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了该让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南京大屠杀的“主角”出场的时候了--这个主角与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有关。
张艺谋的电影是根据女作家严歌芩的小说改编的。严歌芩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她与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有过交往。张纯如曾经给严歌芩讲过魏特琳的故事，因而激发了严歌芩的创作灵感，并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即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文学母本。
1995年的一天，一位美丽的东方女子安静地坐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内，她正在认真阅读一部厚厚的档案材料，并且不时用打字机摘录着其中的内容……这位女子便是张纯如。多愁善感的张纯如一边翻着那部陈旧的档案，一边在不停地擦眼泪。是什么让这位东方女子如此感动？原来，张纯如继发现《拉贝日记》后，她又发现了极其重要的《魏特琳日记》。
“当我在耶鲁读完魏特琳的日记和书信时……我既愤怒又很困惑，为什么这些记录没有被编辑成一部书出版呢？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魏特琳却被公众遗忘呢？为什么魏特琳的精神没有成为全世界所共有的遗产呢？”张纯如曾在日记里这样感叹。她的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小时候张纯如听过爷爷讲述当年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幼小的心灵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当她第一次阅读到一位女性传教士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时，也就格外声嘶力竭地连喊三个“为什么”。是啊，张纯如的三个“为什么”问出了一个人们不该不做的事。这位美丽如仙的东方女子从此身体力行，一边努力地研究和挖掘包括拉贝在内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重要当事人的资料，一边倾力推动《魏特琳日记》的翻译出版工作。终于，2000年4月，历史学家胡华玲完成了此项任务，并在同年10月将《魏特琳日记》的中文版付梓。
历史竟有如此相同的地方！当年由于在南京目睹日军大屠杀现场及数年间挺身保护身边数以万计难民而耗尽心血的魏特琳，终于在1940年底患上精神分裂症和严重的忧郁症。她不得不回国治疗，但病情仍不能得到控制，次年5月14日人们发现她在家中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63年后的2004年，东方女子张纯如--这位对魏特琳小姐十分崇拜的祖籍南京的姑娘也因患忧郁症在汽车内开枪自杀。
魏特琳与张纯如在不同时期同毕业于伊利诺州大学，且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并患同样的病，后又同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何曾想到，这两个出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的女人竟然在冥冥之中有着如此相同的命运，不可思议，也非常遗憾。
25.终身未有孩子的女人从不放弃孩子
我们现在来说说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小姐。这个美国女人一生未要孩子，却从不放弃数以万计的中国孩子的生命。她因此被南京人称作“观音菩萨”。
魏特琳有个中国名字，叫华群。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西科尔小镇的她，在26岁时即1912年来到中国合肥办学传教。如此一位具有高等学历且年轻美貌的美国姑娘，甘愿独自一人来到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传教办学，一直到耗尽生命的全部能量。魏特琳在中国的贡献，尤其是日本军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挺身保护万余中国妇女和儿童的义举，让人感动且有几分悲切。
这也是这位“洋小姐”生命之花盛开得最艳丽的部分。1919年至1940年5月，魏特琳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并曾两度出任该学院院长之职。可以说，她是位杰出的女性教育家，一位让笔者将其比作“圣母”的传教士。
与所有传教士一样，魏特琳到中国来最初和最根本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教教义，以“拯救落后而愚昧的姐妹们的命运”，但后来残暴的日本军队改变了她的使命，从而使得一个纯粹的传教士变成了南京人民世代不忘的女神、圣母或我们中国人叫的“观音”式人物。
2014年夏天，笔者来到当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旧址，拜谒了魏特琳的雕像--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洋小姐”，面庞慈祥、亲切、和善，而这仅仅是表象。当真正了解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为时，笔者才懂得了张纯如女士为何在阅读她的日记时泪流满面……心灵的震撼能改变一个人的信仰。
世上本没有真理，真理是掌握真理的人创造的。世上本没有仁爱，仁爱是仁爱的人酿制的。世上本没有美丽，美丽是美丽的人将真正美丽呈现出来后才有了美丽。
在千差万别的生命中，只有那些把生命奉献给了别人的人才会拥有最灿烂的生命之花。
魏特琳便是这样的人。
如果说拉贝这个人在南京期间是“以恶治恶”的话--他常常无奈时向日本人炫耀他的“纳粹”袖徽来吓退野蛮暴徒，那么魏特琳是一生都以仁爱和美来对付恶行的人。魏特琳不是一个出身富有家庭的洋人，做铁匠的父亲不能给全家人丝毫的奢侈，12岁那年魏特琳就被送到邻居家干苦活，寒冷的冬天里她为别人家放牛。她的学生时代全靠她自己打零工挣学费。在两年制的大学读书，她只能半工半读，用了4年时间方毕业。后来她为到中国办学传教，甚至不得不与已经订了婚的恋人分手，最后一生未嫁。
魏特琳把一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而最值得我们记忆的便是她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几年中为保护数以万计的难民所做的点点滴滴……
1937年夏，魏特琳已经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工作了19年，这个时候她是这所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此时的院长是中国籍著名女教育家吴贻芳。这个夏天是改变魏特琳命运的一个炎热的季节，原本她计划在这年的夏天回美国休假一年，但她工作的所在城市--南京被日本人改变了命运，因此年过半百的华群小姐也随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不知是女人的直觉感强于男人的缘故，还是美国人对国际政治有天生的敏感，魏特琳对日本人对中国动武一开始便高度警惕并看穿了其野心。这年北平的七七事变后，魏特琳立即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们得到消息，7月7日，一名日本兵失踪后，在北平南面数英里的地方出现了麻烦，日本兵是如何失踪的？为什么失踪？没有人知道详情。自那以后战争扩大了，我们不敢说它将如何结束。”这是她在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写给美国朋友的信，魏特琳当时就如此尖锐地指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米尔恩说过：‘1914年在萨拉热窝有两人被打死。对此，欧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杀1100万人。’米尔恩的这个结论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个人损失、愤怒和疾病引起的死亡和对经济的破坏，以及日益加深的仇恨。 中国不想打仗，并且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日本人民也不希望战争，但是日本无法控制其战争武器。”
魏特琳是位爱好和平的教育家。一届届毕业生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走向工作岗位，这种年复一年的喜悦，让魏特琳乐不知疲，因为她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全部兴趣和幸福感以及成就感--尽管连她家人都始终不理解。但魏特琳感觉自己很充实。1937年夏季的毕业生令她满意，共有42名青年女生要离开她奔赴工作岗位，其中60%的毕业生将成为教师。
“受过教育的妇女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魏特琳喜形于色，过去的19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职期间，她一年比一年更好地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因此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日本人又于8月初在上海点燃战火时，魏特琳她们仍在研究这一年的招生计划。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把每年9月初的开学日期推迟至9月20日。实际上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当时也建议在上海和南京等危险地区的学校都将新学年的开学日期推至这个时间，这也从一个角度看出当时的国民政府上上下下对在上海跟日本人拼一场硬仗有些担心，或者就根本没有半点信心。推迟20天开学能说明什么？20天仗是打完了还是永远打不完？20天是打赢的考量还是打输的时间？似乎谁都没说明白。
情况越来越不妙。从青岛度假回到南京，已是7月下旬。途中的情况已经让魏特琳感觉到时局发生了变化：“途中我遇到了5趟敞篷军列，载着士兵、战马和其他装备。在酷热中，这些士兵看起来很可怜，其中一些人还是少年。”女人是敏感的，她们会从细节中看出许多问题，比如中国军队的频繁调动，比如军人中可怜的少年说明了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和兵力不足所带来的问题，等等。
魏特琳有自己的事，她提前从青岛度假回南京，主要是为了检查新建的教工住宅。这个新公寓是魏特琳非常在意的一项工程，院长吴贻芳对此做了很大努力，造房的预算总在超额，这让一心想有个美国式公寓房子的魏特琳有几分着急--她期待自己在中国有一个理想的住处。但日本军队开进中国后一切都改变了，包括魏特琳个人的这么一点小愿望。
“校园熄灯后，在校园外的马路上，士兵和马匹的前进声、枪支碰撞的叮当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战争的准备仍在进行着。难道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两个国家间的战争？的确，当战争的狂热被释放后，情况就像是没有牧羊人的羊群。然而，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相当多的反战人士来阻止战争。”
魏特琳是爱好和平人士，她对战争脚步声感到愤怒。可那是日本人逼迫中国的后果，因为日本的军事机器正快速地开着。魏特琳回到南京后记下了七八月城内的战争气氛。
当局很快下达了一项让人无法接受、但又迅速被民众接受的命令：把所有的房顶涂成黑色或者灰色--屋檐下的红柱子也要涂改掉颜色。“否则将成为日本飞机扔炸弹的目标。”当局这样说。谁都怕死，于是这项计划很快得到响应和实施。“可怜的鼓楼也穿上了灰衣。”魏特琳不能接受这般惨状。她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例外地没“穿灰衣”，吴贻芳院长和魏特琳等爱美的女性教授们和学校董事会成员坚决反对。
“难道日本飞机对你们例外？”当局有人批评魏特琳她们。才不管哩！她们独行其道。这也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出了名的风格。
8月13日，上海大战拉开序幕，所有从那边到南京的通讯全部被切断，交通情况也如此。首都南京从此开始恐慌。
接下去的日子，魏特琳与所有南京人一样，除了坚持自己的正常工作之外就是挖防空洞。11日，传教士马吉和安娜来找魏特琳，三人在办公室里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有关基督教目前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没有结论，只有忧虑。
“我个人现在开始抵制日货。”魏特琳告诉教友，但她指出，“我还会努力地争取与日本民间取得联系，让日本的工人、农民了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做了些什么事。”
接下去的日子令魏特琳和同事们极其烦心，因为只要天气好一些，日本飞机就会在她们的头顶上扔炸弹。可怕的警报声和乏味的洞穴生活，让女人们非常痛苦和焦虑。而这期间还不停有伤感的消息传来：不是在上海日本人又炸死了多少人，就是南京城内又有多少房屋被毁、多少人死伤……“必须走了！凡是女人都应该离开，所有不是必须留下的男人们也要走。”美国使馆一次次来人对魏特琳她们说。
“我已经说我不走了，因为我要是走了，正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吴贻芳博士和中国同事们将要承担更多工作，我是文理学院的教学负责人，我尤其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这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到中国几十年来的使命，就像危险之中，男子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魏特琳对自己的使馆外交官们说。
“我们充分理解魏特琳小姐您的态度，选择留与走是您个人的意志，使馆尊重您。”使馆的态度让魏特琳感到愉快。
她没有了其他准备，唯有的准备就是与所有南京人一样：准备“迎接”日本人的任何行为--无奈的“迎接”。
形势越来越不好。别说是推迟开学的事了，学校本身都面临着马上搬迁的问题。这已经是政府的命令了，留下的人员只有少量的看守者，学生和教师都得往内地搬迁。南京城从8月份开始，整个城内都处在大搬迁的乱象之中。大人忙、孩子哭；军人忙，流氓笑；车马忙，鸡狗闲……总之，堂堂中国首都，此刻已是一片战前乱局。金陵女子学院现在有三个人最忙碌：院长吴贻芳和舍监及非常委员会成员程瑞芳，还有一个就是魏特琳。
9月1日，往年开学的日子。但这一年这个日子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完全是另一番样子。这天晚上，魏特琳与院长吴贻芳和另一位同事住在山顶防空的宿舍内，讨论着如何计划没有学生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下一步的工作。两位中国女性在谈论她们国家的时局时说的一句话令魏特琳印象深刻：“如果我们国家被日本人打败的话，那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缺乏勇气，而是我们队伍里有汉奸！”
中国内部的汉奸是谁？主战的蒋介石先生不可能是吧？汪精卫？魏特琳弄不明白中国的内部，只是有一点她是知道的：每当日本飞机夜间袭击南京城时，全城早已命令不准在重要公共场所或重要机构及军事设施开灯照明，然而总有一些坏蛋在黑暗中举起火把，给日本军机指引方向。这很可怕，也十分气人。
这就是吴院长她们所痛恨的汉奸吧？！
城内传来另一个消息：为了不给可能进攻南京的日本人留下任何宝贵资源与财富，当局传出要百姓和所有机构配合进行“焦土政策”，即中国宁愿把南京和其他大城市变成焦土，也不让日本人占领后得到任何好处。
真是疯了，战争的发起者和胜利者是疯子，战争的受害者也疯了！魏特琳看着她曾经如此迷恋的中国六朝古都与秦淮河美景，心中无数次呐喊，但似乎没有人理解和听她的。她唯一庆幸的是：她们的院长吴贻芳女士是位开明而有独立信仰的“头儿”，吴院长既没有执行“涂黑”，更没有执行“焦土”，她认为即使日本人的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亮出中国人的豪气与美丽”。魏特琳非常敬佩吴贻芳博士，说她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灵魂和象征。吴是该校首届毕业生，后赴美国读博士，回来接任院长之职，是位真正的教育家。因为吴贻芳的存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首都南京也是所名声非常好的学校，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经常光临并不时赠送些礼物与纪念品。
上海战役越打越惨烈，前线的伤病员大批大批地转运到南京地区的医院。魏特琳和程瑞芳还奉院长之命，接受了给大量的伤病员分送慰问品的任务。
女人走上街头搞捐助，发动妇女给伤员缝洗衣服甚至代为家人写信等等，魏特琳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甚至连自己的肤色都忘了，而中国人也完全把她当作了“自己人”。开始人们叫她“洋小姐”，后来知道了她的中文名叫华群，于是就叫她“华小姐”。
其实“华小姐”已经51岁，早已不是姑娘年龄了。“外国人称没有结婚的女人都为小姐。”后来一些不明白此事的中国人也都知道为何如此称呼人到中年的魏特琳了。
战争把人的聪明逼至极致。有一天魏特琳来到美国大使馆办事，发现外交官们忙着将一面巨大的星条旗（美国国旗）张掩在房顶上。“这样日本飞机扔炸弹时就不会朝我们头顶上扔了！”使馆人员这么说。
“那么整个城市的百姓怎么办？”魏特琳看着这一幕，内心很为南京市民和中国人伤痛--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张自己的国旗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倒是外国人能用自己的国旗保命。
她为此也更恨日本人：你们凭什么跑到中国来害人家嘛！
日本人的飞机已经把南京城炸得遍体鳞伤、鸡犬不宁。“这是谁家的鹅？”突然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两位警察，指着满地悠闲地摆动着身体的几只公鹅责问魏特琳。
“难道它对战争还有危害吗？”魏特琳十分不解地反问警察。
“华小姐你有所不知，这日本飞机一来，这鹅大爷‘哇哇’地乱叫，日本人就会朝下面扔炸弹，所以政府要求你们把它们宰了！”警察说。
“这是我们的实验生物，宰它们不公平！”魏特琳分辩说，“再说，如果日本人知道是鹅在叫，还以为是农村了，他们的驾驶员可能就放弃了对我们的轰炸呢！”
“这个……”警察真没想到魏特琳能说出这层意思来。但他们坚持说“这是上司的命令”，必须执行。
“你们还有几条狗吧！”警察追问。
魏特琳点点头，但她说：“它们很听话的，我们什么时候进洞，它们就跟着进洞，而且从不乱叫。”
警察似乎相信了魏特琳，临走时说：“那你们也得管住它们。”
魏特琳看着警察远去的身影，无奈而自嘲地摇摇头，真的都患上了“战争病”。
南京城和所有居住在这儿的人们，越来越严重地患上了“战争病”。
9月16日这一天魏特琳特别痛苦。晚上8点多她从防空洞出来，发现了她的“皮特勒”--那只捡来的与她相依为命的小狗趴在地上不动弹，唯有两个小眼睛可怜地盯着主人，泪汪汪的。原来它被一条毒蛇咬伤了。
“小可怜！我的小宝贝呵！”魏特琳抱起小家伙，直奔医务室，给它上药，然而已经太晚了。皮特勒不久便永远地“解脱了痛苦”，魏特琳好伤心，与程瑞芳等几人用白布将小家伙包起来后，埋在一棵小树下。
魏特琳特意为它默默祈祷。这是日本人犯下的一个间接罪行！她这样认为。
在埋葬皮特勒之后，魏特琳又一心投入到为她的学生们筹备新学年开学的事宜上。在许多人看来，中日军队在上海打得血肉模糊，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开学的可能性吗？魏特琳听了这样的话显然很生气，说：“战争是战争，孩子是孩子。我们无法制止两个国家的战争，却要尽一切可能让无辜的孩子上学。”
9月18日，金陵大学作出决定，欲在10月4日在南京开学，这消息让魏特琳受到极大鼓舞。这一天，魏特琳与程瑞芳等同事一起，通知了所有生物专业的学生们到武昌去上课，因为那里已经有6名她的学生重新获得了上课的机会。“我个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带着孩子的母亲应该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如果身体能够承受目前压力的话，我们其他人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最大的感情投资是与年轻的教会成员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当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了，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了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好机会……在我的传教生涯中，一个长期期待着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担负特别责任的妇女得到了与担任同样责任的男子相同的待遇，没有要求我们与带有孩子的母亲同时离开。”当天的日记里，魏特琳为自己能留在南京继续她的神圣工作而自豪。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
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
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第二天是中秋节，魏特琳心情愉快，因为这一天下了一场雨--雨天日本飞机是不会来轰炸的。而雨后的天空特别晴朗、清新、凉爽。这是自8月份以来南京人很少度过的难得的一天。白天，魏特琳挨家挨户去学生的家里做家访。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南京市民在无望的压抑日子里，竟然开门看到一位慈母般的“洋小姐”来家问寒问暖，怎不感动和激动？
“坐坐，华小姐，吃个月饼吧！”
“来来，华老师，我孩子今年还能去上学吗？”
家长们对魏特琳的到来，纷纷给予最热忱的接待和问候。“下午，下午我们就有一个地方的学校要开学聚会，我们一起去参加吧！”魏特琳以非常肯定和无限热情的态度告诉她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们。
下午2点30分。魏特琳与几位老师特意在她们的邻里学校布置了一个特别聚会，30多个孩子和18名成人参加，她和孩子们与宾客一起唱着熟悉的歌曲，心头充满着希望与期待。
“轰隆--”歌声尚未停止，突然，近处传来炸弹爆炸的巨响。令人生厌的日本飞机又在扰乱和破坏，这让魏特琳和孩子们更加蔑视与憎恨日本人。
“滚！滚滚！孩子们想上学有什么错？有什么妨碍你们的？”魏特琳仰头朝天怒骂从头顶掠过的日本轰炸机。
“华小姐！快到防空洞躲躲！快！”程瑞芳等使劲拉她进防空洞，而魏特琳仍然胸部剧烈起伏着在不停地咒骂扔炸弹的日本飞机。
9月20日，美国大使馆帕克斯顿参赞来找魏特琳，向她宣读了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的一份声明，“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毁灭南京所有的军事设施、机场和通讯中心”，从明天开始，日军将要对南京进行真正的攻击，换句话说，就是要真打南京了！
“我们奉政府之命，希望你们立即撤离南京去躲一躲吧！”帕克斯顿说。
“我怎么能放得下孩子和学校呢？”魏特琳还是那句老话。
“魏特琳小姐，你应该清楚，日本军队可不像你们基督教徒那么善良，他们的声明就是一个通牒令。如果再不走，他们的意思是炸死和打死概不负责。”
“难道连孩子和学校都不例外？”
“还用说！炸弹并不长眼。”
“那就更要留下来，我倒想看看日本人的炸弹真的敢往我们孩子身上和学校里扔！”
“唉！都到这个时候你还不信！”帕克斯顿缠不过魏特琳，甩甩手走了。“如果你还有需要可以给我和使馆写信……”他留下一句友好和关切的话。
“听说你们使馆的国旗还要下降？”魏特琳追出几步问道。
“是。国务院批准的。”帕克斯顿的声音。
魏特琳依偎在石栏上，看着远去的帕克斯顿的背影，两眼充满了忧虑。“我认为，如果所有的使馆都降下国旗，并撤走人员，这将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甚至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南京进行无情的、毫无顾忌的狂轰滥炸。我希望日本空军无法得到这种满足……”这是魏特琳找来女伴凯瑟琳小姐一起商量后给使馆的正式回复。
这一天里，魏特琳连续参加了几个她所认识的中国女孩的婚礼。开始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多女孩子突然结婚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女孩子的家长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趁日本人还未打进南京，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婆家结婚，兴许仗打过来后女孩还有个保护。
“悲剧！”魏特琳听后，直痛到心尖尖儿。可，你有什么办法呢？魏特琳站在耶稣像面前，觉得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现在，她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块地方。她心想：这里既是她的工作岗位，更是孩子们的理想家园。如果她们的家园都被日本人破坏或毁灭了，孩子的理想必定成为泡沫。
她决意留下，也是为这。
“既然他们都要走，大使馆里也没有人了，能不能让他们把旗帜给我们用用。”凯瑟琳说。
魏特琳一听，眼睛猛然一亮：“这是个好主意。听说西门子的拉贝先生就已经在自己住的院子里放了好几面他们德国的旗子，日本飞机还真不敢往他院子里扔炸弹呢！”
“他放的是纳粹旗，日本人害怕。”凯瑟琳说。
“我们的星条旗至少也能让日本人有所顾忌。”魏特琳来了精神，说，“我马上给使馆打电话，趁他们还没有走。”
“喂，使馆吗？我是魏特琳。我想向你们借样东西……”
“什么呢？魏特琳小姐，我们很愿意为您效劳。”
“国旗。就是像你们撑在屋顶上的那种大国旗。”
“噢--明白了。请稍等……”
使馆那边让魏特琳她们听消息。“有希望。”魏特琳朝凯瑟琳做了个鬼脸。
“魏特琳小姐，非常荣幸地告诉您，我们的大使已经同意了您的要求。”电话铃响，对方说。
“太谢谢了！谢谢你们！”魏特琳和凯瑟琳高兴地抱在一起欢呼。她们把这件事报告了吴贻芳院长。
吴贻芳也十分满意，说：“你们马上去拿回来吧！”
“好！”
魏特琳等把一面崭新的，有9英尺大的美国国旗拿回学校后，平展安放在校园的方草坪中间。“小了一点。恐怕日本飞机上投炸弹的人不一定看得清楚。”程瑞芳过来瞅了几眼，如此说。
“也是，太小了点。”凯瑟琳感觉也不满意。
魏特琳寻思了一下，说：“明天我们再去买点布，想法做一面比这大三倍的美国国旗！”
“好点子！”程瑞芳和凯瑟琳迎合道。
“轰隆隆！”
“轰隆隆！轰隆隆！”
日本人真的“履行”了他们的诺言--开始在南京实施绝对的破坏性大轰炸。“实业部今天被当场炸死41个人。”吴贻芳院长以沉重的心情向魏特琳等通报了这一消息。
大轰炸过后的夜色下，月亮探出头来。魏特琳从防空洞出来，回到实验室，当她推开窗户，一眼就看到了平展在草坪上的那面星条旗，忍不住走了出去。
月光下，魏特琳站在自己国家的国旗前，思绪万千。她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伊利诺州，也想起了自己有病的父亲以及对她一肚子埋怨的弟弟……然而魏特琳想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国家。她心头默默地说道：这些年来，如果我的国家不是那么自私、不是那么贪婪的话，这面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完全可以有巨大的能力使得日本人不敢为所欲为的！然而现在不是。他们都走了，连大使馆的门都要关了，他们的正义感到哪儿去了？
魏特琳的内心感到异常痛苦。为这，她对自己的祖国渐失信任，这也是她甘愿以生命的代价换取留在南京的原因。“我宁可为了几个中国孩子，也要站在日本人炸弹飞得到的地方，这样我的心会安宁些。请上帝相信我、理解我，也请我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父亲能理解我……”
她在胸前画着十字祈祷着。
26.顶住头上的炸弹--开学！
真的怪了，南京人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天气。
“我很难过，今天早上朝霞很美，似乎将是一个好天气。我在凝视窗外的时候，玫瑰色的绚丽朝阳已悄悄顺着我东面窗外长长的垂柳枝溜了进来。我在想：白天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多少痛苦、悲哀和破坏，多少残缺不全的尸体，正像最近的空袭所造成的那样……”这是9月25日早上魏特琳起床后写的一段日记。天气如此之美，她和她的学校与学生们却将要接受日军飞机的一次次大轰炸。
没有比这更可怕的现实了。
9月26日那天，魏特琳应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邀请，与吴贻芳院长等一起参观了中央医院被炸后的境况。
“他们是蓄谋已久的。”威尔逊指着院子内的一个宽约30英尺、深达15至20英尺的巨大弹坑，愤怒极了，“这儿距我们的防空洞这么近，如果稍稍偏离一点儿，昨天我和里面的100多名医生、护士和工人将全部葬身于此！”
魏特琳看着弹坑四周溅起的泥土，有的甚至飞到了周边的屋顶上。网球场东面的礼堂西墙已经倒塌，显然是被炸弹震塌的。再看看医院内的其他建筑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机枪的扫射。多座房子被炸毁，其中有护士楼，还有乒乓球室。“显然是精心安排的一次大袭击。”威尔逊说，“日本人就像一位技术娴熟的外科医生一样，用炸弹给我们的医院动了一次外科手术……”
“医院里的伤员将搬到哪里去呢？”魏特琳担心地问威尔逊。
“政府已经安排了另一所军队医院。”
“百姓病人怎么办？”
“他们被要求尽量回家。”
但魏特琳看到许多病人在家属的搀扶下，往防空洞内转移。一位年长的病人显然没有家属帮助，他很吃力地朝防空洞走的时候，摔倒在地。魏特琳赶紧上前一步扶起他，并问家人到哪儿去了。
“他们上一个月就离开南京了，到乡下的亲戚家安顿过日子。你是华小姐吗？我们都认识你。你是好人。”老人竟然能认出魏特琳，这让她感到惊喜和幸福。
“大爷，你害怕日本人吗？恨他们吗？”魏特琳关切地问。
“不怕。才不怕小东洋人呢！”老人回答得干脆，并说，“我让家里人离开南京，就是为了让他们有机会等日本人来了后多杀他几个！不然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太好欺了。我要活着，活着看他们到了南京干什么！”
魏特琳被这位老者的话感动了。这次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日本人正在让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得更紧密，他们要是明白这一点就好了！以往我从未见过中国人的这种勇气、信心和决心。”
入夜，魏特琳独自走在街头，发现竟然空无一人。走到学校附近，却意外看到这些平时她不太注意的房屋，此刻都被人租住了，而且连一些放杂物的空置房也有各式各样的人居住着。
“挨着你们学校安全。”
“小日本人不敢向孩子们动粗动武。”
魏特琳听到新搬到这儿住的市民们这样说，这让她既满足又担忧：日本军队真的能像南京市民们想的那么文明吗？
不可能！几乎不太可能。鼓楼医院被炸就已经说明，他们连病人和伤员都不放过，还能放过孩子和妇女？魏特琳这样认为，但她没有说出，因为实在不想破坏那些可怜的租居在她学校旁边的那些百姓的愿望。
10月10日，是民国政府时期的中国国庆节。这一天一早就开始下雨。老天为南京城提供了一层天然保护伞--炸弹不可能在这一天从天上落下。魏特琳一上午都在为教会忙着祈祷仪式，后来带着一群孩子到医院去慰问伤病员。下午她走在大街上，发现整个南京城竟然每家每户，更不用说政府机构了，他们的门口和屋顶上都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魏特琳仿佛在那一瞬间消除了内心的全部积怨--来到中国和留在南京是多么有意义！那一刻，她是幸福的。然而，日本人的飞机，很快在第二天又出现了，魏特琳的这份幸福心情也随之荡然无存……现在，魏特琳最关心的事还是她的学生能不能在10月下旬开学。从友校金陵大学获得的信息：他们的新生目前已有100多人注册，是往年的1/10。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已经迁移到武汉和上海等地，总部的魏特琳她们则主要是协调这些分校招生、开学和全校的基本预算等事务，尽管南京母校的教学职能基本丧失，但所有分校的每一个工作安排和学生的情况，仍在魏特琳与院长吴贻芳她们的关切和掌握之下。
10月30日，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必须举办的“创始者节”。魏特琳忙碌了一天代吴贻芳院长向每一个分校和每一位学生写信致意，并以母校的名义，向各分校发出如下电文：
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成员通过不懈的自我修炼，无私地承担起民族的危难，使自己无愧于学院创始者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理想。
--1937年10月30日，你们的母校
这一天令魏特琳特别高兴的是她收到了武汉分校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如此写道：“虽被分开，但不沮丧，依靠信念，不久又会欢聚一堂。母校久长！”
“我爱你们！”魏特琳拿着电报，久久地吻着不放。她仿佛在日本人的炸弹声中听到了她的学生们的琅琅的读书声。
“魏特琳小姐，今天我们也该庆祝一下创始者节了！晚上我们在母校也应该有个聚会。”吴贻芳在下午对魏特琳说，她那轻盈的身姿在魏特琳面前飘过，留下一句特别温馨的话，“叫上所有的教职员工，一起聚一聚。”
“OK！”魏特琳愉快地领取了任务，并与程瑞芳等投入了紧张的准备。
当晚，学校教学楼的大客厅内，热闹异常。这是自日本人大轰炸以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少有的欢乐气氛。参加人员共有36人，男士女士各18人，分为6桌。美丽的菊花使大厅大放异彩。
节目并非是载歌载舞，因为能跳跳唱唱的人都不在学校。但魏特琳等依然感到欢欣鼓舞。在喜忧参半的聚会后半段，有院长吴贻芳博士的演讲《面对当前危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魏特琳的演讲《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而最有趣的节目是传教士马吉先生的《让我们别忘了笑》，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说话风趣而幽默，虽然讲的是关于上帝的话题，折射的却是当代中国和中国妇女的信仰问题。他的观点是：当下日本军队气势汹汹地进犯首都南京，对中国之命运的信念，其实也是对中国妇女的信念，而对中国妇女的信念，更重要的就是对上帝的信念，这样才有了中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在南京遭遇大屠杀的每一天、每一时，当地的民众所感受到的洋传教士们的仁爱之心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超凡的和伟大的。
魏特琳当然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0月的最后一天，魏特琳步行来到鼓楼做完礼拜，而后她跟几十位中国教会成员一起高唱“上帝，拯救我们的国家”时，魏特琳竟然热泪盈眶，她事后对程瑞芳说：“我好像自己就是中国人一样，看到自己苦难的母亲受难，心里特别难受，很想为她做点事，哪怕是为正在上课的孩子挡一挡头顶上掉落下来的弹片和泥尘。”
仅仅10月31日这一天，魏特琳为了满足留在南京城内的孩子们的需要，她一个下午就去了3所学校，为那些被炸弹吓坏了的孩子们唱歌、讲课，让一颗颗幼小的心灵获得片刻的安宁与愉悦。当看到孩子们仰着天真无邪的笑容望着她时，魏特琳感觉那一刻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离开孩子，回到校舍，站在圣母玛丽亚像前，魏特琳的心一下又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武汉、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学生们连在了一起……“孩子们，我听到你们在读书，听到你们在歌唱，听到你们在夜幕下脸上露出的甘甜微笑，还有你们一天比一天隆起的少女胸脯。我在母校为你们祈祷，上帝保佑你们！”这是她怦怦跳动的心声，似一泓清泉潺潺而流，似一道霞光普照。
“孩子们，你们听到我的心声了吗？”魏特琳每天都在对着苍穹倾诉着。
她在成都分校的学生们来信了：华群小姐，我们有20人参加了“创始者节”庆祝活动。今年的庆祝活动主题是“植物”。查普曼先生和夫人以及我们全体分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我们的节目是：画一只手，中间有一个学院的校徽--这意味着我们想念您和校长她们……她在武汉分校的学生们来信了：这是一封航空信。66位校友与学生、教师在圣·希尔达教堂的庆祝活动热闹而庄严。孩子们告诉魏特琳小姐：外面的天在下雨，可我们的庆祝活动欢声笑语不停，大家十分高兴。我们的活动主题是“有巢的鸟”。这主题意味的是我们这些在外飞翔的鸟儿，向往早日回到我们可爱的巢--母校。
上海分校的学生们也来信了：尽管日本飞机的轰炸声和中国军队的高射炮的回击声伴随着庆祝活动，可鲁丝小姐和纽夫人依旧毫不逊色地照旧高声朗诵了她们的赞美诗。
“留在母校的我们，就像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同一天收到来自三个分校的信，我不得不说这是最幸福的一天。”魏特琳在当晚的日记里写下这句话。
新一天醒来的时候，魏特琳与所有南京城里的人一样关心天气。她的一个中国女教徒说：“很奇怪，我们的变化多大呀！现在我们坚持认为：坏天气好，而好天气坏。在下雨的星期天，我们肯定要去教堂。”
那么南京的普通百姓怎么办？下雨时，他们肯定要去街头忙着买些东西回家；而太阳出来的日子，他们一定早早地躲进了自己的或别人家的防空洞内……无奈而忧愁的日子这样过着。
11月18日，魏特琳第一次正式听到她的朋友们正在组织一个“难民安全区”，并且得到了政府的首肯，美国使馆也表示赞赏。斯迈思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担任秘书职务。当他把这个安全区的情况介绍给魏特琳听后，她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串问题：日本人真的那么快就打进南京城了？南京城会被彻底摧毁吗？中国军队会被迫撤退而不是被困在城内？会发生抢劫或者更严重的杀人放火？恶战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该怎么办？
“使馆为你们准备了舰船，你们必须在这几天撤离，否则就不可能再有多少机会了！”使馆似乎在暗示日本军队马上就要打到南京城了。
魏特琳还是原来的那句话：我不会走，除非日本人的炸弹将我炸飞了！
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始终彬彬有礼地说：“我们尊重魏特琳小姐的决定。”这让魏特琳感到自己国家的外交官很有修养，他们尊重别人的意愿。
忧郁的日子来了，是一年中最凄楚的。
树叶凋零北风号，草地变黄人亦凉。
这是魏特琳小时候在家乡替人放牛时唱的歌。现在，她哼着它，平添几分凄凉。
11月21日，星期天。这一天，魏特琳的日记这样写道：
我们发现伤员们一群一群地聚集在火车站的各个地方，也许有200人，但我不能肯定。没有医生护士，有些伤员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由于没有足够的被褥，普通的麻袋也被当做被子。那里还有其他像我们这样的志愿者。我们尽自己所能安慰他们。有一个眼睛和鼻子都严重受伤的士兵在痛苦地呻吟，但我们只能用这样的话安慰他：我们会尽快将他送到医院。另一个伤兵从腿到臀部都被炸掉了，他的伤口已有数天没有得到医治。我永远也忘不了腐肉所发出的气味。当我回到家时，首先用来苏尔水，然后用肥皂洗手，但手上还是有气味。后来我用了面霜，然后又用了香水，但今天一整天，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气味。
我希望所有在7月和8月份认为有必要进行战争的人，要是能先看一看昨晚大批重伤员的痛苦情形就好了。我肯定他们会向我承认，当战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时，战争就是一种犯罪。这些士兵只是些普普通通的青年和孩子，就像我们在我们邻里中所看见的人一样。面对现代战争，他们看来缺少训练，缺乏装备。
我不会轻易忘记一个可怜的人，当我从他担架旁经过时，他请求我不要在今晚就把他送进医院。他说他太累了，已经在火车上待了两天，并且很疼。当我帮他调整一下位置，使他舒适些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被子已经湿透了。我试图找一条被子，但只找到了一些麻袋，于是我只好用麻袋当被子。他说早先的外国医生对他很好，每天为他换药。他还说：“你知道吗，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对那名医生说，如果我年轻一些的话，我想让他做我的教父。”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在想，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谁来照顾这些伤员和穷人？他们不可能到西部去，他们会被留下，并成为鸦片馆的牺牲品吗？
