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英国开始设想建立一个印度实体，而这就需要确保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在内的整个次大陆的安全。尽管这片土地上不存在（而只是假设有）印度这个国家，但这里被当作国家来治理，还确定并赋予了它类似印度国家利益的特征。根据这一政策，印度的安全倚仗有英国在印度洋的海军霸主地位，有远至新加坡和亚丁的友好的或至少不具威胁性的政权，还有开伯尔山口的非敌对政权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在北方，英国派遣间谍、探险者和有小股英国军队支持的当地人，通过他们神出鬼没的突袭阻挡住了沙皇俄国的前进。此一行动被称为喜马拉雅地缘战略的“大博弈”。英国还把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向北推到了西藏——这个问题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再次出现。印度独立后，在外交政策的关键内容方面吸收了这些政策的精髓，即打造以印度为主干的南亚地区秩序，并反对任何国家企图在与印度毗邻的土地上集结足以构成威胁的力量，无论这样的国家国内政治结构如何。
1857年，东印度公司军队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士兵和信奉印度教的士兵爆发叛乱。伦敦遂宣布把印度置于英国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英国不认为此举是建立英国对外族的统治。它把自己视为中立的监督者，是教化背景各异的众多民族和国家达到更高文明的力量。直至1888年，一位英国高级行政官还说：
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一个印度。印度甚至从未有过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国家，即在国土、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拥有统一的国家……以为印度能成为国家就像指望将来欧洲各国被一个单一的国家所取代一样异想天开。34叛乱后，英国决定把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一个行政单位来管理，这在实现印度统一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铁路线和通行的英语把千差万别的各个地区连为一体。英国人研究并整理记载了印度辉煌的古老文明，把英国的思想和制度灌输给印度的精英。在此过程中，英国唤醒了印度作为遭受外国统治的单一实体的意识，激起了人们的信念。他们相信，要想打败外来统治，就必须团结为一个国家。因此，英国对印度的影响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影响差可比拟。在拿破仑的征服战之前，有着众多邦国的德意志也只是被视为一个地理实体，而非国家实体。
印度实现独立以及确定自己的世界角色的方式，都反映了它多姿多彩的遗产。多少世纪以来，印度对付外来占领靠的是坚不可摧的文化和强大的精神。甘地之所以能够对英国统治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首先是因为他“圣雄”称号的精神号召力，也是因为那是反对帝国力量的最有效的方法，它与开明的英国社会所崇尚的自由这一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印度人和两个世纪之前的美国人一样，用他们在英国学校（包括使印度未来的领导人吸收了许多准社会主义思想的伦敦经济学院）学到的自由思想来反对殖民统治者，证明自己独立的正当性。
现代印度认为，自己的独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胜利，而且是普遍道义原则的胜利。印度建国初期的领导人和美国国父一样，把国家利益与道德正确性等同起来。但印度领导人在是否要把国内制度向外传播的问题上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原则、对在国际上促进民主和人权不感兴趣。
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础将是印度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单纯的国际友好或培养扶植和印度一致的国家制度。印度独立不久后的1947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解释说：
无论确定什么样的政策，主持一国外交事务的艺术都在于找到对本国最有利的办法。我们说到国家间的善意时，可以语出至诚。但归根结底，政府是为了它治理的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做出任何在短期或长期显然不利于自己国家的事情。35连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都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加透彻。
尼赫鲁和后来的历届总理，包括他的女儿、出类拔萃的英迪拉·甘地，都把他们的外交政策提到显示印度卓越的道德权威的高度，以此来加强印度作为全球均势中一个角色的地位。印度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说成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开明事业——近两个世纪前美国也是这样说的。尼赫鲁和后来两度担任总理（1966~1977、1980~1984）的英迪拉·甘地就这样成功地把他们新生的国家确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中的一个主要角色。
不结盟的内容与均势体系中“平衡者”的政策有所不同。印度不会像平衡者那样向弱的一方倾斜，它并不想操纵国际体系。印度最看重的是不正式加入哪个阵营，它对自己政策成功的衡量标准，是不被拉入与它国家利益无关的冲突。
印度独立时，世界强国已经确立，冷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此情况下，它巧妙地把转圜余地这个原本是国家间讨价还价的手法提升到道德原则的高度。尼赫鲁把正义的道德主义与力量对比和对大国心理的精明揣摩糅合为一体，宣布印度将成为在主要阵营之间找出另一条路的世界级大国。1947年，他在《新共和》撰文说：
我们要避免卷入任何阵营或国家团体，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印度的事业，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一政策有时会使一个集团的成员怀疑我们支持另一个集团。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首位。可幸的是，和平的外交政策，与所有进步国家合作，正是印度的利益所在。印度不可避免地会和友好合作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36换言之，印度对强权政治采取中立超然的态度。这部分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但也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从1957年到1962年，在苏联对柏林发出最后通牒期间，两届美国政府，特别是肯尼迪政府，都曾为了帮助那个争取维护自己自由地位的被隔绝的城市寻求过印度的支持。但印度的立场是，任何强迫它遵守某一个冷战阵营规则的企图一旦得逞，都会剥夺它的行动自由，也就会使它丧失讨价还价的能力。短期的道义中立是实现长期道义影响力的手段。如尼赫鲁对他的助手所说：
印度代表团若是害怕激怒美国人就躲着苏联阵营简直是荒唐，而且也是失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人或别的人，如果他们的态度仍然不友好，我们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找朋友。37此一战略的实质使印度得以在冷战的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稳获苏联阵营的军事援助和外交合作，同时又争取美国的发展援助和美国知识阶层在道义上的支持。无论冷战期间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多么恼火，对一个新兴国家来说，那都是明智的政策。那时的印度，军队羽翼未丰，经济低迷落后。它若是作为盟友会得到尊重，但只能居于次等地位。作为自主自由的国家，它的影响范围则大得多。
为了追求这一地位，印度着手组建起一个想法一致的国家的集团——实际上就是不结盟的国家组成的联盟。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尼赫鲁对与会的代表们说：
我们亚洲和非洲的国家难道除了亲共或反共之外就没有别的积极可为的作用吗？我们是思想的领袖，我们给世界提供了各种宗教和众多的财富，难道我们竟落得只能跟随这个或那个集团，成为这个或那个党的逢迎者，执行它们的意志，只能偶尔提点儿想法吗？这对于任何有自尊心的民族或国家来说都是最大的轻蔑和侮辱。我无法忍受看着亚洲和非洲的各个伟大国家才摆脱了奴役的桎梏获得自由，却又受到如此的轻蔑和侮辱。38印度拒绝它所谓的冷战的强权政治，说到底是因为它认为两大阵营的争端不涉及它的国家利益。印度不会为了欧洲分界线上的问题去挑战仅仅几百英里开外的苏联，它也不想刺激苏联和巴基斯坦联手。印度更不会因为中东的争端去冒惹怒国内穆斯林的风险。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印度均不做表态。印度领导人决心紧随他们眼中发展中世界的进步潮流，而且绝不肯冒险触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
尽管如此，印度还是在1962年和中国发生了边境战争，并和巴基斯坦打了4场战争（其中1971年的印巴战争是在印度不久前和苏联签署的防卫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结果是印度的主要对手被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两个国家，大大提高了印度的全面战略地位）。
印度在寻求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地位时，所遵循的国际秩序概念与现有的全球和地区级的秩序概念相一致。这一概念的内容是正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与历史上欧洲关于均势的分析相契合。尼赫鲁把印度的理念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的名字虽然来自印度的哲学概念“Pancha Shila”（共处的五项原则），但它们其实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基础上为主权国家的多极秩序提出的更高尚的原则：
1.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内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处39
印度提倡世界秩序的抽象原则，同时也在地区一级确定了印度的安全理念。正如早期美国领导人在门罗主义中注入了美国在西半球特殊作用的概念，印度实际上在东印度群岛和非洲之角之间的印度洋地区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像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英国对欧洲所做的那样，印度努力防止在地球上这块广袤的地区出现占统治地位的强国。早期美国领导人宣布门罗主义时并未征求西半球其他国家的同意，印度在它特殊战略利益所在的地区推行政策也只遵循它自己确定的关于南亚秩序的定义。虽然美国和印度在冷战期间经常发生意见冲突，但苏联解体后，两国对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冷战结束后，印度承受的多重冲突的压力消失于无形。它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也有所减退。1991年发生的一次国际收支危机促使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现在，印度公司在世界上的一些主要产业中名列前茅。这个新的发展方向也反映在了印度的外交态势上，它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世界各国对印度在多边经济和金融机构中的作用也更加重视。在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增加的同时，印度也大大加强了军力，包括海军力量和核武器的储备。几十年后，它还将超过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人口大国。
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受到某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与它建国有关，其中最复杂的是印度与其近邻，尤其是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和中国的关系。过去1 000年间，它们对这块次大陆竞相入侵和移民，加之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对边缘地区频繁袭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统治迅速完结遗留下来了诸多问题，这些因素都导致它们对印度的态度复杂而充满敌意。1947年印巴分治后，两国都没有完全接受分治的边界。边界有争议的地区总被一方或另一方认为是临时性的40，结果成了零星发生的族群暴力、军事冲突和恐怖分子渗透的导火索。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大致沿次大陆上穆斯林集中的区域界限划分，却无视族群的边界。以此种方法从原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划出来的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巴基斯坦被分成互不相连的两部分，中间隔着数千英里的印度领土，这为后来的多次战争埋下了伏笔。与阿富汗及中国的边界据说是由19世纪英国殖民政府划定的，后来阿富汗和中国都宣布不予承认，至今仍有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都花费巨资建立核武库，形成自己在区域内的军事态势。巴基斯坦还容忍，有时甚至支持暴力极端主义，包括在阿富汗和印度的恐怖活动。
印度是更大的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将会是一个尤其难以驾驭的问题。41印度经常被定义为南亚国家，但是，它和中东的历史渊源更深，它的穆斯林人口比巴基斯坦还多。事实上，除了印度尼西亚，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比任何伊斯兰国家都多。迄今为止，印度避免了政治动乱和教派间暴力的剧烈冲击，部分原因是它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温和开明的政策，并培育了超越族群间分歧的印度人民共同的原则，包括民主和民族主义。然而，这个成果并非不可逆转，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努力才能维持。如果阿拉伯世界进一步极端化，或巴基斯坦的国内冲突加剧，印度的国内压力就有可能剧增。
今天，印度奉行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与先前英国统治期间相差无几。它的目标是在从中东到新加坡，再往北到阿富汗这片几乎横跨半个世界的地区建立起以均势为基础的地区秩序。它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遵循着类似19世纪欧洲均势的模式。印度和中国一样，毫不犹豫地利用像美国这样的“蛮夷”来帮助实现自己的地区目标，尽管在解说政策时，两国都使用了更加委婉的措辞。小布什政府期间，偶尔讨论过印度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协调。印美的战略协调至今仍限于南亚地区，这是因为印度传统的不结盟立场阻碍了它与美国建立全球性的关系，也是因为两国都不愿意把与中国对抗定为永久的国策。
19世纪，英国人为保护通往印度的战略要道，不得不加深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同样，21世纪的印度也感到，必须提高它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地位，以防这些地区受到它心目中的敌国或敌对意识形态的统治。在此过程中，印度与讲英语的“英语圈”内的国家有着天然的纽带。然而，它可能会继续遵守尼赫鲁留下的政策，在处理和亚洲及中东国家的关系时维持自主行动的自由，并坚持自主制定对重要的专制国家的政策，因为印度为实现它宏伟的经济计划，需要这些国家的资源。这些重点将超越历史的夙怨，成为必行之事。随着美国在中东力量的调整，该地区的各个国家会寻找新的伙伴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并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地区秩序。印度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容许在阿富汗出现权力真空，也不容许另一个大国在亚洲建立霸权。
在2014年5月的大选中，一位倡导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以决定性多数当选。在他领导的政府之下，印度应该会更加积极地追求它传统的外交政策目标。这届政府的目标得到民众的坚定支持，又有纳伦德拉·莫迪这位魅力四射的总理的领导，印度也许认为自己有条件在印巴冲突或对华关系这类历史问题上开辟新的努力方向。现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均由有战略眼光的强势政府领导，虽然竞争可能加剧，但找到大胆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
无论形势如何演变，印度都将是21世纪秩序的一个支点。以它的地理位置、资源蕴藏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的传统，位于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秩序概念交叉处的印度在那些地区的战略演变和秩序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什么是亚洲的地区秩序？
历史上欧洲的秩序自成一体。直到20世纪初，英国一直凭借其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和海上的绝对军事优势维持着平衡。欧洲国家偶尔会借外部国家之力来暂时加强自己的地位，比如，法国在16世纪争取奥斯曼帝国的支持，或英国在20世纪初与日本结盟。但除了偶尔自中东或北非而来的入侵之外，非西方国家在欧洲鲜有利益牵绊，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也很少请求外方干预。
相比之下，当今亚洲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外部国家。奥巴马总统2011年1月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到了美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作用，2013年6月和习近平主席的联合声明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俄罗斯在地理上可算作亚洲国家，42还参加了如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亚洲国家集团，尽管它人口的四分之三居住在俄罗斯领土的欧洲部分。
现代的美国偶尔会应要求担任力量平衡者的角色。它调解了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日俄战争，达成了1905年的《朴次茅斯和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打破了日本寻求亚洲霸权的企图。冷战期间，美国在亚洲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构建了一个从巴基斯坦到菲律宾的同盟之网来对抗苏联。
亚洲秩序结构的演变必须兼顾本书前面没有提到的众多国家的情况。信奉伊斯兰教的东南亚大国印度尼西亚影响力日渐增加，迄今为止在中国、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成功地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与日本、中国和俄罗斯为邻的韩国是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有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包括在电信和造船这样的战略产业中位居世界的前列。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认为朝鲜的政策会造成地区不稳定，但也认为它万一崩溃，引发的危险更大。韩国自己则需要应对国内日益加大的统一呼声。
亚洲地域辽阔，各国之间千差万别，亚洲国家建立了各种多边集团和双边机制，其花样繁多令人目眩。这些机构与欧盟、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不同。它们把具体的安全和经济问题作为单独的个案处理，并不制定一套地区秩序的正式规则。有些重要的集团包括美国，也有些组织（包括经济组织）只有亚洲成员。其中最具规模、最重要的是东盟，全称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这类组织的核心原则是欢迎与所涉及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国家参加。
但这些算得上亚洲的秩序体系吗？在欧洲的均势中，主要国家的利益即使不完全一致，也是相互兼容的。没有霸权，均势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均势不仅可以实现，而且还可以作为得到普遍接受的合法制度来促成决定和调整政策。亚洲却没有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各大国为自己选定的重点就是明证。印度似乎最关注中国，将其作为与自己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962年边界战争的结果。而中国却认为与自己分量相当的竞争者是日本和美国。印度针对中国部署的军事资源比针对巴基斯坦的少。而巴基斯坦对新德里来说，即使不是平级的竞争者，也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关注对象。
亚洲国家组成的各个团体性质模糊不清，部分原因是历史上东亚和南亚由于地理的原因而界限分明。文化、思想和宗教的影响越过了地理分界线，印度教和儒家的治国理念都传到了东南亚。但东亚和南亚的两个帝国之间由崇山峻岭和茂密森林构成的屏障难以逾越，直到20世纪之前，它们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事。蒙古人和后来的入侵者进入印度次大陆是借道中亚，不是经过喜马拉雅山的山口，而且他们也没有到达印度南部。亚洲的不同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历史上亚洲构建的地区秩序没有一个是以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为基础的。欧洲的秩序支持国家间的力量平衡。这里的国家指的是边界清晰、彼此承认法律上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但历史上亚洲的政治强国所依照的标准却比较模糊。一直到进入近代很久后，受莫卧儿帝国影响的“内陆亚洲”、俄罗斯、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帝国朝贡制度在亚洲仍然同时存在。中国的朝贡制度向外传到了东南亚，那里的国家尽管在治国方法上深受来自印度、把君王视为神明的印度教教义的影响，但同时也接受中国自居为万国来朝之中心的理念。
现在这些传统的理念碰到了一起。各国关于它们走过的历程有何意义，对21世纪世界秩序能提供什么借鉴，仍然意见不一。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出现了两个均势，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亚。二者都不具备欧洲均势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平衡者——即只要转而支持弱的一方就能实现平衡的国家。美国并未把目前南亚内部的均势主要作为军事问题来对待。它必须在外交上有所作为，推动重建地区秩序，以防出现真空，因为万一出现真空，将不可避免地把阿富汗的所有周边国家都卷入地区性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