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留下来，我们就应该团结一致向日方提出要求，争取我们应有的尊严与权利。”其他的洋传教士、教授和生意人都这样认为。
“走的是明智者，留下的是英雄汉。”毕竟，战争是无情的，日本人的凶蛮与罪恶已经摆在这里。如何维护在炮火下的安全和为中国平民做一份有益的事，这让准备留下来的外籍人士们以及他们的大使馆在思考着。
应该说，最早提出仿效雅坎诺神父(Father Jacquinot)在上海设立“中立区”的，是几位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上海淞沪战役之中，上海“中立区”不仅为保护在沪外国人利益作出了卓著贡献，而且也为保护数以万计的上海平民立下汗马功劳。因此，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也动了此念。关于整个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的提议过程，拉贝先生的日记里没有记载，但笔者从“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找到了一份当年美国国务院档案翻译材料，这份珍贵的史料详细记述了提议过程的始末--关于暂定在南京设立安全区的提案
1937年11月17日
下午5时30分左右，W·P·米尔斯（Mills）先生、M·S·贝德士（Bates）博士、刘易斯·斯迈思（Lewis Smythe）博士（后两位是金陵大学的教授）在约定好之后，来到了帕克（Peck）的住宅。
谈话首先由米尔斯先生和其他人对帕克作了如下说明：
（1） 在南京附近和市内进行战斗时，为了一般市民能避难，进行讨论，暂定提案设立安全区，或称为难民区、非战斗区域。（2）关于场所，研究了几个地方，但决定城内西部地区较合适。（3）当向大使馆罗勃兹上校（他处作上尉）征求意见时，他说，中国的军事当局会同意不把西部地区用做军事目的（因为实质上不会削弱他们的战略部署）。为什么呢？他说，假如在南京附近进行战斗，就要考虑战斗是在城市的东部或南部。（4）关于这项计划，杭立武博士对王世杰教育部长作了说明。王部长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主动向军事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现在为首都卫戍军司令）提出商量。唐将军没有陈述他的意见，但是他同意同蒋介石商量一下这个计划（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
接着，到访者们询问道：如果计划具体化了，大使馆会主动将它通知给日本当局吗？对此，帕克先生说，关于这件事今天已经有了结论。那就是回答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女士的信所说的内容，自己也会约定乐于接受这份功劳，将这一情报传达给日本。
接下来帕克先生指出如下内容：
如果有人知道了设定非战斗区域的计划是美国人想出来的话（也许会是这样的），其结果，两国任何一方破坏了协定的话，那么预定发起这项计划的人无疑就会受到大家的憎恶。因此，他主张提倡、推进这项计划的人为了避免自己受到失败的责难，采用一个没有误解的方法，应该由中国军方当局自己主动地尝试加入到这项计划中来。
帕克先生进一步说，美国大使馆当然在向日本当局传达非战斗区域计划是基于中方所接收的实际根据之前就想知道这一点。
到访者从内心里对这些见解表示赞同。
米尔斯先生提议说，正如帕克先生所说，如果大使在那天晚上预计见到孙科博士的话，试着向他探询一下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好主意。到访者当中，不知哪一位决定明天再拜会帕克先生，商谈一下有关安全区的问题，谈话就此结束。
那天晚上，大使和帕克先生与孙科博士一起共进了晚餐，张群将军和南京市长马超俊也一起就座。谈话中，大使说道：说明一下上述计划的概要，话题是出自没有公务的平民，目前它还处于议论阶段，被问到了此事，就回答说如果计划具体化了，就乐于斡旋向日本当局传达等等。
市长好像对安全区的提案还没有听说过，就此他本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在整个晚餐中，他好像一直在思考那个提案，像是发现了其可能性。当问及他时，他说自己打算留在南京。说起来，推测像是否定。
应约翰逊大使的要求，帕克先生把那天中午同米尔斯、贝德士、斯迈思交谈的内容主旨向在座的中国人说明了一下。
一同进晚餐的张群将军是现国民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建议道：对于安全区的计划，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太早。但是，他的发言预示着一种黯然的假说，即日军一定会来到南京附近。我想他的发言只不过是想缓解一下当时严肃的气氛。
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提议首先是由几个美国籍教授有了想法，再征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意见后，口头向中国政府的高层相关领导通过气并获得赞赏后才提上议事日程的。
应该是11月18日，即斯迈思、贝德士等同张群这些国民政府实力派官员有了沟通后的第二天，他们又聚在一起讨论了一些实质性问题，比如请谁来当头儿。
这是让美国人感到有些头疼的事。按理他们肯定不会放弃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导权或者说领导权的，但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现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美、英等国家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了，唯一让日本可能有所考虑“友好关系”的，只有德国人了。
“假如我们要在南京建立‘中立区’，就得选一位能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人当我们的头，否则我们这些人将无所作为，弄不好还会被日本兵‘格杀勿论’呢！”为了筹备这件事，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贝德士博士想到了这一层。
“西门子的拉贝先生应该是个合适的人选！”斯迈思想到了他曾经接触过的这位德国人。
“这事非他莫属。关键他还是纳粹党员，日本人应该对他另眼看待。”
“我们接触过拉贝，这是个办事认真、细致，且不乏热心，又有商人机智的汉堡人。相信他能干好。”
几位美国教授和传教士为共同选中拉贝而欣慰。“日本人已经冲过中国军人设立的南京外围防线，设立中立区的事不可迟疑了。今晚我们就把拉贝找来商议吧……”斯迈思教授建议，“就到我家吧。这位汉堡商人来过我家，他会喜欢的。”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晚饭时间。斯迈思教授家颇为热闹，在鼓楼医院和金陵大学任职的美籍医生与教授差不多都到场了。拉贝应邀前来。
贝德士教授代表美籍人士向拉贝介绍了他们事先商议的准备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之前成立一个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同时着手建立类似上海雅坎诺神父在租界设立的“中立区”，及其任务和所要做的事，并隆重邀请拉贝出任该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激动地听完美国朋友们的介绍后，惊讶地问：“为什么主席是我呢？你们可都是杰出的人物呀！”
“我们认为，目前只有先生你是最合适的人选。除了你本人的能力和有一颗善良的心外，你的德国国籍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身份，是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相提并论的。”马吉牧师说，“当然，这是个光荣而艰巨的职务，需要拉贝先生你本人有此志愿。”
“对，这是我们这些人一致的看法。”贝德士等一齐向拉贝投来赞赏的目光。
拉贝认真地看了一遍到场的每一位“山姆大叔”（美国人）的目光，他确认了这些人是真诚和友好的，便十分慎重道：“大家认为我的德国国籍和纳粹党的党员身份在日本人面前十分有用的话，那我就接受你们的建议。”
“OK！感谢上帝！感谢拉贝先生！”
“我代表所有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和其他国际朋友向拉贝主席致敬！”
“向拉贝主席致敬！”
这一个晚上，拉贝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认识了诸多美国朋友，包括马吉牧师等，他们现在可都是他的“部下”了--国际委员会成员。
“好，太好了！祝贺拉贝先生！”回到洋行办公地，拉贝将这件事向他的中国同事韩湘琳一说，韩立即表示，“我代表南京市人民感谢您！拥护您--尊敬的拉贝主席！”
“我无法想象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将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道我个人是否有能力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韩，你是中国人，你一定要帮助我完成这个使命，这关系到我个人的荣誉，也关系到我作为纳粹党员和德国人的荣誉。”拉贝用期待的目光盯着他十分信任的韩湘琳。
“放心，拉贝先生，只要您一句话，我一定为您赴汤蹈火！”韩在此之前就曾对拉贝说过，只要拉贝留在南京，他就跟着留在南京，死而无悔。这回又听韩如此表决心，拉贝非常激动，给了韩一个结实的拥抱。
“韩决定与我同甘共苦。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拉贝在当日的日记里如此赞赏他的中国同事。
现在，拉贝雄心勃勃，决意大干一场。上海那边不断传来的消极消息，使他不得不有这样一份雄心。“否则将毁掉德国人一切荣誉”，拉贝内心有股强烈的使命感。当他把这事报告给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博士后，得到了对方的同意。大使同时还告诉拉贝：使馆方面暂时也要留下3个人：许尔特尔、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
“罗森这个人并不想留在南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好事呢？”拉贝对罗森这人很不喜欢，觉得这人贪生怕死。他希望大使能撤掉对罗森的命令，但没有获得批准。
韩湘琳便劝他：“您得跟大使馆的人搞好关系，他们是些什么人，说不准在背后还会告您的状呢！”韩湘琳提醒他。
“我才不怕背地告状的卑鄙小人呢！我们所有留在南京的人都是英雄，都是要去面对日本人刺刀的英雄，他罗森如此胆怯的人，怎么可以跟我们战斗在一条战壕里呢？我弄不明白大使先生是怎么考虑的。”耿直的拉贝依然愤愤不平，“留下的每一个德国人，都应当像我们汉堡商人一样，用你们中国话说，是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他说。
11月22日上午，大使馆打来电话，要拉贝去使馆开会。打电话的恰恰是罗森博士。“我必须有个汽车特别通行证，否则许多事都难办！”拉贝向对方提出，似乎带着某些情绪，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鉴于南京城内的情况，蒋介石政府已经在前几天宣布全城晚上戒严。作为德国方面的代表和未来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提出这种要求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使馆的罗森博士并没有这样认为，他觉得拉贝这人还没有上任“主席”，便开始“牛”起来了。
“这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就像我们西门子的任何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样，少一个都不行，没拧紧也不行。作为德国利益的代表和国际委员会主席，我必须有一张汽车特别通行证！”在使馆与罗森见面后，拉贝不依不饶地提出上面的请求。
“那好吧。我同中国政府商量商量。”罗森直摇头。
“小子！你怕死，但去向中国人要个特别通行证还不至于让你生命有什么危险的。”拉贝心头有些不快。
当日下午5时，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作出了在南京设立平民中立区的决议。拉贝荣幸地当选主席。
“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一定尽全力领导好这个组织，并愿同各位协作好。”拉贝的履职“演说”词并不多，这让听惯了德国人华丽辞藻的在场的人士多少有些失望。“非常时期，非常语言，重在行动嘛！”拉贝忙解释道，于是大家又都笑了。
办事向来一板一眼的拉贝领导下的国际委员会，立即就根据确定的任务，拟了一份声明给日本当局。这份声明需要通过美国大使馆的电台发给美国的上海总领事馆，再由上海的美国总领事转交日本驻华大使。
“我们的这份声明，在日本大使收到后，他们不能随意发表，这涉及外交，我们这个组织目前还没有得到中方和日方的批准，不然的话，我们有可能一下子陷入被动。因为一方面外交上会有些不顺畅，另一方面中方和日方反对我们这样做的话，所谓的中立区有可能反倒让我们成了日本军队的帮凶。”主席拉贝已经开始转动起他那缜密的脑子了。
“这个意见非常重要。”到会的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国际委员会的第一份文件出笼，一式两份，分别是中文和英文版本，对象是中方政府和日方政府。声明的大致内容如下：考虑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公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特此建议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为逃难的平民建立一个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有责任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撤除拟建的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无论这些军事团体具有什么性质，无论其军官军衔为何种级别。国际委员会将努力使上述保证得到尊重和令人满意的执行。
以下具体标明的地区，国际委员会认为适合用来保护逃难的平民。这个区域位于城区的西部，迄今为止，日本空军在空袭时始终注意使其免遭破坏。
所建议的安全区界定如下：
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
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画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
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画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
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国际委员会将负责用白色旗帜或其他有待确定的标志清楚地标出这些边界，并将其公布于众。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之日起，视安全区为正式建立。
国际委员会特别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保证安全区的民用性质得到尊重。委员会认为，为平民采取这种人道主义的预防措施，将会给双方负有责任的政府带来荣誉。委员会恳请日本政府迅即回复，以便能够尽快结束与中国政府进行的必要谈判，为保护难民做必要的准备。
国际委员会满怀信心地希望此建议能够得到友善考虑。
15位国际委员会成员按当时的顺序分别在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J·M·汉森、G·舒尔茨·潘廷、P·H·芒罗·福勒、约翰·马吉、P·R·希尔兹、艾弗·麦凯、约翰H·D·拉贝、J·F·皮克林、M·S·贝德士、爱德华·施佩林、W·P·米尔斯、C·S·特里默、D·J·利恩、查尔斯H·里格斯、刘易斯S·C·斯迈思。其中拉贝、马吉、贝德士、施佩林、米尔斯、特里默、里格斯、斯迈思等8人，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留了下来。这些人身份都很特殊，有大学教授，有医生，也有神职人员，还有拉贝式的商人，他们所在国的大使馆其实并不支持他们留在南京，然而这些“富有良心和正义感且不怕死的”人--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断然决定留在日本军队即将到来的南京城内。这是需要超越一般人的勇气和良心的，拉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问题在日本人占领南京前和占领南京后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无数次地被人问及。到底为什么？“南京安全区”提议者之一、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先生在后来给友人的信中作过忠实的“自白”。贝德士先生认为，这是“残酷的战争所迫”。
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事情，使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很难再相信那些仁慈的天意、善良的信仰。在残酷与贪婪席卷世界的浪潮中，我没有看到上帝的暗示。但人性的价值，人的生命需要和耶稣显示的景象，从未变得黯淡。在极端危险中手无寸铁地为人们的生命战斗，当你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未曾注意的力量所毁灭而仍捍卫真理与人道--这是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震撼。如果我们解除作为时间的奴隶状态，这样的生命可能是永恒的。这是一种新的自由感觉，在（上帝）给予的光明的指引下勇往直前赢得可能到来的一切。即使生命现在结束，它依然具有价值，仿佛是为他人的养育与机会所进行的投资，其价值之贵重永远不会消失。迄今为止，一个公开的紧急战斗的进程，一个化解狭隘宗派意识的企望，已经赢得了持续。但是，一个意欲报复的宪兵，一个心胸狭窄的密报材料的读者，就能粗暴地毁掉一个人的终身事业。
“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Peace on earth，good will to men.)但是，我们前面的和平能成为慈悲的和平吗？每个性灵的观念似乎都不可抗拒地被置于严峻形势之下，接受考验，但我知道它不会错位与扭曲。“不要被邪恶征服”(Be not overcome of evil)，这是直入心扉的召唤。“以善胜恶”(overcome evil with good)，需要比大多数人所能见到的更强有力的“善”，但这无疑是工作的正确途径……有大量的爱，即使在毫无希望的粗暴与令人沮丧的地方也可发现。说得多好！有爱的地方，那些善良和弱小的人们仍然可以发现自己力量的伟大之处。这样的人虽然在世界上并不是多数，但他们的能量却是不可低估的。拉贝他们便是。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天是11月23日早上，拉贝一起床就收到了妻子托陶德曼大使夫人转送来的特殊礼物：一是妻子祝贺他55岁生日的电报，二是一条很漂亮的围巾。
“亲--谢谢妻子！”拉贝光着身子，浸在浴缸里，双手捧着妻子发来的电报和那条围巾，浴缸旁边的台式唱片机里正播放着《祝君长命百岁》的中文歌曲。
拉贝闭上眼，整个身子泡在温水中享受着。“清洁高于友谊”--他脑子里闪出这句话，连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今天一早不到5点钟，德国骑兵上尉洛伦茨先生给他打电话，这位在中国军队当顾问的年轻人说刚从前线到了南京，希望拉贝帮助他上“库特沃”号。“可是我们的船已经在昨天晚上就走了呀！”拉贝觉得非常对不起这位德国同胞。上尉的电话刚放下，胡尔德曼先生（《远东新闻报》编辑）又来按门铃……这一早晨让拉贝烦得不知所措。干脆，关上门，往浴缸里一躺，过自己的生日！
让拉贝哭笑不得的是：原本他准备让佣人做个生日蛋糕，好与自己身边的中国朋友和德国同事一起庆贺一下，哪知厨师病了，勤杂工蔡先生说他不会弄“蜡烛做的蛋糕”。
“这人，他全弄反了，蜡烛怎能做蛋糕？”拉贝越想越发笑，最后竟然在浴缸里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
韩湘琳过来了，听到拉贝难得的笑声，轻轻推开浴室，打趣道：“先生今天的心情不错呵！”
“当然，今天是我的生日！”拉贝这才止乐。
“是吗？应当庆贺呀！一会儿我让佣人给您做碗长寿面！”韩湘琳兴奋道。
“丁零……”电话铃又响起。
“斯迈思打来的，说一定请您接。”韩报告说。
“喂--什么？他们、他们美国人做事为什么就……那好吧，我们发个电报去致歉一下，这个致歉必须办。”从拉贝的脸上可以看出，刚才的这个电话让早上的整个生日快乐气氛全都泡汤了。
“怎么回事？”韩问。
“斯迈思说，路透社在发电报时无意中把我们关于建立安全区的秘密给泄露出去了。才刚刚起了头，就弄成这样。日本人现在如此嚣张，如果我们不在私下里先通报他们，先向全世界公告我们要在未来他们的统治区内设什么安全区，日本人还不认为我们是无视他们的威严和存在吗？所以必须有个补救措施……”拉贝一边穿衣服，一边扒拉着桌上的纸，准备起草“致歉信”。
“拉贝先生，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个人已经无法给你准备什么礼物了。但我的一个朋友知道你要为我们的市民办安全区，他要送你两辆卡车，上面还有100桶汽油和200袋面粉……”韩湘琳向拉贝报告道。
“我的天哪！你这是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韩，太谢谢你了！”拉贝张开双臂，激动地拥抱住韩说，“你是最好的中国朋友，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骄傲！”拉贝想起韩湘琳一家老少跟着他留在南京，今天又带来这么个“生日大礼”，禁不住热泪盈眶。
“很少有什么事可以打动我的，但韩，你所做的事常常令我感动。谢谢，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全家。”拉贝说。
“要谢的是您！真的，拉贝先生，现在您要为我们办安全区的事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一旦消息公布出去，我想全南京市人民都会感谢您的！真的。”韩湘琳也激动了起来。
“好，我们一起为大家做好事吧！”拉贝放开韩，又立即摆开一副主席的架势，“什么时候能把这两辆车子开到这儿来？我必须让这么宝贵的‘礼物’停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这事交给我办就是了！放心吧先生！”韩说。
拉贝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在屋里踱着步子，嘴里嘀咕着：“不敢想的好事！不敢想啊！我这个主席看来有些权力了是不是？哈哈哈！”
这一天的事够忙的。
下午5点，也就是晚饭前，中国政府外交元老、当时南京政府实力派人物张群将军在其官邸里有个茶话会，此会显然是代表中国官方召开的。参加的人员有前几天走马上任的南京市国民政府守备总司令唐生智、南京市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和南京市长马超俊及各界著名人士。除此主要是留在南京城的50多位美、英、德等外籍人士。唐生智等都在会上致辞，拉贝他们自然最关心中国政府对时局的判断和打算，另一个就是一旦日本攻占南京，中国方面的一些考虑--这包括了对他们设立“南京安全区”的看法。
“蒋总统抗日的决心大家想必已经从上海的战役中看到，关于保卫南京的问题，我们在12日已经发表过一个声明，蒋总统和我们全体负责守卫南京城的将士们，抵抗日本的决心是坚决的、坚定的，而且要与侵略者誓死一战。”唐生智进而说，“今天请大家来，一就是想告诉诸位：我们的抗日决心和意志是不会动摇的；二是想借这种茶话会的形式，建立我们之间及时沟通情况的机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我建议在张部长这个地方，每天晚上能够让诸位在此交流交流，相互沟通……”
“很好！我们非常赞成。唐将军想得很周到。”拉贝等鼓掌回应。
拉贝和出席会议的美英德等国的外籍人士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他们可以在“非常时期”与中国领导人、南京市政府方面保持畅通的接触，通过类似“圆桌会议”的活动。拉贝对中国政府官员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京就采用过这样类似的形式。
回到自己的住处，已经很晚了，但当拉贝看到客厅里放着4棵非常漂亮的圣诞树时，开心地笑了--一定又是妻子托韩湘琳给他的。
“多拉，我爱你，深深的！”拉贝拿起床头柜上的妻子照片，吻了又吻。
好事坏事在这一年的秋天里，拉贝可谓统统饱受了。第二天醒来，拉贝便得知因为路透社的一个不经意的错误，他们“民间”商议的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消息，被外界误读为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主张要搞的东西，日本政府当即提出抗议。东京方面认为，美国驻华大使馆已经离开南京搬往汉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在南京要建立“安全区”（中立区）？
敏感时期，美国人并不想与日本交恶，所以赶紧让留在南京的使馆人员与德国使馆人员即那个拉贝非常不欣赏的罗森出面写个电文说明，好让美国政府与此事撇开。罗森接受任务后赶紧通过自己国家驻上海的总领事馆把写好的电文通过美国海军电台，转给美国国务院，再由美国人去向日本方面说明此事过程。电文这样写：
由德国西门子的代表拉贝领导，其成员为英国、美国、丹麦和德国人的本市国际私人委员会，基于某些城区在以往的空袭中免遭破坏这一事实，请求中国人和日本人针对南京可能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这一情况，建立一个平民保护区。美国大使将此项建议通过总领事馆转交给了上海日本大使馆和东京。新的保护区在特别情况下只向非战斗人员提供安全庇护。与此同时当然仍旧希望以往受保护的城区今后也完好无损。
鉴于主席职务由德国人担任，恳请对这一人道主义的建议予以非正式的、然而同样热情的支持。外交仗怎么打，这不是拉贝的事。他关心的是他所承担的责任，比如现在他这个“主席”到底能干些什么和将来一旦日本人占领南京后，他与同事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保护那些受战争之苦的平民和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及他们的财产。眼下他最苦恼的事是：日本人声称“不再炸南京”的承诺根本没兑现，而拉贝院里的防空洞则又被雨水灌满了--“这是绝不允许的”，德国人办事的认真劲，让拉贝手下的人“全部出动”，拿盆、拿勺的，全都上洞里去舀水……最令拉贝不可接受的是，韩先生说好的那两辆卡车一辆被害怕日本飞机轰炸的司机开着逃跑了，另一辆装满汽油和面粉的汽车则被驻军88师扣住了。
“不行！物品必须运回来！汽车也要开回来，你看看现在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员，成百上千的，他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救他们的命也是我们的责任！”拉贝要求韩湘琳尽一切力量把被扣汽车开回来。
在一位叫杭立武的国民政府高官的帮忙下，拉贝的要求后来实现了。
“你在车头上挂上德国旗，这样可以免被中国军方征用。”拉贝的办法多，但混乱的南京城每天也不断在增加麻烦。有时麻烦比办法还要多。因为南京市马超俊市长已经下了命令：市民尽量撤离市区。
后面的一句话马市长没说出：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城来了！
百姓并不知道：此刻的日本军队一路凯歌，直逼南京城外。
“拉贝先生，今晚我邀请您来张群先生的官邸一聚啊！”是马市长来电。
“OK，我一定去。”拉贝回答。
从马市长那里获悉：蒋介石已经基本答应拉贝他们设立“安全区”的建议，但日本方面没有任何音讯。这让拉贝非常着急。回到住处，他辗转难眠，心想：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尤其是作为一名德国“纳粹”党党员，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崇高使命”，将是非常不幸和很没有面子的。怎么办？日本人现在又臭又硬，好像这个世界上谁说话他都可以不听，独断专行，霸气十足。
拉贝灵机一动：对，请我们的元首出面！日本人总该给面子了吧！拉贝忍不住从床上坐起，挥笔写就一篇电文，让德国驻上海“纳粹”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先生通过上海总领事转交给柏林的希特勒--致元首：
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
谨致德意志的问候
拉贝西门子驻南京代表
元首能不能理会此事？拉贝坚信会的。但写完此电文后，拉贝担心的则是另外一件事：千万别因为发往柏林的电报费太高而上海的那位总领事不给他发这封“涉及几十万人生命”的“最最重要”的电报，想到这儿，做事一板一眼的拉贝还特意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伯尔先生发了一封专电：致总领事克里伯尔：
恳请您支持我今天请示元首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在南京爆发的战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可怕的血腥屠杀。
如有必要，我将支付电报费。请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从我账上预支。
拉贝
一个做事细致、内心又极其崇高的人才会这么想，这么做。他是在为中国南京市民做事，却能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中国人民为什么感谢拉贝也在于此。
晚上依然应南京市长之邀在北平路69号英国文化协会开碰头茶话会，没有新鲜事，这一天主要为英国上将霍尔特举行告别会。不过这机会对拉贝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借机把发给“元首”和上海总领事的电报交给了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代为发出。
这一天回来从收音机里听的消息令拉贝更加着急：守卫南京的要塞--江阴要塞已近失守之险。
“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南京痛苦的日子就真的要来了！”拉贝对韩湘琳说。两人默然对视许久。
“愿上帝保佑南京，保佑我们吧！”拉贝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第二天--11月26日，是个阳光高照的日子。一早就有位中国人闯进拉贝的院子，请求见拉贝。
“有何贵干？”
那人便说：“我的亲戚经营首都饭店，让我来跟先生商量，能不能在我们的饭店上面升一面德国国旗？”
“干吗用？”拉贝警惕道。
“嘻嘻，现在全南京人都害怕日本人的炸弹往自己的头顶上扔，也都知道他们唯独不向你们德国人的头顶和房子上扔，所以……”那人笑嘻嘻地解释。
拉贝一听，脸和脖子一下全都涨红了：“这不行！绝对不行！”
“为啥？”那人傻了，似乎弄不明白这位人称“好人”的洋人为何如此动怒？即使不帮忙也犯不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嘛！
“这是原则！”拉贝气呼呼地说。
“原则？这还有原则？不就是借用一下你们的国旗嘛！”那人一脸不解地走了。
“绝对的原则！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在我拉贝身上出现。”拉贝觉得人格和国格都受到不小的污辱。
但拉贝又很快消气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南京几乎天天在传播各式各样的谣言，一会儿说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逃离南京了，一会儿又说日本的特务已经潜伏在中国守军几个关键营地了，一会儿说德国的希特勒帮助中国同日本和解……总之，什么好事坏事都在传，唯有一件事是真的。
唯一真的是：日本的飞机仍然天天在轰炸，而且已经把炸弹投向城区的居民区与建筑物，还有就是日本人的炮火似乎离南京越来越近了。
“先生，你们大使馆转来上海的一封电报。”韩湘琳告诉拉贝，“是不是你们的元首有回应了？”
拉贝两眼盯着电文，十分沮丧地摇头道：“元首没有来电，倒是公司催我尽快离开南京……”
“啊？西子门让你离开南京？这、这……先生你要走啊？”韩湘琳一下着急起来。
拉贝看看他，说：“我不会走的。请放心。”
韩仿佛心头落下千斤重石，但又担心起来：“先生如何向你的公司交待？”
“我有办法。”说完，拉贝坐在办公桌前，提笔起了一份电文：
转上海西门子洋行：
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市民。
拉贝
这份电报，文字只有一句，但内容却重如泰山，语气也十分坚决。谁能在异国他乡承担保护20多万人生命这样的一个国际责任呢？拉贝坦诚而坚定，一丝不苟，认准的事，别人无法动摇他，这是内在的人格所决定的。随着日本军队越发接近南京，他认为自己的这个选择和责任越是正确而不可推辞。
晚上依然是“碰头会”--茶话会。中方的南京警察厅厅长王固磐通报情况，内容依旧，拉贝的感觉是中方有些“报喜不报忧”的味道。不过，这一夜让拉贝收获最大的是他一向不看好的罗森先生为他做了件大事：罗森是德国驻华外交官，前文讲到拉贝不欣赏此人是因为他觉得罗森曾明确表示不愿留在南京，这让拉贝一下有了“此人不够勇敢”的印象。拉贝认为这样的人很丢德国人的脸面。但今晚拉贝向罗森提出能否把张群将军的别墅留给他拉贝用--“当然我并非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假如我有那栋房子，我的工作就很不一样了，最主要的是张部长家的防空洞比我那个不知要强多少倍！”
“你当真有此念？”罗森听后，认真地问拉贝。
“有。非常的有！”拉贝说。
“那我努力争取。”罗森答应试试。
第二天，罗森把拉贝做梦都想要的“搞定了”！
“太谢谢罗森博士！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心地善良、宽厚的好人！”拉贝不曾想到他曾经讨厌的人，竟然做了一件如此了不起的事：张群的房子本来是给罗森用的，现在罗森主动让出留给拉贝。汉堡商人能不激动吗？更令拉贝感动的事是：罗森还悄悄塞给他一张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的“介绍信”，凭这张“介绍信”，拉贝随时可以登上英国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而此船是仅有几艘停靠在下关长江上的外国救急船，它可以逆流上行到汉口。
拉贝没有看错人，罗森不仅人好，而且家境也令人羡慕。拉贝这一天与罗森一下走得很近，这让他第一次知道了罗森的身世：罗森的祖父与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是朋友，罗森身边还留着贝多芬给他祖父的信。100多年以来，罗森家族一直在外交战线工作。其父亲当过政府部长，然而罗森则不幸，他一直只能当驻外大使的秘书，原因是罗森遇到了希特勒时代--犹太人不受德国政府欢迎，甚至被严重排斥，而身为犹太人的外祖母，把罗森的前途给毁了。
拉贝知道上述情况后，一下对罗森曾经有过的一些消极情绪有了“完全的理解”。
这一天是11月27日。晚上的茶话会上又一次出现了唐生智这位大人物。身为南京守军的最高司令长官，他看上去似乎还很威武，并且当场作了“坦诚而重要的讲话”，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1.决意要保卫南京，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2.南京不久很可能将变成战场。
3.外国人因此处境危险，建议他们离开南京。他将竭尽全力保障留守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外国人的财产安全。
4.估计再过几天，他的守城部队会关闭所有城门，如果有必要，他还将设法使外国人出城（从城门或从城墙上翻越），但是城外也可能有危险。
5.南京城将由训练有素的部队保卫，已经采取特别措施以解决城内和城市周边50公里以内的违法军事组织。
末了，唐将军补充了重要一点：南京周围部署的军队来自许多省份，这样他就不大可能在城内防止出现骚乱。
在后来的私下交谈中，唐生智说如果日本人成功地攻陷芜湖，那么部署在南京地区的中国军队将会被围困，最后中国军队只有突围一条路。
作为南京城的最高司令长官，唐生智能这样坦率地讲“实情”，在拉贝等外籍人士看来，实属不易了。尽管大家对唐“决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产生怀疑，但南京城到底还能坚持多少时间，从唐的口气里也似乎拿不准。因为一方面唐誓死保卫南京城的决心好像很坚定，另一方面私下谈话里又明显地流露出情绪低沉的味道。其实拉贝他们心里清楚，他唐生智的底气到底还剩多少，也绝对不是他身为守城军司令长官说了算的。
南京城的命运，现在是日本人说了算--尽管日本人离紫金山还有一二百里路。可一二百里对装备精良、铁蹄横行的日军来说，也就三五天的时间。这才是拉贝最关心的实际问题。
国际委员会的又一次会议在斯迈思博士家召开。大家围绕着“日本方面对国际委员会提出的建立中立区毫无回应”的情况，就如何开展眼下日趋紧迫形势下的工作等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主席拉贝认为，如果没有日方的答应，国际委员会即使建立了“中立区”，也是等于把一群温存和散放的绵羊圈在一起，反倒帮助赶来的野狼更方便地吃掉这些可怜的羊儿，这样我们这些所谓的“好人”，却给南京人民酿成了巨祸！
“拉贝主席的这种假设并非没有可能，现在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疯了的野狼，他们一旦进城后，认为我们这个中立区根本不符合他们的想法，或者借着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等理由，从而彻底否定它的合法性，那么我们收留的人越多，可能犯下的罪行也就越大。这一结果不可认为是不存在的。”米尔斯牧师建议，“应当尝试一下，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能否考虑和平让出南京城，这样不至于日本人在硬攻之下再进城找到大屠杀的借口。从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队及大趋势看，军事固守南京，其实是很荒唐的！”
刚刚当选国际委员会中方总干事的杭立武完全不同意这个提议，他说：“我们同日本人打到这个份上了，再让老蒋空手交出首都南京来，我想即使蒋介石有此心，全中国人民也绝对不答应的。”
“你的意思我们只能等日本人答复？”同样是新当选总干事的菲奇先生问杭立武。
杭点点头：“我看不出还有其他办法。只有耐心等日本人的肯定答复，否则就可能像主席所说的那样，用我们中国人说的一句话叫做：吃力不讨好。”
“不可思议！我们冒着如此大的生命危险，竟然还可能落个不好的名声！怎么办呢？”有人急躁起来。
会场有些乱，每个人都显得情绪有些失控。唯有主人斯迈思坐在一旁默语。
“博士，你的意见呢？”拉贝知道斯迈思是有名的“智多星”，便过来问他。
斯迈思站起来，从与拉贝一起来的施佩林手中要过雪茄，连抽了几口，说：“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不过我想，我们这些人动议建立中立区，首先，本来就没有人授权给我们，完全是我们奉行上帝旨意，以自己做人的信仰去志愿为苦难的中国人民、南京市民们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样的动议其本身没有错。如果有错，也可以理解为是上帝的旨意叫我们这些心怀仁慈的人的使命所至，也就是说，错不在我们。其二，从事情本身来看，日本人肯定是不爽的，因为我们这样做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意愿，作为一个征服者在战胜另一个对手时原本可以采取一切自由自在的行径--犯罪和屠杀。日本人一定这样认为：一旦占领南京后，他们就理所当然享有这种权利。而我们建立了中立区，从某种意义讲，明显是限制了他们的这种权利。所以说，日本人对我们的反感是肯定和必然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把对他们的这种限制提前公告了出来，并且还要让他们亲口答应。设想一下，他们会有答复给我们吗？不可能。我想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所以，我倒以为，事情并没有我们最早想象的那么好，但也绝对不是那么坏。我的意见是：任其自然，我们照干我们的事！”
“同意！完全同意斯迈思博士的意见！”拉贝显得很激动的样子，双手举得高高的，“我们做我们的事，结果如何，上帝会保佑我们！”
“上帝保佑！”讨论的主题虽然是个未知数，但国际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尤其是主席拉贝对自己领导的这个组织有了更多的信心。他认为像斯迈思博士等这样高智商和大胸怀的基督徒，再加上像他这样富有强烈使命感且干事精细的德国商人，“中立区”必定会造福于南京人民，至少可以让大难临头的广大平民有了绝望中的一丝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