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均势体系及其终结
俄罗斯之谜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结束时，俄国军队占领巴黎，历史车轮令人瞠目地出现倒转。半个世纪前，俄国卷入了“七年战争”，第一次成为西欧均势中的一方。因新加冕的沙皇是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俄国突然宣布中立并退出了战争，暴露了沙皇统治的专断一面。拿破仑时期终结后，另一位沙皇亚历山大开始对欧洲的未来发号施令。欧洲的自由及与之并存的秩序体系需要一个帝国的参与。该国的疆域比欧洲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专制之甚为欧洲历史上所罕见。
自那时起，俄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它是欧亚两个大陆均势的组成部分，但只是偶尔才对国际秩序平衡做出贡献；俄国发动战争次数之频繁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大国，但当构成欧洲均势的主要大国战败时，俄国先后抗击了瑞典的查理十二世、拿破仑和希特勒，挫败了单一大国独霸欧洲的企图。几百年来，俄国的政策遵循着自己的特殊节奏，在一个涵盖了各种气候和文明的大陆板块上不断扩张，只有当需要调整国内体制以适应其庞大的新疆土时，扩张才会暂时中断，之后又如同漫上海滩的潮水一般卷土重来。从彼得大帝到普京，时过境迁，然而俄国的扩张节奏却惊人的一致。
刚刚走出拿破仑大动荡时期的西欧人，对一个国土面积和军事实力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的国家既尊敬又害怕。俄国精英阶层温文尔雅的举止也难以掩饰（西方走向文明之前以及西方文明世界之外的）一股野性的力量。1843年，从法国受到束缚和俄国实力重塑了欧洲的角度出发，法国旅行家德·居斯蒂纳侯爵称，俄国是一个把中亚大草原的活力引入欧洲心脏地带的混合体：
拜占庭人的过分讲究和沙漠游牧部落的粗犷凶悍的奇特组合，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礼仪与亚洲野性之间的较量，催生了欧洲眼前的这个强大国家。今后欧洲十之八九会感受到它的影响，但对它会如何发挥这一影响却茫然无知。1俄国的专制体制、辽阔的疆域、全球扩张野心以及它的不安全感，这一切均暗示着对基于均势和克制之上的欧洲传统国际秩序概念提出了挑战。
长期以来，俄国在欧洲的地位以及对欧洲采取的立场一直模糊不清。公元9世纪查理大帝的帝国分裂成日后的法国和德国等近代民族国家后，东边1 000英里以外的一些斯拉夫人部族围绕基辅城（今天的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和地理中心，尽管俄罗斯人几乎普遍认为它是祖先留下的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组成了一个邦联。这一“俄罗斯人的家园”位于不同文明和商贸之路的交汇处。北边是北欧海盗，南边是不断扩张的阿拉伯帝国，东边是频频入寇抢掠的土耳其部族，因而俄国始终无法摆脱种种诱惑和恐惧。由于远在东方，俄国没有经历过罗马帝国的统治（虽然俄国的“沙皇”声称，政治上和词源上，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宗教上俄国虽然信奉基督教，但却听命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会而不是罗马教廷。俄国地处欧洲边缘，彼此文化相通，但又始终与欧洲大陆的历史趋势相悖。俄国因历史原因成为一个独特的“欧亚”大国，疆域横跨两大洲，但又与二者别别扭扭。
13世纪，蒙古人的到来给俄国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蒙古人征服了政治上处于分裂的俄国，将基辅夷为平地。蒙古人的统治持续了两个半世纪（1237~1480），之后俄国人又为建立一个以莫斯科大公国为中心的统一国家而奋斗。受此影响，俄国的目光局限在东方。同一时期，西欧国家正在绘制开启近代社会的新技术和新思想的蓝图。在欧洲航海大发现时代，俄国仍在为重组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巩固边疆抵御周边外敌而努力。新教改革运动推动了欧洲政治和宗教的多样化。与此同时，俄国却把自己宗教的北斗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东罗马帝国的覆亡化作一种几乎带有神秘色彩的信念，坚信俄国沙皇现在是“普天之下一切基督徒的唯一皇帝”2（1500年前后修士菲洛费写给伊凡三世的信），肩负着救世主般的使命，要为基督教世界收复陷落的拜占庭首都。
欧洲开始将多极化作为走向均势的一种机制时，俄国还在中亚大草原这所严酷的学校里培养地缘政治意识。为了争夺资源，中亚地区的众多游牧民族在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国界的茫茫大草原上相互厮杀。侵掠他国、奴役异族人民司空见惯。对一些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独立，意味着一国人民要防御一块领土。俄国承认自己与西方文化相连，但把自己视为文明被攻击的前沿阵地，尽管它的疆土成倍增加。只有把自己的绝对意志强加给四邻，才能确保这块阵地的安全。
根据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概念，欧洲的政治家认为，安全意味着均势和对权力运用的限制。而俄国的历史经验是，限制权力的结果是灾难。根据这种观点，俄国由于未能完全控制自己周边地区而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坠入噩梦般的“动荡时期”。（在长达15年的时间没有一个王朝，直到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在此期间，俄国人口的1/3死于外族入侵、内战和饥荒。）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国际秩序看作一个复杂的平衡机制。在俄国人眼里，国际秩序是不同意志之间持续不断的较量，每一个阶段俄国都要倾其物质资源扩充领土。17世纪中叶，有人请沙皇阿列克谢的大臣纳晓金阐明俄国的外交政策时，他给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四面八方开疆拓土，这就是外交部的工作。”3
俄国的扩张形成了一种国家观点。受似乎难以抑制的扩张欲望的驱使，最初的莫斯科大公国不断缓慢地向欧亚大陆延伸，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4直到1917年，这一扩张才告结束。1903年，美国作家亨利·亚当斯记述了俄国驻美国大使的观点（当时俄国的触角已经伸到了朝鲜）：
他的政治哲学和所有俄国人别无二致，似乎只关心一点：俄国必须不断向前滚动，必须以其不可阻挡的惯性碾碎前方的一切障碍……俄国每征服一个邻国，就把该国人民的活力融化在本民族和本国习俗中。无论沙皇还是俄国的农民，都不可能，也不想因袭西方，而改变自身或本国习俗。5除了北冰洋和太平洋，俄国没有其他的自然边界，因而得以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满足自己的扩张欲望，首先打入中亚，随后是高加索、巴尔干半岛、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最后直抵太平洋及中日边界（18~19世纪，一度跨过太平洋进入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居民点）。每年俄国扩充的领土面积超过了很多欧洲国家的全国面积（1552~1917年，俄国每年平均扩充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6
俄国强盛时专横跋扈，自恃是高人一等的大国，迫使他国对它俯首帖耳；国势虚弱时，则以自身蕴藏的令人生畏的巨大能量掩饰自己的虚弱。无论俄国是强是弱，对习惯与更温文尔雅的国家打交道的西方诸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挑战。
按西方标准衡量，凭借落后的人口和经济基础，俄国取得了惊人的扩张成果。很多地区人烟稀少，似乎从未接触过近代文化和技术。征服世界的这个帝国因此有一种不安全的矛盾心理，似乎征讨了半个地球后带来的不是更大的安全，而是更多的潜在敌人。据此来看，可以说沙皇帝国不断扩张是因为现实证明，继续扩张比停止扩张更容易。7
在此背景下，俄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合法性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重新发现了古典人文遗产，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的新观念。俄国则通过对自己宗教的虔诚信仰和共同服从上帝认可的单一权威——作为“上帝化身”的沙皇——追求实现自身的复兴。沙皇的指令含有固有的正义性，不可抗拒。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和上流社会通用的语言（法语）凸显了西方国家观念的一致性。然而早期去过沙俄的欧洲人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光怪陆离的国度，感觉透过一个近代西方君主制的表层，窥见了蒙古人和鞑靼人的专制制度。用德·居斯蒂纳侯爵不客气的话说，就是“一个对亚洲实行暴政的欧洲体制”8。
在沙皇彼得大帝时期，俄国以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一国社会的方式加入了近代欧洲国家体系。无论对俄国还是对近代欧洲国家体系而言，双方在接受对方时都心存戒心。1672年，彼得诞生在一个基本上仍停留在中世纪的俄国。当时的西欧已经经历了大发现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革命，正处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前夜。身材高大（6英尺8英寸）、精力充沛的年轻沙皇在位期间着手改革自己的帝国。他的统治是俄国诸多特点及其野心极度放大的一个映照。
彼得大帝决心全面研究近代社会的果实，并以近代化的成就为准衡量俄国的进步。9他频频光顾莫斯科德裔居民区内的商店和工厂。身为一位年轻的君主，彼得大帝遍游西欧各国首都，亲自考察各种现代机械设备和专业学科。他发现俄国落伍于西方，随后宣布了自己的目标：“斩断人民与旧亚洲习俗的纽带，教习他们仿效全欧洲基督徒的言谈举止。”10
彼得大帝发出了一连串敕令：俄国将引入西方的礼仪和发型，延揽外国技术人才，建设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对几乎所有邻国用兵以扩大疆土，打通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并动工修建新都圣彼得堡。11作为“面向西方的窗口”的俄国新都建在彼得大帝本人钦定的一片沼泽地上。他拔出剑来插在地上，喝道：“此处将成为一座城市。”新都完全靠征用的徭役人工建成，死伤不计其数。国内守旧派造反时，彼得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企图。据传，他本人亲自拷问造反的首领并将他们枭首。
彼得大帝以他的伟业改造了俄国社会，使他的帝国跨入了西方一流强国的行列。然而由于变革来得太快，俄国有一种暴发户才有的不安全感。在任何其他帝国，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都不会像半个世纪后彼得大帝的继嗣叶卡捷琳娜大帝那样急切地敕令自己的臣民：“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我们的风俗习惯清楚显示了这一点。”12
俄国一向是由冷酷无情的专制君主对臣民强行推行改革。俄国人民顺从彼得大帝，是因为渴望摆脱过去，而不是因为对本国未来充满信心。尽管如此，彼得大帝及其之后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一样，当他的统治结束后，他的臣民及其子孙称赞他驱动本国人民取得了他们自己没有追求的成就，无论手段多么残酷无情。（根据最近的民意测验，当代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和彼得大帝一样受到了后人一定程度的肯定。13）
于1762~1796年执政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是俄国一位推动改革的专制君主。在她统治下，俄国迎来了一段文化成就辉煌、不断开疆拓土的历史时期（包括征服了克里米亚汗国及其以南的札波罗热哥萨克汗国，后者位于今天乌克兰的中部，是昔日哥萨克人的一块自治领地），用事实证明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是维系其庞大领土完整的唯一治理制度：
辽阔的疆域决定了必须给予统治这一疆域的人绝对权力，从而可以迅速处理公文，以弥补因路途遥远公文往来耽误的时间。换了任何其他一种政府形式，不仅对俄国有害，甚至还会彻底毁掉它。14因此西方人眼中专横的独裁制度在俄国被视为一种根本需要，是保证制度运转的前提。
如同中国的皇帝，沙皇是一位拥有神秘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君主，统御广袤的疆土。但沙皇与中国的皇帝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人认为，中国皇帝统治子民靠的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俄国人则认为，沙皇维系其统治靠的是一种能力，一种以不容他人挑战自己权威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让所有旁观者深深感受到俄国这个国家无比强大的能力。中国的皇帝被视为优越的中华文明的象征，吸引他国人民“向化”。沙皇则被看作俄国抵御环伺之敌的象征。中国的皇帝因其圣明仁厚受到称赞。而19世纪的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把沙皇的严酷看作是他响应内心召唤的表现：
在俄国，君主就是活的法律。他扬善抑恶……君主的仁慈只有辅以适当的威严，方称得上美德。15如同美国当年向西部扩张一样，俄国为自己的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声称它给荒蛮之地带去了秩序和启蒙（皮毛和矿石贸易只是捎带的好处）。美国的愿景令人无比乐观，而俄国的扩张基本上靠的是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夹在两大差异如同冰炭的世界中间”16，俄国认为自己肩负着特殊使命，要充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然而却受到浑然不懂它的这一使命的危险势力的包围。伟大的俄国作家、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援引过一句话：“俄国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无休止渴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普世教会。”17俄国人为俄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把不同文明糅合在一起而欢呼的同时，又对俄国作为“与人类大家庭隔绝的孤儿（援引19世纪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的话）地位感到绝望。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我们不得不从白令海峡扩展到奥得河”18。
内涵不断扩充的“俄罗斯之魂”（日后俄罗斯一些思想家的提法）这一说法包含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终有一天，俄国人多年忍受的艰辛和折磨会结出硕果；它走过的历程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的成就会受到颂扬；西方对它的态度会从轻蔑改为敬畏；俄国将把东方的权力和辽阔的疆土与西方的礼仪和正宗宗教的道义力量结合在一起；莫斯科，是继承了灭亡的拜占庭帝国衣钵的“第三罗马（帝国）”，沙皇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继嗣，是确立基督教根本信条的教会及教会会议组织者的传人”19，在沙皇的统治下，莫斯科将为开启一个普世正义和博爱的新时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俄国位于欧洲，但又不完全是欧洲国家。正是俄国的辽阔疆土和神秘莫测令拿破仑无法抵制它的诱惑。然而坚忍不拔的俄国人证明，他们比拿破仑的大军（或希特勒的军队）更能吃苦。俄国于是变成了拿破仑的覆亡之地（恰如一个半世纪后的希特勒）。为了避免莫斯科落入拿破仑之手并断绝法军的给养，俄国人放火焚烧了五分之四的莫斯科城区。据说拿破仑在他的宏大战略泡汤后惊呼道：“这个民族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是锡西厄人！居然如此死硬！简直是野蛮人！”20此时，哥萨克骑兵已在巴黎畅饮香槟。欧洲被笼罩在这一巨大的专制实体的阴影之下，却百思不解俄国的野心和行为方式。
维也纳会议召开时，俄国也许已经是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代表俄国亲自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沙皇亚历山大无疑是俄国有史以来最专制的统治者。亚历山大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虽然他的信仰变来变去。他一度沉湎于研读《圣经》，并就宗教问题虚心讨教，再次坚定了自己的宗教信仰。1812年，亚历山大在写给一位密友的信里说，他坚信战胜拿破仑会迎来一个基于宗教信条之上的和谐的新世界。亚历山大誓言：“我要把在尘世得到的一切荣耀，都献给尽快实现耶稣基督的真正统治这一事业。”21沙皇把自己视为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1814年他抵达维也纳时，已经有了建立新世界秩序的蓝图。他的构想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拿破仑的蓝图还要激进，他要建立一个由各国君主组成的“神圣同盟”。各国君主把本国利益升华为对和平与正义的共同追求，发誓为了博爱的基督教义放弃均势。亚历山大曾对保王党的学者兼外交家夏多布里昂表示：“现在不再有什么英国政策，或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政策。今天只有一项所有国家和人民为了普天下的福祉应该采纳的政策。”22他的这番话预示了日后美国的威尔逊提出的世界秩序观，只不过亚历山大所说的这一政策所体现的原则与威尔逊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亚历山大此时代表了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战胜国，他的军队遍及欧洲大陆。毋庸赘言，挟战胜之威的亚历山大提出的构想，对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均势概念提出了挑战。沙皇亚历山大率军亲征，一路打到巴黎，结束了拿破仑战争。为了庆祝胜利，他在法国首都郊外的一片开阔地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阅兵式，16万俄军列队接受了检阅。即便是他的盟国，看到这一幕后也难掩内心的不安。亚历山大与他的宗教顾问商量后，提出了一份联合宣言草案。各战胜国将在宣言中宣布就以下内容达成一致：“必须根本改变从前各大国之间交往的方式，尽快用一个基于救世主的永恒宗教真谛之上的秩序取而代之。”23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谈判者的任务，是把亚历山大救世主似的构想转化为与继续保持各国独立存在不冲突的某种成果，欢迎俄国加入国际秩序而又不被它的拥抱压垮。
维也纳会议
齐聚维也纳商讨如何创建一个和平秩序的政治家刚刚经历了疾风骤雨般的动荡岁月，一切原有的权力结构几乎被扫荡一空。在短短的25年里，他们目睹恐怖统治的狂热取代了启蒙运动的理性，法国革命的传教精神变成了东征西讨的波拿巴帝国的律令。法国国势由盛转衰。它曾一度跨过法国古老的边界，征服了欧洲大陆上的几乎所有国家，之后却险些在俄国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覆灭。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法国使节本人即是这一乱世的活生生的象征。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俗称“塔列朗”）的身影无处不在。他早年做过奥顿主教，后来退出教会支持大革命，继而背弃革命投奔拿破仑，做了他的外交部长，最后又抛弃拿破仑，参与了恢复法国王室的谈判，随后作为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出席维也纳会议。很多人视塔列朗为机会主义者。塔列朗很可能会为自己申辩说，他的目标是法国国内的稳定和欧洲的和平。为实现这些目标，他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无疑，为了近距离研究权力和合法性的种种要素，而又不致受到任何要素的束缚，塔列朗曾竭力谋取官职。只有像他这样令人生畏的人，才有可能置身于众多纷乱的重大事件的中心。
塔列朗在维也纳会议上做出的贡献，是为法国争取到了保全其“昔日边界”的和平，即法国走上对外冒险之路前存在的边界。此后不到3年，1818年，塔列朗设法使法国加入了“四国同盟”。法国这个战败国摇身一变，成了维护欧洲秩序的一个盟友，加入当初为了遏制它而成立的同盟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大西洋公约”仿效这一先例，接纳了德国。24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秩序，是自从查理大帝的帝国覆亡后欧洲最接近实现天下一统的体系。会议达成了以下共识：现有体系内的和平演进强于其他选择；维护这一体系比该体系内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更重要；通过磋商而不是战争解决分歧。
这一愿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破灭。之后，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秩序成了人们热衷攻击的对象，抨击它过于依赖均势，而均势内固有的尔虞我诈把世界推入战争。（英国代表团甚至请撰写过维也纳会议专著的著名历史学家C·K·韦伯斯特提交一篇论文，论述如何避免维也纳会议的失误。）这一观点如果成立，也只适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从1815年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近代欧洲最祥和的一个时期。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绝妙的均势，是维也纳和会后几十年最典型的特征。
1814年齐聚维也纳的政治家的处境，与他们的前人起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的处境大相径庭。一个半世纪以前，为结束“三十年战争”期间的一连串战争，各方达成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同时还制定了指导一般外交政策行为的原则。由此产生的欧洲秩序把不再受宗教驱动的现存政治实体作为出发点。因而，人们期待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应用，能够建立一种避免冲突或至少减轻冲突后果的均势。此后的将近一个半世纪里，这一体系通过几乎是自发组成的相互制衡的同盟，把挑战者束缚在这一均势中。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谈判者面对的是这一秩序的废墟。均势未能挡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事势头。拿破仑的革命热忱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压垮了旧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1806年拿破仑摧毁了残留的神圣罗马帝国，从而中断了长达上千年的连贯体制。这次维也纳会议的与会者必须在国家体系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新的均势，还要面对法军占领欧洲大部分国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新潮流。尽管俄国的出现从东面对法国构成了威胁，但法国凭借扩张主义策略几乎称霸欧洲，因此，新的均势必须能够防止法国扩张主义的重演。
中欧的均势也需要重建。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称雄欧洲大陆，此时维也纳能够发号施令的疆域只限于祖先留下的领土。这片领土面积广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兰南部），居民操着不同的语言，能否保持政治上的统一成了未知数。18世纪，几个弱小的德意志邦国见风使舵的投机行为，曾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外交增添了一定的弹性，但都亡于拿破仑发动的对外战争。它们的领土重新划分时，必须符合新建立的均势。
维也纳会议上的折冲樽俎与21世纪的外交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代的外交官与本国首都保持实时联系，接收详尽的指示，甚至包括他们使用的发言稿。国内一般只是向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少会就涉及大战略的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各国外交官距离本国首都有几周的路程。维也纳发给柏林的函件需要走4天（因此收到复函至少需要8天），发给巴黎的函件需要3个星期，发给伦敦的函件时间要更长。因此国内发出的指示必须笼统，充分考虑到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发给外交官的指令主要限于大政方针和长远利益。外交官在谈判期间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基本上由他们自己定。沙皇亚历山大距离本国首都有两个月的路程，但他不需要接收任何指示。他一时心血来潮产生的念头就是俄国的指令。亚历山大想象力丰富，足智多谋，让维也纳会议忙个不停。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也许是维也纳会议上最精明、经验最丰富的政治家。他称沙皇亚历山大“根本不足以成大事，虚荣心之强倒是无人可比”25。拿破仑对亚历山大的评价是，他能力过人，可无论做什么总是漏掉点儿“什么”。由于在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上事先无法预知亚历山大会漏掉什么，所以他完全不可预测。塔列朗更直截了当：“难怪他是（疯子）沙皇保罗之子。”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其他代表就国际秩序的一般原则，以及恢复某种形式的欧洲均势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但他们对这一协议的实际含义看法不一。他们的任务是在一定程度上调和在极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各种观点。
有英吉利海峡做屏障的英国没有外患之忧，因此它独特的国内机制基本上不受欧洲大陆局势的干扰。英国是从防止有人称霸欧洲大陆的角度诠释秩序。然而，欧洲大陆诸国的安全系数比英国低，无须有人称霸欧洲，哪怕发生领土变动，它们的安全可能就会受到威胁。尤其是这些国家和英国不同，邻国国内的变革让它们有一种不安全感。
维也纳会议就大体均势的定义很快达成了一致。1804年，战争尚在进行，当时的英国首相小皮特即提出了一份计划，旨在纠正他眼中的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提高法国的影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含的各项条约维持了中欧的分裂局面。小皮特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事先杜绝诱惑，必须合并中欧的一些小国，在中欧开辟出“几大块地方”，从而整合这一地区（“整合”一词只具有相对意义，因为这一地区仍然有位于今天德国境内的37个邦国）。显然，普鲁士适合吸纳这些被废邦国。当初它更想兼并比邻的萨克森，最终接受了奥地利和英国的规劝，改为兼并莱茵兰。扩张后的普鲁士作为一个大国直逼法国边界，从而造成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不曾有过的地缘政治现实。
余下的37个德意志邦国被合并为一个称为德意志邦联的实体，以解决欧洲始终面临的德意志问题：德意志虚弱时，往往招致外国（基本上是法国）干涉；德意志团结一致时，足以单枪匹马打败四周邻国，从而促使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应对德意志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就维持欧洲和平而言，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德意志不是太弱，就是太强。
德意志邦联过于分散，无力发动进攻，但又具有足够的凝聚力抵御外国入侵。这一现状为入侵中欧设置了一个障碍，同时又不对德意志侧翼的两个大国——东边的俄国和西边的法国——构成威胁。
为了维护新的领土总体解决方案，英、普、奥、俄结成了“四国同盟”。然而，领土担保——建立“四国同盟”的目的——对每一个签字国并非同等重要。四国对自己眼中的威胁怀有的紧迫感差异极大。拥有制海权的英国信心十足，对欧洲大陆上的不测风云不急于做任何具体承诺，而是静观某一重大威胁明朗之后再做打算。其他几个大陆国家因为安全系数低于英国，哪怕是英国不屑一顾的风吹草动，它们也会有大祸临头之感。
发生一场革命时，即面对的威胁涉及合法性时，尤其如此。保守的国家试图修建防御新一轮革命的堡垒，旨在把维护合法秩序的各种机制包括进来。他们所说的合法秩序指的是君主制。沙皇提议建立的“神圣同盟”，为保护欧洲各国国内的现状提供了一个机制。他的同盟伙伴意识到，如果对这一同盟巧妙地加以调整，可以借它来抑制俄国旺盛的精力。干预权受到了限制，因为正如最后条款规定的那样，这一权力只能集体行使。如此一来，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沙皇其他想入非非的念头拥有了否决权。
三套机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的支柱：“四国同盟”剿灭任何对领土秩序提出挑战的国家；“神圣同盟”防范对一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大国一致”机制定期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外交会议，制定共同目标，对付新出现的危机。“大国一致”的运作方式有点儿像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前身。它召集的会议先后对一系列危机采取了行动：1820年在那不勒斯、1820~1823年在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先后遭到“神圣同盟”和法国的镇压）以及1821~1832年的希腊革命和独立战争（最终得到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支持）。“大国一致”虽然不能保证各方看法完全一致，但每一次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危机都在不引起大国战争的情况下被化解。
面对1830年比利时革命，“大国一致”做出的反应是证明维也纳体系行之有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革命旨在把今天的比利时从荷兰联合王国中分离出去。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时尚是荷兰一个省的这片土地饱受争夺欧洲霸权的各国军队的践踏。英国把自己的全球战略建立在对海洋的控制之上，因此对英国来说，斯海尔德河河口必须掌握在一个友好国家之手，任何情况下不得被一个欧洲大国控制。与英国隔海峡相望的安特卫普港即位于扼斯海尔德河出口的要冲。为此欧洲诸大国在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做出了新的安排：承认比利时独立，同时宣布这个新国家的“中立”地位。在此前的大国关系中，“中立”这个概念闻所未闻，只有过一国单方面宣布自己的中立意愿。新成立的比利时同意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也不允许外国在本国领土上驻扎军队。各大国又对比利时的保证做了担保，抵制任何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径。这种国际担保地位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当德军强行穿越比利时领土进攻法国时，国际担保成了把英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无论合法性还是权力都不是为了阻止变革，两者相结合是为了确保以演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较量实现变革。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平衡若处理得当，采取的行动会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炫耀权力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并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对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组合各方都心知肚明。没有哪一方会感到有必要全面动员本国的预备役。一旦这一均势被打破，种种束缚随之消失，各种贪得无厌的诉求和狂人就会纷纷出笼，继而天下大乱，直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体系。
均势是维也纳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四国同盟”遏制了对领土平衡提出的任何挑战。法国尚未从大革命中恢复元气，对拿破仑记忆犹新的法国因此安分守己。与此同时，法国对和平采取的明智态度，促使它很快重返当初为了挫败它的野心而确立的“大国一致”。按照均势原理本应成为竞争对手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其实都在推行同样的政策。奥地利和俄国因为担心本国局势不稳，实际上推迟了它们之间日益迫近的地缘政治冲突。直到1848年以失败告终的革命撼动了这一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后，均势才日益被看作为争夺霸主地位做准备的一项条件，而不是依赖各方共同做出调整的一种平衡。
随着重心开始向权力要素一侧倾斜，英国作为平衡者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英国平衡作用的特点是它进退自如，而且证明自己有采取行动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日后出任首相）巴麦尊勋爵说过的一番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41年，他获知沙皇来函敦请英国做出明确的承诺，对“法国即将对欧洲自由发动的攻击”进行抵抗。对此，他答复说，英国把“一国吞并另一国领土的企图视作威胁”，因为“这种企图会打破现有的均势，改变各国的力量对比，从而可能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然而巴麦尊政府无法加入任何正式的反法同盟，因为“英国通常不介入尚未出现或短期内仍不明朗的局势”。26换言之，无论俄国还是法国，都不能指望英国肯定会站在自己一边对付另一方，也无法排除倘若它们走得太远，对欧洲大陆均势构成威胁时英国会否出兵。
国际秩序的前提
19世纪中叶，维也纳会议体系建立的微妙均势受三个事件的影响而开始动摇。这三个事件是：民族主义的崛起、1848年的革命浪潮、克里米亚战争。
受拿破仑征服战争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混杂相处的不同民族开始把自己的统治者看作“异族”。德国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成为这一趋势的倡导者。他提出，有自己的语言、祖国和民族文化的一国人民具有原始天赋，因此有权享有自治。27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
理论的基础是事实。拿破仑的革命大军改变了人们脑海里的欧洲版图。西方现在不再是18世纪时由不同王朝和高雅的上流阶层构成的平行世界，而是一个由不同统一体构成的立体——彼此不完全隔绝但又情况各异的国家。28语言民族主义使传统的帝国，尤其是奥匈帝国，易受到国内的压力，也易招致认为自己与奥匈帝国子民同属一个民族的邻国的憎恶。29
维也纳会议制造了“大片地带”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还对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当初保卫中欧的需要，遏制了地处中欧的这两个日耳曼大国为拉拢德意志邦联内的大约35个小国而展开的争夺。而且受传统的影响，人们对过去500年里其君主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一国仍心存敬意。德意志邦联大会（出使邦联37个成员国的所有使节）在位于法兰克福的奥地利使馆开会时，奥地利大使出任主席。
与此同时，普鲁士为跻身大国之列也在积聚力量。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普鲁士克服了人口稀少、边界漫长的固有障碍，崛起为一个新兴的欧洲大国。这要归功于它的领导人对本国实力的巧妙利用。用俾斯麦（把这一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普鲁士领导人）的话说，先后涌现出的几个“握有实权、多谋善断的摄政王，审慎地使用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并把这些资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一俟时机成熟，马上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果断投放到欧洲政治的天平上”30。
维也纳解决方案进一步强化了普鲁士原有的坚实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给它带来了地缘政治机会。历史上日耳曼人首次把实现自己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从维斯杜拉河一直延伸到莱茵河的普鲁士身上。又过了几十年后，普鲁士不再甘心对奥地利唯命是从，开始走上了一条更具对抗性的道路。
1848年，革命烈火燃遍整个欧洲大陆，波及了每一个大城市。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试图迫使冥顽不化的各国政府接受开明改革。旧的贵族秩序感受到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力量。最初，各地的起义势不可当，从东边的波兰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哥伦比亚和巴西（这个帝国不久前刚挣脱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拿破仑战争期间，它曾是葡萄牙流亡政府所在地）。在法国，历史似乎再次重演。拿破仑的侄子作为拿破仑三世执掌了政权，先是通过公民投票当选为总统，之后又称帝。
当初建立“神圣同盟”，恰恰是为了应付这样的大动荡局势。由于柏林和维也纳统治者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大动荡波及的范围又太广，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两国无力联手干预。结果俄国独自出兵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保住了奥地利在当地的统治。其他地方的旧秩序勉强把革命压了下去，但再也没有了革命前的自信。
最后，保守国家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团结一致因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而破裂。三国的团结一致，始终是维也纳国际秩序的两大支柱之一。革命时期，这两大支柱曾捍卫了现存的体制，并孤立了此前破坏和平的法国。现在又一个拿破仑正在伺机扩张。从克里米亚战争中，拿破仑看到了结束自己孤立状态的机会，与英国结为同盟。当时英国正全力阻止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和通往地中海的入海口。英法联盟确实挡住了俄国进军的步伐，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外交关系日趋紧张。
冲突不是起于争夺克里米亚——18世纪俄国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封臣手里夺取了克里米亚——而是起于法国和俄国为了促进自己支持的耶路撒冷基督徒社团的权利，提出了相互冲突的要求。当时耶路撒冷还处于奥斯曼帝国管辖之下。在一场涉及哪一教派——天主教还是东正教——享有进入圣地的优先权的争执中，沙皇尼古拉一世要求承认他作为奥斯曼帝国所有东正教臣民的“保护人”采取行动的权力。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人数众多，遍及各战略要地。沙皇的要求——无异于干涉他国事务的权力——包裹在普世道德原则中，但直接威胁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遭到奥斯曼帝国拒绝后，俄国派军队进入巴尔干半岛，两国海军在黑海交战。6个月后，由于担心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均势会瓦解，英国和法国加入奥斯曼一方参战。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同盟体系于是被打破。之所以称为克里米亚战争，是因为一支法英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攻占了俄国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市。31被围困的俄军坚守了11个月，然后凿沉了自己的军舰。普鲁士保持中立。奥地利愚蠢地决定利用俄国的孤立无援改善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动员了在当地的奥地利军队。收到俄国求援的请求后，奥地利不但没有向俄国伸出援手，而且还在外交上大力配合英法对俄战争，其做法近乎是给俄国下了最后通牒。奥地利的首相兼外交大臣施瓦岑贝格说：“我们的忘恩负义会震惊世界。”32
奥地利孤立俄国的举动最终孤立了自己。事隔不到两年，为了支持意大利的统一，拿破仑进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盘。与此同时，俄国在一旁袖手旁观。在德国境内，普鲁士赢得了自由行动权。不到10年，俾斯麦把德意志带上了统一之路，并再一次在俄国默许下把历史上一直扮演日耳曼国家首领的奥地利排挤出局。待到奥地利悟出在国际事务上取信于人比战术上的长袖善舞更重要，为时已晚。
梅特涅与俾斯麦
在德国和欧洲的巨大变革中，两位政治家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和普鲁士首相即日后的德国首相俾斯麦。19世纪这两位中欧最重要的政治家留下的截然不同的遗产，表明19世纪后半叶欧洲国际秩序的重心从合法性转向权力。两人均被视为典型的保守分子，都被说成是操纵均势的大师。他们的确实至名归。然而，两人不仅对国际秩序的基本看法几乎针锋相对，而且操纵均势的目的极其不同，对欧洲和世界和平产生的影响也截然不同。
梅特涅被委以重任，这本身就是18世纪社会开放的一个佐证。他出生在靠近法国边境的莱茵兰，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受教育。梅特涅13岁时第一次去奥地利，17岁时才在那里定居。1809年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1821年出任首相，直到1848年卸任。命运使他担任了一个开始走向衰落的古老帝国的最高文职职务。奥地利曾被视为欧洲最强大、治理最好的国家之一，如今却身陷险境。由于地处欧洲腹地，欧洲大陆的每一次颤动都会在奥地利引起地震。奥地利国内多语言的特征，使它面临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仅仅一代人以前，民族主义这股力量几乎还不见踪影。对梅特涅而言，坚定可靠成为他的政策指南：
当四周动荡不定时，最重要的是要有点儿什么——无论是什么——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岿然不动，这样迷途的人才能确定方位，离散的人才能找到避风港。33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梅特涅更多地受到宣扬理性力量的哲学家的影响，而不是受鼓吹武力的人士的影响。他认为不需要焦虑地寻找解决眼下问题的对策，寻找真理才是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梅特涅认为，心想事成的信念是一种幻觉。真理必须反映人性和社会结构的深层现实。任何空泛之论事实上摧残了它声称要实现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发明是历史的敌人。历史上只有发现，而只有存在的东西才能被发现”34。
梅特涅认为，奥地利的国家利益是欧洲总体利益的象征，即如何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共同的遗产、信仰和风俗的框架中，把不同的民族、人民和语言捏合到一起。35根据这一观点，奥地利的历史作用，是证明多元化在实现欧洲和平中的价值。
而俾斯麦是普鲁士乡村贵族的后裔。普鲁士的乡村贵族比德国西部农村的贵族寒酸得多，而且远不如后者眼界开阔。梅特涅试图证明传承的价值并复活一个普世观念，即欧洲社会的观念，而俾斯麦却对自己时代的一切权威观念提出挑战。俾斯麦之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德国真的能统一，需要借助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俾斯麦的目标是要证明：这两股思潮可以分开；维护秩序无须“神圣同盟”的原则；保守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可以建立一个新秩序；欧洲秩序概念完全可以建立在对权力评估的基础之上。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对国际秩序性质的不同看法，突出反映在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诠释上。梅特涅认为，秩序与其说产生于对国际利益的追求，不如说产生于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的能力：
政治学的伟大原理源于承认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生存的保障正是源于整体利益。具体利益——一些目光短浅的浮躁之徒把谋求具体利益当作智慧——只具有次等意义。近代史显示，可以通过遵循团结一致、均势……和各国同心协力的原则，迫使各国回归习惯法。36俾斯麦拒绝接受认为更高的原则可以约束权力的论点。他的一些名言表达了一种信念——只有准确评估构成权力的各要素后才能确保安全：
柔情政策不会得到任何回报……37其他任何一国政府都把本国利益作为衡量自己行动的唯一标准，不管它如何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天哪！再也不能要那种含情脉脉的同盟了，我们用牺牲换来的唯一回报，只是感觉为他们做了一件善事……38一个大国政策的唯一健全基础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浪漫主义……39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感恩或信赖就上战场与我们并肩作战。只有恐惧能让他这样做，如果我们能谨慎地巧用恐惧心理的话……40政策是可能的艺术，是相对的科学。41最终决策完全取决于对功利的考虑。18世纪的欧洲秩序曾被人视为一块各部件严丝合缝的牛顿式的精密钟表，如今被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世界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