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说：“我也在想为什么。我留在南京的事，连元首也知道，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且现在几乎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南京所做的事了。这个时候让我离开南京，搞不清他们为什么……”
这事让拉贝内心有些堵。晚上，他给上海西门子洋行总部的迈尔经理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
W·迈尔经理先生：
您的上述电报经过德国大使馆的转递，我已于今日收到，特此确认。收到您要我到汉口的消息时，已经太晚了，德国人早已经乘坐“库特沃”号船前往汉口去了。此外我认为，在危难的时刻不抛弃逃到我这里的中国职员，如韩先生一家和其他装配工，是我应尽的职责。在回答您上一份电报时，我就已经告诉过您，我担任了此地成立的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职务，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组建一个安全区，为20万中国平民提供最后的避难场所。日本人以中国高级军事人员及其参谋部一直到最后（也就是说到撤离南京前）都驻扎在安全区为理由，拒绝给予安全区以全面的承认，所以安全区的组建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真正开始受难是在轰炸以后，也就是说是在日本人占领城市以后。日本军事当局像是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控制权，军队在进城后抢劫掠夺达数周之久，约有2万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奸，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这其中也有43名电厂的工人）惨遭杀害（用机枪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已经算是人道的方式了）。他们还肆无忌惮地闯入外国侨民的房子，60处德国人的房子中，约有40处遭到不同程度的抢劫，4栋被彻底烧毁。整个城市约有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纵火焚毁，时至今日，纵火事件还在继续不断地发生。城市里没有一个商家店铺未遭到日本人的打砸抢。整座城市，被枪杀的或被其他方式处死的人暴尸街头，随处可见，日本人甚至禁止我们殓尸安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离我房子约50米远的地方，那具被捆绑在竹竿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自12月13日以来就横在街头，距尸体仅数米远竟有一个日军岗哨。许多池塘里漂浮着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里面竟多达50具。
委员会设立了粥厂和米面分发点，到目前为止我们以此还能养活涌进安全区的20万南京居民。但是现在日本人下达命令，强迫我们关闭粮食销售点，因为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想要接管救济难民的工作，而且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迫使难民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原住处。前面已经提到过，安全区以外的城区里没被损坏的房子已经所剩无几，所以难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该投身何处，更何况仍然不时有日军士兵在街上烧杀劫掠横冲直撞，难民们见到他们就害怕。我们委员会尽力希望能和日本人以及由日本人新成立的自治政府达成谅解，起码要保证难民的粮食供应。另外，如果日本人以及新的自治政府能接管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而且我们希望越早越好！一旦市区内恢复秩序，当局准予我离开南京，我将前往上海。到目前为止，有关此事的所有申请都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在此我补上我的请求，请同意我在安全区委员会解散之前留在南京，因为几个欧洲人的去留实际上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仅仅在我的房子和院子里就有600多名赤贫阶层的难民，自12月12日夜晚以来，他们纷纷逃到我这里躲避兽性大发的日本匪兵的污辱和杀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住在院子的草棚里，靠每天的定量救济粮生活下去。我们委员会总共管理有25个难民收容所，约7万名难民，其中的5万人必须要靠我们的救济过日子，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您可能很难想象出这里的情形。攻占南京前，日本人对南京进行了数月之久的狂轰滥炸，但是，这同占领城市后日军造成的苦难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自己也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怎么能安然地活到今天。请求您不要公开这封信，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委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致以德意志的问候
签名：约翰·拉贝
1938年1月14日
电报发出后，拉贝依然全心全意投入到安全区的工作中，他认为自己在南京的工作不仅干得坦荡而伟大，而且单单从保护德国人的利益去看，也是卓有成效。“如果不是我们在南京天天张着德国国旗，别说财产，就连德国使馆早已成一片废墟了！”拉贝曾对罗森博士这样说过。罗森和大使陶德曼先生完全同意拉贝的这一判断。然而，只有经商经验、没有政治经验的拉贝哪知道，此刻远在万里之外的元首希特勒已经完全不是他心目中曾经期待和幻想过的革命领袖，而是一心想称霸世界的法西斯主义极端分子了。
伪装了多年的希特勒，就在日本占领南京时，正想着他自己如何干出一番比日本帝国更伟大十倍的“事业”来。而要实现这一“理想”， 希特勒构想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轴心国正偷偷地勾结着……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丑闻不断在世界各地遭受曝光和谴责，希特勒本不想沾边，但他的那个“汉堡商人”处处与日军作斗争，日方通过驻德大使馆多次通报给了他，这让希特勒不能不管了。
“德意志的西门子公司不能在南京做有违于我们日本朋友的事。”希特勒根本用不着亲自下达命令，他的纳粹组织只需向西门子公司吹一下风就足够了。
于是就在拉贝认为他给上海西门子洋行驻中国总部的信一定会起作用时，上海洋行总部收到了来自柏林西门子总部的要求，通知南京的拉贝关闭公司驻南京的办事处，也就是说拉贝留在南京的合法身份将被他自己的公司和祖国取消！
“怎么会是这样呢？”拉贝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他甚至歇斯底里地愤怒了好一阵。不过，他又很快平静了，因为他是商人，是西门子的老员工，公司的命令必须服从。这也是他常常引以为豪的“汉堡商人”的品质。
但这毕竟有些突然，至少现在关门有些事情得妥善处理，比如雇员的工资怎么办，新年刚到，堂堂西门子公司以后又不是说不到中国来了，不能说关门就拍屁股走人了，这样有损西门子的形象。为之拉贝迅速向上海的洋行总部发了一封信请求给雇员们再付一个月的薪水或奖金什么的，算作补偿！
拉贝的这份合理请求获得批准。现在让拉贝觉得最痛苦和最难办的事，就是如何向跟随了他多年，特别是与他一起为保护难民而并肩战斗的韩湘琳这样一批中国雇员交待呢？“当时是我拉贝扯起了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的大旗，如今日军还在城里作威作福、烧杀抢淫，几十万难民仍处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上，我拉贝却甩手走了，韩他们怎么办？我如何向他们开口说我自己要走了？如何向他们开口说公司要解雇他们了？”
拉贝摇了一百个头，仍然拿不出办法。他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向韩湘琳等人当面说这事。
不说就走？或者留一封信，悄悄溜走？不行，这都不行。即便要走，也该把安全区和国际委员会的许多事情安排妥当后才能动身。
还是写信吧。拉贝提起笔，可手却在颤抖--
尊敬的韩先生：
由于所有商务因战争而停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根据我们总部的指示，我们在南京的商务办事处必须关闭。
由此您在我们洋行的工作令人遗憾地也将结束。但我们也准备一旦条件许可，在战后继续聘用您，请您告诉我们您今后的地址，以便我们在许可的情况下能和您联系。
致以崇高敬意
你无限忠诚的朋友：约翰·拉贝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1938年1月19日
西门子在南京办事处的中国雇员还有佟柏青、蔡子良、张福根、孙龙生等，拉贝分别给这些人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以示告知。
写完信的时间已近黎明，拉贝的心情无法平静。自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的一个月里，拉贝从一名纯粹的商人，已经转变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和难民事务组织者，他在其中遇到了过去几十年从商经历中不曾有过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交甚至是外交等等问题，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至少他认为世界上除了做生意外，还有更神圣的事！这就是拯救苦难！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有太多心酸的事，但很充实，也很自豪。
拉贝唯一遗憾的是：他的工作才刚刚有个良好的开端，还有很多事亟待解决--比如几十万难民的吃住问题就是当务之急，当然还有如何阻止日军在城内的烧杀抢淫，还有城内到处可见的尸体……想到这些，拉贝的目光下意识地往院墙外不远处的那具依然悬挂在架子上的烧焦了的中国士兵尸体望去。看到这个，拉贝心底就感到恶心，就咬牙恨日本人！
太没有人性！
拉贝赶紧掩上门，拳头紧紧地握着。他突然觉得离开南京前还有许多事必须去完成。“否则我的灵魂不能安宁。”他自言自语道。
24.离开南京前的最后日子
这一夜拉贝丝毫没有合眼。最让他放不下心的依然是留在安全区内的几十万无家可归的难民。如今留在安全区内的难民是一些最穷、最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他们多数是被日军暴打受伤或被严重摧残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人去为他们弄来吃的，安排好住宿，也许这个冬天都难以过去。原本，作为占领军，日方有责任管起这些难民，至少给他们基本的生存条件，但日军似乎对此并不放在心上，除了继续不断地从这些难民中拉走人去充当劳役外，至于他们明天或后天是否还活着的事，显然日军并不关心，甚至蓄意阻挠和破坏拉贝他们安全委员会对难民们所做的一切，比如过冬的粮食问题。20多万人每天都需要数额巨大的食品供应，但安全区根本得不到多少粮食。
当时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先生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如此描述：食品供应的前景很黯淡。日本人拒绝卖给我们，既不让我们卖，也不让安全区里别的人卖，或者让我们将粮食从上海用船运过来。这是长时间艰苦谈判的结果，我们有了相当大的一笔现金，2300袋大米（每袋一石或200磅），我们每天拿出100袋，免费分发给最需要的人群和粥厂。红字会从一个特务机关那里获得大米，开办了两个大的粥厂。“自治委员会”被看作是替日军做分发工作主要，甚至是垄断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在10天里已经收到了500袋粮食，5个星期总计2500袋--这是我们用卡车为他们和红字会运的。每天消费在1500到2000袋之间。有些面粉，我们在初期的分发和销售时动作快了一些。大多数蔬菜价格几乎翻了10倍，部分低的也要5倍。数千人除了米糊糊就没碰过其他东西。我们想通过炮艇搞到1000磅鱼肝油作为医药用品。总的来说日军方面是冷漠的，日本人中没有一个人对平民问题动半点脑筋或加以注意。粥厂的煤是一个问题。我们一天又一天地侥幸弄到手，通常没有得到任何的官方允许。城市里的供应粮食很快就要见底了，没有人来。日军各部在竞相掠夺和挥霍。大量的煤、米和麦子被焚毁了……最可恨的是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那几个汉奸官员个个心怀鬼胎，想着如何借机为自己赚一把。难民的苦才不管呢！
“谁都不管，我们得管，且要管到底。”拉贝认为：只要他在南京一天，就要管一天难民的事。想到这，他又再度拧开煤油灯，觉得应该给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写一封信：他们是美国大使馆爱利生先生、 英国大使馆布龙先生和老朋友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这三位外交官是目前留在南京可以直接发挥作用的人物，拉贝这样认为，因此他写道：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友好地对如何解决城里25万平民的食品问题给予过关注。正如斯迈思博士先生1月17日致爱利生先生的信（曾有副本寄给你们）中所表达的，我们已向日本人着重提出3点建议，即：
1.尽快实现由自治委员会通过商业渠道分配米、面粉和煤；
2.准许国际委员会运进我们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购买用于救济的3 000袋米和9 000袋小麦（这些粮食目前存放在下关、三汊河和汉西门外）；
3.准许国际委员会将600吨补充食品从上海装船运往这里。
昨天当斯迈思博士先生第三次请求答复这些建议时，福井先生要他去找田中先生。斯迈思和菲奇先生随即找了田中先生，后者告诉他们，日军没收了上述仓库里的米和小麦。他们提醒他注意那是私人财产而不是中国军队的财产时，他认为这些存粮有可能会被日军用于中国的平民。上述两位先生一再请求日本当局准许从上海船运3000袋米，但每次请求均被一个简单的“不”字加以拒绝。他对他们说，也不会有船来装运这3000袋米以及另外的600吨补充粮食。斯迈思和菲奇先生提到日本船只时，田中的解释是“均已用于军事目的”。当两位先生又提出用英国船只时，田中先生没有回答他们。他们只得询问日本人现在有什么打算，田中先生对此回答说，日本军队将会承担解决中国平民食品问题的责任。
斯迈思和菲奇先生随即对他解释说，日军自12月13日起只提供了2200袋米和1000袋面粉出售给中国平民。田中认为，供应量比这要多，但手头没有数字材料(日军1月10日交给自治委员会1200袋米，1月17日1000袋米和1000袋面粉，第二批粮食应在城南出售。国际委员会帮助运输了这些粮食，因为日军不提供运输工具）。
谈话结束时，斯迈思先生向田中先生询问，他是否应该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即我们请求准许运进在下关购买的大米以及从上海船运粮食之事现在已被日本当局拒绝了。对此的回答是：是的！
随后立即发出了由菲奇先生签署的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先生的电报（在这事情上我们一直与他有信函往来），现在只有看上海对此能采取什么行动了。
我的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件事上打算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将设法使你们经常了解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并向你们转告我们对此提出的建议。我们并不认为当前再进一步强调我们的要求是可取的，因为田中先生已经声称，日本军队将负责解决中国平民百姓的食品问题。如果你们遇有机会时，非正式地要求日本人告诉你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是合适的。
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恢复秩序和整顿好交通，重新通过商业渠道分配大米。国际委员会关心的只是敦促日军注意到食品问题的严重情况，并在此期间采取补救措施，使无力购买食品的穷人们能免费得到大米。
绝对有必要使日军明白，承担中国平民食品的责任意味着什么。至今他们只把这个问题当作儿戏，难得一次拿出1 000袋大米交由自治委员会出售。
市民必不可少的需要如下：
1.每天正常供应2000担（相当于1600袋）大米或约同等重量的面粉（按1担供100个成年人1天正常消耗计，25万人每天需要2500担；较小孩子的定量当然要相应地减少）。
2.每天至少需要40吨～50吨煤或其他燃料。
3.由于自治委员会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进这个数量的大米、面粉和燃料，而日军的卡车又遍布全城，因此应由日军负责运到自治委员会的店铺。（在我们就供应食品事宜与石田少佐商谈时，他曾表示准备负责运输。可惜这些协议由于日本上级部门的命令而作废。）
除了大米和面粉供应，还应采取附加措施保证一定量的其他食品的供应，以防止发生各种疾病和瘟疫。我们还打算从上海运进这类食品。运输之事也得由日本陆军承担。
如果能够将所需粮食提供给自治委员会，自治委员会在分配工作上就不会有困难。
当然，对于那些回到原住处的市民，日本人必须保证给予任何一个像样的政府都会提供给自己市民的保护。日本人也同样应当保护食品及燃料的正常分配和出售。
感谢你们对我们事业所表示的关心。
你们十分忠实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签名）拉贝的意图非常清晰：希望这几个外交官在他走之后多多关心安全区的难民，尽可能地继承他没有完成的任务。他的心完全被苦难的南京人民牵着。要保证安全区内的难民们艰辛地活下去，资金显然是最重要的。拉贝在写完给三位外交官的信后，突然觉得英国大使馆的布龙先生在资金问题上更有些办法，于是几天后拉贝又提起笔，专门给布龙先生写信道：
尊敬的布龙先生：
作为驻南京的代办，您对南京安全区的设立以及与此相关的难民工作等所有重大事件非常熟悉。关于难民工作，我想在此再多言几句。
南京25万难民中的一大部分是由于城内及周边地区火势的蔓延而无家可归的。在许多家庭里，养家糊口的人不是被日军带走就是遇害，于是家里剩下的人便陷入了极度的困境。这样的事不说有千万件，也有千百件。如您所知，居民的经济生活被完全摧毁。有许多居民，他们带着少量的食品和钱进入安全区，他们仅有的这一点储备都快用光了，现在他们变得一无所有。
可供委员会支配的救济基金当然也捉襟见肘。我们在南京有10万元，在上海可以再得到5.7万元。要想摆脱25万人的困境，这15.7万元是远远不够的。令人焦虑的是这成千上万的人需要的不仅是食品，还要有安身立命之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使他们能开始新的生活。
给予一些贫困家庭相应的经济资助，这对他们能够重新生活也是一种极大的帮助。进行这样的援助，我们只能依赖这笔基金了。
因此请允许我提出如下请求：请您帮忙，获得伦敦市长基金的相关资助。我们已从美国顾问委员会获得了一笔捐款，即包含在上文提到的5.7万元中。我们也希望英国委员会不吝给予我们援助。
预先对您的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顺致亲切的问候
您忠实的约翰·拉贝（签名）主席
拉贝是个操心的命。每一件事到他手里，都事无巨细。除了吃和住，水电也是生活必需品。为此，拉贝亲自带着几十名工人冒着中途被日军屠杀的危险，来到长江边的自来水厂和发电厂工作。要命的是电厂，战前拉贝多次来过，但一个多月后的电厂，已经面目全非，这里的43名技术工人被日军当作军事人员绑到长江边上全部屠杀了。厂房和机器设备也惨遭破坏。令拉贝生气的是：那些破坏电厂的人--日军现在却也嚷嚷着令他帮助把电厂修理好发电。按拉贝的性格才不愿为“破坏者”卖命，但想到难民和国际委员会成员们也需要用电时，拉贝“忍气吞声”地勉强接下此活，并且亲自出面向上海洋行总部聘来几个专业工程师，一起帮助使发电厂重新恢复了工作。
1938年1月底，德国使馆外交官从日本大使馆获得消息：2月4日起，日军将正式开始遣散安全区内的所有难民。这是件大事，拉贝认为必须同国际委员会成员们紧急商议。29日，拉贝召集国际委员会成员开会，重点讨论了请求相关国家的外交官到日本方面弄清楚以下情况：一是日本人会不会将外国辖区和外国侨民住宅里的中国难民驱逐出去；二是日本人是否允许拉贝等人在自己住处的小安全区内收容更多的难民。
“这是我们最大限度地争取紧急情况下保护更多的难民。当然，如果日本人还能以其他方式继续保留我们原有的安全区，这当然是最好的打算。但现在我们需要作出最坏的打算。用中国人的话说，在安全区的问题上，看来日本人是想对我们进行釜底抽薪！”拉贝分析道。
委员会成员们全体沉默、悲愤。
“今天的南京是日本人的天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拯救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拉贝开腔道，“我想尽管中国人骂自治委员会的几个官员为汉奸，但毕竟现在是他们在行使管理南京城的行政权，我们对他们也要争取一下。”
“那帮人甚至比日本人还贪赃枉法，我们能从他们那里争取到什么呢？”马吉不信。
拉贝说：“难道你们忘了，在日军占领前，当时的马市长曾经答应的一万袋大米和一万袋面粉？日军占领后，这批粮食就一直被日本人扣着，我们让自治委员会的人到日本人那儿要，以用作给难民们赈灾。一方面也给自治委员会的人一个立功的机会不是？”
“哈哈……汉堡商人真精明、狡猾啊！”斯迈思和马吉等不由调侃起拉贝来。
后来证明拉贝的这一主意还真达到了一定目的，虽然日本人没有把这批粮食全部用于赈救难民，但至少让日军吐了些血。
1月30日，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下午4时左右，拉贝驾车准备去平仓巷，车至汉口路，只见迎面约50多名中国人将他车子拦住。
“拉贝先生，你快去救救那女孩！”中国人纷纷向拉贝说道并比划着。
拉贝一听，便知三分了：肯定日本兵又在强奸妇女了！
“走！”拉贝二话没说，跟着中国人，来到蒋家巷4号。
“日本兵就在里面……”有人说。
拉贝推门便进。房子里面早已被日军抢劫一空。在一间敞开的里屋，放着一口棺材。再往隔壁的一间堆放稻草和杂物的屋子走去，拉贝发现了一名日本士兵正在强奸一名妇女。拉贝火了，上前一把拎起那日本兵的后领就往外拖，并且一直拖到走廊外。
“你的！你的什么的干活？你的……”日本兵又气又恼。
“你的强盗！野兽的干活！我的决不允许！”拉贝也怒发冲冠地回敬和训斥道。
那日本兵看看拉贝，又看看停在一边的挂着德国国旗的汽车，拎着裤子夺路而逃。
“哈哈哈……小鬼子也害怕呀！”中国人拍手欢呼，并纷纷竖起大拇指赞拉贝。
“大家快离开这儿，说不定日本人会马上过来。”拉贝朝围着他的中国人挥挥手，让他们尽快离开。等现场所有人走尽后，他也登上汽车，走了。
农历新年初一，是中国人最喜庆的日子。拉贝院子里的难民们，一早就起来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他们的救命恩人拉贝先生三鞠躬。姑娘们还向他献上了一面长3米、宽2米的红绸布，上面写着一行长长的汉字。这行汉字拉贝读不懂，有人这样翻译给他听：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天，我怎能受此大礼！”拉贝一听，脸都涨红了，说自己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如此赞誉。有位在此避难的前中国政府官员是名学者，他笑眯眯地走来对拉贝说：“我把这句话翻译成一首阁下听得懂的诗吧！”
“太好了！”拉贝拍手赞同。
翻译后的难民献辞是这样的--
你有一副菩萨心肠
你有侠义的品质
你拯救了千万不幸的人
助人于危难之中
愿上天赐福于你
愿幸福常伴你
愿神祇保佑你
你难民收容所的难民
“谢谢，谢谢你们！愿上帝也保佑你们！”拉贝又一次被自己的“臣民”感动了。
这一天，拉贝觉得阳光有了一丝暖意。因为他举目往外眺望时，发现院墙外那具中国军人的尸体终于被搬走下葬了。
2月4日，也就是中国人过新年的第4天，这一天拉贝早早地起来了，因为他要在这一天亲自站岗--“今天我得亲自站岗，也就是说，我必须注视着自己的难民收容所，双眼盯着我家后面德国学校里的600名难民和我家前面中学里的约5000名难民。如果日本人强行闯入，我虽然阻挡不住，但我起码可以做一个目击者，观察事态以向世界通报。我一定想方设法保护好我自己的房子，我们倒要看看，他们敢不敢在我面前侮辱德国国旗！”拉贝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整个这一天的行动也是这样做的。他穿着特别整洁的西装，袖子上的纳粹徽章格外显眼，而这一切都表明，他决不会让日本人在他面前随心所欲地破坏他的安全区和欺负他所收容的中国难民们。
入夜，拉贝的日记这样写道：“担惊受怕的一天2月4日过去了，一切都很平静。这意味着只要日本人有所顾忌，我们就不会遇到麻烦。我们大家对此都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是中国春节的最后一天假日，尽管天公不作美，下着雨雪，但中国人仍然兴奋地在院子里燃放鞭炮。这些可怜的人如此知足：只要不被打死，他们就满意了……”
写到此处，拉贝想起了前一天的事--
“拉贝先生，您一定要出面救救栖霞山寺庙内的难民，他们太可怜了！无论如何，您得出面。”江南水泥厂的丹麦友人辛德贝格来了，他见了拉贝，事情还没顾上说，就立马请求拉贝答应他的求助。
“你说吧，把情况给我报告一下。”拉贝知道肯定又是一件令人愤怒的事。
辛德贝格这时才想起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僧人们给您和所有相关人士的公开信……”
拉贝接过信，看着看着，他的手开始抖动--显然是难以抑制的愤怒。公开信的内容是：
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
值此，我们向您简要汇报该地的情况及本寺庙所遇到的骚扰--
南京沦陷以来，每天都有数百人逃至我庙寻求保护，要求安置。我写此信的时候，寺庙里已聚集了2.04万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几乎都被枪杀或被掳去为日本士兵当苦力。
下面，我们扼要地列出日本士兵自今年1月4日以来所犯下的罪行：
1月4日：一辆载着日本士兵的卡车驶来，他们掠走了9头牛，并勒令中国人为其宰杀，以便把牛肉运走。与此同时，他们放火焚烧邻近的房屋以消磨时光。
1月6日：从河上来了很多日本士兵，他们抢走了难民的1头毛驴，并抢走了18个铺盖卷。
1月7日：日本士兵强奸了一位妇女和一个年仅14岁的少女，抢走了5个铺盖卷。
1月8日和9日：有6位妇女被日本士兵强奸。他们像往常一样闯进寺庙，寻找最年轻的姑娘，用刺刀威逼她们就范。
1月11日：有4名妇女被强奸。喝得酩酊大醉的日本士兵在寺庙内胡作非为，他们举枪乱射，击伤多人，并损坏房屋。
1月13日：又来了许多日本士兵，他们四处搜寻并掠走大量粮食，强奸了一位妇女及其女儿，然后扬长而去。
1月15日：许多日本士兵蜂拥而来，把所有年轻妇女赶在一起，从中挑出10人，在寺庙大厅对她们大肆奸淫。一个烂醉如泥的士兵晚些时候才到，他冲入房内要酒喝、要女人。酒是给他了，但是拒绝给他女人。他怒火冲天，持枪疯狂四射，杀害了2个男孩后扬长而去。在回到火车站的路上，他又闯进马路边的一间房子，杀害了一位农民70岁的妻子，牵走了一头毛驴，然后纵火把房子烧了。
1月16日：继续抢劫、奸淫。
1月18日：盗走了3头毛驴。
1月19日：日本士兵大闹寺庙，砸坏门窗和家具，掠走7头毛驴。
大约在1月20日，开来了一支新的队伍，换下栖霞山火车站的岗哨。新来部队的指挥官是个少尉，他心地较好，自他来后，形势明显好转。他在寺庙内设了一个岗，哨兵努力把专来捣乱、偷窃和抢女人的士兵拒之于寺庙大门之外。因此，我们害怕，一旦这位少尉撤离此地被派往别处，原来可怕的情景会重新出现。所以，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百分之八十已失去了一切，他们的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医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
在此，我们所有签名者再次恳请您的帮助。
栖霞山寺庙（20个签名略）
1938年1月25日
看完信，拉贝长叹一声，说：“城内的情况其实并不比栖霞山寺庙好多少。你看看斯迈思等这几天整理的情况报告……”
拉贝随手从桌子上拿起几张纸，给辛德贝格看。这是《日军在南京暴行报告》的后续，这份报告已经登记到300多个案情了。
辛德贝格看到如下报告--
2月2日下午，朱先生想返回位于建康路的家中，他与他朋友同行。他们到达铁管巷时受到5个日本士兵的阻拦，他们不得不听从日本兵的命令，为他们工作到深夜。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有试图回家的想法。
2月2日，江先生要返回位于新街口的住所，在云南路和中山北路的交叉口的一个街角，五六个日本兵遇见他，强迫他挑餐具到挹江旅馆。他办完事正要回家，在铁道部附近又遇上日本兵，要他把大米扛到上元门，他遵命完成后，时间已晚，最后想想不得不放弃回家的想法。
2月3日：上午9时，一位18岁的叫蔡晓喜（音译）的年轻男子离开难民收容所回家，走到四象桥时，因没有立即向日本兵行鞠躬礼，被这位士兵用刺刀捅了一刀。今天下午，他回到我们这里接受医生治疗。
2月3日：上午10时左右，七八个日本兵闯进白下路江先生和江太太家--他们刚刚从安全区回到家，日本兵命令江先生出去，企图对他太太施暴。江立即指指手袖上的“国际委员会”标章，日本兵才悻悻地走了。江当晚带着太太回到安全区，他们说，回家太可怕，决定继续留在难民收容所。
2月3日，马太太回家途中，在同仁街某屋前被3个日本兵抓住，拖到一间屋子内进行轮奸。……后面的都是有关诸多妇女离开安全区试图回家过日子时被日本兵或在家或在途中强奸和轮奸的案例。辛德贝格没看几个就直骂：“恶心！”
“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放弃安全区，将等于帮助日本人再次屠杀南京人嘛！”辛德贝格冲拉贝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这样做！”
拉贝拍拍丹麦朋友的肩膀，说：“我们正在与各国驻华大使馆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并同日方和新成立的南京自治政府取得协调，力争保留国际委员会所担当的责任。”
“有结果吗？”彬彬有礼的辛德贝格看来也被形势逼得要发疯了。
“相信会有些结果。”拉贝说，“请向栖霞山的方丈们转达我的问候。他们那边的情况，我们一定协调顾及。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我们自己如何坚定对安全区的自信和自治能力，特别是食品的基本保证。”
“明白。”辛德贝格带着拉贝主席的一丝希望，离开了肮脏而焦味十足的城区。他对拉贝说：“如果不是为了我那边两万多难民的事，一次也不想进城……”
拉贝苦笑道：“可我们还必须每天24小时守着到处是尸体臭味的南京城。因为我们的岗位在这边--20多万难民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我们。”
是的，无论南京城如何凄惨与肮脏，无论空气如何让人窒息与迷漫恶臭，拉贝也无法离开。2月4日，是日本要求安全区难民撤离的第一天，但除了拉贝和几个美国人住所内的难民们没有被日本军队驱赶处，其他地方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日军强行而野蛮的破坏、骚扰。在拉贝一直关心的与他住处近在咫尺的金陵大学附中内的难民也纷纷逃了回来。5日当天，负责这所中学难民的格兰姆斯先生向拉贝发出求救信：
尊敬的拉贝先生：
在此，请允许我转告您，越来越多的难民回到我们学校寻求保护。他们说，他们不可能继续留在家里，因为日本人不断进行骚扰，向他们要姑娘。如果他们不从，就威胁要杀死他们。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民们怎能返回住所？请您给予他们仁慈的帮助，除了您和您的朋友之外，我再也不能请求他人保护。请您与德国、美国和日本大使馆商谈此事。难民来找我帮忙，可我却无力相助。自治委员会丝毫影响不了日本人。人们告诉我们说，除了国际委员会，谁也不能保护他们，即使是自治委员会官员的夫人也跟平民百姓一样难免遭受日军的奸淫。我简直无法理解。自治委员会怎能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还要求难民返回自己的住所。它自己也很清楚，在安全区外，谁也不能保护难民不受日本人的欺凌。
这些难民多么可怜，简直难以形容。我祈求上帝，不要离开中国，拯救我们吧！如果您及您的朋友不帮我们，谁还能帮助呢？恳请您及您的朋友考虑一下，通过什么途径帮助这些难民。
尊敬的、亲爱的拉贝先生，您是我们的先导，我写此信时已泪流满面，但愿上帝与您同在，请为我们祈祷吧！
您的D·G·格兰姆斯（签名）“立即通知召开理事会！”拉贝对斯迈思说。下午，国际委员会在拉贝的要求下，再度召开了理事会紧急会议，重点研究了日军在安全区内驱逐难民后的形势，以及如何安置回来的难民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当前，我们可以说到了委员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大家无论如何要坚定我们的信仰和决心，其实也应当有理由坚守我们安全区的职责，这一点事实上尽管日方不直接承认，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工作是普遍支持和同情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自治政府要求市民们回家，但多数难民他们不敢回家，或者说回家了因为害怕日本兵的骚扰又回到了安全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多数难民是信任我们而不信任日本人和自治政府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我们继续为他们服务的理由吗？所以只要我们坚持，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拉贝是个商人，很少能说如此激情的鼓动话，但这一天他说了，说得很像一个德国政治家。斯迈思等美国朋友给予了拉贝很高的评价。
坚定战斗意志对此刻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来说，异常重要。
“寒冬总会过去。面包不能没有。”大家相互鼓励，困难似乎又在这群洋人面前变得轻如鸿毛。
这是1938年2月6日，拉贝收到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是他的助手之一、金陵神学院安全区的陶忠亮代表他负责管理的全体难民感谢拉贝的。信这样写道：尊敬的拉贝先生：
战争在上海爆发并不幸蔓延至南京时，国际委员会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它帮助难民免遭危险，获得安全，这件拯救工作使全体难民至死也难以忘怀。
我们--您的助手，愿为您的追求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把这看成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收到您的来信，信中对我们的工作大加赞扬，随信还附上了15元钱供我们欢度春节。虽然我们认为，我们不配接受这份礼物，但我们不予拒绝，以免让您生气，从而失去您的器重。
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已把钱分发给各位工作人员。特写此信，以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
您非常忠实的陶忠亮
代表金陵神学院难民收容所全体职工
自日军宣布要驱逐安全区内的难民以来，拉贝的神经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多数时候是一件件忧心如焚的事，但偶尔也有高兴的事，比如他从罗森博士那里获悉，通过拉贝等多方努力，上海方面已经将100吨蚕豆往南京起运。这对处在饥饿与死亡边缘的南京难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救命的好消息，而对拉贝他们来说，更加让他的国际委员会有了一份信誉，因为这样的物资援助是连日本军方都很难破坏的。它属于慈善援助，国际社会的眼睛都盯着呢！拉贝能不高兴吗？
但与此同时，拉贝又收到了几个令他情绪低落的坏消息。其中有一件说，一个日本士兵闯入民宅，屋内住有1个妇女和她2个女儿。这个士兵想要强奸2个女孩，遭到反抗。随后，日本兵把3个女人锁在屋子里，纵火烧屋，最后2个女儿烧成焦炭，母亲则烧得半死逃了出来……面对如此不断的暴行和噩耗，拉贝只能空握拳头。
“能做的就是更多地救助那些可怜的难民，或多给他们一碗粥喝，多让他们安全地睡上一夜……”拉贝内心一次次向上帝祈祷。
国际委员会的争取一直没有停止，拉贝在不停地向日方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2月10日，他代表国际委员会向日方当局就“恢复秩序和纪律”、“食品供应”和“医院和卫生所的人员”等问题提出了要求。
在发上述信件给日本使馆方面的同时，拉贝也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报刊转载德国汉堡的新闻报道：
一个德国人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1月10日讯）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据日本大使馆一名代表的报告，拉贝的工作对过渡时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目前为了居民和难民的利益而与占领军进行的合作也是很有益处的。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赞许拉贝的帮助。
拉贝是个荣誉感特别强的人，尤其是来自自己国家的新闻消息他特别在乎，这也是他能够坚持并如此奉献于中国难民的力量源泉之一。这篇新闻他看后很多次告诉给朋友们。
离开南京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拉贝觉得身为“主席”的他，有必要做完两件事：审计在任委员会主席期间的财务情况和对未来委员会的命运作一安排。这也再一次显示和体现了他这个“精明的汉堡商人”的工作严谨性。
很快，财务报表和今后的财务预算送来了。“员工们的工资和医生的工资支出，必须件件落实，如果这方面留有问题，我宁可不走！”拉贝对金陵大学报来的财务表中没有明确的内容，很认真地要求细致的补充。
现在，拉贝要签署一份他认为他走后最重要的文件，即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名称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我们选择这一名称，是为了更好地符合其目前作为纯民间救助组织的工作性质。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存在的理由，我和斯迈思博士正式向日方提出上述请求。我本人--将不在新的机构里担任领导，但希望斯迈思、马吉、施佩林、米尔斯牧师等诸位成为这个新机构的领导人，过去的工作已经证明他们是卓越的……”18日，拉贝在国际委员会的最后一次理事会上，发表了“告别”讲话，斯迈思对会议作了认真记录。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都留在了美国耶鲁大学，成为世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历史档案。笔者有幸阅读到它们，就像与当年的传教士、基督徒、医生们在一起交谈了那段无法忘怀的沧桑岁月……拉贝在南京主持难民安全区的事迹几乎全世界爱好正义的国家都已知晓，更不用说他在南京城内的影响，所以当他要离开南京的消息传出后，许多难民纷纷给他写信致敬。下面这一封由24位难民签名的信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尊敬的拉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