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电厂是拉贝一路上看到的日军飞机重点轰炸目标之一，8颗炸弹落在那儿，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门口，显然这对母子是想躲避轰炸却还没有来得及跑进防空洞就被日本人炸死了。
“野蛮！最无耻的野蛮行径！”拉贝看着现场的惨状，悲愤无比。
在电厂，拉贝看到几枚炸弹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炸弹显然是正好在配电房里爆炸的，因此所有配电设备被炸得粉碎。厂里的办公室也完全变成了废墟，只剩下两根钢筋水泥柱像一个80岁的老人弯着腰。西门子公司的职员都是优秀的工程师，对设备异常敏感。拉贝发现，电厂现在基本上彻底被毁，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积厚有几厘米高，爆炸当时的冲击波肯定十分厉害。
下关电厂是南京主要的供电来源，蒋介石对此次日军轰炸电厂给予了高度关注。拉贝作为西门子对该厂的电机供应商，其责任是如何恢复它的发电功能。
“没有电的城市等于回到中世纪。”拉贝在回来的路上一边叹息，一边如此对韩湘琳说。
“哎，电灯亮了呀！”韩突然兴奋地指指城区的街头。
竟然有电灯亮起来了！拉贝也觉得奇怪。一打听，原来是浦口铁路照明电厂拉过来的电呀！
“老蒋看来是有所备战的。”拉贝觉得中国政府对防日轰炸是蛮下功夫的。毕竟，南京是中国的首都。
“快快，拉贝先生快起床！”半夜，拉贝突然被韩等人叫醒。混乱和仓促之中的他，戴上眼镜后，才听清楚了外面是警报声。
“现在是午夜2点31分哪！这日本人也太坏了吧！”拉贝看着表，极端生气道。
“别系领带了，先生！”中国雇员扶起拉贝就往屋外走。
拉贝这次是穿着睡衣和睡裤进的防空洞，如此穿着不正规，令这位德国绅士很不爽。
第二天，下雨了，下得还不小。
“乌拉！今天是和平的日子！”同事阿德霍尔特高兴地过来对拉贝说，“今天我们好好睡一觉吧！”
“对，和平的日子为何不享受一下？”拉贝极表同意。“和平的日子”--下雨天，南京市民和拉贝他们这些待在南京的外籍人士都太热爱下雨天了。因为这样的天气小日本的飞机是不会来骚扰的。
“我补睡了一觉。美美地，多么高兴！”拉贝在日记中欢呼。
阳光灿烂的日子， 人们感到恐惧而得不到舒畅心情，下雨的天气反而欢呼“万岁”，这是侵略者日军给中国人民和像拉贝这样的在华外国人士带来的畸形心态。
当关切着德国人利益和西门子公司利益的拉贝，再一次跑到中山路时，他又一次震惊了：在德国人开的黑姆佩尔饭店的不远处，在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一片中国民房被日军的炸弹夷为平地，房子前面的一个防空洞没有能保住里面的平民们的生命，30多个男女市民被炸成一团团碎烂的肉泥，惨不忍睹。
“卑鄙！无耻！屠杀！侵略！”拉贝把能骂出口的愤怒全都倒了出来。面对日本人的无耻行径，拉贝对中国的热爱与对日本人的蔑视程度似乎是成正比例上升，尤其是对中国和中国雇员的敬佩之心。这一天晚上，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中国工程师周先生的到来和所说的一番话，令拉贝好一阵感动。周是应国民政府交通部的指示，冒着两边的战火，用了26小时才抵达南京的，可见战火下的两地之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
拉贝作为西门子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自然要接待好上海派来的同事。
“周，南京的炸弹每天都有可能在我们头顶上面爆炸，你来此，你家人不担心呀？”拉贝问。
周笑笑，说：“我对我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决不可对西门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北方的老家去，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的薄田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
拉贝听完周的话，感动得快要流眼泪了。“好样的，周！”他为此热烈地拥抱了周工程师。西门子在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意越做越大，除了有一大批像拉贝这样的优秀职员外，中国雇员对公司的支持和献身精神也起了重要作用。而拉贝对周这样的爱国主义者的真诚与无私，表示了极大的敬佩之情。
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少。德国使馆租借的船，已经在感恩节这天载着首批离京的人士起航。为了表示庆祝，大使在船上为所有可能出席的在南京的德籍同胞搞了一个“感恩节”庆祝活动。拉贝自然也去了，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请完成任务后回汉口的周工程师带走他记下的16本日记。
“你把这些东西交给德伦克哈恩先生，请他帮助我保管它。”拉贝指着4个箱子，吩咐周。
船上的感恩节虽然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但依然开得很浪漫。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博士在庆祝会上发表了讲话，对所有准备离开南京的德籍女士和留在南京的德籍男士们表示了敬意。最后大家一起喝着咖啡，唱着《国旗之歌》，三呼“德意志”和“元首”万岁。
“怎么听《国旗之歌》就像听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似的。”拉贝和几个朋友窃窃私语道。可不，因为他们身后的南京城里又在响着一阵阵日军轰炸引发的爆炸声……接下去的日子，除了指望下雨天外，就是待在防空洞里无聊地默对着自己的同事和雇员。这不是勤奋工作的拉贝所希望的，他内心时常出现某种焦虑，但有何办法呢？拉贝在这个时候学会了另一个本领：除了写日记外，他在试着给一个朋友主办的德文版《远东新闻报》写留守南京的特写，并且因为感恩节那天他写的一篇《发自船上的报道》引起了德国国内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被朋友扯进了该报的“兼职”圈内了--《远东新闻报》聘他当“名誉职工”。拉贝是个谦虚的人，换了别人也许很是高兴，他却有些郁闷地回信给这位朋友--胡尔德曼先生，因为这位胡尔德曼先生由于拉贝写的报道而把拉贝抬举成德国人的骄傲之类的“英雄”人物了。
拉贝有些受不了。他如此回信，并在信中进而说明了他留在南京的原因和时下心态：
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20岁，目前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1.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
2.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破旧东西。（尽管有个柏林女士恳切地劝告我：别胡闹！你不该为那些不值50芬尼的破东西操心！）
3.那好吧，我们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对第1点还必须指出，我们十分尊敬的中国客户还想不断向我们订货、签订合同，但必须按照下述条件：
支付条件：(1)签订合同时预付5%。
（2） 我们取得战争胜利后4周再支付95%。
供货时间：2个月以内运抵南京，送货上门。
保战争险：没有必要。但如果你们愿意投保，我们同意！
这当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说服客户！
对第2点还必须说明，那位柏林女士说的是对的。
对第3点来说，首先还要有一个十分安全的防空洞，显然我们并没有。我在这里所见过的防空洞，没有一个是很安全的，但它们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这就足够了！
……我们都知道拉贝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拯救了数万南京市民的生命，其实在日军进城之前，拉贝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拉贝式防空洞”。
从1937年8月开始，日本人在上海挑起事端并引发淞沪大战的3个月里，日军飞机开始不断袭击南京等地，大轰炸让无数无辜的生命逝于炮火之下，而这也是日本人犯下的屠杀之罪。“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害中国30万人”，实际上并没有包含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前的这几个月的大轰炸中死亡的中国平民人数。而防空洞几乎就是平民们唯一可以防身保命的设施。但许多民间防御设施不够牢固，有不少人在轰炸的震荡之中被倒塌的地洞压死。拉贝发现了这个情况，他是德国工程师出身，德国人做事严谨认真，技术能力超群，他摸索出一套修建坚固耐用防空洞的经验。“拉贝式防空洞”先是在德国同事和驻京外籍使馆人员与传教士中流传开来，后又被南京市民甚至部分守城军队及政府部门所采用。这让许多人免于因防空洞的不坚固而丧命或受伤。这个功劳，应当给拉贝记上。
拉贝是这样把自己的这一经验通过信的形式告诉朋友的，而朋友又通过报纸给传播了出去--
人们是怎样建筑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自然，首先是因为他本人一窍不通方可选择这一方案），付给他--建筑师500元～3 000元。这样建筑师便可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10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1.5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1.5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不受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人们都跑到我这个防空洞里来占位子！为什么？我不知道！它有这样的名声：特别牢固。
我在建筑这个“英雄地下室”时，估计最多可坐12个人。但在建筑好以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30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十分简单！我的每个勤杂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没有孩子，就收养一个！（顺便说一下，多么兴旺的业务！）此外，我还得接纳一个邻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个鞋匠，战前我曾对他发过火，因为他把20%的扣头计算在制鞋价格之中。后来突然发现他是我佣人的一个亲戚，我能怎么办呢？我让他们都进来了。我不能让自己丢脸呀！我在这个地下室里给自己放了一张办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得进入这个防空洞，至少在轰炸离得很近而且很厉害的时候是如此。并且，我坐在里面时，孩子们和女人们会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这时我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地赶回来是做得对的。
假如现在我这么写，说我一点也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谎。在防空洞开始剧烈震动时，也有一种感觉悄悄爬上我的心头，类似“哎呀，我们要再见了”！在我的防空洞里有一只家用药箱、手提灯、铲子、十字镐和榫凿，但是，坦率地说，当我想到，我们大家有可能都会被埋在这个老鼠洞里时，那些东西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大的安全感。说真的，是害怕了。可是，为了消除害怕，说几句快活的话，或编造一个笑话，大家跟着笑一笑，炸弹的威力就大大减小了！老实说，只要炸弹没有刚好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逐渐地也习惯了狂轰滥炸。每次轰炸的间隔时，孩子们都迅速地跑出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无法想象得出，这时会发生什么事。
夜间轰炸既有弊也有利。第一次警报信号响过几分钟后，电厂拉断了电。领带可以不要，但在这几分钟内我至少必须穿好裤子和皮靴。然后，当我把所有要保护的伙伴安全地藏进地下室后，才可以悄悄地在暗处坐下。继而我经常会摸索着回到我的起居室里去，悄悄地找一张最舒适的椅子，转眼间便睡着了。这是我在孩提时代练就的功夫，那时，只要下雷阵雨，我就常常这么做。
可是（我们的室内生活写得太多了）只要危险一过去，防空洞里的客人们和我之间的家庭式关系自然也就中止了。必须是这样。除去工资以外，必须有一个区别，不至于会失去纪律。
现在再写一点有关这个城市和警报信号的情况：
谁要是在战前即两个月前，熟悉这个重新繁荣起来的南京城的，谁要是在当时，特别是中午时分，观察过市中心繁忙的交通情况的，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所有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整个红砖瓦的住宅区也都刷成了黑颜色。每隔50米～100米就有供行人躲避用的防空洞，有些只是上面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去。
所有的电影院、大部分旅馆、绝大部分商店和药房都已关闭。有些小手工业者还在半开着的大门和百叶窗后面悄无声息地干活。
一排排的房子之间，可以看到一些缺口，面积大约有6所～12所房子那么大，这是轰炸造成的破坏。但是事情过后呢，人死了（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够多了），现场清理干净了，于是便几乎不再有人注意这些缺口，事情也就忘记了。
同样也漆成了黑色的公共汽车还在行驶，在中央各部等单位下班时车里挤得满满的，因为政府官员都照样工作，星期天也如此！街上的秩序是无可指摘的。军人、警察和平民纠察队谦和而正确地履行着他们的义务。在两枚炸弹炸开了中山路主干道的碎石路面半个小时后，就已填补了那些坑洞，修复好了路面。修路时交通一点也没有中断。
没有一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已经不多，德国人约有12名妇女和60名男子）受到过干扰。相反，人们都怀着惊讶的好感注视着我们这些还坚持留在这里的外国人！
……“谢天谢地，我们仍然健康。”
“感谢上帝，我们仍然活着。”
在上海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打得越来越激烈的那些日子里，这是南京城里的拉贝和市民们每天都在重复的两句话。
然而，毕竟南京已经不再安全，尤其是敌机的轰炸，人们的心情已经被彻底地搅乱了。比如10月19日这一天，拉贝甚至非常愤怒了--
开始是不到凌晨2点钟，警报就响起。睡眠中的拉贝刚刚穿上第二只靴子，炸弹就已经落了下来，整个房子都在抖动。
“里贝，你怎么还在睡呀？”拉贝见自己的伙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呜呜--”第二次警报再度响起。
“喂，里贝！第二次警报了！”一般情况下，第二次警报响起，意味着更大的轰炸即至。拉贝见里贝还没有动弹，有些生气和着急了。
“是是是，我听到了！听到了！”里贝这回才开始起身，动作依然漫不经心似的。
走进防空洞，拉贝看着洞内挤得满满当当的就来气了：有个远洋公司的胖家伙，一人占了几个人的位子，把身边的妇女和小孩子挤在一边。
“我希望你调整一下。这里的位子本来就不多，你不能一个人占了女士和孩子的三个位子……”拉贝走过去，冲那胖子便说，结果话还没说完，不小心脚底一滑，掉进了洞内的地下水沟，臂部湿透。
见鬼！早晨，拉贝从洞内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份“公告”式的通知：
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凡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即应该让孩子们和妇女们（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子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坐位或站位。
有违反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通知”贴在防空洞入口处，非常醒目。
“这个老鸹（拉贝的外号），他做事真够认真啊！”周围邻居们看了拉贝的“通知”都笑了，说拉贝就是个“好人”，唯独那胖子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
日本人够折腾人的。凌晨4点来钟，警报刚刚解除，还不到半小时，警报再起。拉贝疲倦地穿上衣服，往洞里刚站上不到几分钟，警报又解除了。原来，是一次虚传敌情：天上飞着的是蒋介石自己军队的巡逻歼击机。
“乱套了！”人们的嘴里都在埋怨。但又能怪谁呢？拉贝安慰大家说：“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也算正常。”
话虽这么说，拉贝自己心里也很闷气，因为刚躺下，外面突然传来高射炮声--地面的部队朝天空激烈开炮开枪。“彻底乱套了！”拉贝心想，“千万别自己的炮打着了自己的飞机哟！”
反正炮弹落不到自己的头上，睡吧！拉贝将被子往自己的身上一拉，蒙头照睡。可似乎又睡不着--大早晨的，怎么办？起来洗个澡吧。
拉贝走进了浴室。
8点55分，警报又响起。“这么下去，今天就别想再干什么工作了！日本人真是太没有教养了，连起码的信誉都不讲！”里贝站在门口对着天空直骂。
9点55分时，警报又解除，敌机没有在天空出现，据说日本人的飞机飞过南京，到了北边什么地方去了。
真是活见鬼！
中午12点15分，警报再次响起。“别管它，估计又是放空炮！”许多人对此漫不经心了，连一向认真的拉贝也没了多少警惕性，慢吞吞地不想管警报不警报了，反正第二次警报响后还来得及进洞里。
“轰隆--”突然，一声巨响就在拉贝他们的附近。“快快！快进洞！”这回是真轰炸了！
拉贝等惊慌失措地刚钻进防空洞，便听见天空中激烈的炮击声。有胆大的人从洞口探出头往上面看--阳光下，数架飞机也搞不清是敌机还是蒋介石的空军部队，反正在天上打成一团，地面的炮火更是雷霆万钧般射向空中……
日军飞机在这一天袭击了南京城北和城南，甚至连与拉贝他们有密切业务联系的电厂也惨遭轰炸。而最受破坏的是浦口铁路局及附近的煤场，有9人死亡，10余人受伤。
第二天，这样的轰炸在继续，死伤的人数也一直在上升。然而南京人似乎对这样的情况变得很习惯了，只要小日本鬼子的飞机不是过度的轰炸，空袭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一样。
拉贝他们可以看到一些从上海转邮过来的德、英、美等国的外文报刊，这些报刊都不时有文章说，南京人对日本人的飞机空袭已经习惯了，“这太夸张了！让他们来试试看！”拉贝有些生气这样的报道不负责，不过当里贝问他难道你不是也习惯了进洞出洞时，拉贝又苦笑着点点头。
“可不是，你不习惯又能怎么样呢？”拉贝心想。
10月24日，星期天。拉贝认为他的中国伙伴韩湘琳做其他事、说其他话都很到位，唯独说日本人不会星期天“下蛋”--轰炸，是“胡扯”。这不，在今天这个“一碧如洗”的星期天里，炸弹在城北、城南如雨点般地落下，比任何时间里“下蛋”都多。
“今天日本人是为了纪念他们下蛋700枚才这么干的！”韩向拉贝解释。
“700枚了？！”拉贝跟着韩趁中午时间空袭刚过的间隙，跑到一家中国人开的“德国肉店”，在那里他发现了9瓶“爱福”牌啤酒。“统统要。”拉贝像见了珍宝一般，全部买了下来。晚上与前来看望他的一名德国朋友痛饮了一通。
大轰炸的第二天10月25日，拉贝十分高兴，因为这一天是他和爱妻结婚28周年纪念日，他收到了远在北平的妻子多拉托韩先生为他送来的4盆菊花，还有爱写诗的妻子的诗，这让他兴奋不已。
妻子的诗这样写道：
蒙眬的预测已经变得明晰，命运从不是偶然幸运的产物。
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的轨迹，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运筹，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是啊，一个智者也决定不了与家人的合与分，这就是战争下的世界。拉贝对自己妻子的才情深感佩服，同时也为自己身处战争的旋涡中心颇有些伤感和担忧。
南京电厂是拉贝他们西门子公司在华的一个重要生意项目，里贝就负责这一块工作。由于日军的飞机不断轰炸，电厂的维修成了头等大事。作为西门子洋行的南京办事处负责人，拉贝以高度的责任担负起电厂的正常运转。让他欣慰的是，几台涡轮机运转一直正常，而且那台老式的博尔齐锅炉还在正常工作着。“这是6年前的货，你们看清楚了吧：我们德国的货比美国锅炉强吧！”拉贝对那些总认为什么东西都是美国货好的中国人很不理解，他用事实告诉他们，真正过硬的货是他们德国人造的。
结婚纪念日的第二天，拉贝拉着已经出色完成公司交待的维修任务的里贝一起到电厂。原本里贝是要走的，但上海西门子洋行驻华总部发来一份被拉贝认为是“最好的电报”说：里贝暂时可以继续留下来工作，不急走。“伙计，你得留下来陪着我天天吃日本人下的蛋啊！”他与里贝已经很有感情了。
到电厂的路上，拉贝他们听说了一个准确的消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太仓。这就证明，中国首都南京的外围防线又被撕破了一道。好在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日本人在上海已经战死了一万人。
看来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干得不算太烂！
但从友人那里获得的南京情况又让拉贝情绪低沉：日本飞机在过去的60多次空袭中，已经造成20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还有大量难民纷纷逃亡……“听说了没有，蒋夫人昨天在去上海的路上，汽车驶进了一条沟里，她被扔出车子好几米，肋骨断了好几根！”这个消息让拉贝感觉对中国而言，是不是意味着凶多吉少？
“看，拉贝先生，你公司总部又寄来一大包圣诞礼物！”韩先生从车子里抱回一大包邮件，交到拉贝手里。
“太美了！”拉贝一看，是辛施兄弟公司从汉堡寄给他的100份1938年的德国新日历，这日历可以用作日历，又能记事，所以很受拉贝他们欢迎，也可以作为礼物送给相关客户。
看着一张张精美的汉堡冬季风景明信片，拉贝的那颗心“变软了”。
圣诞节又快要到来了，怎么在中国就没有一点儿感觉呀！如果在自己的故乡，现在这10月份就该忙碌圣诞节的事了，然而在南京--战火下的南京，他这个汉堡人几乎把这事给忘了--拉贝想到此处，不由热泪盈眶……“喂喂，别哭呀拉贝先生，过去你可不是这个样的！”
拉贝自己勉励自己。这一夜，他坐在防空洞里，想起自己的家乡汉堡，又想起自己的妻子与儿女，不由感慨万千--
我一再有把握地说：
哎呀，要理智，蹲在防空洞前，这可是缺乏理智！
首先，因为轰炸机的炸弹大都是从上面落下的，高空也会掉下碎片，击中谁，痛得要命，如果劈啦爆炸，不及时走开，你肯定会说：啊--我想，还有足够时间躲开，我只想看一下……别说废话了--快些吧，走进你的“英雄地下室”去！
你的理智在命令你！
德国人爱写诗。不过比起拉贝妻子的诗，这首似乎缺了点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韵味，不是吗？这个冷面红心的“纳粹”！其实他内心还是炙热的，只是他的表面如钢铁一般。
进洞，出洞。天天无数次的折腾，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催账、收款，以及帮助中国人恢复设备等等，拉贝终于病倒了……病得还不轻。
医生给他开了许多药，价格是平时的三倍多！精细的拉贝注意到这一点。他想让妻子寄些药来，可又不敢发电报给她。如果那样的话，妻子一定会毫不理会日本人的飞机和炸弹跑到南京来。“那样又太傻了！”拉贝内心深深地责备自己。可是人家陶德曼大使的夫人就留在了南京，她能做到，我的妻子为什么就不能？
“不行不行，我有这个念头就是犯罪。是对妻子的犯罪念头。”
拉贝拿起阿司匹林，猛地往嘴里塞，然后喝上满满的一杯水。他在日记上写道：“如果一个汉堡人和一个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会产生意见分歧。这肯定是出于古代他们好争论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最伟大的‘快舌’，即最伟大的辩才。我当然站在汉堡人一边。汉堡人说话也许会夸张，他们的话也许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纯粹是‘吹牛皮’，这就更差劲了！例如柏林人说：‘傻瓜就是傻瓜，是无药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顶用！’这不对！阿司匹林对我就起了作用，今天我感到已有起色……”
拉贝感谢阿司匹林--他的病明显好转了。日记还没有写完，防空警报又响起，拉贝被韩湘琳等人从床上拉起，飞步躲进防空洞。
“先生，我听上面说，要让市民们准备三天的饭……”韩对拉贝说。
“为什么？”拉贝不解。
“这不你病的几天日本人的飞机没有来过……”
“这是下雨的缘故吧！可不是日本人对我的照顾。”拉贝说。
“是的。但你知道，下过雨后，日本人一定会大规模地轰炸南京，而且肯定要比平时轰炸得还要猛烈和时间长。”韩说。
准备三天饭，就是说要在暗无天日的洞里待三天？！拉贝摇摇头，又非常无奈地长叹起来。他翻开日记本，继续写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就是地球上的一座阎王殿，我们在中国正经历着这场灾难，若与欧洲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相比，也许它只是一场儿戏。但愿善良的命运之神保佑我们免受此难！”
炸弹仍然在洞外发出巨响。拉贝和南京人并没有受到上帝的保佑，日本人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战争之苦，正在不断加剧，更深的苦难还在后面……雨后的南京，人们感觉头顶上的炸弹像过节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乱响。令拉贝感到奇怪的是，中方应对日机的防空战斗机不知什么时候竟然销声匿迹了。这是怎么回事？
“老蒋在上海已经打得没力气了！南京看来也快保不住了！”还是韩湘琳等中国人了解情况。
如此看来，剩下的时间只能是听天由命了！拉贝参加过一战和非洲的战事，明白自己所身处的南京着实命运不佳。这种日益多变的形势，可以从种种迹象判断出来：他身边的中国帮工--那些办公室的勤杂工和佣人纷纷被征召去当兵了，而且年龄都在30岁至35岁之间，他们可能只是早上受训几个小时，中午就被拉往前线与日本人打仗去了，其命运大多也是凶多吉少。
“蒋先生真是扛不住了！”拉贝和留在城里的几个德国伙伴私下里议论着，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他们这些“老外”到底今后在南京还能干什么事？这是拉贝等人最关注的。
雨，仍然下个不停。对拉贝来说，他最讨厌下雨，因为一下雨他的防空洞里面就会渗进许多水，这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是绝对反感的事，尤其是对像西门子这样大公司的职员来说，凡是与“工程”和“机械”相关的事，有瑕疵是不行的，无论你有什么理由。但在南京，下雨对多数人来说是好事甚至是极好的事--日本飞机就不会再出现在头顶上了。
11月12日这一天日本飞机还真没有来，南京市民们与拉贝都认为是下雨的原因。其实这一天日本人就没有打算到南京来，因为他们此时此刻正在上海庆祝“伟大胜利”呢--他们在铁蹄和刺刀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把国民政府在上海市的牌子扔进了黄浦江里，换上了他们的太阳旗……“升旗！今天你要升中国国旗！”办公室留下来的一名姓蔡的勤杂工一早过来向拉贝传达上面的指令。
“为什么？我是德国人，我不可能把德国的旗降下来，换上你们中国的青天白日旗的！”拉贝断然拒绝。
“这、这……这又不是我的意思，是政府的意思嘛！”蔡很委屈地说。
“我不管是谁的命令，在我的这块地盘上，谁也别想降下我们德国的国旗。”拉贝气呼呼地嘀咕道，“这是我们公司一贯的立场！也是我们公司与贵国贸易条约的内容之一。谁都不能随便破坏！”
又一位姓张的过来了，他拉住拉贝说：“不是的。是蔡搞错了。今天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政府要求我们下半旗以示哀悼纪念。”
“我到底听你们哪一个的？”拉贝似乎真生气了。
“是他错了。听我的没错。”姓张的堆着笑脸，对拉贝道。
拉贝总算明白其意，于是道：“那就把德国旗和你们的国旗一起升上去，再降半旗。”
拉贝亲眼看着两位中国勤杂工把旗帜升上后才摇摇头，进了屋。心想：这些中国人，办什么事都不能说个明白。
上海失守，受难的不止中国人，拉贝他们也惨遭损失和伤害。从上海运输公司那里得知：前日离开南京的里贝在路途上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人没有死，身边的几个箱子全被炸烂了。“你们给我记个单子，等战争结束后，我一定要让日本人加倍赔偿！”拉贝这回真是气得眼镜几次从鼻梁上掉下。他托里贝随身带的东西丧失殆尽，能不叫他心疼？
南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中国政府部门的人都像暴雨前的蚂蚁，人人都在忙着打包搬家--南京国民政府要害部门基本要搬空了，剩下的政府部门和各种机构也都你争我夺地在动用各种可能的运输工具为自己忙碌。有钱的市民则在千方百计投奔亲友或往香港、汉口甚至更远的地方搬迁。留下的穷人们越来越没有指望，他们的脸部表情都是呆滞的。
拉贝他们这样的外国人，已经是少数了。每个国家都有大使馆在协调各自的侨民撤离，下关口的长江上停留着十几艘洋船，随时在准备着出发。德国人也仅剩一艘“库特沃”号船，是大使馆作为最后运送德国侨民撤离南京的唯一机会。“库特沃”只有50个卧铺，于是能够挤上“库特沃”的也算运气了。
“无论如何，请拉贝先生帮忙了，我和妻子想搭你们的船到汉口，求求您了。请您跟船老板说说，加倍给钱我们也愿意。”一位姓王的工程师来找拉贝，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与西门子有业务往来，也算是拉贝的生意伙伴。
“你等等，我去请示一下大使先生。”拉贝是热心人，能帮助别人的事他一定想尽办法去做。可这回他是垂头丧气回来的。
拉贝似乎很没有面子地向王先生报告：“大使坚决拒绝，说只能给德国人留位子……”“不过，大使还算给了我一点面子：你的妻子是奥地利人，大使答应她可以上船，但王先生你不行。”拉贝补充说。
王先生征求妻子：“行吗？”
“不行！你不在我身边，我无法活下去！”洋妻子像摇拨浪鼓似的晃着头，眼泪都要出来了。
拉贝只得双手一摊：“这就没办法了！”
看着朋友伤心地离开，拉贝紧握拳头，咬着牙根，道：这些账都该算在日本人头上！
11月17日，还是雨天。南京人比较喜欢，用拉贝的话说：“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经乱成一片。”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南京大街上熙熙攘攘、乱七八糟，汽车、马车、三轮车……凡是能滚动的东西都用上了。甚至还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大卡车和坦克车在街头行驶，它们都在做一件事：装运东西，撤离南京城。在这个撤离和装运队伍里，拉贝是其中的一个--他本人已经作好为公司留在南京到最后时刻的准备，但他的同事和朋友都要走了，还有拉贝自己家的许多物品也需要搬运到另外的安全地方，故此刻他也成了忙碌人群中的一员。拉贝想不到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诸多朋友听说他要留在南京，纷纷找他，请求他帮助看守和照看他们的房子及搬不走的物品。
“我的这台收音机很贵的，但它太重了，搬不走了。拉贝先生请你无论如何想法保管好它。”说这话的是大使陶德曼博士的夫人。这夫人客气、亲切，且细声细语，一次一次地请求拉贝原谅她的“打扰”。
“应该的，应该的。”拉贝笑脸迎送这位大使夫人之后，回头直骂自己是“充大头”，像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中国人一样。
下关码头上的乱象已经到了极致。拉贝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在非洲的苦难岁月里。他自己的6个箱子放在朋友的一个包厢内，一看，还成。结果他刚想闭舱，就遇到了熟人西格尔先生。此兄运一大卡车的皮箱要上船，又找不到地方。“拉贝，快想办法帮帮我！”
拉贝摊摊手，意思：你看这个乱象，我能有什么办法？
“不行，你得帮忙。这些箱子其中一半是你老朋友里尔茨先生的。你得帮助他。”西格尔说。
一听是老朋友里尔茨的东西，拉贝眉头一皱，一挥手：“跟我来吧！”
两人把5个里尔茨的皮箱塞进了拉贝买下的舱位里。
“闪开！闪开！”突然岸头一片嚷嚷。拉贝探头一看，有人扛着一个长长的卷桶式的东西，蛮横地从岸头冲向船的甲板，站在两边的行李搬运工躲闪不及，有人落水，有人开骂，一片混乱。
这不是欺负人嘛！拉贝岂容此等行为。他冲过去责问那人：“你不能这么干！上船得有秩序！”
不想那人冲着拉贝，嗓门更高了：“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必须第一个上船！”
“大使也不行！”拉贝一听就急了，一边大声制止，一边用手封住那人的嘴。
“你--”扛地毯的人一下被拉贝吓住了，涨红了脸，半天说不出话。
“你可以先走，但不能抬着大使来压人！明白吗？”拉贝悄声在那人的耳边说道。
那人点点头，终于明白了。
雨，还在下个不停。码头上、甲板上，雨水夹着泥水，弄湿了所有人的衣服与鞋子。拉贝跟大家一样狼狈，这时，在船上居然又一次遇到了工程师王先生夫妇。
是王的奥地利夫人先发现了拉贝。她说：“拉贝先生，他受不了在行李舱的那个罪，没吃没喝的，他想换火车到汉口……”
拉贝一边甩着脸上的雨水，一边瞪着眼睛问王夫人：“既然如此，那就上岸吧！改乘火车可能还来得及！”
王夫人又哭了：“可我不想换乘火车，‘库特沃’号是你们德国的船，日本人不会轰炸你们的船，乘火车太危险了！我不愿意。”
“你们！……”拉贝实在想发火了，可又觉得像他这样的绅士是不该对一个女士发火的，于是只得放轻声音再问，“那你们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知道啊！呜呜……”女人哭了。
拉贝的心软了，伸开双臂，将这个奥地利女人拥抱了一下，说：“我建议你们还是跟着这船走吧！”
“那好吧，听你拉贝先生的！”女人不哭了，回到行李舱里去找她的男人。“有事我还找你啊，拉贝先生！”末后，又传来女人的声音。
拉贝望着她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拉贝啊，你活该，这都是所谓的乐于助人的好心肠造成的！”当天的日记里，他写下这句话。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军进攻南京的日子已近在眼前，蒋介石守卫首都的决心也在发生动摇。南京到底还能坚持多少时间，日军进攻南京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等问题摆在中国人和留守在南京的诸多外国人的面前。随着中国政府机构的撤离，外国各使馆一方面随蒋介石的政府机构纷纷搬迁至汉口，另一方面又力图获取日方的友好态度，观望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他们在南京的资产和权利能否获得保证。由于美、英等主要国家已经在政治立场上表现出同日本国决裂的状态，所以多数国家的使馆认为自己国家在南京的财产和权利恐难保障，故必须撤离南京。只是南京乃中国历史名城，且又是一国之都，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早已对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渗透。尤其是各国的教会组织，布道人士和神职人员远比各国驻华使馆在此的根基深厚得多，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神职场所等遍及城市和乡村。另外，随着西洋现代科技文明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例如拉贝所在的西门子等外国公司也在南京有许多分设机构和业务代理，所有上述机构和人员，归结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定的外国势力。他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也各不相同，在走与不走的态度上也不一致。即使留下来的机构和人员，其目的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所有神职人员的出发点是为了不想自己苦心经营的“中国事业”轻易被日军破坏，期待以自己的慈善之心普度苦难的民众。另一部分是有职业使命的医生和在华传授知识的教授们，再者便是拉贝这样的生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