必然发生质的变化——朝贡是一面冠冕堂皇的大旗，大旗里裹挟的是自负盈亏的普通贸易。
商人不能不务实，不务实，你的洋行就开不下去。
商人身贱位卑，他们不敢逾越朝贡贸易而另起炉灶。他们小心翼翼寻找与朝廷、与地方、与海关的利益契合点，荣辱与共，以求得赖以生存的空间。
十一
一口通商，客观上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大批外向型产业基地。
清廷严禁洋教，广州十三行成为传教士的落脚点和隐居处。传教困难重重，传教士在十三行商人的默许和暗助下，仍在秘密从事中西文化的交流。
近代的改良思潮与共和革命，之所以滥觞于广东，其源头可追溯到明清时期，荟萃于广州的西学东渐。
十二
在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一口通商利于广东，而于国于民无益。
一口通商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晚年的乾隆对西夷的防范更加忧心：“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在他看来，目前国力虽盛，以后将有盈虚损益，对外交往将会带来危险，将会威胁到朕天下，因此，宁可闭关不开，排拒外来势力。
1893年，英使马戛然尔尼以向中国皇帝祝寿的名义，请求扩大中英交流。对其不合理的地方，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乾隆对这些要求全部严词拒绝。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称：“所请多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历史是那么的无情，世界的格局绝不是“天朝”所能左右的。在国际交往趋于频繁的近代，无数的事实证明：开放方可求强，闭关不能自守——中国的封闭大门被“英夷”的大炮轰开，中国到晚清不得不放弃不合时宜的朝贡体制。
十三
十三行的后期历史，想必是通读了全书的读者所关注的。
潘振承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三日（1788年1月10日）逝世，他逝世前做出安排，潘家不可做公行总商。在官府确定新总商时，潘有度再三推辞，新总商落到蔡世文头上。乾隆末年商欠连发，蔡世文无力解决商欠，负债累累，于嘉庆元年自杀。官府指定潘有度出任总商。
联保赔偿制和朝廷官府的双重压榨，不断有行商破产，受到抄家入官、逮捕法办、流放伊犁的处罚。潘有度意兴阑珊，1808年以十万银两的代价，请求退办行务获得朝廷恩准，遂停止业务。然而到1814年，粤海关不满伍秉鉴、卢观恒二总商，强迫潘有度恢复同文行业务，再任总商。1821年（道光元年）潘有度逝世，潘振承长孙潘正亨不愿继承行务，更怕做总商，他有一句名言：“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迫于压力，潘振承庶孙潘正炜接替行务，更名同孚行，同孚行经营到鸦片战争后。
公行后期，任总商时间最长的是伍秉鉴，影响最大的也是伍秉鉴，他是欧美商人公认的世界最富有的人。1804年（嘉庆九年）伍秉鉴出任总商，他也看淡十三行前景，从1809年起多次申请退办行务均被驳回；1826年伍秉鉴行贿50万银两，获粤海关批准退办，但遭朝廷驳回。他又提出捐出所有财产的百分之八十，结束怡和行，仍不准。其后，怡和行由儿子主持，伍秉鉴仍是十三行的灵魂人物。
一口通商后期鸦片泛滥，十三行公行仍坚持民生贸易。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高峰时参与鸦片走私的主要有两大群体：行商担保居住在十三行夷馆，以英印散商为主的外商；在十三行商业街以合法生意为掩护，暗开“大窑口”的中国散杂商人。鸦片走私不止珠江口，波及到整个东南沿海，均有本地的走私集团。
鸦片泛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满清王公大臣带头吸食、官商勾结、官员纵容失察，甚至有官船直接参与走私。为外商提供担保，并与外商密切交往的行商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根源不在行商。在此笔者无意批评国人眼中的英雄林则徐，鸦片泛滥追责问罪，林则徐延续了历任广东督抚“惩商保官”的套路，行商成了追责问罪的重点。十三行总商伍绍荣（伍秉鉴五子）被革去职衔，逮捕入狱囚禁；年迈体弱、退隐多年的伍秉鉴及潘振承后人潘正炜被摘去顶戴，套上锁链，押至夷馆催促外商缴交鸦片。受此打击，伍秉鉴卧床不起，于1843年去世，享年74岁——与潘振承惊人的同寿。
此时，失去垄断地位的十三行一落千丈。1856年十三行再次遭遇大火，富丽堂皇的商馆及商铺化为灰烬。1861年两广总督迫于英法压力签订沙面租约，广州的外贸中心转移到沙面。仍在旧址留守的十三行商人多半经营茶行，十三行淡出人们的视野，到20世纪仅仅是广州一条不起眼的窄小街道。
2008年6月30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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