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一起来联想一下当时的形势，蒙毅临时外出祈祷，一旦祈祷完毕将回来向秦始皇复命。以路途距离而论，从沙丘到代郡近，从沙丘到上郡远。如果身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对遗诏产生怀疑，请求复核皇帝书信的话，使者一来一去之间，蒙毅就可能祈祷完毕归来。蒙毅一旦归来，秦始皇已经死去的事情就将无法隐瞒。也就是说，时间每拖延一天，伪造遗诏的事情被暴露的危险就增大一点。
那么，扶苏和蒙恬接到遗诏后做何反应，蒙毅能否及时归来呢？而赵高等人又能否确保始皇帝已经死去的消息不被泄漏呢？
6、不可理喻的自杀
始皇帝突然死去，在场的只有胡亥、李斯、赵高和在始皇帝身边服务的数名宦者。胡亥、赵高和李斯结盟定约，送走了送信的使者以后，严密封锁了始皇帝已经去世的消息，将始皇帝的尸体置于通风良好的辒辌车中，由始皇帝的近幸宦者驾驭，定时奉献饮食，让百官如同往常一样请示奏事。饮食的摄取，政事的处理，都由隐藏在车中的宦者秘密代行，一切完全如同始皇帝在世时一样。
始皇帝死时，正值夏天，天气炎热，遗体极易腐烂发臭。以常情而论，胡亥等人应当急速护送始皇帝遗体从沙丘直接往西去，回到首都咸阳，入土埋葬，也便于安排夺权即位的后事。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做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宣称始皇帝继续巡游，北上视察帝国北部边防。
始皇帝死在沙丘，沙丘在秦的巨鹿郡南部，地方在今天的河北省广宗县。继续巡幸的车马由沙丘出发，往西北方向进入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一带），由井陉关进入太原郡（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再由太原郡北上，经过雁门郡（今山西大同西部一带）进入云中郡（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南一带），一直往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一带）方向西去。
这就是说，胡亥等人大夏天车载始皇帝的尸体，不远千里，北上绕道环行。途中，当遗体腐烂发臭时，他们命令在辒辌车上装载百余斤干咸鱼，用来扰乱尸体的臭味，避免让人生疑。看来，胡亥等人不仅煞费苦心隐瞒始皇帝的死讯，而且不想马上回到咸阳去，他们敢冒如此巨大的政治和道德上的风险，采取这项不可思议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原来，扶苏与蒙恬统领三十万北部军防卫帝国的北疆，九原、云中、雁门以东一直到辽东，都是北部军的防区。北部军司令部设在上郡，李斯的舍人和胡亥的门客携带伪造的皇帝诏书已经前往上郡；为了配合诏书的发送，胡亥等人有意制造始皇帝继续出巡北疆的假象，一方面镇抚北部军将士，一方面威慑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使他们相信诏书没有任何疑问，皇帝正在前来的途中。
赵高、李斯送走携带皇帝书信的使者以后，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步险棋，在得到上郡方面确实的消息以前，他们不敢回到咸阳，他们担心诏书被怀疑。而事情的发展，一开始也正如赵高和李斯所担心的，诏书的真伪被怀疑，被大将蒙恬怀疑。
胡亥和李斯的使者抵达上郡，宣读了始皇帝的诏令。扶苏接旨受命，开封读始皇帝赐书，他当即悲痛落泪，进入内舍准备自杀。这时候，蒙恬站出来劝阻扶苏说：[陛下在外巡游，没有册立太子，派遣臣下统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边疆，委任公子为监军，这些都是关系到天下安危、国本稳定的重大决定。眼下有使者携书前来，要公子和在下马上自杀，何以知道是真是假？希望公子上书请求复核，复核无误后再遵旨自杀，也为时不晚。]
蒙恬受始皇帝信任重托，是多年统兵在外的大将，凭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了解，对皇帝赐书的真伪有相当的怀疑。当年，魏国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杀大将晋鄙夺军权，正是使用使者诈称王命的手段，这是无人不知的事情，可谓是前车之鉴；如今皇帝高龄多病在外，突然有诏书使者来，要皇长子和大将自杀交出兵权，实在蹊跷。蒙恬的判断和劝告，合情合理而又明智。然而，我们永远难以理解的是，扶苏竟然没有因蒙恬的劝告而有所省悟，他当即自杀了，留下了一句[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的话。
成败决定于一念之差，悔恨铸成于瞬间之误。对于身处高位、左右国政的人来说，瞬间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历史的动向。扶苏自杀事件，是一件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如果扶苏不自杀，不管是再请复核，还是抗命拖延，秦帝国的命运将完全改观，历史将转向另一个方向。
扶苏自杀的事件，实在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件。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行动，根本不像一位政治人物在面临重大政治危机时的正常行动。对于扶苏不听蒙恬劝谏自杀的事情，后来有人说他是出于仁孝，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懦弱，我最初推想他的性格可能过于刚烈自负，遇事不能曲折委婉，认为他不是能够在政治上周旋驰骋的人物。现在，当我对秦始皇的历史做了更深入的考察后，觉得事情也许并非如此简单，在个人性格品德的因素之外，可能还另有不为人知的隐秘，另有更为深沉的历史背景，隐现在不可理喻的史实后面。这桩历史的隐秘究竟是什么呢？
点滴的消息，终于在一年以后透露出来了。
7、扶苏的复活
扶苏死后不到一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天下大乱，秦帝国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崩溃灭亡了。不可思议的是，在陈胜吴广起义时，扶苏再一次复活了。
陈胜吴广起义，不但是导致秦帝国崩溃的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暴动，意义非同寻常。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千古传诵，被历代史家认为是新的平民社会取代远古以来贵族社会的标志，现代的史观派史家更以这句话作为规范秦末之乱的性质为阶级斗争的有力依据。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古往今来的史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件重要的史实，陈胜吴广大泽乡起兵时，另有一项意义重大的标志性行动：[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就是假称秦国公子扶苏，楚国大将项燕还在人世，宣称起义是在他们二人的领导之下发动的。
这件事，《史记．陈涉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大泽乡起兵时，陈涉号令众戍卒说：[『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这段纪事非常清楚，陈胜吴广起兵时既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也顺从民望而[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可以算是同时并举的另一句口号。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秦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皇位争夺中失败自杀。项燕呢？他也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项燕是项羽的祖父，战国末年楚国的大将。秦始皇二十三年，秦始皇为了统一天下，派遣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项燕统领楚国军队保家卫国，殊死抗击秦军，最后兵败自杀，楚国也由此灭亡。陈胜吴广起义，是在楚国地区由楚国人民所发动的反秦起义，在他们的口号中同时出现秦国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字，这就难免使我们感到有些奇怪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理由。
一、以身分地位而论，不管是扶苏还是项燕，都是第一等的贵族，陈胜吴广以他们作为起兵的号召，可以说与平民意识和农民革命的性质正好相反，与上述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解释也完全不合。在当时的历史和语言环境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意义是哀王孙，痛惜远古以来的贵族被暴秦灭绝，如今已经难以找到他们的子孙后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细说。
二、陈胜吴广起义的目的，是诛灭秦国，复兴楚国。项燕是统领楚军抗秦的大将，当年就战死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地区，复楚的起义军以他的名义号召楚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是秦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反秦的起义军将他的名字与项燕并列以为号召，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怕就解释不通了。也就是说，扶苏和项燕两人秦楚两国的出身，与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复楚的目的之间，表面上看是不协调的。
破解历史疑案，首先需要搞清历史事实。对于史实间的关系，还需要做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疑问呢？
8、藤田教授的推测
我在《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我说，凡举事，须有名目。举大事国事，须有大义名分。陈胜，虽说是出身下层贫民，但从他为举事所策划的大义名分来看，他不但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注，而且有相当的政治头脑。始皇帝以暴力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秦政长期失于苛暴。始皇帝死，百姓曾经有所期待，盼望主张温和路线的公子扶苏即位，暴政得到缓和。殊不知扶苏不明不白自杀，少子胡亥即位，暴政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压困苦之下，藉助于对仁者的怀念，对暴君作隐喻的抗争，正是民意国情所在。以扶苏的名义举事，反暴政而不反秦政，不仅顺应举国民情，而且利于对秦政府和秦军的动摇瓦解。
以上所讲，尽管是一种道理，总是有些不尽如人意。面对矛盾的史实，难免不生疑问，在被陈胜吴广起义同时并举、诈称为领袖的两位人物身后，会不会有某种隐秘的联系呢？
同样的问题，也被研究同一段历史的外国史家所关注。不久前，我读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胜久先生的新着《项羽与刘邦的时代：秦汉帝国兴亡史》（东京：讲谈社，二00六年），眼睛豁然一亮。藤田先生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该书第三章叙述陈胜吴广起义时，对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矛盾史实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之所以在这里与项燕一道出现，或许是因为他的母系的关系。扶苏的母亲可能是出身于楚国的王女，因为母亲的关系，扶苏与楚国就有了血缘上的关联，扶苏冤死于二世皇帝之手，楚人同情扶苏，复兴楚国的起义军以扶苏的名义为号召，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进而，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与项燕的名字之所以同时并举，其间有一个连接二者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昌平君。昌平君是长期活跃在秦国政权中枢的楚国公子，他可能是护送扶苏的母亲──楚国的王女到秦国来的使者，后来一直留在秦国，成为秦王嬴政的亲信重臣。然而，就在秦王嬴政派遣大军进攻楚国，楚国即将灭亡的紧急关头，他出于爱恋祖国的情感，背叛秦国，与楚军大将项燕一道连手反秦，受项燕的拥戴，成为最后一代楚王。在昌平君和项燕的领导下，楚军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与王翦所统领的秦军决战，结果楚军战败，楚王昌平君死去，大将项燕自杀，时间、地点、事情都在一起。
藤田先生的推测，是基于战国以来秦楚两国非常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做出来的，有相当的合理性。特别是藤田先生找到昌平君这个人物，由此将扶苏、项燕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楚夫人连接起来，这就不仅解通了陈胜吴广起义将扶苏和项燕同时并举，将他们作为号召楚国民众的精神领袖的疑难，同时也为破解扶苏自杀之谜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更为破解秦始皇的后宫之谜，解明始皇后是谁的疑案提供了开启的钥匙。
9、谁是王后？
藤田胜久教授推测扶苏的母亲可能是楚夫人，也就是出身于楚国王室的夫人，我深表赞同。藤田教授进而推测联结楚夫人、扶苏和项燕的关键人物是昌平君，我大受启发。进而，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之间的具体关联，藤田先生推测说，在嫪毐之乱爆发前，秦王嬴政迎娶楚夫人，昌平君由楚国护送楚夫人来秦，所以有后来紧急受命平叛之事。想来，在藤田先生作这个推测的时候，对昌平君生在秦国，长期活跃在秦国政坛中枢的身世尚不清楚，所以用楚公子出使秦国的假设，来解释他突然出现在嫪毐之乱中这件异常的事情。
这种解释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一位临时出使秦国的楚国使者，怎么会突然受命统领秦军平定秦国政权中枢的叛乱，秦国的大臣将军们到哪里去了？他如何能够指挥得动秦国的军队？这种不合常情常理的事情，怕是很难得到合理的说明。所以，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的具体关联，我们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首先，我们来看秦王嬴政什么时候迎娶王后。这件事情，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援引秦国王室的成例来做推测。以嬴政的曾曾祖父秦惠王为例，秦惠王十九岁即位，二十二岁行冠礼成人亲政，二十三岁迎娶魏夫人立为王后成大婚。秦惠王先行冠礼，再迎娶王后行婚礼，应当是秦王室的制度，或者是成例。秦王政九年，嬴政二十二岁，行冠礼，正是沿用这个王室成例。准此，嬴政迎娶王后成大婚，当在嬴政二十三岁时，也就是秦王政十年。嫪毐之乱发生在秦王政九年，当时昌平君已经在秦国，应当与护送楚夫人到秦国无关。
以秦国成例而言，秦王的婚姻，多由太后决定。太后如何为自己的儿子选定王后呢？一般而言，太后为子王选定的王后，往往是自己出生国的娘家。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是魏国夫人，她为武王迎娶的是魏夫人。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是楚国夫人，她为秦昭王迎娶的夫人是楚夫人。孝文王（安国君）的母亲是唐八子，出身不明。不过，安国君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太子，是出于以祖母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的意愿，宣太后为他选定的正妻华阳夫人，也是楚夫人。
嬴政即位之时，太后一共有三位，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和生母帝太后，未来嬴政的婚姻，当取决于她们三人。秦王政七年，嬴政二十岁时，夏太后过世。秦王政九年，嬴政二十二岁，帝太后因为与嫪毐的不正当关系，被驱逐出京，迁徙到雍城，从此丧失了对秦国政局和嬴政的影响力。到了秦王政十年，嬴政二十三岁，依照秦国的定制将要行大婚选定王后；这时候，唯一能够左右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呢？无疑就是健在的华阳太后了。华阳太后是楚国人，他为孙子嬴政选定的王后，应当就是楚系的夫人。据此，我们可以补充史书失载的内容，写下：[秦王政十年，迎楚夫人。]
至于这位楚夫人究竟是谁，由于史料过于欠缺，我们只能推测她是一位出身于楚国王族的女子。她是华阳夫人所看中的孙媳妇，不但与华阳夫人关系密切，当然也与昌平君关系密切，他们都是同一亲族关系网里的人物。
如果事情确是这样的话，秦始皇的正夫人是楚夫人，长子扶苏可能是楚系夫人的儿子，身上流着一半楚国王族的血液，他与楚系外戚集团关系密切。由楚系外戚的这条线索，昌平君与扶苏和项燕，就可以连接起来了；陈胜吴广起义，假称扶苏和项燕为领导人的事情，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联想到昌平君在秦王政时代的起伏沉浮乃至最后反秦为楚的悲壮历程，以及势必引起的秦国宫廷楚系势力的衰落，那么秦始皇生前的多种疑案，比如他为什么迟迟不立扶苏为太子，扶苏为什么自杀等等疑问，都可以由此得到破解的入口了。当然，更深刻、更广阔的时代历史背景还需要进一步挖掘。
【谜底】穿透历史的迷雾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书，然而，关于秦始皇的出生，他的宫廷，司马迁要么自相矛盾，要么干脆没有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历史是怎样写出来的？《史记》中没有记载的历史，隐藏着怎样的惊天大秘密？
一、司马迁误信的故事
1、新的嫌疑人
在围绕着秦始皇一生的重重迷雾当中，我们调查了四件疑案：生父之谜，弟弟和假父之谜，表叔之谜和后宫之谜。对于这四件疑案，我们通过不懈的追踪，严密的考察，一一做了破解，得出了相对可靠的结论。
疑案追查到这里，是不是已经大功告成，可以告慰先祖，可以鸣金收兵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的回答是，此时收兵还为时过早，难免有草草收场的嫌疑。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上述四件疑案的发生，都起源于《史记》。或者是出于《史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或者是出于《史记》记载的含糊，或者是出于《史记》的失载，或者是出于《史记》的误载，说到根子上，还是那句话，都是司马迁惹的祸。
《史记》是历史著作，《史记》中偶尔出错，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史记》连续出错，冤假错案不断，这就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怀疑了，怀疑《史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尽管他从来没有领过稿费，却肯定享有著作所有权。现在，《史记》出了问题，出了冤假错案，司马迁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自然会怀疑：司马迁是否就是这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
我们不妨来作一番超时空的想象。
请回到我们已经澄清了的第一案──生父之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今天吕不韦、子异和赵姬在场的话，他们在感谢历史侦探破解疑案的努力，感谢历史法庭为他们推翻了冤案以后，一定会强烈要求追究司马迁的责任，带司马迁出庭作证，要他解释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写下诬陷不实之词。
历史法庭理性而公正地审理历史疑案。历史法庭认为，受害者们要求追究冤假错案的要求是正当的，因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被害者的名誉恢复和事实澄清都是不完全的。历史法庭认为，随着案情侦破的进展，新的犯罪嫌疑人浮现出来了，如果侦探们抓不住这个新的犯罪嫌疑人，疑案的侦破就是半途而废。
接受历史法庭的告诫，开始着手调查谁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毫无疑问，司马迁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嫌疑人。
追究司马迁的责任，首先要追查《史记》中的种种问题，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如果问题是出于司马迁自己的编造和隐瞒，责任当然在司马迁，我们就可以给他定伪造和隐瞒历史的罪名，并且要求他出头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问题是出于司马迁的道听涂说，他只是将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传闻，不加分辨地写进书中，或者是出于疏忽，没有将应当写进史书的事情写进去的话，他就不应当承担伪造和隐瞒历史的罪名，但是，必须承担传播谣言和玩忽职守的责任，他必须出庭解释，他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为什么把它写进《史记》？他究竟看到了些什么数据，又是如何选取这些数据的？看来，历史侦探还得忙碌，还得根据司马迁所提供的线索，去追查制造历史疑案的真正犯人。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冤假错案的问题，彻底地追查起来可能相当麻烦，看似简单的历史学疑案，认真追究起来可能相当复杂；这种复杂性，是历史累积的加厚和变形的结果。长话短说，一句话，我们将司马迁作为新的嫌疑人来追究的事情，牵连到历史学中的基本问题：历史著作是怎样编撰出来，又是如何流传开来的？历史在编撰的过程中，历史著作在流传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变形的？
历史编撰和历史流传的过程，宛若一种变形的镜像，我们必须先将这个变形镜的变形原理搞清楚，然后才能根据变形的误差审查变了形的历史，据此修正误差，逼近真实的历史，也才能判定作为嫌疑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究竟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
2、《史记》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
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教导我们说，地球上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是政治家眼中的国际政治世界，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历史。当代杰出的哲学家波普曾经宣称，宇宙有三个世界，第一是物质世界，第二是精神世界，第三是知识世界。这是哲学家眼中的哲学世界，正在随着信息这种奇特物质的兴起而成为现实。
作为历史学家，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历史学的世界划分。受伟人先贤的启发，我深感[3]是一个有趣的好数字，历史学也与[3]有缘。在这次疑案的追查中，我终于认识到，历史学世界是一个[3＋N]的世界。[3]是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我分别称它们为第一历史、第二历史和第三历史，N是历史学的多个延伸世界，作为三个基础世界的延伸，历史学的N可以有第四、第五甚至更多的世界。
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曾经真实发生过，这是历史学的第一世界，或者叫做第一历史。以我们所追查过的疑案内容而言，两千多年以前，在关中华北地区，有叫吕不韦、子异、赵姬、嬴政、华阳太后、昌平君、茅焦等一些人，他们曾经交往相处，相爱相恨，有过种种活动。这些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已经消失；这些曾经活着的人们，已经死去，都不可能再次出现了，后人也是不可能再亲眼看到了。
不过，有关这个第一历史的一些信息，却通过口述传承、文字记录和遗物留存的形式保留下来了。这些东西，我们叫作史料。能够反映往事的史料，我们叫作历史学的第二世界，或者叫做第二历史。以本书的内容而言，吕不韦和华阳太后、子异和赵姬──也就是后来的庄襄王和帝太后、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他们的坟墓都还在，我们可以去凭吊，可以去勘察，甚至可以去发掘。有关他们当时情况的一些文字数据，我们近来也发现了不少，比如出土的秦代竹简，我们可以去阅读整理，可以去研究解释，甚至可以去触摸感受。这些都是最可靠的史料。
根据史料所编撰的历史著作，是历史学中的第三世界，或者叫作第三历史。《史记》，就是这样一本属于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著作；司马迁，就是一位属于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史记》是一部通史，从传说时代的远古一直写到司马迁所生活的西汉武帝时代。对于司马迁来说，他出生以前的所有历史，都是没有亲历过的，他只能根据流传下来的史料来编撰。即使是司马迁所生活的武帝时代的历史，因为个人的经历视野有限，绝大部分仍然只能依据史料来编撰。所以我们说，《史记》不是史料，而是根据史料编撰的历史著作。如果无分析无批判地将《史记》作为史料来看的话，就是还没有入历史学之门的门外汉了。
有了以上的三个世界，或者说三个历史以后，历史学的基础就算是奠定了。
进而，如果有人读了《史记》，根据《史记》的叙述写了一本历史书，比如书名为《史记的人物和故事》，这本书就是历史学基础世界之外的延伸，属于N类的第四世界了。也就是说，根据已有的历史著作再编撰所写成的历史书，属于历史学的第四世界，也就是第四历史了。如果有人再根据这本书编成一部历史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就属于第五世界，成了第五历史了。同样的延伸，还可以不断地继续下去，这就是我所说的[3＋N的历史世界]。
[3＋N的历史世界]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们常常提到的历史真相和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指的是第一历史。随着历史世界的由1到N的步步延伸，我们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越来越远；第二世界的史料距离历史真相最近，到了史书的第三世界，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一旦进入N的世界，距离逐渐变远，变形随之加大，信用也不断地降低。
与此相反相成，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衍生出来的历史故事，编导出来的历史影视剧，则可能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趣，被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
3、献有孕之女故事的全本
历史学是3＋N的多重世界的模式划定以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可以用来衡量历史真假和价值的尺度。下面，我们不妨将这个尺度放到我们的讲座中来，看看司马迁是根据什么样的史料，又是如何来编撰《史记》的不同篇章的。也许，有了这个尺度的帮助以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史记》的不同篇章中为什么会出现相互矛盾的记叙，进而可以找出制造冤假错案的真正犯人来。
司马迁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主要根据秦国的史书。其中主要是秦国政府正式的历史记录，叫作《秦纪》，是相当可靠的史料。司马迁也使用了有关秦国国君的一些类似家谱族谱的记载，这些数据多有纪年，比较实在，也是比较可靠的史料。与此同时，司马迁也在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当中选用了一些资料补充进去，使《史记．秦始皇本纪》更为生动丰满。
司马迁编撰《史记．吕不韦列传》，主要是依据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的基本形式，可以从诸子百家中的故事，也可以从《战国策》、《国语》、《战国纵横家书》等书的内容上看出个大概来。这一类资料是战国游士们讲的故事，虽然生动有趣，却因为加油添醋，比附夸张，作为史料来说信用度较低。这一类数据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纪年，常常是张冠李戴，将这个时代这个人的事情，套在那个时代那个人身上，不时闹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出来。所以说，从史料的来源上看，相对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来说，《史记．吕不韦列传》的信用度较低。
吕不韦献有孕的赵姬给子异的故事，仅仅见于《史记．吕不韦列传》，在《史记》以前的所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都没有这个记载。不过，在查找这个故事来源的过程当中，历史学家们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与这个故事类似的故事，也出现在《史记》的其他篇章当中，这就是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给楚考烈王的故事，见于《史记．春申君列传》。相对于吕不韦这个故事的简略，春申君的故事非常详细，曲折动人，堪称献有孕之女故事的全本。为了便于对照分析，我们不妨叙述如下：楚国的考烈王没有儿子，丞相春申君非常忧虑。他四处寻找适合于生孩子的妇人进荐给考烈王，送进宫中的妇人不少，却没有一个生下儿子来。赵国人李园有个妹妹，天资绝色，能歌善舞（请注意，又是赵国，又是能歌善舞的舞姬），想献给考烈王，听说考烈王生不出儿子，担心进宫以后，无子失宠，于是李园另外起了主意。
李园设法到春申君府上做了舍人，就是家臣门客一类的人物。
有一天，李园向春申君告假回家，故意回来晚了，被春申君问起原因，李园回答说：[齐王派遣使者来下聘，想娶我的妹妹，我与使者饮酒商谈，所以回来晚了。]
李园的话，一下子引起了春申君的兴趣，问道：[你已经接受了彩礼了吗？]
李园回答说：[还没有。]
春申君说：[我可以见见你的妹妹吗？]
李园正中下怀，回答说：[行。]
故事下一步的发展，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春申君见了李园妹，大为情动心动，于是李园将妹妹献给了春申君。李园妹得到春申君的宠爱，怀了孕。李园知道了，于是与妹妹商量，定出一个进宫的计划来。
李园的妹妹察言观色，找到合适的机会对春申君说：[王上看重君侯，君侯的宠信，即使是王上的亲兄弟也比不上。如今君侯作丞相已经有二十多年，而王上至今没有儿子。如此状况继续下去，一旦王上百年以后，王上的兄弟将继承王位。新王即位以后，自然看重自己身边的人，君侯的宠信怕是不能长久了。不仅如此，君侯多年主持国事，当权久，对王上的兄弟们失礼不周的地方也多，一旦新王即位，灾祸将会降临身上，那时候，君侯还想要维持丞相的地位，保持已有的封地，恐怕更是无从谈起了。如今我已经怀孕，还没有别人知道。我侍候君侯时间不长，如果借重君侯尊宠的地位，将我进献给楚王，楚王必定会临幸我。仰赖上天，如果能够生下儿子，您的亲骨肉继承了王位，楚国就都是您的了。您想想看，以这种结果比较身临不测之罪的前景，究竟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春申君听进去了，大以为然。于是专门为李园妹安排单独的住所，首先避嫌隔离（也就是[谨舍]或[谨室]），然后推荐给考烈王。考烈王召李园妹入宫，于是生下儿子，立为太子，李园妹被立为王后。至于李园，他以王后之兄、太子舅父的外戚关系，受到考烈王的宠信，擅权用事。
4、女性深入历史现场
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是一个战国时代以来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不但见于《史记》，也见于今本《战国策．楚策》，两者内容相同，词句几乎完全一样，无疑是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
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活故事，在司马迁以后的时代，还在继续发展。在西汉末年大学者刘向所编撰的《列女传》中，在东汉时代编撰成书的《越绝书》中，这个故事发展得更为完美，本来缺鼻子少眼睛的人物，都成长得眉眼齐全，相貌周正了。李园妹也有了正式名字，叫作李环，她不但[能鼓音]，会吹拉弹唱，还能[读诗书，通一经]，被打扮成了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新女性。
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作为文学故事来读的话，生动有趣，作为文学作品的演变来考察的话，非常有意思（对于这些，我有另外的研究，留到那时候再来细谈）。同一故事，如果作为历史来考察的话，那就是破绽百出，荒唐无稽了。这种荒唐无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一个一群傻子大聚会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献有孕之女能够成功的前提，就是有孕之女的接受者，一定是一个傻子，一个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傻子。在这个故事里，接受者是楚考烈王，他不但自己生不出儿子，还兴高采烈地娶了一位已经有身孕的女子，将生下的儿子立为太子，将儿子的母亲立为王后。如果说考烈王自己被简单地蒙骗，那只是傻帽儿一个。他是国王，他有侍从，他有御医，他们都负有保护楚王、保证楚国王室血统纯正的责任，他们也都被简单地蒙骗了，那就是傻帽儿一群了。
傻帽儿一个，我们可以用骗不了的充分理由予以驳斥；一群人都成了傻帽儿，怕就别有另外的理由了。骗不了的重大理由，讲吕不韦的时候已经说了，不但法律和制度不容，医生和亲近也不许，请大家重新回味一下第一案的大概，这里就不重复了，至于人情上另外的理由，我们后面再来说。
其次，这个故事的主谋，是李园和他的妹妹。李园通过春申君献妹妹给楚王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合于情理的事情。春申君横插一杠子，自己先尝了新鲜，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李园妹自知怀孕以后，主动请求春申君将自己献给楚王，这就完全脱离常识，不可信了。
古往今来，历史在变化，人物在更替，不变的是人性，相通的是人情，这是今古之间能够理解沟通的基础。侦查当今疑案的刑警侦探，必须深入案发现场。深入历史现场，一是用脚，深入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现场，也就是到古代遗址去脚踏实地，去走去看去考察。二是用脑，深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现场，也就是穿越时空做历史学的联想，去设身处地地体验当时的事件情景和人物心情。
现在，我们首先请诸位女性读者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李园妹，你知道自己怀了孕。你哥来了，给你如此这般地出了个主意，劝你去当献身的有孕之女，你会按你哥的主意去做，你会对孩子他爸来这样一番话吗？为了近便起见，你不用设想孩子他爸是楚国的丞相，你只就近设想他是某某公司的执行总经理，刚刚娶了你。你对老公说，我已经怀了孕，为了你的未来前途，请你将我介绍给董事长，万一生下儿子来，将来的公司就是你的了。如此这般的话，你敢不敢说？如此这般的事，你干还是不干？
如果你没有扇你那傻子哥两个大嘴巴子，一脚将他踢出门去，而是真的去干了的话，那你不但是傻，还是大傻，比你哥还傻。你不想一想，你刚刚进门一个月，凉炕头还没有睡热就说这种话，你老公注定马上起疑心，你嫁我原来是图的他，你敢借我骗他，你不会不敢借你哥骗我，从你哥将你介绍给我开始，原来都是演的戏，你肚子里的娃保不准是哪里来的野种。你也不想一想，董事长有老婆有情人，多年生不出儿子的原因，或者是他没有生育能力，或者是命中的机遇不巧，X的基因引不出Y来。你肚子里是男是女还不知道，你就踩着丈夫的头翻过了山，想到董事长家去当老板娘。事情究竟有多荒唐，还用多说吗？
5、男性深入历史现场
女性读者深入现场以后，我再请男性读者也深入现场。你可以设想自己就是春申君。你是董事长信任的总经理，董事长年事已高，没有儿子，那是董事长的家事，董事长的兄弟们将来接管公司，可能炒你鱿鱼的阴影，确实使你不安。如此情况下为了将来打算，你会听你老婆的主意，将怀了孕的她献给董事长，梦想一旦生下你的儿子，将来做了董事长，公司就是你的了？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没有扇你那傻子老婆两个大嘴巴子，一脚将她踢出门去，而是真的去干了的话，那你不但是傻，还是大傻，比你老婆还傻。老婆究竟是真傻还是装傻的事不多说了。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的老婆真的上了董事长的床，如果你的老婆，那时候应当称作前妻了，真的在董事长家生下了你的儿子来，如果你的儿子真的成了董事长的继承人，这时候的你，就成了所有的当事人都想要封口的共同敌人。想要封口的人，甚至包括你自己，你不得不一辈子闭住自己的嘴。
你可以想一想，董事长和他的亲族们，不知情则已，知道了就要拿你是问，拿你开刀，你不但自己得保密，也望前妻千万不能漏出一点风声。你可以想一想，你的前妻做了董事长夫人，她怕事情暴露，危及自己和儿子的地位和生命，一定要你永远闭口。在更远的将来，如果你的儿子真的获得了继承权，做了董事长，为了维护他继承公司的正当性，他和你最好的选择都是永远保密。一旦真情暴露，在你和公司之间，你的儿子只能选择一个。毫无疑问，权衡利害的结果，最好的选择就是请你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事实上，春申君献李园妹给考烈王的结局，与总经理献老婆给董事长的结局是相同的，这个结局就是杀人灭口。
故事结尾说，李园妹做了王后，儿子做了太子，李园也受宠当权以后，担心春申君泄漏秘密，担心春申君骄横，于是偷偷招募武士，准备杀春申君灭口，楚国国内有人知道了内情。
就在春申君做丞相的第二十五个年头，考烈王病重。一位叫作朱英的知情人来见春申君，警告说：[世上有不望而来的福气，又有不望而来的灾祸。如今君侯身处不望而来的世道，服事不望而来的君主，难道不会没有不望而来的人吗？]朱英的话里五次提到[不望而来]，他所说的[不望而来]，就是[意想不到]，超出预计之外的意思。朱英的话含蓄婉转，意思是说楚王病重，政情将有变化，不可不早做打算，提防别有用心的人。
春申君问道：[什么叫做不望而来的福气？]
朱英回答说：[君侯做丞相二十多年，名义上是相国，实际上相当于楚王。如今楚王病重，将不久于人世。太子年幼，君侯将要辅佐幼王，执政当国。那时候，君侯固然可以做商代的伊尹和周代的周公，辅政到幼王长大成人，然后将政权交还；不过，君侯也可以南面称孤，自己来做楚王。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望而来的福气。]
春申君又问道：[什么叫做不望而来的灾祸呢？]
朱英回答说：[国舅李园，因为不能当政掌权而怨望君侯。他虽然不执掌兵权，却早就在私养武士，楚王一旦去世，李园必定先入宫中夺取权力，杀害君侯以灭口。这就是我所谓的不望而来的灾祸。]
春申君再问道：[什么叫做不望而来的人呢？]
朱英回答说：[请君侯任命臣下我为郎中，安排在宫中，一旦楚王死，李园抢先进宫，臣下就为君侯杀死李园。这就是不望而来的人。]
春申君不以为然，说道：[足下免了吧。李园是软弱的人，我又善待他，不至于如此。]
朱英知道春申君不用自己的主意，恐怕将来灾祸及身，于是就隐身逃亡了。
十七天以后，考烈王死去，李园果然抢先进入宫中，在宫门内埋伏武士。春申君进入宫门，武士们刺杀春申君，将他的头砍下来扔到宫门外。李园于是夺取政权，布置属吏，将春申君一家诛灭了。
这个不幸的结局，倒是合情合理。不管任何时代任何人，假如谁有献有孕之女夺嗣的念头，谁就等着被杀人灭口的结局吧。
6、献女故事的前提崩溃
我用男性女性深入历史现场来衡量献有孕之女故事真伪的方式，曾经受到友人的质疑，认为过于低俗，可能降低历史推理讲座的档次。我经过再三考虑以后，还是决定保留。之所以决定保留，是因为我希望由此强调常情常理在衡量历史真伪中的重要作用。经过在历史世界中的多年游历，我深感历史在演变，人物在更替，不变的是人性，相通的是人情。不变的人性，相通的人情，是今天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过去的古人，现在之所以能够知晓过去的认知基础。用我们今天的常识和常情不能理喻的往事，一定不会是原样真实的；违情失理的地方，一定有它特殊的因由，这些特殊的因由，常常是历史的真相所在。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虽然是一个傻子大聚会的编造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有真实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故事的人物和结局是真实的，李园后来当政的事情，也由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得到了证明（详下）。
我们可以说，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是一个真假参半、有虚有实的历史故事。将它作为历史来看，将它作为史料来用的时候，首先要对它去伪存真，判定哪些部分是真的，哪些部分是假的，用历史学的行话来说，就是首先要做史料批判。
从史料批判的观点来看，在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中，被搀进去的假的部分，正是故事最离奇动人，最吸引听众的地方。这就是春申君献给楚考烈王的李园妹是怀了孕的，生下来的儿子的真正父亲不是考烈王而是春申君。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献有孕之女夺嗣的事情，既不合情理，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不可能是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只能是编造的历史故事。
其次，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与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不合。
这个故事的第一句话，是[楚考烈王无子]。这句话，不仅是故事的开场白，也是整个故事得以展开的前提。因为考烈王无子，才引起了春申君的忧心和为考烈王寻找适合于生子的女人的行动，进而引出李园和李园的妹妹这两位人物，故事由此顺次发展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楚考烈王有儿子的话，这个故事就编不下去了。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讲解过的，楚考烈王无子的话是不合于历史事实的。考烈王不但有子，而且多子。他的多位儿子当中至少有四位是有名有姓有事迹，并且先后做过楚王。这四位儿子分别是：第四十二代楚幽王熊悍，第四十三代楚哀王熊犹，第四十四代楚王负刍，末代楚王熊启，也就是昌平君。
考烈王的这四个儿子中，熊悍和熊犹同母，都是王后李园妹所生，熊悍是嫡长子，熊犹是他的弟弟。负刍和熊启都是庶出。负刍的母亲是谁，不清楚，史书上称他是熊犹的庶兄，出生在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以前。熊启的母亲是秦国的王女，他出生于考烈王即位前以太子身分在秦国做人质的时候，较春申君献李园妹的事情早了约三十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